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资本家上街游行—可爱的“社会主义”国家瑞典-超级军网

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政治经济学                                 高歌        最近看了潘培新的文章，“瑞典比中国更接近社会主义？” 现将该文的有关内容摘抄如下：        创建于1889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党，1917年参加政府，1920年单独上台执政。经过十几年的政局动荡后，来1932年再次上台，连续单独或联合执政长达四十四年(中间只有一百天的中断)。1976－1982年成为在野党。到1982年又重新执政一直到今天。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长期执政，与它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是分不开的。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提出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国际民主。就国内来说，瑞典社会民主党标榜三大民主即三大目标。该党的定位，是在帮助工人阶级的同时，兼顾资本家的利益。这样，该党在每次大选中，70％的产业工人是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坚强后盾。同时，还会得到来自资方的投票。        瑞典有422万劳动力，占总人口的50％，产业工人有300万，体力劳动者90％都参加了工会。瑞典的中央工会联合会是最大工会组织，有250万会员。在大选当中，工会是利用它的广泛的基层组织，动员工人投社会民主党的票，并给予经济资助，不少工会会员是集体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多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在工人运动当中涌现出来的，二分之一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是出身于产业工人家庭，三分之一的议员本身过去就是产业工人，这个比例比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比例都大。除此之外，社会民主党还建立了自己的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及其它组织，包括劳工与人民运动，全国领取抚恤金者组织，全国房客协会、人民之家以及规模巨大的工人教育协会等等。        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任主席布兰亭(1889-1925年)提出过社会民主党有三种手段：议会道路、阶级合作、政治妥协。布兰亭当时提出要以改良主义与和平的方式实现瑞典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任主席汉森(1825-1946年)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认为平等、福利与合作是人民之家的基本要素，应当把它置于社会化长远目标之前。社会民主党的第三位主席埃兰德(1951年至1957年任首相)进一步使妥协政治制度化，通过“星期四俱乐部”、“哈普森民主”等，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取得各大利益集团的谅解与合作。到60年代末，阿德勒?卡尔松提出“职能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对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做出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在经济领域创造一种把工人利益与所有主利益协调起来的合作气氛，使工人愿意工作，资本家愿意投资。在具体劳资合作上有四种形式：劳资双方共同解决劳资纠纷制度，劳资双方共同管理劳动力市场制度，劳资双方共同决定企业大事制度和参股制度。其中瑞典议会在1983年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也遇到了来自企业主的压力。所以在制定通过该法令之前经过十年的斗争。在议会召开的秋季例会时，瑞典主要企业家们为向议会施加压力，曾组织了数达7万多人的反对建立此项基金的进军议会的游行。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资本家及其家属大游行。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保持了长期稳定统治，执行阶级合作的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提出的是广义的团结，既是指雇主联合会与工会联合会的团结，又指各阶级之间的团结。社会民主党认为，雇主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两者不是阶级敌人，而把两者看成是争取社会经济进步斗争当中的伙伴，它是影响经济福利和阶级和平的力量。瑞典社民党纲领指出；“社会民主党促进生产的发展，因为生产是满足居民需要，进一步提高全体人民福利的必要条件”。他们给团结下的定义是：“共同负责，普遍互助和合作”。彼此关心的含意是：“工人为企业主，企业主为工人”。帕尔梅说：“合作是瑞典工人运动的传统，应该为达到现实生活所要求的和解而斗争”。“我们深信，由于合作，人们往往会达到较好效果”。上面提到的卡尔松也提出：求各个经济集团利益之“大同”，存他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之“小异”，而且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些“小异”。他说：“我们一向对扩大国家蛋糕的事更感兴趣，而不屑于为划分这块蛋糕而争论不休”。        通过百余年的奋斗，瑞典从19世纪末还是欧洲最穷的国家，发展到今天是欧洲最富的国家之一，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到一个具有先进的工业、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西方各国多年来是名列前茅的。在瑞典，可以说消灭了贫困，三大差别已接近消失。        从以上瑞典的情况来看，如果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无法解释。可以想象，如果瑞典社会民主党不走议会道路而走武装革命的道路，相信至今也不会取得成功。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国已经认识到再好的理论（真理）也要实践的检验才行。检验这个理论，检验那个理论，其实首先应该检验的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在此最需要检验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实践证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有严重缺陷的，核心是剩余价值论有严重错误（这点在本人的另外一篇文章中有专门的论述），从而导致了他的推断至今未能实现。首先，马克思认为在多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预言至今为能出现。其次，瑞典的实践证明，通过议会道路和劳资共赢的方式，是可以让经济发展更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第三，瑞典发展与企业家精神分不开。美国《幸福》月刊所列的世界500家大工业企业中有22个瑞典企业，这对于人口只有800多万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20世纪初的瑞典工业部门普遍存在一种企业家精神。许多世界著名公司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建的。瑞典的富裕日益依赖于大康采恩，19家重要企业的职工占全部工业职工的比例从1978年以来从13%增为近40％。        中国为什么一直没有好好的检验马克思的学说呢？这里有个大误区。就是十月革命成功和中国革命成功，好像就证明马克思的学说（政治经济学）是正确的，就把它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样，就不用再检验了。哪怕后来运用出现了错误，也是认为是后人运用的问题，而不是理论本身。实践证明，用马克思的学说来指导推翻封建主义制度是可以的，但是用来指导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行不通。问题的关键是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的产生全归于工人，而忽略了资本家（企业家）的关键作用。正如笔者另一篇文章中说明的那样，马克思在分析资本运作时，在揭露剥削的同时，把资本家创造更多价值的劳动给忽视了，就如泼洗澡水把小孩一起泼了一样。        现在，还有一个误区，即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爱换概念。一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马上就解释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从而不谈马克思理论就转到了现在讲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笔者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这句话，不同的是要用实践来检验马克思的学说，要真正弄清楚马克思的理论些是对的，哪些有缺陷，哪些是错误的。这样才能对的坚持，缺陷的弥补，错误的纠正，才有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过了20多年了，但是要真正按照这个标准办事，看来还要继续努力。                                                                                                           