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好文推荐)迷逝东京——悲风吹泪篇（北宋靖康之难探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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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东京的浪漫日子
宋辽澶渊之盟后，双方进入了对峙时期，边境暂息烽火，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百年干戈不举，中原鼎盛繁庶，军事上不思进取,政治上苟且偷安的北宋王朝却因此迎来了一个经济上相当繁荣的十一世纪。北宋都城汴京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城市也进入了它的黄金期。
汴梁兴于五代，所处中原腹地，四通八达且有汴泗二水可通江南，极利于漕运。唐末宣武节度使朱温协迫昭宗迁都于此后，改称为汴京，从而取代了长安与洛阳成为了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汴京周回50里,外城有城门十五座,五丈河与汴河从东至西流经市区。城内参差二十万人家，人口最多时达一百五十余万。汴梁在北宋初年,曾设东西市,后市坊崩塌后,改为沿街赁店交易，此后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物流繁盛、交易兴旺，大量的特色商业街随之兴起。汴梁商品经济更是高度发达，只要有市场需求，就会有人提供商品与服务。在市场上不仅吃喝玩乐等消费品应有尽有，就连牲畜饲料，宠物食品，女孩儿用的洗面水，病人的煎点汤药都有销售。由于京都人士购买力旺盛，善夜游，大量的酒肆瓦市不避风雪寒暑，通宵营业，直至天明。物质生活的提高，促进了都市夜生活的丰富多彩，故东京内城夜市尤盛，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州桥夜市了。
天黑之后，自朱雀门闲步而入内城，抬眼望去，便可看到汴河上的龙津桥了，此桥因近开封府与都亭驿（辽国使馆）故东京人士俗称为州桥，自桥南眺，灯火灿烂，汴水两岸，宛若繁星，街桥两旁叫卖不绝，直至三更。夜市上各种小吃（宋人称为杂嚼）应有尽有。老字号的梅家熟食，烧鹅、卤鸭、酱鸡、腊兔品种繁多；京城鹿家的鳝鱼包子、鸡皮、腰肾、肚肺、肥肠、鸡碎，每份不过十五文（约合人民币两元左右）；要想吃野味，还有各色飞禽肉、鹿肉脯、野獾肉、野狐肉、野鸭肉等等。州桥至朱雀门一带，是夜市最繁华的地段，各种特色小吃如旋煎羊、白肠、灌肠、鲊脯、冻鱼头、姜豉子、红丝水晶脍、煎肝、蛤蜊、螃蟹、糍糕、团子、盐豉汤、批切羊头、辣饺子等常引来食客不断。如果是夏月，夜市上的各式消夏避暑的冷饮小吃更是花色繁多。像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饺儿、生淹水木瓜、鸡头穰沙糖、绿豆汤、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等，皆用梅红色漆匣儿盛贮，既精致美观又干净卫生。到了冬季，夜市上的香气扑鼻的盘兔旋炙、烤猪皮肉；热气腾腾的滴酥水晶脍、煎饺子、猪杂汤，也可"大块朵颐"一番。
整个东京像这样的夜市，还有新封丘门内的马行街等大大小小的十余处，处处人语喧哗，兴隆爆满，往往是夜市三更才散，五更早市又复开张，可谓２４小时营业，通晓不绝。即使冬月有风雪阴雨，也出夜市，往往夜深人静了，还有小贩“为人民服务”提着瓷瓶售卖茶水，给深夜归家的路人解渴呢，那时候可是作小买卖的好年代，没有“城管”的说！
要说起宋代的饮食文化，就不得不提遍布京城大街小巷的酒楼了。其中尤以内城马行街的杨楼、潘楼、丰乐楼，城东宋门外的仁和店、城西金梁桥下的刘楼、城北的八仙楼最负盛名。自政和以后，景灵宫东墙下长庆楼也常是士大夫游宴之所，生意尤其火爆。为了招揽生意，各家酒楼纷纷装修门脸，凡是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街道两旁，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步入店内，四面画廊环绕，天井四周都是装修豪华的济楚雅间。
在汴京酒楼中，最富丽堂皇的便数皇城边“五星级”的丰乐楼（俗称樊楼）了。宣和年间，此酒楼又加高三层，致使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干，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称得上是气派非凡。丰乐楼重张开业的时侯，正值元宵节的前几天，商家对先到的顾客奖励金旗一面，这一招儿也称得上节假日促销有方了。说来也怪，这巍然耸立的丰乐酒楼与北宋皇城大内只隔一条街道。（看来老板来历不小啊，当时的小道消息可是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老百姓私下都说，此楼是老"追星族"宋徽宗花钱建的，在这里他可从地道里钻出来,同“当红歌星”李师师相会。）若站在樊楼上极目远视，“花弄影，月流辉，水晶宫殿玉云飞”的皇城可一览无余，后开封府下明文，严禁酒客在此楼上登高远眺，窥探禁中。
若说起宋人饮酒那可是不论男女蔚然成风，即使是年轻的美眉也可“常记西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酒水在宋代消费量很大，自元佑后，酒被政府列为禁榷商品，不准民间私自酿造。官府在京师设酒务局，垄断经营。即使如此，酒楼内所卖酒品也是琳琅满目，品种繁多，酒名起的也好听。诸如：紫薇露、流香、宣赐碧纯、凤泉、有美堂、双瑞、清若空、第一江山、错认水、蓝桥风月、兰陵、银光、步司小糟、玉练缒、胜茶等几十个品牌。在此，我只得钦佩宋人超凡的想象力，能为商品起出这麽美妙浪漫的名字，即使连今天的起名公司也得甘拜下风了。虽然千年以后，无法闻到当时的酒香四溢，但通过这些美妙的名字，仍然把我们阔别多时的酒瘾勾了出来。
在当时，花七十五文钱（约合人民币十元）就可卖一壶上等好酒，酒楼中所备佐酒佳肴，也颇为丰盛。打开菜单，所列菜肴花色繁多。如羹类便有百味羹、新法鹌鹑羹、三脆羹、虾肉羹、群仙羹、金丝肚羹。河鲜类有烧河鲀、烧鳜鱼、炖元鱼、醋熘沙鱼、两熟紫苏鱼、炒蛤蜊、醉蟹、姜虾。牛羊家禽类有老汤骨头、炊乳羊、鹅鸭排、荔枝腰子、入炉细项莲花鸭、虚汁垂丝羊头、入炉乳羊、煎鹅鸭、炸鸡。野味类如煎兔肉、炒野兔、葱泼兔、酱野狐肉、炙獐肉、煎鹌子等等不一而足。为方便顾客需要，所有酒楼均可送外卖，另外还备有各式小菜与香糖果子供应。
有美酒佳肴自然缺不了美姬娇娃，实际上有宋一代，士大夫饮酒填词，吟赏舞女歌姬以成时尚，稍微上点规格的公私宴会，更是少不了漂亮女孩儿献艺以助酒兴。因此，酒楼上常有艳装妙龄歌姬数百，聚于主廊之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若神仙。各酒店必有庭院，廊庑掩映，排列雅阁，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十分稳便。在宋代上等官私歌姬，无不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流盼，歌喉婉转，道得是字正腔圆，令人心魂摇逸，百听不厌。“小唇秀靥”的柔情倩女“娇痴不怕人猜，和衣倒入人怀”使北宋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多沉醉于这温柔乡中无法自拔，手把芳尊唯恐浅，可谓是“美人不用敛娥眉，我已多情，无奈酒阑时”了。
翻开宋词三百首，北宋文人咏叹歌女之词章，比比皆是，且不说那个自称奉旨填词，偎红依翠“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三变，就连欧阳修、晏殊、张先、黄庭坚、晏几道、周邦彦等朝廷公卿，高雅之士也常是酒宴之上绘风吟月的情诗高手，且都各显才情为自己钟爱的歌女美眉填词，而每首词背后，都有一段缠绵，一段悱恻，写到动情之处往往是“不听清歌也泪垂”了。
这里尤值得一提的便是官至都官郎中的张先张子野了，此公晚年“离休”了，作为宋政府的高官，他生活优裕，酒足饭饱后常爱作艳冶之游，老先生很会生活，时而“芳洲拾翠暮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 时而又“行云去后遥山暝。已放笙歌池院静。”最有意思的是这个老头儿，八十五岁的时候，还纳美妾，故引得东坡居士写诗文揄耶他。（哈哈！我突然想起杨翁恋了）《唐宋词人年谱》所载：子野晚年，风韵未已，尝宠一歌姬，颇为艳丽。
张先还为自己心爱的小娘子作《醉垂鞭》小令一首，以述爱慕之情“双蝶绣罗裙，东池宴初相见，朱粉不深匀，闲花淡淡春。细看诸处好，人人道柳腰身。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由此不难想象，这个女子的风采飘逸，清丽动人之处，也难怪张老晚年，如醉如痴要闹出这麽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了。
刚说完食文化、酒文化，自然下面要提一下，汴梁的茶文化啦。饮茶之风，兴于唐代，而胜于北宋，宋代老百姓开门过日子的七件事便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茶叶已成为大众生活的必需品了。“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雪碗建溪茶。”北宋饮茶之风炽烈，故汴京大大小小的茶楼茶肆众多，也可为都城一景。在众多茶肆中不乏有文人士大夫品茗聚会清谈之所，也少不了富室子弟寻欢作乐“吃花茶”之处。
其中最具特色的便是汴京北山子茶坊了，此处环境雅致，且店家别出心裁，在茶坊内营造景观，内有鹊桥仙洞暗自相连。这个茶坊常是京城仕女夜游之后，吃茶消遣的好地方。各家茶楼所售茶叶，也是名号众多。诸如建州所产的龙凤、池州产的庆合、饶州产的华英、来泉、袁州产的的绿英、玉津等不下二三十个品种。另外茶坊中也常备各种香糖果子与精致茶点以供客人佐茶。时常有穿着白布衫儿，带青花手巾的小伙计托着托盘，内盛旋炒银杏、栗子、河北鹅梨、梨条、胶枣、梨圈、桃圈、核桃、海红加应子、乌李、樱桃、甘棠梨、凤栖梨、河阴石榴、山楂条、回马葡萄、西川乳糖、狮子梅、柿膏儿之类干鲜果脯以供客人取用。若在这样的茶楼里，追求情调的"小资"在工作之余,泡上一壶好茶，随着水气的清香四溢，眯起眼来欣赏着透过花竹的“一米阳光”慢慢去享受时光的流逝，也称得上是一件悠哉的事啊？
北宋首都汴京在十二世纪初，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在这座繁华的大都市里，最起码有二十万个不同的家庭，过着不尽相同的日子。可谓是“月儿弯弯照中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南宋时期，买得很"火"的畅销书《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在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初，随父经商，客居京师，据他回忆东京当时盛状时说：太平日久 ，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萧鼓，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园。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与天衙，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一座汴梁城，处处有情调，又岂在红红翠翠年年暮暮朝朝？
宋人承平日久，生活优裕，"小资"们手里有闲钱，故京城中产之家,游玩之风尤盛。整个汴京有许多园林名胜一年四季对外开放。如城南的玉津园、玉仙观、王太尉园，奉圣寺前的孟园、剑客庙，城东宋门外的快活林、蜘蛛楼、城西新郑门外的莲花楼金明池、铁佛寺等处，四季花木繁盛，游人如织。
当时，鲜花的消费量很大，京城之外，百里之内，都是花圃。清明节前后，春容满野，百花吐蕊,万紫千红,争奇斗艳。京城内外到处是粉墙细柳，春水涓涓，芳草如茵，花气袭人。若赶上春日融融的好天气，四处可见赏春踏青的之人。一时间，骏骑骄嘶、香车辗转、莺啼芳树，燕舞晴空，红妆弹琴于宝榭层楼之颠，秀面吟歌近画桥流水之畔。举目是女郎秋千娇笑，触处则少年蹴踘轻狂，花絮时扑人面，蜂蝶暗随归骑，真是秀色如图人如画。面对京都无边无际而又转眼逝去的短暂春色，怎能不令人拚得一生憔悴待春归。
时光飞度，汴京转眼就到了“人间四月天”的暮春时节了，遥夜漫步街头，朦胧淡月，桃杏依稀，谁家女孩儿在打秋千？笑里轻轻语。触景思情，往往惆怅依旧，真是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也难怪六一居士要写下“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的伤春之语了。
全年之中最令京都人家如醉如狂的便是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了。在宋代从初一到十五都算过年，从除夕守岁开始，到上元观灯为止的十五个日夜里，海内欢腾，普天同庆，而上元节又把这个悠长假期的气氛推向高潮。公元1124年的元宵节，对宋人而言是最难忘怀的。一进入腊月，开封府便在宣德楼下搭建鳌山，结扎彩棚，花费巨万。游人齐集与御街两廊之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乐声嘈杂十余里。正月初七，灯山结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所有沿街酒楼茶肆靠窗的座位都被赏灯人包下。
入夜以后，整个汴京都成为了一座狂欢之城，四处萧鼓大作，丝竹婉转，华灯如昼，流光溢彩，在这火树银花不夜天中，“笑语盈盈暗香去”的女孩子又成为了这不眠之夜的一道亮丽风景。她们笑匀妆面，朱帘半揭，手捻玉梅，妖波向人，恍恍然若凌波仙子。李易安词中曾有“中州盛日，闺中多暇，曾记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的美好回忆，可见元夕之夜，是许多女孩儿最自由快乐的一天。在这个“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的浪漫元夕，在欢腾的海洋里，在灿漫的烟花中，在阑珊的灯火下，有多少少男少女萍水际遇，相聚时是烈火,分别后是寂寞,即带来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誓言；也留下了“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的惆怅。对宋人而言，“上元时节”往往意味着一段“艳遇”包含了浓浓的美丽与淡淡的哀愁。
夜深了，为祈福国泰民安，天子特命“观灯百姓，不问富贵贫贱，老少尊卑，皆到端门下，赐御酒一杯。”无限辉煌夜未央，元夕佳节也进入了高潮，缤纷的烟火在漆黑的夜空中绽放，绚烂的华灯将梦幻之都点亮，面对难忘今宵的良辰美景，今夜已无人入睡。这时欢度元宵，彻夜无眠，喧嚣达旦的人们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难忘的一晚，将是他们在都城汴梁的最后一个元宵节了。此时，就在很远的东北方向，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已经悄悄袭来了。这经营了一百六十六年的王朝大厦即将屋倒楼塌了，汴京“歌舞尽，繁华歇”而每一个人的命运也将随着这场空前的国难而被卷入了无底之渊。
本章注释:
（1）文中酒名来出自于《西湖老人繁盛录》的记载。
（2）汴京茶楼、酒楼、夜市参考《东京梦华录》。
（3）汴京人口据专家考证最多时达到150万。
（４）文中茶名来自《宋会要》。
宋辽澶渊之盟后，双方进入了对峙时期，边境暂息烽火，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百年干戈不举，中原鼎盛繁庶，军事上不思进取,政治上苟且偷安的北宋王朝却因此迎来了一个经济上相当繁荣的十一世纪。北宋都城汴京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城市也进入了它的黄金期。
汴梁兴于五代，所处中原腹地，四通八达且有汴泗二水可通江南，极利于漕运。唐末宣武节度使朱温协迫昭宗迁都于此后，改称为汴京，从而取代了长安与洛阳成为了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汴京周回50里,外城有城门十五座,五丈河与汴河从东至西流经市区。城内参差二十万人家，人口最多时达一百五十余万。汴梁在北宋初年,曾设东西市,后市坊崩塌后,改为沿街赁店交易，此后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物流繁盛、交易兴旺，大量的特色商业街随之兴起。汴梁商品经济更是高度发达，只要有市场需求，就会有人提供商品与服务。在市场上不仅吃喝玩乐等消费品应有尽有，就连牲畜饲料，宠物食品，女孩儿用的洗面水，病人的煎点汤药都有销售。由于京都人士购买力旺盛，善夜游，大量的酒肆瓦市不避风雪寒暑，通宵营业，直至天明。物质生活的提高，促进了都市夜生活的丰富多彩，故东京内城夜市尤盛，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州桥夜市了。
天黑之后，自朱雀门闲步而入内城，抬眼望去，便可看到汴河上的龙津桥了，此桥因近开封府与都亭驿（辽国使馆）故东京人士俗称为州桥，自桥南眺，灯火灿烂，汴水两岸，宛若繁星，街桥两旁叫卖不绝，直至三更。夜市上各种小吃（宋人称为杂嚼）应有尽有。老字号的梅家熟食，烧鹅、卤鸭、酱鸡、腊兔品种繁多；京城鹿家的鳝鱼包子、鸡皮、腰肾、肚肺、肥肠、鸡碎，每份不过十五文（约合人民币两元左右）；要想吃野味，还有各色飞禽肉、鹿肉脯、野獾肉、野狐肉、野鸭肉等等。州桥至朱雀门一带，是夜市最繁华的地段，各种特色小吃如旋煎羊、白肠、灌肠、鲊脯、冻鱼头、姜豉子、红丝水晶脍、煎肝、蛤蜊、螃蟹、糍糕、团子、盐豉汤、批切羊头、辣饺子等常引来食客不断。如果是夏月，夜市上的各式消夏避暑的冷饮小吃更是花色繁多。像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饺儿、生淹水木瓜、鸡头穰沙糖、绿豆汤、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等，皆用梅红色漆匣儿盛贮，既精致美观又干净卫生。到了冬季，夜市上的香气扑鼻的盘兔旋炙、烤猪皮肉；热气腾腾的滴酥水晶脍、煎饺子、猪杂汤，也可"大块朵颐"一番。
整个东京像这样的夜市，还有新封丘门内的马行街等大大小小的十余处，处处人语喧哗，兴隆爆满，往往是夜市三更才散，五更早市又复开张，可谓２４小时营业，通晓不绝。即使冬月有风雪阴雨，也出夜市，往往夜深人静了，还有小贩“为人民服务”提着瓷瓶售卖茶水，给深夜归家的路人解渴呢，那时候可是作小买卖的好年代，没有“城管”的说！
要说起宋代的饮食文化，就不得不提遍布京城大街小巷的酒楼了。其中尤以内城马行街的杨楼、潘楼、丰乐楼，城东宋门外的仁和店、城西金梁桥下的刘楼、城北的八仙楼最负盛名。自政和以后，景灵宫东墙下长庆楼也常是士大夫游宴之所，生意尤其火爆。为了招揽生意，各家酒楼纷纷装修门脸，凡是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街道两旁，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步入店内，四面画廊环绕，天井四周都是装修豪华的济楚雅间。
在汴京酒楼中，最富丽堂皇的便数皇城边“五星级”的丰乐楼（俗称樊楼）了。宣和年间，此酒楼又加高三层，致使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干，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称得上是气派非凡。丰乐楼重张开业的时侯，正值元宵节的前几天，商家对先到的顾客奖励金旗一面，这一招儿也称得上节假日促销有方了。说来也怪，这巍然耸立的丰乐酒楼与北宋皇城大内只隔一条街道。（看来老板来历不小啊，当时的小道消息可是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老百姓私下都说，此楼是老"追星族"宋徽宗花钱建的，在这里他可从地道里钻出来,同“当红歌星”李师师相会。）若站在樊楼上极目远视，“花弄影，月流辉，水晶宫殿玉云飞”的皇城可一览无余，后开封府下明文，严禁酒客在此楼上登高远眺，窥探禁中。
若说起宋人饮酒那可是不论男女蔚然成风，即使是年轻的美眉也可“常记西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酒水在宋代消费量很大，自元佑后，酒被政府列为禁榷商品，不准民间私自酿造。官府在京师设酒务局，垄断经营。即使如此，酒楼内所卖酒品也是琳琅满目，品种繁多，酒名起的也好听。诸如：紫薇露、流香、宣赐碧纯、凤泉、有美堂、双瑞、清若空、第一江山、错认水、蓝桥风月、兰陵、银光、步司小糟、玉练缒、胜茶等几十个品牌。在此，我只得钦佩宋人超凡的想象力，能为商品起出这麽美妙浪漫的名字，即使连今天的起名公司也得甘拜下风了。虽然千年以后，无法闻到当时的酒香四溢，但通过这些美妙的名字，仍然把我们阔别多时的酒瘾勾了出来。
在当时，花七十五文钱（约合人民币十元）就可卖一壶上等好酒，酒楼中所备佐酒佳肴，也颇为丰盛。打开菜单，所列菜肴花色繁多。如羹类便有百味羹、新法鹌鹑羹、三脆羹、虾肉羹、群仙羹、金丝肚羹。河鲜类有烧河鲀、烧鳜鱼、炖元鱼、醋熘沙鱼、两熟紫苏鱼、炒蛤蜊、醉蟹、姜虾。牛羊家禽类有老汤骨头、炊乳羊、鹅鸭排、荔枝腰子、入炉细项莲花鸭、虚汁垂丝羊头、入炉乳羊、煎鹅鸭、炸鸡。野味类如煎兔肉、炒野兔、葱泼兔、酱野狐肉、炙獐肉、煎鹌子等等不一而足。为方便顾客需要，所有酒楼均可送外卖，另外还备有各式小菜与香糖果子供应。
有美酒佳肴自然缺不了美姬娇娃，实际上有宋一代，士大夫饮酒填词，吟赏舞女歌姬以成时尚，稍微上点规格的公私宴会，更是少不了漂亮女孩儿献艺以助酒兴。因此，酒楼上常有艳装妙龄歌姬数百，聚于主廊之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若神仙。各酒店必有庭院，廊庑掩映，排列雅阁，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十分稳便。在宋代上等官私歌姬，无不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流盼，歌喉婉转，道得是字正腔圆，令人心魂摇逸，百听不厌。“小唇秀靥”的柔情倩女“娇痴不怕人猜，和衣倒入人怀”使北宋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多沉醉于这温柔乡中无法自拔，手把芳尊唯恐浅，可谓是“美人不用敛娥眉，我已多情，无奈酒阑时”了。
翻开宋词三百首，北宋文人咏叹歌女之词章，比比皆是，且不说那个自称奉旨填词，偎红依翠“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三变，就连欧阳修、晏殊、张先、黄庭坚、晏几道、周邦彦等朝廷公卿，高雅之士也常是酒宴之上绘风吟月的情诗高手，且都各显才情为自己钟爱的歌女美眉填词，而每首词背后，都有一段缠绵，一段悱恻，写到动情之处往往是“不听清歌也泪垂”了。
这里尤值得一提的便是官至都官郎中的张先张子野了，此公晚年“离休”了，作为宋政府的高官，他生活优裕，酒足饭饱后常爱作艳冶之游，老先生很会生活，时而“芳洲拾翠暮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 时而又“行云去后遥山暝。已放笙歌池院静。”最有意思的是这个老头儿，八十五岁的时候，还纳美妾，故引得东坡居士写诗文揄耶他。（哈哈！我突然想起杨翁恋了）《唐宋词人年谱》所载：子野晚年，风韵未已，尝宠一歌姬，颇为艳丽。
张先还为自己心爱的小娘子作《醉垂鞭》小令一首，以述爱慕之情“双蝶绣罗裙，东池宴初相见，朱粉不深匀，闲花淡淡春。细看诸处好，人人道柳腰身。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由此不难想象，这个女子的风采飘逸，清丽动人之处，也难怪张老晚年，如醉如痴要闹出这麽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了。
刚说完食文化、酒文化，自然下面要提一下，汴梁的茶文化啦。饮茶之风，兴于唐代，而胜于北宋，宋代老百姓开门过日子的七件事便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茶叶已成为大众生活的必需品了。“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雪碗建溪茶。”北宋饮茶之风炽烈，故汴京大大小小的茶楼茶肆众多，也可为都城一景。在众多茶肆中不乏有文人士大夫品茗聚会清谈之所，也少不了富室子弟寻欢作乐“吃花茶”之处。
其中最具特色的便是汴京北山子茶坊了，此处环境雅致，且店家别出心裁，在茶坊内营造景观，内有鹊桥仙洞暗自相连。这个茶坊常是京城仕女夜游之后，吃茶消遣的好地方。各家茶楼所售茶叶，也是名号众多。诸如建州所产的龙凤、池州产的庆合、饶州产的华英、来泉、袁州产的的绿英、玉津等不下二三十个品种。另外茶坊中也常备各种香糖果子与精致茶点以供客人佐茶。时常有穿着白布衫儿，带青花手巾的小伙计托着托盘，内盛旋炒银杏、栗子、河北鹅梨、梨条、胶枣、梨圈、桃圈、核桃、海红加应子、乌李、樱桃、甘棠梨、凤栖梨、河阴石榴、山楂条、回马葡萄、西川乳糖、狮子梅、柿膏儿之类干鲜果脯以供客人取用。若在这样的茶楼里，追求情调的"小资"在工作之余,泡上一壶好茶，随着水气的清香四溢，眯起眼来欣赏着透过花竹的“一米阳光”慢慢去享受时光的流逝，也称得上是一件悠哉的事啊？
北宋首都汴京在十二世纪初，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在这座繁华的大都市里，最起码有二十万个不同的家庭，过着不尽相同的日子。可谓是“月儿弯弯照中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南宋时期，买得很"火"的畅销书《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在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初，随父经商，客居京师，据他回忆东京当时盛状时说：太平日久 ，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萧鼓，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园。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与天衙，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一座汴梁城，处处有情调，又岂在红红翠翠年年暮暮朝朝？
宋人承平日久，生活优裕，"小资"们手里有闲钱，故京城中产之家,游玩之风尤盛。整个汴京有许多园林名胜一年四季对外开放。如城南的玉津园、玉仙观、王太尉园，奉圣寺前的孟园、剑客庙，城东宋门外的快活林、蜘蛛楼、城西新郑门外的莲花楼金明池、铁佛寺等处，四季花木繁盛，游人如织。
当时，鲜花的消费量很大，京城之外，百里之内，都是花圃。清明节前后，春容满野，百花吐蕊,万紫千红,争奇斗艳。京城内外到处是粉墙细柳，春水涓涓，芳草如茵，花气袭人。若赶上春日融融的好天气，四处可见赏春踏青的之人。一时间，骏骑骄嘶、香车辗转、莺啼芳树，燕舞晴空，红妆弹琴于宝榭层楼之颠，秀面吟歌近画桥流水之畔。举目是女郎秋千娇笑，触处则少年蹴踘轻狂，花絮时扑人面，蜂蝶暗随归骑，真是秀色如图人如画。面对京都无边无际而又转眼逝去的短暂春色，怎能不令人拚得一生憔悴待春归。
时光飞度，汴京转眼就到了“人间四月天”的暮春时节了，遥夜漫步街头，朦胧淡月，桃杏依稀，谁家女孩儿在打秋千？笑里轻轻语。触景思情，往往惆怅依旧，真是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也难怪六一居士要写下“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的伤春之语了。
全年之中最令京都人家如醉如狂的便是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了。在宋代从初一到十五都算过年，从除夕守岁开始，到上元观灯为止的十五个日夜里，海内欢腾，普天同庆，而上元节又把这个悠长假期的气氛推向高潮。公元1124年的元宵节，对宋人而言是最难忘怀的。一进入腊月，开封府便在宣德楼下搭建鳌山，结扎彩棚，花费巨万。游人齐集与御街两廊之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乐声嘈杂十余里。正月初七，灯山结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所有沿街酒楼茶肆靠窗的座位都被赏灯人包下。
入夜以后，整个汴京都成为了一座狂欢之城，四处萧鼓大作，丝竹婉转，华灯如昼，流光溢彩，在这火树银花不夜天中，“笑语盈盈暗香去”的女孩子又成为了这不眠之夜的一道亮丽风景。她们笑匀妆面，朱帘半揭，手捻玉梅，妖波向人，恍恍然若凌波仙子。李易安词中曾有“中州盛日，闺中多暇，曾记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的美好回忆，可见元夕之夜，是许多女孩儿最自由快乐的一天。在这个“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的浪漫元夕，在欢腾的海洋里，在灿漫的烟花中，在阑珊的灯火下，有多少少男少女萍水际遇，相聚时是烈火,分别后是寂寞,即带来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誓言；也留下了“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的惆怅。对宋人而言，“上元时节”往往意味着一段“艳遇”包含了浓浓的美丽与淡淡的哀愁。
夜深了，为祈福国泰民安，天子特命“观灯百姓，不问富贵贫贱，老少尊卑，皆到端门下，赐御酒一杯。”无限辉煌夜未央，元夕佳节也进入了高潮，缤纷的烟火在漆黑的夜空中绽放，绚烂的华灯将梦幻之都点亮，面对难忘今宵的良辰美景，今夜已无人入睡。这时欢度元宵，彻夜无眠，喧嚣达旦的人们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难忘的一晚，将是他们在都城汴梁的最后一个元宵节了。此时，就在很远的东北方向，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已经悄悄袭来了。这经营了一百六十六年的王朝大厦即将屋倒楼塌了，汴京“歌舞尽，繁华歇”而每一个人的命运也将随着这场空前的国难而被卷入了无底之渊。
本章注释:
（1）文中酒名来出自于《西湖老人繁盛录》的记载。
（2）汴京茶楼、酒楼、夜市参考《东京梦华录》。
（3）汴京人口据专家考证最多时达到150万。
（４）文中茶名来自《宋会要》。
第二章 燕山残梦 海上心情
事情的起因要从十三年前的一次出访说起了。话说辽朝自天祚帝耶律延禧即位以后，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内民族矛盾十分严峻，各地反抗不断。辽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经出现了分裂主义苗头了。且不说，白山黑水之间，女真各部不服契丹统治，已开始蠢蠢欲动。辽国东京道，上京道连续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起义，就连一向比较安稳的燕云地区也发生了汉人杨从领导的反辽起义，虽然这些起义最终被辽军残酷镇压下去了，但明眼的人已经看得出来，辽之没落已露端倪。
政和元年（1111年）宋朝派童贯访问辽国。童贯使团走东线，前往那“塞外飞花”的辽都上京，途径幽州（辽南京）时，由于一次偶然的机遇，结识了辽朝南院大臣马植，双方多次密谈，内容多不为人知，但两人显然颇为投机。马植对童贯说：自己本是汉人，现因辽朝政局不稳，前途难料，愿南归“圣域”，复汉家衣冠。这之后不久，马植就在燕京神秘的消失了，后世史家均猜测，童贯使团暗中藏匿马植出境。
五年后的政和五年(1115年)，一直对辽国这个北方大国予以密切关注的北宋政府，得到了可靠消息。辽东的女真完颜部已于两年前起兵攻辽，并已称帝,建国号为"金"，定都黄龙府。这年十一月，辽天祚帝调集南院汉军与北院契丹军、渤海军、奚军共七十余万御驾亲征。大军行进途中，天祚帝得知国内发生政变，无心恋战，率辽军全线后撤。十二日，完颜阿骨打侦知辽军后退的消息，星夜率女真两万铁骑轻装急进，追至护布达岗。金军集中兵力猛攻辽中军，驰冲横杀，辽军大溃，步兵被马踏而死者不记其数，尸体相枕百余里。天祚帝弃军而逃，一昼夜狂奔五百里，入长春州才稍时喘息。此战之后，素有“女真满万，天下无敌”的金军增至十万骑，并攻占了辽朝在整个东北地区的统治中心东京辽阳府。两年后，又大败辽军于蒺藜山，由于辽国怨军及渤海国高永昌的叛变，金军逐攻占显、懿、濠、卫、显、乾等州及附近郡县，辽河以东及西南一带，尽入金国版图。
当年那个东收朝鲜、西震党项，南则兄弟赵宋，幅员万里，人口千万，煌煌五京，赫赫威名，不可一世的大契丹，现如今却被辽东的一个未曾听到过的民族打得狼狈不堪，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确实令北宋君臣感觉有些诧异，但惊异过后，自然又是非常解恨。澶渊之后，宋辽百年未动兵戈，北宋与辽朝虽结为叔伯之国，但两国关系一直趋于紧张。辽方持强凌弱，屡兴事端，要挟宋方。庆历二年，北宋增加银帛各十万两匹与辽，熙宁八年在辽朝的胁迫之下，朝廷又有了河东割地（十县）之议。终北宋一世，对辽朝的戒备与日俱增。如今面对辽势已衰的大好局面，宋徽宗赵佶除了欢欣鼓舞之余，脑袋里也正盘算着，如何利用金强辽弱的形势作一番“文章”。而就在此时，宠臣童贯向徽宗皇帝推荐了一位神秘的人物，这个人就是那个五年前失踪的马植。
听完童贯的一番介绍，徽宗马上就对这个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特面谕童贯与蔡京共同商议如何接纳马植归宋。徽宗与蔡京当然不会知道，这个马植实际上早已改名换姓隐匿与童贯家了。对于马植这位立志“回归祖国怀抱”的爱国人士，徽宗给予了相当规格的礼遇，特赐见于皇宫延庆殿，徽宗对辽朝内部的局势颇为关注，在廷见中对马植详加垂问，而马植对答如流，颇为机敏。当徽宗问及马植对辽国态势的见解时，马植奏曰：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这番话与徽宗心思暗合，故对马植颇为赏识，慰勉有加，依为干城，授秘书丞，赐姓“赵”改名“良嗣”并授予所行之事不受宰辅制约的特权。于是曾为辽臣的燕人马植，摇身一变就成了宋帝身边的“红”人赵良嗣了，而这个赵良嗣正是史书中宋金“海上之盟”这个不祥之约的始作俑者。
为保障这一重大外事活动的顺利实施，负责组团的王师中充分吸取了上次出使的经验教训，精心物色了一批人，其中有谈判家马政，精通女真语的翻译官呼延庆，了解辽东风土人情的随行向导高药师等以及禁军中的得力将校和士兵共计八十余人，将他们的个人履历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报到宋徽宗面前，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八月四日，访金使团成行前，进宫面圣请示方略，宋徽宗在延庆殿作了重要指示：如见女真首领，先言两家旧日之好，而后试探观察金主的反应，如果金人有意，可代表朝廷徐徐商议夹攻辽朝之事，同时邀请女真使团报聘回访。
八月中旬，马政一行带着使命从汴京出发了，由于他们此行是试探性的非正式访问，故只转达天子口谕，没有携带御笔信札与任何文字。使团还按原来的路线自青州渡海赴金。他们一行漂泊海上，力尽艰辛，九月二十九日终于抵达辽东海岸。没想到一上岸就让女真人给了一“下马威”，使宋人第一次领教到了金人的厉害。金国巡卒以盘查辽国奸细为名，将他们捆绑起来，抢夺所带财物，还要杀死他们。由此可见女真士兵在战时随便俘获平民，掠夺财物恐怕也是家常便饭的事了。也难怪上一次出使的人，中途就被他们吓回去了，可见尚带有部落制残余的女真人，野蛮不开化，被说成“如狼似虎，不可理喻”并非是虚言。面对金国“大兵儿”的胡来，高药师大声抗辨：“我们不是辽国人是宋朝使团，奉天子之命见贵国皇帝。”精通女真语的呼延庆忙不迭的翻译。金兵将信将疑，也不敢过于造次，但仍将他们捆绑起来，让他们继续享受着“奸细”的待遇，押往皇帝寨（阿骨打驻处）发落。
金军押着这一行人上路了，途中历经艰辛，在金国腹地行了一千余里。半个月以后精疲力竭，吃尽了苦头，透着一股狼狈相的宋朝使团才到达涞流河（松花江支流），见到了完颜阿骨打，当金方弄清宋朝使团的来意后，认为如果能同宋朝南北夹击辽国使契丹再树一敌，当然是求之不得，逐喜出望外命李善庆、小散多等携带国书并北珠（这个东东可是宋徽宗最喜欢的）、生金、貂皮、人参、海东青（名贵猎鹰）等回赠礼物随宋使回国报聘。
宣和元年（1119年）金国李善庆使团到达汴京。徽宗宣谕由太师蔡京接见金使，双方经过商谈后，宋朝决定派朝议大夫赵有开为使节带着诏书、礼物正式赴金展开谈判。使团行进至登州后赵有开突然抱病而亡了，而这是宋朝获得了有关女真正在同辽国议和的消息，事出仓促，宋徽宗为慎重起见命使团不必赴金改为原地待命，只由呼延庆代表朝廷送金使归国。
金国自从攻占东京辽阳以及长春州后，已经彻底打开了通往辽朝上京与中京的大门。金国与辽国和议其实并无多少诚意，不过是“以和谈佐攻战”为下一步的大举伐辽，做准备罢了。宣和二年（1120年）二月间，金朝在完成战争准备后，借口辽国在册文中不称“大金”皇帝，只云“东怀”国王,“不以兄事之”“语多轻侮”等，悍然拒绝和议，分三路大举进攻辽朝上京。当宋廷侦知辽金和议破裂，两国再度开战后，决定抓住时机，迅速遣使赴金就燕云归属、联袂攻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谈判。这样，赵良嗣一行带着天子御笔，匆匆忙忙自汴京出发了。赵良嗣率团到达金国后，阿骨打正在率军攻打上京，赵良嗣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转道前往前线。五月，金军攻占上京，辽国上京留守达不野降金。金宋双方在上京正式展开谈判，并达成了上京协议:
一、宋金联袂夹攻辽国，长城以北的中京大定府由金军负责攻取，长城以南的燕 京析津府，由宋朝发兵攻取，西京云中府由宋金联合攻取，如一方不能如期履行，便算失约。
二、灭辽后，宋收回燕京故地，并将原来对辽朝的岁币岁帛转献金国。
三、宋金双方不能单独与辽朝构和，不可单方面招降纳叛。
四、金朝同意西京诸州原则上归属宋朝，但具体归还时间，双方再行商议。
宋金双方最终虽说达成了协议，但整个谈判的过程，并不轻松。宋方在谈判中第一次领教了，在战场上摧枯拉朽的金人在谈判桌上也同样是非常厉害与精明的角色。首先就是每年的岁帛岁币的问题，宋使赵良嗣最初只答应依澶渊旧例给金方三十万，这引得金朝君臣大为不满，强硬的提出辽时燕云不属南朝，犹给五十万，为何如今只给我朝三十万？金人为了每年的“压岁钱”闹将起来，而且还不依不饶，宋方这才晓得女真没那麽好糊弄。
对于金方的胡搅蛮缠，宋使团随经多次交涉，但最终还是答应了金方的要求。不过要说岁币的增加实际上还算小事一桩，宋徽宗的御笔信札才真正的为宋金海上之盟埋下了一个天大的败笔。原来，宋主对辽朝的行政区划并不了解，这封匆匆拟就的御笔中只提燕京及所属诸州的归属问题，连相当重要的西京云中府的归属都没有涉及到。徽宗皇帝的这封意义模糊不清的“乌龙”御笔，实际上是自绊手脚，为自方的外交谈判凭空制造了障碍，实属成事不足之举。道君画画写字都是细致入微,为什麽这麽重要的外事信件写得如此草率不严谨,真不晓得这个白胖子,脑袋里尽想象些什麽？
应该说赵良嗣还算是一个谈判行家，脑袋还算清楚，反应也还机敏，在谈判中以退为进，利用增加岁币的经济筹码，最终诱使金方澄清了对整个西京问题的态度，避免了在外交上的遭受重大损失。但燕京问题就没那麽简单了,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原来按照辽朝行政区划，檀（北京密云）、顺（北京顺义）、景（河北遵化）、蓟（天津蓟县）、涿（河北涿县）、易（河北易县）六州属燕京路，而平州（河北龙卢）营州（河北昌黎）与原属契丹的旧地滦州另外组成了平州路。
燕京、平州两路虽同属南京道，但却是两个不同的行政区。问题马上就来了，既然宋主御笔只提到燕京及所属诸州的归属，并为涉及到平州问题。故当宋使赵良嗣在谈判中极力的扩大燕京所属范围,试图将原属汉地的平、营两州纳入燕京时，金人马上就在里钻了个空子，理直气壮的指出，平、营两州在辽朝别是一路，不属燕京范围，故不在讨论之内。
若从表面来看，金方拒绝讨论平、营两州归属问题，也不是没有道理。既然宋帝御笔只提燕京未提其他，谈判中金人也不反对燕京归宋，但原属汉地的平、营两州即以与契丹旧地的滦州组成了平州路，就不属燕京范围了，既然不属燕京范围，那麽金方就在可还可不还之间了。况且辽平州路所辖共三州，平、营两州还宋，只剩下一个滦州，平州路势必不复存在了，精明强干的金人岂能接受？
但若更加深入的分析这件事，就会有这样几个疑问？宋帝御笔同样为涉及西京诸州（山西大同），为什麽，赵良嗣一经提出，金人便慷慨应允了此其一，其二，西京道所属八州，燕京路所属六州，在燕云十六州中，金人已经应允十四州属宋了，为什麽却偏偏对相对比较偏远的平、营两州不肯放手呢？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金朝应允西京归宋，实际上就是许给北宋的一张空头支票，既然按照两国条约，西京应该由宋金双方共同攻取，如果金方不同意西京诸州归宋，宋朝自然不会再与金军夹击辽国西京，弄不好还要反同辽朝结盟。就是宋不联辽，而改为自己发兵攻取西京，也将有可能使金朝丧失在西京问题上继续同北宋讨价还价的砝码。当时金朝对北宋的军事实力到底如何，还不太清楚，灭辽战争又进行到关键时刻，岂可凭空再树一敌。狡猾的女真人对宋人的谈判底线，也就是收复燕云汉地的企图，可谓心知肚明，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过分的刺激宋人的。所以，当宋使赵良嗣脱离御笔的范围，提出西京问题时，金人便顺水推舟，慷慨大方的应允了。况且又以此为条件向宋朝追加了二十万两匹的岁赐。大家不要忘了，辽国西京宋金双方都还没有得到呢，对金人而言，这就如同用一张空头支票去兑现真金白银，何乐而不为呀？
至于平营两州虽说属于偏远州路，其繁华富庶自然不能同燕京所辖六州可比，但在军事上却是兵家必争之地。平州境内的榆关（山海关）是中原通往金朝控制下的东北地区的锁匙咽喉，辽朝中京此时还未能攻下，而战后燕京路所属各关隘如紫荆关、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按照条约应归宋所有，金人前往中原只能经榆关，这样看来平州的战略地位对金方而言就显得颇为重要了。这也就是金方在谈判中对有关平州问题寸步不让的真正原因了。
说点题外话，我觉得在中国历史上，女真这个民族很值得研究一下。这个民族有勇有谋，粗中有细，正所谓外豪爽而内有机谋。有时其心思缜密之处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这也就是这个人口本不算多的民族，能够在一千年的时间里，屡次成功的主宰中华，辖制其他民族的地方了。
纵观这次谈判，金人依托军事胜利以及自身实力，展现了较高的谈判技巧与灵活性，对相关利益，金人做到有所舍有所守，充分体现了女真统治者务实而不好虚。西京所属八州虽大，未涉及根本，也可慷慨弃之，平州路虽小，但却是国之门户，同样寸土不让。在整个谈判中，金人利用宋人急于结盟的心态,善于拿捏火候,承诺将幽云十六州中的十四州空许宋朝,而寻找借口，独将战略要地平州攥在手里,控天下之险要,使自身游刃有余,为以后的战守留有回旋余地。宋人碍于御笔有误，吃了个哑巴亏，再加上基本上也得到了金人对收复燕云故地的支持与认可了，宋方自然不会因小失大，为平、营两州而与金方彻底闹翻。由此可见，金人在谈判中对宋人心理的把握可谓到家了。
事情的起因要从十三年前的一次出访说起了。话说辽朝自天祚帝耶律延禧即位以后，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内民族矛盾十分严峻，各地反抗不断。辽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经出现了分裂主义苗头了。且不说，白山黑水之间，女真各部不服契丹统治，已开始蠢蠢欲动。辽国东京道，上京道连续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起义，就连一向比较安稳的燕云地区也发生了汉人杨从领导的反辽起义，虽然这些起义最终被辽军残酷镇压下去了，但明眼的人已经看得出来，辽之没落已露端倪。
