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印度核武器发展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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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第一部分：50年来印度核武器发展政策演变</center> 　　一、20世纪40、50年代，以民用为主兼顾军用，以自力更生为主兼顾与他国合作 　　印度核能发展史几乎与原子能的发现时间同步。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批印度科学家就在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原子能理论，如H·J·巴巴曾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40年代初，巴巴称：“从现在开始几十年后当核能可以用于能源工业时，印度不再需要向国外寻找科学家，核物理学家就在她身边。”巴巴回国后，在印度工业家族的支持下建起“塔塔基础研究院”（1945年）。另一位核物理学家萨哈则在加尔各答建起了离子加速器实验室。 　　独立后，发展核能成为印度建国的重要领域，其目的是解决能源紧张，消除贫困。但印度领导人，特别是尼赫鲁总理在核能利用上表现出极其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印度是当时提出和平利用核能的少数国家之一。 　　1948年初，尼赫鲁在联合国建议，核能只用于民，同时他主张销毁已存在的核武器。两年后，印度又警告，世界将爆发一场核军备竞赛，这场竞赛将耗掉应该用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资源。尼赫鲁三次向联合国保证，“此后的印度政府将把核能用于民间”。另一方面，尼赫鲁等领导人却在关注核能的军事应用。 　　早在1946年答记者问时，尼赫鲁就警告说：“只要世界如此现状，每个国家都有必要发展和使用最新的技术装置来保护自己。”他告诉印度议会下院，“对印度来说，我们决定不制造原子弹之类的东西。但我们决心不在新能源利用方面落伍。”1960年在讨论原子能发展计划时，尼赫鲁指出：“印度正考虑在特朗贝建立另两座能量各为150MW的核电站……这些电站能发挥双重作用，即发电和生产钚。钚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商品，具有重要意义。” 　　尼赫鲁对核能军用表现出浓厚兴趣。在给核物理学家巴巴的信中，他写道：“除了建电厂和发电外，如果必要，核能一直有着可用于国防的优势。”巴巴等科学家对此给予了积极回应。巴巴认为：“核武器加上它的投掷系统将使一个国家能够摧毁另一个国家的城市、工业和所有重要目标。这样，受攻击的国家拥有再大的摧毁能力也没用。因此，拥有核武器，一个国家能够处于一种绝对的威慑位置，它可以威慑拥有比它多几倍毁灭能力的另一个国家。” 　　 <center><img src="http://military.people.com.cn/mediafile/200605/03/P200605030717572858364661.JPG" alt=""/></center> 　　早期的印度核发展政策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核能开发作为脱贫致富的科技新领域，被放在了印度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的优先地位。印度决策者认为，坚持绝对的独立自主原则，这样做有助于促进其他科研领域的发展。在核能开发初期，印度政府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它把核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看作是首要任务，坚持走出“一条旨在独立的、但更踏实的道路”。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前主席汉斯·布内克斯说过：“提及核技术开发领域的独立自主，再也没有比印度更好的例子了。”但一味地强调自主，印度早期核发展计划进展缓慢。经费不足、工期延误、设计和装备纰漏不断，严重影响了印度核计划的实施。 　　在此背景下，印度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把封闭的核发展计划转向了国际市场。首先与印度合作的是加拿大，双方建立起“加印反应堆”。后来美国也参与了反应堆的建设，反应堆更名为“加印美反应堆”。当时国际上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能够生产重水。1956年3月，美国与印度签署了出口重水21吨的第一份合同。印度向美国保证“重水只用于和平研究目的，并由政府或政府委派的有关单位保管，不能出卖或转交给第三者”。由于当时国际上还没有原子能机构之类的监督组织和安全机制，这种所谓的“和平利用”承诺显得苍白无力。 　　“加印美反应堆”在印度核武器发展计划中举足轻重。为了能够从“加印美反应堆”提出生产核武器的钚，印度又在特朗贝建立起核燃料处理厂。该厂年处理30吨放射性燃料。因此说，“加印美反应堆”提供了印度早期核武器发展的物质基地。合作中，印度尽最大努力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当时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巴巴在与有关国谈判中多次避免妥协，拒绝了限制印度完全控制该反应堆和原料生产的协议。