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之战战俘不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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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在金门之战中有数千人被俘,这些战俘的命运可谓是历经坎坷。战斗结束后,一些原来是从国军俘虏过去的,特别是进军福建之后被俘虏的,便立即被补入金门的国军,其他俘虏则被运到台湾,在内湖''新生营''里集中关押。1950年7月起,国军将战俘中年龄较大、受过伤的党员干部和一些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战士分批遣返,先后于7月、10月和11月遣返三批,约600人。
这些遣返回大陆的战俘,战士立即复员,连以上干部集中在南京、杭州和福州由南京军区组织学习审查,先是形势教育、气节教育,再是自我交代被俘前后的表现,自我批判,然后是相互帮助,也就是相互揭发批判,最后由领导作结论,南京军区军法处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处罚,几乎全被开除党籍、军籍,其中大部分人被判处2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这其中还有插曲,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利用学习队副队长的身份,通过诬陷他人来洗脱自己,结果很多归来人员都被判处徒刑,连被国民党称为''最顽固分子''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也被判处5年徒刑,而孙树亮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这激起了归来人员的公愤,纷纷检举孙树亮的行为,结果孙树亮也被判处5年徒刑,这也是人性丑陋的一面。
在服刑期满后,也都回到原籍务农。这些人的原籍大都是贫困的革命老区(244团、246团、251团创建于山东老根据地,253团创建于苏北老根据地)。有的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病饿而死,有的在''文革''中被当作''叛徒''揪斗而死。
直到1983年9月15日,中央下发了《中办发字(1983)74号文》,对金门被俘归来人员进行复查处理,要求根据复查结果恢复党籍、团籍和军籍,改为复员军人,补发复员费,营级以上干部还享受了离休待遇。被判过刑的也大都撤消了原判,或改为免于刑事处分,恢复了党籍、军籍。
但是此时,不少归来人员已经去世,尚在人世的归来人员也都散布在原籍,加上一些具体经办人员工作并不认真,复查工作进展缓慢,有的直到90年代才得到落实。
而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当时没有归来的被俘人员,在改革开放后以''台湾同胞''的身份回乡探亲,其中不乏经营有方而事业有成的,他们在家乡受到了当地领导的热情接待!这与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归来人员遭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而在众多战俘中,有两个人的遭遇最为传奇,第一人是28军84师251团2营6连卫生员胡清河,他在被俘后被编入金门的国军18军118师,从被俘之后他就想方设法返回大陆,所以很早就开始准备,首先利用一切机会了解金门潮汐的规律,其次积极考虑漂浮器材准备,他经过仔细研究分析决定采用篮球球胆,而且为保证安全必须要两个球胆,同时严格保密不到有十足把握不轻举妄动。
1950年8月3日,轮到他负责保管连队的篮球,又恰好大潮,趁着开晚饭的混乱时刻,他隐蔽跑到海边,吹起球胆迅速下海,经过整整十二小时的漂游,终于在厦门东南部登上大陆,被担负海防的31军哨兵发现,这才回归成功!回到大陆后,胡清河先回到老部队,1955年5月复员回乡,在老家山东陵县边镇卫生所当医生,直到1980年8月退休。就是这样一位坚贞的战士,历经千辛万苦回归大陆后,被保卫部门足足审查了三个月,尽管没有查出任何变节行为,组织还是作出了如下结论:因对该同志被俘后的情况不十分清楚,暂保留原职级,留党察看,停止党内生活,待查明情况后再作处理。这留党察看处分一背就是30多年,''文革''期间,还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开除公职,备受凌辱,直到1985年落实有关政策时才恢复党籍。
第二人则是29军85师253团政委陈利华,据说他在被俘后身份没有暴露,也被补入国军,化名陈开中,后来他考取国军的军校(那时,教育不普及,军队中有文化的人不多,以陈在解放军中所学到的基本军事知识和学识,想来考取军校应是不成问题的),毕业后从少尉一直升至国防部保密局上校,并试图通过香港与大陆情报机关取得联系,1981年被同乡陈瑞林告发(陈瑞林一直利用这点向陈利华敲诈),陈利华随即被捕,在狱中才将自己的大陆原籍及家人的详细情况告诉在台湾的妻儿,1981年11月陈利华由蒋经国亲自下令以''匪谍罪''被处决。--改革开放以后,陈利华的儿子到广东老家探访,据见到陈的儿子的人云,相貌酷似其父。
陈利华,广东梅县人,1920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1940年参加新四军,文武双全,多才多艺,擅长写诗和散文,还会演戏。
金门之战还有一位回归大陆的,是福建同安县新店镇莲河村船工吴德成,他也随同解放军一起被俘,后寻机逃出,由于他是当地人,穿着口音都与当地人无异,而且与金门岛上的居民也有认识,因此国军在岛上遇到他也不加盘查,直到1950年7月才在熟人的帮助下乘渔船出海,在接近双方分界线附近跳下海泅渡回大陆,由于几个月来衣食无着,营养不良体力不支,游了不多时间就难以支持,幸亏被大陆一渔船发现才获救。作者 光亭 作者: 俺是笨蛋 脸谱: 睡眼朦胧 日期: 2002-11-09 23:32 回复作者 修改本文 标题: 深远影响 内容: 金门之战,规模并不大,只是师级规模,在解放战争众多的战役战斗中,完全是因为解放军遭到了最大的成建制损失才逐渐为人所知,但是其深远的影响,却远非普通的一场师级规模战斗可比。