政和元年（1111年）宋朝派童贯访问辽国。童贯使团走东线，前往那“塞外飞花”的辽都上京，途径幽州（辽南京）时，由于一次偶然的机遇，结识了辽朝南院大臣马植，双方多次密谈，内容多不为人知，但两人显然颇为投机。马植对童贯说：自己本是汉人，现因辽朝政局不稳，前途难料，愿南归“圣域”，复汉家衣冠。这之后不久，马植就在燕京神秘的消失了，后世史家均猜测，童贯使团暗中藏匿马植出境。
五年后的政和五年(1115年)，一直对辽国这个北方大国予以密切关注的北宋政府，得到了可靠消息。辽东的女真完颜部已于两年前起兵攻辽，并已称帝,建国号为"金"，定都黄龙府。这年十一月，辽天祚帝调集南院汉军与北院契丹军、渤海军、奚军共七十余万御驾亲征。大军行进途中，天祚帝得知国内发生政变，无心恋战，率辽军全线后撤。十二日，完颜阿骨打侦知辽军后退的消息，星夜率女真两万铁骑轻装急进，追至护布达岗。金军集中兵力猛攻辽中军，驰冲横杀，辽军大溃，步兵被马踏而死者不记其数，尸体相枕百余里。天祚帝弃军而逃，一昼夜狂奔五百里，入长春州才稍时喘息。此战之后，素有“女真满万，天下无敌”的金军增至十万骑，并攻占了辽朝在整个东北地区的统治中心东京辽阳府。两年后，又大败辽军于蒺藜山，由于辽国怨军及渤海国高永昌的叛变，金军逐攻占显、懿、濠、卫、显、乾等州及附近郡县，辽河以东及西南一带，尽入金国版图。
当年那个东收朝鲜、西震党项，南则兄弟赵宋，幅员万里，人口千万，煌煌五京，赫赫威名，不可一世的大契丹，现如今却被辽东的一个未曾听到过的民族打得狼狈不堪，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确实令北宋君臣感觉有些诧异，但惊异过后，自然又是非常解恨。澶渊之后，宋辽百年未动兵戈，北宋与辽朝虽结为叔伯之国，但两国关系一直趋于紧张。辽方持强凌弱，屡兴事端，要挟宋方。庆历二年，北宋增加银帛各十万两匹与辽，熙宁八年在辽朝的胁迫之下，朝廷又有了河东割地（十县）之议。终北宋一世，对辽朝的戒备与日俱增。如今面对辽势已衰的大好局面，宋徽宗赵佶除了欢欣鼓舞之余，脑袋里也正盘算着，如何利用金强辽弱的形势作一番“文章”。而就在此时，宠臣童贯向徽宗皇帝推荐了一位神秘的人物，这个人就是那个五年前失踪的马植。
听完童贯的一番介绍，徽宗马上就对这个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特面谕童贯与蔡京共同商议如何接纳马植归宋。徽宗与蔡京当然不会知道，这个马植实际上早已改名换姓隐匿与童贯家了。对于马植这位立志“回归祖国怀抱”的爱国人士，徽宗给予了相当规格的礼遇，特赐见于皇宫延庆殿，徽宗对辽朝内部的局势颇为关注，在廷见中对马植详加垂问，而马植对答如流，颇为机敏。当徽宗问及马植对辽国态势的见解时，马植奏曰：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这番话与徽宗心思暗合，故对马植颇为赏识，慰勉有加，依为干城，授秘书丞，赐姓“赵”改名“良嗣”并授予所行之事不受宰辅制约的特权。于是曾为辽臣的燕人马植，摇身一变就成了宋帝身边的“红”人赵良嗣了，而这个赵良嗣正是史书中宋金“海上之盟”这个不祥之约的始作俑者。
为保障这一重大外事活动的顺利实施，负责组团的王师中充分吸取了上次出使的经验教训，精心物色了一批人，其中有谈判家马政，精通女真语的翻译官呼延庆，了解辽东风土人情的随行向导高药师等以及禁军中的得力将校和士兵共计八十余人，将他们的个人履历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报到宋徽宗面前，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八月四日，访金使团成行前，进宫面圣请示方略，宋徽宗在延庆殿作了重要指示：如见女真首领，先言两家旧日之好，而后试探观察金主的反应，如果金人有意，可代表朝廷徐徐商议夹攻辽朝之事，同时邀请女真使团报聘回访。
八月中旬，马政一行带着使命从汴京出发了，由于他们此行是试探性的非正式访问，故只转达天子口谕，没有携带御笔信札与任何文字。使团还按原来的路线自青州渡海赴金。他们一行漂泊海上，力尽艰辛，九月二十九日终于抵达辽东海岸。没想到一上岸就让女真人给了一“下马威”，使宋人第一次领教到了金人的厉害。金国巡卒以盘查辽国奸细为名，将他们捆绑起来，抢夺所带财物，还要杀死他们。由此可见女真士兵在战时随便俘获平民，掠夺财物恐怕也是家常便饭的事了。也难怪上一次出使的人，中途就被他们吓回去了，可见尚带有部落制残余的女真人，野蛮不开化，被说成“如狼似虎，不可理喻”并非是虚言。面对金国“大兵儿”的胡来，高药师大声抗辨：“我们不是辽国人是宋朝使团，奉天子之命见贵国皇帝。”精通女真语的呼延庆忙不迭的翻译。金兵将信将疑，也不敢过于造次，但仍将他们捆绑起来，让他们继续享受着“奸细”的待遇，押往皇帝寨（阿骨打驻处）发落。
金军押着这一行人上路了，途中历经艰辛，在金国腹地行了一千余里。半个月以后精疲力竭，吃尽了苦头，透着一股狼狈相的宋朝使团才到达涞流河（松花江支流），见到了完颜阿骨打，当金方弄清宋朝使团的来意后，认为如果能同宋朝南北夹击辽国使契丹再树一敌，当然是求之不得，逐喜出望外命李善庆、小散多等携带国书并北珠（这个东东可是宋徽宗最喜欢的）、生金、貂皮、人参、海东青（名贵猎鹰）等回赠礼物随宋使回国报聘。
宣和元年（1119年）金国李善庆使团到达汴京。徽宗宣谕由太师蔡京接见金使，双方经过商谈后，宋朝决定派朝议大夫赵有开为使节带着诏书、礼物正式赴金展开谈判。使团行进至登州后赵有开突然抱病而亡了，而这是宋朝获得了有关女真正在同辽国议和的消息，事出仓促，宋徽宗为慎重起见命使团不必赴金改为原地待命，只由呼延庆代表朝廷送金使归国。
金国自从攻占东京辽阳以及长春州后，已经彻底打开了通往辽朝上京与中京的大门。金国与辽国和议其实并无多少诚意，不过是“以和谈佐攻战”为下一步的大举伐辽，做准备罢了。宣和二年（1120年）二月间，金朝在完成战争准备后，借口辽国在册文中不称“大金”皇帝，只云“东怀”国王,“不以兄事之”“语多轻侮”等，悍然拒绝和议，分三路大举进攻辽朝上京。当宋廷侦知辽金和议破裂，两国再度开战后，决定抓住时机，迅速遣使赴金就燕云归属、联袂攻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谈判。这样，赵良嗣一行带着天子御笔，匆匆忙忙自汴京出发了。赵良嗣率团到达金国后，阿骨打正在率军攻打上京，赵良嗣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转道前往前线。五月，金军攻占上京，辽国上京留守达不野降金。金宋双方在上京正式展开谈判，并达成了上京协议:
一、宋金联袂夹攻辽国，长城以北的中京大定府由金军负责攻取，长城以南的燕 京析津府，由宋朝发兵攻取，西京云中府由宋金联合攻取，如一方不能如期履行，便算失约。
二、灭辽后，宋收回燕京故地，并将原来对辽朝的岁币岁帛转献金国。
三、宋金双方不能单独与辽朝构和，不可单方面招降纳叛。
四、金朝同意西京诸州原则上归属宋朝，但具体归还时间，双方再行商议。
宋金双方最终虽说达成了协议，但整个谈判的过程，并不轻松。宋方在谈判中第一次领教了，在战场上摧枯拉朽的金人在谈判桌上也同样是非常厉害与精明的角色。首先就是每年的岁帛岁币的问题，宋使赵良嗣最初只答应依澶渊旧例给金方三十万，这引得金朝君臣大为不满，强硬的提出辽时燕云不属南朝，犹给五十万，为何如今只给我朝三十万？金人为了每年的“压岁钱”闹将起来，而且还不依不饶，宋方这才晓得女真没那麽好糊弄。
对于金方的胡搅蛮缠，宋使团随经多次交涉，但最终还是答应了金方的要求。不过要说岁币的增加实际上还算小事一桩，宋徽宗的御笔信札才真正的为宋金海上之盟埋下了一个天大的败笔。原来，宋主对辽朝的行政区划并不了解，这封匆匆拟就的御笔中只提燕京及所属诸州的归属问题，连相当重要的西京云中府的归属都没有涉及到。徽宗皇帝的这封意义模糊不清的“乌龙”御笔，实际上是自绊手脚，为自方的外交谈判凭空制造了障碍，实属成事不足之举。道君画画写字都是细致入微,为什麽这麽重要的外事信件写得如此草率不严谨,真不晓得这个白胖子,脑袋里尽想象些什麽？
应该说赵良嗣还算是一个谈判行家，脑袋还算清楚，反应也还机敏，在谈判中以退为进，利用增加岁币的经济筹码，最终诱使金方澄清了对整个西京问题的态度，避免了在外交上的遭受重大损失。但燕京问题就没那麽简单了,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原来按照辽朝行政区划，檀（北京密云）、顺（北京顺义）、景（河北遵化）、蓟（天津蓟县）、涿（河北涿县）、易（河北易县）六州属燕京路，而平州（河北龙卢）营州（河北昌黎）与原属契丹的旧地滦州另外组成了平州路。
燕京、平州两路虽同属南京道，但却是两个不同的行政区。问题马上就来了，既然宋主御笔只提到燕京及所属诸州的归属，并为涉及到平州问题。故当宋使赵良嗣在谈判中极力的扩大燕京所属范围,试图将原属汉地的平、营两州纳入燕京时，金人马上就在里钻了个空子，理直气壮的指出，平、营两州在辽朝别是一路，不属燕京范围，故不在讨论之内。
若从表面来看，金方拒绝讨论平、营两州归属问题，也不是没有道理。既然宋帝御笔只提燕京未提其他，谈判中金人也不反对燕京归宋，但原属汉地的平、营两州即以与契丹旧地的滦州组成了平州路，就不属燕京范围了，既然不属燕京范围，那麽金方就在可还可不还之间了。况且辽平州路所辖共三州，平、营两州还宋，只剩下一个滦州，平州路势必不复存在了，精明强干的金人岂能接受？
但若更加深入的分析这件事，就会有这样几个疑问？宋帝御笔同样为涉及西京诸州（山西大同），为什麽，赵良嗣一经提出，金人便慷慨应允了此其一，其二，西京道所属八州，燕京路所属六州，在燕云十六州中，金人已经应允十四州属宋了，为什麽却偏偏对相对比较偏远的平、营两州不肯放手呢？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金朝应允西京归宋，实际上就是许给北宋的一张空头支票，既然按照两国条约，西京应该由宋金双方共同攻取，如果金方不同意西京诸州归宋，宋朝自然不会再与金军夹击辽国西京，弄不好还要反同辽朝结盟。就是宋不联辽，而改为自己发兵攻取西京，也将有可能使金朝丧失在西京问题上继续同北宋讨价还价的砝码。当时金朝对北宋的军事实力到底如何，还不太清楚，灭辽战争又进行到关键时刻，岂可凭空再树一敌。狡猾的女真人对宋人的谈判底线，也就是收复燕云汉地的企图，可谓心知肚明，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过分的刺激宋人的。所以，当宋使赵良嗣脱离御笔的范围，提出西京问题时，金人便顺水推舟，慷慨大方的应允了。况且又以此为条件向宋朝追加了二十万两匹的岁赐。大家不要忘了，辽国西京宋金双方都还没有得到呢，对金人而言，这就如同用一张空头支票去兑现真金白银，何乐而不为呀？
至于平营两州虽说属于偏远州路，其繁华富庶自然不能同燕京所辖六州可比，但在军事上却是兵家必争之地。平州境内的榆关（山海关）是中原通往金朝控制下的东北地区的锁匙咽喉，辽朝中京此时还未能攻下，而战后燕京路所属各关隘如紫荆关、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按照条约应归宋所有，金人前往中原只能经榆关，这样看来平州的战略地位对金方而言就显得颇为重要了。这也就是金方在谈判中对有关平州问题寸步不让的真正原因了。
说点题外话，我觉得在中国历史上，女真这个民族很值得研究一下。这个民族有勇有谋，粗中有细，正所谓外豪爽而内有机谋。有时其心思缜密之处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这也就是这个人口本不算多的民族，能够在一千年的时间里，屡次成功的主宰中华，辖制其他民族的地方了。
纵观这次谈判，金人依托军事胜利以及自身实力，展现了较高的谈判技巧与灵活性，对相关利益，金人做到有所舍有所守，充分体现了女真统治者务实而不好虚。西京所属八州虽大，未涉及根本，也可慷慨弃之，平州路虽小，但却是国之门户，同样寸土不让。在整个谈判中，金人利用宋人急于结盟的心态,善于拿捏火候,承诺将幽云十六州中的十四州空许宋朝,而寻找借口，独将战略要地平州攥在手里,控天下之险要,使自身游刃有余,为以后的战守留有回旋余地。宋人碍于御笔有误，吃了个哑巴亏，再加上基本上也得到了金人对收复燕云故地的支持与认可了，宋方自然不会因小失大，为平、营两州而与金方彻底闹翻。由此可见，金人在谈判中对宋人心理的把握可谓到家了。
再说辽天祚帝，自从上京失守后，就在辽国诺大的国土上同金军玩起了“捉迷藏”，四月后旬，天祚帝从上京逃往中京，听到金军即将进攻中京的风吹草动后，吓得惊慌失措，又弃中京，向南入居庸关，逃往燕京。在燕京没呆上两个月，得知中京被金军攻陷，天祚帝日夜忧惧，不知道山那边的金兵什麽时候打过来。他觉得躲在雄关漫道，崇山峻岭之后的燕京，也不“安全”了，逐又开始向西京（云中）方向逃窜。天祚临行前，命人打点珠玉、珍玩五百余囊，选择骏马二千余匹，作逃跑之用，还恬不知耻的对臣下说：“若女真追来，我有日行五百里的宝马
良驹若干，宋朝天子与我结为兄弟，夏国国主是我的外甥，我若投奔两国，仍不失一生富贵”听到这番话的辽人，私下里纷纷议论：哎！辽国真的要亡了！自古那里有天子抛弃军民而自谋身计的呀！”
这段时间，天祚帝身边尽是奸佞之臣，干得糊涂事是一件接一件。天祚帝到燕京后又开始重用一帮不懂军事的汉族大臣，如李处温、康公弼之流，这帮人年老昏聩，唯唯诺诺，当时辽国百姓编了条俏皮话挖苦他们：“五个翁翁四百岁，南面北面顿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杀女真。”自从辽将耶律章奴拥立魏国王南京留守耶律淳为帝的事泄败后，天祚帝疑神疑鬼对辽朝宗室也开始不信任了，唯独崇信以踢球打猎，纵情声色而取悦他的奸臣萧奉先父子。正当女真攻辽，国难当头之时，萧奉先不以大局为重，还罗织罪名陷害大将耶律余睹，天祚偏听偏信，余睹走投无路，悲愤至极出逃金国。天祚命辽将率精骑追杀余睹，而领兵的将领都怨恨萧奉先，同情耶律余睹，故将士不肯用命，暗中放余睹出逃。面对辽国奸臣弄权，人心离散，素有契丹才女之称的萧文妃做诗劝谏天祚帝：
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
而昏庸的天祚帝不思振作，看罢后很不以为然。文妃十分讨厌萧奉先飞扬跋扈的嘴脸，作了一首歌讽刺他：
“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蓄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
萧奉先知道后，恨死了文妃，便诬陷文妃与妹夫叛将耶律余睹曾在保大元年（１１２１年）的时候，图谋废黜天祚帝拥立晋王敖鲁斡为帝（天祚帝之子，文妃所生）。天祚帝的疑心病又上来，这回是连妃子与儿子都不信任了，也不详察，便赐死了文妃，软禁了晋王。原来这个萧奉先有个妹子嫁给了天祚为元妃，生了秦王耶律定、许王耶律宁，而文妃与晋王母子二人素有贤名，深得国人之心，奉先深怕晋王与自己的外甥争嗣，处心积虑要将晋王置于死地。他居然编造了一个看上去十分荒诞不经的理由来欺骗天祚帝，说什麽耶律余睹领金军攻辽，是为了立晋王为帝（余睹是晋王的姨父），只要杀了晋王，耶律余睹念头没了，就会退兵。这麽一番弱智的言论，天祚也居然相信，命人将晋王缢死了。晋王天性仁厚，在天祚诸子中颇得人望，辽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莫不为之流涕，从此辽国上下，人心解体，各怀异心，不复为天祚所用了。仔细一想，辽人赶上“阿适”（天祚小名）这麽一位“活宝”皇帝，也真是命苦，他宠信宵小，杀妃杀子，昏庸游嬉，排斥忠良，弄得众叛亲离；他不纳谏言，不思御敌，金军打来，就骑马逃跑。立国两百余年，赫赫威名、幅员万里，人口千万的大辽国，基本上毁在这个了无心肝的“阿适”手里了。
天祚帝从燕京逃往西京（云中府）后，最不愿听有关女真的军情，一听“女真”就头疼，萧奉先索性什麽都不告诉他。天祚觉得离金军越远越好，还洋洋得意的说：“女真虽然陷我中京，但终不能远离巢穴，越三千里直捣云中也”他为终于发现了一个金军来不了的地方而高兴，看来他的“捉迷藏”还没玩够啊！不过用不了多久，女真大军就要转道西京来找他来了。而此时，辽国上下离心“天下郡县，所失一半”东京道、上京道、中京道八十多州县均被金军攻陷了，而南京道的形势也是岌岌可危，保大二年（１１２２年）三月间，辽天祚帝逃往夹山后，同外界失去了联系，辽朝南院大臣李处温、宗室耶律大石、辽将萧干等拥立南京留守燕王耶律淳为天锡帝，遥尊远在云中的天祚帝为太上皇,史称“北辽”。至此，辽国一分为二，其灭亡的命运，已是贤愚皆知的事了。
燕王耶律淳即位后,遣使赴汴京通告,愿与宋朝结好,免除岁币,共同抗金。宋朝知辽国必亡，而此时自己正心怀鬼胎同女真暗中结盟算计辽国呢，故对契丹使节一改常态，以大国自居，敷衍了事，极为冷淡。而几个月后，来朝报聘的金使高庆裔一行却受到了宋廷极高的礼遇，宴请招待，赏赐颇丰，与契丹使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两相对比，国家之间的冷暖炎凉也可只知一斑了。这时候在汴梁的契丹使臣当然不知道宰臣童贯、王黼等人正和宋徽宗密谋如何进攻燕京呢！
早在１１１７年，云中汉儿董才聚众反辽，辽朝发西京与南京诸道兵马会剿。董才带领部下在西京道与南京道接壤的地方（俗称三不管地带）同辽军打起了游击，这支队伍“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周旋与飞狐、灵丘、应、武、朔诸州之间神出鬼没，还北上骚扰奉圣州。宋廷发现了这个游击战高手，便命宋可岚收编董才。董才归宋被朝廷赐姓赵，改名赵诩，很受待见，他自持了解辽军内情，向徽宗陈说，辽军乌合之众，没有什麽了不起，极力鼓动宋朝伐辽。此时，宋朝已有进攻辽国之意了，曾秘密计划将精锐善战的陕西军同河北军互调为攻辽做准备，但从崇宁四年（１１０５年）开始的宋夏战争一打就是１５年，将陕西军马牵制在西北，动弹不得。一直到宣和元年（１１１９年）五月，夏主上表请和，西北局势才趋于稳定。宣和二年（１１２０年）十月间，正当朝廷为收复燕云作军事准备的时候，席卷东南的方腊起义爆发了。宋廷的整个军事部署全被打乱了，朝廷急命童贯率陕西军前往江南平叛，这一打也是半年的时间，一直到１１２１年４月，方腊兵败被杀，宋朝北伐的计划整整推迟了一年多的时间。冬去春来，时间转眼到了１１２２年，此时辽国的形势急转直下，西京已被金军攻陷，天祚帝抛弃辎重，率轻骑疾驰逃入夹山避难（内蒙古大青山附近，居传此地很隐蔽，只有辽国宗室知道，外人无法找到。）燕京实际上已成为夹在宋金两国之间，孤悬于外的辽国飞地了。
宋朝君臣见到一片大好形势，一个个磨拳擦掌，喜形于色，认为燕京已是垂手可得了，此时不取更待何时？四月宋朝正式撕毁了两国之间相互信守１２０年的澶渊之盟。宋徽宗下诏以收复燕云，恢复汉地，讨伐无道为名对辽国宣战，童贯率十五万宋军从京师出发，以种师道为都统制节制各路宋军。临行前，宋徽宗授与童太师御笔三策作为指导平燕战争的三项基本原则。“如燕人望风投降，上也；燕王纳款称藩，中也；燕人不服，按兵巡边，下也。”闹了半天宋徽宗是想要追求《孙子兵法》里用兵打仗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可是现实很遗憾偏偏不给宋朝作脸。
童贯到达前线后，派人前往燕京劝降天锡帝耶律淳，被耶律淳所杀。童太师此计不成，又生一计，以高官厚禄为诱饵派人策反辽国易州豪强史成献城投降，被史成逮捕送往燕京砍了脑袋。童贯非常不理解辽国都已经混到这步田地了，怎麽还这麽顽强啊！思来想去还是赏格不够丰厚，承诺不够郑重的缘故。逐命马政之子马扩携带徽宗手诏，以裂土封王为诱饵，抚谕耶律淳纳土归宋，并在边境地区出榜以优厚的待遇，招抚燕民归降。童贯在榜文中极力将宋军美化为“文明之师，正义之师”自称奉旨收复燕云，吊民伐罪，如骚扰百姓，军法从事等等，据说招降赏格高得惊人，如果有人献燕京城来归，即可除授节度使。宋朝节度使虽说没有实权，但确是授予武将的最高头衔，非大功者不能授予。由此可见，宋政府对收复燕云的迫切程度可谓是“望穿秋水”了。俗话说的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涿州当地大土豪，地方“首富”刘宗吉暗中就与宋军搭上了线，妄图开城投降，刘大官人的“地下工作”显然做得不到家，辽方已有所察觉，刘大官人仓皇逃入宋朝军中寻求庇护。
宋朝在边境上招降纳叛的种种挑衅行为，终于激怒了燕京的耶律淳。他收拢从辽东逃难到燕京的难民，扩充兵员，并命大将耶律大石、萧干领军至宋辽边境迎战宋军。童贯得知辽军增兵边境，意图对抗，逐命都统制种师道率西路军趋白沟，大将辛兴宗率东路军趋范村。五月二十六日，辽军击溃宋西路军前锋杨可世部，宋军死伤颇多，西路军向雄州方向败退。三十日，辽将萧干大败宋东路军于范村。六月三日，辽军侦知西路军向雄州撤退的消息后，逐发精骑尾随追杀。种师道率西路宋军主力在雄州城外与辽军展开血战，此时，天公也不做美，突然刮起了北风，尘土飞扬，还下起了拳头大小的冰雹。在辽军和雹子的双重打击下，晕头转向“找不着北”的宋军全线败北，自雄州（河北雄县）向南直至真定（河北正定），百里之间，尸骨随处可见（多半是逃跑时相互践踏而死的）。幸好辽军只是追至雄州，并没有越境追击，要不然，宋军会死得更难看。
此战辽国虽大获全胜，但内部也是危机重重。这之后，天锡帝耶律淳的突然病故更使燕京局势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耶律淳的妃子萧后摄政后，迎立天祚的儿子秦王为帝，人心多不服。萧后与主降派大臣李处温意见不和，逐以交通宋人之罪，处死李处温。此举使汉人与奚人更加重了同契丹人之间的隔阂，而此时燕京新拼凑起来的辽军中有大量的汉族与奚族士兵，随时又可能发生哗变。萧后鉴于燕京形势不稳，主动向宋金两国上表称臣以为缓兵之计，但未受理睬。而此时远在夹山，还不甘"寂寞"的辽天祚帝，扬言要率军来燕京平叛，讨伐萧后。（"活宝"阿适别的不行，添乱的事，他是一件接一件。）鉴于燕京政局“戏中有戏”许多脑袋灵活的汉人、奚人知道辽朝的灭亡已是指日可待了，都不想随着辽国殉葬，暗中在寻找出路。对一些善于见风使舵的人来说，投降宋朝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一方面宋政府统战工作做得好，招降纳叛赏格高，而另一方面南朝“有歌有酒有婵娟”灯红酒绿的醉人生活，对他们也有着强大的诱惑力。这些人中最突出的便是辽朝奚族将领郭药师了，（这厮同黄蓉老爸“黄老邪”同名不同姓，不过要论起“邪”来，这个郭药师比黄药师强）郭药师所率常胜军八千人为辽军精锐，向来为辽国倚重。郭药师献涿州降宋的消息，震动了燕京朝野，同时也招来了连锁反应，不久，辽国易州守将高凤也献城降宋了。由于燕京军心不稳，为掌控形势，大将萧干无法离京平叛，宋朝兵不血刃连得两州，并打开了通往燕京的大门。这一下，可把北宋君臣乐坏了，不仅重赏降将，宋徽宗还将燕京所属六州，一一赐名，好像燕京路已经在其掌握中了，实际上除了易、涿两州外，其他四州尚在辽人手中。
宋朝从降将郭药师口中，了解到燕京内情，认为辽国小政府此时内忧外困，人心惶惶，燕京兵力空虚，有机可趁。逐命大将刘延庆起兵十万，郭药师为向导，参赞军务，再度伐辽。刘延庆自认为是堂堂大国之师,行军漫无纪律,宋军大队人马稀稀拉拉十几里，向着燕京进行武装大旅游。宋军“旅游团”前锋行至良乡,被萧干的伏兵所败，宋军逐壁垒不出，宋辽两军沿卢沟河（永定河）对峙。郭药师
对燕京军情了如指掌，像刘延庆献计道：萧干全军不过万人，倾巢而出，全力据我，燕京必然空虚，我愿率本部五千人，倍道而行，夜袭燕京，将军可遣公子光世（刘延庆之子）率兵接应。刘延庆当即同意，派将军高世宣、杨可世与郭药师率精兵六千，乘着夜色的掩护，偷渡卢沟河，晨光微曦之时，攻克迎春门，进入燕京。宋军围攻皇宫，并晓喻萧后投降，萧后临危不惧，紧闭宫门抵抗，并遣飞骑出城告知萧干。萧干率三千精兵回援燕京与宋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辽军杀红了眼，保家卫国，个个死斗，凶猛异常，而刘光世这个“公子哥”也不知跑那玩去了，未能如期接应，城内的宋军抵挡不住，纷纷溃散。高世宣战死，郭药师拼死突围，城门紧闭不得而出，所部只得弃马缒城而下。还常胜军呢！败的那个惨，一个个衣衫褴褛，灰头土脸，把自己搞得跟“土猴儿”一般逃回大本营。
宋军听道常胜军燕京败讯，人人惊恐不安，这才知道辽军确实了得。萧干率军回卢沟河继续同宋军对峙，并遣精骑断宋军粮道，擒获宋军押粮官王渊。十月二十九日晚，辽军举火做佯攻状，卢沟河对岸火光遍野，号角大作。刘延庆以为敌至，心胆俱裂，烧营撤退。宋军小兵哭爹喊妈，叫嚷奔逃，自相践踏，大夜里就一路狂奔，肯定还有刚从“被窝”里钻出来裸奔的！摔到山沟崖涧里的不计其数。辽军一路追杀直至白沟，宋军溃不成军，自熙宁、元丰（神宗年号）以来所贮备的军粮，丢了个精光。
按说北宋调集的伐辽军队，是打过硬仗的陕西军，这支军队自１１０４年开始，同西夏、吐蕃作战十余年，应该说是宋军中的劲旅，童贯虽为宦官，但也非无能之辈，种师道也算是宋军名将，怎麽同辽军一接手就被打得溃不成军呢！关于北宋两次伐辽的失败，显然有其军事不济，虽兵力占优，但整体战斗力尚不如辽军的一面。但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宋军所筹划的这两次北伐，都是仓促兴师，在前期的战争筹备与军事谋划上准备不足，河北一带一百年没打过大仗，突然转为战争体制，几十万大军的军需供给混乱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宋军第一次北伐不能攻其不备，一鼓作气，直捣燕京、而后再乘机招降，分化辽军，反而拥兵边境，坐等燕人归附自失良机，自身兵疲将骄，使辽国有了充分的时间完成战争准备，养精蓄锐、鼓舞士气同宋军对抗。童贯在伐辽军事部署上也有失误之处，在华北大平原上分兵两路，分进合击，宋军多步兵善城守，辽军多骑兵善野战，双方在机动力、攻击力上大有区别，这在开阔地形上就表现的更为突出了，况两路宋军也很难进行有效的战术配合，往往各自为战。宋军如此部署实际上是拿己方所短克他方所长，走了宋太宗当年北伐失败的老路。这使得辽军精骑在平原地带，充分发挥了机动力与攻击力，将北宋两路大军各个击破。
实际上，此时的宋人对辽人怀有一种复杂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知道辽国必然灭亡，在军事形势有利的时候，产生了轻敌思想。另一方面当遭遇辽军顽强抵抗后，这种轻敌思想又转化为一种畏敌情绪。宋军人数众多，战斗力不如对方，自满轻敌，正所谓骄兵必败，辽军人数虽不如宋军，但战斗力高于宋军，被宋人挤兑急了，拼死作战，正所谓哀兵必胜。总体来看，北宋还是缺少一支能拉出就打，打就打得赢的军队。北宋不仅无精兵可用，也无良将可遣，因此任何战略目标全变成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白白断送了大好良机，这在第二次伐辽作战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刘延庆，刘光世等所谓的高门良将，统军无方，贻误战机，时而骄傲自满，重挫兵威，时而畏敌如虎，自乱军心，因此连郭药师夜袭燕京这麽好的战机，都因为刘光世配合不利，失期不至，被白白断送掉了。由此可见北宋一部分“高官子弟”，所谓的将门之后，久于安逸生活，养尊处优，身上暮气很重，根本不知兵，不会打仗。此等人镇压国内草寇，还游刃有余，用他们对外作战，纯属开“国际”玩笑，事实上后来在抗金战争中率建奇勋的将领如韩世忠、岳飞、吴磷、吴玠等都是出身于中下级军官或者是士兵，由此也可看出北宋统治者不知人更不会用人。
可以说，北宋伐辽战争中最成功的便是对辽“统战”工作了，招降策反可以说是童太师的拿手好戏，想当年他在陕西主抓对夏作战工作时，就对此屡试不爽。辽将郭药师的叛变行为可把北辽小政府害惨了，燕京的辽军号称六七万，真正能打仗的也就不过萧干、耶律大石，郭药师所部三万人，郭药师降宋一下就拉走了一支八千人的精兵，这使得辽国雪上加霜，以至于萧干大败宋军，也无法继续扩大战果，辽国虽胜仍然向北宋谢表请和，这都是因为燕京兵力空虚所致。辽国面临宋金两国的战略夹击，在战役上的任何胜利都不可能改变其最终灭亡的命运了。北宋两次伐辽虽然失败了，但是也极大的消耗了辽军实力，以至于金兵南下，辽朝已拿不出像样的兵力防守长城一线的重要关隘了。有人说，宋朝伐辽军事不济，这固然不错，但岂不知金军之所以轻取燕京，正是借助了宋辽开战之利。而主管北方军事的童贯看不到此点，竟然“引狼入室”暗中邀请金军替北宋攻打燕京，而后再以高价赎买，这实际上干了一件“煮熟了的鸭子飞走了”的蠢事啊。
北宋的这两次伐辽,就像是一个不入流的导演，怀揣着一个“三流”剧本,带着一帮没演过戏的蹩脚演员,搞出的一部拙劣闹剧。刚开始炒作的满天飞，拍着拍着自己就拍不下去了，不知如何收场？面对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宋徽宗感觉十分头疼。九月三日来京的金朝外交代表团，这时在还在京城呢！总得有个自圆其说的说法儿啊！这时候的宋政府可是“外松内紧”啊！为了欢迎金使的到来,朝廷决定先把前线失利的消息封锁起来，在首都汴京营造出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大宋王朝皇帝兼道教总教主宋徽宗赵佶，在皇宫崇政殿亲切接见了徒孤旦乌歇为首的金国外交代表团一行。宋徽宗首先对大金皇帝陛下,不远万里派使团访宋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对金军攻克西京表示祝贺，为此他将亲自书写国书，以示尊崇大国之意。接下来可就全是胡编烂造的吹嘘了，说什麽：我朝自从听到贵国出兵西京的消息后，马上就予以响应，在四月份就调集大军派童贯挂帅对辽国开战，我方士气高昂与辽军在边境地区多次交战，大获全胜，斩获颇丰(到底是谁斩谁啊!)之所以没有攻占燕京，是因为还不知道贵国具体的出兵日期，所以没敢深入辽境等等。宋徽宗不愧是当了二十五年国家元首的人物，女真话他肯定不会说，瞎话他说的比谁都流利。临了还不忘狡猾的转移一下金人的视线，又和金国使臣聊起了那位成天“漂泊天涯”四处流浪的辽天祚帝，宋徽宗劝金国斩草除根尽早将那个契丹昏君“阿适”捉拿归案。
良驹若干，宋朝天子与我结为兄弟，夏国国主是我的外甥，我若投奔两国，仍不失一生富贵”听到这番话的辽人，私下里纷纷议论：哎！辽国真的要亡了！自古那里有天子抛弃军民而自谋身计的呀！”
这段时间，天祚帝身边尽是奸佞之臣，干得糊涂事是一件接一件。天祚帝到燕京后又开始重用一帮不懂军事的汉族大臣，如李处温、康公弼之流，这帮人年老昏聩，唯唯诺诺，当时辽国百姓编了条俏皮话挖苦他们：“五个翁翁四百岁，南面北面顿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杀女真。”自从辽将耶律章奴拥立魏国王南京留守耶律淳为帝的事泄败后，天祚帝疑神疑鬼对辽朝宗室也开始不信任了，唯独崇信以踢球打猎，纵情声色而取悦他的奸臣萧奉先父子。正当女真攻辽，国难当头之时，萧奉先不以大局为重，还罗织罪名陷害大将耶律余睹，天祚偏听偏信，余睹走投无路，悲愤至极出逃金国。天祚命辽将率精骑追杀余睹，而领兵的将领都怨恨萧奉先，同情耶律余睹，故将士不肯用命，暗中放余睹出逃。面对辽国奸臣弄权，人心离散，素有契丹才女之称的萧文妃做诗劝谏天祚帝：
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
而昏庸的天祚帝不思振作，看罢后很不以为然。文妃十分讨厌萧奉先飞扬跋扈的嘴脸，作了一首歌讽刺他：
“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蓄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
萧奉先知道后，恨死了文妃，便诬陷文妃与妹夫叛将耶律余睹曾在保大元年（１１２１年）的时候，图谋废黜天祚帝拥立晋王敖鲁斡为帝（天祚帝之子，文妃所生）。天祚帝的疑心病又上来，这回是连妃子与儿子都不信任了，也不详察，便赐死了文妃，软禁了晋王。原来这个萧奉先有个妹子嫁给了天祚为元妃，生了秦王耶律定、许王耶律宁，而文妃与晋王母子二人素有贤名，深得国人之心，奉先深怕晋王与自己的外甥争嗣，处心积虑要将晋王置于死地。他居然编造了一个看上去十分荒诞不经的理由来欺骗天祚帝，说什麽耶律余睹领金军攻辽，是为了立晋王为帝（余睹是晋王的姨父），只要杀了晋王，耶律余睹念头没了，就会退兵。这麽一番弱智的言论，天祚也居然相信，命人将晋王缢死了。晋王天性仁厚，在天祚诸子中颇得人望，辽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莫不为之流涕，从此辽国上下，人心解体，各怀异心，不复为天祚所用了。仔细一想，辽人赶上“阿适”（天祚小名）这麽一位“活宝”皇帝，也真是命苦，他宠信宵小，杀妃杀子，昏庸游嬉，排斥忠良，弄得众叛亲离；他不纳谏言，不思御敌，金军打来，就骑马逃跑。立国两百余年，赫赫威名、幅员万里，人口千万的大辽国，基本上毁在这个了无心肝的“阿适”手里了。
天祚帝从燕京逃往西京（云中府）后，最不愿听有关女真的军情，一听“女真”就头疼，萧奉先索性什麽都不告诉他。天祚觉得离金军越远越好，还洋洋得意的说：“女真虽然陷我中京，但终不能远离巢穴，越三千里直捣云中也”他为终于发现了一个金军来不了的地方而高兴，看来他的“捉迷藏”还没玩够啊！不过用不了多久，女真大军就要转道西京来找他来了。而此时，辽国上下离心“天下郡县，所失一半”东京道、上京道、中京道八十多州县均被金军攻陷了，而南京道的形势也是岌岌可危，保大二年（１１２２年）三月间，辽天祚帝逃往夹山后，同外界失去了联系，辽朝南院大臣李处温、宗室耶律大石、辽将萧干等拥立南京留守燕王耶律淳为天锡帝，遥尊远在云中的天祚帝为太上皇,史称“北辽”。至此，辽国一分为二，其灭亡的命运，已是贤愚皆知的事了。
燕王耶律淳即位后,遣使赴汴京通告,愿与宋朝结好,免除岁币,共同抗金。宋朝知辽国必亡，而此时自己正心怀鬼胎同女真暗中结盟算计辽国呢，故对契丹使节一改常态，以大国自居，敷衍了事，极为冷淡。而几个月后，来朝报聘的金使高庆裔一行却受到了宋廷极高的礼遇，宴请招待，赏赐颇丰，与契丹使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两相对比，国家之间的冷暖炎凉也可只知一斑了。这时候在汴梁的契丹使臣当然不知道宰臣童贯、王黼等人正和宋徽宗密谋如何进攻燕京呢！
早在１１１７年，云中汉儿董才聚众反辽，辽朝发西京与南京诸道兵马会剿。董才带领部下在西京道与南京道接壤的地方（俗称三不管地带）同辽军打起了游击，这支队伍“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周旋与飞狐、灵丘、应、武、朔诸州之间神出鬼没，还北上骚扰奉圣州。宋廷发现了这个游击战高手，便命宋可岚收编董才。董才归宋被朝廷赐姓赵，改名赵诩，很受待见，他自持了解辽军内情，向徽宗陈说，辽军乌合之众，没有什麽了不起，极力鼓动宋朝伐辽。此时，宋朝已有进攻辽国之意了，曾秘密计划将精锐善战的陕西军同河北军互调为攻辽做准备，但从崇宁四年（１１０５年）开始的宋夏战争一打就是１５年，将陕西军马牵制在西北，动弹不得。一直到宣和元年（１１１９年）五月，夏主上表请和，西北局势才趋于稳定。宣和二年（１１２０年）十月间，正当朝廷为收复燕云作军事准备的时候，席卷东南的方腊起义爆发了。宋廷的整个军事部署全被打乱了，朝廷急命童贯率陕西军前往江南平叛，这一打也是半年的时间，一直到１１２１年４月，方腊兵败被杀，宋朝北伐的计划整整推迟了一年多的时间。冬去春来，时间转眼到了１１２２年，此时辽国的形势急转直下，西京已被金军攻陷，天祚帝抛弃辎重，率轻骑疾驰逃入夹山避难（内蒙古大青山附近，居传此地很隐蔽，只有辽国宗室知道，外人无法找到。）燕京实际上已成为夹在宋金两国之间，孤悬于外的辽国飞地了。
宋朝君臣见到一片大好形势，一个个磨拳擦掌，喜形于色，认为燕京已是垂手可得了，此时不取更待何时？四月宋朝正式撕毁了两国之间相互信守１２０年的澶渊之盟。宋徽宗下诏以收复燕云，恢复汉地，讨伐无道为名对辽国宣战，童贯率十五万宋军从京师出发，以种师道为都统制节制各路宋军。临行前，宋徽宗授与童太师御笔三策作为指导平燕战争的三项基本原则。“如燕人望风投降，上也；燕王纳款称藩，中也；燕人不服，按兵巡边，下也。”闹了半天宋徽宗是想要追求《孙子兵法》里用兵打仗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可是现实很遗憾偏偏不给宋朝作脸。
童贯到达前线后，派人前往燕京劝降天锡帝耶律淳，被耶律淳所杀。童太师此计不成，又生一计，以高官厚禄为诱饵派人策反辽国易州豪强史成献城投降，被史成逮捕送往燕京砍了脑袋。童贯非常不理解辽国都已经混到这步田地了，怎麽还这麽顽强啊！思来想去还是赏格不够丰厚，承诺不够郑重的缘故。逐命马政之子马扩携带徽宗手诏，以裂土封王为诱饵，抚谕耶律淳纳土归宋，并在边境地区出榜以优厚的待遇，招抚燕民归降。童贯在榜文中极力将宋军美化为“文明之师，正义之师”自称奉旨收复燕云，吊民伐罪，如骚扰百姓，军法从事等等，据说招降赏格高得惊人，如果有人献燕京城来归，即可除授节度使。宋朝节度使虽说没有实权，但确是授予武将的最高头衔，非大功者不能授予。由此可见，宋政府对收复燕云的迫切程度可谓是“望穿秋水”了。俗话说的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涿州当地大土豪，地方“首富”刘宗吉暗中就与宋军搭上了线，妄图开城投降，刘大官人的“地下工作”显然做得不到家，辽方已有所察觉，刘大官人仓皇逃入宋朝军中寻求庇护。
宋朝在边境上招降纳叛的种种挑衅行为，终于激怒了燕京的耶律淳。他收拢从辽东逃难到燕京的难民，扩充兵员，并命大将耶律大石、萧干领军至宋辽边境迎战宋军。童贯得知辽军增兵边境，意图对抗，逐命都统制种师道率西路军趋白沟，大将辛兴宗率东路军趋范村。五月二十六日，辽军击溃宋西路军前锋杨可世部，宋军死伤颇多，西路军向雄州方向败退。三十日，辽将萧干大败宋东路军于范村。六月三日，辽军侦知西路军向雄州撤退的消息后，逐发精骑尾随追杀。种师道率西路宋军主力在雄州城外与辽军展开血战，此时，天公也不做美，突然刮起了北风，尘土飞扬，还下起了拳头大小的冰雹。在辽军和雹子的双重打击下，晕头转向“找不着北”的宋军全线败北，自雄州（河北雄县）向南直至真定（河北正定），百里之间，尸骨随处可见（多半是逃跑时相互践踏而死的）。幸好辽军只是追至雄州，并没有越境追击，要不然，宋军会死得更难看。
此战辽国虽大获全胜，但内部也是危机重重。这之后，天锡帝耶律淳的突然病故更使燕京局势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耶律淳的妃子萧后摄政后，迎立天祚的儿子秦王为帝，人心多不服。萧后与主降派大臣李处温意见不和，逐以交通宋人之罪，处死李处温。此举使汉人与奚人更加重了同契丹人之间的隔阂，而此时燕京新拼凑起来的辽军中有大量的汉族与奚族士兵，随时又可能发生哗变。萧后鉴于燕京形势不稳，主动向宋金两国上表称臣以为缓兵之计，但未受理睬。而此时远在夹山，还不甘"寂寞"的辽天祚帝，扬言要率军来燕京平叛，讨伐萧后。（"活宝"阿适别的不行，添乱的事，他是一件接一件。）鉴于燕京政局“戏中有戏”许多脑袋灵活的汉人、奚人知道辽朝的灭亡已是指日可待了，都不想随着辽国殉葬，暗中在寻找出路。对一些善于见风使舵的人来说，投降宋朝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一方面宋政府统战工作做得好，招降纳叛赏格高，而另一方面南朝“有歌有酒有婵娟”灯红酒绿的醉人生活，对他们也有着强大的诱惑力。这些人中最突出的便是辽朝奚族将领郭药师了，（这厮同黄蓉老爸“黄老邪”同名不同姓，不过要论起“邪”来，这个郭药师比黄药师强）郭药师所率常胜军八千人为辽军精锐，向来为辽国倚重。郭药师献涿州降宋的消息，震动了燕京朝野，同时也招来了连锁反应，不久，辽国易州守将高凤也献城降宋了。由于燕京军心不稳，为掌控形势，大将萧干无法离京平叛，宋朝兵不血刃连得两州，并打开了通往燕京的大门。这一下，可把北宋君臣乐坏了，不仅重赏降将，宋徽宗还将燕京所属六州，一一赐名，好像燕京路已经在其掌握中了，实际上除了易、涿两州外，其他四州尚在辽人手中。
宋朝从降将郭药师口中，了解到燕京内情，认为辽国小政府此时内忧外困，人心惶惶，燕京兵力空虚，有机可趁。逐命大将刘延庆起兵十万，郭药师为向导，参赞军务，再度伐辽。刘延庆自认为是堂堂大国之师,行军漫无纪律,宋军大队人马稀稀拉拉十几里，向着燕京进行武装大旅游。宋军“旅游团”前锋行至良乡,被萧干的伏兵所败，宋军逐壁垒不出，宋辽两军沿卢沟河（永定河）对峙。郭药师
对燕京军情了如指掌，像刘延庆献计道：萧干全军不过万人，倾巢而出，全力据我，燕京必然空虚，我愿率本部五千人，倍道而行，夜袭燕京，将军可遣公子光世（刘延庆之子）率兵接应。刘延庆当即同意，派将军高世宣、杨可世与郭药师率精兵六千，乘着夜色的掩护，偷渡卢沟河，晨光微曦之时，攻克迎春门，进入燕京。宋军围攻皇宫，并晓喻萧后投降，萧后临危不惧，紧闭宫门抵抗，并遣飞骑出城告知萧干。萧干率三千精兵回援燕京与宋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辽军杀红了眼，保家卫国，个个死斗，凶猛异常，而刘光世这个“公子哥”也不知跑那玩去了，未能如期接应，城内的宋军抵挡不住，纷纷溃散。高世宣战死，郭药师拼死突围，城门紧闭不得而出，所部只得弃马缒城而下。还常胜军呢！败的那个惨，一个个衣衫褴褛，灰头土脸，把自己搞得跟“土猴儿”一般逃回大本营。
宋军听道常胜军燕京败讯，人人惊恐不安，这才知道辽军确实了得。萧干率军回卢沟河继续同宋军对峙，并遣精骑断宋军粮道，擒获宋军押粮官王渊。十月二十九日晚，辽军举火做佯攻状，卢沟河对岸火光遍野，号角大作。刘延庆以为敌至，心胆俱裂，烧营撤退。宋军小兵哭爹喊妈，叫嚷奔逃，自相践踏，大夜里就一路狂奔，肯定还有刚从“被窝”里钻出来裸奔的！摔到山沟崖涧里的不计其数。辽军一路追杀直至白沟，宋军溃不成军，自熙宁、元丰（神宗年号）以来所贮备的军粮，丢了个精光。
按说北宋调集的伐辽军队，是打过硬仗的陕西军，这支军队自１１０４年开始，同西夏、吐蕃作战十余年，应该说是宋军中的劲旅，童贯虽为宦官，但也非无能之辈，种师道也算是宋军名将，怎麽同辽军一接手就被打得溃不成军呢！关于北宋两次伐辽的失败，显然有其军事不济，虽兵力占优，但整体战斗力尚不如辽军的一面。但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宋军所筹划的这两次北伐，都是仓促兴师，在前期的战争筹备与军事谋划上准备不足，河北一带一百年没打过大仗，突然转为战争体制，几十万大军的军需供给混乱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宋军第一次北伐不能攻其不备，一鼓作气，直捣燕京、而后再乘机招降，分化辽军，反而拥兵边境，坐等燕人归附自失良机，自身兵疲将骄，使辽国有了充分的时间完成战争准备，养精蓄锐、鼓舞士气同宋军对抗。童贯在伐辽军事部署上也有失误之处，在华北大平原上分兵两路，分进合击，宋军多步兵善城守，辽军多骑兵善野战，双方在机动力、攻击力上大有区别，这在开阔地形上就表现的更为突出了，况两路宋军也很难进行有效的战术配合，往往各自为战。宋军如此部署实际上是拿己方所短克他方所长，走了宋太宗当年北伐失败的老路。这使得辽军精骑在平原地带，充分发挥了机动力与攻击力，将北宋两路大军各个击破。
实际上，此时的宋人对辽人怀有一种复杂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知道辽国必然灭亡，在军事形势有利的时候，产生了轻敌思想。另一方面当遭遇辽军顽强抵抗后，这种轻敌思想又转化为一种畏敌情绪。宋军人数众多，战斗力不如对方，自满轻敌，正所谓骄兵必败，辽军人数虽不如宋军，但战斗力高于宋军，被宋人挤兑急了，拼死作战，正所谓哀兵必胜。总体来看，北宋还是缺少一支能拉出就打，打就打得赢的军队。北宋不仅无精兵可用，也无良将可遣，因此任何战略目标全变成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白白断送了大好良机，这在第二次伐辽作战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刘延庆，刘光世等所谓的高门良将，统军无方，贻误战机，时而骄傲自满，重挫兵威，时而畏敌如虎，自乱军心，因此连郭药师夜袭燕京这麽好的战机，都因为刘光世配合不利，失期不至，被白白断送掉了。由此可见北宋一部分“高官子弟”，所谓的将门之后，久于安逸生活，养尊处优，身上暮气很重，根本不知兵，不会打仗。此等人镇压国内草寇，还游刃有余，用他们对外作战，纯属开“国际”玩笑，事实上后来在抗金战争中率建奇勋的将领如韩世忠、岳飞、吴磷、吴玠等都是出身于中下级军官或者是士兵，由此也可看出北宋统治者不知人更不会用人。
可以说，北宋伐辽战争中最成功的便是对辽“统战”工作了，招降策反可以说是童太师的拿手好戏，想当年他在陕西主抓对夏作战工作时，就对此屡试不爽。辽将郭药师的叛变行为可把北辽小政府害惨了，燕京的辽军号称六七万，真正能打仗的也就不过萧干、耶律大石，郭药师所部三万人，郭药师降宋一下就拉走了一支八千人的精兵，这使得辽国雪上加霜，以至于萧干大败宋军，也无法继续扩大战果，辽国虽胜仍然向北宋谢表请和，这都是因为燕京兵力空虚所致。辽国面临宋金两国的战略夹击，在战役上的任何胜利都不可能改变其最终灭亡的命运了。北宋两次伐辽虽然失败了，但是也极大的消耗了辽军实力，以至于金兵南下，辽朝已拿不出像样的兵力防守长城一线的重要关隘了。有人说，宋朝伐辽军事不济，这固然不错，但岂不知金军之所以轻取燕京，正是借助了宋辽开战之利。而主管北方军事的童贯看不到此点，竟然“引狼入室”暗中邀请金军替北宋攻打燕京，而后再以高价赎买，这实际上干了一件“煮熟了的鸭子飞走了”的蠢事啊。
