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读史随笔——小议北宋变法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浪淘沙令 （王安石）

从这首气势磅礴的小词中，人们不难看出王荆公的非凡志向与“兼济天下”的功名观。记得朱子曰：“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其实公正的评介王安石变法，无论“救人”“杀人”，只论客观成效。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成效如何？个人认为可用一句话来概括：经济上获得了成功，军事上成功了一半，政治上则是完全失败。后世有一种论调是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了，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准确地说这场变法是利弊相生，胜败参半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想王安石变法在经济上的成功，不必多说了，北宋中叶以来的财政窘迫得以缓解，以“三冗”为代表的“国用不足”的现象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扭转。中央的财政收入增长4倍，从1600余万缗增至6000余万缗。正如北宋学者陆佃所说：“造元丰间，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虽然部分改革措施加重了民间负担，但是由于宋神宗——宋徽宗在位的这四十年间，北宋经济正处于一个发展高峰，所以这种负担大多也是在老百姓可承受范围内的，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经济与社会动荡。王安石的经济改革，“聚敛生财”“剥民兴利”确属事实，但是并没有真正的伤害到北宋的经济命脉。

有一些学者认为“蔡京之法”并非王安石之本意，而是“王安石变法”的一种偏差。“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肆为纷更，未有一事何熙丰者。”正所谓“祖宗之法惠民，安石之法惠国，蔡京之法惠奸。”实际上这个观点，颇值得商榷。我认为蔡京变法不是王安石变法的偏差，而是王安石变法的一种调整与深化。一言蔽之，就是蔡京作了王安石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安石之法”与“蔡京之法”是承上启下，一脉相承的关系。无论是王介甫还是蔡元长，其内政外交路线都莫过于“内争财利，外开边功”而已。王安石与蔡京这两位“改革家”同样“博学多才”但有所同有所不同。他们在政治本质上是一路人，在人品道德上是两路人。王安石有抱负而缺乏手段，蔡京有手段而没有抱负，王安石更多的时候属于矛盾中的理想主义者，而蔡京则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如果抛去道德成见，“蔡京之法”在经济领域中的实际执行效果要优于“安石之法”。

在经济改革理念上，王安石与蔡京虽都会理财，但有所不同。王安石搞什麽都喜欢一刀切，他在经济上是“有利必取，尽泽而渔”；蔡京这个人要比王安石灵活多了，蔡京的经济改革是“抓大放小”，也就是在国家垄断经营的厚利行业（榷茶、榷马、榷酒、榷盐、榷矿）上把文章做足，虽然也是“争利”但只争大利。至于民间反对强烈，在现实中也没有多少可操作性的方田法、青苗法、市易法则裁撤不用。王安石的经济政策多“死板”；蔡京的经济政策多“取巧”。王安石与蔡京推行经济改革的目的也有所不同，王安石在推行变法之初宣扬的“为天下理财”，完全是掩人耳目，其实真正目的是无非是“为天子理财”罢了。虽说王江宁与蔡元长推行财经改革的初衷都是一样，但他们两人的最终目的是不一样的。王安石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蔡京追求的则是“丰亨豫大”，一个是为了“强国”之理想；另一个则是为了“富官”之实惠！北宋变法名为“为天下理财”实则“为天子理财”名为“富国”实为“富官”至于“强兵”“取才”则沦为末流空谈。以前有一种论调，大意是说王安石变法帮了腐败的忙，其实只有相对成功的经济改革才能帮上腐败的忙，而失败的经济改革只能是“玉石俱焚”没有任何人可以从中获益，即便是推行改革的统治者也如此。从这层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在经济上无疑是获得成功的，但是这种经济成功并没有成功的转化为国家富强的动力，反而加速了北宋在政治上的总体溃败。经济成功与财政增长，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这个教训之深刻，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王安石变法除了“富国”外，“强兵”也是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王安石的军事改革其实也是带有“经济目的”的，令北宋统治者伤脑筋的无非是“冗兵”问题。王安石推行“将兵法”虽然包含了整合军力，汰减老弱的精锐化建军思路，但是其背后的“经济目的”无非是减少中央养兵的财政负担，实行财政节流罢了。至于“保甲”“保马”两法，原意是“寓军于民”“以民养兵”的动员体制，在现实中也无法执行。总体来看，北宋推行军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冗兵”问题，提高了战斗力，在以后的对西夏与吐蕃的实战中，也取得了一些战绩。但是这种“军事改革”其实是被“财经改革”牵着走的，一些深层次的军事问题基本上没有触及，比如军事制度、指挥架构，人事体制、兵种配置、奖惩机制的问题，动员体制其实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北宋军事改革以“将兵法”为主干，以“保甲”“保马”两法为辅翼；主干强而辅翼弱。王安石曾言“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其实北宋变法奉行的是富国为先，强兵为后，富国制约强兵，强兵屈从于富国的一套理念。富国与强兵不是平行的，是有主次关系的。这种照顾经济利益的军事改革，从短时间看是有利的，可以扭转军资不足，但是从长远来看，不仅无利而且有害。动员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就大量裁兵，北宋军队“精锐化”远没有达成，以往数量上的优势也丧失了。由于，将兵法实行后，禁兵与驻泊禁兵实行严格的定额制，导致了内外俱轻的局面，以至于金兵南侵，京师无御敌之军，州县也莫不溃散。所以说，北宋推行的以“将兵法”为核心的军事改革，其实是功败垂成，其“强兵”的“军事目的”并没有真正实现，而淘汰“冗兵”的“经济目的”基本上达成了。但是一旦军事改革被经济利益所左右，那麽这种军事改革其成功的几率注定是非常渺茫的。