正因为金门之战的惨重失利,加上几天以后(11月3日)的登步岛登陆作战失利,使解放军对登陆战的艰巨有了切肤了解,对计划中的台湾登陆备加小心谨慎,并向苏联请求派出海空军以志愿人员名义掩护进攻台湾的解放军,但斯大林不愿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所以只同意派出教员培训中国的海空军而不愿意直接派海空军参战。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声明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确认联合国大会于1949年12月8日通过决议中所重申的对中国的原则:尊重中国领土完整,要求一切国家避免在中国领土内获得势力范围或建立外力控制的政权,或谋求特权,并称上述原则''在目前局势下对台湾特别适用''。声明还表示美国对台将采取''三无二不''政策,即美国对台湾或其他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的意图,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或建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中国武装力量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上支持的意见。--这明确表明了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使斯大林底气大增,促成苏联向中国派出空军部队(总数达到11个航空兵师),但是苏联强调派驻中国的空军只担负防空任务,不直接参与对台湾的作战。此时的国际形势,对于进攻台湾非常有利。
然而正是鉴于金门的惨痛教训,解放军积极加强海空力量建设,而再不敢像过去那样无知无畏地单靠陆军发起登陆作战,而海空军建设可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长期的积累,而此时时间确是非常宝贵的。
1950年5月,解放军占领海南岛,下一个攻击目标直指舟山群岛和台湾。面对危急的形势,蒋介石果断决定放弃舟山群岛,于5月13日至16日将驻守舟山的国民党军12万人秘密全部撤回到台湾,这就使解放军在舟山群岛等台湾外围岛屿歼灭国民党军部分主力,减轻进攻台湾本岛压力的企图落空。
   这样一来,台湾岛上增加了由海南岛撤回的7万残部和舟山群岛撤回的12万人及全部海空军,总兵力达到40万人。国民党还从日本招募了雇佣军五六千人,使台湾的防御力量进一步得到加强。而随着1950年4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其领导下的1800多名党员和骨干被捕,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1952年4月25日重建的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再遭破坏,主要领导人被捕,400余人被捕。)在解放战争期间建立下赫赫功劳的第二战线在台湾登陆中难以发挥配合作用。
而且当时解放军掌握的船只仅够装运4个加强师,数量还不足计划第一梯队的一半。因此,5月17日台湾登陆作战的总指挥粟裕建议将第一梯队由4个军增加为6个军,同时认为''攻台作战如无绝对把握,不仅不应轻易发起,而且宁愿再推迟一些时间''。 6月23日,三野前委再次向中央军委提议,请求从其他野战军抽调3至4个军,将原计划参战攻台的12个军增加到16个军以上。
两天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会议上,国防部长约翰逊不谈朝鲜战局,却大谈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上将甚至表示,军方认为台湾比朝鲜更重要!因为''在朝鲜的进攻可能是一次佯动,目的是转移我们对共产党进攻台湾的注意''。随后,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将第七舰队调往台湾海峡以阻止大陆进攻台湾,同时也阻止国民党从台湾反攻大陆。于是,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之任何攻击''。根据这一命令,6月29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2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和1艘运输舰从日本佐世保基地驶入台湾海峡。8月4日,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也进驻台湾。接着,美国政府根据美国国会1949年通过的共同防务援助法,主动与台湾当局以换文形式签订了所谓《台美联防协定》。
国际形势和台湾海峡的急剧变化,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中止进攻台湾的计划。6月30日,周恩来向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不无遗憾地传达了中央的意见:''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但也有好处,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现在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
   8月8日,主持华东局工作的陈毅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建议1951年不发起对台湾的进攻,获得中央军委的批准,接着中央军委解除了三野第9兵团进攻台湾、第10兵团进攻金门的任务。进攻台湾问题由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朝鲜停战后,1954年12月,美国又与台湾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