印度与西方国家的核能合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即印度进行了所谓用于“和平目的”的核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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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第一部分：50年来印度核武器发展政策演变</center> 　　一、20世纪40、50年代，以民用为主兼顾军用，以自力更生为主兼顾与他国合作 　　印度核能发展史几乎与原子能的发现时间同步。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批印度科学家就在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原子能理论，如H·J·巴巴曾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40年代初，巴巴称：“从现在开始几十年后当核能可以用于能源工业时，印度不再需要向国外寻找科学家，核物理学家就在她身边。”巴巴回国后，在印度工业家族的支持下建起“塔塔基础研究院”（1945年）。另一位核物理学家萨哈则在加尔各答建起了离子加速器实验室。 　　独立后，发展核能成为印度建国的重要领域，其目的是解决能源紧张，消除贫困。但印度领导人，特别是尼赫鲁总理在核能利用上表现出极其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印度是当时提出和平利用核能的少数国家之一。 　　1948年初，尼赫鲁在联合国建议，核能只用于民，同时他主张销毁已存在的核武器。两年后，印度又警告，世界将爆发一场核军备竞赛，这场竞赛将耗掉应该用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资源。尼赫鲁三次向联合国保证，“此后的印度政府将把核能用于民间”。另一方面，尼赫鲁等领导人却在关注核能的军事应用。 　　早在1946年答记者问时，尼赫鲁就警告说：“只要世界如此现状，每个国家都有必要发展和使用最新的技术装置来保护自己。”他告诉印度议会下院，“对印度来说，我们决定不制造原子弹之类的东西。但我们决心不在新能源利用方面落伍。”1960年在讨论原子能发展计划时，尼赫鲁指出：“印度正考虑在特朗贝建立另两座能量各为150MW的核电站……这些电站能发挥双重作用，即发电和生产钚。钚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商品，具有重要意义。” 　　尼赫鲁对核能军用表现出浓厚兴趣。在给核物理学家巴巴的信中，他写道：“除了建电厂和发电外，如果必要，核能一直有着可用于国防的优势。”巴巴等科学家对此给予了积极回应。巴巴认为：“核武器加上它的投掷系统将使一个国家能够摧毁另一个国家的城市、工业和所有重要目标。这样，受攻击的国家拥有再大的摧毁能力也没用。因此，拥有核武器，一个国家能够处于一种绝对的威慑位置，它可以威慑拥有比它多几倍毁灭能力的另一个国家。” 　　 <center><img src="http://military.people.com.cn/mediafile/200605/03/P200605030717572858364661.JPG" alt=""/></center> 　　早期的印度核发展政策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核能开发作为脱贫致富的科技新领域，被放在了印度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的优先地位。印度决策者认为，坚持绝对的独立自主原则，这样做有助于促进其他科研领域的发展。在核能开发初期，印度政府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它把核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看作是首要任务，坚持走出“一条旨在独立的、但更踏实的道路”。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前主席汉斯·布内克斯说过：“提及核技术开发领域的独立自主，再也没有比印度更好的例子了。”但一味地强调自主，印度早期核发展计划进展缓慢。经费不足、工期延误、设计和装备纰漏不断，严重影响了印度核计划的实施。 　　在此背景下，印度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把封闭的核发展计划转向了国际市场。首先与印度合作的是加拿大，双方建立起“加印反应堆”。后来美国也参与了反应堆的建设，反应堆更名为“加印美反应堆”。当时国际上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能够生产重水。1956年3月，美国与印度签署了出口重水21吨的第一份合同。印度向美国保证“重水只用于和平研究目的，并由政府或政府委派的有关单位保管，不能出卖或转交给第三者”。由于当时国际上还没有原子能机构之类的监督组织和安全机制，这种所谓的“和平利用”承诺显得苍白无力。 　　“加印美反应堆”在印度核武器发展计划中举足轻重。为了能够从“加印美反应堆”提出生产核武器的钚，印度又在特朗贝建立起核燃料处理厂。该厂年处理30吨放射性燃料。因此说，“加印美反应堆”提供了印度早期核武器发展的物质基地。合作中，印度尽最大努力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当时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巴巴在与有关国谈判中多次避免妥协，拒绝了限制印度完全控制该反应堆和原料生产的协议。印度与西方国家的核能合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即印度进行了所谓用于“和平目的”的核爆炸。