2005/04/26e-mail: <a href="mailto:gegao@126.com">gegao@126.c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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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政治经济学                                 高歌        最近看了潘培新的文章，“瑞典比中国更接近社会主义？” 现将该文的有关内容摘抄如下：        创建于1889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党，1917年参加政府，1920年单独上台执政。经过十几年的政局动荡后，来1932年再次上台，连续单独或联合执政长达四十四年(中间只有一百天的中断)。1976－1982年成为在野党。到1982年又重新执政一直到今天。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长期执政，与它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是分不开的。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提出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国际民主。就国内来说，瑞典社会民主党标榜三大民主即三大目标。该党的定位，是在帮助工人阶级的同时，兼顾资本家的利益。这样，该党在每次大选中，70％的产业工人是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坚强后盾。同时，还会得到来自资方的投票。        瑞典有422万劳动力，占总人口的50％，产业工人有300万，体力劳动者90％都参加了工会。瑞典的中央工会联合会是最大工会组织，有250万会员。在大选当中，工会是利用它的广泛的基层组织，动员工人投社会民主党的票，并给予经济资助，不少工会会员是集体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多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在工人运动当中涌现出来的，二分之一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是出身于产业工人家庭，三分之一的议员本身过去就是产业工人，这个比例比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比例都大。除此之外，社会民主党还建立了自己的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及其它组织，包括劳工与人民运动，全国领取抚恤金者组织，全国房客协会、人民之家以及规模巨大的工人教育协会等等。        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任主席布兰亭(1889-1925年)提出过社会民主党有三种手段：议会道路、阶级合作、政治妥协。布兰亭当时提出要以改良主义与和平的方式实现瑞典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任主席汉森(1825-1946年)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认为平等、福利与合作是人民之家的基本要素，应当把它置于社会化长远目标之前。社会民主党的第三位主席埃兰德(1951年至1957年任首相)进一步使妥协政治制度化，通过“星期四俱乐部”、“哈普森民主”等，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取得各大利益集团的谅解与合作。到60年代末，阿德勒?卡尔松提出“职能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对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做出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在经济领域创造一种把工人利益与所有主利益协调起来的合作气氛，使工人愿意工作，资本家愿意投资。在具体劳资合作上有四种形式：劳资双方共同解决劳资纠纷制度，劳资双方共同管理劳动力市场制度，劳资双方共同决定企业大事制度和参股制度。其中瑞典议会在1983年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也遇到了来自企业主的压力。所以在制定通过该法令之前经过十年的斗争。在议会召开的秋季例会时，瑞典主要企业家们为向议会施加压力，曾组织了数达7万多人的反对建立此项基金的进军议会的游行。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资本家及其家属大游行。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保持了长期稳定统治，执行阶级合作的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提出的是广义的团结，既是指雇主联合会与工会联合会的团结，又指各阶级之间的团结。社会民主党认为，雇主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两者不是阶级敌人，而把两者看成是争取社会经济进步斗争当中的伙伴，它是影响经济福利和阶级和平的力量。瑞典社民党纲领指出；“社会民主党促进生产的发展，因为生产是满足居民需要，进一步提高全体人民福利的必要条件”。他们给团结下的定义是：“共同负责，普遍互助和合作”。彼此关心的含意是：“工人为企业主，企业主为工人”。帕尔梅说：“合作是瑞典工人运动的传统，应该为达到现实生活所要求的和解而斗争”。“我们深信，由于合作，人们往往会达到较好效果”。上面提到的卡尔松也提出：求各个经济集团利益之“大同”，存他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之“小异”，而且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些“小异”。他说：“我们一向对扩大国家蛋糕的事更感兴趣，而不屑于为划分这块蛋糕而争论不休”。        通过百余年的奋斗，瑞典从19世纪末还是欧洲最穷的国家，发展到今天是欧洲最富的国家之一，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到一个具有先进的工业、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西方各国多年来是名列前茅的。在瑞典，可以说消灭了贫困，三大差别已接近消失。        从以上瑞典的情况来看，如果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无法解释。可以想象，如果瑞典社会民主党不走议会道路而走武装革命的道路，相信至今也不会取得成功。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国已经认识到再好的理论（真理）也要实践的检验才行。检验这个理论，检验那个理论，其实首先应该检验的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在此最需要检验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实践证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有严重缺陷的，核心是剩余价值论有严重错误（这点在本人的另外一篇文章中有专门的论述），从而导致了他的推断至今未能实现。首先，马克思认为在多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预言至今为能出现。其次，瑞典的实践证明，通过议会道路和劳资共赢的方式，是可以让经济发展更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第三，瑞典发展与企业家精神分不开。美国《幸福》月刊所列的世界500家大工业企业中有22个瑞典企业，这对于人口只有800多万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20世纪初的瑞典工业部门普遍存在一种企业家精神。许多世界著名公司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建的。瑞典的富裕日益依赖于大康采恩，19家重要企业的职工占全部工业职工的比例从1978年以来从13%增为近40％。        中国为什么一直没有好好的检验马克思的学说呢？这里有个大误区。就是十月革命成功和中国革命成功，好像就证明马克思的学说（政治经济学）是正确的，就把它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样，就不用再检验了。哪怕后来运用出现了错误，也是认为是后人运用的问题，而不是理论本身。实践证明，用马克思的学说来指导推翻封建主义制度是可以的，但是用来指导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行不通。问题的关键是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的产生全归于工人，而忽略了资本家（企业家）的关键作用。正如笔者另一篇文章中说明的那样，马克思在分析资本运作时，在揭露剥削的同时，把资本家创造更多价值的劳动给忽视了，就如泼洗澡水把小孩一起泼了一样。        现在，还有一个误区，即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爱换概念。一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马上就解释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从而不谈马克思理论就转到了现在讲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笔者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这句话，不同的是要用实践来检验马克思的学说，要真正弄清楚马克思的理论些是对的，哪些有缺陷，哪些是错误的。这样才能对的坚持，缺陷的弥补，错误的纠正，才有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过了20多年了，但是要真正按照这个标准办事，看来还要继续努力。                                                                                                           2005/04/26e-mail: <a href="mailto:gegao@126.com">gegao@126.com</a>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18 13:33:35编辑过]

