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他们也曾星光熠熠——淮系旧闻漫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20:43:04
作者：随遇而安79
谈起李氏和淮系，未必有全面的了解，往往就是“卖国”二字便告打发。
其实，淮军开中国军队近代化之先河，复支撑中国国防几三十年，李氏更是以一书生成为晚清风雨危房的第一“裱糊匠”。他们于国，是功过各存，于史，可传之事数不胜数。但甲午败狃，李氏与淮军声名扫地，本朝定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出于政治之考虑，淮系更是一丑百丑，被剥得只剩下一张简单的脸谱。实在是很值得惋惜的事情。
曾国藩识拔刘铭传
淮系纵横中国几四十年，可记之事千头万绪，拿什么当“药引”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以曾国藩识拔刘铭传为开场白，固然可以凸显曾氏于淮军的创造之功；从中也颇能显现淮军诸将，尤其是淮系李鸿章之下第一人才刘铭传的个性——而这一个性，于后来淮系的兴衰，实在都有莫大的关系。
那还是咸丰十一年的事情，成军已经七年的湘军渐露疲态，主张“成大事需着后手”的曾国藩开始筹划创一有朝气的新军。于是让李鸿章回乡搜罗淮上的豪杰之士，欲从中选拔新军的领军之才。李氏遂返淮上，援引豪杰，咸集于安庆大营，等待曾国藩的鉴识。
某日，国藩换上便服来到诸人下榻的地方，这些人当惯了地头蛇，想来都不认识节制四省军务，赫赫有名的曾大帅，还是各干各事。有的喝酒猜拳，有的放声高歌，还有默坐无言的，只有一位敞开衣服坐在窗下，喝酒读书，而且读的还颇具豪气“朗诵一篇，饮酒一盅，长啸绕坐”。曾国藩上前一看，读的原来是《史记》。
回去以后，曾国藩找来李鸿章说，这些都是可以立大功，成大事的人，但将来成就最大的，是“南窗裸腹持酒人耳”。这个人，就是刘铭传。
说起来，最初我对这个掌故是半信半疑的。毕竟这和王羲之“东床快婿”的故事太过相似，而根据经验，这种旧戏新演的历史故事，往往出自后人的比附。
不过这个故事来自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而刘氏则是从自己的老师容闳处听来的，容闳同治二年入曾国藩幕，此事虽然不是亲眼所见，应该也是有所依据的，何况于中很见刘铭传的个性，那就姑且信之吧。顺便插一句，这个刘禺生其实也是颇值一谈的。他还有一部大大有名的作品——《洪宪纪事诗》，这部描摹洪宪丑态的三百首组诗，当年可是得到孙中山亲自作序，时光流转，五十年后，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又有共产党的董必武为之作序，历史的参差聚合，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啊。
这个故事还有很多版本，比如有说是诸人谒见曾国藩，于前厅等候，大多默默静坐，只有刘铭传不耐抱怨道，见就见，不见拉倒。曾氏遂激赏刘铭传。不过，这个版本虽然很符合刘铭传负才使性的气质，却不太可信，毕竟曾国藩是特重礼仪之人，更强调修身养性，李鸿章不来“共进早餐”都要被他教训。刘铭传演出如此失礼之举，肯定难入涤帅的法眼。
不管此事的真假，曾国藩推重刘铭传却是有文字可证的。曾氏为刘铭传《大潜山房诗钞》作序，称刘铭传“省三用兵亦能横厉捷出，不主常故。二十从戎，三十而拥疆寄，声施烂然，为时名将。”，评价不可不谓高。不过曾涤帅不愧善于鉴人，这句高规格评价之后便是一个“但书”——“惟所向有功，未遭挫折，蔑视此虏之意多，临事而惧之念少，若加以悚惕戒慎，豪侠而具敛退，气象尤可贵耳。”。
曾国藩的这一番话，写在铭传平定捻军，声名臻于鼎盛的同治五年，随遇在一百多年后读来，却觉得是道尽了刘六麻子一生最大的死穴——才调太高，不免忽略了养性的功夫，“易退难进”，落落难与人合，遂难成全材，尽展抱负——才人难为国所用，这实在不仅仅是刘铭传个人的遗憾了。
“奇材自是无拘忌，小过何妨为谅原。空使鼓鼙思后日，那闻鹰隼寄藩篱”，周馥的挽诗固然是为铭传辩解，却也未尝不是对省三军门加以微讽啊！
作者：随遇而安79
谈起李氏和淮系，未必有全面的了解，往往就是“卖国”二字便告打发。
其实，淮军开中国军队近代化之先河，复支撑中国国防几三十年，李氏更是以一书生成为晚清风雨危房的第一“裱糊匠”。他们于国，是功过各存，于史，可传之事数不胜数。但甲午败狃，李氏与淮军声名扫地，本朝定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出于政治之考虑，淮系更是一丑百丑，被剥得只剩下一张简单的脸谱。实在是很值得惋惜的事情。
曾国藩识拔刘铭传
淮系纵横中国几四十年，可记之事千头万绪，拿什么当“药引”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以曾国藩识拔刘铭传为开场白，固然可以凸显曾氏于淮军的创造之功；从中也颇能显现淮军诸将，尤其是淮系李鸿章之下第一人才刘铭传的个性——而这一个性，于后来淮系的兴衰，实在都有莫大的关系。
那还是咸丰十一年的事情，成军已经七年的湘军渐露疲态，主张“成大事需着后手”的曾国藩开始筹划创一有朝气的新军。于是让李鸿章回乡搜罗淮上的豪杰之士，欲从中选拔新军的领军之才。李氏遂返淮上，援引豪杰，咸集于安庆大营，等待曾国藩的鉴识。
某日，国藩换上便服来到诸人下榻的地方，这些人当惯了地头蛇，想来都不认识节制四省军务，赫赫有名的曾大帅，还是各干各事。有的喝酒猜拳，有的放声高歌，还有默坐无言的，只有一位敞开衣服坐在窗下，喝酒读书，而且读的还颇具豪气“朗诵一篇，饮酒一盅，长啸绕坐”。曾国藩上前一看，读的原来是《史记》。
回去以后，曾国藩找来李鸿章说，这些都是可以立大功，成大事的人，但将来成就最大的，是“南窗裸腹持酒人耳”。这个人，就是刘铭传。
说起来，最初我对这个掌故是半信半疑的。毕竟这和王羲之“东床快婿”的故事太过相似，而根据经验，这种旧戏新演的历史故事，往往出自后人的比附。
不过这个故事来自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而刘氏则是从自己的老师容闳处听来的，容闳同治二年入曾国藩幕，此事虽然不是亲眼所见，应该也是有所依据的，何况于中很见刘铭传的个性，那就姑且信之吧。顺便插一句，这个刘禺生其实也是颇值一谈的。他还有一部大大有名的作品——《洪宪纪事诗》，这部描摹洪宪丑态的三百首组诗，当年可是得到孙中山亲自作序，时光流转，五十年后，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又有共产党的董必武为之作序，历史的参差聚合，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啊。
这个故事还有很多版本，比如有说是诸人谒见曾国藩，于前厅等候，大多默默静坐，只有刘铭传不耐抱怨道，见就见，不见拉倒。曾氏遂激赏刘铭传。不过，这个版本虽然很符合刘铭传负才使性的气质，却不太可信，毕竟曾国藩是特重礼仪之人，更强调修身养性，李鸿章不来“共进早餐”都要被他教训。刘铭传演出如此失礼之举，肯定难入涤帅的法眼。
不管此事的真假，曾国藩推重刘铭传却是有文字可证的。曾氏为刘铭传《大潜山房诗钞》作序，称刘铭传“省三用兵亦能横厉捷出，不主常故。二十从戎，三十而拥疆寄，声施烂然，为时名将。”，评价不可不谓高。不过曾涤帅不愧善于鉴人，这句高规格评价之后便是一个“但书”——“惟所向有功，未遭挫折，蔑视此虏之意多，临事而惧之念少，若加以悚惕戒慎，豪侠而具敛退，气象尤可贵耳。”。
曾国藩的这一番话，写在铭传平定捻军，声名臻于鼎盛的同治五年，随遇在一百多年后读来，却觉得是道尽了刘六麻子一生最大的死穴——才调太高，不免忽略了养性的功夫，“易退难进”，落落难与人合，遂难成全材，尽展抱负——才人难为国所用，这实在不仅仅是刘铭传个人的遗憾了。
