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之战战俘结局

解放军在金门之战中有数千人被俘，这些战俘的命运可谓是历经坎坷。战斗结束后，一些原来是从国军俘虏过去的，特别是进军福建之后被俘虏的，便立即被补入金门的国军，其他俘虏则被运到台湾，在内湖"新生营"里集中关押。1950年7月起，国军将战俘中年龄较大、受过伤的党员干部和一些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战士分批遣返，先后于7月、10月和11月遣返三批，约600人。

这些遣返回大陆的战俘，战士立即复员，连以上干部集中在南京、杭州和福州由南京军区组织学习审查，先是形势教育、气节教育，再是自我交代被俘前后的表现，自我批判，然后是相互帮助，也就是相互揭发批判，最后由领导作结论，南京军区军法处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处罚，几乎全被开除党籍、军籍，其中大部分人被判处2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这其中还有插曲，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利用学习队副队长的身份，通过诬陷他人来洗脱自己，结果很多归来人员都被判处徒刑，连被国民党称为"最顽固分子"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也被判处5年徒刑，而孙树亮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这激起了归来人员的公愤，纷纷检举孙树亮的行为，结果孙树亮也被判处5年徒刑，这也是人性丑陋的一面。

在服刑期满后，也都回到原籍务农。这些人的原籍大都是贫困的革命老区（244团、246团、251团创建于山东老根据地，253团创建于苏北老根据地）。有的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病饿而死，有的在"文革"中被当作"叛徒"揪斗而死。

直到1983年9月15日，中央下发了《中办发字（1983）74号文》，对金门被俘归来人员进行复查处理，要求根据复查结果恢复党籍、团籍和军籍，改为复员军人，补发复员费，营级以上干部还享受了离休待遇。被判过刑的也大都撤消了原判，或改为免于刑事处分，恢复了党籍、军籍。

但是此时，不少归来人员已经去世，尚在人世的归来人员也都散布在原籍，加上一些具体经办人员工作并不认真，复查工作进展缓慢，有的直到90年代才得到落实。

而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当时没有归来的被俘人员，在改革开放后以"台湾同胞"的身份回乡探亲，其中不乏经营有方而事业有成的，他们在家乡受到了当地领导的热情接待！这与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归来人员遭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而在众多战俘中，有两个人的遭遇最为传奇，第一人是28军84师251团2营6连卫生员胡清河，他在被俘后被编入金门的国军18军118师，从被俘之后他就想方设法返回大陆，所以很早就开始准备，首先利用一切机会了解金门潮汐的规律，其次积极考虑漂浮器材准备，他经过仔细研究分析决定采用篮球球胆，而且为保证安全必须要两个球胆，同时严格保密不到有十足把握不轻举妄动。

1950年8月3日，轮到他负责保管连队的篮球，又恰好大潮，趁着开晚饭的混乱时刻，他隐蔽跑到海边，吹起球胆迅速下海，经过整整十二小时的漂游，终于在厦门东南部登上大陆，被担负海防的31军哨兵发现，这才回归成功！回到大陆后，胡清河先回到老部队，1955年5月复员回乡，在老家山东陵县边镇卫生所当医生，直到1980年8月退休。就是这样一位坚贞的战士，历经千辛万苦回归大陆后，被保卫部门足足审查了三个月，尽管没有查出任何变节行为，组织还是作出了如下结论：因对该同志被俘后的情况不十分清楚，暂保留原职级，留党察看，停止党内生活，待查明情况后再作理。这留党察看处分一背就是30多年，"文革"期间，还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开除公职，备受凌辱，直到1985年落实有关政策时才恢复党籍。

第二人则是29军85师253团政委陈利华（广东梅县人，1920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1940年参加新四军，文武双全，多才多艺，擅长写诗和散文，还会演戏。），据说他在被俘后身份没有暴露，也被补入国军，化名陈开中，后来他考取国军的军校（那时，教育不普及，军队中有文化的人不多，以陈在解放军中所学到的基本军事知识和学识，想来考取军校应是不成问题的），毕业后从少尉一直升至国防部保密局上校，并试图通过香港与大陆情报机关取得联系，1981年被一同被俘的同乡陈瑞林告发（陈瑞林一直利用这点向陈利华敲诈），陈利华随即被捕，在狱中才将自己的大陆原籍及家人的详细情况告诉在台湾的妻儿，1981年11月陈利华由蒋经国亲自下令以"匪谍罪"被处决。--改革开放以后，陈利华的儿子到广东老家探访，据见到陈的儿子的人云，相貌酷似其父。

金门之战还有一位回归大陆的，是福建同安县新店镇莲河村船工吴德成，他也随同解放军一起被俘，后寻机逃出，由于他是当地人，穿着口音都与当地人无异，而且与金门岛上的居民也有认识，因此国军在岛上遇到他也不加盘查，直到1950年7月才在熟人的帮助下乘渔船出海，在接近双方分界线附近跳下海泅渡回大陆，由于几个月来衣食无着，营养不良体力不支，游了不多时间就难以支持，幸亏被大陆一渔船发现才获救。解放军在金门之战中有数千人被俘，这些战俘的命运可谓是历经坎坷。战斗结束后，一些原来是从国军俘虏过去的，特别是进军福建之后被俘虏的，便立即被补入金门的国军，其他俘虏则被运到台湾，在内湖"新生营"里集中关押。1950年7月起，国军将战俘中年龄较大、受过伤的党员干部和一些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战士分批遣返，先后于7月、10月和11月遣返三批，约600人。

