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漫谈晁错“削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8:01:18
在处理文景时期一系列社会问题中，有一位有智有谋的朝廷官员——晁错，鲁迅先生评论他：“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晁错这个人很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早在文帝朝的时候，晁错便为太子令，号“智囊”，他上疏言兵事，分析汉匈形势，发动战争的利弊，提出了以夷制夷的对匈策略，随后又上书叫文帝募民迁徙塞上，熟悉匈奴地形而攻之。紧接着又提出了徙民塞上的具体措施，与军队编制问题。在经济方面，晁错建议汉文帝“广蓄积，以实仓禀，备水旱”，重农抑商，拜爵入粟于边者，而后又建议文帝减民税以勤农。这一系列政治主张体现在他的政论《论募民徙塞下书》、《论贵粟书》里。晁错当时对于国家的时蔽不仅敢于直言不讳，而最重要的是他在分析原因之后，还提出了具体应对措施和解决方法。
同样在文帝朝，晁错向文帝指出了当年威胁汉王朝统治的最大隐患，提出要“削诸侯”，但当时文帝并没有理会。不过正是这个激进“削诸侯”的政治主张，成为最后晁错丧命的重要原因。与晁错同年出生，却早他十四年就英年早逝的贾谊，在朝廷当博士时也曾向文帝提出过削弱诸侯王势力的主张，他的方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手段比起晁错温和的许多，具体措施后来在武帝朝被主父偃发展为 “推恩令”。但文帝似乎对削诸侯一事无动于衷，对待诸侯王这些刘家亲戚，很是宽容，吴王诈病不朝，不但不问罪而且还赐拐杖给予慰问。
这位吴王刘濞在封地铸钱煮盐，招纳天下豪杰，谋反之心早就化为实际行动，他谋反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他和景帝之间的个人恩怨引起的，当年他的儿子因博戏被还是皇太子的刘启所杀，老来丧子，焉得不积怨于心，以至诈病不朝。也许文帝不理任何削诸侯的主张，多少因为觉得自己儿子有欠吴王刘濞的吧。
文帝驾崩，皇太子顺利即位，此时，贾谊客死他乡已经十二年载，而晁错身为太子家臣却随之显贵，他不断上书景帝，以实现自己“削诸侯”的主张，解决日益严重的诸侯割据问题。晁错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在策略上，主张“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景帝初初即位，急于干点成绩来让天下显示自己治国能力，给地方气焰嚣张的诸侯来点下马威，于是景帝采纳了晁错的意见。正当晁错着手“以法削诸侯”的同时，他与朝中保守派人士的矛盾开始恶化。景帝二年，申屠嘉就揪晁错的小辫子向皇上打小报告，企图达到皇上诛灭晁错的目的。那年晁错正逢得势，先发制人向景帝说明原因，使景帝认定他无罪，活活气得申屠嘉吐血而死。紧接着一年，景帝三年，晁错提出“削吴”时，窦婴出来反驳，于是晁错又与窦婴结上怨仇。也就在同一年，晁错遭到了诛杀。
当晁错不断推进他的削藩的措施，使天下诸侯无不哗然，吴国第一个忍不住公开谋反，晁错的激进恰恰成为谋反的借口，吴王刘濞打着讨伐奸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征发国内所有男丁，联盟赵楚，向京城进军。当初晁爸爸见儿子更该法令，得罪诸侯，特地来京城质问他：“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上骨肉，口语多怨，公何为也？”晁错不以父亲的话为然，大义凛然地回答老爸七个字：“为国家稳固而已。”他完全没有考虑过自己将来的下场，而觉得一切理所当然，绝望的晁爸爸只能感叹：“刘氏安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然后服毒自尽，没想到十天之后，七国就谋反了。
国家出现大危机，总得找个负责人来处理，如果此人解决不当，就必定成为千夫所指，沦为替罪羔羊，那么七国这次谋反，对抗朝廷，孰胜孰败都注定了有一批人要牺牲祭旗，而另一批人将从而显赫。晁错此时，正想除去他的眼中钉袁盎。两人素来就不友好，晁错在场，袁盎就会回避；袁盎在场的地方，晁错就会回避，两个人还没试过“同堂语”。晁错厌恶袁盎并不仅仅是出于一己私念，因为袁盎经常收受吴王财物，在皇上面前隐瞒吴王密谋造反一事，歌颂太平。本来晁错当上了御史大夫时，就有心要除掉袁盎，他“使吏按盎受吴王财物，抵罪”，本来有机会杀了干净，却偏偏“诏赦以为庶人”，因为袁盎好歹也是二朝老臣，也曾与皇帝讨论国家大事。可此时袁盎留下了小命却成为晁错的后患。我们不能不说袁盎这人命大，其实除了晁错想整他不死，后来梁考王也使人暗杀袁盎也未遂，反而事情败露，梁考王差点以谋反之名被诛。袁盎此人趋炎附势，见利忘义，从文帝登基元年就开始在皇上面前搬弄是非，将小问题扩大化。背地里向皇上说绛候周勃的坏话，说他有“骄主色”使“臣主失礼”，使文帝对周勃起了戒心。后来周勃也担心自己位极人臣物极必反，于是请归相印，回到自己封国中，可还是夙夜害怕自己被诛杀，凡听见京官来到都吓得要披上盔甲才敢和人家见面，人家见周勃连平日里都穿盔甲持兵器，以为他正密谋造反，于是报告皇帝，文帝早对周勃起戒心，一听他要谋反，立即下令捕捉周勃。幸好最后太后出面求情周勃才保住了性命。皇太后用第三者的角度则可以很客观地分析事情真相，她觉得周勃当年诛诸吕之时还系着皇帝玉玺，统帅着军队，他那时候不谋反，怎么今日在封地那一个小县城里反倒起谋反之心了呢？
如果说周勃为右丞相“骄主色”使“臣主失礼”，袁盎这种间离人臣者更该诛杀灭门。除了周勃之事，袁盎向皇帝推荐过一个叫张释之的人，袁所荐之人也贤不到哪里去，竟然妒忌一位工作敬业的虎晋夫，在皇帝面前说他是口辩无实，其实他自己更能说会道，张释之除了说一些礼不礼，法不法之类的鸡毛蒜皮的事外，对社稷毫无贡献。这种人袁盎会以张释之为贤，可见袁盎其人。