   因此,纵观台湾问题的发展由来,金门之战的失利确实是缓攻台湾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金门由于距离大陆只有1万米左右,成为台海两岸最直接的交流与对话特殊平台,1958年开始的炮打金门,更是反映出了双方微妙的政治斗争,金门也从一个几乎无人知晓的荒蛮小岛成为冷战期间的热点之一。 作者: 俺是笨蛋 脸谱: 睡眼朦胧 日期: 2002-11-09 23:35 回复作者 修改本文 标题: 附表 内容: 一、解放军参战部队序列:
   第10兵团 叶飞
   金门战斗前线指挥部 第28军副军长肖锋
   82师 师长钟贤文
   244团 团长兼政委邢永生
   246团 团长孙云秀(第3营、第1营2连及全团抽调的战斗骨干上岛)
   84师251团 团长刘天祥 政委田志春
   29军85师253团 团长徐博 政委陈利华
   二、解放军参战部队团级干部:
   244团;
   团长兼政委邢永生,伤重被俘,
   参谋长朱斐然,伤重被俘,
   政治部主任孙树亮,被俘,1950年10月被遣返大陆,后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246团:
   团长孙云秀,自尽。
   副团长兼参谋长刘汉斌,阵亡。
   251团:
   团长刘天祥,伤重被俘,
   政委田志春,被俘,
   副团长马绍堂,被俘,1950年10月被遣返大陆,后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参谋长郝越三,阵亡,
   政治部主任王学元,阵亡。
   253团:
   团长徐博,隐藏近90天后被俘,
   政委陈利华,下落不明,据说后进入国军,官至上校,身份暴露后被枪决。
   参谋长王剑秋,被俘。
   共计13名团职干部,阵亡3人,自尽1人,被俘7人,失踪1人。其中2人被遣返回大陆。
   参战部队还有37名营职干部,阵亡7人,自尽2人,被俘6人,失踪2人。其中6人被遣返回大陆。
   三、国军参战部队序列;
   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10月26日前前线总指挥)
   第25军 军长沈向奎(负责金门西部防御)
   第201师 师长郑果(金门西北部海岸防御)
   第601团 团长雷开煊(古宁头海岸)
   第602团 团长傅伊仁(湖尾乡海岸)
   第45师(驻防金门东北,未参战)
   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胡琏(10月26日午后前线总指挥)
   第18军 军长高魁元
   第11师 师长刘鼎汉(金门东部防御,未参战)
   第31团团长陈以惠(沿金门北部海岸向西反击)
   第118师师长李树兰(指挥观音亭山、湖尾、安歧等战斗)
   第352团 团长唐俊贤(安歧战斗)
   第353团 团长杨书田(湖尾、林厝战斗)
   第354团团长林书桥(观音亭山、西山、安歧战斗)
   第19军 军长刘云翰
   第13师 师长吴垂昆(金门县城防御)
   第14师 师长罗锡寿(古宁头战斗)
   第40团(战斗结束才登岛,未参战)
   第41团 团长廖先鸿(埔头、林厝战斗)
   第42团 团长李光前(阵亡,埔头、林厝战斗)
   第18师 师长尹俊(古宁头战斗)
   第52团 团长孙竹筠(古宁头战斗)
   第53团(在小金门岛登陆,未参战)
   第54团 团长文立徽(古宁头战斗)解放军在金门之战中有数千人被俘,这些战俘的命运可谓是历经坎坷。战斗结束后,一些原来是从国军俘虏过去的,特别是进军福建之后被俘虏的,便立即被补入金门的国军,其他俘虏则被运到台湾,在内湖''新生营''里集中关押。1950年7月起,国军将战俘中年龄较大、受过伤的党员干部和一些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战士分批遣返,先后于7月、10月和11月遣返三批,约600人。
这些遣返回大陆的战俘,战士立即复员,连以上干部集中在南京、杭州和福州由南京军区组织学习审查,先是形势教育、气节教育,再是自我交代被俘前后的表现,自我批判,然后是相互帮助,也就是相互揭发批判,最后由领导作结论,南京军区军法处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处罚,几乎全被开除党籍、军籍,其中大部分人被判处2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这其中还有插曲,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利用学习队副队长的身份,通过诬陷他人来洗脱自己,结果很多归来人员都被判处徒刑,连被国民党称为''最顽固分子''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也被判处5年徒刑,而孙树亮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这激起了归来人员的公愤,纷纷检举孙树亮的行为,结果孙树亮也被判处5年徒刑,这也是人性丑陋的一面。
在服刑期满后,也都回到原籍务农。这些人的原籍大都是贫困的革命老区(244团、246团、251团创建于山东老根据地,253团创建于苏北老根据地)。有的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病饿而死,有的在''文革''中被当作''叛徒''揪斗而死。
直到1983年9月15日,中央下发了《中办发字(1983)74号文》,对金门被俘归来人员进行复查处理,要求根据复查结果恢复党籍、团籍和军籍,改为复员军人,补发复员费,营级以上干部还享受了离休待遇。被判过刑的也大都撤消了原判,或改为免于刑事处分,恢复了党籍、军籍。
但是此时,不少归来人员已经去世,尚在人世的归来人员也都散布在原籍,加上一些具体经办人员工作并不认真,复查工作进展缓慢,有的直到90年代才得到落实。
而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当时没有归来的被俘人员,在改革开放后以''台湾同胞''的身份回乡探亲,其中不乏经营有方而事业有成的,他们在家乡受到了当地领导的热情接待!这与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归来人员遭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而在众多战俘中,有两个人的遭遇最为传奇,第一人是28军84师251团2营6连卫生员胡清河,他在被俘后被编入金门的国军18军118师,从被俘之后他就想方设法返回大陆,所以很早就开始准备,首先利用一切机会了解金门潮汐的规律,其次积极考虑漂浮器材准备,他经过仔细研究分析决定采用篮球球胆,而且为保证安全必须要两个球胆,同时严格保密不到有十足把握不轻举妄动。