北宋的这两次伐辽,就像是一个不入流的导演，怀揣着一个“三流”剧本,带着一帮没演过戏的蹩脚演员,搞出的一部拙劣闹剧。刚开始炒作的满天飞，拍着拍着自己就拍不下去了，不知如何收场？面对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宋徽宗感觉十分头疼。九月三日来京的金朝外交代表团，这时在还在京城呢！总得有个自圆其说的说法儿啊！这时候的宋政府可是“外松内紧”啊！为了欢迎金使的到来,朝廷决定先把前线失利的消息封锁起来，在首都汴京营造出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大宋王朝皇帝兼道教总教主宋徽宗赵佶，在皇宫崇政殿亲切接见了徒孤旦乌歇为首的金国外交代表团一行。宋徽宗首先对大金皇帝陛下,不远万里派使团访宋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对金军攻克西京表示祝贺，为此他将亲自书写国书，以示尊崇大国之意。接下来可就全是胡编烂造的吹嘘了，说什麽：我朝自从听到贵国出兵西京的消息后，马上就予以响应，在四月份就调集大军派童贯挂帅对辽国开战，我方士气高昂与辽军在边境地区多次交战，大获全胜，斩获颇丰(到底是谁斩谁啊!)之所以没有攻占燕京，是因为还不知道贵国具体的出兵日期，所以没敢深入辽境等等。宋徽宗不愧是当了二十五年国家元首的人物，女真话他肯定不会说，瞎话他说的比谁都流利。临了还不忘狡猾的转移一下金人的视线，又和金国使臣聊起了那位成天“漂泊天涯”四处流浪的辽天祚帝，宋徽宗劝金国斩草除根尽早将那个契丹昏君“阿适”捉拿归案。
自从上次赵良嗣访辽回朝述职后，宰臣王黼才知道天子御笔里出了问题，平营两州没谈下来。这一次在拟定国书时就要解决这段悬案。宰相王黼亲自上手主抓国书的拟定与解释的工作。宋方在国书中表明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严正立场，庄严的再次重申：
一、所谓的汉地就是自五代以来，陷入辽朝的营、幽、蓟、檀、顺、蔚、应、云、新、沩、濡、武、寰等州的汉地汉民，待收复后宋金两国再重新划定疆界。居庸、古北、松亭、榆关各关隘按条约应该归宋，两国兵马不得侵越过关。
二、金军自古北口进兵燕京，我朝自涿州进攻燕京。近日契丹骚扰边境，我朝如果乘胜追击，收复燕京，就不需要金国出兵，如果收复不了燕京，金朝应该同我朝共同夹击燕京。
三、西京道所辖诸州，待收复燕京后双方再议夹攻，汉地之外的土地任由金军攻占。
赵良嗣再次奉命出使金国，他本拟自海道前往，尚未出海，便闻知金主阿骨打已于十月份前往奉圣州（西京属州）前线了。赵良嗣逐改道井径，经代州出雁门关前往晋见。你说这事儿巧不巧，十月二十九日晚，宋将刘延庆兵败卢沟河而一天后的十一月一日早上，宋使赵良嗣到达阿骨打军中。不知是由于消息闭塞，还是宋朝保密工作做的好。这时金方还不知道宋军两次伐辽失败的事情呢！双方正会谈间，突然传来宋军败讯。阿骨打非常不能理解，纳闷的说道：“辽朝四京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攻下了，只留下一个燕京让南朝去取，怎麽还取不了？”金人对这个
懦弱无能的“盟国”十分看不起。等到看罢宋朝国书后，金方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北宋的小算盘打得好精！既想借金军之手收复燕京，还想依靠外交手段轻取西京，自己不想出力，全都是在利用金方。
金方对宋人的不满情绪在积聚着，谈判中突然变得强硬起来。金强宋弱，谈判桌上的形势成了“一边倒”。素有女真“谈判家”之称的蒲家奴口才堪称一流，平时说话就伶牙俐齿的。谈判中他嘴上更不饶人，首先发难道：“去年我国派专使访宋，相约攻辽，我军屯兵等候回音。不知什麽原因，滞留我方使节，在汴京一住就是半年。误了军期不说，还不派使节前来报聘，只令一个军人渡海送来一纸空文，这不是断绝之意是什麽？这段事不说了，再说一段事：既然是夹攻，本国兵马在今年正月到达中京，你方为何不来夹攻？我国自去年十一月出兵，今年正月到达中京，三月到达西京，已是半年，受尽了千辛万苦。贵朝才于五月出兵，慢慢的占稳占奸，还说什麽夹攻？这一段也不说了。贵国皇帝有约在先，去年不遣使就是失信，今年贵方虽出兵，但没有通知我们，也算失约，这咱们也不说了。契丹昏主领着残兵，如果不打下燕京，不仅是我国的心腹之乱，也会祸及南朝。我们皇帝已决定亲自去打燕京，待打下了燕京，给与不给再行商量。”
女真“名嘴儿”蒲家奴一连串儿的四五个“不说了”真把赵良嗣给说的一头雾水。赵良嗣明白了，金人这是“找茬儿”赖账，想在燕京问题上反悔啊！良嗣据理力争抗辨道：“大国所行，指天为信。前年贵国皇帝持着良嗣的手说：我既然已经答应了燕京给南朝，就是我得到了也照样如约，绝不失信。并指天为誓，我想皇帝不会背天！”蒲家奴回避这个问题，微微一笑说出一番“妙语”！差点没把赵良嗣给气晕过去。“我们皇帝特许将燕京交与南朝，每年五十万的岁帛要依契丹旧例。但有一句话要说与使人听听，不要说我们将燕京六州二十四县交予南朝了，就是不交予你们，你们敢不依契丹旧例给我们岁帛？”
通过这番唇枪舌剑的较量，我们不难看出，金方刚打了胜仗，携军事优势，口气强硬，讲的都是“硬道理”；宋方军事不济，连连吃败仗，故在谈判桌前，躲闪腾挪，委屈求全，直不起腰来，讲的都是“软道理”。宋人的“软道理”碰上了金人的“硬道理”就被人家抢白得淅沥哗啦的，变成了“没道理”。这次会谈，金方虽说没有败盟，但已将宋朝的弱然无能彻底看透，从此以后便更轻视宋人了。
面对宋军两次伐辽的失利,主管平燕事的童太尉可是有些坐不住了，战前那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也抛到脑后了，《平燕策》中“以河东一军，牵制云中而以重兵夺取幽州”的伟大战略构想也不敢再提了。要说起这位童大帅，那可是位传奇人物，谁说宦官不能建功立业啊！汉有“蔡伦”明有“郑和”，中间就是他童大帅了。在宋代，宦官没有汉唐时期那麽炙手可热，许多人终其一生，老死宫中，更别提什麽呼风唤雨了。童贯却能在这个宦官不吃香的年代里脱颖而出，成为军政两界的“黑马”足见此人非等闲之辈。童贯的官爵够大的了，文官做到太师，武官
坐到节度使，军功累积到封王。你别说在宋代他是开天辟地，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童贯之所以这麽风光，也并不是全凭皇帝的宠信，而是靠自己的军事天份和卓著的战功。北宋自１１０４年开始的对吐蕃，西夏的那场战争，成为了童贯展露军事才华的重要舞台。而前年童贯率十五万陕西军干净利索的剿灭了震动江南的方腊起义，又显示出了童“老总”非凡的“帅才”。
可如今面对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个军事上的烂摊子，他却真正感到束手无策了，至少在他看来，朝廷用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已经没多大希望了。童贯非常清楚，他作为平燕计划的首倡者之一，又在对辽战争的第一线。如果拿不出像样的办法解决这一棘手局面，第一个被“问责”的就是他。 心急如焚的童太尉脑海里显然在盘算着另一个计划，那就是瞒着朝廷请金军从北线进攻燕京，以解宋军在南线战场上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应该说童贯的这个“借金兵”的计划相当糟糕，是一个极大的失算。看来宦官终究是宦官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这句话他当之无愧。
可以这麽说，童贯密约金军攻打燕京，等于是“倒持干戈，受人以柄”一旦金朝这个对北宋而言,并不是很可靠的盟友攻下燕京，形势就绝非宋朝所能控制的了。不仅一年多来，无数宋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成果化为乌有，整个平燕事务的主动权也全部易手了。宋朝将沦落到更加不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宋人手中已经没有多少资本同金人讨价还价了。实际上，童贯没有清楚的看到，辽国虽然两败宋军，但自己也是元气大伤，燕京兵力极为空虚，从整体战略形势上仍是宋强辽弱。回首宋初两次北伐之所以失败，皆是因为燕云十六州得到辽朝漠北主力骑兵及时增援之故。燕京往南一马平川，只有永定河略为屏障，实际上是无险可守。以燕京一隅之地，无法长期对抗中原。如果宋军能趁辽朝举国中分，燕京失去外援之际，重整旗鼓，再度北伐，成败仍为可知。况且“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两次失利，未伤根基，本也不足为虑，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整个伐辽战争，北宋败就败在主谋者不知战守，不明进退，急功近利而又妄自菲薄上了。
要说起燕京的地理形势，曾被明代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推崇为“龙脉所在”“上游之势”。燕京三面环山，一面近海，北枕居庸，西持太行，中间沃野千里，倚长城而压华夏。山海关、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居庸关、紫荆关从东北折向西南护卫燕京。燕京北边更是雄关漫道，崇山峻岭，尤其是居庸关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９９年初夏时节，我去延庆途径八达岭，见满山苍翠，峰峦叠嶂，长城蜿蜒起伏，气势磅礴，势如飞龙盘旋于碧海，面对此情此景，心潮澎湃怎一个壮美了得。“江山如此多娇”也难怪一个大世纪以来，历代帝王都怀有浓重的“幽蓟”情结，宋徽宗如是，金太祖也如是。可是很遗憾，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没有留下多少宋朝的痕迹。不过要说起燕京六州二十四县，在辽朝那可是首屈一指的富庶之地，其繁华程度更为五京之冠。燕京有“户口三十万，皇宫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间。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罗绮，精绝天下，水甘土厚，人多技艺。”燕京是黄河以北最大的城市，也是镶嵌在华北大平原边缘的一颗璀璨的北方之珠，它虽然离开中原一百九十余年，但却因此而吸纳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精髓，脱颖而出，流放异彩。对于这座“山美、水美、人也美”的城市，金人早就垂涎三尺了，这回染指的机会终于来了。
十二月，阿骨打率金军两万，南下攻打燕京，以宗望七千铁骑为先锋。金军主力分两路：迪古乃军攻古北口；婆卢火军攻居庸关；另一路偏师由紫荆关攻易州，迂回燕京侧翼与北路军遥相呼应。按理说，金军穿越崇山峻岭从居庸关外进攻燕京，并不是很件容易的事。可是这一次，金军的军事行动却进展的相当顺利。
中国有句俗话叫“福无双降，祸不单行”说这人要是走背运，什麽不可思议的事都有可能发生。正所谓“喝凉水都塞牙缝”“摔个仰天跤还能把牙磕掉了。”这种人习惯上被称作“倒霉蛋”，人如此国也一样，而北辽小政府就是一个标准的“倒霉蛋”。十一月初，他们刚把宋军轰走，还没喘口气呢，十二月金军就南下燕京了。辽国小朝廷是“刚逃离苦海，又掉进火坑”了。经过上次燕京保卫战，辽军萧干部减员颇多。萧后无奈总算拼凑了三千子弟兵去守居庸关。你说这事也是怪，正当辽军士兵蜂拥登关之时，居庸关城墙也不知是什麽原因突然崩塌，辽兵被压到
城下，嗷嗷惨叫，剩下的也被砸的七荤八素，辽军四散奔逃，金军一拥而上，没费吹灰之力就拿下“天下锁匙”的居庸关。这才真叫做，“天丧我也，非战过”呢！辽朝气数已尽，冥冥之中像是有“天意”安排，再垂死挣扎也没有用，可惜了他当初跟北宋打得那麽热闹了。
居庸关失守后，辽人知大势已去。燕京分成两派，契丹人要跑，汉人要留，乱成一团。这个小朝廷自三月份成立以来，就使出浑身的解数，困兽犹斗，没过过一天悠闲日子。如今是“树倒猢狲散”，一切都该结束了，它也该走了，这真是世上万物，飘忽不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了。对于燕京的汉族大臣康公弼，左启弓来说，金兵来了，也没什麽好担心的，反正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迎接新主到来了。他们的人生抉择很简单，宋朝来了降宋，金朝来了降金，在这个纷纭乱世之中，为了过好日子，人的忠贞气节真的有那麽重要吗？
而此时古北口外，萧后与耶律大石等契丹王族，离开了统治了一百九十余年的燕京，正冒着严寒，仓狂逃难。“天苍苍，野茫茫”他们已经是无家可归了，只有去投奔天祚帝，但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一番什麽样的命运呢？
（按：这一行来到夹山，萧后这个为了保全燕京而呕心沥血的不幸女人，立即被天祚帝下令处死。天祚指责耶律大石拥立新主，大石据理自辨，表明心迹，得到宽恕。）
金军南下,未受到任何抵抗,就进入燕京。辽国大臣康公弼，左启弓奉表请降，至此，辽国五京均入金朝掌握。此后的一段时间，宋政府非常繁忙，北宋历史上最大的卖国条约，正在紧锣密鼓的制定着。一般来讲，软弱无能的政府最忙的时候，就是他签订卖国条约的时候。这卖国也有讲究啊，究竟卖到什麽程度？如何讨价还价？这里面可有学问了！要说起卖国的技巧来，大宋朝很有“经验”，当然五百年后女真子孙建立的大清朝更有“经验”。犹如雪片一般的不平等条约，差点没把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给“淹”了。历史很会开玩笑，原来当年那个逼着“宋朝”卖国的女真人，他自己也很会卖国！不过，大清朝卖国暂且不论，我们就说大宋朝。
这段时间宋政府上至皇帝，宰相、副相，计相,下至礼部等相关外事部门的郎官，全忙成一团。他们要办的事太多了，时而是金使李靖访宋，时而是宋使赵良嗣访金，双方外交使团频繁穿梭于汴京、西京、燕京之间，形成了一个“铁三角”。金朝既已得了燕京，宋朝想通过外交手段要回来，可没那麽容易！金人看透了宋人软弱可欺，在谈判中开始层层加码，不仅索要一年五十万的岁币岁帛还要向宋朝索取燕京赋税。
宣和五年（１１２３年）正月一日（大年初一），正当大宋全国人民“红红火火过大年”“欢天喜地闹元宵”时候，金使李靖上门催债，索要燕京税赋来了。可想而知，北宋君臣碰到这麽“添堵”的事，谁的年都没过好！对于金朝的这些无理要求，朝中大臣多持反对意见，但宋徽宗可不这麽想，为了得到那个蒙蒙胧胧“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燕京，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经济上的）而且还无怨无悔。
正月五日（大年初五），在欢送金使李靖归国的饯行酒会上，道君亲热的拉着李靖的手道：“赋税之事，事出无名，本实难从，但照顾两国交好，可以酌中商量，方可实行”国家元首宋徽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原则上不反对向金人上交燕京财政收入，但具体交多少，以什麽名义交，可以商量。
赵良嗣率宋朝外交代表团赴燕京，就是商量这事儿去了。商量的结果也出来了，金朝向宋朝索要每年一百万贯的财物（相当于燕京每年税收的五分之一），金人起了个名，叫作燕京“代税钱”。这一百万贯，到底是一个什麽感念呢？如果折合成白银（历代银钱兑换比率不一样）但最少也是五十万两，如果再折合成人民币，最少是六千万。这六千万可不是只交纳一次就完了，跟岁币一样，是年年都有的固定开支。再说的明白点，这“代税钱”就是宋朝对金朝的一笔长期无偿的经济援助。最让宋朝哭笑不得的是，金朝的“代税钱”不要钱，要货物，就是实物抵债啊，而且货物种类全由金方来定，宋方不能推托没有。当然咱们可以理解，女真刚建国，经济草创，也没有铸造钱币，银钱没多大用，因此才重货不重钱，但对宋方而言，你说价值六千多万的货物，你让他怎麽凑足啊！对于这些苛刻至极的条件，赵良嗣据理力争：“本朝出兵涿、易两州也是有功的，如今说这些，毫无道理，再说本朝只许二十万，不敢擅增一分！”宋朝到了这步田地，还想以对辽战胜国自居。金人不理他，下了最后通牒，让赵良嗣赶快回汴京请示，半个月之内答复，不然金方就要采取断然措施（军事对抗）。正月二十七日，赵良嗣回到雄州，将这次会谈的结果上奏朝廷，并在雄州等待朝廷的指示。
要说北宋政府尤其是最近二十年，在“经济专家”蔡太师的主持下，变法成果“斐然”，税收直线增长，货币储备突破了六千万缗大关，赚了个盆钵满满。北宋政府虽说没“胆”，但有的是“钱”。想当初崇宁年间，朝廷为了争夺吐蕃的不毛之地，每年的军费开支（戍兵费）竟高达一千零二十四万九千缗（不包括对西夏作战的军费）。对吐蕃不毛之地都这麽下本钱，对燕云十六州就更别说了。这区区的一百万缗“燕京代税钱”只相当于对吐蕃军费开支的十分之一。这麽算起来北宋岂不是得了大便宜？在宋朝这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里，没有什麽不能用钱来买，燕云十六州也如此，只要你出的起价儿，我就掏得起钱儿，至少宋人是这麽人为的。
果然，在金人下达最后通牒的第十天，也就是二月初六（离金方要求最终答复的时间还差五天），赵良嗣得到了徽宗皇帝从汴京飞马传出的一道铺递金牌，对于金人提出的每年一百万贯的代税钱，徽宗一口应允。道君密令赵良嗣借答应金人条件的机会，使金朝应允将西京一并归还宋朝。原来，北宋是以一百万贯燕京代税钱为“鱼饵”，诱使金朝上钩，把到手的西京也给吐出来。可是金方根本就不上宋人的当，提出若交还西京，宋朝还需一次交纳二十万两的西京犒军费。面对金人越发得寸进尺，赵良嗣反驳道：“我朝答应的一百万贯已包括西京犒军之需，不然我朝岂能答应一百万之数？”面对此语，金方全权代表兀室摆出无赖相，打趣宋人道：“我家皇帝言赵皇大度，我增一百万，一言不辞，今求西京，何辞以据？”金人的强盗逻辑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既然你宋朝一百万都出了，还在乎那二十万干吗呢？
面对金朝的这些无理要求，宋政府最终还是全盘接受，不敢违背，谁让幽云十六州此时还在金人手中呢！北宋君臣此时的无能又无奈也可见一斑了。在金人的一味索求之下，宋人步步退缩，委曲求全，但总算也是满足了金人的要求，达成了交还燕京的协议，签了誓书。按说燕京代税钱也出了，西京犒军费也交了，双方的誓书也签了，余下该交割燕京了吧。谁知交割又交割出问题来了，金人在交割燕京的过程中，又别出心裁的玩出许多新花样，折腾宋人。
在交割中，金方首先对宋方国书百般挑剔，横加指责,说宋朝国书字迹潦草，笔画相连，不好辨认。宋使解释道：此国书是天子亲御翰墨，以示尊崇大国之意，怎能有诺笔之处？（诺笔就是连笔）金人不依不饶，硬是说看不懂，让宋朝重新去更换国书。要说宋徽宗那可是宋代书法大家，其成就不在宋四家“苏黄米蔡”之下。道君独创瘦金体，字体秀逸 ，骨姿清丽，一笔一画皆有风韵，颇有骨感之美。在古代书法家中，唯独道君的笔迹应该是最容易辨认的。你要说金人没文化，欣赏不了王羲之的《兰亭集》，不认识张长史的《肚痛贴》还有情可愿。看
不懂宋徽宗的瘦金体，如果不是故意生事的话，可就真有点匪夷所思了。为了和平收复燕云十六州，在金人的强烈要求下，无奈！宋徽宗只能重新誊写国书。要说抄书那可真是件苦差事，想起了偶小时候不好好学习，被老师罚抄课文，累得“腰酸眼花胳膊痛”没想到“贵为人主”的赵官家，也尝到了这滋味！堂堂天子宋徽宗这回脾气尤其好，乖乖的被金人罚抄书，不敢有怨言。这段时间，“打仗不行，写字拿手”的徽宗皇帝真的好累好辛苦，抄了一遍没通过，还抄第二篇，一直抄到第四遍，谢天谢地！金人总算看懂了。
国书风波刚告一段落,金朝又提出了新意见：辽天祚帝与萧干残部还未被消灭,有可能成为宋朝的祸患，金朝想替宋朝一劳永逸的除去这一后患，只是粮秣奇缺，须向宋朝借军粮十万石，方可交割燕京。宋人这回反正是上了贼船了，下是下不去了，只能要什麽给什麽。要说宋政府对“盟军”生活上的关怀，可谓是无微不至，为了保障金国占领军“吃饱吃好”宋使赵良嗣答应一次性拨给金军二十万石军粮。困扰多日的粮食问题既然迎刃而解了，金军更不着急走了，更要在燕京多住些日子了。虽然宋方一再催促办理交割，但金人总是借故推托，宋金双方交割燕京的日子一拖再拖。
转眼到了四月中旬，天气逐渐热了，金军士兵水土不服，多有染病者。鉴于这种情况，金朝逐决定自燕京撤军，但金人并不想让一个燕京城完好无缺的被宋朝接收下来。一个大规模的掠夺计划，正在金主的脑袋里盘算着。记得当时的高丽国王曾经将女真喻为虎狼，对于天生“虎狼心”“强盗性”的金人而言，既然捉住了
大富翁的儿子了，怎能不好好的敲诈一番？原来按照宋金双方达成的协议：燕京的汉民归宋朝所有，奚人、契丹人归金朝所有。金朝就以此为借口，开始向宋朝索要郭药师的常胜军（多为奚族士兵）。常胜军是宋朝河北诸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军队，向来为北宋所倚重。金人的这招“釜底抽薪”足以让宋人“赔了夫人又折兵”，因此宋朝死活不答应，交割一时陷于僵局。金人一见索取常胜军不成，又提出了一个所谓“宽大”的折衷方案：用燕京路六州二十四县的子女玉帛代替常胜军，抄没其田产财物作为赔偿之资。金人的“一揽子”赔偿计划，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将整个燕京城搜刮一空，一锅排骨全端走，连口汤儿也不给宋朝留。宋使赵良嗣一听就急了，忿忿地问道：“交还土地，带走子女玉帛，留下一座空城有什麽用？”金使笑道：“没什麽，皇帝无非是想让南朝犒赏诸军而已！”
按理说，金人索要燕京子女玉帛纯属是节外生枝，可谓无理至极。北宋收复燕云本意是为了完成统一遗愿，保境安民，却没想到演变成了害民之举。对于宋朝而言，现在也顾不得许多了，事已至此，金军早走一天，就早踏实一天。宋朝对金人的“一揽子”计划全盘接受，没有异议。宋金两国通过历时四个多月的艰苦交割，总算达成了某些共识：宋朝是要燕京之地可以不要燕京之人，金朝是要燕京之人暂时不要燕京之地。宋金双方各有所好,各求所需，这样一来，可把燕京百姓害苦了。
既然已经得到了宋方的默许，金国占领军可就在燕京肆无忌惮的采取行动了。一般碰上这种事儿，先倒霉的是有钱人。金人定了个标准：凡是家产在一百五十贯以上的人家，整个燕京路共计有三万多户，全部随军迁往北国。你说这帮人招谁惹谁了？日子过得好好的，弄得背井离乡，妻离子散，这不是飞来横祸嘛！金军此时在燕京驻扎了近半年的时间，如今就要撤退了，士兵漫无纪律，抱着“不捞白不捞”“过了这村没这店”的心理，四处剽掠，燕京城中家家户户都遭受洗劫，弄得十室九空。金人又在燕京城内搜刮有一技之长的工匠，编入营中效力，城内居民怕被没入军中，纷纷举家逃往山中避难。有首歌唱的好“爱江山更爱美人，哪个英雄也不愿孤单。”金主完颜阿骨打就是这样的英雄，在告别燕京之前，还不忘掳掠燕京士大夫之家，容貌秀丽的女子共计二三千人，随军带往黄龙府。这些不幸的女子，与亲人离别时，无不抱头痛哭。金主可不管她们哭不哭，还给她们授予各种美丽的称号如“姝姬”“丽色”“光美”“娟秀”等等。谁说女真大酋长没文化？瞧这些名子取得，多有想象力！四处搜刮抢掠的差不多了，金人又搞起了破坏。在临撤退之前，金兵将燕京城以及所属诸州县的城壁楼橹，全部推倒，要害皆平之。在金人的破坏之下，往日熙熙攘攘，繁花似锦的燕京城，如今已变成“城市丘墟”“狐狸穴处”的一片瓦砾之地了。
春天来了，花依然开，水照旧流。西山晴雪褪去了；卢沟晓月升起了；蓟门烟树又绿了；可如今却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渐黄昏，轻角吹寒，都在空城”。燕京这颗昔日辽帝皇冠上的耀眼明珠，如今已变得黯然失色了。诗人笔下那个“燕姬白马金丝缠，短鞭窄袖银蹬光，御沟饮马重回首，贪看杨花飞过墙”的燕京春日，已成为了过眼烟云。燕京城，花依旧好，人憔悴了。
一、所谓的汉地就是自五代以来，陷入辽朝的营、幽、蓟、檀、顺、蔚、应、云、新、沩、濡、武、寰等州的汉地汉民，待收复后宋金两国再重新划定疆界。居庸、古北、松亭、榆关各关隘按条约应该归宋，两国兵马不得侵越过关。
二、金军自古北口进兵燕京，我朝自涿州进攻燕京。近日契丹骚扰边境，我朝如果乘胜追击，收复燕京，就不需要金国出兵，如果收复不了燕京，金朝应该同我朝共同夹击燕京。
三、西京道所辖诸州，待收复燕京后双方再议夹攻，汉地之外的土地任由金军攻占。
赵良嗣再次奉命出使金国，他本拟自海道前往，尚未出海，便闻知金主阿骨打已于十月份前往奉圣州（西京属州）前线了。赵良嗣逐改道井径，经代州出雁门关前往晋见。你说这事儿巧不巧，十月二十九日晚，宋将刘延庆兵败卢沟河而一天后的十一月一日早上，宋使赵良嗣到达阿骨打军中。不知是由于消息闭塞，还是宋朝保密工作做的好。这时金方还不知道宋军两次伐辽失败的事情呢！双方正会谈间，突然传来宋军败讯。阿骨打非常不能理解，纳闷的说道：“辽朝四京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攻下了，只留下一个燕京让南朝去取，怎麽还取不了？”金人对这个
懦弱无能的“盟国”十分看不起。等到看罢宋朝国书后，金方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北宋的小算盘打得好精！既想借金军之手收复燕京，还想依靠外交手段轻取西京，自己不想出力，全都是在利用金方。
金方对宋人的不满情绪在积聚着，谈判中突然变得强硬起来。金强宋弱，谈判桌上的形势成了“一边倒”。素有女真“谈判家”之称的蒲家奴口才堪称一流，平时说话就伶牙俐齿的。谈判中他嘴上更不饶人，首先发难道：“去年我国派专使访宋，相约攻辽，我军屯兵等候回音。不知什麽原因，滞留我方使节，在汴京一住就是半年。误了军期不说，还不派使节前来报聘，只令一个军人渡海送来一纸空文，这不是断绝之意是什麽？这段事不说了，再说一段事：既然是夹攻，本国兵马在今年正月到达中京，你方为何不来夹攻？我国自去年十一月出兵，今年正月到达中京，三月到达西京，已是半年，受尽了千辛万苦。贵朝才于五月出兵，慢慢的占稳占奸，还说什麽夹攻？这一段也不说了。贵国皇帝有约在先，去年不遣使就是失信，今年贵方虽出兵，但没有通知我们，也算失约，这咱们也不说了。契丹昏主领着残兵，如果不打下燕京，不仅是我国的心腹之乱，也会祸及南朝。我们皇帝已决定亲自去打燕京，待打下了燕京，给与不给再行商量。”
女真“名嘴儿”蒲家奴一连串儿的四五个“不说了”真把赵良嗣给说的一头雾水。赵良嗣明白了，金人这是“找茬儿”赖账，想在燕京问题上反悔啊！良嗣据理力争抗辨道：“大国所行，指天为信。前年贵国皇帝持着良嗣的手说：我既然已经答应了燕京给南朝，就是我得到了也照样如约，绝不失信。并指天为誓，我想皇帝不会背天！”蒲家奴回避这个问题，微微一笑说出一番“妙语”！差点没把赵良嗣给气晕过去。“我们皇帝特许将燕京交与南朝，每年五十万的岁帛要依契丹旧例。但有一句话要说与使人听听，不要说我们将燕京六州二十四县交予南朝了，就是不交予你们，你们敢不依契丹旧例给我们岁帛？”
通过这番唇枪舌剑的较量，我们不难看出，金方刚打了胜仗，携军事优势，口气强硬，讲的都是“硬道理”；宋方军事不济，连连吃败仗，故在谈判桌前，躲闪腾挪，委屈求全，直不起腰来，讲的都是“软道理”。宋人的“软道理”碰上了金人的“硬道理”就被人家抢白得淅沥哗啦的，变成了“没道理”。这次会谈，金方虽说没有败盟，但已将宋朝的弱然无能彻底看透，从此以后便更轻视宋人了。
面对宋军两次伐辽的失利,主管平燕事的童太尉可是有些坐不住了，战前那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也抛到脑后了，《平燕策》中“以河东一军，牵制云中而以重兵夺取幽州”的伟大战略构想也不敢再提了。要说起这位童大帅，那可是位传奇人物，谁说宦官不能建功立业啊！汉有“蔡伦”明有“郑和”，中间就是他童大帅了。在宋代，宦官没有汉唐时期那麽炙手可热，许多人终其一生，老死宫中，更别提什麽呼风唤雨了。童贯却能在这个宦官不吃香的年代里脱颖而出，成为军政两界的“黑马”足见此人非等闲之辈。童贯的官爵够大的了，文官做到太师，武官
坐到节度使，军功累积到封王。你别说在宋代他是开天辟地，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童贯之所以这麽风光，也并不是全凭皇帝的宠信，而是靠自己的军事天份和卓著的战功。北宋自１１０４年开始的对吐蕃，西夏的那场战争，成为了童贯展露军事才华的重要舞台。而前年童贯率十五万陕西军干净利索的剿灭了震动江南的方腊起义，又显示出了童“老总”非凡的“帅才”。
可如今面对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个军事上的烂摊子，他却真正感到束手无策了，至少在他看来，朝廷用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已经没多大希望了。童贯非常清楚，他作为平燕计划的首倡者之一，又在对辽战争的第一线。如果拿不出像样的办法解决这一棘手局面，第一个被“问责”的就是他。 心急如焚的童太尉脑海里显然在盘算着另一个计划，那就是瞒着朝廷请金军从北线进攻燕京，以解宋军在南线战场上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应该说童贯的这个“借金兵”的计划相当糟糕，是一个极大的失算。看来宦官终究是宦官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这句话他当之无愧。
可以这麽说，童贯密约金军攻打燕京，等于是“倒持干戈，受人以柄”一旦金朝这个对北宋而言,并不是很可靠的盟友攻下燕京，形势就绝非宋朝所能控制的了。不仅一年多来，无数宋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成果化为乌有，整个平燕事务的主动权也全部易手了。宋朝将沦落到更加不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宋人手中已经没有多少资本同金人讨价还价了。实际上，童贯没有清楚的看到，辽国虽然两败宋军，但自己也是元气大伤，燕京兵力极为空虚，从整体战略形势上仍是宋强辽弱。回首宋初两次北伐之所以失败，皆是因为燕云十六州得到辽朝漠北主力骑兵及时增援之故。燕京往南一马平川，只有永定河略为屏障，实际上是无险可守。以燕京一隅之地，无法长期对抗中原。如果宋军能趁辽朝举国中分，燕京失去外援之际，重整旗鼓，再度北伐，成败仍为可知。况且“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两次失利，未伤根基，本也不足为虑，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整个伐辽战争，北宋败就败在主谋者不知战守，不明进退，急功近利而又妄自菲薄上了。
要说起燕京的地理形势，曾被明代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推崇为“龙脉所在”“上游之势”。燕京三面环山，一面近海，北枕居庸，西持太行，中间沃野千里，倚长城而压华夏。山海关、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居庸关、紫荆关从东北折向西南护卫燕京。燕京北边更是雄关漫道，崇山峻岭，尤其是居庸关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９９年初夏时节，我去延庆途径八达岭，见满山苍翠，峰峦叠嶂，长城蜿蜒起伏，气势磅礴，势如飞龙盘旋于碧海，面对此情此景，心潮澎湃怎一个壮美了得。“江山如此多娇”也难怪一个大世纪以来，历代帝王都怀有浓重的“幽蓟”情结，宋徽宗如是，金太祖也如是。可是很遗憾，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没有留下多少宋朝的痕迹。不过要说起燕京六州二十四县，在辽朝那可是首屈一指的富庶之地，其繁华程度更为五京之冠。燕京有“户口三十万，皇宫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间。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罗绮，精绝天下，水甘土厚，人多技艺。”燕京是黄河以北最大的城市，也是镶嵌在华北大平原边缘的一颗璀璨的北方之珠，它虽然离开中原一百九十余年，但却因此而吸纳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精髓，脱颖而出，流放异彩。对于这座“山美、水美、人也美”的城市，金人早就垂涎三尺了，这回染指的机会终于来了。
十二月，阿骨打率金军两万，南下攻打燕京，以宗望七千铁骑为先锋。金军主力分两路：迪古乃军攻古北口；婆卢火军攻居庸关；另一路偏师由紫荆关攻易州，迂回燕京侧翼与北路军遥相呼应。按理说，金军穿越崇山峻岭从居庸关外进攻燕京，并不是很件容易的事。可是这一次，金军的军事行动却进展的相当顺利。
中国有句俗话叫“福无双降，祸不单行”说这人要是走背运，什麽不可思议的事都有可能发生。正所谓“喝凉水都塞牙缝”“摔个仰天跤还能把牙磕掉了。”这种人习惯上被称作“倒霉蛋”，人如此国也一样，而北辽小政府就是一个标准的“倒霉蛋”。十一月初，他们刚把宋军轰走，还没喘口气呢，十二月金军就南下燕京了。辽国小朝廷是“刚逃离苦海，又掉进火坑”了。经过上次燕京保卫战，辽军萧干部减员颇多。萧后无奈总算拼凑了三千子弟兵去守居庸关。你说这事也是怪，正当辽军士兵蜂拥登关之时，居庸关城墙也不知是什麽原因突然崩塌，辽兵被压到
城下，嗷嗷惨叫，剩下的也被砸的七荤八素，辽军四散奔逃，金军一拥而上，没费吹灰之力就拿下“天下锁匙”的居庸关。这才真叫做，“天丧我也，非战过”呢！辽朝气数已尽，冥冥之中像是有“天意”安排，再垂死挣扎也没有用，可惜了他当初跟北宋打得那麽热闹了。
居庸关失守后，辽人知大势已去。燕京分成两派，契丹人要跑，汉人要留，乱成一团。这个小朝廷自三月份成立以来，就使出浑身的解数，困兽犹斗，没过过一天悠闲日子。如今是“树倒猢狲散”，一切都该结束了，它也该走了，这真是世上万物，飘忽不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了。对于燕京的汉族大臣康公弼，左启弓来说，金兵来了，也没什麽好担心的，反正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迎接新主到来了。他们的人生抉择很简单，宋朝来了降宋，金朝来了降金，在这个纷纭乱世之中，为了过好日子，人的忠贞气节真的有那麽重要吗？
而此时古北口外，萧后与耶律大石等契丹王族，离开了统治了一百九十余年的燕京，正冒着严寒，仓狂逃难。“天苍苍，野茫茫”他们已经是无家可归了，只有去投奔天祚帝，但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一番什麽样的命运呢？
（按：这一行来到夹山，萧后这个为了保全燕京而呕心沥血的不幸女人，立即被天祚帝下令处死。天祚指责耶律大石拥立新主，大石据理自辨，表明心迹，得到宽恕。）
金军南下,未受到任何抵抗,就进入燕京。辽国大臣康公弼，左启弓奉表请降，至此，辽国五京均入金朝掌握。此后的一段时间，宋政府非常繁忙，北宋历史上最大的卖国条约，正在紧锣密鼓的制定着。一般来讲，软弱无能的政府最忙的时候，就是他签订卖国条约的时候。这卖国也有讲究啊，究竟卖到什麽程度？如何讨价还价？这里面可有学问了！要说起卖国的技巧来，大宋朝很有“经验”，当然五百年后女真子孙建立的大清朝更有“经验”。犹如雪片一般的不平等条约，差点没把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给“淹”了。历史很会开玩笑，原来当年那个逼着“宋朝”卖国的女真人，他自己也很会卖国！不过，大清朝卖国暂且不论，我们就说大宋朝。
这段时间宋政府上至皇帝，宰相、副相，计相,下至礼部等相关外事部门的郎官，全忙成一团。他们要办的事太多了，时而是金使李靖访宋，时而是宋使赵良嗣访金，双方外交使团频繁穿梭于汴京、西京、燕京之间，形成了一个“铁三角”。金朝既已得了燕京，宋朝想通过外交手段要回来，可没那麽容易！金人看透了宋人软弱可欺，在谈判中开始层层加码，不仅索要一年五十万的岁币岁帛还要向宋朝索取燕京赋税。
宣和五年（１１２３年）正月一日（大年初一），正当大宋全国人民“红红火火过大年”“欢天喜地闹元宵”时候，金使李靖上门催债，索要燕京税赋来了。可想而知，北宋君臣碰到这麽“添堵”的事，谁的年都没过好！对于金朝的这些无理要求，朝中大臣多持反对意见，但宋徽宗可不这麽想，为了得到那个蒙蒙胧胧“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燕京，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经济上的）而且还无怨无悔。
正月五日（大年初五），在欢送金使李靖归国的饯行酒会上，道君亲热的拉着李靖的手道：“赋税之事，事出无名，本实难从，但照顾两国交好，可以酌中商量，方可实行”国家元首宋徽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原则上不反对向金人上交燕京财政收入，但具体交多少，以什麽名义交，可以商量。
赵良嗣率宋朝外交代表团赴燕京，就是商量这事儿去了。商量的结果也出来了，金朝向宋朝索要每年一百万贯的财物（相当于燕京每年税收的五分之一），金人起了个名，叫作燕京“代税钱”。这一百万贯，到底是一个什麽感念呢？如果折合成白银（历代银钱兑换比率不一样）但最少也是五十万两，如果再折合成人民币，最少是六千万。这六千万可不是只交纳一次就完了，跟岁币一样，是年年都有的固定开支。再说的明白点，这“代税钱”就是宋朝对金朝的一笔长期无偿的经济援助。最让宋朝哭笑不得的是，金朝的“代税钱”不要钱，要货物，就是实物抵债啊，而且货物种类全由金方来定，宋方不能推托没有。当然咱们可以理解，女真刚建国，经济草创，也没有铸造钱币，银钱没多大用，因此才重货不重钱，但对宋方而言，你说价值六千多万的货物，你让他怎麽凑足啊！对于这些苛刻至极的条件，赵良嗣据理力争：“本朝出兵涿、易两州也是有功的，如今说这些，毫无道理，再说本朝只许二十万，不敢擅增一分！”宋朝到了这步田地，还想以对辽战胜国自居。金人不理他，下了最后通牒，让赵良嗣赶快回汴京请示，半个月之内答复，不然金方就要采取断然措施（军事对抗）。正月二十七日，赵良嗣回到雄州，将这次会谈的结果上奏朝廷，并在雄州等待朝廷的指示。
要说北宋政府尤其是最近二十年，在“经济专家”蔡太师的主持下，变法成果“斐然”，税收直线增长，货币储备突破了六千万缗大关，赚了个盆钵满满。北宋政府虽说没“胆”，但有的是“钱”。想当初崇宁年间，朝廷为了争夺吐蕃的不毛之地，每年的军费开支（戍兵费）竟高达一千零二十四万九千缗（不包括对西夏作战的军费）。对吐蕃不毛之地都这麽下本钱，对燕云十六州就更别说了。这区区的一百万缗“燕京代税钱”只相当于对吐蕃军费开支的十分之一。这麽算起来北宋岂不是得了大便宜？在宋朝这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里，没有什麽不能用钱来买，燕云十六州也如此，只要你出的起价儿，我就掏得起钱儿，至少宋人是这麽人为的。
果然，在金人下达最后通牒的第十天，也就是二月初六（离金方要求最终答复的时间还差五天），赵良嗣得到了徽宗皇帝从汴京飞马传出的一道铺递金牌，对于金人提出的每年一百万贯的代税钱，徽宗一口应允。道君密令赵良嗣借答应金人条件的机会，使金朝应允将西京一并归还宋朝。原来，北宋是以一百万贯燕京代税钱为“鱼饵”，诱使金朝上钩，把到手的西京也给吐出来。可是金方根本就不上宋人的当，提出若交还西京，宋朝还需一次交纳二十万两的西京犒军费。面对金人越发得寸进尺，赵良嗣反驳道：“我朝答应的一百万贯已包括西京犒军之需，不然我朝岂能答应一百万之数？”面对此语，金方全权代表兀室摆出无赖相，打趣宋人道：“我家皇帝言赵皇大度，我增一百万，一言不辞，今求西京，何辞以据？”金人的强盗逻辑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既然你宋朝一百万都出了，还在乎那二十万干吗呢？
面对金朝的这些无理要求，宋政府最终还是全盘接受，不敢违背，谁让幽云十六州此时还在金人手中呢！北宋君臣此时的无能又无奈也可见一斑了。在金人的一味索求之下，宋人步步退缩，委曲求全，但总算也是满足了金人的要求，达成了交还燕京的协议，签了誓书。按说燕京代税钱也出了，西京犒军费也交了，双方的誓书也签了，余下该交割燕京了吧。谁知交割又交割出问题来了，金人在交割燕京的过程中，又别出心裁的玩出许多新花样，折腾宋人。
在交割中，金方首先对宋方国书百般挑剔，横加指责,说宋朝国书字迹潦草，笔画相连，不好辨认。宋使解释道：此国书是天子亲御翰墨，以示尊崇大国之意，怎能有诺笔之处？（诺笔就是连笔）金人不依不饶，硬是说看不懂，让宋朝重新去更换国书。要说宋徽宗那可是宋代书法大家，其成就不在宋四家“苏黄米蔡”之下。道君独创瘦金体，字体秀逸 ，骨姿清丽，一笔一画皆有风韵，颇有骨感之美。在古代书法家中，唯独道君的笔迹应该是最容易辨认的。你要说金人没文化，欣赏不了王羲之的《兰亭集》，不认识张长史的《肚痛贴》还有情可愿。看
不懂宋徽宗的瘦金体，如果不是故意生事的话，可就真有点匪夷所思了。为了和平收复燕云十六州，在金人的强烈要求下，无奈！宋徽宗只能重新誊写国书。要说抄书那可真是件苦差事，想起了偶小时候不好好学习，被老师罚抄课文，累得“腰酸眼花胳膊痛”没想到“贵为人主”的赵官家，也尝到了这滋味！堂堂天子宋徽宗这回脾气尤其好，乖乖的被金人罚抄书，不敢有怨言。这段时间，“打仗不行，写字拿手”的徽宗皇帝真的好累好辛苦，抄了一遍没通过，还抄第二篇，一直抄到第四遍，谢天谢地！金人总算看懂了。
国书风波刚告一段落,金朝又提出了新意见：辽天祚帝与萧干残部还未被消灭,有可能成为宋朝的祸患，金朝想替宋朝一劳永逸的除去这一后患，只是粮秣奇缺，须向宋朝借军粮十万石，方可交割燕京。宋人这回反正是上了贼船了，下是下不去了，只能要什麽给什麽。要说宋政府对“盟军”生活上的关怀，可谓是无微不至，为了保障金国占领军“吃饱吃好”宋使赵良嗣答应一次性拨给金军二十万石军粮。困扰多日的粮食问题既然迎刃而解了，金军更不着急走了，更要在燕京多住些日子了。虽然宋方一再催促办理交割，但金人总是借故推托，宋金双方交割燕京的日子一拖再拖。
转眼到了四月中旬，天气逐渐热了，金军士兵水土不服，多有染病者。鉴于这种情况，金朝逐决定自燕京撤军，但金人并不想让一个燕京城完好无缺的被宋朝接收下来。一个大规模的掠夺计划，正在金主的脑袋里盘算着。记得当时的高丽国王曾经将女真喻为虎狼，对于天生“虎狼心”“强盗性”的金人而言，既然捉住了
大富翁的儿子了，怎能不好好的敲诈一番？原来按照宋金双方达成的协议：燕京的汉民归宋朝所有，奚人、契丹人归金朝所有。金朝就以此为借口，开始向宋朝索要郭药师的常胜军（多为奚族士兵）。常胜军是宋朝河北诸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军队，向来为北宋所倚重。金人的这招“釜底抽薪”足以让宋人“赔了夫人又折兵”，因此宋朝死活不答应，交割一时陷于僵局。金人一见索取常胜军不成，又提出了一个所谓“宽大”的折衷方案：用燕京路六州二十四县的子女玉帛代替常胜军，抄没其田产财物作为赔偿之资。金人的“一揽子”赔偿计划，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将整个燕京城搜刮一空，一锅排骨全端走，连口汤儿也不给宋朝留。宋使赵良嗣一听就急了，忿忿地问道：“交还土地，带走子女玉帛，留下一座空城有什麽用？”金使笑道：“没什麽，皇帝无非是想让南朝犒赏诸军而已！”
按理说，金人索要燕京子女玉帛纯属是节外生枝，可谓无理至极。北宋收复燕云本意是为了完成统一遗愿，保境安民，却没想到演变成了害民之举。对于宋朝而言，现在也顾不得许多了，事已至此，金军早走一天，就早踏实一天。宋朝对金人的“一揽子”计划全盘接受，没有异议。宋金两国通过历时四个多月的艰苦交割，总算达成了某些共识：宋朝是要燕京之地可以不要燕京之人，金朝是要燕京之人暂时不要燕京之地。宋金双方各有所好,各求所需，这样一来，可把燕京百姓害苦了。
既然已经得到了宋方的默许，金国占领军可就在燕京肆无忌惮的采取行动了。一般碰上这种事儿，先倒霉的是有钱人。金人定了个标准：凡是家产在一百五十贯以上的人家，整个燕京路共计有三万多户，全部随军迁往北国。你说这帮人招谁惹谁了？日子过得好好的，弄得背井离乡，妻离子散，这不是飞来横祸嘛！金军此时在燕京驻扎了近半年的时间，如今就要撤退了，士兵漫无纪律，抱着“不捞白不捞”“过了这村没这店”的心理，四处剽掠，燕京城中家家户户都遭受洗劫，弄得十室九空。金人又在燕京城内搜刮有一技之长的工匠，编入营中效力，城内居民怕被没入军中，纷纷举家逃往山中避难。有首歌唱的好“爱江山更爱美人，哪个英雄也不愿孤单。”金主完颜阿骨打就是这样的英雄，在告别燕京之前，还不忘掳掠燕京士大夫之家，容貌秀丽的女子共计二三千人，随军带往黄龙府。这些不幸的女子，与亲人离别时，无不抱头痛哭。金主可不管她们哭不哭，还给她们授予各种美丽的称号如“姝姬”“丽色”“光美”“娟秀”等等。谁说女真大酋长没文化？瞧这些名子取得，多有想象力！四处搜刮抢掠的差不多了，金人又搞起了破坏。在临撤退之前，金兵将燕京城以及所属诸州县的城壁楼橹，全部推倒，要害皆平之。在金人的破坏之下，往日熙熙攘攘，繁花似锦的燕京城，如今已变成“城市丘墟”“狐狸穴处”的一片瓦砾之地了。
春天来了，花依然开，水照旧流。西山晴雪褪去了；卢沟晓月升起了；蓟门烟树又绿了；可如今却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渐黄昏，轻角吹寒，都在空城”。燕京这颗昔日辽帝皇冠上的耀眼明珠，如今已变得黯然失色了。诗人笔下那个“燕姬白马金丝缠，短鞭窄袖银蹬光，御沟饮马重回首，贪看杨花飞过墙”的燕京春日，已成为了过眼烟云。燕京城，花依旧好，人憔悴了。
