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王安石变法失败错在用人

王安石变法失败错在用人


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久旱不雨，百姓颗粒无收，饥民流离失所，宋神宗为此忧心忡忡。一位看门小吏郑侠趁机进献《流民图》给神宗，冒死上奏：“都是王安石变法惹的祸，故天以异象示警。只要废除新法，我以我的人头担保：十日之内天必下雨！”郑侠的奏疏犹如晴天霹雳，看着图上百姓哀鸿遍野、饿殍满道的惨状，神宗为之长吁短叹，两位太后更是潸然泪下。 第二天神宗便宣布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诏下3天后天降大雨，旱情缓解。



　　　水旱灾害乃至久旱必雨本是自然现象，非人力所能控制，可人们却把账都算在王安石身上。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步履维艰之时，改革迫在眉睫，年轻的神宗皇帝锐意变法图强，因此他起用王安石辅佐自己实现富国强兵的抱负。王安石临危受命，立即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选人用人、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应该说，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改革也确实达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可为什么会遭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对呢？而且，发难者偏偏是自己信任、重用的人呢？

　　　王安石的用人观

　　　其实，对于如何提拔人才、选取人才，王安石颇有见地，他发了不少高论来阐述自己“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系统人才观。

　　　“教之”，即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人才。为此王安石力主兴办太学、州县学等各级学校， 同时，王安石还设置武学、律学与医学，培养国家急需的专门人才。

　　　“养之”，即优待和栽培人才。王安石认为对人才应当利、礼、法共用，“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饶之以财”就是“高薪养廉”，给官吏们优厚的工资待遇，使他们衣食无忧，从而远离腐败贪污。“约之以礼”就是用“礼”加强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官员廉洁自律的能力，从内部做到拒腐防变。“裁之以法”就是对于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则应严厉惩治。

　　　“取之”，即发现、选拔人才。王安石坚决反对北宋旧有恩荫制度和科举制度，而是极力推崇古代的荐举制度。在荐举人才时，并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而是要征求众人意见，并且，还要用实践效果来检验人才是否能当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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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之”，即任用人才。任用之道，关键是任人唯贤、任人唯才、任人唯德，以人之才德为唯一标准。并且，王安石强调用人要“久于其职”，忌讳频繁的迁调。

　　　王安石错识的“英才”

　　　王安石理想中的人才是德才兼备，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理想与现实剥离开来了。为了变法的顺利进行，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举荐了不少人才，让他们加入到变法大军中来，其中确实不乏年轻有为者。尽管王安石再三强调选用人才要德才兼备，切忌让那些“巧言令色”之徒得势，可是他的队伍里还是掺进了不少投机钻营道德败坏之徒，这些人或者有才无德或者无才无德，他们只不过凭借极力吹捧新法以取得王安石的赏识从而进入到变法大军中来，他们与王安石不一样，王安石是一腔热血欲救大宋王朝于危难之中，而他们这些投机者不过是借王安石这棵大树乘凉，伺机升官发财满足自己的私欲罢了。

　　　如陕西宁州通判邓绾就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反复小人。邓绾也算个才子，曾经“举进士，为礼部第一”，为了快速升官便走捷径，对王安石以及他主持的变法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赏识，被提拔进朝廷做官，在京的同乡骂他无耻，他却毫不在乎地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王安石第一次罢相，邓绾便转投吕惠卿门下一起打击王安石，及王安石复相，邓绾又弹劾吕惠卿、章惇等以取谀王安石。如此厚颜无耻之徒对于变法只能起破坏作用。