“奇材自是无拘忌，小过何妨为谅原。空使鼓鼙思后日，那闻鹰隼寄藩篱”，周馥的挽诗固然是为铭传辩解，却也未尝不是对省三军门加以微讽啊！
谈起李氏和淮系，未必有全面的了解，往往就是“卖国”二字便告打发。
其实，淮军开中国军队近代化之先河，复支撑中国国防几三十年，李氏更是以一书生成为晚清风雨危房的第一“裱糊匠”。他们于国，是功过各存，于史，可传之事数不胜数。但甲午败狃，李氏与淮军声名扫地，本朝定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出于政治之考虑，淮系更是一丑百丑，被剥得只剩下一张简单的脸谱。实在是很值得惋惜的事情。
曾国藩识拔刘铭传
淮系纵横中国几四十年，可记之事千头万绪，拿什么当“药引”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以曾国藩识拔刘铭传为开场白，固然可以凸显曾氏于淮军的创造之功；从中也颇能显现淮军诸将，尤其是淮系李鸿章之下第一人才刘铭传的个性——而这一个性，于后来淮系的兴衰，实在都有莫大的关系。
那还是咸丰十一年的事情，成军已经七年的湘军渐露疲态，主张“成大事需着后手”的曾国藩开始筹划创一有朝气的新军。于是让李鸿章回乡搜罗淮上的豪杰之士，欲从中选拔新军的领军之才。李氏遂返淮上，援引豪杰，咸集于安庆大营，等待曾国藩的鉴识。
某日，国藩换上便服来到诸人下榻的地方，这些人当惯了地头蛇，想来都不认识节制四省军务，赫赫有名的曾大帅，还是各干各事。有的喝酒猜拳，有的放声高歌，还有默坐无言的，只有一位敞开衣服坐在窗下，喝酒读书，而且读的还颇具豪气“朗诵一篇，饮酒一盅，长啸绕坐”。曾国藩上前一看，读的原来是《史记》。
回去以后，曾国藩找来李鸿章说，这些都是可以立大功，成大事的人，但将来成就最大的，是“南窗裸腹持酒人耳”。这个人，就是刘铭传。
说起来，最初我对这个掌故是半信半疑的。毕竟这和王羲之“东床快婿”的故事太过相似，而根据经验，这种旧戏新演的历史故事，往往出自后人的比附。
不过这个故事来自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而刘氏则是从自己的老师容闳处听来的，容闳同治二年入曾国藩幕，此事虽然不是亲眼所见，应该也是有所依据的，何况于中很见刘铭传的个性，那就姑且信之吧。顺便插一句，这个刘禺生其实也是颇值一谈的。他还有一部大大有名的作品——《洪宪纪事诗》，这部描摹洪宪丑态的三百首组诗，当年可是得到孙中山亲自作序，时光流转，五十年后，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又有共产党的董必武为之作序，历史的参差聚合，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啊。
这个故事还有很多版本，比如有说是诸人谒见曾国藩，于前厅等候，大多默默静坐，只有刘铭传不耐抱怨道，见就见，不见拉倒。曾氏遂激赏刘铭传。不过，这个版本虽然很符合刘铭传负才使性的气质，却不太可信，毕竟曾国藩是特重礼仪之人，更强调修身养性，李鸿章不来“共进早餐”都要被他教训。刘铭传演出如此失礼之举，肯定难入涤帅的法眼。
不管此事的真假，曾国藩推重刘铭传却是有文字可证的。曾氏为刘铭传《大潜山房诗钞》作序，称刘铭传“省三用兵亦能横厉捷出，不主常故。二十从戎，三十而拥疆寄，声施烂然，为时名将。”，评价不可不谓高。不过曾涤帅不愧善于鉴人，这句高规格评价之后便是一个“但书”——“惟所向有功，未遭挫折，蔑视此虏之意多，临事而惧之念少，若加以悚惕戒慎，豪侠而具敛退，气象尤可贵耳。”。
曾国藩的这一番话，写在铭传平定捻军，声名臻于鼎盛的同治五年，随遇在一百多年后读来，却觉得是道尽了刘六麻子一生最大的死穴——才调太高，不免忽略了养性的功夫，“易退难进”，落落难与人合，遂难成全材，尽展抱负——才人难为国所用，这实在不仅仅是刘铭传个人的遗憾了。
“奇材自是无拘忌，小过何妨为谅原。空使鼓鼙思后日，那闻鹰隼寄藩篱”，周馥的挽诗固然是为铭传辩解，却也未尝不是对省三军门加以微讽啊！
作者：随遇而安79
谈起李氏和淮系，未必有全面的了解，往往就是“卖国”二字便告打发。
其实，淮军开中国军队近代化之先河，复支撑中国国防几三十年，李氏更是以一书生成为晚清风雨危房的第一“裱糊匠”。他们于国，是功过各存，于史，可传之事数不胜数。但甲午败狃，李氏与淮军声名扫地，本朝定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出于政治之考虑，淮系更是一丑百丑，被剥得只剩下一张简单的脸谱。实在是很值得惋惜的事情。
曾国藩识拔刘铭传
淮系纵横中国几四十年，可记之事千头万绪，拿什么当“药引”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以曾国藩识拔刘铭传为开场白，固然可以凸显曾氏于淮军的创造之功；从中也颇能显现淮军诸将，尤其是淮系李鸿章之下第一人才刘铭传的个性——而这一个性，于后来淮系的兴衰，实在都有莫大的关系。
那还是咸丰十一年的事情，成军已经七年的湘军渐露疲态，主张“成大事需着后手”的曾国藩开始筹划创一有朝气的新军。于是让李鸿章回乡搜罗淮上的豪杰之士，欲从中选拔新军的领军之才。李氏遂返淮上，援引豪杰，咸集于安庆大营，等待曾国藩的鉴识。
某日，国藩换上便服来到诸人下榻的地方，这些人当惯了地头蛇，想来都不认识节制四省军务，赫赫有名的曾大帅，还是各干各事。有的喝酒猜拳，有的放声高歌，还有默坐无言的，只有一位敞开衣服坐在窗下，喝酒读书，而且读的还颇具豪气“朗诵一篇，饮酒一盅，长啸绕坐”。曾国藩上前一看，读的原来是《史记》。
回去以后，曾国藩找来李鸿章说，这些都是可以立大功，成大事的人，但将来成就最大的，是“南窗裸腹持酒人耳”。这个人，就是刘铭传。
说起来，最初我对这个掌故是半信半疑的。毕竟这和王羲之“东床快婿”的故事太过相似，而根据经验，这种旧戏新演的历史故事，往往出自后人的比附。
不过这个故事来自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而刘氏则是从自己的老师容闳处听来的，容闳同治二年入曾国藩幕，此事虽然不是亲眼所见，应该也是有所依据的，何况于中很见刘铭传的个性，那就姑且信之吧。顺便插一句，这个刘禺生其实也是颇值一谈的。他还有一部大大有名的作品——《洪宪纪事诗》，这部描摹洪宪丑态的三百首组诗，当年可是得到孙中山亲自作序，时光流转，五十年后，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又有共产党的董必武为之作序，历史的参差聚合，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啊。
这个故事还有很多版本，比如有说是诸人谒见曾国藩，于前厅等候，大多默默静坐，只有刘铭传不耐抱怨道，见就见，不见拉倒。曾氏遂激赏刘铭传。不过，这个版本虽然很符合刘铭传负才使性的气质，却不太可信，毕竟曾国藩是特重礼仪之人，更强调修身养性，李鸿章不来“共进早餐”都要被他教训。刘铭传演出如此失礼之举，肯定难入涤帅的法眼。
不管此事的真假，曾国藩推重刘铭传却是有文字可证的。曾氏为刘铭传《大潜山房诗钞》作序，称刘铭传“省三用兵亦能横厉捷出，不主常故。二十从戎，三十而拥疆寄，声施烂然，为时名将。”，评价不可不谓高。不过曾涤帅不愧善于鉴人，这句高规格评价之后便是一个“但书”——“惟所向有功，未遭挫折，蔑视此虏之意多，临事而惧之念少，若加以悚惕戒慎，豪侠而具敛退，气象尤可贵耳。”。
曾国藩的这一番话，写在铭传平定捻军，声名臻于鼎盛的同治五年，随遇在一百多年后读来，却觉得是道尽了刘六麻子一生最大的死穴——才调太高，不免忽略了养性的功夫，“易退难进”，落落难与人合，遂难成全材，尽展抱负——才人难为国所用，这实在不仅仅是刘铭传个人的遗憾了。
“奇材自是无拘忌，小过何妨为谅原。空使鼓鼙思后日，那闻鹰隼寄藩篱”，周馥的挽诗固然是为铭传辩解，却也未尝不是对省三军门加以微讽啊！
吵成一团的将帅们