1950年8月3日,轮到他负责保管连队的篮球,又恰好大潮,趁着开晚饭的混乱时刻,他隐蔽跑到海边,吹起球胆迅速下海,经过整整十二小时的漂游,终于在厦门东南部登上大陆,被担负海防的31军哨兵发现,这才回归成功!回到大陆后,胡清河先回到老部队,1955年5月复员回乡,在老家山东陵县边镇卫生所当医生,直到1980年8月退休。就是这样一位坚贞的战士,历经千辛万苦回归大陆后,被保卫部门足足审查了三个月,尽管没有查出任何变节行为,组织还是作出了如下结论:因对该同志被俘后的情况不十分清楚,暂保留原职级,留党察看,停止党内生活,待查明情况后再作处理。这留党察看处分一背就是30多年,''文革''期间,还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开除公职,备受凌辱,直到1985年落实有关政策时才恢复党籍。
第二人则是29军85师253团政委陈利华,据说他在被俘后身份没有暴露,也被补入国军,化名陈开中,后来他考取国军的军校(那时,教育不普及,军队中有文化的人不多,以陈在解放军中所学到的基本军事知识和学识,想来考取军校应是不成问题的),毕业后从少尉一直升至国防部保密局上校,并试图通过香港与大陆情报机关取得联系,1981年被同乡陈瑞林告发(陈瑞林一直利用这点向陈利华敲诈),陈利华随即被捕,在狱中才将自己的大陆原籍及家人的详细情况告诉在台湾的妻儿,1981年11月陈利华由蒋经国亲自下令以''匪谍罪''被处决。--改革开放以后,陈利华的儿子到广东老家探访,据见到陈的儿子的人云,相貌酷似其父。
陈利华,广东梅县人,1920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1940年参加新四军,文武双全,多才多艺,擅长写诗和散文,还会演戏。
金门之战还有一位回归大陆的,是福建同安县新店镇莲河村船工吴德成,他也随同解放军一起被俘,后寻机逃出,由于他是当地人,穿着口音都与当地人无异,而且与金门岛上的居民也有认识,因此国军在岛上遇到他也不加盘查,直到1950年7月才在熟人的帮助下乘渔船出海,在接近双方分界线附近跳下海泅渡回大陆,由于几个月来衣食无着,营养不良体力不支,游了不多时间就难以支持,幸亏被大陆一渔船发现才获救。作者 光亭 作者: 俺是笨蛋 脸谱: 睡眼朦胧 日期: 2002-11-09 23:32 回复作者 修改本文 标题: 深远影响 内容: 金门之战,规模并不大,只是师级规模,在解放战争众多的战役战斗中,完全是因为解放军遭到了最大的成建制损失才逐渐为人所知,但是其深远的影响,却远非普通的一场师级规模战斗可比。
正因为金门之战的惨重失利,加上几天以后(11月3日)的登步岛登陆作战失利,使解放军对登陆战的艰巨有了切肤了解,对计划中的台湾登陆备加小心谨慎,并向苏联请求派出海空军以志愿人员名义掩护进攻台湾的解放军,但斯大林不愿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所以只同意派出教员培训中国的海空军而不愿意直接派海空军参战。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声明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确认联合国大会于1949年12月8日通过决议中所重申的对中国的原则:尊重中国领土完整,要求一切国家避免在中国领土内获得势力范围或建立外力控制的政权,或谋求特权,并称上述原则''在目前局势下对台湾特别适用''。声明还表示美国对台将采取''三无二不''政策,即美国对台湾或其他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的意图,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或建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中国武装力量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上支持的意见。--这明确表明了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使斯大林底气大增,促成苏联向中国派出空军部队(总数达到11个航空兵师),但是苏联强调派驻中国的空军只担负防空任务,不直接参与对台湾的作战。此时的国际形势,对于进攻台湾非常有利。
然而正是鉴于金门的惨痛教训,解放军积极加强海空力量建设,而再不敢像过去那样无知无畏地单靠陆军发起登陆作战,而海空军建设可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长期的积累,而此时时间确是非常宝贵的。
1950年5月,解放军占领海南岛,下一个攻击目标直指舟山群岛和台湾。面对危急的形势,蒋介石果断决定放弃舟山群岛,于5月13日至16日将驻守舟山的国民党军12万人秘密全部撤回到台湾,这就使解放军在舟山群岛等台湾外围岛屿歼灭国民党军部分主力,减轻进攻台湾本岛压力的企图落空。
   这样一来,台湾岛上增加了由海南岛撤回的7万残部和舟山群岛撤回的12万人及全部海空军,总兵力达到40万人。国民党还从日本招募了雇佣军五六千人,使台湾的防御力量进一步得到加强。而随着1950年4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其领导下的1800多名党员和骨干被捕,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1952年4月25日重建的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再遭破坏,主要领导人被捕,400余人被捕。)在解放战争期间建立下赫赫功劳的第二战线在台湾登陆中难以发挥配合作用。
而且当时解放军掌握的船只仅够装运4个加强师,数量还不足计划第一梯队的一半。因此,5月17日台湾登陆作战的总指挥粟裕建议将第一梯队由4个军增加为6个军,同时认为''攻台作战如无绝对把握,不仅不应轻易发起,而且宁愿再推迟一些时间''。 6月23日,三野前委再次向中央军委提议,请求从其他野战军抽调3至4个军,将原计划参战攻台的12个军增加到16个军以上。