心向往之啊！

当年在JCZS时，面对一群哈美者，曾说过，说什么美国民主，还不如说北欧。还能让人心服口服。

北欧国家好像说过：“我们才是社会主义，中国是共产主义。”

北欧的确不错

瑞典政府“从摇篮到坟墓”一辈子都不担心生存问题况且北欧风景很好人文气氛也不错我又喜欢雪真是向往啊~~~~~呵呵~身在中国就要把中国弄到那种程度！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濯瀴在2006-6-15 17:22:00的发言： 北欧国家好像说过：“我们才是社会主义，中国是共产主义。”</div>北欧国家好象是这么说的：“我们才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中国是共产党国家。”[em01]

各国国情是不一样的，根本无法混为一谈。更何况是地理位置优越（波罗的海地区中心）的中立国家——瑞典。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huangdw在2006-6-15 19:49:00的发言： 北欧国家好象是这么说的：“我们才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中国是共产党国家。”[em01]</div>好像是吧~记不清了~~~

那位自认是高人的家伙,他好象说的是中国改革前的中国体制,批评地是最早的马克思思想.跟现在有啥直接关系吗????他不会又是...

最近看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有点感想啊，尽管里面很多说法我都不同意，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东西我是同意的。“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值得拥有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在建国初期，这话是不错的，更何况，那时候的。。都还不算很。。算了，不说了，有点什么了

　　不过北欧最重要的问题是高税负，他们的税太高了，一个人的薪水大半要交税，结果养了不少懒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18 13:39:12编辑过]

欧洲已经走过了那一段贫富差距很大的时期 那时候社会问题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 他们以往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呵呵~~~共产党建党之本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都被你否定了~~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不知道你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没有~~~看样子应该是读过吧！那你说说马克思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跳过这个重要的基础你当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国情不同，没有可比性。

下辈子。。。投胎了也许国家就变好点了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19 11:30:14编辑过]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kidkevin在2006-6-19 11:28:00的发言： 迄今为止原著还只读过《法兰西内战》，不过在修西方马克思主义，了解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例如剩余价值已经不再是资本家的主要利润来源等。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讲的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不过只是乌托邦气味太过浓厚了。 比较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我认为我国的意识形态政策不是如网友们所讲太严了，而恰恰是做得不到位，在技术层次上太过明显了，不如西方细致、精密、隐蔽。（有兴趣可以参考乔姆斯基的《意识形态霸权——美国社会中的思想控制》附在帖子最后） 不过这个也是必然，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不掌握在我们手中，在全世界的西方价值面前，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确实吃力不讨好。 我觉得马克思最大的问题是他对共产主义的描绘太过简单，真正的自由世界也是需要社会结构来支持的。 我讲的相比我们国家正在做的跟马克思更近，你觉得马克思提及到我们的改革道路这种形式了吗？拘泥于教条，就没有前进了。 我并没有说北欧就是“共产主义”，只是这种形态的社会在表象上更接近马的描述，不失为一种参考。乔姆斯基《意识形态霸权——美国社会中的思想控制》打开附件 </div>不是这样的。。你要批判马克思就必须研究他的著作，了解他的思想。你连读都没读过你如何批判他？还把他比喻成偷梁换柱之徒。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成了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而你却是个混网络的吧！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的，而恰恰是俄国和中国这两个生产力最落后的国家发生了革命，这就带来了难题，怎么样在落后的国家建设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于是列宁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而你所说的社会结构问题，就跟5000年前的原始人，你要他想象一下5000年后的人住在几十层的高楼，日行千里可能他也想象不出来！资本主义能够坚持到现在我认为不外是二战后的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给资本主义敲响了警钟，于是西方国家为了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吸收了大量社会主义的东西，北欧就是典型的例子。而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一直批评欧洲国家是在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做为一种理想中的终极社会，我相信一定是人类以后努力的发展目标！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19 13:02:48编辑过]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462532169在2006-6-19 13:00:00的发言： 在讨论一个问题，剩余价值已经不是资本家的主要利润来源？你的论据是什么？   难道现在的资本家不是靠生产来创造商品么？                            </div>没剩余价值大家分光吃净，这社会怎么发展？