刘铭传这样的个性，演变的一个后果就是与人争执不断。而他负才使性，一遇争执，便“易退难进”，干脆甩手而去。他以淮军第一人才，却一生大多数时间都蛰伏乡间，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光绪六年的中俄伊犁之争，刘铭传和李鸿章议论不合，竟然给李鸿章写信，和李氏激烈争吵。刘铭传的这封信似乎找不到了，但李鸿章的回信却尚存，其中说，“‘怂恿诸将群起攻之’，是何言哉......丈夫战败则死耳，何惜此区区为”，从李鸿章的回信语气之烈，火气之大，可见刘六麻子的原话肯定是极不客气。在极重辈份伦理的军中，这样上下级的骂仗可谓“别开生面”了。
铭传连鸿章都敢骂，和别人自然更不对，尤其是遇上同样自诩高才的“左诸葛”，一匹烈马对上一匹犟驴子，更是互相对不上眼。同治十年，铭传受命督办陕西军务，随左氏西征新疆。刘爵帅坚决不愿到左大帅的麾下听令，连肃州都不去。李鸿章百计调停，连“鄙人中夜彷徨，心灰气短，不知计之何出”这样的话都对刘铭传说了，刘铭传照样浪荡乡间，醇酒妇人，就是不买老上级这个面子。后来台湾二刘相厄，未尝不是这一场左刘之争留下的千里伏线。
即使和多年旧部，刘铭传也往往合不来。聂士成是淮军后起中第一流得人才，更是铭传的老部下。中法战争的时候，刘铭传困守台湾，聂士成奉命往援却不愿行。经周馥力劝才成行。可是抵台湾后，还是和刘铭传意见不合，竟然负气而归。
不只是刘铭传，郭嵩涛形容说，“李公所部皆淮人，负气陵上，一语不得，怒哮相啐”。这里负气所陵的“上”，自然非鸿章莫属了。
程学启苏州杀降，鸿章最初是不赞同的，学启竟然脱帽掷向鸿章，说，“把这件帽子还给你，我走了”。这件事的细节，各家记载都不同，但程要挟上级的行径却基本是可以确定的。程的这一番举动，距离鸿章因李元度愤然离开曾国藩幕府不过三年，李氏恐怕想不到现世报来的这么快吧。
鸿章督湖广，周盛传领盛军就随行武昌，移督直隶，周盛传又率盛军随之北上，随鸿章驻直隶。相随二十多年，可以算是鸿章最亲信依靠的部队了。但就是这位周薪如，也曾被弹劾对李鸿章跋扈。
长庆公认为儒将，可是平朝乱之役，长庆和鸿章议论不合，干脆绕过李鸿章，自己向皇帝上奏，于是和鸿章积怨。张骞说长庆，“遂因与李鸿章积忤之故，愤恚致死”，这番言论固然是党争中“大批判”的言论，但张季直久在长庆幕，想来不是无本之言。
或者有人说，上面都是武人，负气粗俗本为题中应有之意，但刘秉璋曾为翰林偏修，却是淮军中“高级知识分子”，“学历”和鸿章比肩，他还是鸿章父亲的门生，算得上鸿章的“师兄弟”。但他也和鸿章“相诋”，不但和鸿章有矛盾，和部下也有矛盾，竟至一军为部下长庆所夺。由此可见，淮军中将帅相厄的现象，的确是十分严重的。
不守纪律的大统帅
淮军将帅相厄，鸿章作为统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清史稿评价鸿章，说他“好以利禄驱众”。清史稿素来不被人们认为是良史，对鸿章的这番责备也未必正中要害。古今统兵名将，好以利禄驱众者多矣。不说淮军大将多是横行乡里的大豪，即使是一身正气的曾涤帅，属下的湘军号称多志节书生，在攻打天京时，天京城内多年累积的财富，不也是悬在他们眼前的胡萝卜么？
随遇的看法，鸿章之病在于疏阔，少主帅之威严和纪律性。鸿章的爱开玩笑是有名的，为人更是不耐约束。
还在曾国藩幕府的时候，鸿章便是以疏懒闻名。曾大帅有一个习惯，每天早餐都要召集幕僚共进。鸿章爱睡懒觉，以早早爬起来吃早饭为苦。某日，便托辞头痛缺席。国藩也固执，说，“必等幕僚到齐乃食”，再三派亲兵催请。鸿章只好胡乱套上衣服，匆匆忙忙赶去。曾国藩也沉的住气，吃饭时一言不发，吃完了饭，才放下筷子板着面孔对鸿章说，“少荃啊，到了我的幕府，我有话对你说，这里的风气讲究一个诚字而已”。据说鸿章“为之悚然”，吓了一大跳。
据说鸿章还比较喜欢“媚上”，所以薛福成咬牙切齿的说过，“少荃首坏幕府风气”，这固然有湘系“小师弟”对李鸿章这位另立门户的“大师兄”的门户之见在里面，但衡以鸿章的言行，应该不是完全脱离史实的苛评。
自己都不喜纪律，对部下自然难以严加约束。李鸿章率首批淮军赴上海后，又让弟弟鹤章等人募集淮勇，在皖中训练兼备战守。其中有个营官叫疏长庚，为人无赖“出身卑鄙，污耳不堪言述”，彭玉麟评价他，“此人应杀，不特应参而已”。但“彭郎”能夺得“小姑”回（可惜这里是在说淮军，否则彭郎的故事也是颇值得一叙的），却动不了这个“地棍”，只能无奈喟叹，“何以少荃委当营官，实不解也”。国藩也曾让鸿章惩办违纪将领，鸿章却担心得罪属下，说，“此武夫，难拘绳墨”。后来淮军在朝鲜军纪废弛，扰民极甚。鸿章虽然大为恼火，有“骇人听闻”、“实堪痛恨”的切齿言语，但追本溯源，他自己才是始作俑者啊！
刘铭传这样的个性，演变的一个后果就是与人争执不断。而他负才使性，一遇争执，便“易退难进”，干脆甩手而去。他以淮军第一人才，却一生大多数时间都蛰伏乡间，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光绪六年的中俄伊犁之争，刘铭传和李鸿章议论不合，竟然给李鸿章写信，和李氏激烈争吵。刘铭传的这封信似乎找不到了，但李鸿章的回信却尚存，其中说，“‘怂恿诸将群起攻之’，是何言哉......丈夫战败则死耳，何惜此区区为”，从李鸿章的回信语气之烈，火气之大，可见刘六麻子的原话肯定是极不客气。在极重辈份伦理的军中，这样上下级的骂仗可谓“别开生面”了。
铭传连鸿章都敢骂，和别人自然更不对，尤其是遇上同样自诩高才的“左诸葛”，一匹烈马对上一匹犟驴子，更是互相对不上眼。同治十年，铭传受命督办陕西军务，随左氏西征新疆。刘爵帅坚决不愿到左大帅的麾下听令，连肃州都不去。李鸿章百计调停，连“鄙人中夜彷徨，心灰气短，不知计之何出”这样的话都对刘铭传说了，刘铭传照样浪荡乡间，醇酒妇人，就是不买老上级这个面子。后来台湾二刘相厄，未尝不是这一场左刘之争留下的千里伏线。
即使和多年旧部，刘铭传也往往合不来。聂士成是淮军后起中第一流得人才，更是铭传的老部下。中法战争的时候，刘铭传困守台湾，聂士成奉命往援却不愿行。经周馥力劝才成行。可是抵台湾后，还是和刘铭传意见不合，竟然负气而归。
不只是刘铭传，郭嵩涛形容说，“李公所部皆淮人，负气陵上，一语不得，怒哮相啐”。这里负气所陵的“上”，自然非鸿章莫属了。
程学启苏州杀降，鸿章最初是不赞同的，学启竟然脱帽掷向鸿章，说，“把这件帽子还给你，我走了”。这件事的细节，各家记载都不同，但程要挟上级的行径却基本是可以确定的。程的这一番举动，距离鸿章因李元度愤然离开曾国藩幕府不过三年，李氏恐怕想不到现世报来的这么快吧。
鸿章督湖广，周盛传领盛军就随行武昌，移督直隶，周盛传又率盛军随之北上，随鸿章驻直隶。相随二十多年，可以算是鸿章最亲信依靠的部队了。但就是这位周薪如，也曾被弹劾对李鸿章跋扈。
长庆公认为儒将，可是平朝乱之役，长庆和鸿章议论不合，干脆绕过李鸿章，自己向皇帝上奏，于是和鸿章积怨。张骞说长庆，“遂因与李鸿章积忤之故，愤恚致死”，这番言论固然是党争中“大批判”的言论，但张季直久在长庆幕，想来不是无本之言。
或者有人说，上面都是武人，负气粗俗本为题中应有之意，但刘秉璋曾为翰林偏修，却是淮军中“高级知识分子”，“学历”和鸿章比肩，他还是鸿章父亲的门生，算得上鸿章的“师兄弟”。但他也和鸿章“相诋”，不但和鸿章有矛盾，和部下也有矛盾，竟至一军为部下长庆所夺。由此可见，淮军中将帅相厄的现象，的确是十分严重的。
不守纪律的大统帅
淮军将帅相厄，鸿章作为统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清史稿评价鸿章，说他“好以利禄驱众”。清史稿素来不被人们认为是良史，对鸿章的这番责备也未必正中要害。古今统兵名将，好以利禄驱众者多矣。不说淮军大将多是横行乡里的大豪，即使是一身正气的曾涤帅，属下的湘军号称多志节书生，在攻打天京时，天京城内多年累积的财富，不也是悬在他们眼前的胡萝卜么？
随遇的看法，鸿章之病在于疏阔，少主帅之威严和纪律性。鸿章的爱开玩笑是有名的，为人更是不耐约束。