二、20世纪70、80年代，印度核武器发展政策转向“模糊”，巴基斯坦成为印度核武器发展的主要威胁依据 　　1974年用于“和平目的”核装置爆炸后，举世关注印度核武器发展计划。其实，印度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就已具备制造核装置的能力。1960年“加印美反应堆”建成几个月后，尼赫鲁总理告诉国家发展委员会：“印度正在迈向这样一个阶段：一旦需要，印度将会制造自己的原子弹。”印度实际迈向这一阶段的时间是1964年，即印度在特朗贝建起年处理30吨核燃料处理厂。印度成为当时世界上能够从用过的核原料中提出钚的国家之一。 　　印度要不要拥有原子弹一直是国内有争议的问题。进入20世纪70年代，这一争议更趋复杂化。1970年夏，印度民意研究所进行的测验表明，三分之二的印度人，不论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都赞成印度造核武器。一位议员声称，“N”对印度来说不再代表传统的“非暴力”一词，而代表“核武器”。在新德里举行的由科学家、学者、防务专家和议员参加的研讨会上，与会者一致同意“印度除了拥有核武器外别无其他选择”。当时印度主张拥有核武器的依据是： 　　（1）没有核武器，印度既不可能挤进全球大国的走廊，也不可能享受地区性强国的地位； 　　（2）原子弹可以加快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速度； 　　（3）原子弹可以使印度摆脱对苏联的依赖； 　　（4）原子弹可以改变美国敌视或不重视印度的态度。 　　印度政府对这一辩论的回应是提出了“萨拉巴伊计划”。这是一项为期10年的核发展计划，由当时原子能委员会主席V·萨拉巴伊于1970年夏提出，英·甘地第二次大选获胜后开始实施。计划的核心是进行一系列用于“和平目的”的核爆炸。英·甘地总理声称，地下核试验对印度和平利用核能是绝对重要的一步，这些核试验是印度核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实际上，核爆炸的目的是为了向世人显示印度已经拥有了核武器生产能力和帮助英·甘地摆脱政治困境。1971年8月，美国报纸披露，“印度领导一直使其核政策公开化，一旦国际形势变化和印度认为有必要制造核武器，她将会选择原子弹。”1972年5月4日，印度报纸评论说：“一个能够进行地下核爆炸的国家很容易在必要时把自己核武装起来。”1974年的“和平目的”核试验实际上是一种矛盾决策的表现。一方面，印度想显示自己的核武器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印度又不得不考虑引爆这种武器所带来的经济、政治以及国际压力等方面的后果。 　　进入20世纪80年代，印度核武器发展政策继续保持“模糊”状态。印度领导人称，印度只有在认为巴基斯坦处于生产核武器的边缘或更糟糕时才会做出制造核武器的决定。印度已具有了生产核武器的全部技术，但要保持“最后一根导线”政策。1980年，英·甘地告诉印度议会上院，如果符合国家利益，印度将继续进行这种核试验。1981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透露，印度在博克兰的活动表明，它正计划第二次核试验。对此，英·甘地总理告诉媒体，首先“印度不相信威慑理论”，第二“印度不知道拥有威慑武器会对印度有什么好处”。但印度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核武器的发展步伐。 　　20世纪80年代末期拉吉夫·甘地上台后继续在公开场合称，印度将不制造核武器。在威胁判断上，印度变中国核武器威胁为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发展计划。1988年印度国防部长潘特称，印度不会留下一扇脆弱的窗口，印度军队面对巴基斯坦的核进攻绝不会处于劣势。原子能委员会官员Ｒ·拉曼纳随后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他认为印度可以报复任何核进攻。在国际舞台上，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重拾其祖父尼赫鲁的核裁军与军控主张，于1988年提出“拉吉夫行动计划”。该计划主张一步一步逐渐地削减核武器，并重新审定《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裂变材料控制条约》。      <center><img src="http://military.people.com.cn/mediafile/200605/03/P200605030709453773231822.JPG" alt=""/></center> 　　印度学者森·古帕塔指出，印度在这一时期保持核“模糊”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1）核武器不适合于印度的安全和地缘政治需要，在南亚地区印度可以通过其常规力量和睦邻外交尽可能多地发展与相关国家的关系； 　　（2）核武器使印度更不安全，且会使核军备竞赛升级； 　　（3）发展核武器的昂贵代价对像印度这样的贫穷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4）为满足核武器发展的需要，印度将无法保证其常规力量拥有足够的资源； 　　（5）核武器的保养和维护需要高超的管理能力。它需要拥有早期预警系统，需要有核大战计划，需要拥有国家级的指挥与控制机构。