以前有人说王安石变法是“唱着旧调子亡的国”还有人说：“唱着新调子亡的国”这两种意见截然相反，其实都未必贴切。准确地说王安石变法其实是“唱着半调子亡的国。”之所以这麽说，是因为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前后四十多年，涉及到了经济改革，涉及到了军事改革，涉及到了科举改革，触及到了军民万姓的利益，但是唯独没有触及到北宋政治体制问题，没有触及到北宋官僚集团的整体利益。官僚体制这是变法的禁区，无论是王安石还是蔡京谁也不敢真正触及。王安石嘴上发狠，其实不敢趟雷区，蔡京不仅不去触及，在打击清流物议的同时，反而用“丰亨豫大”的“利益均沾”的福利政策，广泛的笼络士大夫官僚阶层，扩大既得利益集团以堵悠悠之口。在这种收买政策下，北宋的“冗员现象”与“机构重叠”“事权不一”“人浮于事”“相互制肘”“效率低下”的诸多政治弊端，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整个官僚集团也日趋腐化堕落，党争营私逐渐呈现蔓延的趋势。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瓦解北宋统治基础的作用。以前有一种观点说：北宋实亡于“胡该乱改”，这个结论未必正确。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并没有多少涉及到政治体制的内容。北宋变法是一场有选择性的改良，凡是有关赵宋国体与政体的根本性领域一律不作改动，正所谓：有所改有所不改。怎莫能说是“胡改乱改”呢？新旧两党，貌似水火不容，其实也是只争枝叶，在维护旧体制上是一致的，新党以适当改良来维护旧体制，旧党以一成不变来维护旧体制，谁也不比谁更好高明一些，无论哪派掌权，北宋王朝都不可能真正的脱胎换骨。但是这种不涉及，不触动是在政治体制与官僚体制滞后的基础上的，所起到的效果并不比涉及与触动更好。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虽然只是一场财经改革，半场军事改革，但是它投射到政治领域中，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有人说北宋亡于“政治腐败”其实只是表象罢了，腐败不足以亡国，北宋其实是亡于改革不彻底而演变出的“政治无能”。这个也就是我说的“唱着半调子亡的国”了。

王安石变法与北宋亡国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关于这个问题，以前的观点大多持肯定态度。其实客观公正的说，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换句话说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并不是北宋亡国的主因。北宋“靖康之难”，其祸源在外不在内。将北宋亡国完全归罪于变法，难免有失公允！但是并不是说，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的灭亡，没有丝毫影响。王安石所倡导的改革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北宋的政治堕落与道德沦丧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有人总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时说：王荆公既有政策上的失误，也有性格上的悲剧。我想政策面的失误，就不去谈了，所谓性格上的悲剧，无疑是指王安石“刚愎自用”而已。也就是王安石缺乏一种与不同政见者沟通的能力。“当世之人不解我，后世之人当谢我。”自负的王安石也不屑同别人去沟通。“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从这首诗中，我们似乎可以品味出王江宁的清高与傲气。王安石将自己比作孤梅，无非是孤芳自赏罢了。但是“孤芳自赏”的人，不得志则已，一旦得志，这种“孤芳自赏”往往会转化为一种让别人难以忍受的“刚愎自用”。