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十七日，等最后一批金军撤走后，童太尉才率宋朝十万天兵“浩浩荡荡”的开进燕京，并派员接管附近州县。二十二日，童贯上奏朝廷言燕山府所属六州二十四县，全部接收完毕。“燕云十六州”这个困扰了历代北宋统治者的心病总算是药到病除了。为了这一天，中原人民等待了一百九十多年。为了庆祝燕山府“回归祖国中原”的怀抱，徽宗皇帝命有司制“复燕云碑”并大赦河北路、河东路、燕山府、云中路，在全国营造出一片骨肉团聚、欢欣鼓舞，普天同庆的气氛。五月八日，徽宗皇帝在皇宫延和殿大封有功之臣。其中赐王黼玉带，加官为太傅（文官最高职）进爵为楚国公；童贯进爵为广阳郡王；蔡攸加官为太子少师；赵良嗣加封为延康殿大学士。此时皇宫内外，一片歌舞升平。
但无论北宋君臣，如何手舞足蹈，欢欣雀跃，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北宋王朝付出了每年银二十万两，帛三十万匹；折合各色货物的燕京代税钱一百万贯（绢、丝绵、香犀、玳瑁、绿矾等）；一次性付清的西京犒军费银绢二十万两匹；再加上二十万石粮米的巨大代价，仅仅换得了残破不堪的一座燕京空城，以及士庶流散的蓟、檀、景、顺四州之地。北宋政府这次收复幽云的“壮举”可谓是得不偿失。
明代大学者王船山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这段历史：“拒契丹勿援，据女直而勿夹攻，则不导女直以窥中国之短长，守疆土以静镇之”船山先生并不赞成北宋收复燕云，认为这是轻启祸端之举，不如静守封疆，勿卷入辽金争端，以观其变。平心而论，北宋君臣收复幽云失地的愿望并没有过错，同时徽宗皇帝尽祖宗未成之业，谋求民族团聚与国家统一的良好初衷，也是值得肯定和嘉许的！
应该说困扰了历代北宋政府的“燕云问题”是五代时期中原内战的产物。自后晋政府“挟胡自重”将河北与山西北部大片领土割让给契丹后，中原王朝便丧失了重要的自然屏障，国防形势趋于不利，契丹势力渡过燕山，幽云十六州直接成为了辽军南下的出发基地。北宋王朝开国皇帝无力解决这一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将这个包袱甩给了后继者。澶渊之后，宋朝出于某种现实考虑，公开放弃了这一领土要求，燕云十六州从此便成为了北宋王朝一个永远的国殇之痛。
虽说宋朝政府出于维护对辽关系的考虑，不再公然提起收复燕云了，但毕竟血浓于水，北宋士大夫阶层对燕云遗民在辽朝统治下的悲惨遭遇也是颇为同情的。出访辽朝的苏辙曾经秘密调查了契丹统治下燕云十六州的民情状况，回国后苏辙向朝廷秘密作了汇报，他在《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已旧矣。”又言：“ 辽朝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即遣天使带银牌到汉户索取，县吏动则鞭笞，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爱惜，燕人最以为苦。”按契丹旧律“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圣宗朝虽重修法令，规定契丹人与汉人同罪同罚“一等科之”，但契丹人侵害汉人，往往受到辽朝政府袒护。
在辽国汉臣基本上被排斥在核心决策层之外，虽然辽圣宗时汉臣韩好古之子韩德让颇受承天后萧绰宠爱，以汉臣身份掌管皇宫宿卫，加开府仪同三司，并以南院枢密使兼领北院枢密使，总管契丹、汉人两院事，进封大丞相，赐姓耶律，受封晋王，但汉人如此显贵，在辽国毕竟罕见，原因是国母闹出了婚外恋！北宋君臣论及此事时说：“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一句“国人疾之”也许颇能勾画出大多数契丹贵族对“萧韩”恋的不满情绪。在辽国像韩家这样的汉族豪门毕竟还是少数，绝大多数的汉人实际上沦为三等公民，其地位甚至远在奚人之下，苏辙在《出山》诗中描绘了云州汉族佃户给奚族大地主耕田的景象，其诗曰：“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 在辽朝统治下，汉人“衣服渐变存语言”，这不是活脱脱的亡国奴景象吗？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北宋政府内部的一大批精英人士虽然表面不提收复燕云，但内心深处对燕云旧地，一日也未曾忘怀。国家不能统一,天下门户丧失，疆土金瓯有缺，同胞分处两国，骨肉不得团聚。对宋人而言，这一切都转化为一种心有未甘，挥之不去的幽云情结。辽宋缔结澶渊之盟，实际上战略力量的天平一直在像辽朝倾斜，北宋通过忍让退缩也算是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契丹的贪欲，维系了和平基础。宋辽两国均是苟且偷安，一个不提北伐，一个不想南征，从而达到了某种形势上的均衡。虽说两国结为兄弟之国，在１２０年间，未动兵戈，但关系并不是很稳定，大冲突没有，小摩擦不断。
宋仁宗庆历元年（１１４１年）辽朝为牵制北宋伐夏而挑起关南十县的外交纠纷。契丹以南朝增兵边界为借口，调集大军，会兵燕京，声言南征，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向宋朝提出归还关南十县的无理要求。这一次外交纠纷虽说最终以北宋答应每年增绢十万匹，银十万两了事，但辽朝这一次硬是逼迫宋朝将岁币岁帛改名为“纳”币“贡”帛，就这一字之别，便已是“失之厘毫，差之千里”了，宋政府每年给辽国的“压岁钱”这回是明正言顺的变成了“孝敬钱”。契丹“老大哥”如此不给面子，北宋“小弟弟”的难堪也就可见一斑了。
辽宋关南十县的交涉，刚告平息，没过上三十年，宋神宗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年），辽国凭空制造事端又同北宋发生了河东地界之争。原来早在宋仁宗时期，由于和平日久，宋辽边民相互越界耕牧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加上双方边民典卖土地从而导致宋辽边境地界不明。宋方能及时督促地方官员，约束百姓，避免生事，而辽朝则对边民侵界行为不加约束。庆历年间，因辽朝边民过境耕种，侵占宋境，地方官曾上奏朝廷，请旨定夺。宋仁宗以“和好多年，不欲争竞”为名与辽朝重新勘定朔州一带地界，将朔州原定疆界自六蕃岭南移至黄嵬大山北麓。
宋朝的迁就助长了辽人越境侵耕的行为。辽道宗咸雍年间，云中屡有辽人南向侵耕宋土，河北也有辽人违约在界河捕鱼。本来按照澶渊之盟中两国达成的司法引渡协议，宋朝政府完全可以将越境辽民羁押遣送，但官方却怕引起涉外纠纷，对此放任自流。宋政府的一味迁就，使辽人越界侵耕、侵牧、侵渔、侵猎之事屡有发生，越演越烈。辽人视北宋软弱可欺，变本加厉，终于在熙宁年间发生了河东地界之争。熙宁七年，辽国“猪八戒倒打一耙”遣使赴汴京说宋朝边民侵耕辽土，要求派员“共同检照”。面对辽人的胡说八道，宋朝也不敢怠慢，先后两次派员赴河东与辽方共同勘验边界，可是这时的两国边界早已是犬牙交错，难解难分。正像那首元曲唱的；打破泥人和成泥，你中有个我，我中有个你。经过七十多年，宋辽边界早成了一本糊涂帐，勘验当然没有结果。契丹使萧禧赖在汴京不走，宋神宗忧形与色。宋人心胸蛮宽广的，对辽人上演的这番闹剧不仅热心捧场，而且知趣埋单！宋神宗以“中国与契丹通和年深，终不欲以疆土细故，有伤欢好大体。”为由，承认了七十年来辽民私自侵占的宋朝边地，将应州、武州以南的大片土地出让给辽国。由此我们看的出来，澶渊之后，辽强宋弱，辽方屡生事端，宋方委屈求全。宋辽这一对“俏冤家”时好时坏，时亲时疏，打情骂俏，半推半就“一半难当一半耍”，纠缠了一百来年。
历史有的时候也很公平，当时间到了十二世纪十年代时候。昔日持强凌弱，幅员万里，拥兵百万的大辽朝已是四分五裂，渐入势微，其东线更为女真所困。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战略力量的天平第一次开始向宋朝发生了倾斜。面对辽势已衰，攻守易势，北宋君臣谋求废除澶渊之盟这个不平等条约，并借机收复燕云失地的政治企图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进入二十年代后，北宋面临辽朝必然灭亡的总趋势，换成谁当皇帝都会重新燃起收复燕云的念头，原因简单，任何政权都不能容忍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北宋政府在辽朝行将灭亡之际，做出收复燕云失地的重大政治决策，应该说是符合中原汉族人民根本利益的。至于国家之间的盟约，本来就是双方力量平衡的产物。“此一时，彼一时”辽国在金军凌厉攻势下，以成“釜底游魂”无力保有疆土，国家面临崩溃解体，宋朝最终“罢盟约”“复燕云”兼弱功昧，也是形势所必然，并非人谋所能扭转。我们不妨退一步来想，如果北宋政府此时严守封疆，坐观成败，放弃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大好良机，就即便最终能够侥幸保全，其无能之态，也必为后世所讥议。北宋建国一百六十年来，未能收复燕云，是有心无力，而此时不去收复燕云就是有力无心了。“有心无力”尚可谅解，而“有力无心”则必受耻笑。历史有的时候有很多选择，历史有的时候也似乎只能有一种选择。
至于有一种观点，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于收复燕云，这实际上是从最终结果看问题，属于“事后诸葛亮”并不高明。北宋灭亡虽说自收复燕云始，但收复燕云并不是北宋灭亡的必然原因。总体来看，北宋政府收复燕云的政治决策并没有出错，其最终失败主要在于实际运作与战略对策上发生了重大失误。
北宋收复幽云十六州的行动以及“海上之盟”的订立,究竟存在那些战略决策与实际运作的失误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回到本章开始时,北宋统治集团就是否收复燕云所展开的那场大讨论上来。对于是否签订“海上之盟”，宋廷内部无外乎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是以蔡京、童贯为代表的“夹攻论”第二种是以郑居中为代表的“
坐观论”第三种是宇文虚中的“援辽论”。
（１）蔡京“夹攻论”与签订“海上之盟”的利弊得失。
持这一派观点的多是宋廷内部的实权派人物，其中包括蔡京、童贯、王黻、赵良嗣等人。应该说持“夹攻论”的一派，对辽国必然灭亡的总趋势，还是看的比较清醒的。正因为他们清楚的看到辽朝大势已去，不足以抗衡女真，所以才主张国家应尽早同女真结盟，协调行动，联袂攻辽。在对待女真崛起的问题上，夹攻派认为，朝廷应趁此良机，收复燕云，增强国力，而后据关守险，万一女真灭辽，尽得燕云重地，则必为中国所患。蔡京所言的“今我不取燕云，女真必强，中原故地将不复我有。”赵良嗣所说的“万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都清楚的阐述
了这层意思。在夹攻派看来，收复燕云重地，不仅可完成国家统一，同时还可增强自身国力，控北方险峻之地，扼女真南下之喉。夹攻派显然认为，国家收复燕云十六州，不仅可以巩固宋朝北疆的国防态势，同时还可增强宋朝同女真抗衡的实力。我不反对夹攻派收复燕云的立意是好的，具有积极进取的意义。但是光有积极的目的，没有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那麽积极的行动最终会演变为投机与冒险。
至于有一种观点，指责以蔡京、童贯为首的夹攻派，互为朋党，借收复燕云之机，妄图建大功，用以自固，以逞其欲。仔细想来，这个观点实在站不住脚。蔡京童贯是“忠”是“奸”暂且不论，就从“收复燕云”这一政治决策而言，也算是谋国之道。其本意不应有所怀疑，但是举措上的失误应予以总结反思。不能说收复幽云最终失败了，就“一棒子打死”结合主政者的道德人品，怀疑他的最初动机。这种所谓“以人废政”的史观，窃为高士所不取。
虽说夹攻派本意良好，但主张同女真签订“海上之盟”的决定，却是整个平燕事务中埋下隐忧的重大败笔。为什麽这麽说呢？
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北宋收复燕云是否有必要同女真结盟？实际上，北宋仅仅为了收复燕云而同女真结盟，其弊要大于利。从政治角度来考量战争期间的军事同盟，显然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其一，两国之间能否形成相互一致的战略目的，双方能否具备足够的诚意，在战场上达成一系列有效的战略配合。这是盟国之间的硬件。
其二，同盟国之间的民族性是否一致？两国之间的契合度如何？盟国之间相互了解的程度是否深厚？以及两国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上的共同性怎样？这是盟国之间的软件。
在历史上，一个牢不可破的战略同盟必须具备以上的硬件与软件。细细考量一下，凡是历史上成功的战略同盟与失败的战略同盟，其成功的秘诀与失败的教训都无外乎以上两点。这一原则即使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也不乏生动的例子。
关于此点，倒是可以举几个离我们最近的事例加以说明。在二战中，英美盟国具有相似的民族性与价值观，同时有着共同战略目的，并且能够在战场上相互协调，形成有效的配合，这也就具备了盟国之间的所有条件。而反观轴心国集团则不具备这种条件，这就造成了他们在整个战争中或者沦为盟国附庸，或者为了利益各自为战，内部矛盾重重，同盟没有任何稳定性可言。
有时候，盟国之间的软件比硬件还重要，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同盟，就可以发现，由于两国没有民族共同性，相反却有着很深的历史宿怨。出于某种现实利益考虑，强要结盟，这只能加剧双方的矛盾与猜疑，最终导致苏方毁约败盟，两国关系也由此恶化，变成了整整一代人的苦涩回忆。因此，国家统治者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当与军事上比自己强大的国家结盟时，一定要慎重，不要轻言什麽战略合作伙伴。暂且不论能否结为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就即便真的结为了战略合作伙伴，有时候，也并非是一件好事！因为从历史上看，昔日同盟演变为今日仇敌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
了解以上观点，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分析一千年前的宋金“海上之盟”。因为历史与现实具备某种互动性，历史可以借鉴现实，同时现实也可以印证历史。
回顾“海上之盟”可以清楚的发现，北宋并不具备同女真结盟的条件。宋军羸弱不堪一战，而金军犹如虎狼，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这种强烈的军事反差，使得宋金两国在军事上无法形成有效的战略配合。这就加剧了金朝对宋朝的疑虑与不满，产生了轻宋之心。金使浦家奴质问宋使赵良嗣的一番话，就清楚的表明了金人的这种情绪。而另一方面，宋金两国由于价值观、民族性大相迥异，宋人无法与金人良好沟通，更无法舒解这种矛盾，反而加重了双方的疑虑与摩擦。在宋人看来，金人野蛮不开化，根本不可理喻。中书舍人宇文虚中就明白无误的阐
述了此点“女真不可以礼仪服，不可以言辞说诱。”在谈判中，金人信奉强者观念，崇尚强盗逻辑，不讲道理，只论事实；宋人讲究“温良恭谦”妄想“以理服之”这不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通”了嘛？金朝认为替北宋攻下西京、燕京，北宋理当犒军补偿，搜刮两京子女玉帛，理所应当，名正言顺。而宋朝军事不济，为接管两京，更不敢开罪金朝，只得委曲求全，终于使“海上之盟”演变为一场得不偿失,引起纠纷，遗祸无穷的害国蠹政。
实际上，北宋若想夹攻辽朝，收复燕云，没有必要非同女真结盟。北宋与金朝签订“海上之盟”无非是想对辽朝构成夹击之势。但自从辽金战争爆发以来，女真与契丹，矛盾不可调和，早已势成水火。辽军主力被金军牵制在北线战场，宋朝若趁此时伐辽，客观上已经借了金军之力，事实上已经构成夹攻之势了。可见北宋与金朝结不结盟，对整个伐辽战争而言并不重要。北宋既然在军事上享有“鹬蚌相争”之利，外交上再委曲求全订立“海上之盟”就已是多此一举了。北宋王朝同女真接触以探虚实，并无不可,但若同金人结盟,就不得不予以慎重考虑了。事实上，北宋此时不同金朝结盟反而比结盟更具灵活性。北宋不同金朝结盟，可使自身暂时游离于辽金战争之外，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如果同金朝结盟，必然要同金方约定夹攻日期，而此时北宋军事上准备不足，再加上不能随意选择开战时机，反而会使宋军伐辽的军事行动受制于人，丧失自主性与回旋余地。
由此可见,以蔡京、童贯为首的夹攻派，其“收复燕云”的决策虽说是谋国之道，但倡导“海上之盟”却是“与虎谋皮”，“画蛇添足”之举。
但无论北宋君臣，如何手舞足蹈，欢欣雀跃，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北宋王朝付出了每年银二十万两，帛三十万匹；折合各色货物的燕京代税钱一百万贯（绢、丝绵、香犀、玳瑁、绿矾等）；一次性付清的西京犒军费银绢二十万两匹；再加上二十万石粮米的巨大代价，仅仅换得了残破不堪的一座燕京空城，以及士庶流散的蓟、檀、景、顺四州之地。北宋政府这次收复幽云的“壮举”可谓是得不偿失。
明代大学者王船山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这段历史：“拒契丹勿援，据女直而勿夹攻，则不导女直以窥中国之短长，守疆土以静镇之”船山先生并不赞成北宋收复燕云，认为这是轻启祸端之举，不如静守封疆，勿卷入辽金争端，以观其变。平心而论，北宋君臣收复幽云失地的愿望并没有过错，同时徽宗皇帝尽祖宗未成之业，谋求民族团聚与国家统一的良好初衷，也是值得肯定和嘉许的！
应该说困扰了历代北宋政府的“燕云问题”是五代时期中原内战的产物。自后晋政府“挟胡自重”将河北与山西北部大片领土割让给契丹后，中原王朝便丧失了重要的自然屏障，国防形势趋于不利，契丹势力渡过燕山，幽云十六州直接成为了辽军南下的出发基地。北宋王朝开国皇帝无力解决这一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将这个包袱甩给了后继者。澶渊之后，宋朝出于某种现实考虑，公开放弃了这一领土要求，燕云十六州从此便成为了北宋王朝一个永远的国殇之痛。
虽说宋朝政府出于维护对辽关系的考虑，不再公然提起收复燕云了，但毕竟血浓于水，北宋士大夫阶层对燕云遗民在辽朝统治下的悲惨遭遇也是颇为同情的。出访辽朝的苏辙曾经秘密调查了契丹统治下燕云十六州的民情状况，回国后苏辙向朝廷秘密作了汇报，他在《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已旧矣。”又言：“ 辽朝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即遣天使带银牌到汉户索取，县吏动则鞭笞，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爱惜，燕人最以为苦。”按契丹旧律“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圣宗朝虽重修法令，规定契丹人与汉人同罪同罚“一等科之”，但契丹人侵害汉人，往往受到辽朝政府袒护。
在辽国汉臣基本上被排斥在核心决策层之外，虽然辽圣宗时汉臣韩好古之子韩德让颇受承天后萧绰宠爱，以汉臣身份掌管皇宫宿卫，加开府仪同三司，并以南院枢密使兼领北院枢密使，总管契丹、汉人两院事，进封大丞相，赐姓耶律，受封晋王，但汉人如此显贵，在辽国毕竟罕见，原因是国母闹出了婚外恋！北宋君臣论及此事时说：“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一句“国人疾之”也许颇能勾画出大多数契丹贵族对“萧韩”恋的不满情绪。在辽国像韩家这样的汉族豪门毕竟还是少数，绝大多数的汉人实际上沦为三等公民，其地位甚至远在奚人之下，苏辙在《出山》诗中描绘了云州汉族佃户给奚族大地主耕田的景象，其诗曰：“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 在辽朝统治下，汉人“衣服渐变存语言”，这不是活脱脱的亡国奴景象吗？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北宋政府内部的一大批精英人士虽然表面不提收复燕云，但内心深处对燕云旧地，一日也未曾忘怀。国家不能统一,天下门户丧失，疆土金瓯有缺，同胞分处两国，骨肉不得团聚。对宋人而言，这一切都转化为一种心有未甘，挥之不去的幽云情结。辽宋缔结澶渊之盟，实际上战略力量的天平一直在像辽朝倾斜，北宋通过忍让退缩也算是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契丹的贪欲，维系了和平基础。宋辽两国均是苟且偷安，一个不提北伐，一个不想南征，从而达到了某种形势上的均衡。虽说两国结为兄弟之国，在１２０年间，未动兵戈，但关系并不是很稳定，大冲突没有，小摩擦不断。
宋仁宗庆历元年（１１４１年）辽朝为牵制北宋伐夏而挑起关南十县的外交纠纷。契丹以南朝增兵边界为借口，调集大军，会兵燕京，声言南征，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向宋朝提出归还关南十县的无理要求。这一次外交纠纷虽说最终以北宋答应每年增绢十万匹，银十万两了事，但辽朝这一次硬是逼迫宋朝将岁币岁帛改名为“纳”币“贡”帛，就这一字之别，便已是“失之厘毫，差之千里”了，宋政府每年给辽国的“压岁钱”这回是明正言顺的变成了“孝敬钱”。契丹“老大哥”如此不给面子，北宋“小弟弟”的难堪也就可见一斑了。
辽宋关南十县的交涉，刚告平息，没过上三十年，宋神宗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年），辽国凭空制造事端又同北宋发生了河东地界之争。原来早在宋仁宗时期，由于和平日久，宋辽边民相互越界耕牧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加上双方边民典卖土地从而导致宋辽边境地界不明。宋方能及时督促地方官员，约束百姓，避免生事，而辽朝则对边民侵界行为不加约束。庆历年间，因辽朝边民过境耕种，侵占宋境，地方官曾上奏朝廷，请旨定夺。宋仁宗以“和好多年，不欲争竞”为名与辽朝重新勘定朔州一带地界，将朔州原定疆界自六蕃岭南移至黄嵬大山北麓。
宋朝的迁就助长了辽人越境侵耕的行为。辽道宗咸雍年间，云中屡有辽人南向侵耕宋土，河北也有辽人违约在界河捕鱼。本来按照澶渊之盟中两国达成的司法引渡协议，宋朝政府完全可以将越境辽民羁押遣送，但官方却怕引起涉外纠纷，对此放任自流。宋政府的一味迁就，使辽人越界侵耕、侵牧、侵渔、侵猎之事屡有发生，越演越烈。辽人视北宋软弱可欺，变本加厉，终于在熙宁年间发生了河东地界之争。熙宁七年，辽国“猪八戒倒打一耙”遣使赴汴京说宋朝边民侵耕辽土，要求派员“共同检照”。面对辽人的胡说八道，宋朝也不敢怠慢，先后两次派员赴河东与辽方共同勘验边界，可是这时的两国边界早已是犬牙交错，难解难分。正像那首元曲唱的；打破泥人和成泥，你中有个我，我中有个你。经过七十多年，宋辽边界早成了一本糊涂帐，勘验当然没有结果。契丹使萧禧赖在汴京不走，宋神宗忧形与色。宋人心胸蛮宽广的，对辽人上演的这番闹剧不仅热心捧场，而且知趣埋单！宋神宗以“中国与契丹通和年深，终不欲以疆土细故，有伤欢好大体。”为由，承认了七十年来辽民私自侵占的宋朝边地，将应州、武州以南的大片土地出让给辽国。由此我们看的出来，澶渊之后，辽强宋弱，辽方屡生事端，宋方委屈求全。宋辽这一对“俏冤家”时好时坏，时亲时疏，打情骂俏，半推半就“一半难当一半耍”，纠缠了一百来年。
历史有的时候也很公平，当时间到了十二世纪十年代时候。昔日持强凌弱，幅员万里，拥兵百万的大辽朝已是四分五裂，渐入势微，其东线更为女真所困。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战略力量的天平第一次开始向宋朝发生了倾斜。面对辽势已衰，攻守易势，北宋君臣谋求废除澶渊之盟这个不平等条约，并借机收复燕云失地的政治企图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进入二十年代后，北宋面临辽朝必然灭亡的总趋势，换成谁当皇帝都会重新燃起收复燕云的念头，原因简单，任何政权都不能容忍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北宋政府在辽朝行将灭亡之际，做出收复燕云失地的重大政治决策，应该说是符合中原汉族人民根本利益的。至于国家之间的盟约，本来就是双方力量平衡的产物。“此一时，彼一时”辽国在金军凌厉攻势下，以成“釜底游魂”无力保有疆土，国家面临崩溃解体，宋朝最终“罢盟约”“复燕云”兼弱功昧，也是形势所必然，并非人谋所能扭转。我们不妨退一步来想，如果北宋政府此时严守封疆，坐观成败，放弃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大好良机，就即便最终能够侥幸保全，其无能之态，也必为后世所讥议。北宋建国一百六十年来，未能收复燕云，是有心无力，而此时不去收复燕云就是有力无心了。“有心无力”尚可谅解，而“有力无心”则必受耻笑。历史有的时候有很多选择，历史有的时候也似乎只能有一种选择。
至于有一种观点，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于收复燕云，这实际上是从最终结果看问题，属于“事后诸葛亮”并不高明。北宋灭亡虽说自收复燕云始，但收复燕云并不是北宋灭亡的必然原因。总体来看，北宋政府收复燕云的政治决策并没有出错，其最终失败主要在于实际运作与战略对策上发生了重大失误。
北宋收复幽云十六州的行动以及“海上之盟”的订立,究竟存在那些战略决策与实际运作的失误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回到本章开始时,北宋统治集团就是否收复燕云所展开的那场大讨论上来。对于是否签订“海上之盟”，宋廷内部无外乎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是以蔡京、童贯为代表的“夹攻论”第二种是以郑居中为代表的“
坐观论”第三种是宇文虚中的“援辽论”。
（１）蔡京“夹攻论”与签订“海上之盟”的利弊得失。
持这一派观点的多是宋廷内部的实权派人物，其中包括蔡京、童贯、王黻、赵良嗣等人。应该说持“夹攻论”的一派，对辽国必然灭亡的总趋势，还是看的比较清醒的。正因为他们清楚的看到辽朝大势已去，不足以抗衡女真，所以才主张国家应尽早同女真结盟，协调行动，联袂攻辽。在对待女真崛起的问题上，夹攻派认为，朝廷应趁此良机，收复燕云，增强国力，而后据关守险，万一女真灭辽，尽得燕云重地，则必为中国所患。蔡京所言的“今我不取燕云，女真必强，中原故地将不复我有。”赵良嗣所说的“万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都清楚的阐述
了这层意思。在夹攻派看来，收复燕云重地，不仅可完成国家统一，同时还可增强自身国力，控北方险峻之地，扼女真南下之喉。夹攻派显然认为，国家收复燕云十六州，不仅可以巩固宋朝北疆的国防态势，同时还可增强宋朝同女真抗衡的实力。我不反对夹攻派收复燕云的立意是好的，具有积极进取的意义。但是光有积极的目的，没有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那麽积极的行动最终会演变为投机与冒险。
至于有一种观点，指责以蔡京、童贯为首的夹攻派，互为朋党，借收复燕云之机，妄图建大功，用以自固，以逞其欲。仔细想来，这个观点实在站不住脚。蔡京童贯是“忠”是“奸”暂且不论，就从“收复燕云”这一政治决策而言，也算是谋国之道。其本意不应有所怀疑，但是举措上的失误应予以总结反思。不能说收复幽云最终失败了，就“一棒子打死”结合主政者的道德人品，怀疑他的最初动机。这种所谓“以人废政”的史观，窃为高士所不取。
虽说夹攻派本意良好，但主张同女真签订“海上之盟”的决定，却是整个平燕事务中埋下隐忧的重大败笔。为什麽这麽说呢？
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北宋收复燕云是否有必要同女真结盟？实际上，北宋仅仅为了收复燕云而同女真结盟，其弊要大于利。从政治角度来考量战争期间的军事同盟，显然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其一，两国之间能否形成相互一致的战略目的，双方能否具备足够的诚意，在战场上达成一系列有效的战略配合。这是盟国之间的硬件。
其二，同盟国之间的民族性是否一致？两国之间的契合度如何？盟国之间相互了解的程度是否深厚？以及两国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上的共同性怎样？这是盟国之间的软件。
在历史上，一个牢不可破的战略同盟必须具备以上的硬件与软件。细细考量一下，凡是历史上成功的战略同盟与失败的战略同盟，其成功的秘诀与失败的教训都无外乎以上两点。这一原则即使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也不乏生动的例子。
关于此点，倒是可以举几个离我们最近的事例加以说明。在二战中，英美盟国具有相似的民族性与价值观，同时有着共同战略目的，并且能够在战场上相互协调，形成有效的配合，这也就具备了盟国之间的所有条件。而反观轴心国集团则不具备这种条件，这就造成了他们在整个战争中或者沦为盟国附庸，或者为了利益各自为战，内部矛盾重重，同盟没有任何稳定性可言。
有时候，盟国之间的软件比硬件还重要，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同盟，就可以发现，由于两国没有民族共同性，相反却有着很深的历史宿怨。出于某种现实利益考虑，强要结盟，这只能加剧双方的矛盾与猜疑，最终导致苏方毁约败盟，两国关系也由此恶化，变成了整整一代人的苦涩回忆。因此，国家统治者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当与军事上比自己强大的国家结盟时，一定要慎重，不要轻言什麽战略合作伙伴。暂且不论能否结为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就即便真的结为了战略合作伙伴，有时候，也并非是一件好事！因为从历史上看，昔日同盟演变为今日仇敌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
了解以上观点，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分析一千年前的宋金“海上之盟”。因为历史与现实具备某种互动性，历史可以借鉴现实，同时现实也可以印证历史。
回顾“海上之盟”可以清楚的发现，北宋并不具备同女真结盟的条件。宋军羸弱不堪一战，而金军犹如虎狼，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这种强烈的军事反差，使得宋金两国在军事上无法形成有效的战略配合。这就加剧了金朝对宋朝的疑虑与不满，产生了轻宋之心。金使浦家奴质问宋使赵良嗣的一番话，就清楚的表明了金人的这种情绪。而另一方面，宋金两国由于价值观、民族性大相迥异，宋人无法与金人良好沟通，更无法舒解这种矛盾，反而加重了双方的疑虑与摩擦。在宋人看来，金人野蛮不开化，根本不可理喻。中书舍人宇文虚中就明白无误的阐
述了此点“女真不可以礼仪服，不可以言辞说诱。”在谈判中，金人信奉强者观念，崇尚强盗逻辑，不讲道理，只论事实；宋人讲究“温良恭谦”妄想“以理服之”这不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通”了嘛？金朝认为替北宋攻下西京、燕京，北宋理当犒军补偿，搜刮两京子女玉帛，理所应当，名正言顺。而宋朝军事不济，为接管两京，更不敢开罪金朝，只得委曲求全，终于使“海上之盟”演变为一场得不偿失,引起纠纷，遗祸无穷的害国蠹政。
实际上，北宋若想夹攻辽朝，收复燕云，没有必要非同女真结盟。北宋与金朝签订“海上之盟”无非是想对辽朝构成夹击之势。但自从辽金战争爆发以来，女真与契丹，矛盾不可调和，早已势成水火。辽军主力被金军牵制在北线战场，宋朝若趁此时伐辽，客观上已经借了金军之力，事实上已经构成夹攻之势了。可见北宋与金朝结不结盟，对整个伐辽战争而言并不重要。北宋既然在军事上享有“鹬蚌相争”之利，外交上再委曲求全订立“海上之盟”就已是多此一举了。北宋王朝同女真接触以探虚实，并无不可,但若同金人结盟,就不得不予以慎重考虑了。事实上，北宋此时不同金朝结盟反而比结盟更具灵活性。北宋不同金朝结盟，可使自身暂时游离于辽金战争之外，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如果同金朝结盟，必然要同金方约定夹攻日期，而此时北宋军事上准备不足，再加上不能随意选择开战时机，反而会使宋军伐辽的军事行动受制于人，丧失自主性与回旋余地。
由此可见,以蔡京、童贯为首的夹攻派，其“收复燕云”的决策虽说是谋国之道，但倡导“海上之盟”却是“与虎谋皮”，“画蛇添足”之举。
（２）郑居中的“坐观论”是否可以避免北宋灭亡？
郑居中的援辽论在后世史家中颇得市场。持坐观论的一派认为，北宋如果不援辽、不助金、不结盟，金国虽强，何衅以伐宋哉？
坐观派认为，国家不宜见祸而动,理应恪守盟誓,静镇封疆,坐观成败,不给女真以借口，以待辽国自灭。坐观派主张不援辽，不助金，不结盟,认为北宋收复燕云是轻举妄动,制造事端之举。此观点看似计出万全，以不变应万变，但不赞成收复燕云，同时也不积极谋划完善军备，培养国力的举措，实际上已演变成一种不顾外部客观形势变化的不作为之举。事实上，坐观派对辽朝四分五裂,必然败亡的总趋势，丝毫没有怀疑，郑居中所言“不宜幸灾而动，待其自毙也。”也清清楚楚的道破了此点。此时金强辽弱，女真势如破竹，辽朝无力抵御，其败亡已是形势必然。一旦金军以新锐之师，席卷辽国，尽有辽疆，就要不可避免的同北宋王朝接壤，以女真孛狂之志，狼奔豸突，且得燕云重地，难免不会有窥伺南朝之心，这不需要任何理由与借口。不难想见，宋金两国一旦接壤，以女真之强悍必然要成为宋朝北方巨大边患。北宋王朝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要不可避免的重新衡量与金朝的关系，这是地缘政治所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坐观论在对待辽势已衰，女真崛起的问题上，妄图不接触、不介入，不谈判，不收燕云，静守疆土，不给金人牧马南下之借口，用以自保的策略，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想而已。坐观论所言的“据契丹勿援，据女直而勿夹攻，则不导女真以窥中国”实际上是把国家之安危，和平之希望，寄托与强敌之心。“不持我之不可犯，而持人不犯我”这恐是一叶障目，掩耳盗铃之举。
由此可见，坐观派所谓的“恪守盟誓”“静镇封疆”不仅会使北宋王朝错失收复燕云的千载良机，同时也不能避免开女真之边衅，只能使北宋王朝丧失外交与军事上的主动权，处于更加被动不利的局面，如果处理不好，北宋灭亡的命运不可避免。坐观论看似是以静制动的稳妥之策，实际上确是逃避现实的消极之举，明为“坐观成败”实为“坐以待毙”罢了。
（３）宇文虚中的“援辽论”是否可行？
宇文虚中的援辽论，也颇为后世所乐道。援辽派认为宋辽两国唇亡齿寒，国家不应伐辽，理应援辽，用恭顺之契丹抗衡强悍之女真。此派观点虽说具有一定的先瞻性，但在当时情况下，恐不可行。
其一，宋辽两国虽缔结澶渊之盟，但百余年来，外和好而内猜度，相互摩擦不断，双方戒备很深。澶渊之后，北宋王朝鉴于辽朝强大军力，虽表明放弃燕云失地，但不过是权宜之计与无奈之举，并非心甘情愿。对此，辽朝也是隔岸观火，心知肚明。而此时，辽朝面对女真势力已过辽东，上京中京门户洞开，金军攻势迫在眉睫，漠南本土岌岌可危的态势，燕云汉地的战略对辽国而言就尤为重要了，燕云之地已成为辽朝继续立国之根本了。面对宋辽两国攻守易势，力量消长，契丹虽对北宋恭顺，不过是为了稳住南朝，解除后顾之忧，确保燕云而已，其本意并不想让北宋趁机插手燕云事务。可见，宇文虚中的援辽论不过是不切实际的一相情愿罢了，北宋此时援辽其结果适得其反，只能加剧辽朝对宋朝的疑虑与防范。
其二，即便宋辽两国能够联合抗金，以两国现有之军力也未必能阻挡女真兵锋。辽主也曾联夏抗金，以辽夏之力且不敌金军，宋军战力尚不如西夏，若是联辽抗金，岂不是“自不量力”“以卵击石”之举？以宋朝之力如果联辽抗金，非但无法救辽，反会遭受惨败，并有可能使北宋王朝在军事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遭到女真大规模的军事报复，这种局面是北宋应付不了的。因此，援辽论看似“高瞻远瞩”“极付远见”但由于缺乏政治与军事上的整体考量，在辽朝大势已去的严峻形势下，实际上是一种不顾双方力量悬殊的军事冒险，同时也是一场“费力不讨好”的政治赌博。
北宋收复燕云最大的失误还是在于统治集团过分依赖外交统战手段，对使用不流血的和平方式收复幽云失地，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忽视了使用武力解决燕云问题的必要性。燕云十六州是关辽国根本，宋初北伐失利也证明了，辽朝不会主动放弃燕云汉地，若有不虞，辽人必定倾国争之。可见，辽宋之间一百五十年来悬而未决的燕云问题，不经过一番艰巨的军事斗争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
中国古代兵书典范《孙子兵法》中有曾有“上兵法谋，其次伐交，再次伐兵”之语，“上兵伐谋”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伐交”与“伐兵”之间那个重要，是先“伐交”而后“伐兵”，还是先“伐兵”而后“伐交”却值得后人思考。在军事实践中往往“伐兵”比“伐交”重要，有的时候不是外交决定军事，而是军事决定外交。军事为主，外交为辅，军事胜利促进外交进展，而外交进展必然依托军事胜利。说到底外交是软力量，军事是硬力量，软力量只能触及皮毛，而硬力量才能伤及皮肉。因此“伐交”与“伐兵”原本不分先后，既可先伐交后伐兵，也可先伐兵而后伐交，或伐兵伐交同时展开，明君往往善于灵活运用“存乎一心，而用乎一妙。”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夹攻论、坐观论、援辽论实际上都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偏重外交而忽略军事，把外交置于军事之上。战争时期，外交理应从属于军事，而北宋却将军事从属于外交，这应是北宋复燕云中的一大失误。
说到这里，就自然体现出一个问题：北宋王朝为什麽会优先使用和平方式收复燕云十六州呢？
应该说，北宋统治集团优先考虑用外交、统战等一系列和平手段收复燕云，并非其智力不济。《左传.曹刿论战》中曾有一句话叫作“肉食者鄙”意思是说上层人士锦衣玉食,但往往昏馈无谋,不过大多数统治者的头脑可不像曹刿所言的那麽简单，这句话显然低估了历代统治集团的智商,即使是昏庸无能的统治者在制定涉及根本的重大决策时，往往也要经过一番搜肠刮肚的精心考虑，虽然考虑出来的结果并不见得是正确的。
北宋幻想使用外交、统战等和平方式收复燕云，是一种将自身军事力量与国内政治气候综合考量后的选择。这种选择对北宋而言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宋初北伐失利，宋人闻辽胆寒，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初年的两次败仗，也打出宋辽两国一百二十年的和平。澶渊之后宋廷对辽国奉行“专守防卫”而将用兵的重点转向西北，宋辽两军从此没打过大仗，但是“恐辽后遗症”却在宋政府的脑海里深深扎下根，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发作。所谓“恐辽”就是畏惧辽人弓马强劲，承认自方处于军事劣势，不敢与辽军在正面战场上进行较量。而此时辽朝虽说举国中分，但宋辽两军百年未曾交锋，宋军对辽军虚实并不知情。宋朝军事决策者虽说不了解辽军实力，但如果从侧面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宋军曾与夏军多次交战，在野战中宋军未占上风，而辽军战斗力显然略高于夏军，宋辽一旦动武胜败难料，这难免不令北宋统治者心有余悸。北宋君臣既想夹攻辽朝，嘴上当然大喊不怕，但心里终究没底。“兵者国家之利器也”凡用兵者未受其利则必受其害,除此没有第三种可能。精锐的陕西军向来为宋廷所倚重，陕西军伐辽一旦有所闪失，必然要使宋廷统治力量大为削弱，以“守内虚外”为祖宗家法的北宋统治者当然深谙此道。郑居中的“用兵之道,胜负无常,诚恐兵革一开，则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休息矣”此语耐人寻味，可谓将北宋统治集团既想投机又怕失败的复杂矛盾的心理一语道破。
与外部错综复杂的大环境相比，北宋国内小气候也不容宋廷盲目乐观。进入二十年代以来，北宋国内矛盾越发严峻，社会趋于动荡，官逼民反之事日渐增多。山东宋江聚众起事，呼啸梁山，纵横齐魏，官军万人竟不能制；江南方腊揭竿而起，攻取杭州，自立帝号，东南数路为之变色。面临国内激烈的民变以及日渐不稳的政治局势，北宋统治集团越发倚重军队对内的威慑作用，自然要保留最精锐的军事力量用于对内弹压，宋军精锐业已成为北宋王朝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钱了。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宗旨的宋朝统治者，安了内也未必能攘外，如今面对内部形势不稳，又怎能放心大胆的攘外？宋太宗曾经说过“国家没有外患，必有内忧”宋廷对待外患与内忧，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外患如果在使用武力没有胜算的情况下，宋廷往往经济笼络，忍让避战，但对于内忧宋廷往往重拳打击，坚决剿灭，拿出秋风扫落叶一般的气概“该出手时便出手”。方腊起义被镇压的当年，曾经一度被停止的花石纲，奉应局等扰民害民的苛政又被宋徽宗下诏恢复了，对于这种穷奢极侈不顾人民死活的行为，连奸臣童贯都颇有微词“江南人民饭窝子未稳焉，又行此作甚？”有的时候,统治者对内骄横奢侈，往往证明对外软弱无能，宋徽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被内部与外部诸多不利因素捆绑住手脚的北宋赵佶政府，一方面想攘外，一方面要安内，明为攘外，实为安内，自然就把和平收复燕云作为首选上策，武力解决燕云问题，便成了万不得已的下策。北宋君臣为了达到和平收复幽云的目的，时而外交谈判，时而威逼利诱，时而招降纳叛，时而攻心策反，花样迭出，无所不用其极。北宋“海上之盟”从军事外交方面来看是失败的，至少是得不偿失，唯独统战工作颇有收获，北宋政府为了搞好统战工作，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凡是辽方有利用价值的人物，都精心笼络，一个都不能少。北宋搞统战很有一套，喜欢当官就许以高官厚禄；喜欢女色就送去美女娇娃；喜欢钱财就重金赏赐；爱慕虚荣就御笔嘉奖，正所谓投其所好，无孔不入。应该承认在辽朝大势已去，辽臣人心惶惶，各自为计的情况下，北宋对辽统战工作开展的相当顺利，确实笼络了一大批人物，如：马植、郭药师、高凤、董才、还有后面要提到的张觉等等。这些统战对象中有许多都是在辽朝有兵有权的实力派人物，甚至于统战工作都作到辽王朝最高统治者天祚帝头上了。北宋统战虽然卓有成效，客观上也确实加速了辽朝统治集团分崩离析，但北宋君臣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使盘踞燕京的北辽政府主动去除国号，纳土归降的政治企图并没有达成。
北宋政府实际上也认识到盼望燕云主动归降，纯属是不切实际，一相情愿的幻想，和平方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此之前，宋政府既然将和平收复燕云作为首选，自然积极统战，消极备战，只想伐交，不想伐兵，当发现和平收复燕云无望，必须诉之武力的时候，才感到自身军事准备不足，而又硬着头皮贸然伐辽。军队不堪一战，大将毫无方略，后勤一片混乱，战机演变成冒险，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虽说北宋政府为收复燕云费尽心机，事先的小算盘打的很精明，似乎努力用最小的代价解决“燕云问题”但整个事态的最终发展，并不以它的意志为转移。收复燕云与海上之盟所造成的严峻局面，完全超出了宋朝决策层事先的任何预料。在处理平燕事物的过程中，北宋政府逐渐从有利局面沦为不利局面，从主动地位变为被动地位，基本丧失了驾驭局面的能力。对宋廷而言，这一切都在失控，这一切又都是自己所料不及的。
(二)北宋王朝使用军事手段能否成功收复燕云呢?