还在曾国藩幕府的时候，鸿章便是以疏懒闻名。曾大帅有一个习惯，每天早餐都要召集幕僚共进。鸿章爱睡懒觉，以早早爬起来吃早饭为苦。某日，便托辞头痛缺席。国藩也固执，说，“必等幕僚到齐乃食”，再三派亲兵催请。鸿章只好胡乱套上衣服，匆匆忙忙赶去。曾国藩也沉的住气，吃饭时一言不发，吃完了饭，才放下筷子板着面孔对鸿章说，“少荃啊，到了我的幕府，我有话对你说，这里的风气讲究一个诚字而已”。据说鸿章“为之悚然”，吓了一大跳。
据说鸿章还比较喜欢“媚上”，所以薛福成咬牙切齿的说过，“少荃首坏幕府风气”，这固然有湘系“小师弟”对李鸿章这位另立门户的“大师兄”的门户之见在里面，但衡以鸿章的言行，应该不是完全脱离史实的苛评。
自己都不喜纪律，对部下自然难以严加约束。李鸿章率首批淮军赴上海后，又让弟弟鹤章等人募集淮勇，在皖中训练兼备战守。其中有个营官叫疏长庚，为人无赖“出身卑鄙，污耳不堪言述”，彭玉麟评价他，“此人应杀，不特应参而已”。但“彭郎”能夺得“小姑”回（可惜这里是在说淮军，否则彭郎的故事也是颇值得一叙的），却动不了这个“地棍”，只能无奈喟叹，“何以少荃委当营官，实不解也”。国藩也曾让鸿章惩办违纪将领，鸿章却担心得罪属下，说，“此武夫，难拘绳墨”。后来淮军在朝鲜军纪废弛，扰民极甚。鸿章虽然大为恼火，有“骇人听闻”、“实堪痛恨”的切齿言语，但追本溯源，他自己才是始作俑者啊！
以权谋利禄驱众的无奈
上面说的是鸿章自身的责任，但他实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需要注意的是，淮系诸将，和鸿章的渊源都不算深，潘鼎新、张树声、刘秉璋和李家还算颇有关系，刘铭传和二周本就是淮上的大豪，程学启是由湘军而来，郭松林和杨鼎勋更是湘军混得不得意，“自由转会”而来的。这些人和鸿章的结合，某种意义上就是利益的结合。
对比湘军成军之际，罗泽南、江忠源是国藩的好友，续宜、续宾、蒋益沣更是泽南的弟子，湘军的大将，或是国藩的好友，或对他执以师礼，凝聚力应当远胜淮军。更不用说“上阵亲兄弟”，湘军最大支的主力，可始终掌握在曾九帅的手里。而相形之下，鸿章的两个弟弟，鹤章早早被排挤出军，昭庆亦早逝。到了七十年代以后，手头实际没有直接掌握的军队了。
鸿章对淮系大将们，没有相应的伦理辈份关系可以约束，以权谋利禄驱使诸人为之所用，也是不得已之举，自然也就不好用太强硬的纪律“绳墨”诸将。否则，别人凭什么为你出生入死，卖命搏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国藩的责备，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了。
也正由此，鸿章始终悬着一颗心，担心诸将“合谋排我”。这倒不是杞人忧天。且不说鹤章、秉璋都是被排挤而去，鸿章自己也有过不安稳的时候。光绪八年，鸿章因母丧丁忧，荐手下的大将张树声署理直督。鸿本以为这番安排是把这个位置稳当当的放进了保险箱，一年后变现兑出即可。不想张树声却像百年后的林副统帅，动了提前接班的念头，偏偏他又有个林立果般的儿子张华奎，虽然为士林不齿，讥为“清流靴子”，却积极的为乃父出馊主意，欲奏调张佩纶帮办直隶水师。小张本想以此结好清流，引为后援，抬高身价，让老张能顺利的由署理转真除。他也不想张佩纶是眼光何等高的人物，可是李傅相把北洋事业和女儿公私一并相托的目标，岂肯让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两广总督来推荐自己。结果张佩纶不但不领情，还让好友陈宝琛参了张树声一本。鸿章也因之大生警惕，恰逢朝鲜乱起，立刻就赶回天津，坐镇指挥了。一年期满，树声终究还是重回两广了。
官声“很好”的“大爷”（上）
说到鸿章统帅淮军，没有好兄弟可以依靠，还漏了李大先生翰章。以翰章之才，能在晚清膺疆寄之任数十年，的确多亏了有个好弟弟。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卖官受贿却到了泛滥不节制的地步。
据说瀚章丁忧归家前，还在守灵的时候，就忙不迭的拜托鸿章说，老二啊，我儿子多，开销大，不能不当官啊，将来少不得还要为我打点打点。鸿章应声讥讽其兄道，“大爷，你官声很好呢”。李二先生本来也不是讲究操守的人，连他都看不上李大先生，可见这位老兄的官声，实在是不敢恭维呢！
虽然官声不怎么样，靠着有个好弟弟，瀚章一生还是勉力为官。鸿章北上剿捻，瀚章为他办后勤，得以由署理真除湖广总督。此后鸿章但回湖广，瀚章就别调，鸿章升迁，瀚章就重返湖广，兄弟两人，交替居武昌十余年。两人的老妈得以十余年没有搬家之累，长居武昌官所，看两个儿子走马灯般轮换，“时人皆以为荣”。
但翰章本人倒也不是全然一条“废柴”。说起来，他参加“革命工作”，要比乃弟还早。国藩办湘军，翰章即相随担任后勤之责。同治元年起更派驻广东，为湘淮两军筹划粮饷，添置武器，很花了一番心力，官职也由道台累迁而膺封疆。胡林翼更对他有“勤敏”的评价。勤是任劳任怨，算是办后勤必要的素质。“敏”则除了办事机敏，还应当是称道瀚章处事圆润。
比起老弟不时显露出的淮人的拗劲，瀚章是要更善于处理各方关系。张香帅以清流健将，和鸿章算是政敌。但瀚章接替其任两广总督时，恰逢御史弹劾张，瀚章尽力为之辩护，很卖了小张一个人情。后来，香帅兴办汉阳铁厂，亏空甚巨，瀚章还协款十三万两，哄得香帅称许他“公忠难得”，这些都是李大先生会做人的地方。
官声“很好”的“大爷”（下）——有恩于康圣人 有功于楚地
说起瀚章处事的圆通，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提起的例子，那就是甲午年间回护康有为。没有他的一念之仁，那位“当代圣人”怕是难有后来一番叱诧风云的表演了。
甲午年间，给事中徐联沅上书弹劾有为“非圣无法，惑世诬民”，将这位“离经叛道”的康长素比附为孔子所诛的少正卯，大有杀之而后快的架势。后来以“请诛李鸿章”而名满天下的安维峻也补上一刀，建议毁《新学伪经考》，革去康有为的举人，将其严加惩办。
二人疏上，朝廷让时任两广总督的李翰章查办。瀚章遂让候补知县李滋然前往查办。说起来，这位李滋然还是康有为中举的房师——有为是光绪十九年中的举人，当年考试的主副考为其座师。而取中其卷子的房考官则为房师。
其实，这位南海圣人，是始终不认自己的座师、房师的，这对士子而言，是十分狂妄悖理的举动。有这样的恩怨在里面，滋然如果按照两位弹劾者的意见进行查办，不但能报仇，还是稳当保身的做法。果真如此，有为举人的功名是肯定保不住的了，牢狱之灾怕也免不掉，说不定还有脑袋搬家的危险。
不过，虽然学生不认自己，滋然却有一念之仁，不愿因此而兴文字狱。他在呈复中，虽然一一剖析有为著作中悖妄荒谬的地方，却于最关键的“惑世诬民”这一节，为康长素加以辩护，更主张对有为的书免于销毁。
瀚章也是不愿意因此而兴狱的，不过做事圆融的他，知道既要让有为过关，也不能对他全无薄惩，那样言官们的面子也不好看。于是，在给朝廷的复奏中，主张让康有为自行毁书，“无庸置议”。“揆诸立言之体，未免乖违，原其好学之心，尚非离叛”，便是他复奏中的名言，对有为的确是颇加回护的。而面面俱到的处理手法，更见李大先生会作人，擅为官的本事。
此外，历数瀚章官宦生涯，也有颇光彩的时刻。同治四年，瀚章出任湖南巡抚。斯时，天京已克，但李世贤率数十万太平军余部窥湖南；而鲍超霆军的溃卒流散入湖南境；贵州苗乱的烽火也烧到了楚境。三路交攻，瀚章刚得以出任封疆大吏，就面临极严峻的考验。
此前还未主持过军务的瀚章却调派镇定，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先让陈士杰和赵焕联分屯郴州和岳州防备太平军和叛卒。寻以副将张义贵击退叛卒，陈士杰率军支援，将叛卒歼灭于广东。同时分遣诸军，大败苗人，使其“遂不敢窥楚境”。三路危险，次第予以平定，使湖南全境免受糜烂，不能不说是有功于地方的。
上面说的是鸿章自身的责任，但他实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需要注意的是，淮系诸将，和鸿章的渊源都不算深，潘鼎新、张树声、刘秉璋和李家还算颇有关系，刘铭传和二周本就是淮上的大豪，程学启是由湘军而来，郭松林和杨鼎勋更是湘军混得不得意，“自由转会”而来的。这些人和鸿章的结合，某种意义上就是利益的结合。