两天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会议上,国防部长约翰逊不谈朝鲜战局,却大谈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上将甚至表示,军方认为台湾比朝鲜更重要!因为''在朝鲜的进攻可能是一次佯动,目的是转移我们对共产党进攻台湾的注意''。随后,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将第七舰队调往台湾海峡以阻止大陆进攻台湾,同时也阻止国民党从台湾反攻大陆。于是,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之任何攻击''。根据这一命令,6月29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2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和1艘运输舰从日本佐世保基地驶入台湾海峡。8月4日,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也进驻台湾。接着,美国政府根据美国国会1949年通过的共同防务援助法,主动与台湾当局以换文形式签订了所谓《台美联防协定》。
国际形势和台湾海峡的急剧变化,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中止进攻台湾的计划。6月30日,周恩来向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不无遗憾地传达了中央的意见:''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但也有好处,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现在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
   8月8日,主持华东局工作的陈毅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建议1951年不发起对台湾的进攻,获得中央军委的批准,接着中央军委解除了三野第9兵团进攻台湾、第10兵团进攻金门的任务。进攻台湾问题由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朝鲜停战后,1954年12月,美国又与台湾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
   因此,纵观台湾问题的发展由来,金门之战的失利确实是缓攻台湾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金门由于距离大陆只有1万米左右,成为台海两岸最直接的交流与对话特殊平台,1958年开始的炮打金门,更是反映出了双方微妙的政治斗争,金门也从一个几乎无人知晓的荒蛮小岛成为冷战期间的热点之一。 作者: 俺是笨蛋 脸谱: 睡眼朦胧 日期: 2002-11-09 23:35 回复作者 修改本文 标题: 附表 内容: 一、解放军参战部队序列:
   第10兵团 叶飞
   金门战斗前线指挥部 第28军副军长肖锋
   82师 师长钟贤文
   244团 团长兼政委邢永生
   246团 团长孙云秀(第3营、第1营2连及全团抽调的战斗骨干上岛)
   84师251团 团长刘天祥 政委田志春
   29军85师253团 团长徐博 政委陈利华
   二、解放军参战部队团级干部:
   244团;
   团长兼政委邢永生,伤重被俘,
   参谋长朱斐然,伤重被俘,
   政治部主任孙树亮,被俘,1950年10月被遣返大陆,后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246团:
   团长孙云秀,自尽。
   副团长兼参谋长刘汉斌,阵亡。
   251团:
   团长刘天祥,伤重被俘,
   政委田志春,被俘,
   副团长马绍堂,被俘,1950年10月被遣返大陆,后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参谋长郝越三,阵亡,
   政治部主任王学元,阵亡。
   253团:
   团长徐博,隐藏近90天后被俘,
   政委陈利华,下落不明,据说后进入国军,官至上校,身份暴露后被枪决。
   参谋长王剑秋,被俘。
   共计13名团职干部,阵亡3人,自尽1人,被俘7人,失踪1人。其中2人被遣返回大陆。
   参战部队还有37名营职干部,阵亡7人,自尽2人,被俘6人,失踪2人。其中6人被遣返回大陆。
   三、国军参战部队序列;
   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10月26日前前线总指挥)
   第25军 军长沈向奎(负责金门西部防御)
   第201师 师长郑果(金门西北部海岸防御)
   第601团 团长雷开煊(古宁头海岸)
   第602团 团长傅伊仁(湖尾乡海岸)
   第45师(驻防金门东北,未参战)
   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胡琏(10月26日午后前线总指挥)
   第18军 军长高魁元
   第11师 师长刘鼎汉(金门东部防御,未参战)
   第31团团长陈以惠(沿金门北部海岸向西反击)
   第118师师长李树兰(指挥观音亭山、湖尾、安歧等战斗)
   第352团 团长唐俊贤(安歧战斗)
   第353团 团长杨书田(湖尾、林厝战斗)
   第354团团长林书桥(观音亭山、西山、安歧战斗)
   第19军 军长刘云翰
   第13师 师长吴垂昆(金门县城防御)
   第14师 师长罗锡寿(古宁头战斗)
   第40团(战斗结束才登岛,未参战)
   第41团 团长廖先鸿(埔头、林厝战斗)
   第42团 团长李光前(阵亡,埔头、林厝战斗)
   第18师 师长尹俊(古宁头战斗)
   第52团 团长孙竹筠(古宁头战斗)
   第53团(在小金门岛登陆,未参战)
   第54团 团长文立徽(古宁头战斗)
为什么不提粟裕?他可是当时的总指挥
军内有个内部资料 叫《难忘金门登陆作战》是一位离休干部写的回忆录 里面资料翔实可靠 如果楼主没有看过的话 请不要转贴这些无聊帖子 当年我们对带被俘人员 的确有些错误做法  但是导致这些做法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东方文化对战俘的看法 而且我们在文革后对被俘人员都做了妥善处理 军内有详细的统计资料
红军中的第一叛将——龚楚生平传略

