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背叛信仰的启示ZT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3:49:11
延安整风期间，党中央向全党推荐了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并将此作为整风的重要文件。在这篇文章中，郭老以一个史学家独到而缜密的眼光，剖析了明王朝覆亡的原因，深刻地提出了由于明末的政治腐败，造成了众多官吏的离心离德，从而加剧了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以及统治集团内部之间矛盾，使风雨飘摇的明王朝在剧烈的政治动荡之中更加衰败不堪。也正是由于统治集团的基本力量——封建官僚阶层的背叛，加速了明帝国的瓦解与崩溃。通过文章中宋献策与李岩一段精彩的对话，郭沫若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封建统治集团中坚的官僚阶层，身居高位，执握重权，尽享国家俸禄，仍旧恣意妄为，明里暗里干着挖自己墙角的勾当，自毁赖以生存的封建统治大厦？为什封建官僚们会背叛自己所依附，并代表他们既得利益的封建政权？
文章写道：闯王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后，一日，他手下军师宋献策与制将军李岩散步到长安门外，偶然看见崇祯皇帝朱由俭柩前有两个和尚正在虔诚地诵经，为先帝超度亡灵。此时，明朝旧臣却锦衣跨马，扬长而去，没有丝毫表示。李岩不禁非常奇怪，便问宋献策：为何曾享受皇恩的官员反而不如身居古刹的和尚对明朝皇帝效忠？况且，这些官员是由乡试而会试，从会试至廷试，层层选拔上来，由皇帝亲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皆可称得上是政治精英，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却不多见？宋献策回答：明朝国政失误就在于这种科举制度。
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但都认为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一旦国家有难，皆各思自保。作为封建王朝的对头，农民起义军领袖宋献策的这番见解，可谓一针见血！正因为头上的乌纱帽是自家“挣”来的，自然要搞成本核算，必须要收回投资。光享受“高爵厚禄”哪能够本，仍须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既然如此，官吏效忠之心皆泯，一味贪痴，焉有忠烈？
其实，作为封建统治集团头子的崇祯皇帝对他手下这批干部队伍也心知肚明。他曾说道：“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既然当官都成了做买卖，那么，做买卖又哪能亏本？因此，也就别指望这批官吏为朝廷真心实意地办事。而这些打着朝廷的旗号占居高位，尽食俸禄的官吏，所干的也多是假公济私，“朝廷下旨，催钱要粮”，他们便“悖旨横征”，“乘机自润”；皇上仅是“才议缮修”，这些人就“阿堵违心”，“敲仆任意”。于是乎，把个官场搅得乌烟瘴气，气得崇祯大骂：“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不知厌贪，积恶衙蠹”。如此吏治腐败，还不民怨沸腾，官逼民反！
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对此也有过精辟分析：明朝后期，“大臣们已看透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疫气，很快在文官中流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么，能否以利益换取官吏的效忠？从历史上看，答案是否定的。杜绝官场腐败，提倡奉公守法，廉政为民，自古以来就是吏治的一大难题。从北魏时期“以酬廉吏”的尝试，到宋代“给赐过优”的待遇；从明朝“量增官俸”的措施，到清朝“养廉银”的制度，历朝历代想通过“高薪养廉”来达到“贪凤自息”，或通过“待遇从优”来换取效忠，都只是最高统治者的一厢情愿。
现实情况也是如此，就拿最近新华社报道的三名浙江省局级贪官来说，虽说他们的年收入让普通百姓咋舌不已，高达20万至30万元，但他们照样贪污受贿。或许，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罗鉴宇的自供最能代表这些贪官的心态：“我其实并不缺钱，有时口袋里放几千块钱，过半年一年，也花不了一分钱。尽管如此，每次见到钱，我心里还是很高兴。每次拿到别人送的钱，就会有一种愉悦感。”
在百姓眼中，这些贪官已经是位尊俸厚，豪宅香车，灯红酒绿，美女相伴。这样的福份，本该心满意足，何以如此贪心不足而“高薪受贿”呢？其中原委，绝非简单的一个“贪”字便可解释。
从“远华案件”中发现，不少腐败分子在东窗事发之前，便早早地化名办理了护照，并将妻子儿女悄悄地送到国外；近日，国家反贪局也公布“贪官携款外逃的数字不断攀升”。从中不难看出问题的症结，在共产党内部确有一部分人，早已把对财富的贪欲转变为对信仰的背叛。尽管他们信誓旦旦：“志壮坚信马列”，但他们内心考虑的却是“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尽管他们在群众面前也高喊：“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他们连自己也不相信共产党能一直掌握政权。这些人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列宁语），他们加入党组织，无非是看中了党的执政地位，可以获取政治资本，以权谋私。入党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投资与投机。因此，他们信奉的就是“有权不使，过期作废”，只要其位置具有含金量，绝对与贪污受贿结缘。