对比湘军成军之际，罗泽南、江忠源是国藩的好友，续宜、续宾、蒋益沣更是泽南的弟子，湘军的大将，或是国藩的好友，或对他执以师礼，凝聚力应当远胜淮军。更不用说“上阵亲兄弟”，湘军最大支的主力，可始终掌握在曾九帅的手里。而相形之下，鸿章的两个弟弟，鹤章早早被排挤出军，昭庆亦早逝。到了七十年代以后，手头实际没有直接掌握的军队了。
鸿章对淮系大将们，没有相应的伦理辈份关系可以约束，以权谋利禄驱使诸人为之所用，也是不得已之举，自然也就不好用太强硬的纪律“绳墨”诸将。否则，别人凭什么为你出生入死，卖命搏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国藩的责备，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了。
也正由此，鸿章始终悬着一颗心，担心诸将“合谋排我”。这倒不是杞人忧天。且不说鹤章、秉璋都是被排挤而去，鸿章自己也有过不安稳的时候。光绪八年，鸿章因母丧丁忧，荐手下的大将张树声署理直督。鸿本以为这番安排是把这个位置稳当当的放进了保险箱，一年后变现兑出即可。不想张树声却像百年后的林副统帅，动了提前接班的念头，偏偏他又有个林立果般的儿子张华奎，虽然为士林不齿，讥为“清流靴子”，却积极的为乃父出馊主意，欲奏调张佩纶帮办直隶水师。小张本想以此结好清流，引为后援，抬高身价，让老张能顺利的由署理转真除。他也不想张佩纶是眼光何等高的人物，可是李傅相把北洋事业和女儿公私一并相托的目标，岂肯让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两广总督来推荐自己。结果张佩纶不但不领情，还让好友陈宝琛参了张树声一本。鸿章也因之大生警惕，恰逢朝鲜乱起，立刻就赶回天津，坐镇指挥了。一年期满，树声终究还是重回两广了。
官声“很好”的“大爷”（上）
说到鸿章统帅淮军，没有好兄弟可以依靠，还漏了李大先生翰章。以翰章之才，能在晚清膺疆寄之任数十年，的确多亏了有个好弟弟。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卖官受贿却到了泛滥不节制的地步。
据说瀚章丁忧归家前，还在守灵的时候，就忙不迭的拜托鸿章说，老二啊，我儿子多，开销大，不能不当官啊，将来少不得还要为我打点打点。鸿章应声讥讽其兄道，“大爷，你官声很好呢”。李二先生本来也不是讲究操守的人，连他都看不上李大先生，可见这位老兄的官声，实在是不敢恭维呢！
虽然官声不怎么样，靠着有个好弟弟，瀚章一生还是勉力为官。鸿章北上剿捻，瀚章为他办后勤，得以由署理真除湖广总督。此后鸿章但回湖广，瀚章就别调，鸿章升迁，瀚章就重返湖广，兄弟两人，交替居武昌十余年。两人的老妈得以十余年没有搬家之累，长居武昌官所，看两个儿子走马灯般轮换，“时人皆以为荣”。
但翰章本人倒也不是全然一条“废柴”。说起来，他参加“革命工作”，要比乃弟还早。国藩办湘军，翰章即相随担任后勤之责。同治元年起更派驻广东，为湘淮两军筹划粮饷，添置武器，很花了一番心力，官职也由道台累迁而膺封疆。胡林翼更对他有“勤敏”的评价。勤是任劳任怨，算是办后勤必要的素质。“敏”则除了办事机敏，还应当是称道瀚章处事圆润。
比起老弟不时显露出的淮人的拗劲，瀚章是要更善于处理各方关系。张香帅以清流健将，和鸿章算是政敌。但瀚章接替其任两广总督时，恰逢御史弹劾张，瀚章尽力为之辩护，很卖了小张一个人情。后来，香帅兴办汉阳铁厂，亏空甚巨，瀚章还协款十三万两，哄得香帅称许他“公忠难得”，这些都是李大先生会做人的地方。
官声“很好”的“大爷”（下）——有恩于康圣人 有功于楚地
说起瀚章处事的圆通，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提起的例子，那就是甲午年间回护康有为。没有他的一念之仁，那位“当代圣人”怕是难有后来一番叱诧风云的表演了。
甲午年间，给事中徐联沅上书弹劾有为“非圣无法，惑世诬民”，将这位“离经叛道”的康长素比附为孔子所诛的少正卯，大有杀之而后快的架势。后来以“请诛李鸿章”而名满天下的安维峻也补上一刀，建议毁《新学伪经考》，革去康有为的举人，将其严加惩办。
二人疏上，朝廷让时任两广总督的李翰章查办。瀚章遂让候补知县李滋然前往查办。说起来，这位李滋然还是康有为中举的房师——有为是光绪十九年中的举人，当年考试的主副考为其座师。而取中其卷子的房考官则为房师。
其实，这位南海圣人，是始终不认自己的座师、房师的，这对士子而言，是十分狂妄悖理的举动。有这样的恩怨在里面，滋然如果按照两位弹劾者的意见进行查办，不但能报仇，还是稳当保身的做法。果真如此，有为举人的功名是肯定保不住的了，牢狱之灾怕也免不掉，说不定还有脑袋搬家的危险。
不过，虽然学生不认自己，滋然却有一念之仁，不愿因此而兴文字狱。他在呈复中，虽然一一剖析有为著作中悖妄荒谬的地方，却于最关键的“惑世诬民”这一节，为康长素加以辩护，更主张对有为的书免于销毁。
瀚章也是不愿意因此而兴狱的，不过做事圆融的他，知道既要让有为过关，也不能对他全无薄惩，那样言官们的面子也不好看。于是，在给朝廷的复奏中，主张让康有为自行毁书，“无庸置议”。“揆诸立言之体，未免乖违，原其好学之心，尚非离叛”，便是他复奏中的名言，对有为的确是颇加回护的。而面面俱到的处理手法，更见李大先生会作人，擅为官的本事。
此外，历数瀚章官宦生涯，也有颇光彩的时刻。同治四年，瀚章出任湖南巡抚。斯时，天京已克，但李世贤率数十万太平军余部窥湖南；而鲍超霆军的溃卒流散入湖南境；贵州苗乱的烽火也烧到了楚境。三路交攻，瀚章刚得以出任封疆大吏，就面临极严峻的考验。
此前还未主持过军务的瀚章却调派镇定，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先让陈士杰和赵焕联分屯郴州和岳州防备太平军和叛卒。寻以副将张义贵击退叛卒，陈士杰率军支援，将叛卒歼灭于广东。同时分遣诸军，大败苗人，使其“遂不敢窥楚境”。三路危险，次第予以平定，使湖南全境免受糜烂，不能不说是有功于地方的。
庚子的绝响与淮军支持国防四十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十六，孤立无援坚守六小时后，天津大沽炮台陷落。驻守炮台已三十年的淮军炮兵老将罗荣光先杀眷属，后力战而亡。阅三日，聂士成率武毅军十余营在天津八里台与联军六千余人决战，这位淮军后起的名将“勇烈贯长虹”，身中多弹而殁于阵。这两支淮军余绪在庚子之役中壮勇冠绝全军的表现，堪堪为甲午败狃而身名扫地的淮军，稍愆前耻，也为淮军支持国防四十年的历史，画上一个尚属光荣的绝响。此后，虽有淮军巡防队存世，但已不再是国防的重镇了。
淮系依淮军而起，凭淮军为支柱。言淮系，自然离不开淮军。吾人与此先略述淮军支持国防四十年的表现，已为下文之总纲。
平定发患固然以湘军为主力，但淮军以后起之秀，用沪平吴，表现不俗。尤以守卫上海，克服苏、常、无锡、嘉兴四城为主要战功。
逮平捻之役，淮军以跃然为主角矣。自鲍超灰心引退，淮军更俨然独挑重任。前后三年，东西捻俱为淮军所平。任柱、张宗禹等或死或不知所踪，淮军得以克尽全功。
平定陕甘回乱，淮军先后调铭军二十余营和武毅军十余营赴陕。以左氏难以相处，铭传又不愿赴陕，两部无甚战绩，先后东调。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台，淮军整合铭武两系统而成的唐定奎部铭武军十三营分批赴台湾备战守。铭军于亦至山东为后劲，虽无实战，亦有震慑之功。台湾事定，唐军回调徐州。
光绪六年（1880）中俄争伊犁，淮军处江南的武毅军、庆军以及山东的铭军纷纷北调，合原驻直隶的盛军戒备京师。
光绪八年（1882）朝鲜内乱，庆军六营奉命赴朝平乱，其中三营戍守至光绪十一年方内渡。
光绪十年中法开战，淮军除以盛军、庆军、铭军主力拱卫京师以外。于台湾战场和越南战场都有劲旅立功。