吴楚造反之后，晁错再次向丞、史告发：“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其计谋。”丞、史却说：“事未发，治理有绝，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谋。”晁错想想也是，一直犹豫不决，对待袁盎的问题上晁错的态度远没有对待诸侯王那么坚决。而事情让袁盎听见，他十分惧怕，狗急跳墙，要见皇帝，然而他被贬为庶人不能直接面圣，刚与晁错闹不和的窦婴于是帮他引见。袁盎到皇帝面前以替国家对付诸侯造反献策为幌子，实际仅是针对晁错。袁盎示意皇上，屏蔽左右，故意支开晁错。晁错不得已而离开，知道袁盎自己是冲自己而来，肯定凶多吉少，于是回避到东厢，心中怨恨不已。袁盎见四周无人，说：“今诸侯反叛，皆因贼臣擅谪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诛错，复故地反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之国，复其故地，则兵可血刃而俱罢。”景帝听后，默然良久，才说了一句话：“顾诚如何？吾不受一人以谢天下。”自从吴王联合楚、赵公然叛乱，来势汹汹，景帝在朝中听到消息，思想上开始矛盾了，父亲交给自己的天下很可能毁于一旦，到底晁错的“削藩”是对还是错呢？景帝心里没底，也许袁盎说的有道理，于是决定向诸侯王妥协，接受袁盎的意见，擢升袁盎为太常。袁盎奸计得逞，咸鱼翻生。十几天后，晁错被满门诛杀，事先晁错自己毫不知情，还在办公室处理政务，忽然被人拖出东门斩首，工作服还穿在身上，死时五十四岁的晁错也许还没来得及回想自己跟随景帝那么多年，看着他从太子登上皇位，自己忠心辅佐，而景帝却因为小人的一句话而改变先前的立场，将自己杀害。晁错之死正好印证一句古话“当断不断，反遭其乱”孔子五十六岁当上了鲁国的司寇七天之后，就把大夫少正卯以为乱政之名诛杀了，苏东坡也说：“使便迟疑两三日，已为少正卯图矣。”可谓一真见血指出官场中当机立断的重要性。
事后邓公上书言军事，指出诸侯王造反的实际目的，说景帝不应该错斩晁错，这样做的后果会“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景帝听了喟然长叹，说：“公言善，吾亦恨之！”可惜人既已诛，无回头之路。决策如此卤莽，可见这位新皇帝的确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然而误斩晁错，对于景帝来说是一次教训，对于国家却是一种损失。
到了武帝朝，大臣们多为晁错平反，并且纷纷继承晁错生前的政治主张，“务摧抑诸侯王”，不断上奏，揭露诸侯王的过错。其实诸侯造反失败，已经元气大伤，况且到了武帝朝，中央政府的统治更为巩固，那些于天下一隅的诸侯王很难再与中央抗衡，此时朝中大臣再无得罪诸侯引起诸侯公愤的忧虑，当然可以跑到皇帝面前畅所欲言，以搏皇上看重。而景帝朝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像晁错一样能直言天下利弊呢？后来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开国以来威胁汉政府的诸侯割据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
司马迁认为：“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而有些人却觉得晁错的削藩措施过于激进草率，如同自桶马蜂，惹祸上身。仿佛如果贾谊能延长十几年寿命用他的主张就能妥善解决中央与诸侯的对抗关系。
诸侯王掌握着封国的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从高祖到景帝朝，诸王早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们即使无谋反之意，也完全有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力。即使在景帝时实行“推恩令”，也会招致诸侯王的不满，谁不知道这是要分割我的封地与权力。如果中央没有压倒性的政治实力和向心力，政令是很难推行开来的，所以削藩非用暴力不可，留着这些毒疮，即使不发作，对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定，赋税收入等等也都是巨大的威胁。
等到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刘启收归诸侯王的行政权，并由中央任免王国官吏，到了武帝才能有效地实行“推恩令”和“附益之法”，进一步更彻底地削弱诸侯势力。哪个王国还有能力敢说“我反对！”如果不是晁错的激进主张，就决没有后来的“推恩令”。
晁错虽然在处理国家大事上十分出色，却在官场上尽惹是非，这才是他“为国远虑，祸反近身”的根本原因，所谓“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晁错可以看得很远，而绊倒自己的却是脚下的小石子。所以上文将袁盎这种人拿出来详细介绍，不仅是他用奸计陷害晁错使国家损失人才，而且他本人恰恰与晁错形成鲜明的对比。晁错善于治理天下，而袁盎善于权术。《淮南子》说：“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责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以任以大功。”有大略而不捷巧，说的正是晁错；有小智力而无大功，说的恰如袁盎。不过在真正的官场中，晁错这种人再怎么有能力，照样很容易成为官场人际交际的祭品，他得罪的人太多了，申屠嘉、窦婴、袁盎、还有各路诸侯。最后一旦皇帝不站在晁错身边，他便转瞬间成为刀下冤魂，自古忠臣难做，在政治权利斗争，那些王公大臣，今日可能还受宠于上，扼权申令，可能明日就成阶下之囚。