总体来看，王安石是一个实干家，与大多数改革家一样，王江宁不喜欢辩论，也没时间辩论。不要辩论，不要争论，而要实干。王安石认为“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他坚信只要实干就会有成效的。在《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坦然言道：“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同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王安石的用词“不量敌之众寡”一句，显示了所谓的变法一开始就是一场实力悬殊且泾渭分明的政治斗争。也许这段时间王安石表现出的“刚愎自用”恰恰是出于孤立弱势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刚愎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脆弱，而刚愎恰恰是一种掩饰罢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王安石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局面，很焦急！对官僚士大夫阶层不思进取，苟且偷安，享受着朝廷优厚的待遇，而碌碌无为，很愤恨！这种焦急与愤恨是真实的，更是发自内心的。正如他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所言“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正如斯言，他要辅佐神宗当“大有为之君”，自己要成为“大有为之臣”，这是王安石终身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殚精竭虑，夙夜忧叹；为了这个理想，他不惜得罪朋友，得罪同僚，得罪全天下的人，大有舍我其谁之慨！有人说，王江宁对待反对派打压，只能使政见之争，最终演变为意气之争。安石的门徒蔡京继承变法遗志，更使君子之争，演变为小人之争。这话看上去颇有道理，但是这场改革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演变成一场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这场围绕变法的轩然大波，一开始就是既“不合”也“不同”。既然是无法调和，无法妥协，无法苟同的政治斗争，政见之争与意气之争，君子之争与小人之争，又有什麽区别呢？政见之争、意气之争、君子之争、小人之争，相互交错，错综复杂，又怎能完全区分得清楚呢？王安石与司马光谁又能独善其身呢？

在很多时候，中国人喜欢把政治道德化，或者把道德政治化，如果真要把政治道德化的话，这场元丰党人与元佑党人的政治斗争，表面上的旗号一个是“为天下理财”另一个是“为天下请命”，要论其实质，一派是不择手段想“大有为”，另一派抱定决心想“不作为”。一派是急功近利，另一派是抱守残缺。新党多为“投机”旧党实为“无用”。“元丰小人”与“元佑乡愿”之间，谁比谁会更高明一些呢？而真正的“君子之争”又在哪里呢？在这样的争斗中，除了政治胜利外，在道德领域里，无论那派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北宋变法在道德上的悲剧大抵如此！这种悲剧导致了北宋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分裂与对立，两派政治上怨恨往往转化为道德上的诅咒，最终加速了党见之争与政见迫害的不正常的政治风气的形成，新旧两党政治倾轧所带来的心态上扭曲与主观上的成见又充斥其间，这从内部瓦解了北宋统治集团的元气，促成了一种政治堕落思潮的蔓延。记得王江宁在变法之初，说过“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理财为先”是被不折不扣执行的，至于“人才为本”无非是“用人唯党”的幌子罢了，变法者只求“先”不求“本”其急功近利，可见一斑！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以利诱之，开疆拓土，举国一致，变法终成强国之基；北宋变法求利为先，敛财富官，天下攘攘、舍本逐末，变法犹如无本之木。由于北宋统治者在变法过程中，片面追求“理财为先”，“笼地利，穷地宝，取利太甚”“上有其好，下必顺焉。”这直接导致了官府争利，士大夫言利，老百姓趋利。北宋变法反反复复，翻云覆雨四十年间，主流知识分子礼仪廉耻之心日趋淡薄，以讨巧取媚为荣，原有社会道德与是非标准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与其说北宋在变法中丧失人心，还不如说在变法中搞乱人心，更为恰当！王安石变法给北宋社会带来的最大的弊端，也莫过如此。

如果，没有突然来临的“靖康之难”，那麽这个拥有一亿人口的大国也许不会灭亡，但是一定会在物欲横流的陷阱中继续沉沦下去。或许一个王朝的式微，必先从“礼崩乐坏”开始，我想这句话应该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最好的一种诠释。

往事越千年，昔日“功过是非”已是烟消云散。但是面对历史的沉淀，今人的智慧并不一定能够超越先人。掩卷而思，这是我最深的一段感触。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浪淘沙令 （王安石）