三、20世纪90年代，印度几届政府都曾走到核试验边缘，1998年的系列核试验是印度50年来核武器发展政策演变的必然结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印度核武器发展政策开始面临新的国际和国内因素影响。 　　（1）苏联的解体对印度的国防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印度失去了苏联的战略支持。拉吉夫·甘地上台后对中国的访问和友好姿态是这一战略转变的具体表现； 　　（2）印度已经拥有了在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常规力量和军事工业。这期间印度对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干涉行动和对尼泊尔的威胁都表明，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更倾向运用武力来解决南亚的地区问题； 　　（3）印度政坛进入动荡期，再也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控制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印度先后组成了几届联合政府； 　　（4）国际社会的裁军与军控的步伐明显加快，印度在对待《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的态度引来国际社会的批评，印度因此而承受了巨大的国际压力。 　　印度政坛的动荡给竭力主张发展核武器的人民党以可乘之机。1996年4、5月间的议会大选中，印度人民党承诺，一旦该党上台，它将考虑核试验、考虑“普里特维”和“烈火”导弹试验，它将拒签任何有关核武器的国际协议。印度人民党在此次选举中获胜，但瓦杰帕伊组阁的努力失败，两周后交出权力。据透露，这次选举得胜后，瓦杰帕伊便准备好了核试验指令，但并没有来得及下达。两年后，印度人民党卷土重来，瓦杰帕伊刚完成组阁便进行了核试验。 　　1998年的系列核试验标志着印度核武器发展政策一次根本性转变。1999年3月15日，瓦杰帕伊告诉记者，“核武器不是进攻性武器，而是自卫武器。它是帮助你维护和平的武器。如果分析冷战期间各方没有诉诸武力，究其原因是世界有恐怖的平衡状态。”4月，印度导弹试验后，瓦杰帕伊总理又指出，此种试验完全是“纯防御性的步骤”，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将把它用于侵略战争。瓦杰帕伊进一步辩称，“‘烈火’导弹是印度确保国家全方位安全的证明。”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则声称，这些导弹是射程在2000公里以上的固体导弹，“它们已经达到了武器化水平，试验显示出印度的机动发射能力。”费尔南德斯强调，“现在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威胁印度了。” 　　1999年8月，印度政府宣布了“最低限度的有效威慑”战略草案，并交由议会和民众讨论。印度称，一旦遭到攻击，它将发射核武器。“任何敌人必须清楚，任何对印度和其军队的核打击，印度能够而且也愿意以足够的核武器进行报复。”“印度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一旦核威慑失败，印度将做出惩罚性的核报复。”尽管这一战略还是一个草案，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印度早期领导人为印度核能利用立下的原则。这种改变是根本性的，将对印度的核武器发展政策带来深远的影响。1999年11月，印度外交部长辛格宣布，印度将考虑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此之前，印度历届政府都以带有“不合理的歧视性”而把它拒之门外。现在做出这一妥协固然有印度寻求解除因1998年核试验而遭受制裁的考虑，但它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世纪之交的印度核武器发展政策演变的新趋势。<center>第二部分：印度核武器发展政策演变的动因</center> 　　 <center>一、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center> 　　1974年印度引爆所谓“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装置”后，巴基斯坦明显地加快了其核武器发展步伐。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说，印度正采取在南亚垄断核武器的政策，这是巴不能接受的。他警告说，巴将在未来面临核战争威胁，巴将在印实现其野心前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布托总理在1974年印度核爆炸后告诉巴基斯坦国民议会，“爆炸引发了一场质变。”“巴基斯坦只有担心，因为５个核武器国家中的任何两个国家没有像印巴那样卷入冲突和面临未决的争议。” 巴基斯坦把印度的核试验当成印度已经成了有核国家。布托发誓，为与印度核能力相匹敌，即便吃草也要研制出核弹。从那时起，参与南亚地区核竞赛成为印巴两国的国家政策。 　　印度一直在密切注视着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发展。1981年9月，印度总理英·甘地声称，“印度和世界各国家都知道，巴基斯坦正在发展核武器，用不了多久将引爆其核设施。”她说，这将促使印度第二次引爆自己的核装置。 　　