北宋军事上收复燕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宋廷在签订海上之盟与收复燕云的近七年的时间里，最大的失误就是军事重心没有得到真正的调整。当北宋统治者将政治与外交的注意力转向燕云地区的时候，宋王朝的军事重心还停留在西北。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从政和五年（１１１５年）开始的宋夏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前一年夏军骚扰定边城，围攻观化堡而引发的。本来这只是一次局部军事冲突，而宋廷却下旨大举讨伐西夏，宋军步骑二十万分三路出击西夏，宋夏战争由此全面爆发。这场战争一共打了四年，双方互有胜负，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宣和元年（１１１９年）童贯命熙河经略使刘法率宋军精锐步骑十余万攻打西夏朔方城，途中中伏全军覆没，刘法阵亡。此役陕西宋军元气大伤，士卒军马折损大半，战斗力锐减，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虽然当年宋夏达成停战，西北形势趋于缓和，然而未过一年，江南方腊起义爆发，其势浩大，东南数路宋军皆不能制，朝廷不得不动用陕西军前往江南围剿。从１１１５年宋夏战争到１１２１年方腊起义的六年的时间里，陕西军时而转战西北，时而奔袭江南。宋朝这支王牌军的战斗力已经被严重透支了，这支军队基本上丧失了大规模进攻的能力，不经过休整难以为战。而第二年也就是宣和四年（１１２２年）四月，北宋政府正式下诏对辽宣战。五月，宋朝政府和平收复燕云的所有努力归于失败，宋辽正式开战。自１１１９年朔方惨败后，连年作战，将疲兵惫，攻击力锐减的陕西军没经过充分休整，便作为河北诸军主力在战斗中担任主攻，从而被以逸待劳的辽军精锐骑兵击溃也就并不奇怪了。
应该说，方腊起义虽说轰轰烈烈，但是对宋王朝整体军事实力影响并不大，很显然那些没有多少军事经验，因为被断生计，一时愤恨而仓促起事的老百姓，跟本就不是宋朝正规军的对手。方腊起义虽说一时打乱了宋廷对辽军事部署，但不过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小插曲而已。事实上真正让北宋付出沉重代价的是对夏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夏战争使北宋王朝永远失去了军事上收复燕云的条件，而这场盲目的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夏人骚扰边境，本来算不了什麽大事。辽、宋、夏三国对峙中，西夏国力最弱，疆土狭小，人口有限，经济上对中原依赖性很大，党项骑兵虽然骁勇，但西夏国力经不起连年战争。西夏自元符和议以来，一直对北宋采取守势，到是宋朝边将为了建立军功，屡犯夏境，筑堡立寨，侵占夏土。西夏几次遣使赴汴京交涉，北宋均不归还所侵夏地，宋夏边境因此摩擦不断。崇宁四年（１１０５年）辽国出面调停宋夏纠纷，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敌意犹存。自政和五年（１１１５年）后，辽朝在东线战场上被女真打的焦头烂额，无遐西顾，西夏没有辽国撑腰，更不敢大举对中原用兵。由此可见，此时的西夏对北宋构不成实际威胁，侵扰宋边，不过是个别夏军将领的个人行为。北宋动用二十万大军大举伐夏，完全没有必要，这是非常盲目的军事妄动，属于因怒而兴师。１１１５年对宋朝政府而言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因为就是这一年，宋朝政府得到了辽东战场上契丹军事失利，女真称帝建国的确切消息，从而萌生了收复燕云，夹攻辽朝的想法。既然北宋最高统治者产生了夹攻辽国之意，那麽此时选择在西北挑起战火，发动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夏战争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同是也和收复燕云的国策相互矛盾。
北宋１１２２年伐辽失败的命运，实际上在七年前的１１１５年就已经注定了。为时四年的宋夏战争，极大的消耗了宋军的精锐兵力，同时也使宋朝永远丧失了收复燕云的军事准备时间。当宣和三年（１１２１年）北宋王朝平息了方腊起义，着手伐辽的时候，终于发现一切都来不及了，虽然宋朝此时面临着辽国一分为二，燕京孤悬于外的绝好战机，但是这个绝好战机，宋朝已经把握不住了。总体来看，北宋王朝不具备和党项、契丹同时开战的军事实力，伐夏就无法伐辽，伐辽就不能伐夏，宋军没有能力东西两线作战。
政和五年(1115年)当北宋复燕云之议开始之时，如果能够安抚西夏，归还历年来所侵夏地，缓和对夏关系,而把宋军精锐从西北抽出，尽快完成陕西与河北、河东的军事换防。采取“西和东备”的方针，集中主力与河北，养精蓄锐，寻隙观衅，完善军备，强化战力，与女真接触而不结盟，和契丹守约以慢其心，从而使自身战、守、和都保留回旋余地。宋朝可游离与辽金战事之外，静观辽金局势之变化，一旦出现有利局面，则宋军主力谋划停当，蓄势而发，见机而动，对辽人以军事打击为主，辅以攻心策反，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先求胜而后攻心，以促其分化，北宋军事收复燕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当然要做到这一步，军事上最起码需要四五年的精心准备时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同时，北宋政府应逐步废除苛政，安抚民心，稳定内部，为对外用兵创造条件。在辽金开战后，北宋如若整军备武，加强河北军力，进可收复燕云，退可屏护河南，即使不能收复燕云，也可强化边防，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用以应对金国崛起后的最坏局面，这应是比较稳妥的策略。
（三）北宋不同金朝结盟，军事收复燕云后，能否得到金朝的承认？
实际上辽金开战之初,金人原本没有染指燕云之意,女真与宋人结盟本意在于夹击辽朝，共分辽土。只不过后来金人见宋军在战场上接连败绩，才产生了轻宋之心与毁约之意。如果北宋不与金朝结盟而直接武力收复燕云，只要能取得军事胜利且时机适当，女真自然会承认既定事实的，相反即使同金人结盟，宋朝只要军事失利，照就会使金人毁约败盟。这实际上还是体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北宋能否成功收复燕云，关键不在外交而是在于军事。金人是典型的唯军事论，辽金开战后，女真与契丹势成水火，金军主力无遐他顾，在辽朝没有灭亡，天祚帝没有擒获之前，金人不可能为燕云归属问题同宋朝彻底闹翻，使自身再树一敌的。且北宋伐辽客观上造成宋金夹击辽朝之势，这并不危害金朝的根本利益，女真自然不会真正计较。
注释：政和四年(1114年)已经降宋的定边党项首领写信给西夏边将梁哆绫言宋军青黄不接之时，军粮接替不上，军中乏食，极易攻取。但夏军攻取定边的计划被宋朝侦知，宋军加强了防范，西夏军无功而返。这一事件成为了北宋趁辽朝无遐西顾之际发动对夏战争的导火索。政和五年（１１１５年）宋徽宗下诏大举讨伐西夏，为时四年的宋夏战争由此爆发。
虽说北宋政府在平燕事务中犯了许多错误，但最终还是以高昂的代价通过外交谈判，从金军手里接管了燕京六州二十四县，暂时完成了北部边疆的统一。记得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闻一多先生面对南中国海的汹涌巨浪，写下了著名的“七子之歌”其中澳门篇有这样几句：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虐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闻先生有感国家分裂，不能统一，在“七子之歌”序言中写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能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七子之歌”完成二十余年后的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了，中华“七子”中的“五子”：台湾、广州湾、威海、旅顺、大连回归祖国，又过了半个世纪，香港、澳门也先后回归祖国。自十九世纪后半叶，割让给外国的七片领土终于在２０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完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虽然这一切历经了一百六十年的风风雨雨，这确实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一千年前北宋王朝也经历了这一次漫长的等待，自会同元年（９３８年）五代石晋瑭政府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到宣和五年（１１２３年）北宋收复燕云，中原人民整整等待了一百九十五年，也真称的上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了。
虽说燕云“十六子”中的“七子”：幽、蓟、檀、景、顺、涿、易七片失地，重新回归中原王朝的怀抱，但宋朝政府在收复失地的最初喜悦感消失之后，却面临着沉重的现实包袱。
由于金军在移交燕云前的一系列劫掠与破坏，昔日繁荣富庶为“北方之冠”的河北中北部地区，此时已是士庶流散，公私俱空，一片狼籍，燕山百姓更是流离失所，嗷嗷待哺，社会秩序的混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战前燕京市场供应丰富，陆海百货会萃其间，蔬菜、果实、稻米、鱼吓、桑柘、麻麦、羊豕、雉兔，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燕山一带，物产丰富，东自碣石，西至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连阡接陌，桑荫障目，山南地区，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涿易两州地近塘泺泊淀，夏季盛产，菰蒲、菱芡、莲藕、鱼虾，秋水退后，土壤肥沃，种植禾麻，亩产颇丰。蓟滦之地，井肆连络，河渠运漕，通于海滨，渔船舟子，鼓楫扬帆，泛历烟波、稻粱黍稷、鯯鱼虾鲊，不可胜食。昔日自燕京往南，沿途皆见，美丽旅舍，美丽园圃，美丽田亩，美丽水泉，这麽一片美丽富饶，人烟繁盛的土地，如今已是一片残破，不复有当年之盛了。
记得宋人刘敞游历燕山之后，写下了一首在南朝颇为流传的七律。
诗曰：
山上回溪溪上峰，清晖相映几干重。
游鱼出没穿青行，断东蜿蜒奔白龙。
尽日浮云横暗谷，有时喧鸟语高松。
欲忘旅思行行远，无耐春愁处处浓。
此诗通过描写峰峦、清泉、山林、鱼鸟将燕山深处的浮云春色刻画的淋漓尽致。但是对于宣和五年（1123年）春夏之交的燕山人民来说，此时面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凄凉境地，无限春光添上无奈心情，也就真的变成“欲忘旅思行行远，无奈春愁处处浓”了。至于蔡太师在平复燕云贺表中所言“燕京遗民，戴白垂髫，欢呼解衽；壶浆箪食，以迎王师。”所谓“鼓舞人心”“欢庆回归”的热烈场面，纯属是一派胡言。
燕京居民原本生活安定,自河北战事爆发以来，便夹在辽、金、宋之间“夹缝之中求生存”勉强为生，聊以度日。如今在宋金交割燕京的过程中，宋朝政府出卖他们与金人做交易，金朝军队掳掠他们的子女家财。燕民在宋金两国的交相侵夺之下，成了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的贫瘘之人，他们的不满与失望是显而易见的。一百九十年过去了，燕京人民总算回归祖国中原的怀抱了，但是回归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一场灾难。金军撤走之后，燕京府库皆空，余粮告罄，城内尽是托钵告贷，行乞街头的饥民。一些曾经在辽朝做过官的流民，甚至于揭榜通衢，写上旧时官职，以求政府赈济，绝大多数的饥民涌向宋朝军营就食。宋军口粮有限，难以应急，只得将这些流民疏散安置在附近州县，大县数千人，小县七八百人，但附近州县也是刚遭兵火之灾，没有余财供养流民。整个燕山府六州二十四县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流民遍野，百姓朝不保夕，在“粮荒”与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满目疮痍，人心惶惶。
宋政府派往燕山地区的第一任行政长官——安抚使王安中，觉得事态严重，就安抚燕山事，紧急申报朝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千年前的北宋也有这样的光荣传统。祖国中原永远是燕云人民的坚强后盾，宋朝中央政府决定竭尽全力援助燕山，帮助燕京人民渡过难关。宋徽宗特将皇宫珍宝古玩运往燕山府，陈列在燕山府衙，进行展览，夸耀中国富强。宋政府还从河北、河东、山东等地紧急划拨粮食，组织舟车，运往燕山地区，赈济饥民。但是河北、河东原本库存有限，不到一年粮库便以告罄。河南的国家储备粮是不能轻易调用的，在宰相王黼的建议下，宋徽宗决定“拆东墙补西墙”发动全国人民募捐，名为募捐，实为硬性摊派。朝廷下令江淮、湖广、闽浙、四川等地百姓缴纳“燕山免夫钱”跟人头税一样，按每户每丁三十缗计算，违者军法从事。一般来讲，东南地区向来都是中央政府的“奶牛”只要一挤压，就会有“牛奶”。对于东南数路这一利税大户，宋朝政府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仅江南西路一路便榨出了一百五十七万缗。宋政府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出家人都不放过，宋徽宗下诏天下寺院、宫观一体均摊“免夫钱”。宋政府横征暴敛，搜刮天下，所得不过二千万缗，却惹得四海结怨，叫苦连天。地方官借收捐之便，中饱私囊，比比皆是，至于搜刮来的钱有多少用在赈济燕山上了，鬼才知道！
从燕京回来，金太祖完颜旻可称得上是“抱得美人归”“高唱凯歌还”！回到黄龙府后，他日日歌舞，夜夜管弦，纵情欢宴，喜乐无极。一般来讲，大功告成的成功男士全有这种毛病，不过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乐极生悲了。由于过度沉缅酒色，大金太祖武元皇帝染上不治之症，不久就魂归那世去了。遥想白山黑水之间，那位“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绝世英豪，在千军万马中,跃马横刀,所向披糜，现如今却将自家“万乘之躯”不光不彩的折在女孩子身上，作了牡丹花下风流鬼。这正应了那句古话“水能穿石”“柔能克刚”也算是“一物降一物”了。
不过，金朝皇帝英年早逝，对宋金关系而言可不是一件好事。宋金缔结“海上之盟”宋朝一方是宋徽宗主盟，金朝一方是金太祖主盟。金太祖虽然在履约之时，对宋朝强取不断，但不过是贪图一时的经济利益，总体上还是赞成将燕云归还宋朝，并主张维护宋金关系的。而如今盟约墨迹未干，金太祖突然病逝，其弟金太宗完颜晟即位，无疑就给金宋关系的稳定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对北宋而言，金太祖命中犯桃花,金太宗可就成了大灾星。北宋“靖康之难”原本事起突然，宋室南渡之后，有关这次国难的起因,民间各种离奇隐秘的传说都有，其中私下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就是金太宗完颜晟相貌酷似宋太祖。当年在“斧声烛影”中神秘死去的宋太祖，在１５０年后化为灾星附在金国皇帝完颜晟身上，向宋太宗的子孙复仇。当然不明“海上之盟”内情的北宋老百姓会有这种迷信的猜测也许并不奇怪，但是对于疏斥正士、狎近奸谀，溺信虚无，崇视游观，怠弃国政，困竭民力的北宋统治集团来说，那颗拖着尾巴，闪着凶光，夹着烈焰，弥漫着死亡与毁灭气息的灾星，终究要落在他们的头上。
郑居中的援辽论在后世史家中颇得市场。持坐观论的一派认为，北宋如果不援辽、不助金、不结盟，金国虽强，何衅以伐宋哉？
坐观派认为，国家不宜见祸而动,理应恪守盟誓,静镇封疆,坐观成败,不给女真以借口，以待辽国自灭。坐观派主张不援辽，不助金，不结盟,认为北宋收复燕云是轻举妄动,制造事端之举。此观点看似计出万全，以不变应万变，但不赞成收复燕云，同时也不积极谋划完善军备，培养国力的举措，实际上已演变成一种不顾外部客观形势变化的不作为之举。事实上，坐观派对辽朝四分五裂,必然败亡的总趋势，丝毫没有怀疑，郑居中所言“不宜幸灾而动，待其自毙也。”也清清楚楚的道破了此点。此时金强辽弱，女真势如破竹，辽朝无力抵御，其败亡已是形势必然。一旦金军以新锐之师，席卷辽国，尽有辽疆，就要不可避免的同北宋王朝接壤，以女真孛狂之志，狼奔豸突，且得燕云重地，难免不会有窥伺南朝之心，这不需要任何理由与借口。不难想见，宋金两国一旦接壤，以女真之强悍必然要成为宋朝北方巨大边患。北宋王朝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要不可避免的重新衡量与金朝的关系，这是地缘政治所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坐观论在对待辽势已衰，女真崛起的问题上，妄图不接触、不介入，不谈判，不收燕云，静守疆土，不给金人牧马南下之借口，用以自保的策略，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想而已。坐观论所言的“据契丹勿援，据女直而勿夹攻，则不导女真以窥中国”实际上是把国家之安危，和平之希望，寄托与强敌之心。“不持我之不可犯，而持人不犯我”这恐是一叶障目，掩耳盗铃之举。
由此可见，坐观派所谓的“恪守盟誓”“静镇封疆”不仅会使北宋王朝错失收复燕云的千载良机，同时也不能避免开女真之边衅，只能使北宋王朝丧失外交与军事上的主动权，处于更加被动不利的局面，如果处理不好，北宋灭亡的命运不可避免。坐观论看似是以静制动的稳妥之策，实际上确是逃避现实的消极之举，明为“坐观成败”实为“坐以待毙”罢了。
（３）宇文虚中的“援辽论”是否可行？
宇文虚中的援辽论，也颇为后世所乐道。援辽派认为宋辽两国唇亡齿寒，国家不应伐辽，理应援辽，用恭顺之契丹抗衡强悍之女真。此派观点虽说具有一定的先瞻性，但在当时情况下，恐不可行。
其一，宋辽两国虽缔结澶渊之盟，但百余年来，外和好而内猜度，相互摩擦不断，双方戒备很深。澶渊之后，北宋王朝鉴于辽朝强大军力，虽表明放弃燕云失地，但不过是权宜之计与无奈之举，并非心甘情愿。对此，辽朝也是隔岸观火，心知肚明。而此时，辽朝面对女真势力已过辽东，上京中京门户洞开，金军攻势迫在眉睫，漠南本土岌岌可危的态势，燕云汉地的战略对辽国而言就尤为重要了，燕云之地已成为辽朝继续立国之根本了。面对宋辽两国攻守易势，力量消长，契丹虽对北宋恭顺，不过是为了稳住南朝，解除后顾之忧，确保燕云而已，其本意并不想让北宋趁机插手燕云事务。可见，宇文虚中的援辽论不过是不切实际的一相情愿罢了，北宋此时援辽其结果适得其反，只能加剧辽朝对宋朝的疑虑与防范。
其二，即便宋辽两国能够联合抗金，以两国现有之军力也未必能阻挡女真兵锋。辽主也曾联夏抗金，以辽夏之力且不敌金军，宋军战力尚不如西夏，若是联辽抗金，岂不是“自不量力”“以卵击石”之举？以宋朝之力如果联辽抗金，非但无法救辽，反会遭受惨败，并有可能使北宋王朝在军事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遭到女真大规模的军事报复，这种局面是北宋应付不了的。因此，援辽论看似“高瞻远瞩”“极付远见”但由于缺乏政治与军事上的整体考量，在辽朝大势已去的严峻形势下，实际上是一种不顾双方力量悬殊的军事冒险，同时也是一场“费力不讨好”的政治赌博。
北宋收复燕云最大的失误还是在于统治集团过分依赖外交统战手段，对使用不流血的和平方式收复幽云失地，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忽视了使用武力解决燕云问题的必要性。燕云十六州是关辽国根本，宋初北伐失利也证明了，辽朝不会主动放弃燕云汉地，若有不虞，辽人必定倾国争之。可见，辽宋之间一百五十年来悬而未决的燕云问题，不经过一番艰巨的军事斗争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
中国古代兵书典范《孙子兵法》中有曾有“上兵法谋，其次伐交，再次伐兵”之语，“上兵伐谋”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伐交”与“伐兵”之间那个重要，是先“伐交”而后“伐兵”，还是先“伐兵”而后“伐交”却值得后人思考。在军事实践中往往“伐兵”比“伐交”重要，有的时候不是外交决定军事，而是军事决定外交。军事为主，外交为辅，军事胜利促进外交进展，而外交进展必然依托军事胜利。说到底外交是软力量，军事是硬力量，软力量只能触及皮毛，而硬力量才能伤及皮肉。因此“伐交”与“伐兵”原本不分先后，既可先伐交后伐兵，也可先伐兵而后伐交，或伐兵伐交同时展开，明君往往善于灵活运用“存乎一心，而用乎一妙。”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夹攻论、坐观论、援辽论实际上都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偏重外交而忽略军事，把外交置于军事之上。战争时期，外交理应从属于军事，而北宋却将军事从属于外交，这应是北宋复燕云中的一大失误。
说到这里，就自然体现出一个问题：北宋王朝为什麽会优先使用和平方式收复燕云十六州呢？
应该说，北宋统治集团优先考虑用外交、统战等一系列和平手段收复燕云，并非其智力不济。《左传.曹刿论战》中曾有一句话叫作“肉食者鄙”意思是说上层人士锦衣玉食,但往往昏馈无谋,不过大多数统治者的头脑可不像曹刿所言的那麽简单，这句话显然低估了历代统治集团的智商,即使是昏庸无能的统治者在制定涉及根本的重大决策时，往往也要经过一番搜肠刮肚的精心考虑，虽然考虑出来的结果并不见得是正确的。
北宋幻想使用外交、统战等和平方式收复燕云，是一种将自身军事力量与国内政治气候综合考量后的选择。这种选择对北宋而言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宋初北伐失利，宋人闻辽胆寒，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初年的两次败仗，也打出宋辽两国一百二十年的和平。澶渊之后宋廷对辽国奉行“专守防卫”而将用兵的重点转向西北，宋辽两军从此没打过大仗，但是“恐辽后遗症”却在宋政府的脑海里深深扎下根，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发作。所谓“恐辽”就是畏惧辽人弓马强劲，承认自方处于军事劣势，不敢与辽军在正面战场上进行较量。而此时辽朝虽说举国中分，但宋辽两军百年未曾交锋，宋军对辽军虚实并不知情。宋朝军事决策者虽说不了解辽军实力，但如果从侧面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宋军曾与夏军多次交战，在野战中宋军未占上风，而辽军战斗力显然略高于夏军，宋辽一旦动武胜败难料，这难免不令北宋统治者心有余悸。北宋君臣既想夹攻辽朝，嘴上当然大喊不怕，但心里终究没底。“兵者国家之利器也”凡用兵者未受其利则必受其害,除此没有第三种可能。精锐的陕西军向来为宋廷所倚重，陕西军伐辽一旦有所闪失，必然要使宋廷统治力量大为削弱，以“守内虚外”为祖宗家法的北宋统治者当然深谙此道。郑居中的“用兵之道,胜负无常,诚恐兵革一开，则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休息矣”此语耐人寻味，可谓将北宋统治集团既想投机又怕失败的复杂矛盾的心理一语道破。
与外部错综复杂的大环境相比，北宋国内小气候也不容宋廷盲目乐观。进入二十年代以来，北宋国内矛盾越发严峻，社会趋于动荡，官逼民反之事日渐增多。山东宋江聚众起事，呼啸梁山，纵横齐魏，官军万人竟不能制；江南方腊揭竿而起，攻取杭州，自立帝号，东南数路为之变色。面临国内激烈的民变以及日渐不稳的政治局势，北宋统治集团越发倚重军队对内的威慑作用，自然要保留最精锐的军事力量用于对内弹压，宋军精锐业已成为北宋王朝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钱了。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宗旨的宋朝统治者，安了内也未必能攘外，如今面对内部形势不稳，又怎能放心大胆的攘外？宋太宗曾经说过“国家没有外患，必有内忧”宋廷对待外患与内忧，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外患如果在使用武力没有胜算的情况下，宋廷往往经济笼络，忍让避战，但对于内忧宋廷往往重拳打击，坚决剿灭，拿出秋风扫落叶一般的气概“该出手时便出手”。方腊起义被镇压的当年，曾经一度被停止的花石纲，奉应局等扰民害民的苛政又被宋徽宗下诏恢复了，对于这种穷奢极侈不顾人民死活的行为，连奸臣童贯都颇有微词“江南人民饭窝子未稳焉，又行此作甚？”有的时候,统治者对内骄横奢侈，往往证明对外软弱无能，宋徽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被内部与外部诸多不利因素捆绑住手脚的北宋赵佶政府，一方面想攘外，一方面要安内，明为攘外，实为安内，自然就把和平收复燕云作为首选上策，武力解决燕云问题，便成了万不得已的下策。北宋君臣为了达到和平收复幽云的目的，时而外交谈判，时而威逼利诱，时而招降纳叛，时而攻心策反，花样迭出，无所不用其极。北宋“海上之盟”从军事外交方面来看是失败的，至少是得不偿失，唯独统战工作颇有收获，北宋政府为了搞好统战工作，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凡是辽方有利用价值的人物，都精心笼络，一个都不能少。北宋搞统战很有一套，喜欢当官就许以高官厚禄；喜欢女色就送去美女娇娃；喜欢钱财就重金赏赐；爱慕虚荣就御笔嘉奖，正所谓投其所好，无孔不入。应该承认在辽朝大势已去，辽臣人心惶惶，各自为计的情况下，北宋对辽统战工作开展的相当顺利，确实笼络了一大批人物，如：马植、郭药师、高凤、董才、还有后面要提到的张觉等等。这些统战对象中有许多都是在辽朝有兵有权的实力派人物，甚至于统战工作都作到辽王朝最高统治者天祚帝头上了。北宋统战虽然卓有成效，客观上也确实加速了辽朝统治集团分崩离析，但北宋君臣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使盘踞燕京的北辽政府主动去除国号，纳土归降的政治企图并没有达成。
北宋政府实际上也认识到盼望燕云主动归降，纯属是不切实际，一相情愿的幻想，和平方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此之前，宋政府既然将和平收复燕云作为首选，自然积极统战，消极备战，只想伐交，不想伐兵，当发现和平收复燕云无望，必须诉之武力的时候，才感到自身军事准备不足，而又硬着头皮贸然伐辽。军队不堪一战，大将毫无方略，后勤一片混乱，战机演变成冒险，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虽说北宋政府为收复燕云费尽心机，事先的小算盘打的很精明，似乎努力用最小的代价解决“燕云问题”但整个事态的最终发展，并不以它的意志为转移。收复燕云与海上之盟所造成的严峻局面，完全超出了宋朝决策层事先的任何预料。在处理平燕事物的过程中，北宋政府逐渐从有利局面沦为不利局面，从主动地位变为被动地位，基本丧失了驾驭局面的能力。对宋廷而言，这一切都在失控，这一切又都是自己所料不及的。
(二)北宋王朝使用军事手段能否成功收复燕云呢?
