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

李华瑞《历史教学·高校版》　2007年第4期
　[摘要]本文简述了自南宋迄今近九百年间，对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并分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和20世纪后半叶三个时期，分析其主流评议意见形成的原因及不同意见争论的特点。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评议演变，理学，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4-0005-07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自南宋初重修《神宗实录》确定“是元祐而非熙丰”，“唯是直书安石之罪”的编撰宗旨，从而彻底否定王安石变法以降至今，历史已走过近900年。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亦是一桩几经变动而又难以了结的历史公案。依据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特点和评价主流意见的变化，可以把近900年间评议、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分作三个时期：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
　　
　　一
　　
　　南宋至晚清近800年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以否定为主。而否定的评议主要形成于南宋。南宋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否定性评议的形成有两条线索：一是南宋史家在编修北宋历史的著述中对王安石变法史实的评议和选材；二是理学家及事功学派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先说第一条线索。
　　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是从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及思想家评论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首要观点。宋廷南渡以后，宋高宗表示“朕最爱元祜”，并把北宋亡国之罪由蔡京集团追及王安石。宋高宗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元祐史臣的观点重修《神宗实录》，“唯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二是贬斥王安石新法褒奖元祐更化。宋廷的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后宋孝宗朝由李焘、洪迈等人修撰的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及私史著作如王称《东都事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该书的删节本，如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彭百川《太平治绩统类》、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元之际《宋史全文》等，对王安石变法史实的取舍和评议大都源自绍兴本《神宗实录》。是故，清人蔡上翔在为王安石辩诬时说：“公之受秽且蔓延于千万世，尤莫甚于此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南宋中后期人编撰的《宋诸臣奏议》(赵汝愚)、《宋宰辅编年录》(徐自明)、《大事记讲义》(吕中)等对后世否定王安石变法有较大影响的私史，亦采取了类似于“唯是直书安石之罪”的编撰宗旨。如赵汝愚辑录的《宋诸臣奏议》，是迄今所见最大的一部北宋奏议选集。全书共收241位大臣的1630篇奏议。这部书更多、更集中体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的观点。这有三方面的表现：其一，以是元祜而非熙宁的是非标准选录奏议，因而有关熙宁新法主持者、倡导者、参与者的奏议，如章悖、吕惠卿、曾布、薛向、王韶等一概被斥在选录范围之外，王安石的奏议虽然也选录了6篇，但是四篇不关变法之事，剩余两篇事关变法，却又是为反对新法的奏议提供历史背景；其二，集中荟萃了熙丰至元祐时期反变法派的奏议。仅就司马光一人的奏议就达146篇，约占1630篇总数的9％，其他人如富44篇、韩琦32篇、王岩叟45篇、吕诲45篇、范祖禹42篇、刘挚34篇、吕公著36篇、苏辙26篇、苏轼23篇；其三，不仅熙宁新法主持者、倡导者、参与者的奏议不合选录标准，而且对在元祜时期反对全盘否定新法的奏议，也被视作“不合标准”而一概不予以选录。显然这样一部书的传播，极易误导后世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
　　《宋史·王安石传》是元朝史臣在宋的《四朝国史·王安石传》的基础上编修的，其编撰特点是：一、在取材上所谓的“尽取诸贤之论”，实际上是尽取王安石反对派的伪造诋诬之辞，而且尽出于反对派所作之私书、杂史。从宋国史至元修《宋史》，作传者正是靠尽取诋毁之辞，采私史人正史，才完成了对王安石的彻底否定，并造成从野史到正史无不否定王安石的印象。二、将王安石集团的主要成员，甚或元丰、绍圣时期的变法中坚人物打入《奸臣传》。所谓“奸臣”是“逞其狡谋，壅阏上听，变易国是，贼虐忠直，屏弃善良”。被打人奸臣传与新法、绍述有关的人员依次为蔡确(附吴处厚)、邢恕、吕惠卿、章悖、曾布、蔡京(附蔡卞、蔡攸、蔡翛)。三、“尽书王安石之过”，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如性格执拗、性情怪僻、好人同己、不修边幅，不能治身、诬谤王安石爱子“悍僄阴刻，无所顾忌”等。四、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五、为王安石盖棺论定，“‘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至此，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遂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再看第二条线索。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荆公新学被斥为异端邪说既与理学与新学在南宋的消长有关，更是理学家们自南宋初期以来不懈批判贬抑的结果。