1982年，英·甘地一方面承诺印度将坚持“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政策，另一方面又提出，如果新德里认为“用于和平目的”的核爆炸是必要的，印度会这样做的，“这样做是为了国家利益。” 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展核能力的反应是加快自己的核发展步伐。1984年10月遇害前，英·甘地称，巴基斯坦的核发展“是印度安全环境面临的最新现象”，它促使印度防务计划有了新的关注领域。1985年中期，拉·甘地总理称，巴基斯坦离制造原子弹的距离很近。“总的来说，印度反对成为有核国家。印度完全能在过去10年或11年成为有核国家，但印度没有这样做。如果印度想成为有核国家，那只需要几周或者几个月。” 印度1974年的核爆炸使本来就相互敌视的印巴之间的核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1998年5月印度核试验当天，巴政府发言人告诉记者，印度核试验打破了南亚地区的战略结构和力量平衡。这些试验对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带来了威胁。巴总理谢里夫宣称，“如果国际社会不对印做出反应，巴将被迫试验同样的威慑武器。没有人能阻挡我们这样做。我们有保卫国家的能力。” 在巴核试验后，巴科学家也表示，巴国核试验所具有的能力远远超过印度。总之，南亚核军备竞赛是印巴两国寻求力量优势和打破这种优势的必然结果。1998年5月核试验后，这一竞赛成为南亚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公开的竞争。<center>一、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center> 　　1974年印度引爆所谓“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装置”后，巴基斯坦明显地加快了其核武器发展步伐。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说，印度正采取在南亚垄断核武器的政策，这是巴不能接受的。他警告说，巴将在未来面临核战争威胁，巴将在印实现其野心前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布托总理在1974年印度核爆炸后告诉巴基斯坦国民议会，“爆炸引发了一场质变。”“巴基斯坦只有担心，因为５个核武器国家中的任何两个国家没有像印巴那样卷入冲突和面临未决的争议。” 巴基斯坦把印度的核试验当成印度已经成了有核国家。布托发誓，为与印度核能力相匹敌，即便吃草也要研制出核弹。从那时起，参与南亚地区核竞赛成为印巴两国的国家政策。 　　印度一直在密切注视着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发展。1981年9月，印度总理英·甘地声称，“印度和世界各国家都知道，巴基斯坦正在发展核武器，用不了多久将引爆其核设施。”她说，这将促使印度第二次引爆自己的核装置。 　　1982年，英·甘地一方面承诺印度将坚持“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政策，另一方面又提出，如果新德里认为“用于和平目的”的核爆炸是必要的，印度会这样做的，“这样做是为了国家利益。” 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展核能力的反应是加快自己的核发展步伐。1984年10月遇害前，英·甘地称，巴基斯坦的核发展“是印度安全环境面临的最新现象”，它促使印度防务计划有了新的关注领域。1985年中期，拉·甘地总理称，巴基斯坦离制造原子弹的距离很近。“总的来说，印度反对成为有核国家。印度完全能在过去10年或11年成为有核国家，但印度没有这样做。如果印度想成为有核国家，那只需要几周或者几个月。” 印度1974年的核爆炸使本来就相互敌视的印巴之间的核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1998年5月印度核试验当天，巴政府发言人告诉记者，印度核试验打破了南亚地区的战略结构和力量平衡。这些试验对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带来了威胁。巴总理谢里夫宣称，“如果国际社会不对印做出反应，巴将被迫试验同样的威慑武器。没有人能阻挡我们这样做。我们有保卫国家的能力。” 在巴核试验后，巴科学家也表示，巴国核试验所具有的能力远远超过印度。总之，南亚核军备竞赛是印巴两国寻求力量优势和打破这种优势的必然结果。1998年5月核试验后，这一竞赛成为南亚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公开的竞争。

<center>二、国际条约与机制</center> 　　印度政府对裁军与军控条约，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等的立场自尼赫鲁时代就没发生根本性变化。自力更生和防止外部介入印度核计划一直是其原子能计划的指导方针，也是印度对待国际裁军与军控条约的基本出发点。1948年印度代表潘迪特告诉联合国安理会，“原子能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不发达国家不能放弃任何工业化原子能计划的机会，而且也不允许受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组织操纵它们发展原子能的活动。”印度声称，新技术必须让全球共享，而不是被少数工业发达国家所垄断。 　　整个20世纪40年代后期，印度一直反对美国提出的在国际上控制原子材料的“巴鲁奇计划”。