刘铭传守备台湾，先后调铭军旧将章高元、刘朝祜、李世鸿、聂士成率部次第援台，与驻台湘军并力作战。高元所率铭武军两营，先和湘军守基隆。主动放弃基隆后，又与刘朝祜（铭传从孙，战后铭传叙其功而辞其赏）率淮军与湘军孙开华部两面夹击，成功守住沪尾。台湾得以保全，淮军颇立战功。
越南方面，淮军初期表现不佳，黄桂兰、潘鼎新都是淮军旧将，但一败再败，潘虽刚愎，尚能屡败屡战，奋勇而战至负伤，黄桂兰则昏庸懦弱，为淮军之辱。但王孝棋以树军旧将，整理溃军，在镇南关与冯子材同心戮力，一战大胜，为淮军尽雪前耻，颇值称道。
甲午之战，淮军主力尽出，鸿章对陆军也颇具信心，居然一败涂地，声名扫地。诚为建军以来奇耻大辱。但聂士成败而不溃，九连城犹堪一战；卫汝贵之盛军于平壤战役也颇出力死战；徐邦道铭军土城之战尚能小胜，亦不能一概抹杀。何况当时其余诸军，无不遇敌即溃，甚而在关内卷缩不前，与淮军相较，恐怕连五十步都还不到了。
以上为淮军支持国防四十年之简叙，由中可见，四十年间，淮军于攘外安内诸役，几乎无役不与，表现虽瑕瑜共见，胜败兼有，但不愧是这四十年间中国国防的第一重镇。
淮军之兵源——名不副实的“淮”军
淮军自同治元年东出，用沪平吴，短短三年间，兵力从初起的六千多人，扩充到七万余人，增长十倍以上。这种“长肉”的速度，比之当年抗战军兴，挥师东出的共军，也毫不逊色。
淮军长得这样快，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鸿章像共军一样不“挑食”，对部队的扩充，兼收并续。
仅淮军初起的时候，十三营中，就有六营是湘勇，还有程学启的两营是太平军的降军（其中虽多皖人，但学启是桐城人，并不是正宗的淮人），只有铭树庆鼎四营，是纯用淮南的农夫，为真金白银的淮军。
此后三年中，除了招募淮勇，来入伙的部队也是五湖四海。有继续添募的湘勇，尤以郭松林所部松军为大宗；也有招降纳叛的“起义”部队，比如常熟的太平军降军就编为盛军昌字营，到同治三年，鼎军兼领太平军的降军就有九个营之多，几和正规鼎军人数相当。此外，鸿章自己也说，（转战苏浙）“各营伤亡过半，率以降卒补额”，可见，除了成建制的投降部队，各军中还有不少“解放战士”，而且数额占到过半；历年间还收编了不少地方部队，比如奇字营，就是原来上海的防军，而为淮军收编的。
而在剿捻的过程中，淮军也有不少是在山东、河南、湖北就地补充的。
发捻平定后，淮军分区驻防，往往就地招募士兵，也不是必从淮南添募。比如，盛军驻防天津二十多年，“毫未移动，勇多土著”，那么，作为后期淮军最为大支的盛军，其勇夫天津人要占去一大半部分。
如此可见，淮军之高级将领固然多为淮人，但中下级军官和勇夫则天南海北。在军营中一旦吵起架来，“直娘贼”肯定少不了，“老子”、“贝儿”估计也不绝于耳，间或可能还有“阿拉”之类接踵于后，应当是煞为热闹的。
这样的景象，和湘军全用湖湘子弟，自是迥乎不同。从好处说，兵源不限一地，则思维气氛较为包容开放；但不可避免也有流弊。罗尔纲就分析说，湘军全用湘人，对士兵知根知底，换句时髦话说，“成份单纯，历史清白”，一般士兵都是将领乡土之人，连阿狗阿三之类的小名都了解，犯事违纪时，自然多一份顾忌。而淮军随时补充，对家庭背景不够了解，不免鱼龙混杂，比起湘军，军队气质中就不免少了一些厚重质朴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十六，孤立无援坚守六小时后，天津大沽炮台陷落。驻守炮台已三十年的淮军炮兵老将罗荣光先杀眷属，后力战而亡。阅三日，聂士成率武毅军十余营在天津八里台与联军六千余人决战，这位淮军后起的名将“勇烈贯长虹”，身中多弹而殁于阵。这两支淮军余绪在庚子之役中壮勇冠绝全军的表现，堪堪为甲午败狃而身名扫地的淮军，稍愆前耻，也为淮军支持国防四十年的历史，画上一个尚属光荣的绝响。此后，虽有淮军巡防队存世，但已不再是国防的重镇了。
淮系依淮军而起，凭淮军为支柱。言淮系，自然离不开淮军。吾人与此先略述淮军支持国防四十年的表现，已为下文之总纲。
平定发患固然以湘军为主力，但淮军以后起之秀，用沪平吴，表现不俗。尤以守卫上海，克服苏、常、无锡、嘉兴四城为主要战功。
逮平捻之役，淮军以跃然为主角矣。自鲍超灰心引退，淮军更俨然独挑重任。前后三年，东西捻俱为淮军所平。任柱、张宗禹等或死或不知所踪，淮军得以克尽全功。
平定陕甘回乱，淮军先后调铭军二十余营和武毅军十余营赴陕。以左氏难以相处，铭传又不愿赴陕，两部无甚战绩，先后东调。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台，淮军整合铭武两系统而成的唐定奎部铭武军十三营分批赴台湾备战守。铭军于亦至山东为后劲，虽无实战，亦有震慑之功。台湾事定，唐军回调徐州。
光绪六年（1880）中俄争伊犁，淮军处江南的武毅军、庆军以及山东的铭军纷纷北调，合原驻直隶的盛军戒备京师。
光绪八年（1882）朝鲜内乱，庆军六营奉命赴朝平乱，其中三营戍守至光绪十一年方内渡。
光绪十年中法开战，淮军除以盛军、庆军、铭军主力拱卫京师以外。于台湾战场和越南战场都有劲旅立功。
刘铭传守备台湾，先后调铭军旧将章高元、刘朝祜、李世鸿、聂士成率部次第援台，与驻台湘军并力作战。高元所率铭武军两营，先和湘军守基隆。主动放弃基隆后，又与刘朝祜（铭传从孙，战后铭传叙其功而辞其赏）率淮军与湘军孙开华部两面夹击，成功守住沪尾。台湾得以保全，淮军颇立战功。
越南方面，淮军初期表现不佳，黄桂兰、潘鼎新都是淮军旧将，但一败再败，潘虽刚愎，尚能屡败屡战，奋勇而战至负伤，黄桂兰则昏庸懦弱，为淮军之辱。但王孝棋以树军旧将，整理溃军，在镇南关与冯子材同心戮力，一战大胜，为淮军尽雪前耻，颇值称道。
甲午之战，淮军主力尽出，鸿章对陆军也颇具信心，居然一败涂地，声名扫地。诚为建军以来奇耻大辱。但聂士成败而不溃，九连城犹堪一战；卫汝贵之盛军于平壤战役也颇出力死战；徐邦道铭军土城之战尚能小胜，亦不能一概抹杀。何况当时其余诸军，无不遇敌即溃，甚而在关内卷缩不前，与淮军相较，恐怕连五十步都还不到了。
以上为淮军支持国防四十年之简叙，由中可见，四十年间，淮军于攘外安内诸役，几乎无役不与，表现虽瑕瑜共见，胜败兼有，但不愧是这四十年间中国国防的第一重镇。
淮军之兵源——名不副实的“淮”军
淮军自同治元年东出，用沪平吴，短短三年间，兵力从初起的六千多人，扩充到七万余人，增长十倍以上。这种“长肉”的速度，比之当年抗战军兴，挥师东出的共军，也毫不逊色。
淮军长得这样快，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鸿章像共军一样不“挑食”，对部队的扩充，兼收并续。
仅淮军初起的时候，十三营中，就有六营是湘勇，还有程学启的两营是太平军的降军（其中虽多皖人，但学启是桐城人，并不是正宗的淮人），只有铭树庆鼎四营，是纯用淮南的农夫，为真金白银的淮军。
此后三年中，除了招募淮勇，来入伙的部队也是五湖四海。有继续添募的湘勇，尤以郭松林所部松军为大宗；也有招降纳叛的“起义”部队，比如常熟的太平军降军就编为盛军昌字营，到同治三年，鼎军兼领太平军的降军就有九个营之多，几和正规鼎军人数相当。此外，鸿章自己也说，（转战苏浙）“各营伤亡过半，率以降卒补额”，可见，除了成建制的投降部队，各军中还有不少“解放战士”，而且数额占到过半；历年间还收编了不少地方部队，比如奇字营，就是原来上海的防军，而为淮军收编的。
而在剿捻的过程中，淮军也有不少是在山东、河南、湖北就地补充的。
发捻平定后，淮军分区驻防，往往就地招募士兵，也不是必从淮南添募。比如，盛军驻防天津二十多年，“毫未移动，勇多土著”，那么，作为后期淮军最为大支的盛军，其勇夫天津人要占去一大半部分。
如此可见，淮军之高级将领固然多为淮人，但中下级军官和勇夫则天南海北。在军营中一旦吵起架来，“直娘贼”肯定少不了，“老子”、“贝儿”估计也不绝于耳，间或可能还有“阿拉”之类接踵于后，应当是煞为热闹的。