北宋军事上收复燕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宋廷在签订海上之盟与收复燕云的近七年的时间里，最大的失误就是军事重心没有得到真正的调整。当北宋统治者将政治与外交的注意力转向燕云地区的时候，宋王朝的军事重心还停留在西北。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从政和五年（１１１５年）开始的宋夏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前一年夏军骚扰定边城，围攻观化堡而引发的。本来这只是一次局部军事冲突，而宋廷却下旨大举讨伐西夏，宋军步骑二十万分三路出击西夏，宋夏战争由此全面爆发。这场战争一共打了四年，双方互有胜负，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宣和元年（１１１９年）童贯命熙河经略使刘法率宋军精锐步骑十余万攻打西夏朔方城，途中中伏全军覆没，刘法阵亡。此役陕西宋军元气大伤，士卒军马折损大半，战斗力锐减，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虽然当年宋夏达成停战，西北形势趋于缓和，然而未过一年，江南方腊起义爆发，其势浩大，东南数路宋军皆不能制，朝廷不得不动用陕西军前往江南围剿。从１１１５年宋夏战争到１１２１年方腊起义的六年的时间里，陕西军时而转战西北，时而奔袭江南。宋朝这支王牌军的战斗力已经被严重透支了，这支军队基本上丧失了大规模进攻的能力，不经过休整难以为战。而第二年也就是宣和四年（１１２２年）四月，北宋政府正式下诏对辽宣战。五月，宋朝政府和平收复燕云的所有努力归于失败，宋辽正式开战。自１１１９年朔方惨败后，连年作战，将疲兵惫，攻击力锐减的陕西军没经过充分休整，便作为河北诸军主力在战斗中担任主攻，从而被以逸待劳的辽军精锐骑兵击溃也就并不奇怪了。
应该说，方腊起义虽说轰轰烈烈，但是对宋王朝整体军事实力影响并不大，很显然那些没有多少军事经验，因为被断生计，一时愤恨而仓促起事的老百姓，跟本就不是宋朝正规军的对手。方腊起义虽说一时打乱了宋廷对辽军事部署，但不过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小插曲而已。事实上真正让北宋付出沉重代价的是对夏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夏战争使北宋王朝永远失去了军事上收复燕云的条件，而这场盲目的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夏人骚扰边境，本来算不了什麽大事。辽、宋、夏三国对峙中，西夏国力最弱，疆土狭小，人口有限，经济上对中原依赖性很大，党项骑兵虽然骁勇，但西夏国力经不起连年战争。西夏自元符和议以来，一直对北宋采取守势，到是宋朝边将为了建立军功，屡犯夏境，筑堡立寨，侵占夏土。西夏几次遣使赴汴京交涉，北宋均不归还所侵夏地，宋夏边境因此摩擦不断。崇宁四年（１１０５年）辽国出面调停宋夏纠纷，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敌意犹存。自政和五年（１１１５年）后，辽朝在东线战场上被女真打的焦头烂额，无遐西顾，西夏没有辽国撑腰，更不敢大举对中原用兵。由此可见，此时的西夏对北宋构不成实际威胁，侵扰宋边，不过是个别夏军将领的个人行为。北宋动用二十万大军大举伐夏，完全没有必要，这是非常盲目的军事妄动，属于因怒而兴师。１１１５年对宋朝政府而言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因为就是这一年，宋朝政府得到了辽东战场上契丹军事失利，女真称帝建国的确切消息，从而萌生了收复燕云，夹攻辽朝的想法。既然北宋最高统治者产生了夹攻辽国之意，那麽此时选择在西北挑起战火，发动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夏战争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同是也和收复燕云的国策相互矛盾。
北宋１１２２年伐辽失败的命运，实际上在七年前的１１１５年就已经注定了。为时四年的宋夏战争，极大的消耗了宋军的精锐兵力，同时也使宋朝永远丧失了收复燕云的军事准备时间。当宣和三年（１１２１年）北宋王朝平息了方腊起义，着手伐辽的时候，终于发现一切都来不及了，虽然宋朝此时面临着辽国一分为二，燕京孤悬于外的绝好战机，但是这个绝好战机，宋朝已经把握不住了。总体来看，北宋王朝不具备和党项、契丹同时开战的军事实力，伐夏就无法伐辽，伐辽就不能伐夏，宋军没有能力东西两线作战。
政和五年(1115年)当北宋复燕云之议开始之时，如果能够安抚西夏，归还历年来所侵夏地，缓和对夏关系,而把宋军精锐从西北抽出，尽快完成陕西与河北、河东的军事换防。采取“西和东备”的方针，集中主力与河北，养精蓄锐，寻隙观衅，完善军备，强化战力，与女真接触而不结盟，和契丹守约以慢其心，从而使自身战、守、和都保留回旋余地。宋朝可游离与辽金战事之外，静观辽金局势之变化，一旦出现有利局面，则宋军主力谋划停当，蓄势而发，见机而动，对辽人以军事打击为主，辅以攻心策反，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先求胜而后攻心，以促其分化，北宋军事收复燕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当然要做到这一步，军事上最起码需要四五年的精心准备时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同时，北宋政府应逐步废除苛政，安抚民心，稳定内部，为对外用兵创造条件。在辽金开战后，北宋如若整军备武，加强河北军力，进可收复燕云，退可屏护河南，即使不能收复燕云，也可强化边防，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用以应对金国崛起后的最坏局面，这应是比较稳妥的策略。
（三）北宋不同金朝结盟，军事收复燕云后，能否得到金朝的承认？
实际上辽金开战之初,金人原本没有染指燕云之意,女真与宋人结盟本意在于夹击辽朝，共分辽土。只不过后来金人见宋军在战场上接连败绩，才产生了轻宋之心与毁约之意。如果北宋不与金朝结盟而直接武力收复燕云，只要能取得军事胜利且时机适当，女真自然会承认既定事实的，相反即使同金人结盟，宋朝只要军事失利，照就会使金人毁约败盟。这实际上还是体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北宋能否成功收复燕云，关键不在外交而是在于军事。金人是典型的唯军事论，辽金开战后，女真与契丹势成水火，金军主力无遐他顾，在辽朝没有灭亡，天祚帝没有擒获之前，金人不可能为燕云归属问题同宋朝彻底闹翻，使自身再树一敌的。且北宋伐辽客观上造成宋金夹击辽朝之势，这并不危害金朝的根本利益，女真自然不会真正计较。
注释：政和四年(1114年)已经降宋的定边党项首领写信给西夏边将梁哆绫言宋军青黄不接之时，军粮接替不上，军中乏食，极易攻取。但夏军攻取定边的计划被宋朝侦知，宋军加强了防范，西夏军无功而返。这一事件成为了北宋趁辽朝无遐西顾之际发动对夏战争的导火索。政和五年（１１１５年）宋徽宗下诏大举讨伐西夏，为时四年的宋夏战争由此爆发。
虽说北宋政府在平燕事务中犯了许多错误，但最终还是以高昂的代价通过外交谈判，从金军手里接管了燕京六州二十四县，暂时完成了北部边疆的统一。记得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闻一多先生面对南中国海的汹涌巨浪，写下了著名的“七子之歌”其中澳门篇有这样几句：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虐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闻先生有感国家分裂，不能统一，在“七子之歌”序言中写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能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七子之歌”完成二十余年后的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了，中华“七子”中的“五子”：台湾、广州湾、威海、旅顺、大连回归祖国，又过了半个世纪，香港、澳门也先后回归祖国。自十九世纪后半叶，割让给外国的七片领土终于在２０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完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虽然这一切历经了一百六十年的风风雨雨，这确实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一千年前北宋王朝也经历了这一次漫长的等待，自会同元年（９３８年）五代石晋瑭政府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到宣和五年（１１２３年）北宋收复燕云，中原人民整整等待了一百九十五年，也真称的上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了。
虽说燕云“十六子”中的“七子”：幽、蓟、檀、景、顺、涿、易七片失地，重新回归中原王朝的怀抱，但宋朝政府在收复失地的最初喜悦感消失之后，却面临着沉重的现实包袱。
由于金军在移交燕云前的一系列劫掠与破坏，昔日繁荣富庶为“北方之冠”的河北中北部地区，此时已是士庶流散，公私俱空，一片狼籍，燕山百姓更是流离失所，嗷嗷待哺，社会秩序的混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战前燕京市场供应丰富，陆海百货会萃其间，蔬菜、果实、稻米、鱼吓、桑柘、麻麦、羊豕、雉兔，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燕山一带，物产丰富，东自碣石，西至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连阡接陌，桑荫障目，山南地区，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涿易两州地近塘泺泊淀，夏季盛产，菰蒲、菱芡、莲藕、鱼虾，秋水退后，土壤肥沃，种植禾麻，亩产颇丰。蓟滦之地，井肆连络，河渠运漕，通于海滨，渔船舟子，鼓楫扬帆，泛历烟波、稻粱黍稷、鯯鱼虾鲊，不可胜食。昔日自燕京往南，沿途皆见，美丽旅舍，美丽园圃，美丽田亩，美丽水泉，这麽一片美丽富饶，人烟繁盛的土地，如今已是一片残破，不复有当年之盛了。
记得宋人刘敞游历燕山之后，写下了一首在南朝颇为流传的七律。
诗曰：
山上回溪溪上峰，清晖相映几干重。
游鱼出没穿青行，断东蜿蜒奔白龙。
尽日浮云横暗谷，有时喧鸟语高松。
欲忘旅思行行远，无耐春愁处处浓。
此诗通过描写峰峦、清泉、山林、鱼鸟将燕山深处的浮云春色刻画的淋漓尽致。但是对于宣和五年（1123年）春夏之交的燕山人民来说，此时面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凄凉境地，无限春光添上无奈心情，也就真的变成“欲忘旅思行行远，无奈春愁处处浓”了。至于蔡太师在平复燕云贺表中所言“燕京遗民，戴白垂髫，欢呼解衽；壶浆箪食，以迎王师。”所谓“鼓舞人心”“欢庆回归”的热烈场面，纯属是一派胡言。
燕京居民原本生活安定,自河北战事爆发以来，便夹在辽、金、宋之间“夹缝之中求生存”勉强为生，聊以度日。如今在宋金交割燕京的过程中，宋朝政府出卖他们与金人做交易，金朝军队掳掠他们的子女家财。燕民在宋金两国的交相侵夺之下，成了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的贫瘘之人，他们的不满与失望是显而易见的。一百九十年过去了，燕京人民总算回归祖国中原的怀抱了，但是回归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一场灾难。金军撤走之后，燕京府库皆空，余粮告罄，城内尽是托钵告贷，行乞街头的饥民。一些曾经在辽朝做过官的流民，甚至于揭榜通衢，写上旧时官职，以求政府赈济，绝大多数的饥民涌向宋朝军营就食。宋军口粮有限，难以应急，只得将这些流民疏散安置在附近州县，大县数千人，小县七八百人，但附近州县也是刚遭兵火之灾，没有余财供养流民。整个燕山府六州二十四县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流民遍野，百姓朝不保夕，在“粮荒”与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满目疮痍，人心惶惶。
宋政府派往燕山地区的第一任行政长官——安抚使王安中，觉得事态严重，就安抚燕山事，紧急申报朝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千年前的北宋也有这样的光荣传统。祖国中原永远是燕云人民的坚强后盾，宋朝中央政府决定竭尽全力援助燕山，帮助燕京人民渡过难关。宋徽宗特将皇宫珍宝古玩运往燕山府，陈列在燕山府衙，进行展览，夸耀中国富强。宋政府还从河北、河东、山东等地紧急划拨粮食，组织舟车，运往燕山地区，赈济饥民。但是河北、河东原本库存有限，不到一年粮库便以告罄。河南的国家储备粮是不能轻易调用的，在宰相王黼的建议下，宋徽宗决定“拆东墙补西墙”发动全国人民募捐，名为募捐，实为硬性摊派。朝廷下令江淮、湖广、闽浙、四川等地百姓缴纳“燕山免夫钱”跟人头税一样，按每户每丁三十缗计算，违者军法从事。一般来讲，东南地区向来都是中央政府的“奶牛”只要一挤压，就会有“牛奶”。对于东南数路这一利税大户，宋朝政府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仅江南西路一路便榨出了一百五十七万缗。宋政府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出家人都不放过，宋徽宗下诏天下寺院、宫观一体均摊“免夫钱”。宋政府横征暴敛，搜刮天下，所得不过二千万缗，却惹得四海结怨，叫苦连天。地方官借收捐之便，中饱私囊，比比皆是，至于搜刮来的钱有多少用在赈济燕山上了，鬼才知道！
从燕京回来，金太祖完颜旻可称得上是“抱得美人归”“高唱凯歌还”！回到黄龙府后，他日日歌舞，夜夜管弦，纵情欢宴，喜乐无极。一般来讲，大功告成的成功男士全有这种毛病，不过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乐极生悲了。由于过度沉缅酒色，大金太祖武元皇帝染上不治之症，不久就魂归那世去了。遥想白山黑水之间，那位“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绝世英豪，在千军万马中,跃马横刀,所向披糜，现如今却将自家“万乘之躯”不光不彩的折在女孩子身上，作了牡丹花下风流鬼。这正应了那句古话“水能穿石”“柔能克刚”也算是“一物降一物”了。
不过，金朝皇帝英年早逝，对宋金关系而言可不是一件好事。宋金缔结“海上之盟”宋朝一方是宋徽宗主盟，金朝一方是金太祖主盟。金太祖虽然在履约之时，对宋朝强取不断，但不过是贪图一时的经济利益，总体上还是赞成将燕云归还宋朝，并主张维护宋金关系的。而如今盟约墨迹未干，金太祖突然病逝，其弟金太宗完颜晟即位，无疑就给金宋关系的稳定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对北宋而言，金太祖命中犯桃花,金太宗可就成了大灾星。北宋“靖康之难”原本事起突然，宋室南渡之后，有关这次国难的起因,民间各种离奇隐秘的传说都有，其中私下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就是金太宗完颜晟相貌酷似宋太祖。当年在“斧声烛影”中神秘死去的宋太祖，在１５０年后化为灾星附在金国皇帝完颜晟身上，向宋太宗的子孙复仇。当然不明“海上之盟”内情的北宋老百姓会有这种迷信的猜测也许并不奇怪，但是对于疏斥正士、狎近奸谀，溺信虚无，崇视游观，怠弃国政，困竭民力的北宋统治集团来说，那颗拖着尾巴，闪着凶光，夹着烈焰，弥漫着死亡与毁灭气息的灾星，终究要落在他们的头上。
第三章 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金灭北宋战争）
宣和五年（１１２３年）五月，一个初夏时节，在离燕京以东二百余里的平州(河北滦州)，发生了一次突发事件。后来证明，这次事件为原本貌合神离的宋金关系，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说到这次事件的起因，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张觉。
张觉系平州汉人，辽国进士，曾任辽兴（平州）军节度副使。在辽王朝即将灭亡的最后几年里，平州路也爆发了相当规模的骚乱，乡民杀死节度使萧谛里。张觉抚定叛乱，州人推他权领州事，但张觉代理平州事务，并没有得到燕京或夹山方面的认可。不久，燕京的耶律淳病故，整个南京道在宋金的战略夹击之下，岌岌可危。张觉知辽朝气数已尽，暗中招兵买马，潜为一方之备。这段时间，在燕京的北辽政府，曾遣太子少保时立爱接管平州路，张觉以效忠天祚帝为名拒而不纳。
这个张觉与此时辽朝境内的大多数地方实力派一样，借辽金开战之际，占据一方，意图割据，平州境内，事无巨细，皆由他做主，俨然为一方诸侯。可是局势发展很快，宣和四年（１１２２年）十二月，金军进入燕京，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张觉也要被迫在辽金之间表明态度了。
金军占据燕京的这段时间，一方面同北宋谈判，另一方面也非常关注平州路的情况。因为前文也提到了，平州路在辽朝南京道中虽数偏远州路，但战略地位尤其重要，平州境内的榆关（山海关）是金朝统治下的辽东通往中原的锁匙咽喉，而按照宋金双方的协议，平州路应属金朝。因此，金朝统治者对平州问题十分关心，也就不难理解了。金朝皇帝完颜旻向降金的辽臣康公弼打听平州与张觉的底细,康公
弼认为张觉狂妄轻浮，平州虽有兵数万，但多是未经战阵的乡民，且器甲不修，粮秣不足，不会有什麽作为，无非是意图自保而已。朝廷应该设法稳住张觉，然后徐徐图之。为了解决平州问题，金军元帅宗翰曾有一个计划：就是在押解燕京富户归国，途径平州时，金军出其不意，一举袭取平州,擒获张觉。康公弼不赞成这个计划,认为张觉在平州设防有时，闻大军远来，必有防范，很难出奇制胜。如果双方兵戎相见，很有可能使张觉投靠宋朝，使金军面临进退失据的局面，不如先去平州探听虚实，而后招降张觉。金廷最终采纳康公弼的意见，授张觉为临海军节度使，命康公弼携天子金牌，立即前往平州招降张觉。
正向金朝关注平州一样，在平州的张觉也在密切关注着燕京方面的一举一动。张觉知道金军势大，平州孤立无援，此时康公弼代表金廷前来招降，他自然不敢逞强，更不敢怠慢。张觉对金使康公弼言道：契丹之地已尽入于金，如今只有平州一地，怎敢抗大国兵锋？之所以未解甲者，是为了防范辽将萧干率军扰境。张觉厚贿康公弼，让他回燕京为自己说项，表示愿意归降。金廷得知张觉归降的消息，非常重视，升平州为金南京，任命张觉为南京留守。
宣和五年（１１２３年）四月中旬，金军主力陆续从燕京撤走，并经平州境内的榆关前往辽东修整。四月底，宋军进入燕京，并宣布收复燕山。关内形势的这一变化，使平州守将张觉不禁怦然心动。张觉降金不过是权宜之计，如今面临金军撤走，宋军接管燕山的局面，张觉那原本就不安分的本性，使他仓促之间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五月份，降金的辽臣康公弼、左企功、虞仲文奉命押解所掠的燕民东徙辽东，这些人背井离乡被驱赶着走了大半个月，拉家带口，颠沛流离，不胜其苦。这支队伍，到达平州后，大家无论如何都不想继续走了。燕民知道此时的平州留守张觉原系辽将，在平州经营多年，恰巧平州境内并无金军驻扎。燕民们纷纷劝说张觉起兵对抗金朝，有人甚至于还向张觉献计，诱杀康公弼等人，纵燕民返乡，如果金人问罪，内用平营之兵，外借宋朝之援，且依榆关之险，可立于不败之地。此举不仅可以摆脱金人的控制，而且还可以笼络燕山人心，收取人望。张觉原本就对金人心存疑虑，但是因为事体重大，又同心腹谋士李石商议，李石认为此举可行。于是张觉便在平州民众与手下谋士的鼓动下，毅然举兵反金。
张觉以南京留守的名义邀请康公弼等人到滦河以西会晤,并布置亲兵一举将其拘捕。当初，不赞成一举擒获张觉的康公弼，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反被张觉一举擒获了。张觉当众宣布康公弼，左企功等人不迎天祚，擅立新主（耶律淳），投降金朝，以燕京财富取悦金人的十大罪状，下令将其绞杀。张觉既然与金人撕破了脸，便公开不奉金朝年号,改称保大三年,绘辽天祚帝画像与府堂之上,每事遥告而后行,并遣使赴夹山迎天祚之子入平州。另一方面，张觉派翰林学士李石赴燕山府，以献土为名，求助于宋朝。
北宋政府得知平州发生兵变的消息，也感到突然，宋徽宗对辽东走廊的战略要地，志在必得，有意支持张觉反金归宋。宋朝政府内的元老大员，只知逢迎上意，没有人出来反对道君这一引火烧身之举。这回到是延庆殿学士赵良嗣沉不住气了，极力上表反对此事。作为宋金“海上之盟”的重要参与者，赵良嗣深知女真不好惹，性如虎狼，两国盟约既然明确禁止在对方境内招降纳叛，如今违约逾盟，女真自然不会善罢甘休。赵良嗣奏请朝廷不可介入金朝内乱，乞斩李石，以谢天下。
说到赵良嗣这个人，历史上向来有不同的看法。金军南侵后，赵良嗣作为“海上之盟”首倡者与重要参与人，加上他与童贯交厚，是“一条绳拴两只蚂蚱”被认作“六贼”死党而受到了迫害株连。赵良嗣被小皇帝宋钦宗勒令停职，编管南方，在贫病交加与穷困潦倒中，带着迷茫与惶恐，凄然死去。平心而论，赵良嗣无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在十三年以前叛辽归宋的时候，就已经命中注定了。十二世纪初叶，面对辽国局势不稳，赵良嗣以敏感的政治嗅觉预见了辽朝必亡，毅然选择了“复汉人衣冠”回归“父母之邦”。这之后，又为外交收复燕云与金人多次艰苦交涉，在“弱国无外交”的不利局面下，他据理力争，竭尽全力履行使命，维护北宋王朝的外交利益，但是能够预见辽朝必亡的赵良嗣，这次显然高估了“祖国”的实力，他的“祖国”远远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强大。收复燕云之初，他对徽宗皇帝说过的那番豪言壮语，所谓“代天谴责，以治伐乱”在实际运作中却变成“自不量力，以乱伐乱”也许这种失败对于缺乏实力而又侥幸取巧的北宋而言是不可避免的，但赵良嗣却为此背上“黑锅”被宋廷迁怒为“与金结盟，首倡祸乱”成为了宋徽宗外交路线的“替罪羊”弄得个身败名裂。赵良嗣的个人悲剧也许证明了那句发了霉的话“聪明反被聪明误”。有的时候，聪明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才华也许会加速一个人的败亡。在历史大转折时期，每个人都会有许多选择，无论是选择重利务实，还是选择民族感情，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因为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年代里，任何选择都需要成本。当然那些指责赵良嗣为奸党的宋人，也许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在给北宋王朝带来巨大灾难的张觉事件中，大多数人不是麻木愚钝就是明哲保身，而站出来反对的只有赵良嗣一人。
虽然为北宋王朝献计献策，呕心沥血的赵良嗣，在宋金关系的关键时刻，单枪匹马试图努力维护“海上之盟”中宋金关系的基石，但是他的努力对于取巧成性的北宋统治者而言，是注定没有成效的。宋徽宗密令燕山知府王安中抚定归业燕民，并趁机招降张觉。张觉效忠天祚，复兴辽朝，原本就是一个幌子，名为替辽朝保守疆土，暗中却与北宋勾勾搭搭，将平营滦三州作为砝码，献土以自固。张觉既然明确得知了宋朝政府的态度，逐决定公开向北宋投诚，将平、营、滦三州献与宋朝。宋朝政府将平州路改为泰宁军，划归宋军建制，任命张觉为泰宁军节度使，总知三州兵马事。北宋政府向来具备统战的丰富经验，宋朝对招降纳叛、策反攻心使用各种手段“挖人墙角”的那一套做法，很有心得也很自信，用“自信”这个词也许并不贴切，毫不夸张的讲，应该是非常上瘾的。但是，宋朝这回显然选错了对象，策反侧翻了船，统战可捅到了马蜂窝。不过，从另一方面似乎也印证了“玩火者必自焚”。
张觉事件让赵宋活脱脱的丢了一把脸不说，更重要的是给貌合神离的宋金关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此之前，金人对宋人顶多是看不起，这回不仅是看不起，更增添了愤恨与疑虑，只不过此时天祚帝还未被金军擒获，金朝隐忍不发罢了。赵宋招降张觉变成了“偷鸡不成浊把米”，羊肉没吃上，还惹来一身骚。后来总有一种说法，将常胜军叛宋降金归于张觉事件，实际上对郭药师这个“三姓家奴”而言，临阵投降是他“修身齐家”的拿手绝活，即使没有张觉事件，他也不会为宋朝尽忠。一般，叛徒在决定叛变之前，总会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几个光明正大的借口，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说服自己，顺便再骗一下别人。“关键不是背叛本身，而是背叛什麽？”这话够经典，当人们指责叛将投降变节时候，叛将却总认为自己是在弃暗投明。“三姓家奴”郭药师总爱拿张觉事件说事，只不过就是他叛宋降金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说到这里，也许还有一个疑问，金朝要求引渡张觉，并没有说要张觉的首级。宋朝政府为什麽非要杀死张觉不可呢？这种卸磨杀驴的做法，不是太出尔反尔了吗？
宋朝之所以要杀死张觉，似乎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为了杀人灭口。张觉一死，宋朝招降纳叛的许多机密，也就成了死无对证。金方一旦深究，宋方自然可以搪塞，所以张觉必须死。宋金失和“都是张觉惹得祸”与对金关系头等大事相比，此时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张觉，在赵宋眼里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真是个大麻烦！就如同荆棘在手，处理不好就会被扎着。出于这种考虑，宋方不会把长着脑袋的张觉交付金人，而会选择把张觉的脑袋交付金人，虽然大多数将士不理解，降将郭药师也闹得挺欢，但赵宋统治者心中的这个小秘密，不足为外人道也！
轻狂焦躁的张觉错误的高估了赵宋的实力，而投机取巧的赵宋却低估了金朝确保平州的决心，无论赵宋还是张觉，全是在玩火，赵宋受了辱，张觉赔了命。这个时候，我不禁想起了《红楼梦》里的一句话，呼喇喇大厦将倾，昏惨惨油灯将尽。北宋王朝的命运比那个被抄了家的百年贾府强不了多少。瞧着吧！一年后金军就要来抄家了，赵官家的幸福生活与甜蜜日子也快到头了。
按说平、营、滦三州丢了，张觉也死了，宋人丢够了脸，金人出够了气，宋金之间的疙瘩也该解一解了吧？但是事情远没有那麽简单，对赵宋来说，山前诸州（燕京所属六州）已经和平接管了，但是山后诸州（西京所属九州）还没有着落（有四州包括西京在内仍被金军占据）。宋金关系受张觉事件的影响，赵宋有关山后诸州的任何交涉，看来都不会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宣和五年七月，在燕京的童太尉被朝廷召回了，谭稹接替了童太尉，继续主持北方的军事工作，当然与声名显赫的童老总一样，他也是一位宦官。用宦官监军，已成为这一时期北宋军队建设的重要成就与独特风景。不过谭宣抚与童太尉相比，生理相同，心理却不同。与童太尉的机敏圆熟相比，这个谭宣抚是一个机械死板的人，在他的主持之下，宋金关系一塌糊涂。
宣和五年（１１２３年）五月，一个初夏时节，在离燕京以东二百余里的平州(河北滦州)，发生了一次突发事件。后来证明，这次事件为原本貌合神离的宋金关系，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说到这次事件的起因，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张觉。
张觉系平州汉人，辽国进士，曾任辽兴（平州）军节度副使。在辽王朝即将灭亡的最后几年里，平州路也爆发了相当规模的骚乱，乡民杀死节度使萧谛里。张觉抚定叛乱，州人推他权领州事，但张觉代理平州事务，并没有得到燕京或夹山方面的认可。不久，燕京的耶律淳病故，整个南京道在宋金的战略夹击之下，岌岌可危。张觉知辽朝气数已尽，暗中招兵买马，潜为一方之备。这段时间，在燕京的北辽政府，曾遣太子少保时立爱接管平州路，张觉以效忠天祚帝为名拒而不纳。
这个张觉与此时辽朝境内的大多数地方实力派一样，借辽金开战之际，占据一方，意图割据，平州境内，事无巨细，皆由他做主，俨然为一方诸侯。可是局势发展很快，宣和四年（１１２２年）十二月，金军进入燕京，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张觉也要被迫在辽金之间表明态度了。
金军占据燕京的这段时间，一方面同北宋谈判，另一方面也非常关注平州路的情况。因为前文也提到了，平州路在辽朝南京道中虽数偏远州路，但战略地位尤其重要，平州境内的榆关（山海关）是金朝统治下的辽东通往中原的锁匙咽喉，而按照宋金双方的协议，平州路应属金朝。因此，金朝统治者对平州问题十分关心，也就不难理解了。金朝皇帝完颜旻向降金的辽臣康公弼打听平州与张觉的底细,康公
弼认为张觉狂妄轻浮，平州虽有兵数万，但多是未经战阵的乡民，且器甲不修，粮秣不足，不会有什麽作为，无非是意图自保而已。朝廷应该设法稳住张觉，然后徐徐图之。为了解决平州问题，金军元帅宗翰曾有一个计划：就是在押解燕京富户归国，途径平州时，金军出其不意，一举袭取平州,擒获张觉。康公弼不赞成这个计划,认为张觉在平州设防有时，闻大军远来，必有防范，很难出奇制胜。如果双方兵戎相见，很有可能使张觉投靠宋朝，使金军面临进退失据的局面，不如先去平州探听虚实，而后招降张觉。金廷最终采纳康公弼的意见，授张觉为临海军节度使，命康公弼携天子金牌，立即前往平州招降张觉。
正向金朝关注平州一样，在平州的张觉也在密切关注着燕京方面的一举一动。张觉知道金军势大，平州孤立无援，此时康公弼代表金廷前来招降，他自然不敢逞强，更不敢怠慢。张觉对金使康公弼言道：契丹之地已尽入于金，如今只有平州一地，怎敢抗大国兵锋？之所以未解甲者，是为了防范辽将萧干率军扰境。张觉厚贿康公弼，让他回燕京为自己说项，表示愿意归降。金廷得知张觉归降的消息，非常重视，升平州为金南京，任命张觉为南京留守。
宣和五年（１１２３年）四月中旬，金军主力陆续从燕京撤走，并经平州境内的榆关前往辽东修整。四月底，宋军进入燕京，并宣布收复燕山。关内形势的这一变化，使平州守将张觉不禁怦然心动。张觉降金不过是权宜之计，如今面临金军撤走，宋军接管燕山的局面，张觉那原本就不安分的本性，使他仓促之间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五月份，降金的辽臣康公弼、左企功、虞仲文奉命押解所掠的燕民东徙辽东，这些人背井离乡被驱赶着走了大半个月，拉家带口，颠沛流离，不胜其苦。这支队伍，到达平州后，大家无论如何都不想继续走了。燕民知道此时的平州留守张觉原系辽将，在平州经营多年，恰巧平州境内并无金军驻扎。燕民们纷纷劝说张觉起兵对抗金朝，有人甚至于还向张觉献计，诱杀康公弼等人，纵燕民返乡，如果金人问罪，内用平营之兵，外借宋朝之援，且依榆关之险，可立于不败之地。此举不仅可以摆脱金人的控制，而且还可以笼络燕山人心，收取人望。张觉原本就对金人心存疑虑，但是因为事体重大，又同心腹谋士李石商议，李石认为此举可行。于是张觉便在平州民众与手下谋士的鼓动下，毅然举兵反金。
张觉以南京留守的名义邀请康公弼等人到滦河以西会晤,并布置亲兵一举将其拘捕。当初，不赞成一举擒获张觉的康公弼，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反被张觉一举擒获了。张觉当众宣布康公弼，左企功等人不迎天祚，擅立新主（耶律淳），投降金朝，以燕京财富取悦金人的十大罪状，下令将其绞杀。张觉既然与金人撕破了脸，便公开不奉金朝年号,改称保大三年,绘辽天祚帝画像与府堂之上,每事遥告而后行,并遣使赴夹山迎天祚之子入平州。另一方面，张觉派翰林学士李石赴燕山府，以献土为名，求助于宋朝。
北宋政府得知平州发生兵变的消息，也感到突然，宋徽宗对辽东走廊的战略要地，志在必得，有意支持张觉反金归宋。宋朝政府内的元老大员，只知逢迎上意，没有人出来反对道君这一引火烧身之举。这回到是延庆殿学士赵良嗣沉不住气了，极力上表反对此事。作为宋金“海上之盟”的重要参与者，赵良嗣深知女真不好惹，性如虎狼，两国盟约既然明确禁止在对方境内招降纳叛，如今违约逾盟，女真自然不会善罢甘休。赵良嗣奏请朝廷不可介入金朝内乱，乞斩李石，以谢天下。
说到赵良嗣这个人，历史上向来有不同的看法。金军南侵后，赵良嗣作为“海上之盟”首倡者与重要参与人，加上他与童贯交厚，是“一条绳拴两只蚂蚱”被认作“六贼”死党而受到了迫害株连。赵良嗣被小皇帝宋钦宗勒令停职，编管南方，在贫病交加与穷困潦倒中，带着迷茫与惶恐，凄然死去。平心而论，赵良嗣无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在十三年以前叛辽归宋的时候，就已经命中注定了。十二世纪初叶，面对辽国局势不稳，赵良嗣以敏感的政治嗅觉预见了辽朝必亡，毅然选择了“复汉人衣冠”回归“父母之邦”。这之后，又为外交收复燕云与金人多次艰苦交涉，在“弱国无外交”的不利局面下，他据理力争，竭尽全力履行使命，维护北宋王朝的外交利益，但是能够预见辽朝必亡的赵良嗣，这次显然高估了“祖国”的实力，他的“祖国”远远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强大。收复燕云之初，他对徽宗皇帝说过的那番豪言壮语，所谓“代天谴责，以治伐乱”在实际运作中却变成“自不量力，以乱伐乱”也许这种失败对于缺乏实力而又侥幸取巧的北宋而言是不可避免的，但赵良嗣却为此背上“黑锅”被宋廷迁怒为“与金结盟，首倡祸乱”成为了宋徽宗外交路线的“替罪羊”弄得个身败名裂。赵良嗣的个人悲剧也许证明了那句发了霉的话“聪明反被聪明误”。有的时候，聪明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才华也许会加速一个人的败亡。在历史大转折时期，每个人都会有许多选择，无论是选择重利务实，还是选择民族感情，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因为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年代里，任何选择都需要成本。当然那些指责赵良嗣为奸党的宋人，也许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在给北宋王朝带来巨大灾难的张觉事件中，大多数人不是麻木愚钝就是明哲保身，而站出来反对的只有赵良嗣一人。
虽然为北宋王朝献计献策，呕心沥血的赵良嗣，在宋金关系的关键时刻，单枪匹马试图努力维护“海上之盟”中宋金关系的基石，但是他的努力对于取巧成性的北宋统治者而言，是注定没有成效的。宋徽宗密令燕山知府王安中抚定归业燕民，并趁机招降张觉。张觉效忠天祚，复兴辽朝，原本就是一个幌子，名为替辽朝保守疆土，暗中却与北宋勾勾搭搭，将平营滦三州作为砝码，献土以自固。张觉既然明确得知了宋朝政府的态度，逐决定公开向北宋投诚，将平、营、滦三州献与宋朝。宋朝政府将平州路改为泰宁军，划归宋军建制，任命张觉为泰宁军节度使，总知三州兵马事。北宋政府向来具备统战的丰富经验，宋朝对招降纳叛、策反攻心使用各种手段“挖人墙角”的那一套做法，很有心得也很自信，用“自信”这个词也许并不贴切，毫不夸张的讲，应该是非常上瘾的。但是，宋朝这回显然选错了对象，策反侧翻了船，统战可捅到了马蜂窝。不过，从另一方面似乎也印证了“玩火者必自焚”。
张觉事件让赵宋活脱脱的丢了一把脸不说，更重要的是给貌合神离的宋金关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此之前，金人对宋人顶多是看不起，这回不仅是看不起，更增添了愤恨与疑虑，只不过此时天祚帝还未被金军擒获，金朝隐忍不发罢了。赵宋招降张觉变成了“偷鸡不成浊把米”，羊肉没吃上，还惹来一身骚。后来总有一种说法，将常胜军叛宋降金归于张觉事件，实际上对郭药师这个“三姓家奴”而言，临阵投降是他“修身齐家”的拿手绝活，即使没有张觉事件，他也不会为宋朝尽忠。一般，叛徒在决定叛变之前，总会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几个光明正大的借口，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说服自己，顺便再骗一下别人。“关键不是背叛本身，而是背叛什麽？”这话够经典，当人们指责叛将投降变节时候，叛将却总认为自己是在弃暗投明。“三姓家奴”郭药师总爱拿张觉事件说事，只不过就是他叛宋降金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说到这里，也许还有一个疑问，金朝要求引渡张觉，并没有说要张觉的首级。宋朝政府为什麽非要杀死张觉不可呢？这种卸磨杀驴的做法，不是太出尔反尔了吗？
宋朝之所以要杀死张觉，似乎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为了杀人灭口。张觉一死，宋朝招降纳叛的许多机密，也就成了死无对证。金方一旦深究，宋方自然可以搪塞，所以张觉必须死。宋金失和“都是张觉惹得祸”与对金关系头等大事相比，此时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张觉，在赵宋眼里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真是个大麻烦！就如同荆棘在手，处理不好就会被扎着。出于这种考虑，宋方不会把长着脑袋的张觉交付金人，而会选择把张觉的脑袋交付金人，虽然大多数将士不理解，降将郭药师也闹得挺欢，但赵宋统治者心中的这个小秘密，不足为外人道也！
轻狂焦躁的张觉错误的高估了赵宋的实力，而投机取巧的赵宋却低估了金朝确保平州的决心，无论赵宋还是张觉，全是在玩火，赵宋受了辱，张觉赔了命。这个时候，我不禁想起了《红楼梦》里的一句话，呼喇喇大厦将倾，昏惨惨油灯将尽。北宋王朝的命运比那个被抄了家的百年贾府强不了多少。瞧着吧！一年后金军就要来抄家了，赵官家的幸福生活与甜蜜日子也快到头了。
按说平、营、滦三州丢了，张觉也死了，宋人丢够了脸，金人出够了气，宋金之间的疙瘩也该解一解了吧？但是事情远没有那麽简单，对赵宋来说，山前诸州（燕京所属六州）已经和平接管了，但是山后诸州（西京所属九州）还没有着落（有四州包括西京在内仍被金军占据）。宋金关系受张觉事件的影响，赵宋有关山后诸州的任何交涉，看来都不会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宣和五年七月，在燕京的童太尉被朝廷召回了，谭稹接替了童太尉，继续主持北方的军事工作，当然与声名显赫的童老总一样，他也是一位宦官。用宦官监军，已成为这一时期北宋军队建设的重要成就与独特风景。不过谭宣抚与童太尉相比，生理相同，心理却不同。与童太尉的机敏圆熟相比，这个谭宣抚是一个机械死板的人，在他的主持之下，宋金关系一塌糊涂。
谭稹前年随童太蔚出色的镇压了方腊起义，也算是一个富有军事经验的刽子手了。不过刽
子手也有不得心应手的时候，赵宋二十万两西京犒军钱已经交了，这就如同买东西，付了
钱，要提货一样，宋人自然要求金方尽快交还西京道剩余的新、沩、云、寰、应、儒五州
。于是同金人交涉的艰巨任务自然就落在谭宦官头上了。金廷内部对于是否将西京交还宋
朝,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新即位的金太宗完颜晟认为，既然太祖与南朝指天为誓，如今先帝
尸骨未寒，自然应该履约。金帅完颜宗翰则认为，宋廷不可持，宋人不可信，我朝交还燕
京之时，双方曾有盟约在先，严禁在对方领土内招降纳叛，而宋朝并不遵守，阳奉阴违，
怎可希望与宋人交好以守万世之约？一些大臣还从军事角度提醒金太宗不能交付西京，他
们认为此时天祚率军盘踞夹山，对西京构成极大威胁，我朝一旦将山后诸州交付宋人，大
军失屯据之所，对辽作战将难以持久，不如缓割西京。在新主子面前颇为得宠的辽朝降臣
时立爱说的更为露骨，“君王莫信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
自宣和五年始，宋廷屡次遣使交割西京，金廷却打起了太极拳，推来推去。宋人为收复
西京，同金人扯了一年的皮，毫无结果。宣和六年（１１２４年）三月，张觉事件刚消停
不久，金方遣使赴燕京索要去年赵良嗣所许的二十万担军粮，谭稹以二十万担军粮一时难
以凑足为名，推辞不给。金使说，去年交割燕京时，赵良嗣亲口所许，怎可反悔？谭稹说
赵良嗣口许，怎可为凭？自去年贵军离燕，燕山府库皆空，城中缺粮，再者宣抚司没有得
到朝廷的明确指示，二十万担粮食怎可轻易交予？既然金人在交割西京的问题上打起了太
极拳，谭稹就在交付军粮的问题上踢起了皮球。女真是典型的“占便宜没够，吃亏难受”
宋人答应在先，反悔在后，金人感到被宋人涮了一把，其恼羞成怒，自不待言了。
七月，金朝怂恿西夏进攻宋朝控制下的武、朔二州，正当宋军全力抵御党项之时，驻云
中的金军突然袭取了蔚州，杀害宋朝守将陈诩，并兵临飞狐、灵丘，蛮横的驱逐应州知州
苏京。
宋廷得知金军攻取蔚、应两州的消息后，蔡太师等一般文武走卒，趁机攻击谭稹才具平
庸，不足以担当大任，宋徽宗也责备谭稹举措乖张，不会办事，不仅山后五州没有交涉下
来，还惹得金军犯境，丢了蔚、应两州。不过，金人此时重新占据尉、应两州，总得想办
法收复才行，宋徽宗逐决定撤掉谭稹，重新启用童贯处理山后诸州的交割事宜。童贯接管
谭稹留下的烂摊子后，自然是学了乖，对金人处处小心，至于山后五州也自然不敢再提了
，能把尉应两州重新要回来，就算完事大吉了。可是即使是尉应两州，金人也不打算交还
宋方，至于交割西京，就更是遥遥无期了。整个宣和六年，宋金关系全面倒退，称得上是
赵宋外交史上危机重重的一年。有多种迹象表明，两年前赵宋同金人作的购买西京的那笔
买卖，宋人要赔本赚吆喝了，二十万两银子，就是砸到水里还能听个响呢！就是打起水漂
来，还能激起一阵水花，自娱自乐一番呢！而倒霉透顶赵官家除了惹祸上身，平添烦恼之
外，什麽也得不到了。
宣和六年（１２２４年）眼看就要过去了，那个令千家万户如醉如痴的元夕，就要来
临了。这时的汴京金翠耀目，花团锦簇，汴京的街道之上，香车美人，暗香浮动；樊楼灯
火之下，歌姬舞姝，别样风流。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人们期待着今年的彩灯会更好看，