作者: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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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军队的历史上,变节将领最多的时期是红军时期,仅大军区和军一级干部“叛变”者就不下七、八位,师、团级更多。在1933年以前,变节的将领人数比较少,而且叛变原因主要是由于党内肃反和被俘。但到一九三四年广昌战役前后,由于反围剿的失败,由于前途渺茫,投降的将领开始多了起来(比如孔荷宠等就在这一时期内叛变)。到长征以后,留在南方进行游击的红军部队,在围剿军的兜剿和希望破灭的双重打击下,更是叛变成风。据我这里不完全统计,三年游击战中叛变的团级以上军官(均有名有姓)至少就有四十多个。有的部队甚至全部主要军官都叛变了,如湘赣军区独立第四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四大巨头,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也都先后投降了。这一时期,大军区、军一级的投降将领也是最多的,有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祐、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等。其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龚楚。以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生平事迹要么是短短几行字,要么就是满篇的一贯地犯“路线错误”,最终终于“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实从现在来看,事情往往不是这么简单,每一个“叛徒”的经历都是一段曲折的故事。这里俺就龚楚的生平经历入手,揭开过去客观的一幕。


一、早年经历

  龚楚,字福昌,又名龚鹤村,1901年11月出生于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7岁开始读私塾,1912年考入本村灵武小学堂读书,由于生性聪颖,一年半就完成三年初小学业。次年夏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16年夏高小毕业后,又考入广州市立一中就读。1917年,孙中山回穗组织军政府,他即参加革命,投入粤军第二旅当兵,旋升任班长和旅部副官。不久,南韶连镇守使李根源在韶关开办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又考入该校第一期步科,不到一年因病告假回乡疗养。1920年冬,龚楚重返原部队,充任第一营二连中尉排长。1921年6月,部队奉令由粤开赴广西,途经梧州时,第二连连长邓鹏调职,龚接任连长。1922年2月,因其父病重,再次脱离部队回家。

  1923年春,龚楚参加国民革命军攻鄂军任少校参谋,跟随总司令程潜攻湘,攻湘失败后退回广东北江,被派在广州通讯处工作。此期间他常与在广州工专学校读书的乐昌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丘鉴志、陈德钊等人一起谈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刊物。1924年6月,龚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后转为中共党员。

  一九二五年六月下旬,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龚楚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赴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从事农民运动工作。北江办事处决定让他回家乡乐昌,协助县农民协会筹备处负责人陈德钊组织开展全县农民运动,并负责联络指导仁化县的农运工作。同年冬,龚楚参与建立国民党乐昌县党部,被选为县党部执委和监察委员。翌年五月,龚楚接任共青团乐昌特支书记。这年夏天,乐昌县农会组建了乐昌县农民自卫军,龚楚因有军事经验,当了自卫军的指挥官。其间,龚楚在乐昌积极开展党的活动,介绍谭军略、龚猷征等人加入共产党。八月,龚楚和杨高林、邓水石、薛仰圣等人代表乐昌县农会出席了广东省农会执委扩大会议。十二月,龚楚参加在韶关举办的北江农军学校第一期学习,至次年二月中旬结业。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共乐昌支部成立,龚楚任书记,继续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


二、从南昌起义到百色起义

  宁汉分裂后,根据党的有关指示,龚楚、谭军略于5月初率领乐昌农军500余人抵达韶关,与北江工农军汇合共1100多人,组成“北江工农讨逆军”,龚任总指挥,前往武汉参加讨蒋。当北江工农军抵达湘南耒阳进行整训时,被改编为第13军(军长陈嘉佑)补充团,龚楚任团长,李资任副团长。7月中旬,武汉政府宣布分共,龚楚把部队拉到江西,于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后,补充团大部分编入贺龙的第20军3师6团第3营,龚楚任该营指导员。不久,党中央调他住长沙领导秋收起义工作,因中途被敌军袭击,失去联络,被迫转赴香港与地下党联络,尔后龚楚潜回家乡。

  1927年底,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一部到达粤北曲江犁市,为第16军军长范石生所收留,化名王楷,部队对外宣称第16军140团。中共北江特委便派龚楚到朱德部队工作,委以140团团副的名义。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16军140团名义,由宜章大豪绅胡泮藻的五少爷——胡少海先导下,进了宜章县城。当晚举行暴动,占领宜章县城,捕杀了县长杨孝斌等,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1师。31日击溃前来进剿的独立第3师许克祥部五个团,乘胜追击直达坪石。随后在乐昌板塘村整编,把宜章的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师,由立了大功的胡少海任师长,龚楚任党代表。顺便说一句,胡少海的老父胡泮藻半年后曾在《湖南国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悬赏缉暴子”的启事:“孽子占鳌(胡少海本名胡占鳌),客岁与共匪朱德等窜入宜城,屠士绅,焚民屋……转呈各处上峰通缉在案,如获占鳌一名,自愿出花小洋五百圆。”

  4月28日,朱毛在井冈山会师。5月4日在砻市召开庆祝大会,宣布成立红4军,下辖三师八团,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陈毅任军委书记。原宜章农军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3师改编为红4军10师29团,仍有胡少海任团长,龚楚任党代表,龚楚还担任了红4军前委常务委员。接着,胡少海、龚楚率第29团参加了打败两杨会剿井冈山的战役。

  7月,红4军奉湖南省委命令南下湘南。7月24日,朱德率两团打进老友范石生部队驻守的郴州城,不久范部反攻,红军退出郴州。但29团各营连在郴州发到不少洋财,不再听从命令,成连成排地向家乡宜章奔跑,结果一部分被土匪胡凤章打垮,一部分跑回家去了,只有副营长肖克率领的1个连和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及团部零星人员一共百余人随军部和28团撤退。8月底,红4军前委会议,朱、毛率红军主力回井冈山,杜修经、龚楚负责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继续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各县及赤卫队,以此为基础,开展湘南工作。

  11月龚楚奉命赴长沙恢复重建市委,途中遭到袭击,返回乐昌。不久又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被中共广东省委调至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参与举办《正义报》、《香港日报》,办兵运训练班。

