ZT：舰船晓军——中国战略产业发展需要媒体支撑

中国战略产业发展需要媒体支撑     2007-05-01 08:09:06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5189d010008km.html

    今天，《环球时报》以“战略产业，突破西方信息围剿”为题，发表了一篇我的署名文章。这是前不久我与《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聊天时谈的一些话题，后来他希望我写出来，于是报社的编辑就约我写了这篇文章。由于我经常写博，可能写的罗嗦了一些，文章发表时，编辑删了大约一千字左右。我现在还是把我的原稿贴在这里，希望大家为我国战略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中国战略产业发展也需要媒体支撑

    在2007年的第一季度里，媒体上出现了中国战略产业突起的热潮。其中代表“作品”就是中国宣布要自行设计制造大飞机和中国接连发射了两颗“北斗”导航卫星。从媒体的角度看，这种中国战略产业的“热潮”与来自西方媒体的信息干扰和冲击是不无关系的。很多是因为国外媒体先报道了一轮，我们的媒体才跟进“炒作”一轮，然后就等待下一个目标。明明是自己国家的正常发展，为什么要给受众一种“追西风”的感觉呢？这是不是暴露出在中国战略产业向世界水平发起冲刺的过程中，中国在包含有文化、制度、传媒等要素的软实力方面仍处于懵懂状态呢？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中国媒体面临的新挑战
    最近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指向，似乎每一个都是在摘美欧大国战略产业的“心肝”，比如大飞机、导航卫星、高温气冷核反映堆、龙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无线通信技术等等。怎样解释中国战略产业的这种“井喷期”到来的现象呢？如果我们把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比喻为以GDP增长作为速度的赛跑的话，那么中国目前是正处在第四名的位置上。纵观跑在我们前面的德国、日本和美国以及排在后面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是在一些战略产业和高技术上有领先优势的经济强国，而中国的“第四名”恰恰是在相当程度上付出了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金融流动性过大、低水平出口加工业盲目扩张、就业压力大且扁平化等代价换来的，因此最近中国战略产业 “井喷期”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进行产业升级、为中国经济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出路的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
    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中国战略这种“井喷期”到来时一些西方媒体的反映。
   “巨龙已醒正在撼动世界”，这是美国导航卫星权威杂志——《GPS世界》2006年12月1日的文章题目。作者阿兰·卡迈隆在文章一开头这样写道：“现在中国已经通过新的‘北斗’（导航卫星）制造出了更多的声响。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前景吧。首先，让我们先跳出专家的视角，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拿破仑"波拿巴曾经说过：“‘当沉睡的巨龙苏醒，他将撼动世界’……。”这是美国GPS权威媒体对中国“北斗”卫星评述的开始。
    中国在导航卫星这种十几年前西方大国刚刚进入民用领域的高技术产业发起冲击，引起美欧媒体、特别是他们专业媒体的惊呼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媒体要更关注他们惊呼背后的那些东西，以此来校正中国战略产业发展在竞争环境中的“媒体位置”。比如“巨龙已醒正在撼动世界”一文，在前面惊呼之后，马上就进入了很专业的分析，将中国即将要建立的第二代“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与欧洲拖延的“伽利略”系统进行比较，探讨中国新二代“北斗”系统是不是会超过“伽利略”成为GPS的潜在对手。而这正是问题的本质，同时，也是西方非专业媒体制造“中国威胁论”的信息来源。可以预计，随着中国战略产业日后发展的进程，这种“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会越来越大。
    西方非专业媒体利用一些专业媒体的数据、结论制造“中国威胁论”，往往采用的是放大、进而引向军事、经济对抗的手法。面对这些，我们的媒体一方面可以正面回击，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根据那些数据和结论，让我们的受众在正确认识中国战略产业发展瓶颈的同时，鼓励受众脱离“对抗情绪的积累”进而转向与国家发展同生共进的理性思考。如果说中国不得不在发展战略产业上发起冲刺，是中国因经济快头太大不能钻发达国家裤裆实现现代化的一场硬件“攻防战”的话，那么双方的媒体一定也无时无刻地在信息空间里进行着“软性”的博弈。这种博弈中既有对对方的具体技术水平、资金多少和决心意志的试探、评估和分析，更有对对方决心与意志的干扰和“攻击”。目前来看，因中国战略产业发展、突起所形成的双方媒体在信息空间里的博弈中，特别是在信息完全透明的情况下，中国的媒体仍处在被动防御的位置上。