其实，他们也明白，如果这样下去，党与国家迟早会丧失前途，但他们决不肯罢手。他们心中所盘算的是，只要共产党掌权，他们就继续赖在党内作威作福；一旦共产党垮台，他们可以凭借当官时巧取豪夺的巨额资产，摇身一变，成为老板、寓公，继续成为“人上之人”，接着享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方面高喊“社会主义中国好”，一方面却早早为自己准备了后路，将子女、亲属通过各种渠道送往国外的缘由。
笔者屡见贪官的坦白自悔，但却鲜有人从信仰的背叛上找出自己堕落的原因。或许，我们
可以从明王朝覆灭与贪官“高薪受贿”的案件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出处：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赵刚
反腐败网哨 收集整理 转载请注明本站延安整风期间，党中央向全党推荐了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并将此作为整风的重要文件。在这篇文章中，郭老以一个史学家独到而缜密的眼光，剖析了明王朝覆亡的原因，深刻地提出了由于明末的政治腐败，造成了众多官吏的离心离德，从而加剧了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以及统治集团内部之间矛盾，使风雨飘摇的明王朝在剧烈的政治动荡之中更加衰败不堪。也正是由于统治集团的基本力量——封建官僚阶层的背叛，加速了明帝国的瓦解与崩溃。通过文章中宋献策与李岩一段精彩的对话，郭沫若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封建统治集团中坚的官僚阶层，身居高位，执握重权，尽享国家俸禄，仍旧恣意妄为，明里暗里干着挖自己墙角的勾当，自毁赖以生存的封建统治大厦？为什封建官僚们会背叛自己所依附，并代表他们既得利益的封建政权？
文章写道：闯王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后，一日，他手下军师宋献策与制将军李岩散步到长安门外，偶然看见崇祯皇帝朱由俭柩前有两个和尚正在虔诚地诵经，为先帝超度亡灵。此时，明朝旧臣却锦衣跨马，扬长而去，没有丝毫表示。李岩不禁非常奇怪，便问宋献策：为何曾享受皇恩的官员反而不如身居古刹的和尚对明朝皇帝效忠？况且，这些官员是由乡试而会试，从会试至廷试，层层选拔上来，由皇帝亲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皆可称得上是政治精英，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却不多见？宋献策回答：明朝国政失误就在于这种科举制度。
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但都认为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一旦国家有难，皆各思自保。作为封建王朝的对头，农民起义军领袖宋献策的这番见解，可谓一针见血！正因为头上的乌纱帽是自家“挣”来的，自然要搞成本核算，必须要收回投资。光享受“高爵厚禄”哪能够本，仍须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既然如此，官吏效忠之心皆泯，一味贪痴，焉有忠烈？
其实，作为封建统治集团头子的崇祯皇帝对他手下这批干部队伍也心知肚明。他曾说道：“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既然当官都成了做买卖，那么，做买卖又哪能亏本？因此，也就别指望这批官吏为朝廷真心实意地办事。而这些打着朝廷的旗号占居高位，尽食俸禄的官吏，所干的也多是假公济私，“朝廷下旨，催钱要粮”，他们便“悖旨横征”，“乘机自润”；皇上仅是“才议缮修”，这些人就“阿堵违心”，“敲仆任意”。于是乎，把个官场搅得乌烟瘴气，气得崇祯大骂：“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不知厌贪，积恶衙蠹”。如此吏治腐败，还不民怨沸腾，官逼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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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们也明白，如果这样下去，党与国家迟早会丧失前途，但他们决不肯罢手。他们心中所盘算的是，只要共产党掌权，他们就继续赖在党内作威作福；一旦共产党垮台，他们可以凭借当官时巧取豪夺的巨额资产，摇身一变，成为老板、寓公，继续成为“人上之人”，接着享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方面高喊“社会主义中国好”，一方面却早早为自己准备了后路，将子女、亲属通过各种渠道送往国外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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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但都认为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一旦国家有难，皆各思自保。作为封建王朝的对头，农民起义军领袖宋献策的这番见解，可谓一针见血！正因为头上的乌纱帽是自家“挣”来的，自然要搞成本核算，必须要收回投资。光享受“高爵厚禄”哪能够本，仍须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既然如此，官吏效忠之心皆泯，一味贪痴，焉有忠烈？