在处理文景时期一系列社会问题中，有一位有智有谋的朝廷官员——晁错，鲁迅先生评论他：“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晁错这个人很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早在文帝朝的时候，晁错便为太子令，号“智囊”，他上疏言兵事，分析汉匈形势，发动战争的利弊，提出了以夷制夷的对匈策略，随后又上书叫文帝募民迁徙塞上，熟悉匈奴地形而攻之。紧接着又提出了徙民塞上的具体措施，与军队编制问题。在经济方面，晁错建议汉文帝“广蓄积，以实仓禀，备水旱”，重农抑商，拜爵入粟于边者，而后又建议文帝减民税以勤农。这一系列政治主张体现在他的政论《论募民徙塞下书》、《论贵粟书》里。晁错当时对于国家的时蔽不仅敢于直言不讳，而最重要的是他在分析原因之后，还提出了具体应对措施和解决方法。
同样在文帝朝，晁错向文帝指出了当年威胁汉王朝统治的最大隐患，提出要“削诸侯”，但当时文帝并没有理会。不过正是这个激进“削诸侯”的政治主张，成为最后晁错丧命的重要原因。与晁错同年出生，却早他十四年就英年早逝的贾谊，在朝廷当博士时也曾向文帝提出过削弱诸侯王势力的主张，他的方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手段比起晁错温和的许多，具体措施后来在武帝朝被主父偃发展为 “推恩令”。但文帝似乎对削诸侯一事无动于衷，对待诸侯王这些刘家亲戚，很是宽容，吴王诈病不朝，不但不问罪而且还赐拐杖给予慰问。
这位吴王刘濞在封地铸钱煮盐，招纳天下豪杰，谋反之心早就化为实际行动，他谋反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他和景帝之间的个人恩怨引起的，当年他的儿子因博戏被还是皇太子的刘启所杀，老来丧子，焉得不积怨于心，以至诈病不朝。也许文帝不理任何削诸侯的主张，多少因为觉得自己儿子有欠吴王刘濞的吧。
文帝驾崩，皇太子顺利即位，此时，贾谊客死他乡已经十二年载，而晁错身为太子家臣却随之显贵，他不断上书景帝，以实现自己“削诸侯”的主张，解决日益严重的诸侯割据问题。晁错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在策略上，主张“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景帝初初即位，急于干点成绩来让天下显示自己治国能力，给地方气焰嚣张的诸侯来点下马威，于是景帝采纳了晁错的意见。正当晁错着手“以法削诸侯”的同时，他与朝中保守派人士的矛盾开始恶化。景帝二年，申屠嘉就揪晁错的小辫子向皇上打小报告，企图达到皇上诛灭晁错的目的。那年晁错正逢得势，先发制人向景帝说明原因，使景帝认定他无罪，活活气得申屠嘉吐血而死。紧接着一年，景帝三年，晁错提出“削吴”时，窦婴出来反驳，于是晁错又与窦婴结上怨仇。也就在同一年，晁错遭到了诛杀。
当晁错不断推进他的削藩的措施，使天下诸侯无不哗然，吴国第一个忍不住公开谋反，晁错的激进恰恰成为谋反的借口，吴王刘濞打着讨伐奸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征发国内所有男丁，联盟赵楚，向京城进军。当初晁爸爸见儿子更该法令，得罪诸侯，特地来京城质问他：“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上骨肉，口语多怨，公何为也？”晁错不以父亲的话为然，大义凛然地回答老爸七个字：“为国家稳固而已。”他完全没有考虑过自己将来的下场，而觉得一切理所当然，绝望的晁爸爸只能感叹：“刘氏安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然后服毒自尽，没想到十天之后，七国就谋反了。
国家出现大危机，总得找个负责人来处理，如果此人解决不当，就必定成为千夫所指，沦为替罪羔羊，那么七国这次谋反，对抗朝廷，孰胜孰败都注定了有一批人要牺牲祭旗，而另一批人将从而显赫。晁错此时，正想除去他的眼中钉袁盎。两人素来就不友好，晁错在场，袁盎就会回避；袁盎在场的地方，晁错就会回避，两个人还没试过“同堂语”。晁错厌恶袁盎并不仅仅是出于一己私念，因为袁盎经常收受吴王财物，在皇上面前隐瞒吴王密谋造反一事，歌颂太平。本来晁错当上了御史大夫时，就有心要除掉袁盎，他“使吏按盎受吴王财物，抵罪”，本来有机会杀了干净，却偏偏“诏赦以为庶人”，因为袁盎好歹也是二朝老臣，也曾与皇帝讨论国家大事。可此时袁盎留下了小命却成为晁错的后患。我们不能不说袁盎这人命大，其实除了晁错想整他不死，后来梁考王也使人暗杀袁盎也未遂，反而事情败露，梁考王差点以谋反之名被诛。袁盎此人趋炎附势，见利忘义，从文帝登基元年就开始在皇上面前搬弄是非，将小问题扩大化。背地里向皇上说绛候周勃的坏话，说他有“骄主色”使“臣主失礼”，使文帝对周勃起了戒心。后来周勃也担心自己位极人臣物极必反，于是请归相印，回到自己封国中，可还是夙夜害怕自己被诛杀，凡听见京官来到都吓得要披上盔甲才敢和人家见面，人家见周勃连平日里都穿盔甲持兵器，以为他正密谋造反，于是报告皇帝，文帝早对周勃起戒心，一听他要谋反，立即下令捕捉周勃。幸好最后太后出面求情周勃才保住了性命。皇太后用第三者的角度则可以很客观地分析事情真相，她觉得周勃当年诛诸吕之时还系着皇帝玉玺，统帅着军队，他那时候不谋反，怎么今日在封地那一个小县城里反倒起谋反之心了呢？
如果说周勃为右丞相“骄主色”使“臣主失礼”，袁盎这种间离人臣者更该诛杀灭门。除了周勃之事，袁盎向皇帝推荐过一个叫张释之的人，袁所荐之人也贤不到哪里去，竟然妒忌一位工作敬业的虎晋夫，在皇帝面前说他是口辩无实，其实他自己更能说会道，张释之除了说一些礼不礼，法不法之类的鸡毛蒜皮的事外，对社稷毫无贡献。这种人袁盎会以张释之为贤，可见袁盎其人。