获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有利益差别，才会有动力，有动力，社会才会发展。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平均主义，没有利益差别，就缺乏发展的动力。利益分配不均，虽然会产生发展的动力，但当这个不均比较大，或者说是两极化的时候，社会内部两极对抗就会浮现。而由于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走向垄断，使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样两极对抗的结果，在一定的条件下，在衡量付出与得到的比较以后，必然会促使大多数只拥有小量财富的人采取打碎原来的制度，重新分配财富的行为发生，这就形成了动乱，动乱是人类社会自我调整、散发内部矛盾冲突的一种最常见的方式，但这种方式的结果也会使一个社会实体衰败，被另外的社会实体侵占。因此，发展需要动力，这就需要有利益差别的存在，但利益差别过大，会引起社会内部的矛盾激化，本社会实体的发展也会受到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承认剩余价值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时，由于社会大多数人占有剩余价值（公有制），使得社会分配差异处在比较可控的水平内。这个平衡怎么掌握，现在世界估计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

“瑞典从19世纪末还是欧洲最穷的国家，发展到今天是欧洲最富的国家之一”   瑞典何时成为欧洲最穷的国家了？当年30年战争的北欧霸主，长期称霸于波罗第海，怎么排欧洲最穷的国家也排不到他。作者在表述自己观点时，要尊重历史。另外作者大篇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却拿中国做例子。当年老马可是说社会主义是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没说是中国，哪错了。而其估计的随着殖民地地区的发展，资本的最大获利性使其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投资，造成发达地区的劳资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工人阶级反抗加深、取得更多权利。应该说这些想法现在在欧美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实现了。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现在西方的工人阶级也没这么大的权利与福利！

记得有人说过,要是想真正了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去仔细读读德文原版的<资本论>及<共产党宣言>偶是没有看过的,谁仔细研究过的出来说说