在回应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谓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时，尼赫鲁指出，“我们在这一领域进行准备，尽管是有限度的，但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独立行动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前提是，这一技术不是部分或者为部分国家所控制，不管这些国家的意愿有多好。”尼赫鲁的思想奠定了印度对待国际裁军与军控条约和制度的基础。      <center><img src="http://military.people.com.cn/mediafile/200605/03/P200605030657211891715616.JPG" alt=""/></center> 　　英·甘地政府只是简单地遵循了印度建国后两任总理，即尼赫鲁和夏斯特里所采取的传统路线。1970年3月在对议会讲话中，甘地夫人指出：“印度政府相信，目前我们所采取的发展科技能力和扩大和平利用原子能技术以及空间技术的政策最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其他问题一样，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将时刻考虑印度国防和安全方面的需要。” 尽管如此，甘地夫人还是加快了印度的核武器发展步伐。该政府所制定的关于原子能和空间发展的“萨拉巴伊10年计划”显然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表现。 　　即使是在1998年5月核试验后，印度对待国际裁军与军控条约态度的辩论也没有停止过。斯维塔·潘德问道：“即使我们破除有核国家的制约，并显示出我们的能力，我们是否可以保险地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现在签署条约的好处是什么？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将如何承受国际社会的压力？”印度学者认为，印度在立场上做出的任何让步都毫无意义，在他们看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没有任何修正的余地，而大国却要求其他国家“无条件”地接受这一条约。特别是核大国不会对印度提出的条件达成妥协。所以印度对待国际裁军与军控条约的立场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印度对待国际裁军与军控条约的强硬立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诠释：一方面，由于有受殖民统治的沉重历史，印度自独立以来一直把独立和主权看作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如前所述，印度一直担心外国势力，特别是大国会利用这样一些所谓的“不平等条约”来干涉印度内政，包括印度的原子能发展计划。印度历届领导人都意识到了核武器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印度一直希望跻身世界核俱乐部。因此，在对待国际核裁军与军控条约方面，印度所考虑的不只是条约本身的“政治不公平”问题，而且还在于考虑拥有核武器后印度所具有的大国地位问题。当时机成熟后，印度政府肯定会走向核武器化。

<center>三、民族尊严与大国地位</center> 　　美国作者汤姆斯认为，自从1964年尼赫鲁去世后，印度领导人面临的一大难题是，他们一直觉得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特别是和中国比。独立的时候，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国土面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差不多少。然而，印度一直与巴基斯坦等量齐观，而巴基斯坦在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后的面积只是印度的1/8。对印度领导人来说，对核能力、太空能力以及导弹发展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国家的声誉和地位，而不只是个安全问题。“发展印度的科技能力，包括军用和民用，被看作是显示印度具有世界级领导潜力的象征，和满足高技术和改进国家不发达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的手段。”印度学者还注意到，现任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5个公开声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一切使他们相信，对于想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大国来说，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必不可少。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领导人<a href="http://www.sogou.com/sogoupedia?query=卡拉姆" target="_blank">卡拉姆</a>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力量崇敬力量。