这样的景象，和湘军全用湖湘子弟，自是迥乎不同。从好处说，兵源不限一地，则思维气氛较为包容开放；但不可避免也有流弊。罗尔纲就分析说，湘军全用湘人，对士兵知根知底，换句时髦话说，“成份单纯，历史清白”，一般士兵都是将领乡土之人，连阿狗阿三之类的小名都了解，犯事违纪时，自然多一份顾忌。而淮军随时补充，对家庭背景不够了解，不免鱼龙混杂，比起湘军，军队气质中就不免少了一些厚重质朴了。
鼎军（上）
同治八年（1869），发捻之乱终于渐次削平了，大清帝国似乎迎来了暂时的安宁。不过，当年七月，就在这堆高风险的干柴之上，又飘来了一点火星，一支装备精良的成建制大军六千余人，居然在山东韩庄集体哗变，险些再一次燃起了熊熊大火。
哗变的原因是“索饷”，叛军横行南下，到宿迁时，幸亏吴长庆处置得当，将变乱化于无形。否则，以这六千百战老兵，再出一两个杨秀清这类的得力统帅，恐怕就是第二个太平天国了。这件事在叙及庆军的时候还会详细铺陈。
这支有清一代罕见的全军哗变的部队，就是淮军主力中，我要最先提到的鼎军,不过，如上所述，该军之所以被先提到的原因并不光彩,鼎军是淮军四大主力中寿命最短的，而且消亡的最窝囊。也许不是巧合，他的统帅潘鼎新，也是淮军初创诸将中，老来名声下场最不堪的一位。清史稿评论他“防边失律，不保令名。”，盖非诬言。
鼎军最早发轫于咸丰十一年（1861）。是年，鼎新所率之乡团，受编为鼎字营，开赴安庆，开始鼎军八年短命的军史。除去湘军拨来的军队，鼎字营和树字营、铭字营、庆字营为淮军最早的四营，成军尚在后来成为淮军大支的盛字营之前，算是李鸿章起家的老底子了。同治元年，鼎新率鼎字营随同李鸿章赴沪。
当年六月三日，程学启和韩正国（或有云是和林字营的滕嗣武）在虹桥和李秀成部遭遇，小胜之，两军都是湘军骁勇敢战的精锐，韩正国一营更是曾国藩的亲军，这一战固然是淮军成名之战，但包括鼎军在内的新募淮勇还没有露脸的机会。其实，曾国藩对新募淮勇的战斗力是有怀疑的，他曾教训李鸿章“羽毛不丰，不可高飞，训练不精，岂可征战”。
不过仅仅半月后，新募淮勇们很快就在恶战中崭露头角，六月十七日，李秀成率军猛攻淮军，淮军悉出与之恶战，最终获胜。这支初到时被奚落为“衣帽粗陋”的军队，至此不但为沪上西洋报纸称道，亦得到洋军之礼敬。
潘鼎新则在随后很快迎来独立指挥战斗的机会。六月下旬，为了解除上海南线之威胁。李鸿章命令潘鼎新和刘铭传率部进奉贤，准备攻占扼杭州湾之咽喉的金山卫。这一战除淮军外，还有上海原守军和常胜军参加。七月十日，淮军逼近金山卫，至十七日克之。鼎新是此战的前敌主帅。
克复金山卫，拔掉了上海南线的一个“钉子”，淮军可以在东线和北线放心用兵了。鼎军下一个一施拳脚的战役，就移到了长江口的福山镇。
鼎军（二）
福山位于常熟北部，频临长江口，南连常熟、西接江阴、东北均邻大江，是战略之要地。淞沪抗战的时候，吴江到福山一线，就是中国军队预定自上海撤退后节节抵抗的第二道防线。
同治元年底，太平军常熟守将骆国忠“反正”。常熟是苏州北部的重要屏障，清军进入常熟，可以进窥江阴、无锡，严重威胁苏州太平军的侧后，是太平军不得不争的要地。于是当年十二月，李秀成率领数万太平军进围常熟，同时江阴太平军东进复陷福山。李鸿章派常胜军渡海反攻福山，想打开进援常熟的通道，结果，福山“城小而坚”，常胜军兵力也不足，未能“常胜”反吃了败仗。于是刚刚在金山战役中搭档的鼎新和铭传又联袂率领鼎、铭二军三千人北上，反攻福山。到当年三月，一举克复福山，并顺势会合诸军，一举解常熟之围。
福山之役，为常熟解围的关键，是鼎军第二个有得数的大胜仗。常熟围解，淮军顺势下江阴，苏州到无锡一线的侧翼全部暴露在淮军面前，有了这个基础，淮军才能定三路分进之计：由江阴趋无锡，由昆山攻苏州，水军则由吴江进太湖。淮军由是转守为攻，苏南的克复，算是打开了第一道门。
鼎铭两军能够成洋军未竟之功，其一，是此时淮军的实力已有长足增长，鼎铭二军当时都有三营左右的兵力，可以弃某字营的称呼，而赫然称军了。更重要的是，当时淮军的装备已大有改善，在同治元年十月，程学启开军中已经有一营全用洋枪，“临阵可抵两营之用”。其余各军，也陆续将小枪（旧式火枪）队改洋枪队，添置一二百杆洋枪，不再是中国旧式军队的模样了。在福山之役，鼎军更是用西式开花炮猛轰敌垒，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福山之役后，鼎铭两军分途，铭军留在北线作战，而鼎军则南调于松江，负责南线的警戒。先后攻克了沪浙一带的嘉善、西塘、平湖、海盐一带，独当方面之用了。不过，浙江是左诸葛的“禁脔”，鼎军终究不好太展拳脚，只好看着开军铭军在苏南驰骋，连克名城，名利尽获了。唯一值得一提的便是克复平湖海盐的时候，“获贼银三十余万两”，这是上报的数字，鼎新为人操守颇为人讥，实际所获，恐怕还不止这个数目。不过，纵使是三十万两饷银，也足充十营淮军一年的军饷了。
在吴越富庶之地驰骋，手里有钱，就不愁手下无兵。同治二年一年，鼎军已经扩充到五个营以上，算上兼辖的部队和太平军的降军，就有十个营以上的规模了。鼎新自己也由入淮军时的同知，短短两年间擢升到署任道员加按察使衔。
鼎军（三）
和鼎军一起被在松江浙北一带作战的，还有秉璋的良军和鸿章幼弟昭庆的忠朴营。秉璋和鼎新，一为进士，一为举人，是淮军带兵大将中科举功名最高的两人，用书生带兵承担战略防御，恐怕是鸿章刻意的安排。
匆匆又一春，进入同治三年，平定发匪的战局又是一番新景象了。湘军天京之围已经稳固了，淮军已包围常州，常州一克，镇江、天京就在眼前了。鸿章却放缓了淮军狂飚突进的脚步，将最能战的程学启开军调到了浙西，要在左诸葛的地盘上大展拳脚了——对那段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鸿章这番举动是为了卖曾师相一个面子，将克复天京的头等大功留给曾九和湘军。说实话，以湘军间关百战，独得这一份功劳也大是担得起的，至于得罪左诸葛，那是没法两全的事了。
不过这样的部署，也让平静了许久的鼎军由此赶上了几场大战。首先便是嘉兴之役，这是淮军用沪平吴三年间，有得数的恶战，尤其是淮军第一悍将程学启，登城楼的时候枪中脑部，不治而亡。
随后的湖州之役，鼎新和鼎军都出了不小的风头。当时天京已经克复，太平军余部大集，号称二十万人守湖州，左诸葛兵力不足，又知道淮军能战，也顾不上指责淮军越境剿贼了，亲自去函请淮军助战。于是开鼎良松勋诸军再戮力进湖州。太平军占据城外的晟舍抵抗，鼎新亲临前敌，置于前沿的火药为太平军击中，火焰燃烧到了鼎新的胸口，鼎新居然“覆身以扑”，将火熄灭，才没有引起爆炸。算是相当的刚勇了。
主帅亲临险境，三军自然用命，鼎军很快攻克晟舍，进逼湖州城下，太平军的溃兵蜂拥入城，城门无法关闭，鼎军乘机随后而入，合诸军一举而克湖州。攻克嘉兴湖州，除了依靠枪炮之利，鼎军和鼎新不畏死的勇气也起了大作用。二十年后，当面对法国人的时候，鼎新却胆气大坠，终至“不保令名”，回忆起这段豪情壮勇的时光，被参革的鼎新心中，不知道会不会颇为遗憾喟叹。
平定了太平军，鼎军的兵力，已经有十个营和一个水师营，总兵力不下七八千人了。不过仍然还没有到解征衣，弃戈矛的时候。捻军依然纵横中原大地，僧王的骑兵久战无功，湘军则暮气沉沉，淮军北上参战，是迟早的事情了。
休息了大约一年，同治四年，鼎军全军十一营奉命由海路北调，先到京畿，随后南下到山东济宁，鼎新也随之实授山东按察使，率鼎军扼守济宁，开始参与剿捻之役。济宁在微山湖的北端，离曲阜不过三四十公里的距离。
当时，国藩针对捻军飘忽无定的特征，在捻军活动的鲁苏皖豫四省各挑一个战略要地，设立老营 ，筑工事、储军实，屯重兵，一省有警，三省赴援，以达到“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的目的。国藩提出这样的战略并不出人意料，言战先言守，是国藩一贯的风格。而山东的老营，就设立在济宁。最初扼守济的是刘铭传的铭军，铭传南调，鼎军就接踵而上了。
到济宁不久，捻军进丰县，威逼徐州。顺便说一下，丰县就在沛县西，是刘三当年的旧游之地了。曾国藩以充当亲军的树军迎击，结果失利，鼎新随之在陈家庄阻击捻军，激战由昼至夜，将捻军击退，让曾大帅免了一番惊吓。算是打好了剿捻开门红的一战。
同治八年（1869），发捻之乱终于渐次削平了，大清帝国似乎迎来了暂时的安宁。不过，当年七月，就在这堆高风险的干柴之上，又飘来了一点火星，一支装备精良的成建制大军六千余人，居然在山东韩庄集体哗变，险些再一次燃起了熊熊大火。