有了好的(广大的)人民,就有好的政府;有了好的政府,就有了更好的人民!!!!!领导源于人民群众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21 23:30:51编辑过]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lich_jin在2006-6-19 23:14:00的发言： “瑞典从19世纪末还是欧洲最穷的国家，发展到今天是欧洲最富的国家之一”   瑞典何时成为欧洲最穷的国家了？当年30年战争的北欧霸主，长期称霸于波罗第海，怎么排欧洲最穷的国家也排不到他。作者在表述自己观点时，要尊重历史。另外作者大篇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却拿中国做例子。当年老马可是说社会主义是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没说是中国，哪错了。而其估计的随着殖民地地区的发展，资本的最大获利性使其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投资，造成发达地区的劳资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工人阶级反抗加深、取得更多权利。应该说这些想法现在在欧美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实现了。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现在西方的工人阶级也没这么大的权利与福利！</div>30年战争是从1618-1648，是17世纪。瑞典和丹麦  16 世纪以后北欧有两个独立国家——丹麦和瑞典。当时 挪威隶属于丹麦，芬兰则由瑞典控制。这时，汉萨同盟已经衰落，为争夺波 罗的海的霸权，瑞典和丹麦长期对立，俄国和波兰也时常参加进来。但在17 世纪，瑞典占了上风。 瑞典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它的国内条件。瑞典脱离丹麦独立后，就形成统 一的民族国家，瓦萨王朝建立起君主专制制度，贵族的分离势力遭到削弱， 政治局势比较稳定，经济发展有较好的环境。此外，在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 下，国家的人力物力较易于动员，这就为发展军事力量创造了条件。相比之下，波罗的海其他国家就不具备这些条件。丹麦的贵族势力太大，政治上各 自为政，削弱了国家的力量。俄国在伊凡四世后陷入内乱，外敌的入侵更使 它自顾不暇。德意志四分五裂，它自己尚是欧洲列强争夺的对象。波兰在政 治制度方面的内在隐患也正在表现出来，而且它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东方，有 时还与瑞典结成同盟。除此以外，瑞典还得到一心想打击哈布斯堡家族的法 国的支持，得以放手在北德意志活动。这些有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使瑞典在17 世纪得天独厚，迅速发展成北欧军事大国。 1611 年古斯塔夫·阿道尔夫（1611—1632 年）登上王位。他是一位大 有作为的国王，把瑞典推上了强国的地位。与丹麦相比，瑞典人口稀少，资 源短缺，经济相对落后，而且远离欧洲商道，国家相当贫穷。为发展经济， 古斯塔夫·阿道尔夫邀请外国人（特别是荷兰人）到瑞典来开办企业，尤其 是开采瑞典丰富的铜、铁矿藏。他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鼓励生产，以金 属开采为基础发展出坚实的军火工业，到 1630 年瑞典的枪炮在国际市场上 已相当畅销，铜也在欧洲市场上占垄断地位。为增加收入，阿道尔夫还把纳 税形式从实物税改为货币税，并强迫贵族交纳某些新开设的税款。他将新获 得的经济实力主要用来增强军力，使瑞典军队成为当时欧洲最精锐的部队。 1617—1630年，他进行一系列军事改革。他实行了义务征兵制，使每个团从 一个固定的省征召兵员。义务兵比雇佣军的战斗力强得多，而且有严格的军 事纪律。他改进作战方法、引进荷兰人民在对付西班牙入侵时发展起来的战 略战术。他采用新式武器，充分发挥火炮的作用。他还特别注重对士兵进行 实战训练，其操典是为适应实战而不是为了应付检阅。在三十年战争中，这 支军队所向披靡，屡战屡胜，被人称为“瑞典奇迹”。阿道尔夫阵亡后，瑞 典军队继续作战，最后与法国一起取得战争胜利。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 后，瑞典成为欧洲大国，它拥有德意志北部沿海的大片地区，芬兰湾、里加 湾沿岸地带，以及芬兰和瑞典本土。17世纪中叶它再次打败丹麦，取得斯堪 的纳维亚半岛南端的斯堪尼亚等地区，成为波罗的海的霸主。但也就在这时，瑞典得以称雄北欧的国内外有利条件逐渐消失了。俄国 和普鲁士相继崛起，邻国中除波兰外都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工商业在许多 国家开始发展，瑞典的军事制度和战略战术则被其他国家学了去。这样，瑞 典资源不足、人稀物少的不利因素暴露出来，就连它精良的军队也因为人数 太少而被同样以瑞典方式训练出来的别国军队所压倒。在北方战争（1700— 721 年）中，瑞典虽然有第一流的军事统帅查理十二世（1697—1718 年） 和十分善战的作战部队，但它却仍然被俄国打败。战后，瑞典在国外的领地 除芬兰外，只剩下维斯马、斯特拉尔松等几个波罗的海的沿岸据点了。瑞典 失去了大国地位。 国外战争的失败导致国内的深刻变化，人们认为专制王权不能再保护国 家，相反把国家引向困境。1718年查理十二世死后，反专制主义的政治派别 取得胜利，他们推查理的妹妹厄丽卡为王，并强迫她发表反专制主义的宣言。但厄丽卡当上国王后仍按专制主义方式行事，结果在两年后被迫退位， 由她的丈夫、黑森伯爵领地的继承人腓特烈继位，称腓特烈一世（1720—1751 年）。腓特烈是外国人，而且本人并没有继承王位的合法权，因此他的统治 必须靠等级议会中反专制派别的支持，由此，瑞典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 根据1720年的“政体法令”和1723年的“议会组织条例”，议会成为最高 权力机构，议会由一个百人委员会进行指导，100人中贵族占50人，教士和 资产者各占25 人，1740 年后农民代表也参加进去。议会休会时，国务由贵 族及官僚组成的参政会处理，国王在其中只相当于首席行政长官，职权仅限 于拥有两票表决权。30 年代，议会中出现政党雏形，两个自称是“礼帽派” 和“便帽派”的贵族集团互相指责，轮流执政。1741年，“礼帽派”政府发 动战争，企图对俄国实行复仇，结果反而大败，俄国占领了芬兰。为赎回芬 兰，瑞典议会同意由俄国支持的腓特烈二世（1751—1771年）担任王储。腓 特烈二世在位期间政党政治继续发展，1770 年“便帽派”开始向下层靠拢， 企图借平民的力量执政掌权。1772 年，古斯塔夫三世（1771—1792 年）在 保守派贵族支持下发动政变，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国王的专制权力。但是， 这不过是专制主义的回光返照，到1809 年古斯塔夫四世（1792—1809 年） 被另一次政变推翻，在这以后君主立宪政体才巩固下来。