吴楚造反之后，晁错再次向丞、史告发：“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其计谋。”丞、史却说：“事未发，治理有绝，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谋。”晁错想想也是，一直犹豫不决，对待袁盎的问题上晁错的态度远没有对待诸侯王那么坚决。而事情让袁盎听见，他十分惧怕，狗急跳墙，要见皇帝，然而他被贬为庶人不能直接面圣，刚与晁错闹不和的窦婴于是帮他引见。袁盎到皇帝面前以替国家对付诸侯造反献策为幌子，实际仅是针对晁错。袁盎示意皇上，屏蔽左右，故意支开晁错。晁错不得已而离开，知道袁盎自己是冲自己而来，肯定凶多吉少，于是回避到东厢，心中怨恨不已。袁盎见四周无人，说：“今诸侯反叛，皆因贼臣擅谪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诛错，复故地反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之国，复其故地，则兵可血刃而俱罢。”景帝听后，默然良久，才说了一句话：“顾诚如何？吾不受一人以谢天下。”自从吴王联合楚、赵公然叛乱，来势汹汹，景帝在朝中听到消息，思想上开始矛盾了，父亲交给自己的天下很可能毁于一旦，到底晁错的“削藩”是对还是错呢？景帝心里没底，也许袁盎说的有道理，于是决定向诸侯王妥协，接受袁盎的意见，擢升袁盎为太常。袁盎奸计得逞，咸鱼翻生。十几天后，晁错被满门诛杀，事先晁错自己毫不知情，还在办公室处理政务，忽然被人拖出东门斩首，工作服还穿在身上，死时五十四岁的晁错也许还没来得及回想自己跟随景帝那么多年，看着他从太子登上皇位，自己忠心辅佐，而景帝却因为小人的一句话而改变先前的立场，将自己杀害。晁错之死正好印证一句古话“当断不断，反遭其乱”孔子五十六岁当上了鲁国的司寇七天之后，就把大夫少正卯以为乱政之名诛杀了，苏东坡也说：“使便迟疑两三日，已为少正卯图矣。”可谓一真见血指出官场中当机立断的重要性。
事后邓公上书言军事，指出诸侯王造反的实际目的，说景帝不应该错斩晁错，这样做的后果会“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景帝听了喟然长叹，说：“公言善，吾亦恨之！”可惜人既已诛，无回头之路。决策如此卤莽，可见这位新皇帝的确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然而误斩晁错，对于景帝来说是一次教训，对于国家却是一种损失。
到了武帝朝，大臣们多为晁错平反，并且纷纷继承晁错生前的政治主张，“务摧抑诸侯王”，不断上奏，揭露诸侯王的过错。其实诸侯造反失败，已经元气大伤，况且到了武帝朝，中央政府的统治更为巩固，那些于天下一隅的诸侯王很难再与中央抗衡，此时朝中大臣再无得罪诸侯引起诸侯公愤的忧虑，当然可以跑到皇帝面前畅所欲言，以搏皇上看重。而景帝朝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像晁错一样能直言天下利弊呢？后来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开国以来威胁汉政府的诸侯割据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
司马迁认为：“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而有些人却觉得晁错的削藩措施过于激进草率，如同自桶马蜂，惹祸上身。仿佛如果贾谊能延长十几年寿命用他的主张就能妥善解决中央与诸侯的对抗关系。
诸侯王掌握着封国的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从高祖到景帝朝，诸王早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们即使无谋反之意，也完全有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力。即使在景帝时实行“推恩令”，也会招致诸侯王的不满，谁不知道这是要分割我的封地与权力。如果中央没有压倒性的政治实力和向心力，政令是很难推行开来的，所以削藩非用暴力不可，留着这些毒疮，即使不发作，对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定，赋税收入等等也都是巨大的威胁。
等到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刘启收归诸侯王的行政权，并由中央任免王国官吏，到了武帝才能有效地实行“推恩令”和“附益之法”，进一步更彻底地削弱诸侯势力。哪个王国还有能力敢说“我反对！”如果不是晁错的激进主张，就决没有后来的“推恩令”。
晁错虽然在处理国家大事上十分出色，却在官场上尽惹是非，这才是他“为国远虑，祸反近身”的根本原因，所谓“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晁错可以看得很远，而绊倒自己的却是脚下的小石子。所以上文将袁盎这种人拿出来详细介绍，不仅是他用奸计陷害晁错使国家损失人才，而且他本人恰恰与晁错形成鲜明的对比。晁错善于治理天下，而袁盎善于权术。《淮南子》说：“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责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以任以大功。”有大略而不捷巧，说的正是晁错；有小智力而无大功，说的恰如袁盎。不过在真正的官场中，晁错这种人再怎么有能力，照样很容易成为官场人际交际的祭品，他得罪的人太多了，申屠嘉、窦婴、袁盎、还有各路诸侯。最后一旦皇帝不站在晁错身边，他便转瞬间成为刀下冤魂，自古忠臣难做，在政治权利斗争，那些王公大臣，今日可能还受宠于上，扼权申令，可能明日就成阶下之囚。