    那么怎么样才能“转守为攻”呢？笔者认为，如果盲目的封堵和回避，显然是一种自废“软实力武功”的被动战法，而停留在表面的“对骂”式的炒作，也会把我们宝贵的民众爱国主义资源推向极端，最后很可能变成了自我干扰。因此，我们的媒体首先要认识到自身就是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重要的软实力，怎样用媒体作牵引完备中国的软实力？怎样在信息空间里瓦解对方的干扰和“攻击”？怎样在一个信息开放的环境中将国家升级战略产业的决心和意志向广大受众正确传达？怎样通过信息空间的博弈迫使对方达成一种总体上的妥协？可以说都是未来中国媒体面对的挑战。
                            软实力战略应用的案例
    软实力的战略运用，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运用是非常常见的。
    比如60年代美国因越战和黑人民权运动造成了国内的社会凝聚力急剧下降时，登月却成为了一个找回社会凝聚的软实力着力点。不仅媒体而且娱乐界也参与进来，制造了一个以太空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强势的凝聚场。甚至现在很多年龄稍大一点的中国知识分子，还念念不忘在那个文化强势中诞生出来的摇滚乐队。
    最近的例子是伊朗核问题。如果我们不考虑法理上的正确与否，只从手法上看，伊朗核问题中确实也是其领导人成功利用软实力的范例。法国原驻伊朗的科技文化参赞弗雷德里克"特里耶（1999～2001年，现在在法国国防部研究伊朗政治和核问题）在2004年写的《伊朗时刻》一书中透露，2003年伊朗沙里夫学院的500名大学生向政府写了要求发展核能的公开信后，作者就前瞻性地预料到内贾德若当选总统后会在核问题上走向强硬。此书后来经过作者修订于2006年2月被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翻译成英文，作者本人也成了美国研究伊朗问题智囊机构的座上宾。他认为核计划是伊朗与国际社会博弈的筹码。实事上，我们看到恰恰是内贾德在当选后，他和他的团队通过媒体、集会等软实力的呈现手段，将和平利用核能与“把石油收入放到老百姓餐桌上”的平民理想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在国内民众中形成了一种让西方决策者难以判断的决心和意志。
    伊朗民众发展核能力的这种决心和意志，正是美国在对用武力更迭伊朗政权评估中一个重要的不确定的“变数”，进而影响和干扰了美国最终下达军事打击伊朗的决心。在美国无法评估“变数”难下决心的时候，伊朗适时不断改变美国已知的“定数”——启动离心机的数目。伊朗目前设计使用的离心机为P-1型，国际原子能机构估计该机的分离能力为2～3个分离单位，而国际上一般认为每年生产1千克90%以上浓度的高浓缩铀需要220个分离单位，由于伊朗核武器设计和加工技术不高，所以1枚核弹需要25千克的高浓缩铀，也就是说伊朗要生产1颗核弹需要5500个分离单位，这需要大约2000台离心机串联工作，考虑到铀浓缩过程中的材料损失，伊朗将串联的离心机数量设计为了3000台，其1年的生产能力刚好可以满足1枚核弹的需要。现在伊朗又不断通过媒体对外宣布增加开启的离心机数量正在逼近3000台，这种不断增加的“定数”与作为软实力呈现的决心和意志的“变数”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伊朗作为防御一方不断增值的外交筹码。而这很可能让伊朗在获得最大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进入与美国和西方达成某种战略上妥协的过程。
    事实上，在这场博弈中伊朗首先明确了美国更迭其政权的企图，也就是美国试图通过核问题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进而也就明确了在信息空间里进行博弈的内容。随后伊朗调动了一切可以强化信息空间里呈现和平利用核能的决心和意志的要素，来影响美国对其实施军事打击的决心和意志，最终在留有一定妥协空间的基础上，阶段性地实现了反威慑博弈效果。
                        媒体对中国战略产业的支撑
    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软实力中的宣传动员能力，恰恰中国所具有的优势，即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优势曾经为中国的工业化起步、特别是国防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那么在中国战略产业再次向世界高水平发起冲击的时候，怎样在原有的优势上进行累加和修正，无疑是中国媒体不可回避的责任。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加速和对自主创新项目的投资力度的加大，一些战略产业与发达国家的战略产业的竞争是必然的，即所谓的结构性矛盾。而这种矛盾发生冲突时，往往最先会体现在双方在信息空间里的博弈上，比如先期产品概念的确立，比如同一个市场中的营销、产品推广等等。由于中国是工业化的后发国家，在软实力的某些方面，如品牌的确立、市场营销和媒体配合等方面的博弈上必然处于弱势，因此当中国决定将战略产业升级时，同步强化在信息空间里参与博弈的相应的软实力因素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其实中国在工业化早期就有过现实的例子。比如1931年9月28日由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由15家国货工业企业组建）创办的《机联会刊》，就是宣传当时中国制造业的一个媒体。笔者手头就有藏有几十本当时的《机联会刊》，笔者随便拿一本1936年2月1日出版的《机联会刊》，上面就有一则赓和牌风琴的广告这样写着：“设立27年为抵制舶来风琴之先锋。”