《世界史·近代史（上卷）》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kidkevin在2006-6-15 15:18:00的发言：  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政治经济学                                 高歌        最近看了潘培新的文章，“瑞典比中国更接近社会主义？” 现将该文的有关内容摘抄如下：        创建于1889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党，1917年参加政府，1920年单独上台执政。经过十几年的政局动荡后，来1932年再次上台，连续单独或联合执政长达四十四年(中间只有一百天的中断)。1976－1982年成为在野党。到1982年又重新执政一直到今天。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长期执政，与它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是分不开的。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提出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国际民主。就国内来说，瑞典社会民主党标榜三大民主即三大目标。该党的定位，是在帮助工人阶级的同时，兼顾资本家的利益。这样，该党在每次大选中，70％的产业工人是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坚强后盾。同时，还会得到来自资方的投票。        瑞典有422万劳动力，占总人口的50％，产业工人有300万，体力劳动者90％都参加了工会。瑞典的中央工会联合会是最大工会组织，有250万会员。在大选当中，工会是利用它的广泛的基层组织，动员工人投社会民主党的票，并给予经济资助，不少工会会员是集体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多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在工人运动当中涌现出来的，二分之一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是出身于产业工人家庭，三分之一的议员本身过去就是产业工人，这个比例比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比例都大。除此之外，社会民主党还建立了自己的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及其它组织，包括劳工与人民运动，全国领取抚恤金者组织，全国房客协会、人民之家以及规模巨大的工人教育协会等等。        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任主席布兰亭(1889-1925年)提出过社会民主党有三种手段：议会道路、阶级合作、政治妥协。布兰亭当时提出要以改良主义与和平的方式实现瑞典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任主席汉森(1825-1946年)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认为平等、福利与合作是人民之家的基本要素，应当把它置于社会化长远目标之前。社会民主党的第三位主席埃兰德(1951年至1957年任首相)进一步使妥协政治制度化，通过“星期四俱乐部”、“哈普森民主”等，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取得各大利益集团的谅解与合作。到60年代末，阿德勒?卡尔松提出“职能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对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做出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在经济领域创造一种把工人利益与所有主利益协调起来的合作气氛，使工人愿意工作，资本家愿意投资。在具体劳资合作上有四种形式：劳资双方共同解决劳资纠纷制度，劳资双方共同管理劳动力市场制度，劳资双方共同决定企业大事制度和参股制度。其中瑞典议会在1983年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也遇到了来自企业主的压力。所以在制定通过该法令之前经过十年的斗争。在议会召开的秋季例会时，瑞典主要企业家们为向议会施加压力，曾组织了数达7万多人的反对建立此项基金的进军议会的游行。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资本家及其家属大游行。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保持了长期稳定统治，执行阶级合作的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提出的是广义的团结，既是指雇主联合会与工会联合会的团结，又指各阶级之间的团结。社会民主党认为，雇主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两者不是阶级敌人，而把两者看成是争取社会经济进步斗争当中的伙伴，它是影响经济福利和阶级和平的力量。瑞典社民党纲领指出；“社会民主党促进生产的发展，因为生产是满足居民需要，进一步提高全体人民福利的必要条件”。他们给团结下的定义是：“共同负责，普遍互助和合作”。彼此关心的含意是：“工人为企业主，企业主为工人”。帕尔梅说：“合作是瑞典工人运动的传统，应该为达到现实生活所要求的和解而斗争”。“我们深信，由于合作，人们往往会达到较好效果”。上面提到的卡尔松也提出：求各个经济集团利益之“大同”，存他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之“小异”，而且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些“小异”。他说：“我们一向对扩大国家蛋糕的事更感兴趣，而不屑于为划分这块蛋糕而争论不休”。        通过百余年的奋斗，瑞典从19世纪末还是欧洲最穷的国家，发展到今天是欧洲最富的国家之一，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到一个具有先进的工业、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西方各国多年来是名列前茅的。在瑞典，可以说消灭了贫困，三大差别已接近消失。        从以上瑞典的情况来看，如果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无法解释。可以想象，如果瑞典社会民主党不走议会道路而走武装革命的道路，相信至今也不会取得成功。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国已经认识到再好的理论（真理）也要实践的检验才行。检验这个理论，检验那个理论，其实首先应该检验的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在此最需要检验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实践证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有严重缺陷的，核心是剩余价值论有严重错误（这点在本人的另外一篇文章中有专门的论述），从而导致了他的推断至今未能实现。