　　　文章开头提到的郑侠并非道德堕落之人，相反，他才华出众谈吐不凡，于国忠心耿耿，曾因为热议支持改革而受到王安石奖掖，但是他后来对新法产生了怀疑。王安石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郑侠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陷自己于不义。实际上，流民是中国古代一个很普遍的社会问题，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社会的流民现象在中国古代史上并非是最严重的，况且恰恰那段时间自然灾害那么严重，怎么能够把流民的产生责任都归结于王安石变法呢？而把所有天灾异象都怪罪于王安石就更是荒谬。正是因为郑侠的《流民图》，神宗皇帝开始对变法的效果产生了怀疑，从而暂停了八项新法，神宗与王安石之间也第一次出现了裂痕，随之而来的是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其实往王安石心头撒盐的绝不仅仅是郑侠一人，郑侠虽然说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但他至少人格受人尊敬，他所作所为绝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真正想“为民请命”，或许还值得原谅。而其他人与变法队伍的分离，就实在令王荆公愤怒了，如曾布对市易法的诘难，杨绘、刘挚对改革的攻击等，他们曾经都是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重用，可他们却也成了反对变法的骨干力量，把变法队伍撕扯得遍体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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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反对王安石的人中，最忘恩负义的莫过于吕惠卿了。吕惠卿的确才华横溢，有非凡的政治能力，王安石十分器重他，对他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把他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朝中之事无论巨细都和他商量：“事无大小必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其笔”，吕惠卿也因此成为变法派阵营中仅次于王安石的第二号人物。但此人城府颇深野心勃勃，表面上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无比尊崇，内心里却处心积虑想整垮王安石以取代其位置，正如史书评价：“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力荐吕惠卿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以继续推行变法，但就在王安石如此失意之时，正是他昔日最宠信的吕惠卿落井下石，制造了几件有损他政治声誉的事陷害他，以达到阻止他复相之目的。王安石还朝后，吕惠卿更是加大打击力度，居然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信呈给了皇上，因为王安石把他视为同舟共济的知己，给他的信中曾有“无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字样，犯了欺君之嫌，尽管神宗没治罪于他，但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已经大打折扣，于是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永远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变法派两大力量王、吕的交恶导致变法派力量严重削落，新法实际最高执行者王安石的解职也标志着变法集团的最终分裂。从此，变法形势急转而下，奔向失败的命运，他多年所为之呕心沥血的变法事业最终付之东流。

　　　人员的良莠不齐导致变法的失败

　　　变法集团人员的良莠不齐给变法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第一，他们或者以权谋私鱼肉百姓，引起民怨沸腾，而百姓把怨恨的目光直接投向了王安石和王安石主持的变法；第二，他们或者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导致变法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防线从内部瓦解，面对守旧派的咄咄逼人他们不堪一击；第三，对变法起决定作用的最高统治者神宗皇帝所见所闻也都是不利于变法的社会舆论，他的信心也动摇了，这直接导致了变法的惨淡收场。更值得强调的是，正是因为变法集团人员的臭名昭著，使得神宗皇帝的生母高太后对变法也是深恶痛绝，当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后，因哲宗年幼，她以太皇太后身份听政，立即起用保守派司马光、吕公著等,全面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值此，新法最终彻底遭遇失败。而产生这一切后果的根源都是因为王安石“看走了眼”，错把奸人当英才，盲目地纳入到变法队伍中来，最终促成了变法的失败。可以说，错识“英才”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王安石变法失败错在用人


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久旱不雨，百姓颗粒无收，饥民流离失所，宋神宗为此忧心忡忡。一位看门小吏郑侠趁机进献《流民图》给神宗，冒死上奏：“都是王安石变法惹的祸，故天以异象示警。只要废除新法，我以我的人头担保：十日之内天必下雨！”郑侠的奏疏犹如晴天霹雳，看着图上百姓哀鸿遍野、饿殍满道的惨状，神宗为之长吁短叹，两位太后更是潸然泪下。 第二天神宗便宣布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诏下3天后天降大雨，旱情缓解。



　　　水旱灾害乃至久旱必雨本是自然现象，非人力所能控制，可人们却把账都算在王安石身上。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步履维艰之时，改革迫在眉睫，年轻的神宗皇帝锐意变法图强，因此他起用王安石辅佐自己实现富国强兵的抱负。王安石临危受命，立即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选人用人、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应该说，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改革也确实达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可为什么会遭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对呢？而且，发难者偏偏是自己信任、重用的人呢？

　　　王安石的用人观

　　　其实，对于如何提拔人才、选取人才，王安石颇有见地，他发了不少高论来阐述自己“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系统人才观。

　　　“教之”，即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人才。为此王安石力主兴办太学、州县学等各级学校， 同时，王安石还设置武学、律学与医学，培养国家急需的专门人才。

　　　“养之”，即优待和栽培人才。王安石认为对人才应当利、礼、法共用，“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饶之以财”就是“高薪养廉”，给官吏们优厚的工资待遇，使他们衣食无忧，从而远离腐败贪污。“约之以礼”就是用“礼”加强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官员廉洁自律的能力，从内部做到拒腐防变。“裁之以法”就是对于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则应严厉惩治。

　　　“取之”，即发现、选拔人才。王安石坚决反对北宋旧有恩荫制度和科举制度，而是极力推崇古代的荐举制度。在荐举人才时，并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而是要征求众人意见，并且，还要用实践效果来检验人才是否能当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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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之”，即任用人才。任用之道，关键是任人唯贤、任人唯才、任人唯德，以人之才德为唯一标准。并且，王安石强调用人要“久于其职”，忌讳频繁的迁调。

　　　王安石错识的“英才”