现在看来，那个年代的广告有点直接、有些“贸易保护”的嫌疑，但是在199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为了通用动力公司带动的那几十万张选票，不是也公然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将150架F-16战斗机出售给了我国的台湾地区吗？当时美国的一些媒体不也是搬出“与台湾关系法”为总统的决定在自圆其说吗？事实上，在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下，国家保护自己战略产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当然，现在软实力的较量更加复杂和更加讲究技巧了。比如在中国政府宣布自行发展大飞机后，美国《航空与空间技术周刊》马上就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制造大飞机面临重重阻碍”的文章，列举了中国自行发展大飞机的种种障碍。其中之一就有中国无法解决研发大飞机的资金持续投入的问题。这时我们的媒体如果先期预料到对方会释放出这种信息干扰，完全可以事先就中国的融资渠道、甚至百姓关心的股市房市汇市以及是否要建立中长期战略风险投资和制度监管等问题，在请相关专家在分析梳理的过程中，提前使受众对中国发展战略产业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清醒的认识，提前在受众心理上构筑信息防线，进而做出中国发展战略产业信心和意志不容质疑的回应。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本质上就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同时也一定是伴随着软实力不断创新升级的过程。甚至在某些时候、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处于赶超的阶段，软实力的创新与升级很可能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看，在未来的10年伴随着中国战略产业的冲刺性发展，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由四进二的“弯道”加速，作为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媒体应该如何创新与升级？应该如何突破来自对手的信息“围剿”？应该如何为中国战略产业在与对手赛跑的“弯道”上加速而鼓劲加油？都应该放在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中去谋划，这也正是未来增强中国综合国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必然选择。中国战略产业发展需要媒体支撑     2007-05-01 08:09:06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5189d010008km.html

    今天，《环球时报》以“战略产业，突破西方信息围剿”为题，发表了一篇我的署名文章。这是前不久我与《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聊天时谈的一些话题，后来他希望我写出来，于是报社的编辑就约我写了这篇文章。由于我经常写博，可能写的罗嗦了一些，文章发表时，编辑删了大约一千字左右。我现在还是把我的原稿贴在这里，希望大家为我国战略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中国战略产业发展也需要媒体支撑

    在2007年的第一季度里，媒体上出现了中国战略产业突起的热潮。其中代表“作品”就是中国宣布要自行设计制造大飞机和中国接连发射了两颗“北斗”导航卫星。从媒体的角度看，这种中国战略产业的“热潮”与来自西方媒体的信息干扰和冲击是不无关系的。很多是因为国外媒体先报道了一轮，我们的媒体才跟进“炒作”一轮，然后就等待下一个目标。明明是自己国家的正常发展，为什么要给受众一种“追西风”的感觉呢？这是不是暴露出在中国战略产业向世界水平发起冲刺的过程中，中国在包含有文化、制度、传媒等要素的软实力方面仍处于懵懂状态呢？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中国媒体面临的新挑战
    最近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指向，似乎每一个都是在摘美欧大国战略产业的“心肝”，比如大飞机、导航卫星、高温气冷核反映堆、龙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无线通信技术等等。怎样解释中国战略产业的这种“井喷期”到来的现象呢？如果我们把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比喻为以GDP增长作为速度的赛跑的话，那么中国目前是正处在第四名的位置上。纵观跑在我们前面的德国、日本和美国以及排在后面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是在一些战略产业和高技术上有领先优势的经济强国，而中国的“第四名”恰恰是在相当程度上付出了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金融流动性过大、低水平出口加工业盲目扩张、就业压力大且扁平化等代价换来的，因此最近中国战略产业 “井喷期”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进行产业升级、为中国经济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出路的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