首先，马克思认为在多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预言至今为能出现。其次，瑞典的实践证明，通过议会道路和劳资共赢的方式，是可以让经济发展更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第三，瑞典发展与企业家精神分不开。美国《幸福》月刊所列的世界500家大工业企业中有22个瑞典企业，这对于人口只有800多万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20世纪初的瑞典工业部门普遍存在一种企业家精神。许多世界著名公司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建的。瑞典的富裕日益依赖于大康采恩，19家重要企业的职工占全部工业职工的比例从1978年以来从13%增为近40％。        中国为什么一直没有好好的检验马克思的学说呢？这里有个大误区。就是十月革命成功和中国革命成功，好像就证明马克思的学说（政治经济学）是正确的，就把它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样，就不用再检验了。哪怕后来运用出现了错误，也是认为是后人运用的问题，而不是理论本身。实践证明，用马克思的学说来指导推翻封建主义制度是可以的，但是用来指导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行不通。问题的关键是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的产生全归于工人，而忽略了资本家（企业家）的关键作用。正如笔者另一篇文章中说明的那样，马克思在分析资本运作时，在揭露剥削的同时，把资本家创造更多价值的劳动给忽视了，就如泼洗澡水把小孩一起泼了一样。        现在，还有一个误区，即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爱换概念。一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马上就解释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从而不谈马克思理论就转到了现在讲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笔者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这句话，不同的是要用实践来检验马克思的学说，要真正弄清楚马克思的理论些是对的，哪些有缺陷，哪些是错误的。这样才能对的坚持，缺陷的弥补，错误的纠正，才有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过了20多年了，但是要真正按照这个标准办事，看来还要继续努力。                                                                                                           2005/04/26e-mail: <a href="mailto:gegao@126.com">gegao@126.com</a> </div>借所谓的瑞典机会马克思主义真是无知啊！马克思是什么年代的人？现在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不能和十九世纪中叶相提并论吧？在马克思当时的条件下，他的思想可以说很了不起了。革命在穷国爆发而不是欧洲的原因简单来说是因为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的。当时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形式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扩张。马克思活着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还不是十分的暴力，到了列宁的时代，先工业化的强国都在争夺殖民地。中国和俄国的一系列革命就是当帝国主义扩张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进行的，其性质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在各工业强国内部，资产阶级对于市场的无政府性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在面对各个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和政治团体的强大压力下进行的，而不是出于自愿的。所以，推动当时世界秩序进步的主要功臣就是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力量，是社会主义着实现了民主选举制度，是社会主义者赋予了各国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也是社会主义者抵御了列强对于各国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当然，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力量没有掌握政权是因为，首先新科技革命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其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尤其是广大亚非拉地区还没有被真正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市场还很大。就当今世界来说，福利国家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是是人类最接近社会主义的一次。福利国家普遍诞生于二战以后，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制下的产物。没有美国出钱出力阻挡新沙皇苏联的进攻，怎么可能有德国、瑞典这样的国家？没有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怎么可能这些欧洲国家还能保持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优势？美国创建了一套由其主导的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这就是战后直到现在的国际秩序。但是，苏联没有了，美国也不再保护欧洲了。德国法国的福利体制撑不下去了，英国已经改革了经济政策。随着欧洲一体华的扩大，福利国家的基础肯定要动摇。瑞典怎么样本人还真没研究过，不过三高政策的弊病是相同的，即缺乏竞争力。也许现在中国经济的实力有限，但是到了二十年以后，所有这些福利国家统统要围着中国转。更不幸的是，一旦美国真的衰落了或者来一场全球经济危机，这些福利国家就算他想改革，也是难上加难，没有一定的社会动荡恐怕是改不了的。