从这首气势磅礴的小词中，人们不难看出王荆公的非凡志向与“兼济天下”的功名观。记得朱子曰：“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其实公正的评介王安石变法，无论“救人”“杀人”，只论客观成效。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成效如何？个人认为可用一句话来概括：经济上获得了成功，军事上成功了一半，政治上则是完全失败。后世有一种论调是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了，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准确地说这场变法是利弊相生，胜败参半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想王安石变法在经济上的成功，不必多说了，北宋中叶以来的财政窘迫得以缓解，以“三冗”为代表的“国用不足”的现象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扭转。中央的财政收入增长4倍，从1600余万缗增至6000余万缗。正如北宋学者陆佃所说：“造元丰间，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虽然部分改革措施加重了民间负担，但是由于宋神宗——宋徽宗在位的这四十年间，北宋经济正处于一个发展高峰，所以这种负担大多也是在老百姓可承受范围内的，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经济与社会动荡。王安石的经济改革，“聚敛生财”“剥民兴利”确属事实，但是并没有真正的伤害到北宋的经济命脉。

有一些学者认为“蔡京之法”并非王安石之本意，而是“王安石变法”的一种偏差。“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肆为纷更，未有一事何熙丰者。”正所谓“祖宗之法惠民，安石之法惠国，蔡京之法惠奸。”实际上这个观点，颇值得商榷。我认为蔡京变法不是王安石变法的偏差，而是王安石变法的一种调整与深化。一言蔽之，就是蔡京作了王安石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安石之法”与“蔡京之法”是承上启下，一脉相承的关系。无论是王介甫还是蔡元长，其内政外交路线都莫过于“内争财利，外开边功”而已。王安石与蔡京这两位“改革家”同样“博学多才”但有所同有所不同。他们在政治本质上是一路人，在人品道德上是两路人。王安石有抱负而缺乏手段，蔡京有手段而没有抱负，王安石更多的时候属于矛盾中的理想主义者，而蔡京则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如果抛去道德成见，“蔡京之法”在经济领域中的实际执行效果要优于“安石之法”。

在经济改革理念上，王安石与蔡京虽都会理财，但有所不同。王安石搞什麽都喜欢一刀切，他在经济上是“有利必取，尽泽而渔”；蔡京这个人要比王安石灵活多了，蔡京的经济改革是“抓大放小”，也就是在国家垄断经营的厚利行业（榷茶、榷马、榷酒、榷盐、榷矿）上把文章做足，虽然也是“争利”但只争大利。至于民间反对强烈，在现实中也没有多少可操作性的方田法、青苗法、市易法则裁撤不用。王安石的经济政策多“死板”；蔡京的经济政策多“取巧”。王安石与蔡京推行经济改革的目的也有所不同，王安石在推行变法之初宣扬的“为天下理财”，完全是掩人耳目，其实真正目的是无非是“为天子理财”罢了。虽说王江宁与蔡元长推行财经改革的初衷都是一样，但他们两人的最终目的是不一样的。王安石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蔡京追求的则是“丰亨豫大”，一个是为了“强国”之理想；另一个则是为了“富官”之实惠！北宋变法名为“为天下理财”实则“为天子理财”名为“富国”实为“富官”至于“强兵”“取才”则沦为末流空谈。以前有一种论调，大意是说王安石变法帮了腐败的忙，其实只有相对成功的经济改革才能帮上腐败的忙，而失败的经济改革只能是“玉石俱焚”没有任何人可以从中获益，即便是推行改革的统治者也如此。从这层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在经济上无疑是获得成功的，但是这种经济成功并没有成功的转化为国家富强的动力，反而加速了北宋在政治上的总体溃败。经济成功与财政增长，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这个教训之深刻，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王安石变法除了“富国”外，“强兵”也是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王安石的军事改革其实也是带有“经济目的”的，令北宋统治者伤脑筋的无非是“冗兵”问题。王安石推行“将兵法”虽然包含了整合军力，汰减老弱的精锐化建军思路，但是其背后的“经济目的”无非是减少中央养兵的财政负担，实行财政节流罢了。至于“保甲”“保马”两法，原意是“寓军于民”“以民养兵”的动员体制，在现实中也无法执行。总体来看，北宋推行军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冗兵”问题，提高了战斗力，在以后的对西夏与吐蕃的实战中，也取得了一些战绩。但是这种“军事改革”其实是被“财经改革”牵着走的，一些深层次的军事问题基本上没有触及，比如军事制度、指挥架构，人事体制、兵种配置、奖惩机制的问题，动员体制其实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北宋军事改革以“将兵法”为主干，以“保甲”“保马”两法为辅翼；主干强而辅翼弱。王安石曾言“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其实北宋变法奉行的是富国为先，强兵为后，富国制约强兵，强兵屈从于富国的一套理念。富国与强兵不是平行的，是有主次关系的。这种照顾经济利益的军事改革，从短时间看是有利的，可以扭转军资不足，但是从长远来看，不仅无利而且有害。动员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就大量裁兵，北宋军队“精锐化”远没有达成，以往数量上的优势也丧失了。由于，将兵法实行后，禁兵与驻泊禁兵实行严格的定额制，导致了内外俱轻的局面，以至于金兵南侵，京师无御敌之军，州县也莫不溃散。所以说，北宋推行的以“将兵法”为核心的军事改革，其实是功败垂成，其“强兵”的“军事目的”并没有真正实现，而淘汰“冗兵”的“经济目的”基本上达成了。但是一旦军事改革被经济利益所左右，那麽这种军事改革其成功的几率注定是非常渺茫的。