    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中国战略这种“井喷期”到来时一些西方媒体的反映。
   “巨龙已醒正在撼动世界”，这是美国导航卫星权威杂志——《GPS世界》2006年12月1日的文章题目。作者阿兰·卡迈隆在文章一开头这样写道：“现在中国已经通过新的‘北斗’（导航卫星）制造出了更多的声响。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前景吧。首先，让我们先跳出专家的视角，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拿破仑"波拿巴曾经说过：“‘当沉睡的巨龙苏醒，他将撼动世界’……。”这是美国GPS权威媒体对中国“北斗”卫星评述的开始。
    中国在导航卫星这种十几年前西方大国刚刚进入民用领域的高技术产业发起冲击，引起美欧媒体、特别是他们专业媒体的惊呼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媒体要更关注他们惊呼背后的那些东西，以此来校正中国战略产业发展在竞争环境中的“媒体位置”。比如“巨龙已醒正在撼动世界”一文，在前面惊呼之后，马上就进入了很专业的分析，将中国即将要建立的第二代“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与欧洲拖延的“伽利略”系统进行比较，探讨中国新二代“北斗”系统是不是会超过“伽利略”成为GPS的潜在对手。而这正是问题的本质，同时，也是西方非专业媒体制造“中国威胁论”的信息来源。可以预计，随着中国战略产业日后发展的进程，这种“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会越来越大。
    西方非专业媒体利用一些专业媒体的数据、结论制造“中国威胁论”，往往采用的是放大、进而引向军事、经济对抗的手法。面对这些，我们的媒体一方面可以正面回击，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根据那些数据和结论，让我们的受众在正确认识中国战略产业发展瓶颈的同时，鼓励受众脱离“对抗情绪的积累”进而转向与国家发展同生共进的理性思考。如果说中国不得不在发展战略产业上发起冲刺，是中国因经济快头太大不能钻发达国家裤裆实现现代化的一场硬件“攻防战”的话，那么双方的媒体一定也无时无刻地在信息空间里进行着“软性”的博弈。这种博弈中既有对对方的具体技术水平、资金多少和决心意志的试探、评估和分析，更有对对方决心与意志的干扰和“攻击”。目前来看，因中国战略产业发展、突起所形成的双方媒体在信息空间里的博弈中，特别是在信息完全透明的情况下，中国的媒体仍处在被动防御的位置上。
    那么怎么样才能“转守为攻”呢？笔者认为，如果盲目的封堵和回避，显然是一种自废“软实力武功”的被动战法，而停留在表面的“对骂”式的炒作，也会把我们宝贵的民众爱国主义资源推向极端，最后很可能变成了自我干扰。因此，我们的媒体首先要认识到自身就是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重要的软实力，怎样用媒体作牵引完备中国的软实力？怎样在信息空间里瓦解对方的干扰和“攻击”？怎样在一个信息开放的环境中将国家升级战略产业的决心和意志向广大受众正确传达？怎样通过信息空间的博弈迫使对方达成一种总体上的妥协？可以说都是未来中国媒体面对的挑战。
                            软实力战略应用的案例
    软实力的战略运用，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运用是非常常见的。
    比如60年代美国因越战和黑人民权运动造成了国内的社会凝聚力急剧下降时，登月却成为了一个找回社会凝聚的软实力着力点。不仅媒体而且娱乐界也参与进来，制造了一个以太空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强势的凝聚场。甚至现在很多年龄稍大一点的中国知识分子，还念念不忘在那个文化强势中诞生出来的摇滚乐队。
    最近的例子是伊朗核问题。如果我们不考虑法理上的正确与否，只从手法上看，伊朗核问题中确实也是其领导人成功利用软实力的范例。法国原驻伊朗的科技文化参赞弗雷德里克"特里耶（1999～2001年，现在在法国国防部研究伊朗政治和核问题）在2004年写的《伊朗时刻》一书中透露，2003年伊朗沙里夫学院的500名大学生向政府写了要求发展核能的公开信后，作者就前瞻性地预料到内贾德若当选总统后会在核问题上走向强硬。此书后来经过作者修订于2006年2月被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翻译成英文，作者本人也成了美国研究伊朗问题智囊机构的座上宾。他认为核计划是伊朗与国际社会博弈的筹码。实事上，我们看到恰恰是内贾德在当选后，他和他的团队通过媒体、集会等软实力的呈现手段，将和平利用核能与“把石油收入放到老百姓餐桌上”的平民理想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在国内民众中形成了一种让西方决策者难以判断的决心和意志。