在处理文景时期一系列社会问题中，有一位有智有谋的朝廷官员——晁错，鲁迅先生评论他：“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晁错这个人很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早在文帝朝的时候，晁错便为太子令，号“智囊”，他上疏言兵事，分析汉匈形势，发动战争的利弊，提出了以夷制夷的对匈策略，随后又上书叫文帝募民迁徙塞上，熟悉匈奴地形而攻之。紧接着又提出了徙民塞上的具体措施，与军队编制问题。在经济方面，晁错建议汉文帝“广蓄积，以实仓禀，备水旱”，重农抑商，拜爵入粟于边者，而后又建议文帝减民税以勤农。这一系列政治主张体现在他的政论《论募民徙塞下书》、《论贵粟书》里。晁错当时对于国家的时蔽不仅敢于直言不讳，而最重要的是他在分析原因之后，还提出了具体应对措施和解决方法。
同样在文帝朝，晁错向文帝指出了当年威胁汉王朝统治的最大隐患，提出要“削诸侯”，但当时文帝并没有理会。不过正是这个激进“削诸侯”的政治主张，成为最后晁错丧命的重要原因。与晁错同年出生，却早他十四年就英年早逝的贾谊，在朝廷当博士时也曾向文帝提出过削弱诸侯王势力的主张，他的方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手段比起晁错温和的许多，具体措施后来在武帝朝被主父偃发展为 “推恩令”。但文帝似乎对削诸侯一事无动于衷，对待诸侯王这些刘家亲戚，很是宽容，吴王诈病不朝，不但不问罪而且还赐拐杖给予慰问。
这位吴王刘濞在封地铸钱煮盐，招纳天下豪杰，谋反之心早就化为实际行动，他谋反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他和景帝之间的个人恩怨引起的，当年他的儿子因博戏被还是皇太子的刘启所杀，老来丧子，焉得不积怨于心，以至诈病不朝。也许文帝不理任何削诸侯的主张，多少因为觉得自己儿子有欠吴王刘濞的吧。
文帝驾崩，皇太子顺利即位，此时，贾谊客死他乡已经十二年载，而晁错身为太子家臣却随之显贵，他不断上书景帝，以实现自己“削诸侯”的主张，解决日益严重的诸侯割据问题。晁错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在策略上，主张“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景帝初初即位，急于干点成绩来让天下显示自己治国能力，给地方气焰嚣张的诸侯来点下马威，于是景帝采纳了晁错的意见。正当晁错着手“以法削诸侯”的同时，他与朝中保守派人士的矛盾开始恶化。景帝二年，申屠嘉就揪晁错的小辫子向皇上打小报告，企图达到皇上诛灭晁错的目的。那年晁错正逢得势，先发制人向景帝说明原因，使景帝认定他无罪，活活气得申屠嘉吐血而死。紧接着一年，景帝三年，晁错提出“削吴”时，窦婴出来反驳，于是晁错又与窦婴结上怨仇。也就在同一年，晁错遭到了诛杀。
当晁错不断推进他的削藩的措施，使天下诸侯无不哗然，吴国第一个忍不住公开谋反，晁错的激进恰恰成为谋反的借口，吴王刘濞打着讨伐奸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征发国内所有男丁，联盟赵楚，向京城进军。当初晁爸爸见儿子更该法令，得罪诸侯，特地来京城质问他：“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上骨肉，口语多怨，公何为也？”晁错不以父亲的话为然，大义凛然地回答老爸七个字：“为国家稳固而已。”他完全没有考虑过自己将来的下场，而觉得一切理所当然，绝望的晁爸爸只能感叹：“刘氏安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然后服毒自尽，没想到十天之后，七国就谋反了。
国家出现大危机，总得找个负责人来处理，如果此人解决不当，就必定成为千夫所指，沦为替罪羔羊，那么七国这次谋反，对抗朝廷，孰胜孰败都注定了有一批人要牺牲祭旗，而另一批人将从而显赫。晁错此时，正想除去他的眼中钉袁盎。两人素来就不友好，晁错在场，袁盎就会回避；袁盎在场的地方，晁错就会回避，两个人还没试过“同堂语”。晁错厌恶袁盎并不仅仅是出于一己私念，因为袁盎经常收受吴王财物，在皇上面前隐瞒吴王密谋造反一事，歌颂太平。本来晁错当上了御史大夫时，就有心要除掉袁盎，他“使吏按盎受吴王财物，抵罪”，本来有机会杀了干净，却偏偏“诏赦以为庶人”，因为袁盎好歹也是二朝老臣，也曾与皇帝讨论国家大事。可此时袁盎留下了小命却成为晁错的后患。我们不能不说袁盎这人命大，其实除了晁错想整他不死，后来梁考王也使人暗杀袁盎也未遂，反而事情败露，梁考王差点以谋反之名被诛。袁盎此人趋炎附势，见利忘义，从文帝登基元年就开始在皇上面前搬弄是非，将小问题扩大化。背地里向皇上说绛候周勃的坏话，说他有“骄主色”使“臣主失礼”，使文帝对周勃起了戒心。后来周勃也担心自己位极人臣物极必反，于是请归相印，回到自己封国中，可还是夙夜害怕自己被诛杀，凡听见京官来到都吓得要披上盔甲才敢和人家见面，人家见周勃连平日里都穿盔甲持兵器，以为他正密谋造反，于是报告皇帝，文帝早对周勃起戒心，一听他要谋反，立即下令捕捉周勃。幸好最后太后出面求情周勃才保住了性命。皇太后用第三者的角度则可以很客观地分析事情真相，她觉得周勃当年诛诸吕之时还系着皇帝玉玺，统帅着军队，他那时候不谋反，怎么今日在封地那一个小县城里反倒起谋反之心了呢？
如果说周勃为右丞相“骄主色”使“臣主失礼”，袁盎这种间离人臣者更该诛杀灭门。除了周勃之事，袁盎向皇帝推荐过一个叫张释之的人，袁所荐之人也贤不到哪里去，竟然妒忌一位工作敬业的虎晋夫，在皇帝面前说他是口辩无实，其实他自己更能说会道，张释之除了说一些礼不礼，法不法之类的鸡毛蒜皮的事外，对社稷毫无贡献。这种人袁盎会以张释之为贤，可见袁盎其人。