这些遣返回大陆的战俘，战士立即复员，连以上干部集中在南京、杭州和福州由南京军区组织学习审查，先是形势教育、气节教育，再是自我交代被俘前后的表现，自我批判，然后是相互帮助，也就是相互揭发批判，最后由领导作结论，南京军区军法处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处罚，几乎全被开除党籍、军籍，其中大部分人被判处2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这其中还有插曲，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利用学习队副队长的身份，通过诬陷他人来洗脱自己，结果很多归来人员都被判处徒刑，连被国民党称为"最顽固分子"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也被判处5年徒刑，而孙树亮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这激起了归来人员的公愤，纷纷检举孙树亮的行为，结果孙树亮也被判处5年徒刑，这也是人性丑陋的一面。

在服刑期满后，也都回到原籍务农。这些人的原籍大都是贫困的革命老区（244团、246团、251团创建于山东老根据地，253团创建于苏北老根据地）。有的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病饿而死，有的在"文革"中被当作"叛徒"揪斗而死。

直到1983年9月15日，中央下发了《中办发字（1983）74号文》，对金门被俘归来人员进行复查处理，要求根据复查结果恢复党籍、团籍和军籍，改为复员军人，补发复员费，营级以上干部还享受了离休待遇。被判过刑的也大都撤消了原判，或改为免于刑事处分，恢复了党籍、军籍。

但是此时，不少归来人员已经去世，尚在人世的归来人员也都散布在原籍，加上一些具体经办人员工作并不认真，复查工作进展缓慢，有的直到90年代才得到落实。

而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当时没有归来的被俘人员，在改革开放后以"台湾同胞"的身份回乡探亲，其中不乏经营有方而事业有成的，他们在家乡受到了当地领导的热情接待！这与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归来人员遭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而在众多战俘中，有两个人的遭遇最为传奇，第一人是28军84师251团2营6连卫生员胡清河，他在被俘后被编入金门的国军18军118师，从被俘之后他就想方设法返回大陆，所以很早就开始准备，首先利用一切机会了解金门潮汐的规律，其次积极考虑漂浮器材准备，他经过仔细研究分析决定采用篮球球胆，而且为保证安全必须要两个球胆，同时严格保密不到有十足把握不轻举妄动。

1950年8月3日，轮到他负责保管连队的篮球，又恰好大潮，趁着开晚饭的混乱时刻，他隐蔽跑到海边，吹起球胆迅速下海，经过整整十二小时的漂游，终于在厦门东南部登上大陆，被担负海防的31军哨兵发现，这才回归成功！回到大陆后，胡清河先回到老部队，1955年5月复员回乡，在老家山东陵县边镇卫生所当医生，直到1980年8月退休。就是这样一位坚贞的战士，历经千辛万苦回归大陆后，被保卫部门足足审查了三个月，尽管没有查出任何变节行为，组织还是作出了如下结论：因对该同志被俘后的情况不十分清楚，暂保留原职级，留党察看，停止党内生活，待查明情况后再作理。这留党察看处分一背就是30多年，"文革"期间，还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开除公职，备受凌辱，直到1985年落实有关政策时才恢复党籍。

第二人则是29军85师253团政委陈利华（广东梅县人，1920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1940年参加新四军，文武双全，多才多艺，擅长写诗和散文，还会演戏。），据说他在被俘后身份没有暴露，也被补入国军，化名陈开中，后来他考取国军的军校（那时，教育不普及，军队中有文化的人不多，以陈在解放军中所学到的基本军事知识和学识，想来考取军校应是不成问题的），毕业后从少尉一直升至国防部保密局上校，并试图通过香港与大陆情报机关取得联系，1981年被一同被俘的同乡陈瑞林告发（陈瑞林一直利用这点向陈利华敲诈），陈利华随即被捕，在狱中才将自己的大陆原籍及家人的详细情况告诉在台湾的妻儿，1981年11月陈利华由蒋经国亲自下令以"匪谍罪"被处决。--改革开放以后，陈利华的儿子到广东老家探访，据见到陈的儿子的人云，相貌酷似其父。

金门之战还有一位回归大陆的，是福建同安县新店镇莲河村船工吴德成，他也随同解放军一起被俘，后寻机逃出，由于他是当地人，穿着口音都与当地人无异，而且与金门岛上的居民也有认识，因此国军在岛上遇到他也不加盘查，直到1950年7月才在熟人的帮助下乘渔船出海，在接近双方分界线附近跳下海泅渡回大陆，由于几个月来衣食无着，营养不良体力不支，游了不多时间就难以支持，幸亏被大陆一渔船发现才获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