以前有人说王安石变法是“唱着旧调子亡的国”还有人说：“唱着新调子亡的国”这两种意见截然相反，其实都未必贴切。准确地说王安石变法其实是“唱着半调子亡的国。”之所以这麽说，是因为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前后四十多年，涉及到了经济改革，涉及到了军事改革，涉及到了科举改革，触及到了军民万姓的利益，但是唯独没有触及到北宋政治体制问题，没有触及到北宋官僚集团的整体利益。官僚体制这是变法的禁区，无论是王安石还是蔡京谁也不敢真正触及。王安石嘴上发狠，其实不敢趟雷区，蔡京不仅不去触及，在打击清流物议的同时，反而用“丰亨豫大”的“利益均沾”的福利政策，广泛的笼络士大夫官僚阶层，扩大既得利益集团以堵悠悠之口。在这种收买政策下，北宋的“冗员现象”与“机构重叠”“事权不一”“人浮于事”“相互制肘”“效率低下”的诸多政治弊端，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整个官僚集团也日趋腐化堕落，党争营私逐渐呈现蔓延的趋势。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瓦解北宋统治基础的作用。以前有一种观点说：北宋实亡于“胡该乱改”，这个结论未必正确。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并没有多少涉及到政治体制的内容。北宋变法是一场有选择性的改良，凡是有关赵宋国体与政体的根本性领域一律不作改动，正所谓：有所改有所不改。怎莫能说是“胡改乱改”呢？新旧两党，貌似水火不容，其实也是只争枝叶，在维护旧体制上是一致的，新党以适当改良来维护旧体制，旧党以一成不变来维护旧体制，谁也不比谁更好高明一些，无论哪派掌权，北宋王朝都不可能真正的脱胎换骨。但是这种不涉及，不触动是在政治体制与官僚体制滞后的基础上的，所起到的效果并不比涉及与触动更好。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虽然只是一场财经改革，半场军事改革，但是它投射到政治领域中，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有人说北宋亡于“政治腐败”其实只是表象罢了，腐败不足以亡国，北宋其实是亡于改革不彻底而演变出的“政治无能”。这个也就是我说的“唱着半调子亡的国”了。

王安石变法与北宋亡国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关于这个问题，以前的观点大多持肯定态度。其实客观公正的说，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换句话说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并不是北宋亡国的主因。北宋“靖康之难”，其祸源在外不在内。将北宋亡国完全归罪于变法，难免有失公允！但是并不是说，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的灭亡，没有丝毫影响。王安石所倡导的改革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北宋的政治堕落与道德沦丧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有人总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时说：王荆公既有政策上的失误，也有性格上的悲剧。我想政策面的失误，就不去谈了，所谓性格上的悲剧，无疑是指王安石“刚愎自用”而已。也就是王安石缺乏一种与不同政见者沟通的能力。“当世之人不解我，后世之人当谢我。”自负的王安石也不屑同别人去沟通。“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从这首诗中，我们似乎可以品味出王江宁的清高与傲气。王安石将自己比作孤梅，无非是孤芳自赏罢了。但是“孤芳自赏”的人，不得志则已，一旦得志，这种“孤芳自赏”往往会转化为一种让别人难以忍受的“刚愎自用”。