当一个国家技术发达后，其他国家定会尊重它。” 　　 <center><img src="http://military.people.com.cn/mediafile/200605/03/P200605030642202791538226.JPG" alt=""/></center> 　　通过拥有核武器而拥有国际声誉在于核武器的政治含义，而不只是其军事用途。贾西吉特·辛格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设：如果日本拥有了相同的能力，广岛和长崎悲剧就不会出现。他认为：“从一开始就是很清楚的，核武器的价值在于其政治力量。这一政治作用因为比其他政策工具更具有威力而得到光大因为核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坏能力。冷战最高峰期间部署的55000枚核弹头增强了核武器发挥着巨大军事作用的思想，当时意识形态、政治目标和外交政策表现为高度的军事对抗。如果透过这表象，我们可以看到，和应用于实战的军事工具比，核武器更是一种政治工具。结束的冷战更证明了这一点。” 　　 <center><img src="http://military.people.com.cn/mediafile/200605/03/P200605030636431827520901.JPG" alt=""/></center> 　　辛格还认为，自1946年到1996年的50年间，世界可能引发动用核武器的事件达47次，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一次核战争。他强调说，在这些事件中，核武器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而非军事作用。“被威胁的一方无法摆脱恐怖感，因此，这种非对称的威胁变成了塑造受压制国家反应的重要因素。” 印度一位退役陆军参谋长在海湾战争后写道：“没有核武器，不要打美国人。”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要与美国开战，而是说，拥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意味着可以与美国这样的强国抗衡，完全可以避免外部势力对本国事务的干涉。在他看来，如果伊拉克当时拥有可以实战的核武器，也许多国部队就不敢那么放肆地打击伊拉克。他的观点与贾斯吉特·辛格提出的广岛和长崎的例子不谋而合。<center>四、核军事战略</center> 　　1998年5月印度进行核试验前，巴基斯坦更坚信核威慑理论，这是由于巴国的地理环境和力量处于弱势所决定的。巴基斯坦学者穆沙希德·侯赛因认为，“由于巴基斯坦有了对印度的核威慑能力，南亚地区出现了核武装化。在那里，巴印两国出现了新的‘恐怖平衡’，这将有助于保持该地区的平等与和平。如果这种炸弹能够稳定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维护欧洲的和平，那么为什么南亚地区不可以呢？”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把核武器看作是夺取优势地位，打破两国僵局的重要手段。对印度来说，拥有核武器意味着对巴基斯坦的全面军事优势；而对巴基斯坦来说，由于在常规力量上明显地弱于印度核武器是巴基斯坦弥补力量不足、保持对印度军事平衡的重要工具。 　　印巴进行核军备竞赛实际上就是这种“打破力量平衡――恢复力量平衡”间的较量。巴基斯坦前总理齐亚·哈克指出，“如果他们信奉模糊政策，这种模糊政策就是威慑的核心。印巴核武器发展计划在当前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因此在双方看来，他们已经达到了一种特别的水平，这种水平有助于产生一种威慑的印象。”1989年，巴基斯坦前陆军参谋长默尔扎·阿斯拉姆·贝格认为，只有当“我们取得了有一定意义的威慑能力和取得足以对印度实施威慑的能力时，”巴基斯坦才可以冻结其核武器发展计划。在巴基斯坦军方看来，核武器是克服巴常规力量不足最有效的手段。 　　印度一直不承认，印巴没有发生战争主要是因为双方受到了核武器的制约，因为这意味着从战略层次上印度承认巴基斯坦与其在南亚地区平起平坐。印度一直坚持，它所拥有的核武器是针对中国威胁的，而不是对付巴基斯坦。 　　1988年5月印度的松德拉吉将军公开宣称，“对付巴基斯坦，我们拥有的常规力量足矣，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对巴基斯坦只是捎带着看着就够了。”然而专家认为，印巴两国所谓的“恐怖平衡”理论并不能与苏联和美国当年的情况比。南亚地区出现的最低限度威慑是一种不稳定的威慑： 　　（1）印度和巴基斯坦都面临着国际和国内挑战，这些挑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双边的力量平衡； 　　（2）两国之间的对立形势仍很严峻，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双方不可能阻止核威胁的升级； 　　（3）双方的核武器数量和质量不在一个层次上，一旦双方出现较大的差距，一方很容易在冲突中诉诸核武器打击对方； 　　（4）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没有建立起完全有效的核武器指挥与控制系统。而且自分治以来，军人和准军人在两个国家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使核武器更加危险。至少可以说，印度和巴基斯坦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平衡还需要时日。