今年的女乐表演会更精彩。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人们，兴高采烈的谈论着除夕守岁与上元
狂欢。“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符换旧符”也许在这座流光飞舞的城市中，没有人会知
道这一次换下来的旧符，却是祖宗在一百六十六年前，留下来的那座江山。
宣和六年，正当宋廷被西京问题搞得心力憔悴的时候,躲藏在夹山的辽天祚帝,开始实施起
他反攻燕云的“伟大”战略构想了。夹山（内蒙大青山以北）对外界而言，无疑是一个非
常神秘的地方。此地在大漠以北，远离烟火，周围六十里沼泽地带，人迹罕至。这个地方
，离辽朝的草原属部阴山室韦很近，但长久以来，只有契丹贵族知道进入这一地区的详细
路径，外人没有向导无法进入该地。自女真攻占西京后，两年来一直在寻找天祚的行踪，
金人知道天祚就躲藏在夹山，但苦于不明道路，无法擒获。
自保大二年（１１２２年）天祚率轻骑驰入夹山后，辽南京守将耶律大石，也率所部
军马前来汇合。契丹各部在此地修整了近两年的时间，逐渐恢复了元气。保大四年（１１
２４年）春季，契丹得到属部阴山室韦的增援，军威复振。这年夏天又传来一个好消息，
金朝西京守将宗翰归国，驻云中的金军主力也部分东调。辽天祚帝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
马上召开了御前军事会议，讨论收复燕云的问题。天祚主张趁云中兵力空虚之际，辽军主
力应全力南下，收复西京诸州。耶律大石极力反对这个计划，主张保存实力，见机而动。
天祚帝在夹山呆了两年多，从一个威风八面的皇帝，沦落到上山打游击的地步。当年从燕
京带出来五百匹骏马和二千余囊珍宝古玩，全丢在逃命的路上了。如今大辽天子已是一个
一文不名的人了。就这样在夹山住着，回忆起早年春风得意马如龙的神仙生活，着实令天
祚心有不甘。此时，耶律大石苦谏辽军不可轻易出夹山，但天祚心意已定，自然不从。八
月，耶律大石在无奈之下率所部八千骑西走。十月，一个秋高马肥的好季节，辽天祚帝导
演了他梦寐以求的秋季攻势，亲手把耶律阿保机建国以来，历经二百一十八年的大辽朝送
上了不归路。
金朝侦知辽天祚帝率辽军主力出夹山，倾巢南下的情报后大喜过望。两年以来，金军
一直在寻找辽天祚帝所率的契丹主力，妄图加以歼灭。没想到，这回他竟然主动送上门来
了。金朝西京守将宗望率部出云中迎战辽军，宗翰领精骑从中京出发，急速西进断辽军归
路。
天祚率契丹鞑靼诸军五万，携秦许二王及后妃宗属，大队人马鼓噪南下，刚越渔阳岭（
内蒙呼市西北，大青山南脉）后路就被金军切断。已到达武州的大将宗望闻辽主已到奄遏
下水（内蒙凉城）逐不等诸军到齐，亲率前锋四千骑昼夜兼行，进击辽军。金辽两军短兵
相接，金军兵少，被辽军围困数重。天祚得知金军被围入阵心的消息后，喜形于色，他仿
佛又找到了当年在长白山围猎麋鹿的兴致来了，亲率嫔妃登高坡观战。不过，这回他高兴
得太早了，女真虎狼之师，可不是他想象中的麋鹿。金人发现了天祚帝的黄罗伞盖，金将
宗望遥指伞盖方向，挥铁骑奔袭驰杀，各军无不奋勇向前。金军精骑透出重围，高喊擒拿
天祚，纵马冲上高坡，辽朝御帐亲军抵挡不住，纷纷溃散。天祚大惊失色，弃军仓皇逃遁
，辽军全线溃败。
此时，天祚得知退路已被金骑切断，夹山回不去了，逐舍下嫔妃诸子，轻骑简从，逃入
大漠。金军一路追击俘获辽朝宫眷及秦许二王，辽将见大势已去，纷纷降金。
宣和七年（１１２５年）正月，正当宋徽宗在宣德楼上，观灯赏舞，欢度元宵，并向
山呼万岁的子民，慷慨的布施宣和金钱的时候，他的“盟兄”辽天祚帝，已经成为了游荡
在大漠中的“孤家寡人”了。宣和七年对辽朝而言是保大五年，可是这个保大五年只有短
短的两个月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对于一个失去空间的帝王而言，时间也变得毫无疑
义了，因此年号似乎成了一个奢侈品，越发显得滑稽可笑了。正月，西夏国党项族舒和伦
部邀请天祚帝前往西夏避难。这个消息，对天祚而言，不喾是即将淹毙的人抓到了最后一
根救命稻草。正月底，天祚帝越过沙漠向西夏方向逃窜。金朝得知天祚逃往西夏的消息后
，逐遣金将完颜娄室率精骑追袭，金军冒风雪，乘严寒，披星戴月，千里追击。这一年冬
天，雪下得格外大，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江山如此多娇，但对于耶律延禧这个亡命天涯
的帝王而言，红妆素裹，分外妖娆的雪景，已经激不起任何豪情壮志了！
这次，天祚帝没有以往那麽幸运了，白雪皑皑的原野上清晰的遗留下他的行踪，而在女
真这个优秀的渔猎民族眼里，任何蛛丝马迹都是最好的路标。就象经验老道的猎人在雪地
上追赶负伤的狐狸一样，金人拿出了在大兴安岭围猎的本领，紧紧的咬住天祚不放。保大
五年（１１２５年）二月初，金将完颜娄室率军经千里追击，终于在辽天德军以东，辽夏
接壤处的应州城外六十里处，追上了天祚一行。此时的大辽皇帝身边只有少量疲惫不堪的
随从了，大队金骑呼啸着突然掩至，四面合围,天祚除了下马束手就擒之外，别无他法。
耶律延禧就这样乖乖的成了金军的俘虏，从而结束了他既是一代帝王，同时也是跳梁小
丑的荒唐独特的生涯。这个天祚帝从小酷爱体育，喜欢打猎踢球；同时他的文化品位也不
低，对名茶、古画、音乐、古玩、美姝兴趣浓厚；另外他还是一个动物爱好者，他饲养过
无数的珍禽猛兽，至于名鹰、猎犬、宝马更是他的珍爱，但唯独对治国理军毫无兴趣。作
为一名皇帝,他的玩心实在太大了，真称得上是一位持之以恒“活到老，玩到老”的“活宝
”级人物。
没心没肺的大辽天祚皇帝自二十六岁登基以来便开始了游戏人生，他打了十九年的猎
，踢了十九年的球，最后又在诺大的国土上，兴致勃勃的同金人玩了五年的捉迷藏。他总
共在位二十五年，却干了二十五年不着调的荒唐事，亲自将一个幅员万里，赫赫威名的大
辽国带进了他的坟墓，同时也将那个从“青牛白马”传说中走来的，曾经无比辉煌的契丹
民族引向了空前的灾难。有时候，要论兴邦安国，光靠一代帝王远远不够，但要论亡国灭
种，一代帝王就以足够了！天祚帝如此，宋徽宗又何尝不是？
对此时的天祚而言，辽国灭亡了，他被擒获了，游戏结束了，生下来的只有囚徒生涯。
天祚被押解至黄龙府后，被金人废除了帝号，降为滨海王，放逐于白山黑水之间，屈辱的
度过了最后几年的囚徒生涯。关于天祚死亡的确切时间，至今未有定论，有人认为天祚被
废后仅一年就死了，还有人认为，天祚被废后，又过了三年囚徒生活，也就是１１２８年
才去世。如果后一种说法成立的话，大辽帝国的末代君主似乎还知道靖康之难的事，对于
同他一样荒唐的南朝“盟弟”宋徽宗，最终也落得个跟他一样的下场，我不知道阿适（天
祚小名）会怎样看？是否幸灾？是否嘲笑？是否解恨？是否鄙视？也许一个戏剧化的时代
，总离不开几个戏剧化的人物，阿适死了，这一切自然也就无从知晓了。他的“怨”他的
“恨”都随着契丹民族悲剧性的消失而湮没在浩瀚无垠的时间之砂中了！
子手也有不得心应手的时候，赵宋二十万两西京犒军钱已经交了，这就如同买东西，付了
钱，要提货一样，宋人自然要求金方尽快交还西京道剩余的新、沩、云、寰、应、儒五州
。于是同金人交涉的艰巨任务自然就落在谭宦官头上了。金廷内部对于是否将西京交还宋
朝,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新即位的金太宗完颜晟认为，既然太祖与南朝指天为誓，如今先帝
尸骨未寒，自然应该履约。金帅完颜宗翰则认为，宋廷不可持，宋人不可信，我朝交还燕
京之时，双方曾有盟约在先，严禁在对方领土内招降纳叛，而宋朝并不遵守，阳奉阴违，
怎可希望与宋人交好以守万世之约？一些大臣还从军事角度提醒金太宗不能交付西京，他
们认为此时天祚率军盘踞夹山，对西京构成极大威胁，我朝一旦将山后诸州交付宋人，大
军失屯据之所，对辽作战将难以持久，不如缓割西京。在新主子面前颇为得宠的辽朝降臣
时立爱说的更为露骨，“君王莫信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
自宣和五年始，宋廷屡次遣使交割西京，金廷却打起了太极拳，推来推去。宋人为收复
西京，同金人扯了一年的皮，毫无结果。宣和六年（１１２４年）三月，张觉事件刚消停
不久，金方遣使赴燕京索要去年赵良嗣所许的二十万担军粮，谭稹以二十万担军粮一时难
以凑足为名，推辞不给。金使说，去年交割燕京时，赵良嗣亲口所许，怎可反悔？谭稹说
赵良嗣口许，怎可为凭？自去年贵军离燕，燕山府库皆空，城中缺粮，再者宣抚司没有得
到朝廷的明确指示，二十万担粮食怎可轻易交予？既然金人在交割西京的问题上打起了太
极拳，谭稹就在交付军粮的问题上踢起了皮球。女真是典型的“占便宜没够，吃亏难受”
宋人答应在先，反悔在后，金人感到被宋人涮了一把，其恼羞成怒，自不待言了。
七月，金朝怂恿西夏进攻宋朝控制下的武、朔二州，正当宋军全力抵御党项之时，驻云
中的金军突然袭取了蔚州，杀害宋朝守将陈诩，并兵临飞狐、灵丘，蛮横的驱逐应州知州
苏京。
宋廷得知金军攻取蔚、应两州的消息后，蔡太师等一般文武走卒，趁机攻击谭稹才具平
庸，不足以担当大任，宋徽宗也责备谭稹举措乖张，不会办事，不仅山后五州没有交涉下
来，还惹得金军犯境，丢了蔚、应两州。不过，金人此时重新占据尉、应两州，总得想办
法收复才行，宋徽宗逐决定撤掉谭稹，重新启用童贯处理山后诸州的交割事宜。童贯接管
谭稹留下的烂摊子后，自然是学了乖，对金人处处小心，至于山后五州也自然不敢再提了
，能把尉应两州重新要回来，就算完事大吉了。可是即使是尉应两州，金人也不打算交还
宋方，至于交割西京，就更是遥遥无期了。整个宣和六年，宋金关系全面倒退，称得上是
赵宋外交史上危机重重的一年。有多种迹象表明，两年前赵宋同金人作的购买西京的那笔
买卖，宋人要赔本赚吆喝了，二十万两银子，就是砸到水里还能听个响呢！就是打起水漂
来，还能激起一阵水花，自娱自乐一番呢！而倒霉透顶赵官家除了惹祸上身，平添烦恼之
外，什麽也得不到了。
宣和六年（１２２４年）眼看就要过去了，那个令千家万户如醉如痴的元夕，就要来
临了。这时的汴京金翠耀目，花团锦簇，汴京的街道之上，香车美人，暗香浮动；樊楼灯
火之下，歌姬舞姝，别样风流。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人们期待着今年的彩灯会更好看，
今年的女乐表演会更精彩。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人们，兴高采烈的谈论着除夕守岁与上元
狂欢。“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符换旧符”也许在这座流光飞舞的城市中，没有人会知
道这一次换下来的旧符，却是祖宗在一百六十六年前，留下来的那座江山。
宣和六年，正当宋廷被西京问题搞得心力憔悴的时候,躲藏在夹山的辽天祚帝,开始实施起
他反攻燕云的“伟大”战略构想了。夹山（内蒙大青山以北）对外界而言，无疑是一个非
常神秘的地方。此地在大漠以北，远离烟火，周围六十里沼泽地带，人迹罕至。这个地方
，离辽朝的草原属部阴山室韦很近，但长久以来，只有契丹贵族知道进入这一地区的详细
路径，外人没有向导无法进入该地。自女真攻占西京后，两年来一直在寻找天祚的行踪，
金人知道天祚就躲藏在夹山，但苦于不明道路，无法擒获。
自保大二年（１１２２年）天祚率轻骑驰入夹山后，辽南京守将耶律大石，也率所部
军马前来汇合。契丹各部在此地修整了近两年的时间，逐渐恢复了元气。保大四年（１１
２４年）春季，契丹得到属部阴山室韦的增援，军威复振。这年夏天又传来一个好消息，
金朝西京守将宗翰归国，驻云中的金军主力也部分东调。辽天祚帝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
马上召开了御前军事会议，讨论收复燕云的问题。天祚主张趁云中兵力空虚之际，辽军主
力应全力南下，收复西京诸州。耶律大石极力反对这个计划，主张保存实力，见机而动。
天祚帝在夹山呆了两年多，从一个威风八面的皇帝，沦落到上山打游击的地步。当年从燕
京带出来五百匹骏马和二千余囊珍宝古玩，全丢在逃命的路上了。如今大辽天子已是一个
一文不名的人了。就这样在夹山住着，回忆起早年春风得意马如龙的神仙生活，着实令天
祚心有不甘。此时，耶律大石苦谏辽军不可轻易出夹山，但天祚心意已定，自然不从。八
月，耶律大石在无奈之下率所部八千骑西走。十月，一个秋高马肥的好季节，辽天祚帝导
演了他梦寐以求的秋季攻势，亲手把耶律阿保机建国以来，历经二百一十八年的大辽朝送
上了不归路。
金朝侦知辽天祚帝率辽军主力出夹山，倾巢南下的情报后大喜过望。两年以来，金军
一直在寻找辽天祚帝所率的契丹主力，妄图加以歼灭。没想到，这回他竟然主动送上门来
了。金朝西京守将宗望率部出云中迎战辽军，宗翰领精骑从中京出发，急速西进断辽军归
路。
天祚率契丹鞑靼诸军五万，携秦许二王及后妃宗属，大队人马鼓噪南下，刚越渔阳岭（
内蒙呼市西北，大青山南脉）后路就被金军切断。已到达武州的大将宗望闻辽主已到奄遏
下水（内蒙凉城）逐不等诸军到齐，亲率前锋四千骑昼夜兼行，进击辽军。金辽两军短兵
相接，金军兵少，被辽军围困数重。天祚得知金军被围入阵心的消息后，喜形于色，他仿
佛又找到了当年在长白山围猎麋鹿的兴致来了，亲率嫔妃登高坡观战。不过，这回他高兴
得太早了，女真虎狼之师，可不是他想象中的麋鹿。金人发现了天祚帝的黄罗伞盖，金将
宗望遥指伞盖方向，挥铁骑奔袭驰杀，各军无不奋勇向前。金军精骑透出重围，高喊擒拿
天祚，纵马冲上高坡，辽朝御帐亲军抵挡不住，纷纷溃散。天祚大惊失色，弃军仓皇逃遁
，辽军全线溃败。
此时，天祚得知退路已被金骑切断，夹山回不去了，逐舍下嫔妃诸子，轻骑简从，逃入
大漠。金军一路追击俘获辽朝宫眷及秦许二王，辽将见大势已去，纷纷降金。
宣和七年（１１２５年）正月，正当宋徽宗在宣德楼上，观灯赏舞，欢度元宵，并向
山呼万岁的子民，慷慨的布施宣和金钱的时候，他的“盟兄”辽天祚帝，已经成为了游荡
在大漠中的“孤家寡人”了。宣和七年对辽朝而言是保大五年，可是这个保大五年只有短
短的两个月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对于一个失去空间的帝王而言，时间也变得毫无疑
义了，因此年号似乎成了一个奢侈品，越发显得滑稽可笑了。正月，西夏国党项族舒和伦
部邀请天祚帝前往西夏避难。这个消息，对天祚而言，不喾是即将淹毙的人抓到了最后一
根救命稻草。正月底，天祚帝越过沙漠向西夏方向逃窜。金朝得知天祚逃往西夏的消息后
，逐遣金将完颜娄室率精骑追袭，金军冒风雪，乘严寒，披星戴月，千里追击。这一年冬
天，雪下得格外大，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江山如此多娇，但对于耶律延禧这个亡命天涯
的帝王而言，红妆素裹，分外妖娆的雪景，已经激不起任何豪情壮志了！
这次，天祚帝没有以往那麽幸运了，白雪皑皑的原野上清晰的遗留下他的行踪，而在女
真这个优秀的渔猎民族眼里，任何蛛丝马迹都是最好的路标。就象经验老道的猎人在雪地
上追赶负伤的狐狸一样，金人拿出了在大兴安岭围猎的本领，紧紧的咬住天祚不放。保大
五年（１１２５年）二月初，金将完颜娄室率军经千里追击，终于在辽天德军以东，辽夏
接壤处的应州城外六十里处，追上了天祚一行。此时的大辽皇帝身边只有少量疲惫不堪的
随从了，大队金骑呼啸着突然掩至，四面合围,天祚除了下马束手就擒之外，别无他法。
耶律延禧就这样乖乖的成了金军的俘虏，从而结束了他既是一代帝王，同时也是跳梁小
丑的荒唐独特的生涯。这个天祚帝从小酷爱体育，喜欢打猎踢球；同时他的文化品位也不
低，对名茶、古画、音乐、古玩、美姝兴趣浓厚；另外他还是一个动物爱好者，他饲养过
无数的珍禽猛兽，至于名鹰、猎犬、宝马更是他的珍爱，但唯独对治国理军毫无兴趣。作
为一名皇帝,他的玩心实在太大了，真称得上是一位持之以恒“活到老，玩到老”的“活宝
”级人物。
没心没肺的大辽天祚皇帝自二十六岁登基以来便开始了游戏人生，他打了十九年的猎
，踢了十九年的球，最后又在诺大的国土上，兴致勃勃的同金人玩了五年的捉迷藏。他总
共在位二十五年，却干了二十五年不着调的荒唐事，亲自将一个幅员万里，赫赫威名的大
辽国带进了他的坟墓，同时也将那个从“青牛白马”传说中走来的，曾经无比辉煌的契丹
民族引向了空前的灾难。有时候，要论兴邦安国，光靠一代帝王远远不够，但要论亡国灭
种，一代帝王就以足够了！天祚帝如此，宋徽宗又何尝不是？
对此时的天祚而言，辽国灭亡了，他被擒获了，游戏结束了，生下来的只有囚徒生涯。
天祚被押解至黄龙府后，被金人废除了帝号，降为滨海王，放逐于白山黑水之间，屈辱的
度过了最后几年的囚徒生涯。关于天祚死亡的确切时间，至今未有定论，有人认为天祚被
废后仅一年就死了，还有人认为，天祚被废后，又过了三年囚徒生活，也就是１１２８年
才去世。如果后一种说法成立的话，大辽帝国的末代君主似乎还知道靖康之难的事，对于
同他一样荒唐的南朝“盟弟”宋徽宗，最终也落得个跟他一样的下场，我不知道阿适（天
祚小名）会怎样看？是否幸灾？是否嘲笑？是否解恨？是否鄙视？也许一个戏剧化的时代
，总离不开几个戏剧化的人物，阿适死了，这一切自然也就无从知晓了。他的“怨”他的
“恨”都随着契丹民族悲剧性的消失而湮没在浩瀚无垠的时间之砂中了！
自１１１５年开始，契丹与女真两个民族在中国北方，进行了为期十年的军事较量。在金
军凌厉攻势之下，辽朝统治集团整体覆灭，辽天祚帝被擒，耶律大石率部西走，契丹人的
势力被驱逐出草原，金朝取得了对辽作战的完全胜利。女真人成为了东起外兴安岭西至居
延泽，北起大漠南至长城的广阔地域的霸主。此时的金人不再有任何北顾之忧，自然就把
注意力转向了那个迷人的南方。对充满了自信的女真人而言，南方的赵宋王朝是一个美丽
诱人的果实，它散发着成熟的芬芳，透露着艳丽的光泽，就挂在不远的枝头。也许得到它
并不太难，只需动一动手指头。
南下侵宋的的庞大战略计划，顺顺当当的就摆上了金朝贵族集团的议事日程。辽朝降将
时立爱，刘延宗，耶律余堵原本就是燕京人，在降金之前，他们在燕京一带拥有大量的田
宅与财产，打回老家去，不仅意味着在新主子面前效忠，同时还意味着，将要寻找回自己
阔别多年的那份“奶酪” 这样一来，鼓动南下侵宋，自然就成为了这帮人发自肺腑的心
声。大将宗望的妻子是辽天祚帝的女儿，原为辽朝金辇公主。这位公主恨死了赵宋对契丹
背后插上一刀的不光彩行径，为报宋人联金灭辽之仇，她晚上在床上积极吹起枕头风，白
天则在宫里施展夫人外交，卖力的挑唆金人侵宋。宗望与宗翰这一对金朝的顶梁柱，叫嚣
攻打宋朝最为厉害了。宗望为了证明赵宋的危害性，已经发展到了颠倒黑白的程度，力陈
金朝倘若不及早动手，就有被宋朝攻打之患。他的这番可笑至极，同时又高瞻远瞩的战略
思想深深的感染了金太宗。宗翰比宗望考虑的要实在多了，他已经发展到实际策划阶段了
。前一段时间由于宋朝驻守易州的常胜军将领韩民义归降，宗翰已经初步掌握了宋朝在山
西河北一带的军情。他向金太宗进言，宋朝除了陕晋番汉兵与郭药师的常胜军尚有一些战
斗力外，其他诸军都不堪一战，进攻宋朝不需太多兵力，至于粮秣问题可以在宋境内解决
。金朝内部主张南侵的意见占了上风，成了一边倒。朝廷统一了思想，皇帝下定了决心，
金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立马就上升为敌我矛盾了。
对宋闪击作战计划，也在紧锣密鼓的制定中，由于金朝国力有限，军粮奇缺，经不起
长期消耗，所以侵宋战争自然要速战速决。整个对宋闪击作战的宗旨是：利用外交手段麻
痹赵宋，隐蔽的在边境地区集结兵力，尽量采取不宣而战的方式，造成战役突然性，打赵
宋一个措手不及。金军利用占据绝对优势的骑兵快速集群，高速机动向北宋腹地穿插，通
过一次快速而猛烈的打击，攻占宋朝首都开封，并采取穷追的方式，一举擒获北宋政治首
脑——宋徽宗，从而达到控制整个中原的目的。金军整个闪击战计划，可以比喻为一次“
斩首”行动。
为完成这次“斩首”行动，金军将十二万精锐骑兵编组为东西两大突击集群。东路军六
万骑驻云中，西路军六万骑驻平州，整个战役将从东起辽东西至河东的千里战线上展开。
金朝军事当局策划的对宋战争，初步分为两个作战阶段：
第一阶段：驻平州的东路军兵分两路对燕京发动钳性攻势，东路军一路自平州出发通过辽
东走廊进攻蓟州，并吸引燕京宋军主力东援。另一路从中京出发自古北口秘密入关，直接
攻击燕京周边地区。在东路军发动攻击的同时，驻云中的西路军也将对北宋军事重镇太原
展开强大攻势。
第二阶段：东路军攻占燕京，西路军攻占太原后，两大主力东西呼应，联袂南下。西路军
自河东渡河后，目标是攻占宋朝的西京洛阳，阻断宋陕西军入援开封，并防止宋徽宗自陕
入蜀。东路军将从燕京出发,在华北大平原上机动穿插，以最快的速度打到开封。
对宋开战的时间将定在十二月初，之所以选择在寒冷的冬季进攻宋朝，主要是因为金军比
较适应严寒气候，在冬季作战方面经验丰富。另外在冬天，河北一带河泊塘泺结冰，大地
与道路也冻得非常坚硬，便于金军重甲骑兵机动，更重要的是，冬季的黄河进入枯水期，
非常有利于金军展开渡河作战。为了不让宋朝有所察觉，金朝政府将在十月底，金军完成
兵力集结与作战准备之前，尽量维系对宋关系，以避免打草惊蛇。为了阻止宋陕西军入援
开封，金朝准备在开战后，促使西夏参战并在西北发动攻势，将宋军主力尽量牵制在陕西
。
天会二年（１１２５年）春夏之交，金朝侵宋作战大本营成立了。完颜杲（斜也）出任金
朝兵马大元帅，坐镇黄龙府，总领各军，协助金太宗掌控全局。
金东路军建枢密院于平州，以刘彦宗主院事。完颜宗望为东路军元帅，统一指挥东路军，
完颜昌、阇母为副元帅。
其中，阇母为南京路都统，指挥驻平州的东路军西进兵团。
完颜昌为六部路都统，指挥驻中京的东路军南进兵团。
刘彦宗为汉军都统，作为东路军第二梯队跟进作战。
金西路军建枢密院于云中，时立爱主院事。完颜宗翰为西路军元帅，统一指挥西路军。
完颜希尹为右监军兼先锋经略使，指挥西路军先遣纵队。
耶律余堵为西路军右都监，协助宗翰指挥全军。
１１２５年的整个夏季，金朝一直在宋金边境，秘密集结兵力。到秋季以后，尤其是九、
十两个月份，金军的兵力调动与集结达到了高峰。这段时间，金朝将大量的女真军、渤海
军、奚军、契丹军、汉军从本土调往平州与云中。金军在边境地带频繁的军事调动，可以
被视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先兆，这些异常，不可能不引起宋方的警觉。
九月，驻平州的金军在属县搜刮壮丁签军，距平州最近的清化县榷盐场，也遭到金军洗劫
,大队金骑从平州方向越境进入清化县，劫掠居民，焚烧房舍。为防不测，燕山宣抚使蔡靖
一边修缮城池，一面以银牌飞报朝廷。十月，河东部分州县上报童太尉：宗翰在云中集结
大量军队，金将耶律余堵也至蔚州检阅军兵，金人在飞狐、蔚州等地筹集粮草，似有南侵
之意。
金军在边境地区调动异常的情报，汇总到汴京，并没有引起赵宋最高当局的足够重视，
执政的宰臣也并没有将边境州县的警报，上奏宋徽宗。主管北方军事的童贯，对金军一系
列可疑的动向，置若罔闻。这位掌握着北方军事大权的统帅，没有做任何加强战备的事情
，相反他却认为，有关金人即将南下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
在决定北宋王朝生死存亡的１１２５年，金人在磨刀霍霍，而那些手握重权的衮衮诸
公——大宋帝国的政治精英们，他们在忙活些什麽呢？
原来自去年以来，赵宋统治集团内部便陷入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以“六贼”为
首的当权派都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事情的起因是宰相王黼以复燕云有功，专权自
恣，他与当朝太子赵桓不合，当时徽宗次子郓王赵楷在父皇面前很是吃香，王黻便联络大
臣图谋废掉太子赵桓拥立郓王赵楷为嗣君。王黻暗中串联，搞阴谋诡计，妄图断送赵宋王
朝合法接班人的举动，自然引发了朝臣的不满。
太子亲信御史中丞何粟连上七道奏章，激烈的弹劾王黻，尚书左丞素有“浪子”之称的流
氓政客李邦彦，也跳出来联合蔡京之子蔡攸与内侍梁师成一起在徽宗面前打王黻的小报告
，于是乎这个自不量力，手伸得挺长的王黻，太子没拌到，自己倒在一片责骂声中，灰溜
溜的下了台。
宣和六年（１１２４年）十一月，道君再度启用年近八旬“老掉牙”的“功勋政治家”蔡
京总领三省。进入乐龄仍在一线发挥余热的蔡老，虽然妄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毕竟
八十岁的人了，头晕眼花，昏昏欲睡，没有精力打理政事，权柄皆操纵于其子蔡绦之手。
要说蔡京家族在北宋末年那可是炙手可热，显赫一时的“金粉世家”。蔡老的四位公子都
是北宋政坛上活跃无比的明星，其中幼子蔡絛还尚了宋徽宗的四女儿茂德帝姬，成了当朝
驸马郎，更平添了不少政治资本。蔡絛暗中弄权的行径，引起了朝中两位“挂名”宰相白
时中与李邦彦的强烈不满，他们与蔡京的另一个儿子蔡攸结成统一战线，竭力声讨蔡絛。
蔡府的两位宝贝衙内同室操戈，相煎太急，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先掐起来了，这样一来
，可把老爹蔡太师害苦了。宋徽宗终于厌烦了蔡氏一门弄权，勒令蔡絛停职反省，并暗示
蔡京交权。“媪相”童贯上门做蔡太师的思想政治工作，蔡京伤心的哭了，悲愤之际老泪
纵横的蔡京叫起撞天屈来“皇上为何不让我再干几年啊？定是有人在背后进谗言陷害我！
”这个令人恶心的蔡元长真是一只挥之不去的苍蝇！
军凌厉攻势之下，辽朝统治集团整体覆灭，辽天祚帝被擒，耶律大石率部西走，契丹人的
势力被驱逐出草原，金朝取得了对辽作战的完全胜利。女真人成为了东起外兴安岭西至居
延泽，北起大漠南至长城的广阔地域的霸主。此时的金人不再有任何北顾之忧，自然就把
注意力转向了那个迷人的南方。对充满了自信的女真人而言，南方的赵宋王朝是一个美丽
诱人的果实，它散发着成熟的芬芳，透露着艳丽的光泽，就挂在不远的枝头。也许得到它
并不太难，只需动一动手指头。
南下侵宋的的庞大战略计划，顺顺当当的就摆上了金朝贵族集团的议事日程。辽朝降将
时立爱，刘延宗，耶律余堵原本就是燕京人，在降金之前，他们在燕京一带拥有大量的田
宅与财产，打回老家去，不仅意味着在新主子面前效忠，同时还意味着，将要寻找回自己
阔别多年的那份“奶酪” 这样一来，鼓动南下侵宋，自然就成为了这帮人发自肺腑的心
声。大将宗望的妻子是辽天祚帝的女儿，原为辽朝金辇公主。这位公主恨死了赵宋对契丹
背后插上一刀的不光彩行径，为报宋人联金灭辽之仇，她晚上在床上积极吹起枕头风，白
天则在宫里施展夫人外交，卖力的挑唆金人侵宋。宗望与宗翰这一对金朝的顶梁柱，叫嚣
攻打宋朝最为厉害了。宗望为了证明赵宋的危害性，已经发展到了颠倒黑白的程度，力陈
金朝倘若不及早动手，就有被宋朝攻打之患。他的这番可笑至极，同时又高瞻远瞩的战略
思想深深的感染了金太宗。宗翰比宗望考虑的要实在多了，他已经发展到实际策划阶段了
。前一段时间由于宋朝驻守易州的常胜军将领韩民义归降，宗翰已经初步掌握了宋朝在山
西河北一带的军情。他向金太宗进言，宋朝除了陕晋番汉兵与郭药师的常胜军尚有一些战
斗力外，其他诸军都不堪一战，进攻宋朝不需太多兵力，至于粮秣问题可以在宋境内解决
。金朝内部主张南侵的意见占了上风，成了一边倒。朝廷统一了思想，皇帝下定了决心，
金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立马就上升为敌我矛盾了。
对宋闪击作战计划，也在紧锣密鼓的制定中，由于金朝国力有限，军粮奇缺，经不起
长期消耗，所以侵宋战争自然要速战速决。整个对宋闪击作战的宗旨是：利用外交手段麻
痹赵宋，隐蔽的在边境地区集结兵力，尽量采取不宣而战的方式，造成战役突然性，打赵
宋一个措手不及。金军利用占据绝对优势的骑兵快速集群，高速机动向北宋腹地穿插，通
过一次快速而猛烈的打击，攻占宋朝首都开封，并采取穷追的方式，一举擒获北宋政治首
脑——宋徽宗，从而达到控制整个中原的目的。金军整个闪击战计划，可以比喻为一次“
斩首”行动。
为完成这次“斩首”行动，金军将十二万精锐骑兵编组为东西两大突击集群。东路军六
万骑驻云中，西路军六万骑驻平州，整个战役将从东起辽东西至河东的千里战线上展开。
金朝军事当局策划的对宋战争，初步分为两个作战阶段：
第一阶段：驻平州的东路军兵分两路对燕京发动钳性攻势，东路军一路自平州出发通过辽
东走廊进攻蓟州，并吸引燕京宋军主力东援。另一路从中京出发自古北口秘密入关，直接
攻击燕京周边地区。在东路军发动攻击的同时，驻云中的西路军也将对北宋军事重镇太原
展开强大攻势。
第二阶段：东路军攻占燕京，西路军攻占太原后，两大主力东西呼应，联袂南下。西路军
自河东渡河后，目标是攻占宋朝的西京洛阳，阻断宋陕西军入援开封，并防止宋徽宗自陕
入蜀。东路军将从燕京出发,在华北大平原上机动穿插，以最快的速度打到开封。
对宋开战的时间将定在十二月初，之所以选择在寒冷的冬季进攻宋朝，主要是因为金军比
较适应严寒气候，在冬季作战方面经验丰富。另外在冬天，河北一带河泊塘泺结冰，大地
与道路也冻得非常坚硬，便于金军重甲骑兵机动，更重要的是，冬季的黄河进入枯水期，
非常有利于金军展开渡河作战。为了不让宋朝有所察觉，金朝政府将在十月底，金军完成
兵力集结与作战准备之前，尽量维系对宋关系，以避免打草惊蛇。为了阻止宋陕西军入援
开封，金朝准备在开战后，促使西夏参战并在西北发动攻势，将宋军主力尽量牵制在陕西
。
天会二年（１１２５年）春夏之交，金朝侵宋作战大本营成立了。完颜杲（斜也）出任金
朝兵马大元帅，坐镇黄龙府，总领各军，协助金太宗掌控全局。
金东路军建枢密院于平州，以刘彦宗主院事。完颜宗望为东路军元帅，统一指挥东路军，
完颜昌、阇母为副元帅。
其中，阇母为南京路都统，指挥驻平州的东路军西进兵团。
完颜昌为六部路都统，指挥驻中京的东路军南进兵团。
刘彦宗为汉军都统，作为东路军第二梯队跟进作战。
金西路军建枢密院于云中，时立爱主院事。完颜宗翰为西路军元帅，统一指挥西路军。
完颜希尹为右监军兼先锋经略使，指挥西路军先遣纵队。
耶律余堵为西路军右都监，协助宗翰指挥全军。
１１２５年的整个夏季，金朝一直在宋金边境，秘密集结兵力。到秋季以后，尤其是九、
十两个月份，金军的兵力调动与集结达到了高峰。这段时间，金朝将大量的女真军、渤海
军、奚军、契丹军、汉军从本土调往平州与云中。金军在边境地带频繁的军事调动，可以
被视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先兆，这些异常，不可能不引起宋方的警觉。
九月，驻平州的金军在属县搜刮壮丁签军，距平州最近的清化县榷盐场，也遭到金军洗劫
,大队金骑从平州方向越境进入清化县，劫掠居民，焚烧房舍。为防不测，燕山宣抚使蔡靖
一边修缮城池，一面以银牌飞报朝廷。十月，河东部分州县上报童太尉：宗翰在云中集结
大量军队，金将耶律余堵也至蔚州检阅军兵，金人在飞狐、蔚州等地筹集粮草，似有南侵
之意。
金军在边境地区调动异常的情报，汇总到汴京，并没有引起赵宋最高当局的足够重视，
执政的宰臣也并没有将边境州县的警报，上奏宋徽宗。主管北方军事的童贯，对金军一系
列可疑的动向，置若罔闻。这位掌握着北方军事大权的统帅，没有做任何加强战备的事情
，相反他却认为，有关金人即将南下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
在决定北宋王朝生死存亡的１１２５年，金人在磨刀霍霍，而那些手握重权的衮衮诸
公——大宋帝国的政治精英们，他们在忙活些什麽呢？
原来自去年以来，赵宋统治集团内部便陷入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以“六贼”为
首的当权派都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事情的起因是宰相王黼以复燕云有功，专权自
恣，他与当朝太子赵桓不合，当时徽宗次子郓王赵楷在父皇面前很是吃香，王黻便联络大
臣图谋废掉太子赵桓拥立郓王赵楷为嗣君。王黻暗中串联，搞阴谋诡计，妄图断送赵宋王
朝合法接班人的举动，自然引发了朝臣的不满。
太子亲信御史中丞何粟连上七道奏章，激烈的弹劾王黻，尚书左丞素有“浪子”之称的流
氓政客李邦彦，也跳出来联合蔡京之子蔡攸与内侍梁师成一起在徽宗面前打王黻的小报告
，于是乎这个自不量力，手伸得挺长的王黻，太子没拌到，自己倒在一片责骂声中，灰溜
溜的下了台。
宣和六年（１１２４年）十一月，道君再度启用年近八旬“老掉牙”的“功勋政治家”蔡
京总领三省。进入乐龄仍在一线发挥余热的蔡老，虽然妄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毕竟
八十岁的人了，头晕眼花，昏昏欲睡，没有精力打理政事，权柄皆操纵于其子蔡绦之手。
要说蔡京家族在北宋末年那可是炙手可热，显赫一时的“金粉世家”。蔡老的四位公子都
是北宋政坛上活跃无比的明星，其中幼子蔡絛还尚了宋徽宗的四女儿茂德帝姬，成了当朝
驸马郎，更平添了不少政治资本。蔡絛暗中弄权的行径，引起了朝中两位“挂名”宰相白
时中与李邦彦的强烈不满，他们与蔡京的另一个儿子蔡攸结成统一战线，竭力声讨蔡絛。
蔡府的两位宝贝衙内同室操戈，相煎太急，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先掐起来了，这样一来
，可把老爹蔡太师害苦了。宋徽宗终于厌烦了蔡氏一门弄权，勒令蔡絛停职反省，并暗示
蔡京交权。“媪相”童贯上门做蔡太师的思想政治工作，蔡京伤心的哭了，悲愤之际老泪
纵横的蔡京叫起撞天屈来“皇上为何不让我再干几年啊？定是有人在背后进谗言陷害我！
”这个令人恶心的蔡元长真是一只挥之不去的苍蝇！
１１２５年金兵南下中原之前，北宋王朝在河北山西一带的防卫力量用不堪一击来形容一
点也不过分。有宋一代，国家以文治武已成积弊。宋太祖虽起于军旅，却轻视武夫，见重
文士。自太宗以降，北宋形成文人政府，国家奉行士大夫精英治国。北宋官僚阶层是一个
典型的文化精英集团。从宋真宗至宋徽宗的七位皇帝，文化素养成攀升之势，其中尤以宋
徽宗赵佶的艺术造诣更为登峰造极，现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个宋道君都可以称为“
大师”级的人物，不愧被后世誉为“风流天子”。“上有其好，下必顺焉”赵宋统治者崇
文劝学与士大夫治天下，无疑对社会上流行以久的重文轻武的习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
受这种风气的影响，一流的人才从事科举仕途，以科举进仕不仅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
，更可平步青云，光耀门楣。“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车马多簇簇”真宗皇帝“劝学诗”中描绘的美景实在吸引眼球。这个赵官家也真
够无聊的，居然用“颜如玉”“黄金屋”来诱导年轻学子发奋图强，不过又有谁能抵挡得
住“香车美人”的巨大杀伤力呢？一想到堆满黄金的屋子与女孩子美玉般的漂亮脸蛋，读
书人自然就平添了无穷的力量。学子们“十年寒窗苦”换得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
堂”说什麽也值，又怎能不拼得一身憔悴待春归？又怎能不守得云开见月圆？
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宋代社会的价值观自然同汉唐有了很大的不同。宋人坚信“知识改变
命运”宋人建功立业全在书本里。学而优则仕，读书求功名，这是摆在宋代普通家庭面前
一条光明的康庄大道，要想“出人头地”没有其他的路可供选择。按咱们现在的话来讲，
那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念博士！对宋人而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跨过提干准入
门槛，先成为“高知”才能成为“高官”“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这三
个“高学历”犹如“金堂折桂”让多少年轻人“莫等闲，读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对
读书人而言，北宋一百五十年是一个注定不会有人“投笔从戎”的时代。
于是乎，北宋军队自然也就成了有臂力而无才华之人的最好去处，对市井小民而言“当
兵”与“发配”没什麽两样，“入伍”也等同于“流放”，于是乎“老军头”与“贼配军
”便成了骂人的话。连后来身居枢密使要职的狄大将军，当年的出身也不过就是刺配军中
一囚徒而已。宋代武人社会地位低下，“好男不当兵”宋军兵士多为充军刑徒，贫苦农民
与无业游民，疏于教练，素质低下，对于一个崇尚文化而又注重功利的文明社会而言，四
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是注定要被漠视的。
虽然宋代良家子弟不愿当兵，但是宋军的规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发膨胀。可笑的是宋
太宗“宅心仁厚”以经营福利的方法经营军队，一遇灾年就秉承“人道主义精神”扩募新
兵，这之后又经过几代皇帝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终于将宋军建设为最大规模的“福利院
”。在这个“福利院”里干部战士齐努力，又工作又养老，吃着皇粮，其乐融融！北宋驻
京部队每年腊月领军粮，驻西城的部队到东城去领，驻东城的部队到西城去领，你看这不
是“没事找事”折腾人吗？用《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的话来讲，这是我朝祖宗立下
的规矩，既然“宪法”都规定了，驻京部队广大官兵，自然要恪守祖制，拿着折腾当健身
，硬把搬粮当训练了！
一个世纪以来北宋王朝政府亢员，军队亢兵的现象越发严重。宋初全国军队三十七万有余
，六七十来年没打大仗，军队数量却急剧膨胀，战斗力直线下降，军队数量与兵员素质成
了反比。宋仁宗时期全国禁厢军总数突破了一百二十五万，这个数字尚不包括各地的治安
弓手。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宋军兵员数额增长三倍，中央财政收支十成有七成用来养兵
。十一世纪以来，宋朝迎来了经济增长高峰，政局稳定，社会富庶繁荣，而历代北宋政府
却背着亢兵亢员的沉重的财政包袱，举步维艰，甚至于到了“入不敷出”地步。国家财富
消耗无形，是为“积贫”，养兵百万不堪一战，是为“积弱”。这也就是后世所言的“积
贫积弱”了。宋朝“积贫”当然是相对的，但是“积弱”确是实实在在的。
宋仁宗庆历二年（1104）年五月，大臣欧阳修上疏皇帝，不无忧虑地指出“如今沿边之
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未精，又老弱虚数，十人不当一人用，是七八十万之
兵，不得七八万之用，加之军中统制支离，兵法所忌，故战而常败。”“十人不当一人用
”欧阳修的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宋军兵士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打仗，
剩下九个就是吃闲饭的？当然这样说肯定是不对的了，但最起码也证明了宋军兵多而寡，
不能一战！
北宋仁宗皇帝倒真是“仁厚”是“老好人”一个，典型的守成之主，继承了“寒号鸟”
的性格，得过且过型，今日有米下锅，管他明日挨饿，再说朝廷还远没到“揭不开锅”的
地步。自己少吃几顿烤羊腿，也不能亏待了军民万姓，什麽“庆历新政”也就不了了之吧
。他的“皇孙”宋神宗有魄力，倒真是当得起一个“神”字，最起码搞改革，称得上“神
速”。一上台就猛烧三把火，重用王江宁，大刀阔斧的搞变法。其本意是为了“富国强兵
”富国暂且不论了，就说强兵吧。朝廷养马法、保甲法纷纷出台，紧接着在熙宁八年（10
75年）又在边境驻泊禁军中推行“将兵法”在河北置“三十七将”在河东“团成十二将”
宋哲宗时在河东又增设了“第十三将” 。驻泊禁军每“将”设正将，副将各一名作为部队
首长，兵力从数千到一万不等。其编制相当于现在的“独立师”或“独立旅”平时作为“
快速反应部队”分别隶属朝廷，战时把数“将”合并，并增设“总管”领兵，按战区任务
组建起“方面军”。这样估算下来，河东十三“将”总兵力十万左右，河北三十七“将”
总兵力二十五万左右。
通过熙宁年间的军队改革，百万宋军实现了大裁军，淘汰老弱虚数，北宋在总兵力数量
上降了下来，并简化了指挥架构，部队得到了“精炼”亢兵的局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
，军队“消了肿”快反能力有所增强。但“将兵法”只是在军制、军训上作了调整，一些
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其改革力度不是很深，宋军虽实现了“轻便化”但还远未达到
“精锐化”王安石所期望的“强兵”的目的没有达成。
与“将兵法”相配套的是“养马法”与“保甲法”。这两个法令的出台对北宋国防而言同
样重要。这两个法令的目的是为了“寓兵于民”“寓马于民”国家平时募兵，战时征兵，
如遇大战，可以从民间快速抽调兵马参战，补充消耗，弥补兵员不足。实际上这是很重要
的战时动员体制。但是赵宋民间安逸以久，快乐“小资”们，“逍遥有理，快乐无罪”，
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们，毕竟缺乏危机意识，至于“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实在遥
远，根本就不想知道。老百姓视兵役军训为苦差，磕头跄地，叫苦连天。由于两法涉及“
地方”，宋政府内部关于两法实施，一直争论激烈，保守派大佬也趁机利用“民意”诋毁
这两个法令为“扰民之举”。以至于“养马”“保甲”两法时行时废，无法长久，根本得
不到贯彻执行。
“养马”“保甲”两法背后所代表的“动员体制”其意义非常重大，它是农耕文明为抵
御游牧民族入侵的一次大胆尝试，虽然由于没法操作而归于失败，但王安石仍然超越了他
所处的那个时代，以至于其后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也有比他走得更远一些。从这层意义
上讲，把自己放到“祭坛”上的真正纯粹的改革家，其内心深处永远是孤独的。
王安石所希望的“国防动员体制”最终没有建立起来，而失去了全民动员体制的北宋国防
就像是一只跛腿鸭，一瘸一拐，歪歪扭扭的往前走，终于步入了十二世纪。
公元十二世纪，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兵戈之相的多事之秋，对赵宋王朝的五千万酷
爱和平，珍惜生命，享受生活的良善子民来说，战争的脚步悄悄逼近了，这一回“狼”突
然来了，而一切的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好。
点也不过分。有宋一代，国家以文治武已成积弊。宋太祖虽起于军旅，却轻视武夫，见重
文士。自太宗以降，北宋形成文人政府，国家奉行士大夫精英治国。北宋官僚阶层是一个
典型的文化精英集团。从宋真宗至宋徽宗的七位皇帝，文化素养成攀升之势，其中尤以宋
徽宗赵佶的艺术造诣更为登峰造极，现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个宋道君都可以称为“
大师”级的人物，不愧被后世誉为“风流天子”。“上有其好，下必顺焉”赵宋统治者崇