吴楚造反之后，晁错再次向丞、史告发：“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其计谋。”丞、史却说：“事未发，治理有绝，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谋。”晁错想想也是，一直犹豫不决，对待袁盎的问题上晁错的态度远没有对待诸侯王那么坚决。而事情让袁盎听见，他十分惧怕，狗急跳墙，要见皇帝，然而他被贬为庶人不能直接面圣，刚与晁错闹不和的窦婴于是帮他引见。袁盎到皇帝面前以替国家对付诸侯造反献策为幌子，实际仅是针对晁错。袁盎示意皇上，屏蔽左右，故意支开晁错。晁错不得已而离开，知道袁盎自己是冲自己而来，肯定凶多吉少，于是回避到东厢，心中怨恨不已。袁盎见四周无人，说：“今诸侯反叛，皆因贼臣擅谪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诛错，复故地反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之国，复其故地，则兵可血刃而俱罢。”景帝听后，默然良久，才说了一句话：“顾诚如何？吾不受一人以谢天下。”自从吴王联合楚、赵公然叛乱，来势汹汹，景帝在朝中听到消息，思想上开始矛盾了，父亲交给自己的天下很可能毁于一旦，到底晁错的“削藩”是对还是错呢？景帝心里没底，也许袁盎说的有道理，于是决定向诸侯王妥协，接受袁盎的意见，擢升袁盎为太常。袁盎奸计得逞，咸鱼翻生。十几天后，晁错被满门诛杀，事先晁错自己毫不知情，还在办公室处理政务，忽然被人拖出东门斩首，工作服还穿在身上，死时五十四岁的晁错也许还没来得及回想自己跟随景帝那么多年，看着他从太子登上皇位，自己忠心辅佐，而景帝却因为小人的一句话而改变先前的立场，将自己杀害。晁错之死正好印证一句古话“当断不断，反遭其乱”孔子五十六岁当上了鲁国的司寇七天之后，就把大夫少正卯以为乱政之名诛杀了，苏东坡也说：“使便迟疑两三日，已为少正卯图矣。”可谓一真见血指出官场中当机立断的重要性。
事后邓公上书言军事，指出诸侯王造反的实际目的，说景帝不应该错斩晁错，这样做的后果会“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景帝听了喟然长叹，说：“公言善，吾亦恨之！”可惜人既已诛，无回头之路。决策如此卤莽，可见这位新皇帝的确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然而误斩晁错，对于景帝来说是一次教训，对于国家却是一种损失。
到了武帝朝，大臣们多为晁错平反，并且纷纷继承晁错生前的政治主张，“务摧抑诸侯王”，不断上奏，揭露诸侯王的过错。其实诸侯造反失败，已经元气大伤，况且到了武帝朝，中央政府的统治更为巩固，那些于天下一隅的诸侯王很难再与中央抗衡，此时朝中大臣再无得罪诸侯引起诸侯公愤的忧虑，当然可以跑到皇帝面前畅所欲言，以搏皇上看重。而景帝朝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像晁错一样能直言天下利弊呢？后来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开国以来威胁汉政府的诸侯割据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
司马迁认为：“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而有些人却觉得晁错的削藩措施过于激进草率，如同自桶马蜂，惹祸上身。仿佛如果贾谊能延长十几年寿命用他的主张就能妥善解决中央与诸侯的对抗关系。
诸侯王掌握着封国的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从高祖到景帝朝，诸王早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们即使无谋反之意，也完全有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力。即使在景帝时实行“推恩令”，也会招致诸侯王的不满，谁不知道这是要分割我的封地与权力。如果中央没有压倒性的政治实力和向心力，政令是很难推行开来的，所以削藩非用暴力不可，留着这些毒疮，即使不发作，对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定，赋税收入等等也都是巨大的威胁。
等到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刘启收归诸侯王的行政权，并由中央任免王国官吏，到了武帝才能有效地实行“推恩令”和“附益之法”，进一步更彻底地削弱诸侯势力。哪个王国还有能力敢说“我反对！”如果不是晁错的激进主张，就决没有后来的“推恩令”。
晁错虽然在处理国家大事上十分出色，却在官场上尽惹是非，这才是他“为国远虑，祸反近身”的根本原因，所谓“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晁错可以看得很远，而绊倒自己的却是脚下的小石子。所以上文将袁盎这种人拿出来详细介绍，不仅是他用奸计陷害晁错使国家损失人才，而且他本人恰恰与晁错形成鲜明的对比。晁错善于治理天下，而袁盎善于权术。《淮南子》说：“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责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以任以大功。”有大略而不捷巧，说的正是晁错；有小智力而无大功，说的恰如袁盎。不过在真正的官场中，晁错这种人再怎么有能力，照样很容易成为官场人际交际的祭品，他得罪的人太多了，申屠嘉、窦婴、袁盎、还有各路诸侯。最后一旦皇帝不站在晁错身边，他便转瞬间成为刀下冤魂，自古忠臣难做，在政治权利斗争，那些王公大臣，今日可能还受宠于上，扼权申令，可能明日就成阶下之囚。