其实，作为封建统治集团头子的崇祯皇帝对他手下这批干部队伍也心知肚明。他曾说道：“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既然当官都成了做买卖，那么，做买卖又哪能亏本？因此，也就别指望这批官吏为朝廷真心实意地办事。而这些打着朝廷的旗号占居高位，尽食俸禄的官吏，所干的也多是假公济私，“朝廷下旨，催钱要粮”，他们便“悖旨横征”，“乘机自润”；皇上仅是“才议缮修”，这些人就“阿堵违心”，“敲仆任意”。于是乎，把个官场搅得乌烟瘴气，气得崇祯大骂：“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不知厌贪，积恶衙蠹”。如此吏治腐败，还不民怨沸腾，官逼民反！
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对此也有过精辟分析：明朝后期，“大臣们已看透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疫气，很快在文官中流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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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也是如此，就拿最近新华社报道的三名浙江省局级贪官来说，虽说他们的年收入让普通百姓咋舌不已，高达20万至30万元，但他们照样贪污受贿。或许，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罗鉴宇的自供最能代表这些贪官的心态：“我其实并不缺钱，有时口袋里放几千块钱，过半年一年，也花不了一分钱。尽管如此，每次见到钱，我心里还是很高兴。每次拿到别人送的钱，就会有一种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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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们也明白，如果这样下去，党与国家迟早会丧失前途，但他们决不肯罢手。他们心中所盘算的是，只要共产党掌权，他们就继续赖在党内作威作福；一旦共产党垮台，他们可以凭借当官时巧取豪夺的巨额资产，摇身一变，成为老板、寓公，继续成为“人上之人”，接着享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方面高喊“社会主义中国好”，一方面却早早为自己准备了后路，将子女、亲属通过各种渠道送往国外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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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作为封建统治集团头子的崇祯皇帝对他手下这批干部队伍也心知肚明。他曾说道：“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既然当官都成了做买卖，那么，做买卖又哪能亏本？因此，也就别指望这批官吏为朝廷真心实意地办事。而这些打着朝廷的旗号占居高位，尽食俸禄的官吏，所干的也多是假公济私，“朝廷下旨，催钱要粮”，他们便“悖旨横征”，“乘机自润”；皇上仅是“才议缮修”，这些人就“阿堵违心”，“敲仆任意”。于是乎，把个官场搅得乌烟瘴气，气得崇祯大骂：“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不知厌贪，积恶衙蠹”。如此吏治腐败，还不民怨沸腾，官逼民反！
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对此也有过精辟分析：明朝后期，“大臣们已看透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疫气，很快在文官中流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么，能否以利益换取官吏的效忠？从历史上看，答案是否定的。杜绝官场腐败，提倡奉公守法，廉政为民，自古以来就是吏治的一大难题。从北魏时期“以酬廉吏”的尝试，到宋代“给赐过优”的待遇；从明朝“量增官俸”的措施，到清朝“养廉银”的制度，历朝历代想通过“高薪养廉”来达到“贪凤自息”，或通过“待遇从优”来换取效忠，都只是最高统治者的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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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们也明白，如果这样下去，党与国家迟早会丧失前途，但他们决不肯罢手。他们心中所盘算的是，只要共产党掌权，他们就继续赖在党内作威作福；一旦共产党垮台，他们可以凭借当官时巧取豪夺的巨额资产，摇身一变，成为老板、寓公，继续成为“人上之人”，接着享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方面高喊“社会主义中国好”，一方面却早早为自己准备了后路，将子女、亲属通过各种渠道送往国外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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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明王朝覆灭与贪官“高薪受贿”的案件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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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和道德是最容易被抛弃的东西
两位说的都不错！现代中国人最缺乏的也是这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