<center>五、 中国因素</center> 　　1964年中国进行核试验后，印度展开了一场关于发展核武器的大辩论。印度外交官西西尔·古普塔写道：“……不用使用核武器，不需要发动被西方认为是跨过挑衅门槛的任何形式战争，中国也许会不时地把非核武器的印度置于周期性讹诈之下，削弱其在亚洲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印度亲西方的独立党领导人米努·马萨尼表达了印度领导人对中国核试验的恐惧。“中国的爆炸不能被忽视，不能被抹掉，不能被淡化，它具有重要的影响。”极端反华的“国民志愿团”领导人戈尔瓦尔卡把社会主义中国比作是“对全人类的威胁，而且希望一个超级大国和全球联手把它毁灭。”戈尔瓦尔卡声称：“中国拥有原子弹已迫使印度制造相同的东西。这种东西本身将确保人民和武装部队脑子中取得绝对胜利的信心。教条和学术限制不应该成为其道路上的阻力。”一位印度政治记者在1970年写道：“中国力量的邻近和庞大使印度别无他择，只有谋求自己适当的核威慑，而且印度必须进入这一竞赛只是个时间问题。” 　　印度对中国因素的辩论自1964年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印度国防部一直重复说：“中国一直在有目的地改善在西藏的战术态势。其现代化计划已经明显地对印度的安全产生影响。”“和过去相比，中国……正保持着更高水平的部队。”“中国近年来不断充实其核武器库和改善导弹能力，这些将继续影响到印度在安全方面的考虑。” 在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前后，印度领导人更是公开指责中国是其“头号的潜在威胁”。印度总理<a href="http://www.sogou.com/sogoupedia?query=瓦杰帕伊" target="_blank">瓦杰帕伊</a>在解释核试验的理由时称：“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一直深深地关注着印度恶化的安全环境，特别是核环境。我们拥有一个完全核武器化的国家，它在1962年发动了对印度的入侵。尽管两国关系在过去10年得到了改善，但是不信任的空气仍在持续着，因为还有没有解决的边境问题。这个国家一直在从物质上帮助我们的另一个邻国（作者注：指巴基斯坦），使它成为一个隐藏着的有核国家，这更增加了不信任感。在这个怀恨的邻国手中，过去50年里，我们遭受三次入侵。” 　　在瓦杰帕伊总理看来，许多年来，印度一直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受害者。然而，事实正相反。如果我们稍从中国的立场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答案。首先，中国发展核武器并不是针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动因主要来自于两个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戴温·哈格蒂指出，“中国1964年的核试验以及此后的核武器化原因根植于北京对美国和后来苏联的担心，它们是威胁中国的敌人。”第二，在1964年成功进行了核试验后，中国政府正式向全球宣布，中国在任何情况和任何时间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久，中国政府又无条件地承诺，中国将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域使用核武器。这些国家当然包括了当时的印度和巴基斯坦。 　　 <center><img src="http://military.people.com.cn/mediafile/200605/03/P200605030629563133712512.JPG" alt=""/></center> 　　应该指出，印度领导人把中国作为其发展核武器的借口有着深层次的政治考虑。N.拉姆指出，“这一封信，瓦杰帕伊政府天真地认为会被保守机密，暴露出‘博克伦Ⅱ’之后的动机和这一游戏的动机。它向美国发出了毫无疑问的暗示，即右翼的印度政府想对建立战略性反华联盟的主张推波助澜。”在印度核试验后几天，阿齐兹·艾哈迈德这样评论道：“印度政府聚焦中国是有预谋的，把它作为在印度国内系统地发起进攻的开始，作为在南亚次大陆军备竞赛的开始，作为迎合美国在亚洲长远目标的举措。我们正看到的是，印美关系短暂的紧张，但这种紧张只是长期而广泛的战略联盟……长远的前景是，美国和印度建立起更紧密的反华轴心。”印度国防研究所的贾斯吉特·辛格则指出，“在现阶段，根本没有必要去刺激中国或反对它。”他还指出，尽管中国是印度远期的威胁，但印度的近期目标应该是“现在合作以确保未来”。印度尼赫鲁大学副教授阿米塔布·马托则警告说，现在与中国的“口水仗”有可能真的把印度的一大邻居变成“头号威胁”。马托还说：“现在与中国发生冲突是危险的，它将引发边界问题。这其实是很不明智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印度发展核武器中的中国因素并不在于中国的核武器本身。克里斯·史密斯认为，实际上，从尼赫鲁时代印度便开始了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他说：“尼赫鲁关于核武器问题立场的变化并不只是中国威胁的结果。事实是，直到1964年中国才拥有了核武器，而这一年尼赫鲁病逝。”★

已阅 lZ辛苦

我靠，这么好的帖子怎么2010年5月18日才回复，加我才俩。。。[:a3:]

回复 8# ss5

有三个人回帖了。

　　这个帖子...............是楼主原创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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