　　首先公开站出来批判荆公新学的是程门弟子杨时，此后理学的传人在其著作中大都少不了批判荆公新学，但对荆公新学的批判最为彻底的还是对理学的发展有集大成之功的朱熹。朱熹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据，予以无情打击。朱熹的批判，表面上是为维护孔孟正统的纯正性，但实际上很大程度与争取理学在南宋的正统地位分不开。事实上理学家们一代代坚持不懈地贬斥王安石新学，其效果是明显的，他们的观点日益为宋最高统治者所接受，宋高宗就说：“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绍兴五年(1135年)三月庚子这段话几与杨时给宋钦宗所上奏折的意旨如出一辙。宋理宗在淳祜元年(1241年)下诏，以周濂溪、二程、张载、朱熹五人从祀孔庙的同时，撤削了王安石的从祀地位，并指责：“王安石谓天变不足畏、神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语最为万世之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合与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说关系不小，令国子监日下施行。”由此可以断言，理学家们打倒新学是理学兴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后，理学被元明清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
　　以陈傅良、叶适、陈亮、吕祖谦等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是南宋时期宋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学派。一般的说，浙东学派在经世思想上强调经世致用，讲求务实，在政治上则主张积极改革时政。从事功的角度而言，他们与北宋范仲淹、王安石很有相似之处，但是浙东学派对王安石变法却持否定态度。他们的否定意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认为王安石虽处于变革的时代，但没有把握准宋立国的基本大势，没有认清宋的弊政所在，变乱了祖宗法度，不仅没能改革当时的弊政，反而使弊政更趋严重，“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二是对王安石的理财动机予以否定，不赞同王安石采用封建国家经营生产和贸易方式以扩大其经济收入的理财方法，他们把这种方法视作聚敛，因而加以反对。他们尤反对青苗法、均输法和市易法。而这几项新法都是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体现其摧抑兼并的重要举措。浙东学派否定这些措施，表明他们为富商大贾和放债取息的高利贷者作辩护，是新兴富商大贾阶层利益的代言人，这更是浙东学派重商思想的反映。李华瑞《历史教学·高校版》　2007年第4期
　[摘要]本文简述了自南宋迄今近九百年间，对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并分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和20世纪后半叶三个时期，分析其主流评议意见形成的原因及不同意见争论的特点。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评议演变，理学，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4-0005-07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自南宋初重修《神宗实录》确定“是元祐而非熙丰”，“唯是直书安石之罪”的编撰宗旨，从而彻底否定王安石变法以降至今，历史已走过近900年。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亦是一桩几经变动而又难以了结的历史公案。依据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特点和评价主流意见的变化，可以把近900年间评议、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分作三个时期：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
　　
　　一
　　
　　南宋至晚清近800年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以否定为主。而否定的评议主要形成于南宋。南宋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否定性评议的形成有两条线索：一是南宋史家在编修北宋历史的著述中对王安石变法史实的评议和选材；二是理学家及事功学派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先说第一条线索。
　　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是从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及思想家评论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首要观点。宋廷南渡以后，宋高宗表示“朕最爱元祜”，并把北宋亡国之罪由蔡京集团追及王安石。宋高宗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元祐史臣的观点重修《神宗实录》，“唯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二是贬斥王安石新法褒奖元祐更化。