    伊朗民众发展核能力的这种决心和意志，正是美国在对用武力更迭伊朗政权评估中一个重要的不确定的“变数”，进而影响和干扰了美国最终下达军事打击伊朗的决心。在美国无法评估“变数”难下决心的时候，伊朗适时不断改变美国已知的“定数”——启动离心机的数目。伊朗目前设计使用的离心机为P-1型，国际原子能机构估计该机的分离能力为2～3个分离单位，而国际上一般认为每年生产1千克90%以上浓度的高浓缩铀需要220个分离单位，由于伊朗核武器设计和加工技术不高，所以1枚核弹需要25千克的高浓缩铀，也就是说伊朗要生产1颗核弹需要5500个分离单位，这需要大约2000台离心机串联工作，考虑到铀浓缩过程中的材料损失，伊朗将串联的离心机数量设计为了3000台，其1年的生产能力刚好可以满足1枚核弹的需要。现在伊朗又不断通过媒体对外宣布增加开启的离心机数量正在逼近3000台，这种不断增加的“定数”与作为软实力呈现的决心和意志的“变数”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伊朗作为防御一方不断增值的外交筹码。而这很可能让伊朗在获得最大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进入与美国和西方达成某种战略上妥协的过程。
    事实上，在这场博弈中伊朗首先明确了美国更迭其政权的企图，也就是美国试图通过核问题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进而也就明确了在信息空间里进行博弈的内容。随后伊朗调动了一切可以强化信息空间里呈现和平利用核能的决心和意志的要素，来影响美国对其实施军事打击的决心和意志，最终在留有一定妥协空间的基础上，阶段性地实现了反威慑博弈效果。
                        媒体对中国战略产业的支撑
    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软实力中的宣传动员能力，恰恰中国所具有的优势，即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优势曾经为中国的工业化起步、特别是国防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那么在中国战略产业再次向世界高水平发起冲击的时候，怎样在原有的优势上进行累加和修正，无疑是中国媒体不可回避的责任。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加速和对自主创新项目的投资力度的加大，一些战略产业与发达国家的战略产业的竞争是必然的，即所谓的结构性矛盾。而这种矛盾发生冲突时，往往最先会体现在双方在信息空间里的博弈上，比如先期产品概念的确立，比如同一个市场中的营销、产品推广等等。由于中国是工业化的后发国家，在软实力的某些方面，如品牌的确立、市场营销和媒体配合等方面的博弈上必然处于弱势，因此当中国决定将战略产业升级时，同步强化在信息空间里参与博弈的相应的软实力因素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其实中国在工业化早期就有过现实的例子。比如1931年9月28日由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由15家国货工业企业组建）创办的《机联会刊》，就是宣传当时中国制造业的一个媒体。笔者手头就有藏有几十本当时的《机联会刊》，笔者随便拿一本1936年2月1日出版的《机联会刊》，上面就有一则赓和牌风琴的广告这样写着：“设立27年为抵制舶来风琴之先锋。”现在看来，那个年代的广告有点直接、有些“贸易保护”的嫌疑，但是在199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为了通用动力公司带动的那几十万张选票，不是也公然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将150架F-16战斗机出售给了我国的台湾地区吗？当时美国的一些媒体不也是搬出“与台湾关系法”为总统的决定在自圆其说吗？事实上，在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下，国家保护自己战略产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当然，现在软实力的较量更加复杂和更加讲究技巧了。比如在中国政府宣布自行发展大飞机后，美国《航空与空间技术周刊》马上就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制造大飞机面临重重阻碍”的文章，列举了中国自行发展大飞机的种种障碍。其中之一就有中国无法解决研发大飞机的资金持续投入的问题。这时我们的媒体如果先期预料到对方会释放出这种信息干扰，完全可以事先就中国的融资渠道、甚至百姓关心的股市房市汇市以及是否要建立中长期战略风险投资和制度监管等问题，在请相关专家在分析梳理的过程中，提前使受众对中国发展战略产业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清醒的认识，提前在受众心理上构筑信息防线，进而做出中国发展战略产业信心和意志不容质疑的回应。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本质上就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同时也一定是伴随着软实力不断创新升级的过程。甚至在某些时候、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处于赶超的阶段，软实力的创新与升级很可能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看，在未来的10年伴随着中国战略产业的冲刺性发展，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由四进二的“弯道”加速，作为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媒体应该如何创新与升级？应该如何突破来自对手的信息“围剿”？应该如何为中国战略产业在与对手赛跑的“弯道”上加速而鼓劲加油？都应该放在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中去谋划，这也正是未来增强中国综合国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