  1929年5月,奉中共中央委员贺昌指令,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参如广西俞、李政权工作。他离香港到达广西梧州,化名龚鹤村,先在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广西编遣特派员李明瑞的政府里任省政府办公室机要秘书,做俞作柏的工作。省府从梧州迁往南宁后,又改任船务处处长、南宁市公安局局长。所以实际上中共对俞、李的策动是主要通过由龚楚来进行的,而多年前拍摄的电影《百色起义》里,则根本没有龚楚这个人物出现过,把功劳都归到别人头上,这当然不是事实。

  1929年12月1I日,龚楚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7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即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即龚楚),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即陈明),下辖三个纵队。1930年11月7日,红7军7000多人集中在河池举行整编大会。整编后,红7军领导成员作了一些调整: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邓斌、龚鹤村等仍任原职,下辖第19、20、21共三个师。第19师由原来的第1纵队改编,前身是警备第4大队和教导总队,战斗力最强,由龚鹤村兼任师长,邓斌兼任政委;其它两个师的前身是各县警备队和农军,战力较弱。由于龚楚熟知井冈山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在红7军的建军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931年1月,红7军艰苦转战湘粤境地,因伤病员增多,在广西贺县桂岭休整了三天。根据全军已减员至3500多人的情形,军部决定将三个师缩编为第55、58两个团,龚鹤村兼任第55团团长,李明瑞兼任第58团团长。红7军进入湘南后,经宜章县开进广东乳源县梅花墟。2月3日中午,红7军与前来追击的粤军邓辉团、湘军唐伯寅团和陈龙团展开了激烈战斗,战斗至黄昏时结束,梅花战斗中龚楚受伤,留下地方疗养。此后,红七军转战湘南,进入江西苏区。

  4月,广东省委经与中共中央联系,龚楚转到上海福民医院治疗。8月,龚楚伤愈后离沪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沿途经广东汕头、潮安、大埔到福建永定游击区,然后直达长汀河田中央苏区。


三、在中央苏区

  龚楚进入中央苏区后,马上就被派任红12军34师长。两个月后,又接任红12军参谋长。到职仅七天,因李明瑞在肃反中被杀,于是龚楚又被调往江西会昌,接任老部队红7军的军长。在下面的一年里,龚楚率红7军参加了扩大中央苏区的历次战役,如赣州战役、水口战役等。到这年年底,龚楚因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撤去了军长的职务,不久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不久,模范团改为红1军团第3师第7团,任团长;旋又调任独立第22师师长兼政委,不久又改任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思来主持,龚楚出席了会议。据说,在这次会议上,“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

  那么,龚楚到底犯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受到如此的惩罚呢?龚楚在以前困难的时候仍然起劲地进行革命,现在正是红军发展最顺利的时候,自己也身居高位,怎么忽然“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呢?这两点内地公开发表的书籍文章里一直讳如莫深。近来接触到的一些海外资料和龚楚自传,可以发现主要是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便在被消灭之列。据龚楚回忆:“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这里提到的杨遇春是江西瑞金人,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独立师师长、红12军35师师长,他也曾是龚楚的老部下(龚楚做12军34师师长,杨是该师101团团长),因家庭被清算,自身难保而投降国军,后来入了军统系统,终身与中共为敌。龚楚正是对这种滥杀政策表示了异议,就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使得他对革命发生了怀疑,这也是他日后投向国军的最主要动因。

  1934年4月中旬,高级研究班结业后,因这时的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患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龚楚调红军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两个多月,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1934年5月,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一个月后改任参谋长,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10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成立今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简称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中央军区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谭震林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分局长。中央军区司令部驻会昌县西江。10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了长征。

  1935年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红24师71团团长史犹生、政委石衡中率领该团的九个连,经信丰大余油山转至湘南,收容湘江战役中的红34师失散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尔后,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红24师71团1200人的队伍;避开国军主力的封锁线,从江西于都突围,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圩,再经油山转出广东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三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堵截,于3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临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和收容红34师失散队伍。

龚楚对革命的信心早在苏区肃反和滥杀地主时就有所动摇,到1935年春,游击队被围剿军追得满山跑,迭受损失,和中央也失去了联系。眼看革命前途渺茫,龚楚也有了其它的打算。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纷纷酣睡之际,龚楚半夜三更爬起床,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至此,龚楚终于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十年的事业,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四、变节后的经历

  龚楚回乡后不久,经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的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第1军先后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务。10月13日,龚楚率领30余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诱使赣粤边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叛降,并在南雄北山龙狮石以召集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一部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投降。结果发生战斗,游击队除逃走几个外,其余30多人均被打死,这就是“北山事件”。龚楚、何长林在搜捕途中偶遇游击队侦察班的吴少华,龚假借找项英、陈毅汇报工作为名,要吴带路。不料被吴少华识破,在到达营地时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人听见枪声迅速逃走,躲过了这一劫。