宋廷的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后宋孝宗朝由李焘、洪迈等人修撰的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及私史著作如王称《东都事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该书的删节本，如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彭百川《太平治绩统类》、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元之际《宋史全文》等，对王安石变法史实的取舍和评议大都源自绍兴本《神宗实录》。是故，清人蔡上翔在为王安石辩诬时说：“公之受秽且蔓延于千万世，尤莫甚于此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南宋中后期人编撰的《宋诸臣奏议》(赵汝愚)、《宋宰辅编年录》(徐自明)、《大事记讲义》(吕中)等对后世否定王安石变法有较大影响的私史，亦采取了类似于“唯是直书安石之罪”的编撰宗旨。如赵汝愚辑录的《宋诸臣奏议》，是迄今所见最大的一部北宋奏议选集。全书共收241位大臣的1630篇奏议。这部书更多、更集中体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的观点。这有三方面的表现：其一，以是元祜而非熙宁的是非标准选录奏议，因而有关熙宁新法主持者、倡导者、参与者的奏议，如章悖、吕惠卿、曾布、薛向、王韶等一概被斥在选录范围之外，王安石的奏议虽然也选录了6篇，但是四篇不关变法之事，剩余两篇事关变法，却又是为反对新法的奏议提供历史背景；其二，集中荟萃了熙丰至元祐时期反变法派的奏议。仅就司马光一人的奏议就达146篇，约占1630篇总数的9％，其他人如富44篇、韩琦32篇、王岩叟45篇、吕诲45篇、范祖禹42篇、刘挚34篇、吕公著36篇、苏辙26篇、苏轼23篇；其三，不仅熙宁新法主持者、倡导者、参与者的奏议不合选录标准，而且对在元祜时期反对全盘否定新法的奏议，也被视作“不合标准”而一概不予以选录。显然这样一部书的传播，极易误导后世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
　　《宋史·王安石传》是元朝史臣在宋的《四朝国史·王安石传》的基础上编修的，其编撰特点是：一、在取材上所谓的“尽取诸贤之论”，实际上是尽取王安石反对派的伪造诋诬之辞，而且尽出于反对派所作之私书、杂史。从宋国史至元修《宋史》，作传者正是靠尽取诋毁之辞，采私史人正史，才完成了对王安石的彻底否定，并造成从野史到正史无不否定王安石的印象。二、将王安石集团的主要成员，甚或元丰、绍圣时期的变法中坚人物打入《奸臣传》。所谓“奸臣”是“逞其狡谋，壅阏上听，变易国是，贼虐忠直，屏弃善良”。被打人奸臣传与新法、绍述有关的人员依次为蔡确(附吴处厚)、邢恕、吕惠卿、章悖、曾布、蔡京(附蔡卞、蔡攸、蔡翛)。三、“尽书王安石之过”，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如性格执拗、性情怪僻、好人同己、不修边幅，不能治身、诬谤王安石爱子“悍僄阴刻，无所顾忌”等。四、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五、为王安石盖棺论定，“‘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至此，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遂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再看第二条线索。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荆公新学被斥为异端邪说既与理学与新学在南宋的消长有关，更是理学家们自南宋初期以来不懈批判贬抑的结果。
　　首先公开站出来批判荆公新学的是程门弟子杨时，此后理学的传人在其著作中大都少不了批判荆公新学，但对荆公新学的批判最为彻底的还是对理学的发展有集大成之功的朱熹。朱熹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据，予以无情打击。朱熹的批判，表面上是为维护孔孟正统的纯正性，但实际上很大程度与争取理学在南宋的正统地位分不开。事实上理学家们一代代坚持不懈地贬斥王安石新学，其效果是明显的，他们的观点日益为宋最高统治者所接受，宋高宗就说：“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绍兴五年(1135年)三月庚子这段话几与杨时给宋钦宗所上奏折的意旨如出一辙。宋理宗在淳祜元年(1241年)下诏，以周濂溪、二程、张载、朱熹五人从祀孔庙的同时，撤削了王安石的从祀地位，并指责：“王安石谓天变不足畏、神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语最为万世之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合与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说关系不小，令国子监日下施行。”由此可以断言，理学家们打倒新学是理学兴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后，理学被元明清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
　　以陈傅良、叶适、陈亮、吕祖谦等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是南宋时期宋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学派。一般的说，浙东学派在经世思想上强调经世致用，讲求务实，在政治上则主张积极改革时政。从事功的角度而言，他们与北宋范仲淹、王安石很有相似之处，但是浙东学派对王安石变法却持否定态度。他们的否定意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认为王安石虽处于变革的时代，但没有把握准宋立国的基本大势，没有认清宋的弊政所在，变乱了祖宗法度，不仅没能改革当时的弊政，反而使弊政更趋严重，“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二是对王安石的理财动机予以否定，不赞同王安石采用封建国家经营生产和贸易方式以扩大其经济收入的理财方法，他们把这种方法视作聚敛，因而加以反对。他们尤反对青苗法、均输法和市易法。而这几项新法都是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体现其摧抑兼并的重要举措。浙东学派否定这些措施，表明他们为富商大贾和放债取息的高利贷者作辩护，是新兴富商大贾阶层利益的代言人，这更是浙东学派重商思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