哗变的原因是“索饷”，叛军横行南下，到宿迁时，幸亏吴长庆处置得当，将变乱化于无形。否则，以这六千百战老兵，再出一两个杨秀清这类的得力统帅，恐怕就是第二个太平天国了。这件事在叙及庆军的时候还会详细铺陈。
这支有清一代罕见的全军哗变的部队，就是淮军主力中，我要最先提到的鼎军,不过，如上所述，该军之所以被先提到的原因并不光彩,鼎军是淮军四大主力中寿命最短的，而且消亡的最窝囊。也许不是巧合，他的统帅潘鼎新，也是淮军初创诸将中，老来名声下场最不堪的一位。清史稿评论他“防边失律，不保令名。”，盖非诬言。
鼎军最早发轫于咸丰十一年（1861）。是年，鼎新所率之乡团，受编为鼎字营，开赴安庆，开始鼎军八年短命的军史。除去湘军拨来的军队，鼎字营和树字营、铭字营、庆字营为淮军最早的四营，成军尚在后来成为淮军大支的盛字营之前，算是李鸿章起家的老底子了。同治元年，鼎新率鼎字营随同李鸿章赴沪。
当年六月三日，程学启和韩正国（或有云是和林字营的滕嗣武）在虹桥和李秀成部遭遇，小胜之，两军都是湘军骁勇敢战的精锐，韩正国一营更是曾国藩的亲军，这一战固然是淮军成名之战，但包括鼎军在内的新募淮勇还没有露脸的机会。其实，曾国藩对新募淮勇的战斗力是有怀疑的，他曾教训李鸿章“羽毛不丰，不可高飞，训练不精，岂可征战”。
不过仅仅半月后，新募淮勇们很快就在恶战中崭露头角，六月十七日，李秀成率军猛攻淮军，淮军悉出与之恶战，最终获胜。这支初到时被奚落为“衣帽粗陋”的军队，至此不但为沪上西洋报纸称道，亦得到洋军之礼敬。
潘鼎新则在随后很快迎来独立指挥战斗的机会。六月下旬，为了解除上海南线之威胁。李鸿章命令潘鼎新和刘铭传率部进奉贤，准备攻占扼杭州湾之咽喉的金山卫。这一战除淮军外，还有上海原守军和常胜军参加。七月十日，淮军逼近金山卫，至十七日克之。鼎新是此战的前敌主帅。
克复金山卫，拔掉了上海南线的一个“钉子”，淮军可以在东线和北线放心用兵了。鼎军下一个一施拳脚的战役，就移到了长江口的福山镇。
鼎军（二）
福山位于常熟北部，频临长江口，南连常熟、西接江阴、东北均邻大江，是战略之要地。淞沪抗战的时候，吴江到福山一线，就是中国军队预定自上海撤退后节节抵抗的第二道防线。
同治元年底，太平军常熟守将骆国忠“反正”。常熟是苏州北部的重要屏障，清军进入常熟，可以进窥江阴、无锡，严重威胁苏州太平军的侧后，是太平军不得不争的要地。于是当年十二月，李秀成率领数万太平军进围常熟，同时江阴太平军东进复陷福山。李鸿章派常胜军渡海反攻福山，想打开进援常熟的通道，结果，福山“城小而坚”，常胜军兵力也不足，未能“常胜”反吃了败仗。于是刚刚在金山战役中搭档的鼎新和铭传又联袂率领鼎、铭二军三千人北上，反攻福山。到当年三月，一举克复福山，并顺势会合诸军，一举解常熟之围。
福山之役，为常熟解围的关键，是鼎军第二个有得数的大胜仗。常熟围解，淮军顺势下江阴，苏州到无锡一线的侧翼全部暴露在淮军面前，有了这个基础，淮军才能定三路分进之计：由江阴趋无锡，由昆山攻苏州，水军则由吴江进太湖。淮军由是转守为攻，苏南的克复，算是打开了第一道门。
鼎铭两军能够成洋军未竟之功，其一，是此时淮军的实力已有长足增长，鼎铭二军当时都有三营左右的兵力，可以弃某字营的称呼，而赫然称军了。更重要的是，当时淮军的装备已大有改善，在同治元年十月，程学启开军中已经有一营全用洋枪，“临阵可抵两营之用”。其余各军，也陆续将小枪（旧式火枪）队改洋枪队，添置一二百杆洋枪，不再是中国旧式军队的模样了。在福山之役，鼎军更是用西式开花炮猛轰敌垒，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福山之役后，鼎铭两军分途，铭军留在北线作战，而鼎军则南调于松江，负责南线的警戒。先后攻克了沪浙一带的嘉善、西塘、平湖、海盐一带，独当方面之用了。不过，浙江是左诸葛的“禁脔”，鼎军终究不好太展拳脚，只好看着开军铭军在苏南驰骋，连克名城，名利尽获了。唯一值得一提的便是克复平湖海盐的时候，“获贼银三十余万两”，这是上报的数字，鼎新为人操守颇为人讥，实际所获，恐怕还不止这个数目。不过，纵使是三十万两饷银，也足充十营淮军一年的军饷了。
在吴越富庶之地驰骋，手里有钱，就不愁手下无兵。同治二年一年，鼎军已经扩充到五个营以上，算上兼辖的部队和太平军的降军，就有十个营以上的规模了。鼎新自己也由入淮军时的同知，短短两年间擢升到署任道员加按察使衔。
鼎军（三）
和鼎军一起被在松江浙北一带作战的，还有秉璋的良军和鸿章幼弟昭庆的忠朴营。秉璋和鼎新，一为进士，一为举人，是淮军带兵大将中科举功名最高的两人，用书生带兵承担战略防御，恐怕是鸿章刻意的安排。
匆匆又一春，进入同治三年，平定发匪的战局又是一番新景象了。湘军天京之围已经稳固了，淮军已包围常州，常州一克，镇江、天京就在眼前了。鸿章却放缓了淮军狂飚突进的脚步，将最能战的程学启开军调到了浙西，要在左诸葛的地盘上大展拳脚了——对那段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鸿章这番举动是为了卖曾师相一个面子，将克复天京的头等大功留给曾九和湘军。说实话，以湘军间关百战，独得这一份功劳也大是担得起的，至于得罪左诸葛，那是没法两全的事了。
不过这样的部署，也让平静了许久的鼎军由此赶上了几场大战。首先便是嘉兴之役，这是淮军用沪平吴三年间，有得数的恶战，尤其是淮军第一悍将程学启，登城楼的时候枪中脑部，不治而亡。
随后的湖州之役，鼎新和鼎军都出了不小的风头。当时天京已经克复，太平军余部大集，号称二十万人守湖州，左诸葛兵力不足，又知道淮军能战，也顾不上指责淮军越境剿贼了，亲自去函请淮军助战。于是开鼎良松勋诸军再戮力进湖州。太平军占据城外的晟舍抵抗，鼎新亲临前敌，置于前沿的火药为太平军击中，火焰燃烧到了鼎新的胸口，鼎新居然“覆身以扑”，将火熄灭，才没有引起爆炸。算是相当的刚勇了。
主帅亲临险境，三军自然用命，鼎军很快攻克晟舍，进逼湖州城下，太平军的溃兵蜂拥入城，城门无法关闭，鼎军乘机随后而入，合诸军一举而克湖州。攻克嘉兴湖州，除了依靠枪炮之利，鼎军和鼎新不畏死的勇气也起了大作用。二十年后，当面对法国人的时候，鼎新却胆气大坠，终至“不保令名”，回忆起这段豪情壮勇的时光，被参革的鼎新心中，不知道会不会颇为遗憾喟叹。
平定了太平军，鼎军的兵力，已经有十个营和一个水师营，总兵力不下七八千人了。不过仍然还没有到解征衣，弃戈矛的时候。捻军依然纵横中原大地，僧王的骑兵久战无功，湘军则暮气沉沉，淮军北上参战，是迟早的事情了。
休息了大约一年，同治四年，鼎军全军十一营奉命由海路北调，先到京畿，随后南下到山东济宁，鼎新也随之实授山东按察使，率鼎军扼守济宁，开始参与剿捻之役。济宁在微山湖的北端，离曲阜不过三四十公里的距离。
当时，国藩针对捻军飘忽无定的特征，在捻军活动的鲁苏皖豫四省各挑一个战略要地，设立老营 ，筑工事、储军实，屯重兵，一省有警，三省赴援，以达到“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的目的。国藩提出这样的战略并不出人意料，言战先言守，是国藩一贯的风格。而山东的老营，就设立在济宁。最初扼守济的是刘铭传的铭军，铭传南调，鼎军就接踵而上了。
到济宁不久，捻军进丰县，威逼徐州。顺便说一下，丰县就在沛县西，是刘三当年的旧游之地了。曾国藩以充当亲军的树军迎击，结果失利，鼎新随之在陈家庄阻击捻军，激战由昼至夜，将捻军击退，让曾大帅免了一番惊吓。算是打好了剿捻开门红的一战。
淮系还是有一些人才滴~
;P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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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欣赏刘铭传
刘铭传，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