在处理文景时期一系列社会问题中，有一位有智有谋的朝廷官员——晁错，鲁迅先生评论他：“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晁错这个人很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早在文帝朝的时候，晁错便为太子令，号“智囊”，他上疏言兵事，分析汉匈形势，发动战争的利弊，提出了以夷制夷的对匈策略，随后又上书叫文帝募民迁徙塞上，熟悉匈奴地形而攻之。紧接着又提出了徙民塞上的具体措施，与军队编制问题。在经济方面，晁错建议汉文帝“广蓄积，以实仓禀，备水旱”，重农抑商，拜爵入粟于边者，而后又建议文帝减民税以勤农。这一系列政治主张体现在他的政论《论募民徙塞下书》、《论贵粟书》里。晁错当时对于国家的时蔽不仅敢于直言不讳，而最重要的是他在分析原因之后，还提出了具体应对措施和解决方法。
同样在文帝朝，晁错向文帝指出了当年威胁汉王朝统治的最大隐患，提出要“削诸侯”，但当时文帝并没有理会。不过正是这个激进“削诸侯”的政治主张，成为最后晁错丧命的重要原因。与晁错同年出生，却早他十四年就英年早逝的贾谊，在朝廷当博士时也曾向文帝提出过削弱诸侯王势力的主张，他的方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手段比起晁错温和的许多，具体措施后来在武帝朝被主父偃发展为 “推恩令”。但文帝似乎对削诸侯一事无动于衷，对待诸侯王这些刘家亲戚，很是宽容，吴王诈病不朝，不但不问罪而且还赐拐杖给予慰问。
这位吴王刘濞在封地铸钱煮盐，招纳天下豪杰，谋反之心早就化为实际行动，他谋反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他和景帝之间的个人恩怨引起的，当年他的儿子因博戏被还是皇太子的刘启所杀，老来丧子，焉得不积怨于心，以至诈病不朝。也许文帝不理任何削诸侯的主张，多少因为觉得自己儿子有欠吴王刘濞的吧。
文帝驾崩，皇太子顺利即位，此时，贾谊客死他乡已经十二年载，而晁错身为太子家臣却随之显贵，他不断上书景帝，以实现自己“削诸侯”的主张，解决日益严重的诸侯割据问题。晁错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在策略上，主张“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景帝初初即位，急于干点成绩来让天下显示自己治国能力，给地方气焰嚣张的诸侯来点下马威，于是景帝采纳了晁错的意见。正当晁错着手“以法削诸侯”的同时，他与朝中保守派人士的矛盾开始恶化。景帝二年，申屠嘉就揪晁错的小辫子向皇上打小报告，企图达到皇上诛灭晁错的目的。那年晁错正逢得势，先发制人向景帝说明原因，使景帝认定他无罪，活活气得申屠嘉吐血而死。紧接着一年，景帝三年，晁错提出“削吴”时，窦婴出来反驳，于是晁错又与窦婴结上怨仇。也就在同一年，晁错遭到了诛杀。
当晁错不断推进他的削藩的措施，使天下诸侯无不哗然，吴国第一个忍不住公开谋反，晁错的激进恰恰成为谋反的借口，吴王刘濞打着讨伐奸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征发国内所有男丁，联盟赵楚，向京城进军。当初晁爸爸见儿子更该法令，得罪诸侯，特地来京城质问他：“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上骨肉，口语多怨，公何为也？”晁错不以父亲的话为然，大义凛然地回答老爸七个字：“为国家稳固而已。”他完全没有考虑过自己将来的下场，而觉得一切理所当然，绝望的晁爸爸只能感叹：“刘氏安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然后服毒自尽，没想到十天之后，七国就谋反了。
国家出现大危机，总得找个负责人来处理，如果此人解决不当，就必定成为千夫所指，沦为替罪羔羊，那么七国这次谋反，对抗朝廷，孰胜孰败都注定了有一批人要牺牲祭旗，而另一批人将从而显赫。晁错此时，正想除去他的眼中钉袁盎。两人素来就不友好，晁错在场，袁盎就会回避；袁盎在场的地方，晁错就会回避，两个人还没试过“同堂语”。晁错厌恶袁盎并不仅仅是出于一己私念，因为袁盎经常收受吴王财物，在皇上面前隐瞒吴王密谋造反一事，歌颂太平。本来晁错当上了御史大夫时，就有心要除掉袁盎，他“使吏按盎受吴王财物，抵罪”，本来有机会杀了干净，却偏偏“诏赦以为庶人”，因为袁盎好歹也是二朝老臣，也曾与皇帝讨论国家大事。可此时袁盎留下了小命却成为晁错的后患。我们不能不说袁盎这人命大，其实除了晁错想整他不死，后来梁考王也使人暗杀袁盎也未遂，反而事情败露，梁考王差点以谋反之名被诛。袁盎此人趋炎附势，见利忘义，从文帝登基元年就开始在皇上面前搬弄是非，将小问题扩大化。背地里向皇上说绛候周勃的坏话，说他有“骄主色”使“臣主失礼”，使文帝对周勃起了戒心。后来周勃也担心自己位极人臣物极必反，于是请归相印，回到自己封国中，可还是夙夜害怕自己被诛杀，凡听见京官来到都吓得要披上盔甲才敢和人家见面，人家见周勃连平日里都穿盔甲持兵器，以为他正密谋造反，于是报告皇帝，文帝早对周勃起戒心，一听他要谋反，立即下令捕捉周勃。幸好最后太后出面求情周勃才保住了性命。皇太后用第三者的角度则可以很客观地分析事情真相，她觉得周勃当年诛诸吕之时还系着皇帝玉玺，统帅着军队，他那时候不谋反，怎么今日在封地那一个小县城里反倒起谋反之心了呢？
如果说周勃为右丞相“骄主色”使“臣主失礼”，袁盎这种间离人臣者更该诛杀灭门。除了周勃之事，袁盎向皇帝推荐过一个叫张释之的人，袁所荐之人也贤不到哪里去，竟然妒忌一位工作敬业的虎晋夫，在皇帝面前说他是口辩无实，其实他自己更能说会道，张释之除了说一些礼不礼，法不法之类的鸡毛蒜皮的事外，对社稷毫无贡献。这种人袁盎会以张释之为贤，可见袁盎其人。