　　　王安石理想中的人才是德才兼备，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理想与现实剥离开来了。为了变法的顺利进行，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举荐了不少人才，让他们加入到变法大军中来，其中确实不乏年轻有为者。尽管王安石再三强调选用人才要德才兼备，切忌让那些“巧言令色”之徒得势，可是他的队伍里还是掺进了不少投机钻营道德败坏之徒，这些人或者有才无德或者无才无德，他们只不过凭借极力吹捧新法以取得王安石的赏识从而进入到变法大军中来，他们与王安石不一样，王安石是一腔热血欲救大宋王朝于危难之中，而他们这些投机者不过是借王安石这棵大树乘凉，伺机升官发财满足自己的私欲罢了。

　　　如陕西宁州通判邓绾就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反复小人。邓绾也算个才子，曾经“举进士，为礼部第一”，为了快速升官便走捷径，对王安石以及他主持的变法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赏识，被提拔进朝廷做官，在京的同乡骂他无耻，他却毫不在乎地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王安石第一次罢相，邓绾便转投吕惠卿门下一起打击王安石，及王安石复相，邓绾又弹劾吕惠卿、章惇等以取谀王安石。如此厚颜无耻之徒对于变法只能起破坏作用。

　　　文章开头提到的郑侠并非道德堕落之人，相反，他才华出众谈吐不凡，于国忠心耿耿，曾因为热议支持改革而受到王安石奖掖，但是他后来对新法产生了怀疑。王安石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郑侠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陷自己于不义。实际上，流民是中国古代一个很普遍的社会问题，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社会的流民现象在中国古代史上并非是最严重的，况且恰恰那段时间自然灾害那么严重，怎么能够把流民的产生责任都归结于王安石变法呢？而把所有天灾异象都怪罪于王安石就更是荒谬。正是因为郑侠的《流民图》，神宗皇帝开始对变法的效果产生了怀疑，从而暂停了八项新法，神宗与王安石之间也第一次出现了裂痕，随之而来的是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其实往王安石心头撒盐的绝不仅仅是郑侠一人，郑侠虽然说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但他至少人格受人尊敬，他所作所为绝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真正想“为民请命”，或许还值得原谅。而其他人与变法队伍的分离，就实在令王荆公愤怒了，如曾布对市易法的诘难，杨绘、刘挚对改革的攻击等，他们曾经都是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重用，可他们却也成了反对变法的骨干力量，把变法队伍撕扯得遍体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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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反对王安石的人中，最忘恩负义的莫过于吕惠卿了。吕惠卿的确才华横溢，有非凡的政治能力，王安石十分器重他，对他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把他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朝中之事无论巨细都和他商量：“事无大小必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其笔”，吕惠卿也因此成为变法派阵营中仅次于王安石的第二号人物。但此人城府颇深野心勃勃，表面上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无比尊崇，内心里却处心积虑想整垮王安石以取代其位置，正如史书评价：“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力荐吕惠卿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以继续推行变法，但就在王安石如此失意之时，正是他昔日最宠信的吕惠卿落井下石，制造了几件有损他政治声誉的事陷害他，以达到阻止他复相之目的。王安石还朝后，吕惠卿更是加大打击力度，居然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信呈给了皇上，因为王安石把他视为同舟共济的知己，给他的信中曾有“无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字样，犯了欺君之嫌，尽管神宗没治罪于他，但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已经大打折扣，于是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永远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变法派两大力量王、吕的交恶导致变法派力量严重削落，新法实际最高执行者王安石的解职也标志着变法集团的最终分裂。从此，变法形势急转而下，奔向失败的命运，他多年所为之呕心沥血的变法事业最终付之东流。

　　　人员的良莠不齐导致变法的失败

　　　变法集团人员的良莠不齐给变法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第一，他们或者以权谋私鱼肉百姓，引起民怨沸腾，而百姓把怨恨的目光直接投向了王安石和王安石主持的变法；第二，他们或者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导致变法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防线从内部瓦解，面对守旧派的咄咄逼人他们不堪一击；第三，对变法起决定作用的最高统治者神宗皇帝所见所闻也都是不利于变法的社会舆论，他的信心也动摇了，这直接导致了变法的惨淡收场。更值得强调的是，正是因为变法集团人员的臭名昭著，使得神宗皇帝的生母高太后对变法也是深恶痛绝，当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后，因哲宗年幼，她以太皇太后身份听政，立即起用保守派司马光、吕公著等,全面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值此，新法最终彻底遭遇失败。而产生这一切后果的根源都是因为王安石“看走了眼”，错把奸人当英才，盲目地纳入到变法队伍中来，最终促成了变法的失败。可以说，错识“英才”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