  抗战爆发之后,龚楚先在5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驻守江苏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后回第7战区任少将参谋。日军侵犯广东时,龚楚出任第7战区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与侵犯广东从化的日军激战于木壳岭,歼敌甚多,保卫了韶州的安全。1942年以后任第4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抗战胜利后,龚楚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徐州市市长,在任期间口碑不错,不久去职返粤。1946年当选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省第四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10月,解放军打到了北江,龚楚带领一个保安团逃到了乐昌县瑶山。这时,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功龚楚投诚。接信后,龚楚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于是在11月上旬率其戎部下山向乐昌县人民政府投诚,随后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其问题。12月,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时海南守将为龚楚的乐昌同乡薛岳。时任广东省长的叶剑英请示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去策反薛岳投诚。龚楚满口答应,到了香港,但他深深了解党的政策和一贯做法,知道再回去决没有好果子可吃,因此就没有去做劝降工作,滞留在了香港定居。龚楚抵港后曾应邀赴台湾遏见蒋介石,蒋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以配合伺机反攻大陆。但他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而未为所动,婉拒了此委派,决定从此脱离政治旋涡,名字也改成了龚松庵,返香港兴办实业。

  龚楚在香港一呆就是四十年,其间曾去美国,拿了“绿卡”,但由于语言阻隔和生活习俗的关系,不习惯那里的环境,于是又重归香港。平日多以写作和书画自娱,除出版了《我与红军》和《龚楚将军回忆录》两本书外,还写诗词练书法,他的一张墨迹在香港市场至少可卖到三、五千元。


五、回归故土

  八十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了关于不在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年近九十的龚楚闻讯后萌发了回乡的念头。当时龚楚在港办实业的几个亲属都发了财,且在香港的乐昌同乡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乐昌的地方官员从发展当地经济的目的出发,也不断派人来游说龚楚“回家看看”。龚楚在家乡的祖屋早先因修公路而被拆除了,这时当地镇政府、县侨办为了讨好龚楚,拨出了7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按照原来的面积、式样重新选址建造。龚楚的新居为单家独院式两层半楼房,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砖石结构,占地面积32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70多平方米,内有六房两厅一厨房两卫生间。室内地面铺马赛克,石米墙体,琉璃瓦顶,在当地也算气派,一副当年土豪宅第的模样。长来镇的官员还指定专人为龚楚新居装饰布置,购置全新一套家私用具:电视机、电话、冰箱、席梦思床、大浴缸等一应惧全,尽显现代化气派。于是龚楚决定择日回乡。

  乐昌县、长来镇有关部门闻讯后迅速把此事向上报告,并请示以何种规格接待龚楚,今后与之来往的政策如何掌握等。省统战门最后批复:对龚楚回乡定居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至于政治上是否要作适当安排,待后再作考虑。

  1990年9月13晚,龚楚与夫人王兰芬在其侄孙龚庆韶等人的陪同下,坐火车从深圳来到韶关,乐昌县委统战部、县府办、侨务办和长来镇领导等共10多人早已在此恭候。在接风宴会后,龚楚递上三封早巳准备好的分别寄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的书信,委托韶关口岸办党委书记龚洪水代为寄发。三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向他旧时的同事问候和请求准许他回乡长住。同时,他还委托龚洪水以龚楚的名义发电报给在百色起义时就开始一起共事的邓小平,报告他已从香港回乡的快讯。龚洪水答应翌日一早便去韶关邮电局代为发报和用挂号把三封信发往北京。办完这件事后,龚楚连夜起程赶回乐昌家乡。

龚楚回乡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县府党政官员、统战部官员上门祝贺自是少不了的,还有接踵而来的亲戚故友和闻讯前来一睹当年“大叛徒”风采的好奇民众。国内不少文史单位和史学工作者也纷纷前来采访他,让其应接不暇。龚楚虽然年过九十,但思维仍然敏捷,记忆也算清晰,对一些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他仍能忆述清楚而不含糊,今客人为之惊讨。当然,他只谈在红军的经历,经常谈得津津有味、眉飞色舞。而问及到他脱离红军以后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推说“记不得”了。

  传说龚楚有三件宝:一是解放前夕老蒋授予他的“中将高参”委任状;二是一幅唐伯虎的真迹名画;三是六十年代初由香港十位著名书画家联袂为他而作的四幅屏风水彩画。那个中将委任状由于进出大陆而一直未到手,此番回到大陆后龚楚在当地官员上门拜访时曾提出,要求帮忙查找他的那张委任状,当地官员也答应了,最后不了了之。那幅唐伯虎的真迹名画,在龚楚当年出走香港时,曾托亲戚代为保管。此次返乡,当年代为保管的人推说时隔久远早已忘记有那么回事了(实际上是早已被变卖了)。所以他对第三件珍宝极为爱护备至,每年只有春节那天才向来拜年的亲友展示,年初二使收藏起来。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县长来镇的家中去世,享年95岁。当地政府的努力也有了回报:身为香港乐昌同乡会的龚楚侄孙龚庆韶,不仅个人回乡投资,还牵线引资或与他人合作投资,仅在九十年代乐昌就从他那里引入了四亿多元的资金.

原载《征程忆事》
叛徒吃香是不是也是东方文化的一种?
叛徒吃香是因为我们没有原则造成的。说起来也有,就是岁时间的推移不断进行调整。说不好听就是势利眼。现在大家都知道,只要将将事情搞大,一切都好说了。
不能一棍子都打死,要是这样GCD永远只能占山为王!
早革命的不如晚革命,晚革命的不如不革命的,不革命的不如反革命的
这个世道么么黑
命运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