吴楚造反之后，晁错再次向丞、史告发：“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其计谋。”丞、史却说：“事未发，治理有绝，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谋。”晁错想想也是，一直犹豫不决，对待袁盎的问题上晁错的态度远没有对待诸侯王那么坚决。而事情让袁盎听见，他十分惧怕，狗急跳墙，要见皇帝，然而他被贬为庶人不能直接面圣，刚与晁错闹不和的窦婴于是帮他引见。袁盎到皇帝面前以替国家对付诸侯造反献策为幌子，实际仅是针对晁错。袁盎示意皇上，屏蔽左右，故意支开晁错。晁错不得已而离开，知道袁盎自己是冲自己而来，肯定凶多吉少，于是回避到东厢，心中怨恨不已。袁盎见四周无人，说：“今诸侯反叛，皆因贼臣擅谪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诛错，复故地反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之国，复其故地，则兵可血刃而俱罢。”景帝听后，默然良久，才说了一句话：“顾诚如何？吾不受一人以谢天下。”自从吴王联合楚、赵公然叛乱，来势汹汹，景帝在朝中听到消息，思想上开始矛盾了，父亲交给自己的天下很可能毁于一旦，到底晁错的“削藩”是对还是错呢？景帝心里没底，也许袁盎说的有道理，于是决定向诸侯王妥协，接受袁盎的意见，擢升袁盎为太常。袁盎奸计得逞，咸鱼翻生。十几天后，晁错被满门诛杀，事先晁错自己毫不知情，还在办公室处理政务，忽然被人拖出东门斩首，工作服还穿在身上，死时五十四岁的晁错也许还没来得及回想自己跟随景帝那么多年，看着他从太子登上皇位，自己忠心辅佐，而景帝却因为小人的一句话而改变先前的立场，将自己杀害。晁错之死正好印证一句古话“当断不断，反遭其乱”孔子五十六岁当上了鲁国的司寇七天之后，就把大夫少正卯以为乱政之名诛杀了，苏东坡也说：“使便迟疑两三日，已为少正卯图矣。”可谓一真见血指出官场中当机立断的重要性。
事后邓公上书言军事，指出诸侯王造反的实际目的，说景帝不应该错斩晁错，这样做的后果会“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景帝听了喟然长叹，说：“公言善，吾亦恨之！”可惜人既已诛，无回头之路。决策如此卤莽，可见这位新皇帝的确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然而误斩晁错，对于景帝来说是一次教训，对于国家却是一种损失。
到了武帝朝，大臣们多为晁错平反，并且纷纷继承晁错生前的政治主张，“务摧抑诸侯王”，不断上奏，揭露诸侯王的过错。其实诸侯造反失败，已经元气大伤，况且到了武帝朝，中央政府的统治更为巩固，那些于天下一隅的诸侯王很难再与中央抗衡，此时朝中大臣再无得罪诸侯引起诸侯公愤的忧虑，当然可以跑到皇帝面前畅所欲言，以搏皇上看重。而景帝朝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像晁错一样能直言天下利弊呢？后来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开国以来威胁汉政府的诸侯割据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
司马迁认为：“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而有些人却觉得晁错的削藩措施过于激进草率，如同自桶马蜂，惹祸上身。仿佛如果贾谊能延长十几年寿命用他的主张就能妥善解决中央与诸侯的对抗关系。
诸侯王掌握着封国的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从高祖到景帝朝，诸王早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们即使无谋反之意，也完全有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力。即使在景帝时实行“推恩令”，也会招致诸侯王的不满，谁不知道这是要分割我的封地与权力。如果中央没有压倒性的政治实力和向心力，政令是很难推行开来的，所以削藩非用暴力不可，留着这些毒疮，即使不发作，对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定，赋税收入等等也都是巨大的威胁。
等到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刘启收归诸侯王的行政权，并由中央任免王国官吏，到了武帝才能有效地实行“推恩令”和“附益之法”，进一步更彻底地削弱诸侯势力。哪个王国还有能力敢说“我反对！”如果不是晁错的激进主张，就决没有后来的“推恩令”。
晁错虽然在处理国家大事上十分出色，却在官场上尽惹是非，这才是他“为国远虑，祸反近身”的根本原因，所谓“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晁错可以看得很远，而绊倒自己的却是脚下的小石子。所以上文将袁盎这种人拿出来详细介绍，不仅是他用奸计陷害晁错使国家损失人才，而且他本人恰恰与晁错形成鲜明的对比。晁错善于治理天下，而袁盎善于权术。《淮南子》说：“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责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以任以大功。”有大略而不捷巧，说的正是晁错；有小智力而无大功，说的恰如袁盎。不过在真正的官场中，晁错这种人再怎么有能力，照样很容易成为官场人际交际的祭品，他得罪的人太多了，申屠嘉、窦婴、袁盎、还有各路诸侯。最后一旦皇帝不站在晁错身边，他便转瞬间成为刀下冤魂，自古忠臣难做，在政治权利斗争，那些王公大臣，今日可能还受宠于上，扼权申令，可能明日就成阶下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