美国《纽约时报》2日发表文章认为，“欧洲模式”拖累了欧洲。它鼓励人们紧紧抓住他们的国家提供不起的福利待遇不放，非但不能使人们增强信心，反而使人们对未来产生担忧，使人们更关心捍卫现有的东西，而不是去创造现在还没有的东西。文章摘要如下：     西欧的事态发展正在使美国自由派名    誉扫地。美国自由派的大多数政策主张已经在欧洲得到贯彻实施。这些政策主张包括：慷慨的福利措施、充分的劳工保护、高额累进税率、医疗照顾系统、大零售商的区域限制、终身中产阶级补贴。可是，欧洲大陆非但没有繁荣，反而经受了长达10年的相对下滑。　    西欧人似乎正在经历一场信任危机。无论是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还是在法国和荷兰，选举结果都表明选民已经失去对他们的领导人的信任，他们为日益下降的生活质量感到担忧，他们感到特别容易受到外国竞争————来自中国、美国、土耳其和波兰的竞争———的伤害。　    在欧洲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欧洲生活可以多么惬意悠闲。但是，决定人们心态的并不是绝对生活标准，而是发展趋势。生活在一个正在向上发展的穷国比生活在一个正在下降的富国要愉快得多，因为生活在那样的穷国让人盼望未来，而生活在那样的富国让人留恋过去。　    现在，欧洲人展望未来时担忧似乎多于希望。正如阿纳托尔·卡列茨基在伦敦《泰晤士报》撰文所说的那样，自1991年以来，欧洲大陆的“失业率已经达到8％到11％，而14年来就业率增长达到3％只有一次”。　西欧的生活标准比美国的生活标准低大约1／3，而且还在继续下滑。欧洲的人均产出低于美国50个州中的46个州，跟阿肯色州的人均产出大体相当，目前还没有会出现快速增长的希望。　    有人说欧洲的生活质量下降是由于经济业绩不好造成的，这种说法曾一度获得掌声，但现在看来却越来越站不住脚，部分原因是人口趋势使即使是目前的条件都很难维持下去。欧洲人口正在减少和老龄化。到2040年，欧洲人的平均年龄为50岁左右。将近1／3的人口超过65岁。用于退休人员的公共开支将增加1／3，从而使欧洲进入高税收低增长的恶性循环。　    这就是法国投票否决欧盟宪法的背景。这就是形成选民看法的停滞心理。选民所反对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欧盟宪法本身。　  核心事实是，几十亿人愿意比欧洲人更加努力地工作，在这一事实面前，欧洲模式正在土崩瓦解。欧洲人显然热爱他们的生活方式，但却不知道如何维持这种生活方式。 　  几十年来，美国自由派赞扬德国模式、瑞士模式或欧洲模式。但是，对现代世界而言，这些模式都不够灵活。它们鼓励人们紧紧抓住他们的国家提供不起的福利待遇不放。它们非但不能使人们增强信心，反而使人们对未来产生担忧，从而使人产生防范心理，反对一切主张根本性改革的人，反对一切改变生活结构的群体———比如移民。　     这是福利国家的主要问题，跟任何计划的成功或效率毫无瓜葛。战后时代的自由化计划孕育了头脑僵化的保守主义，孕育了对剧烈变化的担忧，使人们更关心捍卫现有的东西，而不是去创造现在还没有的东西。（完）<a href="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6/06/content_3049825.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6/06/content_3049825.htm</a>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难以为继 　　现代福利制度的最重要特征就是社会福利的普遍享有原则。近百年来,北欧国家瑞典比较彻底地贯彻了这一原则,使所有公民都可以享受到社会提供的基本福利,福利面前人人平等。因此,瑞典模式被誉为福利国家的楷模。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是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不断发展起来的,最终导致该体系内容复杂、结构庞大,涵盖了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各项内容。       然而,这个“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福利体系逐渐使国家感受到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瑞典支付的社会保障费用不断上升,包括社会福利体系维护成本在内的与社会保障有关的费用在国家财政总额中占了很大比率,达到30%。以前,瑞典经济基本处于上升态势,国家可以靠提高税收来解决财政困难,但到了1980年,税收已占瑞典国民生产总值的55%,再加税已无可能。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使瑞典深受其害,金融危机、高失业率更暴露了原有福利体系的缺陷。财政赤字达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公共部门出现许多问题。 　　　　　　　　　养老金制度改革强调与工资挂钩 　　在此情况下,已深刻意识到现有福利体系弊端的社会民主党开始对其进行改革,改革重点是削减和控制社会保障费用的支付。采取的手段一是减少国家支付的补贴数额,二是增加一些福利项目中个人应付部分的额度。 　　在诸多改革中,养老金制度改革是难度最大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项。1994年6月,瑞典议会以超过80%的支持率通过决议,对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然而由于各种阻力,这套改革方案直至几年后才开始实行。新的退休金制度强调人们退休后的收入与他一生的收入挂钩。退休金由基本金和附加金组成。所有人退休后的基本金收入都一样,多劳多得原则主要靠增加附加金部分来体现。新政策规定,附加养老金以人一生的收入情况和纳税情况而定。这样,工龄越长,工资越高,他的退休金就越多。从养老金来源看,以前全靠企业支付,现在则由企业和雇员各支付一半。具体而言,每人工资的18.5%留作退休附加金部分,而且其中的2.5%将作为“储备保险金”存入自己的账户,个人可决定投资方向。新制度不仅提高了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另外,养老金的数额也不是年年相同,它随着年度经济增长率、人均预期寿命、物价的变化而浮动。政府对高龄者养老金的换算方式进行了修改,即从上班族的名义纯工资增长率中扣除1.5%之后再进行浮动,这样就消除了由于物价上涨而导致的养老金快速增长的势头。 　　　　　　　　　　　医疗体系改革初见成效 　　在医疗体系改革方面,瑞典政府做得最好,取得的成绩也最大,使医疗卫生开支逐年递减。改革重点一是增加个人看病所支付的费用,二是降低病假补贴额度。现在,个人支付的诊疗费用1年内在900克朗内时,完全由个人支付,多出部分可以凭票报销50%—90%;1年内的医药费用个人须负担1800瑞典克朗,超出部分完全免费。由公共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疾病补贴,由1996年前的79%—90%改为75%。政府还鼓励人们尽量采用便宜的门诊而非住院治疗。与此相适应的是,大幅度缩短病人在医院里的住院时间。医院用来治疗病人的病床数已由每1000个居民4.4张减少到3.1张。精神病院的病床数已从每1000个居民2.5张减少到1.2张。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瑞典64岁以上人口已接近20%,老年人越来越成了医疗护理的重点。改革总体上减少了需要家庭护理的老龄人口的比例,而对那些迫切需要护理的老年人提供更好服务和资源。同时,提供服务的主体从公共机构向家庭和市场转移。政府开始补贴由子女承担照料老人责任的家庭。由于中央政府下放了部分管理权限,有的地方政府将老人服务设施私有化,以提高效率。现在,瑞典的老人福利设施中至少有5%都已经委托给民间经营,在首都斯德哥尔摩这个比例更高。 　　另外,紧缩开支的福利改革也体现在父母保障和儿童护理等方面。对现金支付的育儿费用削减了约15%。以前休产假,头两个月工资为原工资的90%,降为85%,其后10个月的产假补贴由原来的80%降为75%。多生子女的额外补贴被取消。此外,失业补贴等也都比原来有所减少。 　　通过对社会福利体系的改革,瑞典的财政赤字逐渐减少,人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有了加强。虽然人们对瑞典福利体系改革的未来走向看法不一,但大多数人承认,不能再继续沿老路走下去了。不改革,瑞典模式将是死路一条。但这种改革是瑞典模式的重生,抑或它的彻底灭亡?专家们看法不一。20世纪90年代末,瑞典经济各项指标明显好转,失业率不断下降,经济增长率已连续几年超过了欧盟平均水平,这一方面说明福利制度的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表明,高福利和经济增长并非势不两立。<a href="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8213/8309/28296/2284640.html">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8213/8309/28296/2284640.htm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