总体来看，王安石是一个实干家，与大多数改革家一样，王江宁不喜欢辩论，也没时间辩论。不要辩论，不要争论，而要实干。王安石认为“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他坚信只要实干就会有成效的。在《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坦然言道：“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同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王安石的用词“不量敌之众寡”一句，显示了所谓的变法一开始就是一场实力悬殊且泾渭分明的政治斗争。也许这段时间王安石表现出的“刚愎自用”恰恰是出于孤立弱势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刚愎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脆弱，而刚愎恰恰是一种掩饰罢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王安石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局面，很焦急！对官僚士大夫阶层不思进取，苟且偷安，享受着朝廷优厚的待遇，而碌碌无为，很愤恨！这种焦急与愤恨是真实的，更是发自内心的。正如他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所言“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正如斯言，他要辅佐神宗当“大有为之君”，自己要成为“大有为之臣”，这是王安石终身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殚精竭虑，夙夜忧叹；为了这个理想，他不惜得罪朋友，得罪同僚，得罪全天下的人，大有舍我其谁之慨！有人说，王江宁对待反对派打压，只能使政见之争，最终演变为意气之争。安石的门徒蔡京继承变法遗志，更使君子之争，演变为小人之争。这话看上去颇有道理，但是这场改革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演变成一场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这场围绕变法的轩然大波，一开始就是既“不合”也“不同”。既然是无法调和，无法妥协，无法苟同的政治斗争，政见之争与意气之争，君子之争与小人之争，又有什麽区别呢？政见之争、意气之争、君子之争、小人之争，相互交错，错综复杂，又怎能完全区分得清楚呢？王安石与司马光谁又能独善其身呢？

在很多时候，中国人喜欢把政治道德化，或者把道德政治化，如果真要把政治道德化的话，这场元丰党人与元佑党人的政治斗争，表面上的旗号一个是“为天下理财”另一个是“为天下请命”，要论其实质，一派是不择手段想“大有为”，另一派抱定决心想“不作为”。一派是急功近利，另一派是抱守残缺。新党多为“投机”旧党实为“无用”。“元丰小人”与“元佑乡愿”之间，谁比谁会更高明一些呢？而真正的“君子之争”又在哪里呢？在这样的争斗中，除了政治胜利外，在道德领域里，无论那派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北宋变法在道德上的悲剧大抵如此！这种悲剧导致了北宋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分裂与对立，两派政治上怨恨往往转化为道德上的诅咒，最终加速了党见之争与政见迫害的不正常的政治风气的形成，新旧两党政治倾轧所带来的心态上扭曲与主观上的成见又充斥其间，这从内部瓦解了北宋统治集团的元气，促成了一种政治堕落思潮的蔓延。记得王江宁在变法之初，说过“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理财为先”是被不折不扣执行的，至于“人才为本”无非是“用人唯党”的幌子罢了，变法者只求“先”不求“本”其急功近利，可见一斑！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以利诱之，开疆拓土，举国一致，变法终成强国之基；北宋变法求利为先，敛财富官，天下攘攘、舍本逐末，变法犹如无本之木。由于北宋统治者在变法过程中，片面追求“理财为先”，“笼地利，穷地宝，取利太甚”“上有其好，下必顺焉。”这直接导致了官府争利，士大夫言利，老百姓趋利。北宋变法反反复复，翻云覆雨四十年间，主流知识分子礼仪廉耻之心日趋淡薄，以讨巧取媚为荣，原有社会道德与是非标准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与其说北宋在变法中丧失人心，还不如说在变法中搞乱人心，更为恰当！王安石变法给北宋社会带来的最大的弊端，也莫过如此。

如果，没有突然来临的“靖康之难”，那麽这个拥有一亿人口的大国也许不会灭亡，但是一定会在物欲横流的陷阱中继续沉沦下去。或许一个王朝的式微，必先从“礼崩乐坏”开始，我想这句话应该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最好的一种诠释。

往事越千年，昔日“功过是非”已是烟消云散。但是面对历史的沉淀，今人的智慧并不一定能够超越先人。掩卷而思，这是我最深的一段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