文劝学与士大夫治天下，无疑对社会上流行以久的重文轻武的习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
受这种风气的影响，一流的人才从事科举仕途，以科举进仕不仅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
，更可平步青云，光耀门楣。“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车马多簇簇”真宗皇帝“劝学诗”中描绘的美景实在吸引眼球。这个赵官家也真
够无聊的，居然用“颜如玉”“黄金屋”来诱导年轻学子发奋图强，不过又有谁能抵挡得
住“香车美人”的巨大杀伤力呢？一想到堆满黄金的屋子与女孩子美玉般的漂亮脸蛋，读
书人自然就平添了无穷的力量。学子们“十年寒窗苦”换得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
堂”说什麽也值，又怎能不拼得一身憔悴待春归？又怎能不守得云开见月圆？
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宋代社会的价值观自然同汉唐有了很大的不同。宋人坚信“知识改变
命运”宋人建功立业全在书本里。学而优则仕，读书求功名，这是摆在宋代普通家庭面前
一条光明的康庄大道，要想“出人头地”没有其他的路可供选择。按咱们现在的话来讲，
那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念博士！对宋人而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跨过提干准入
门槛，先成为“高知”才能成为“高官”“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这三
个“高学历”犹如“金堂折桂”让多少年轻人“莫等闲，读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对
读书人而言，北宋一百五十年是一个注定不会有人“投笔从戎”的时代。
于是乎，北宋军队自然也就成了有臂力而无才华之人的最好去处，对市井小民而言“当
兵”与“发配”没什麽两样，“入伍”也等同于“流放”，于是乎“老军头”与“贼配军
”便成了骂人的话。连后来身居枢密使要职的狄大将军，当年的出身也不过就是刺配军中
一囚徒而已。宋代武人社会地位低下，“好男不当兵”宋军兵士多为充军刑徒，贫苦农民
与无业游民，疏于教练，素质低下，对于一个崇尚文化而又注重功利的文明社会而言，四
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是注定要被漠视的。
虽然宋代良家子弟不愿当兵，但是宋军的规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发膨胀。可笑的是宋
太宗“宅心仁厚”以经营福利的方法经营军队，一遇灾年就秉承“人道主义精神”扩募新
兵，这之后又经过几代皇帝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终于将宋军建设为最大规模的“福利院
”。在这个“福利院”里干部战士齐努力，又工作又养老，吃着皇粮，其乐融融！北宋驻
京部队每年腊月领军粮，驻西城的部队到东城去领，驻东城的部队到西城去领，你看这不
是“没事找事”折腾人吗？用《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的话来讲，这是我朝祖宗立下
的规矩，既然“宪法”都规定了，驻京部队广大官兵，自然要恪守祖制，拿着折腾当健身
，硬把搬粮当训练了！
一个世纪以来北宋王朝政府亢员，军队亢兵的现象越发严重。宋初全国军队三十七万有余
，六七十来年没打大仗，军队数量却急剧膨胀，战斗力直线下降，军队数量与兵员素质成
了反比。宋仁宗时期全国禁厢军总数突破了一百二十五万，这个数字尚不包括各地的治安
弓手。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宋军兵员数额增长三倍，中央财政收支十成有七成用来养兵
。十一世纪以来，宋朝迎来了经济增长高峰，政局稳定，社会富庶繁荣，而历代北宋政府
却背着亢兵亢员的沉重的财政包袱，举步维艰，甚至于到了“入不敷出”地步。国家财富
消耗无形，是为“积贫”，养兵百万不堪一战，是为“积弱”。这也就是后世所言的“积
贫积弱”了。宋朝“积贫”当然是相对的，但是“积弱”确是实实在在的。
宋仁宗庆历二年（1104）年五月，大臣欧阳修上疏皇帝，不无忧虑地指出“如今沿边之
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未精，又老弱虚数，十人不当一人用，是七八十万之
兵，不得七八万之用，加之军中统制支离，兵法所忌，故战而常败。”“十人不当一人用
”欧阳修的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宋军兵士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打仗，
剩下九个就是吃闲饭的？当然这样说肯定是不对的了，但最起码也证明了宋军兵多而寡，
不能一战！
北宋仁宗皇帝倒真是“仁厚”是“老好人”一个，典型的守成之主，继承了“寒号鸟”
的性格，得过且过型，今日有米下锅，管他明日挨饿，再说朝廷还远没到“揭不开锅”的
地步。自己少吃几顿烤羊腿，也不能亏待了军民万姓，什麽“庆历新政”也就不了了之吧
。他的“皇孙”宋神宗有魄力，倒真是当得起一个“神”字，最起码搞改革，称得上“神
速”。一上台就猛烧三把火，重用王江宁，大刀阔斧的搞变法。其本意是为了“富国强兵
”富国暂且不论了，就说强兵吧。朝廷养马法、保甲法纷纷出台，紧接着在熙宁八年（10
75年）又在边境驻泊禁军中推行“将兵法”在河北置“三十七将”在河东“团成十二将”
宋哲宗时在河东又增设了“第十三将” 。驻泊禁军每“将”设正将，副将各一名作为部队
首长，兵力从数千到一万不等。其编制相当于现在的“独立师”或“独立旅”平时作为“
快速反应部队”分别隶属朝廷，战时把数“将”合并，并增设“总管”领兵，按战区任务
组建起“方面军”。这样估算下来，河东十三“将”总兵力十万左右，河北三十七“将”
总兵力二十五万左右。
通过熙宁年间的军队改革，百万宋军实现了大裁军，淘汰老弱虚数，北宋在总兵力数量
上降了下来，并简化了指挥架构，部队得到了“精炼”亢兵的局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
，军队“消了肿”快反能力有所增强。但“将兵法”只是在军制、军训上作了调整，一些
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其改革力度不是很深，宋军虽实现了“轻便化”但还远未达到
“精锐化”王安石所期望的“强兵”的目的没有达成。
与“将兵法”相配套的是“养马法”与“保甲法”。这两个法令的出台对北宋国防而言同
样重要。这两个法令的目的是为了“寓兵于民”“寓马于民”国家平时募兵，战时征兵，
如遇大战，可以从民间快速抽调兵马参战，补充消耗，弥补兵员不足。实际上这是很重要
的战时动员体制。但是赵宋民间安逸以久，快乐“小资”们，“逍遥有理，快乐无罪”，
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们，毕竟缺乏危机意识，至于“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实在遥
远，根本就不想知道。老百姓视兵役军训为苦差，磕头跄地，叫苦连天。由于两法涉及“
地方”，宋政府内部关于两法实施，一直争论激烈，保守派大佬也趁机利用“民意”诋毁
这两个法令为“扰民之举”。以至于“养马”“保甲”两法时行时废，无法长久，根本得
不到贯彻执行。
“养马”“保甲”两法背后所代表的“动员体制”其意义非常重大，它是农耕文明为抵
御游牧民族入侵的一次大胆尝试，虽然由于没法操作而归于失败，但王安石仍然超越了他
所处的那个时代，以至于其后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也有比他走得更远一些。从这层意义
上讲，把自己放到“祭坛”上的真正纯粹的改革家，其内心深处永远是孤独的。
王安石所希望的“国防动员体制”最终没有建立起来，而失去了全民动员体制的北宋国防
就像是一只跛腿鸭，一瘸一拐，歪歪扭扭的往前走，终于步入了十二世纪。
公元十二世纪，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兵戈之相的多事之秋，对赵宋王朝的五千万酷
爱和平，珍惜生命，享受生活的良善子民来说，战争的脚步悄悄逼近了，这一回“狼”突
然来了，而一切的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好。
宣和七年（1126年）冬季到来之前，宋军在东线（华北）总共有二十五万人，其中燕山府
驻军十一万（包括郭药师常胜军一万人）。河北路驻军十三四万，设四“总管”编为四个
“军团”成“品”字形分布。辛兴宗驻中山，王元驻真定，杨维中驻瀛洲，王育驻大名。
在广袤的华北大平原上，宋军十几万兵马，分在四处，据点而守。宋军在河北的防御体系
，是“守三镇不守黄河”没有建立防御纵深，漏洞很大。从河北三镇往南直至黄河各渡口
，宋军兵力空虚，几乎毫不设防。由于山后诸州此时尚在金人手中，宋军驻燕部队位于整
个宋金边境的突出部。燕山以东的榆关掌握在金军手中，燕山以北的长城各口隘也守备薄
弱。鉴于宋金关系趋于紧张，作为抵御金人入侵的一线部队，赵宋理应派出得力可靠的将
领。而此时的燕山府军政长官，从知府蔡靖到转运使吕颐浩多为文官出身，对军事一窍不
通。整个燕山的警备大权，实际掌握在降将郭药师的手中。
燕山宋军以常胜军为中坚，而常胜军多为奚族士兵，再加上将领郭药师反复无常，是个
“墙头草，哪边风硬那边倒”。郭药师与辽将萧干虽同为奚族，但性格却大不相同。郭药
师比萧干要“机警”多了，他为人又很会钻营。赵宋“商品经济发达”是一个市场化程度
很高的社会。宋朝军事小国，经济大国，宋人打仗不行，做买卖“门清儿”。郭药师沾染
了“宋风”也很有“经济头脑”很会“理财”他盘桓于辽宋金三方势力中，贼鼠三端，不
会真正为哪一方效力，而他手下的八千常胜军，确是他军事上的资本，政治上的凭借，同
时还是他经济上敛财的工具。他纵容部下占人邸舍，抢人钱财，毫无纪律，恣意胡为，到
后来居然指挥部队，经商牟利，做起“生意”来了。
燕京物产丰富，富庶冠于北方，尤其是煮盐制铁两业尤为发达。药师的心思根本就没有
放在戍守燕山上。在军不“言武”而“言商”的郭药师，他的“生意经”果然厉害，将这
两个暴利行业作为市场切入点，垄断经营，大发横财。药师是典型的“军倒儿” 倒买倒卖
，立足河北，放眼中原，开发全国市场，常胜军行商的舟车遍及天下诸路。发家致富，日
进斗金的郭药师自然明白“朝里有人好做官”“有钱还须大家分”的浅浅道理。为了在朝
庭里拉关系，找后台，他聚集工匠大造玉器宝玩，贿赂宋朝权贵。上至太师、宰相、枢密
使，下至皇帝身边的黄门小内侍，全有馈赠。
这样一来，这个“歪门邪道”“心术不正”的郭药师虽为贰臣降将，却在中央里混了个
“好人缘”。虽然燕山府蔡靖，中山府詹度等一大批地方官员都曾多次上疏参劾郭药师，
各地的举报信也多达一百七十余章。中山府密报，更说郭药师“凭宠恃功，逆节以萌，凶
横日甚，与金交结，背负朝廷，恐兴祸不远。”提醒朝廷早作防范。但蔡太师，童太尉一
致认为药师忠信无比，可放心大胆使用，将边事托付于这个降将，而内地不做守御。直到
宋朝沿边巡检杨雍截获了郭药师私通金人的信件，宋徽宗才派员彻查此事，但早已是为时
过晚了。
这一年，北宋王朝在西线（河东）的防御，也是非常脆弱的。河东一路以太原为重镇，原
本驻军十余万。后宋廷又在河东地区收编山后健儿组建了义胜军。一样以来，原本就军粮
供应紧张的河东又平添了十几万张吃饭的嘴。 时间一长，粮米不继。义胜军无粮可领，口
出怨言。宋军自己所食之粮，也多陈腐不堪，他们认为是义胜军夺了他们的口粮，扬言要
攻杀义胜军。这两支队伍，顺看谁都不顺眼，为了抢粮，差点火并。还没等敌人打过来呢
，自己就先“窝里反”了。
说来也算荒唐，掌管北方军事大权的童贯坐镇太原，而肩负的主要使命仅仅是同金人斡
旋，要回应、尉两州。他除了在外交上没完没了的同金人“扯皮”之外，没做多少正经事
。处于北方战略枢纽部的河东与西夏、女真分别接壤，俯视关中，凭护河洛，辖控河北，
其战略地位尤为重要。而此时整个河东宋军疏于战备，粮草匮乏，军心浮动，内部矛盾重
重，这些眼皮子低下的头等大事，他却不闻不问。
宣和七年，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和平，随着漫天风雪的到来而结束了。赵宋百年风流接近
尾声，一部《全宋词》纪录了这个时代里数不清的爱情故事，有的热烈缠绵、有的凄婉苦
悲，就像是一部《大宋情史》。这个爱情国度里的社会精英动不动就“惆怅”就“和泪”
就“断肠”就“憔悴”连那个“胸中有几万甲兵“的范老爷子都能“酒未到，先成泪。”
而如今东坡的豪放，柳七的不羁，美成的缠绵，小晏的多情，都被即将来临的这场风暴撕
成了碎片，尔后又被吹得无影无踪。
此时，《清明上河图》早已完成，繁华的东京御街经过绿化改造，各设栅栏，遍植水木荷
花。在南宋词人吕本中的记忆中，此时的汴梁已经进入了全胜期。“花弄影，月流辉，水
晶宫殿玉云飞”
而《东京梦华录》的作者，也正用他生动文笔记录着京城的春夏秋冬：“灯宵月夕，雪际
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园。”这个水生花香的汴梁城中，“成长在阳光下，沐浴在皇恩
里”的快乐小资们的幸福生活，就如同夏日那最后一抹火烧云，霞彩缤纷，绚烂至极，只
可惜转眼而逝，而后便是无穷无尽的黑暗。
在我很小时候，就听过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上回书咱说到，岳元帅与金
兀术大战牛头山”这位女艺人用高亢尖锐的声音，把这段历史讲演得天花乱坠。在我的记
忆中，评书中的女真侵略军从四郎主金兀术到“没鼻子军师”哈密赤，都是一群可笑的人
物。“女真”这个族名，更是显得非常怪异。上小学一年级，刚戴上的红领巾的我，始终
没闹明白，这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尽是血气方刚的大男人，却为何起了这麽一个“女气”的
名字，长大后才知道，此“女真”比那“女人”可厉害多了。
套用一句宋词分类，粗犷的金朝男子可没有细腻的宋朝男子那麽“婉约”，他们都是“
豪放”派。女真是被长白山与兴安岭锤炼过的最优秀的渔猎民族。女真战士“与天斗”“
与地斗”“与兽斗”“与人斗”他们野性未驯，不避风霜雨雪，坚韧耐战，且服从纪律，
令下则九死不回。金军精骑射，善长驱直入连续作战，千里追袭，疾似流星，迅如闪电。
女真骑兵中的王牌，便是铁浮图与拐子马了。铁浮图军一万五千人，人戴铁盔，马披重甲
，以三马为一组，用皮带相连，后置拒马（阻止战马后退的装置）。在野战中，铁浮图军
（铁塔兵）负责正面突击敌阵，所过犹如一面铁墙，绝地扬尘，铺天盖地。更有拐子马军
（轻骑兵）一万人，由精骑射，善格斗的女真骑士组成，在两翼奔射驰杀。自金朝“海上
兴兵”以来，依靠铁浮图（重骑兵）与拐子马（轻骑兵）所组成的重甲骑兵集群所向无敌
，其机动性，突击力都发挥到极致，所遇者无不一触皆溃，连契丹精骑都不敢触其兵锋，
闻风丧胆。
事后多年，岳飞将军在他的《满江红》一词中感慨道“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
。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可以想见，在宋金战争初期，在金军优势铁骑的冲击之下，两
宋军民承受了多麽巨大的损失！
宣和七年（1125）十月底，金太宗下诏正式伐宋。他的这份宣战诏书由此拉开了北宋靖康
之难与南宋十五年抗金战争的序幕。随着1125年第一场雪的到来，在北方草原上酝酿已久
的那场战争风暴，终于降临到了南方，而第一场灾难便落到位于宋金突出部的燕山府头上
。
驻军十一万（包括郭药师常胜军一万人）。河北路驻军十三四万，设四“总管”编为四个
“军团”成“品”字形分布。辛兴宗驻中山，王元驻真定，杨维中驻瀛洲，王育驻大名。
在广袤的华北大平原上，宋军十几万兵马，分在四处，据点而守。宋军在河北的防御体系
，是“守三镇不守黄河”没有建立防御纵深，漏洞很大。从河北三镇往南直至黄河各渡口
，宋军兵力空虚，几乎毫不设防。由于山后诸州此时尚在金人手中，宋军驻燕部队位于整
个宋金边境的突出部。燕山以东的榆关掌握在金军手中，燕山以北的长城各口隘也守备薄
弱。鉴于宋金关系趋于紧张，作为抵御金人入侵的一线部队，赵宋理应派出得力可靠的将
领。而此时的燕山府军政长官，从知府蔡靖到转运使吕颐浩多为文官出身，对军事一窍不
通。整个燕山的警备大权，实际掌握在降将郭药师的手中。
燕山宋军以常胜军为中坚，而常胜军多为奚族士兵，再加上将领郭药师反复无常，是个
“墙头草，哪边风硬那边倒”。郭药师与辽将萧干虽同为奚族，但性格却大不相同。郭药
师比萧干要“机警”多了，他为人又很会钻营。赵宋“商品经济发达”是一个市场化程度
很高的社会。宋朝军事小国，经济大国，宋人打仗不行，做买卖“门清儿”。郭药师沾染
了“宋风”也很有“经济头脑”很会“理财”他盘桓于辽宋金三方势力中，贼鼠三端，不
会真正为哪一方效力，而他手下的八千常胜军，确是他军事上的资本，政治上的凭借，同
时还是他经济上敛财的工具。他纵容部下占人邸舍，抢人钱财，毫无纪律，恣意胡为，到
后来居然指挥部队，经商牟利，做起“生意”来了。
燕京物产丰富，富庶冠于北方，尤其是煮盐制铁两业尤为发达。药师的心思根本就没有
放在戍守燕山上。在军不“言武”而“言商”的郭药师，他的“生意经”果然厉害，将这
两个暴利行业作为市场切入点，垄断经营，大发横财。药师是典型的“军倒儿” 倒买倒卖
，立足河北，放眼中原，开发全国市场，常胜军行商的舟车遍及天下诸路。发家致富，日
进斗金的郭药师自然明白“朝里有人好做官”“有钱还须大家分”的浅浅道理。为了在朝
庭里拉关系，找后台，他聚集工匠大造玉器宝玩，贿赂宋朝权贵。上至太师、宰相、枢密
使，下至皇帝身边的黄门小内侍，全有馈赠。
这样一来，这个“歪门邪道”“心术不正”的郭药师虽为贰臣降将，却在中央里混了个
“好人缘”。虽然燕山府蔡靖，中山府詹度等一大批地方官员都曾多次上疏参劾郭药师，
各地的举报信也多达一百七十余章。中山府密报，更说郭药师“凭宠恃功，逆节以萌，凶
横日甚，与金交结，背负朝廷，恐兴祸不远。”提醒朝廷早作防范。但蔡太师，童太尉一
致认为药师忠信无比，可放心大胆使用，将边事托付于这个降将，而内地不做守御。直到
宋朝沿边巡检杨雍截获了郭药师私通金人的信件，宋徽宗才派员彻查此事，但早已是为时
过晚了。
这一年，北宋王朝在西线（河东）的防御，也是非常脆弱的。河东一路以太原为重镇，原
本驻军十余万。后宋廷又在河东地区收编山后健儿组建了义胜军。一样以来，原本就军粮
供应紧张的河东又平添了十几万张吃饭的嘴。 时间一长，粮米不继。义胜军无粮可领，口
出怨言。宋军自己所食之粮，也多陈腐不堪，他们认为是义胜军夺了他们的口粮，扬言要
攻杀义胜军。这两支队伍，顺看谁都不顺眼，为了抢粮，差点火并。还没等敌人打过来呢
，自己就先“窝里反”了。
说来也算荒唐，掌管北方军事大权的童贯坐镇太原，而肩负的主要使命仅仅是同金人斡
旋，要回应、尉两州。他除了在外交上没完没了的同金人“扯皮”之外，没做多少正经事
。处于北方战略枢纽部的河东与西夏、女真分别接壤，俯视关中，凭护河洛，辖控河北，
其战略地位尤为重要。而此时整个河东宋军疏于战备，粮草匮乏，军心浮动，内部矛盾重
重，这些眼皮子低下的头等大事，他却不闻不问。
宣和七年，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和平，随着漫天风雪的到来而结束了。赵宋百年风流接近
尾声，一部《全宋词》纪录了这个时代里数不清的爱情故事，有的热烈缠绵、有的凄婉苦
悲，就像是一部《大宋情史》。这个爱情国度里的社会精英动不动就“惆怅”就“和泪”
就“断肠”就“憔悴”连那个“胸中有几万甲兵“的范老爷子都能“酒未到，先成泪。”
而如今东坡的豪放，柳七的不羁，美成的缠绵，小晏的多情，都被即将来临的这场风暴撕
成了碎片，尔后又被吹得无影无踪。
此时，《清明上河图》早已完成，繁华的东京御街经过绿化改造，各设栅栏，遍植水木荷
花。在南宋词人吕本中的记忆中，此时的汴梁已经进入了全胜期。“花弄影，月流辉，水
晶宫殿玉云飞”
而《东京梦华录》的作者，也正用他生动文笔记录着京城的春夏秋冬：“灯宵月夕，雪际
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园。”这个水生花香的汴梁城中，“成长在阳光下，沐浴在皇恩
里”的快乐小资们的幸福生活，就如同夏日那最后一抹火烧云，霞彩缤纷，绚烂至极，只
可惜转眼而逝，而后便是无穷无尽的黑暗。
在我很小时候，就听过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上回书咱说到，岳元帅与金
兀术大战牛头山”这位女艺人用高亢尖锐的声音，把这段历史讲演得天花乱坠。在我的记
忆中，评书中的女真侵略军从四郎主金兀术到“没鼻子军师”哈密赤，都是一群可笑的人
物。“女真”这个族名，更是显得非常怪异。上小学一年级，刚戴上的红领巾的我，始终
没闹明白，这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尽是血气方刚的大男人，却为何起了这麽一个“女气”的
名字，长大后才知道，此“女真”比那“女人”可厉害多了。
套用一句宋词分类，粗犷的金朝男子可没有细腻的宋朝男子那麽“婉约”，他们都是“
豪放”派。女真是被长白山与兴安岭锤炼过的最优秀的渔猎民族。女真战士“与天斗”“
与地斗”“与兽斗”“与人斗”他们野性未驯，不避风霜雨雪，坚韧耐战，且服从纪律，
令下则九死不回。金军精骑射，善长驱直入连续作战，千里追袭，疾似流星，迅如闪电。
女真骑兵中的王牌，便是铁浮图与拐子马了。铁浮图军一万五千人，人戴铁盔，马披重甲
，以三马为一组，用皮带相连，后置拒马（阻止战马后退的装置）。在野战中，铁浮图军
（铁塔兵）负责正面突击敌阵，所过犹如一面铁墙，绝地扬尘，铺天盖地。更有拐子马军
（轻骑兵）一万人，由精骑射，善格斗的女真骑士组成，在两翼奔射驰杀。自金朝“海上
兴兵”以来，依靠铁浮图（重骑兵）与拐子马（轻骑兵）所组成的重甲骑兵集群所向无敌
，其机动性，突击力都发挥到极致，所遇者无不一触皆溃，连契丹精骑都不敢触其兵锋，
闻风丧胆。
事后多年，岳飞将军在他的《满江红》一词中感慨道“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
。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可以想见，在宋金战争初期，在金军优势铁骑的冲击之下，两
宋军民承受了多麽巨大的损失！
宣和七年（1125）十月底，金太宗下诏正式伐宋。他的这份宣战诏书由此拉开了北宋靖康
之难与南宋十五年抗金战争的序幕。随着1125年第一场雪的到来，在北方草原上酝酿已久
的那场战争风暴，终于降临到了南方，而第一场灾难便落到位于宋金突出部的燕山府头上
。
十一月，金军完成了侵宋军事准备，各军已经进入了出发位置。
十二月初，金军在东西上千里的战线上，同时向北宋边境发动了进攻。完颜宗翰率西路军
进攻河东重镇太原，完颜宗望率东路军自平州、上京出发，从南北两个方向对燕京发动钳
形攻势。开战后，金东路军进展神速，十二月三日完颜昌指挥的东路军南进兵团攻占燕山
以北的重要关隘古北口、同日攻陷檀州（密云）。 完颜宗望指挥的东路军西进兵团迅速通
过辽东走廊越过玉田与十二月七日攻占燕山以东的重镇蓟州。
面对金军凌厉攻势，北宋驻燕部队仓促应战。
十二月七日，就在金军攻占蓟州的当天，知府蔡靖命郭药师、张令徽、刘舜仁率常胜军以
及宋军主力步骑四万五千人在燕京以东的白河（通县北运河）拦截金军。开战后，张令徽
、刘舜仁率宋军不战而遁，金军全线出击，郭药师大败而归，东路军向西乘胜进逼燕京。
知府蔡靖举足无措，急忙召集驻燕文武职官商议御敌之策。不料郭药师与金人暗通款曲，
借赴府议事的机会，率所部精兵发动兵变，劫持知府蔡靖、转运使吕颐浩、副使吕与权、
提举官沈琯。这个降将郭药师，打一场局部战争他不灵，搞歪门邪道他比谁都精。这倒好
，大敌当前，驻燕部队司令发动了兵变，行政长官作了人质，整个燕山府领导班子都让这
个叛徒给端了。这也真应了大军阀马步芳那句名言“不怕千军万马，就怕内奸一人。”
郭药师遂开城降金，金将宗望挟蔡靖与吕颐浩随军以临燕山所属各州，州郡见大势已去，
无不望风而降。十二月十日，金军兵不血刃全部占领燕山所属六州二十四县，驻燕山的十
一万宋军或被收编，或被缴械，金军尽收其军实，得战马万匹，甲胄五万，可用之兵七万
，各种弩箭无数。
阔别近三年，在这年冬季，金军又得意洋洋的打回燕京来了。而自宣和五年（1123年）四
月十七日以来，回归祖国中原仅二年六个月零二十三天的燕京，没有组织起任何抵抗，就
这样窝窝囊囊的丢失了！宋朝自政和五年（1115年）以来，收复燕云，历经十年。十年之
功，毁于一旦，无数心血，付之东流，而更大的灾难似乎还在后面！
北宋在东线丧失燕京的同时，在西线的太原也遭到了厄运。早在十月中旬，童贯接到河东
边郡有关金军这一时期调动频繁的警报后，他的注意力才逐渐从外交转到军事上来。这时
候的他，面对金人咄咄逼人的态势，也开始忙活起来了。十月十九日，童贯派宋使马扩、
宋将辛兴宗为正副使节，组成外交使团访金，使团表面上的使命是就归还应、尉两州向金
方进行交涉，暗中却是刺探金军是否有南下之意。十一月马扩使团到达金军控制下的西京
大同，见四处军马戒备森然，气氛紧张。宗翰命金人对宋朝使团，严令以待，犹如敌国一
般。
在谈判中，马扩要求金方归还应、尉两州以及灵丘、飞狐两县。宗翰声色俱厉指责宋朝逾
盟，对宋方提出的要求断然拒绝“山前山后乃我家旧地，更说作甚？你家土地，却须割些
来，方可省过也。”金人强盗逻辑，蛮不讲理，宋朝要求金朝归还应、尉两州，金朝却要
求宋朝再割土地，你说这谈判还怎麽谈？不过，此时宋使马扩已经嗅出了战争气息，知道
金人已有败盟南侵之意了。
此时，金太宗已下了伐宋诏书，宗翰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将马扩使团滞留十天，至十一
月底才放行。十二月一日，马扩从云中回到太原，感觉事态严重，立即向童贯作了汇报。
童贯直到此时才如梦方醒，惊道“金人初立国，遽敢做如此事？”马扩建议速作提防，但
此时的童贯却另有一番盘算。两天后，也就是十二月三日，金使王介儒到达太原，态度倨
傲不逊，并出示了金太宗的宣战诏书。童贯大惊失色道：“兴兵如此大事，为何不事先商
量？”金使回道“军马已起，更商量甚的？”童贯也是被惊昏了头，还幻想着商量商量，
金人谁跟他商量，先打你没商量！金使王介儒来了个“狮子大开口”趁机要挟童贯“宜速
割河东、河北，以大河为界，可存宋朝宗社。”此时的童贯早已是一片茫然，过了良久喃
喃说出一句：“贵国不肯交地，反要我国割让两河，真是太奇怪了！”金使勃然作色道：
“不肯割地，就与你们一战！”说罢扬长而去。
十二月一日，金西路军自云中出发，兵分两路对河东宋军发动了进攻。西路军一路进攻山
后的武、朔两州，主力沿应州——代州——忻州方向进犯太原。北宋朔州守将孙诩奋勇抗
敌，城内义胜军开门迎降，孙诩兵败被杀，而此时武州也因为义胜军里应外合而同时陷落
。在东面，宗翰率金军主力进攻代州，驻代州的义胜军发动兵变，宋朝守将李嗣本被义胜
军擒献金人。金军随即进击太原以北的重镇忻州，守将贺欢不战降金。宗翰命金军精骑绕
城而过，以最快的速度直插石岭关。
由于义胜军反叛，宋军西线战场一开战就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太原以北的武、朔、代
、忻四州在十天之内，全部丢失了。金军乘势进逼石岭，太原岌岌可危。童贯不料事态发
展到这种地步，除了忧虑之外，一筹莫展。此时的他，无心指挥作战。十二月七日，童贯
带着参议宇文虚中等，以事体重大，须回朝奏禀天子为名，准备撤离太原。太原知府张孝
纯率文武请求童贯驻节太原，统率河东宋军抗金。童贯狡辩道“贯受命宣抚，并非守土也
。”这位宋朝派往北方的最高统帅，在临战之前，把自己的责任推了个干净。童贯不顾太
原军民的强烈反对，与十二月八日，强行离开太原。童贯拔腿一走，河东各军失去统一节
制，面临金军进攻，互不同属，已成一盘散沙。
石岭关地势险峻，岭横东西，路纵南北，扼守晋阳通往忻、代、云、朔之要道，为兵家
必争之地，历来是太原北方之门户。张孝纯命宋将冀景前往驻守，冀景推辞不往，张孝纯
无奈另拨精兵八千增援，冀景勉强成行。冀景命耿守忠为先锋，耿守忠不发一失将石岭关
拱手让与金人。冀景只得单人独骑逃回太原。太原以北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就这样稀里
糊涂的丢失了。金兵一路如入无人之境，于十二月十八日直抵太原城下。宗翰率金东路军
主力驻扎在太原以北之陈村。知府张孝纯传檄诸郡，此时的河东早已是人心惶惶，州郡各
自为计，应命者甚少。二十日，宋将折可求率麟府军，刘光世率延安军共四万人增援太原
，宋军于金军激战于汾河以北。金军骑兵趁夜色劫营，刘光世率军先退，“公子哥儿”刘
光世可算是遗传了老爹刘延庆的本事，打仗不灵，赛跑比兔子还快。他撒腿一跑，可把兄
弟部队害惨了，折可求全军崩溃，宋将罗称、韩权战死，此役宋军伤亡近两万余人。宋军
野战失利，太原援兵断绝。宗翰率军围城，知府张孝纯与大将王禀带领军民连日激战，死
守太原。
正当宗翰的西路军受阻太原之际，在燕京的东路军已经准备实施第二阶段作战了。
东路军之所以十天之内平定燕山，皆郭药师出卖燕京有功，金主待药师甚厚，给与极大的
恩宠，赐其国姓完颜氏，并赐以金牌。降将郭药师“功德圆满”算是成了名符其实的“三
姓家奴”了。药师向宗望献计，将宋朝各地虚实全盘托出。他认为宋朝北方精兵均由童贯
统领驻于河东，如今被宗翰的西路军所牵制，无暇他顾，若此时南下，河朔空虚，汴京指
日可下。
金东路军遂以郭药师为向导，准备打过黄河去，将侵略进行到底。目标开封府，活擒宋徽
宗。对北宋的第一次“斩首”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十二月十四日，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金东路军自涿州倾巢南下，开始了对北宋首都开封
的闪击作战。在华北大平原上，由六万余骑组成的金军重甲骑兵集群就像是一片片乌云，
夹着风雨，裹着闪电，带着雷鸣，犹如狂风暴雪一般袭向南方。
而首先遭到打击的便是河北三镇了。中山、真定、河间这三座军事重镇，位于河北中部
，其分布态势犹如一个正三角形（品字形），其顶端是中山，两个底端便是东面的河间与
西面的真定了。在北宋建国相当长的时间里，三镇都属于宋辽边境城市，宋人认为河北三
镇乃国之藩篱，无三镇则无法立国。自宋初以来，历尽一个多世纪的经营，这三座互为犄
角的军事堡垒城市，依托边境外围的三关，（瓦桥关、益津关、淤关）被构筑为一个统一
的要塞区，它就像是一根楔子牢牢的楔在河北中部。一百七十年来，它承受着北方游牧民
族对中原王朝的军事压力，三镇防线实际上是赵宋王朝在华北平原上的一道国防生命线。
不过，进入十二世纪以来，这道生命线越发显得脆弱了。说到三镇就不能不提到三关，瓦
桥关（今河北雄县境内）、益津关（今河北文安县境内）和淤关（今河北霸县境内），这
三个宋朝边关，从名字上看去，都离不开一个“水”字。
由于古代黄河在中下游地区，数次泛滥改道，从而在华北中北部低洼地区形成了一大片由
河泊塘泺组成的水网地区。中原王朝在这片水网地带，构筑城关，设兵守御，控制水陆交
通，号为“平曲水塞”，从而形成了一道阻止游牧民族寇马南下的自然地障，所谓三关由
此而来。对于丧失燕云险要的中原王朝来说，这当然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这道水网防线也并非牢不可破，其坚固与否与季节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利在于春夏
涨水泛滥，而弊在于秋冬枯水冰封。关于这道水网防线，北宋大臣李纲曾经形象的论述道
：“河北塘泺东据海，西抵广信（河北徐水以西）、安肃（河北徐水），深不可以涉，浅
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骑，为险固之地。而比年以来，淤泥干涸，不复开浚，官司利于
稻田，往往泄去积水，堤防弛坏。”可见北宋末年，由于水源枯竭，连这一道水网防线都
已经是形同虚设了。
如果把北宋末年的三关与三镇防线，做一个形象地比喻的话，那么它就像是大户人家的一
道大门，这道大门当年便不是用铁铸就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就连那根顶门杠也慢慢的腐
朽了。它还可能抵挡些什麽呢？
此时，金东路军一路向南，取直径奔袭开封。十六日通过了四年前的宋辽边界白沟，十八
日开始攻打保州与安肃军，遭到军民的顽强抵抗。宗望留下部分兵力围城，金军主力绕保
州南下，击溃宋朝援军与隘口；二十一日进围中山，城坚不下。金军折向西南于二十二日
攻陷真定；二十四日攻陷庆源（河北赵州）；二十六日攻克信德（河北邢台）两天以后，
金军进入邯郸。自十四日从涿州出发以来，金军骑兵集团在广阔的华北大平原上快速向南
推进。金军绕过坚城，机动突击，寻隙穿插，边走边打。他们连续作战，用十四天的时间
连克四府，向北宋纵深地带推进了近七百里，犹如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入宋朝空虚的腹地。
当金军前锋占领邯郸以后，未被攻占的保州、安肃、中山就像苏德战争初期的布列斯特要
塞一样，已经被远远的甩到敌后了。英勇不屈的的中山军民，此时仍在坚持战斗，对他们
来说这只是三年漫长坚守的开始。中山这座英雄的堡垒城市一直坚守到北宋灭亡以后，不
过对此时准备渡过黄河的金军而言，它已经失去了任何拦阻的作用了。
金东路军主力攻占邯郸以后，宗望命郭药师率两千精骑组成先遣队南下，郭药师兵团用二
天的时间疾驰三百里，经汤阴向黎阳（浚州）方向高速穿插。至十二月三十日，骁勇的女
真骑士们，已经能够清楚的看到那条黄河了。
由于金军进展很快，遭到突然袭击的北宋王朝一时间丧失了防卫能力。在开封的赵宋最高
当局几乎失去了对军事上的全面领导，不知道降临到这个国家头上的灾难到底要多大！从
河东到河北的千里战线上，从这座城市到那座城市，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从宁静的生
活中被惊破睡梦的人们，正在各自为战。
大量的军队在溃败，许多的城市被攻占，无数的人民在逃难，敌人正在逼近首都，这种
迷茫与混乱不亚于1941年6月的红色俄国。
此时正值农历新年的前夕，在往常的日子里汴京城早已充满了喜庆的气氛“爆竹声声除旧
岁，更把新桃换旧符”。而此时，当金兵铁蹄以风卷残云之势席卷河北，以摧枯拉朽之势
压向中原的时候。这座一百二十万人口的繁华城市，已经没有了昔日的欢乐祥和，更找不
到往日的悠然自得了。军民万姓在宣和七年的凛冽寒风中，忐忑不安，而举足无措的北宋
政府早已是一片混乱了。他们战、守、和、逃，举棋不定。除了知道金军来势汹汹之外，
他们不清楚金军的进攻规模到底要多大，也不知道哪个地方能够阻挡得住金军，甚至于也
不明白，那个曾同他们订立过结盟条约的北方战略合作伙伴，如今为什麽要攻打他们的国
家？
十二月初，金军在东西上千里的战线上，同时向北宋边境发动了进攻。完颜宗翰率西路军
进攻河东重镇太原，完颜宗望率东路军自平州、上京出发，从南北两个方向对燕京发动钳
形攻势。开战后，金东路军进展神速，十二月三日完颜昌指挥的东路军南进兵团攻占燕山
以北的重要关隘古北口、同日攻陷檀州（密云）。 完颜宗望指挥的东路军西进兵团迅速通
过辽东走廊越过玉田与十二月七日攻占燕山以东的重镇蓟州。
面对金军凌厉攻势，北宋驻燕部队仓促应战。
十二月七日，就在金军攻占蓟州的当天，知府蔡靖命郭药师、张令徽、刘舜仁率常胜军以
及宋军主力步骑四万五千人在燕京以东的白河（通县北运河）拦截金军。开战后，张令徽
、刘舜仁率宋军不战而遁，金军全线出击，郭药师大败而归，东路军向西乘胜进逼燕京。
知府蔡靖举足无措，急忙召集驻燕文武职官商议御敌之策。不料郭药师与金人暗通款曲，
借赴府议事的机会，率所部精兵发动兵变，劫持知府蔡靖、转运使吕颐浩、副使吕与权、
提举官沈琯。这个降将郭药师，打一场局部战争他不灵，搞歪门邪道他比谁都精。这倒好
，大敌当前，驻燕部队司令发动了兵变，行政长官作了人质，整个燕山府领导班子都让这
个叛徒给端了。这也真应了大军阀马步芳那句名言“不怕千军万马，就怕内奸一人。”
郭药师遂开城降金，金将宗望挟蔡靖与吕颐浩随军以临燕山所属各州，州郡见大势已去，
无不望风而降。十二月十日，金军兵不血刃全部占领燕山所属六州二十四县，驻燕山的十
一万宋军或被收编，或被缴械，金军尽收其军实，得战马万匹，甲胄五万，可用之兵七万
，各种弩箭无数。
阔别近三年，在这年冬季，金军又得意洋洋的打回燕京来了。而自宣和五年（1123年）四
月十七日以来，回归祖国中原仅二年六个月零二十三天的燕京，没有组织起任何抵抗，就
这样窝窝囊囊的丢失了！宋朝自政和五年（1115年）以来，收复燕云，历经十年。十年之
功，毁于一旦，无数心血，付之东流，而更大的灾难似乎还在后面！
北宋在东线丧失燕京的同时，在西线的太原也遭到了厄运。早在十月中旬，童贯接到河东
边郡有关金军这一时期调动频繁的警报后，他的注意力才逐渐从外交转到军事上来。这时
候的他，面对金人咄咄逼人的态势，也开始忙活起来了。十月十九日，童贯派宋使马扩、
宋将辛兴宗为正副使节，组成外交使团访金，使团表面上的使命是就归还应、尉两州向金
方进行交涉，暗中却是刺探金军是否有南下之意。十一月马扩使团到达金军控制下的西京
大同，见四处军马戒备森然，气氛紧张。宗翰命金人对宋朝使团，严令以待，犹如敌国一
般。
在谈判中，马扩要求金方归还应、尉两州以及灵丘、飞狐两县。宗翰声色俱厉指责宋朝逾
盟，对宋方提出的要求断然拒绝“山前山后乃我家旧地，更说作甚？你家土地，却须割些
来，方可省过也。”金人强盗逻辑，蛮不讲理，宋朝要求金朝归还应、尉两州，金朝却要
求宋朝再割土地，你说这谈判还怎麽谈？不过，此时宋使马扩已经嗅出了战争气息，知道
金人已有败盟南侵之意了。
此时，金太宗已下了伐宋诏书，宗翰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将马扩使团滞留十天，至十一
月底才放行。十二月一日，马扩从云中回到太原，感觉事态严重，立即向童贯作了汇报。
童贯直到此时才如梦方醒，惊道“金人初立国，遽敢做如此事？”马扩建议速作提防，但
此时的童贯却另有一番盘算。两天后，也就是十二月三日，金使王介儒到达太原，态度倨
傲不逊，并出示了金太宗的宣战诏书。童贯大惊失色道：“兴兵如此大事，为何不事先商
量？”金使回道“军马已起，更商量甚的？”童贯也是被惊昏了头，还幻想着商量商量，
金人谁跟他商量，先打你没商量！金使王介儒来了个“狮子大开口”趁机要挟童贯“宜速
割河东、河北，以大河为界，可存宋朝宗社。”此时的童贯早已是一片茫然，过了良久喃
喃说出一句：“贵国不肯交地，反要我国割让两河，真是太奇怪了！”金使勃然作色道：
“不肯割地，就与你们一战！”说罢扬长而去。
十二月一日，金西路军自云中出发，兵分两路对河东宋军发动了进攻。西路军一路进攻山
后的武、朔两州，主力沿应州——代州——忻州方向进犯太原。北宋朔州守将孙诩奋勇抗
敌，城内义胜军开门迎降，孙诩兵败被杀，而此时武州也因为义胜军里应外合而同时陷落
。在东面，宗翰率金军主力进攻代州，驻代州的义胜军发动兵变，宋朝守将李嗣本被义胜
军擒献金人。金军随即进击太原以北的重镇忻州，守将贺欢不战降金。宗翰命金军精骑绕
城而过，以最快的速度直插石岭关。
由于义胜军反叛，宋军西线战场一开战就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太原以北的武、朔、代
、忻四州在十天之内，全部丢失了。金军乘势进逼石岭，太原岌岌可危。童贯不料事态发
展到这种地步，除了忧虑之外，一筹莫展。此时的他，无心指挥作战。十二月七日，童贯
带着参议宇文虚中等，以事体重大，须回朝奏禀天子为名，准备撤离太原。太原知府张孝
纯率文武请求童贯驻节太原，统率河东宋军抗金。童贯狡辩道“贯受命宣抚，并非守土也
。”这位宋朝派往北方的最高统帅，在临战之前，把自己的责任推了个干净。童贯不顾太
原军民的强烈反对，与十二月八日，强行离开太原。童贯拔腿一走，河东各军失去统一节
制，面临金军进攻，互不同属，已成一盘散沙。
石岭关地势险峻，岭横东西，路纵南北，扼守晋阳通往忻、代、云、朔之要道，为兵家
必争之地，历来是太原北方之门户。张孝纯命宋将冀景前往驻守，冀景推辞不往，张孝纯
无奈另拨精兵八千增援，冀景勉强成行。冀景命耿守忠为先锋，耿守忠不发一失将石岭关
拱手让与金人。冀景只得单人独骑逃回太原。太原以北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就这样稀里
糊涂的丢失了。金兵一路如入无人之境，于十二月十八日直抵太原城下。宗翰率金东路军
主力驻扎在太原以北之陈村。知府张孝纯传檄诸郡，此时的河东早已是人心惶惶，州郡各
自为计，应命者甚少。二十日，宋将折可求率麟府军，刘光世率延安军共四万人增援太原
，宋军于金军激战于汾河以北。金军骑兵趁夜色劫营，刘光世率军先退，“公子哥儿”刘
光世可算是遗传了老爹刘延庆的本事，打仗不灵，赛跑比兔子还快。他撒腿一跑，可把兄
弟部队害惨了，折可求全军崩溃，宋将罗称、韩权战死，此役宋军伤亡近两万余人。宋军
野战失利，太原援兵断绝。宗翰率军围城，知府张孝纯与大将王禀带领军民连日激战，死
守太原。
正当宗翰的西路军受阻太原之际，在燕京的东路军已经准备实施第二阶段作战了。
东路军之所以十天之内平定燕山，皆郭药师出卖燕京有功，金主待药师甚厚，给与极大的
恩宠，赐其国姓完颜氏，并赐以金牌。降将郭药师“功德圆满”算是成了名符其实的“三
姓家奴”了。药师向宗望献计，将宋朝各地虚实全盘托出。他认为宋朝北方精兵均由童贯
统领驻于河东，如今被宗翰的西路军所牵制，无暇他顾，若此时南下，河朔空虚，汴京指
日可下。
金东路军遂以郭药师为向导，准备打过黄河去，将侵略进行到底。目标开封府，活擒宋徽
宗。对北宋的第一次“斩首”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十二月十四日，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金东路军自涿州倾巢南下，开始了对北宋首都开封
的闪击作战。在华北大平原上，由六万余骑组成的金军重甲骑兵集群就像是一片片乌云，
夹着风雨，裹着闪电，带着雷鸣，犹如狂风暴雪一般袭向南方。
而首先遭到打击的便是河北三镇了。中山、真定、河间这三座军事重镇，位于河北中部
，其分布态势犹如一个正三角形（品字形），其顶端是中山，两个底端便是东面的河间与
西面的真定了。在北宋建国相当长的时间里，三镇都属于宋辽边境城市，宋人认为河北三
镇乃国之藩篱，无三镇则无法立国。自宋初以来，历尽一个多世纪的经营，这三座互为犄
角的军事堡垒城市，依托边境外围的三关，（瓦桥关、益津关、淤关）被构筑为一个统一
的要塞区，它就像是一根楔子牢牢的楔在河北中部。一百七十年来，它承受着北方游牧民
族对中原王朝的军事压力，三镇防线实际上是赵宋王朝在华北平原上的一道国防生命线。
不过，进入十二世纪以来，这道生命线越发显得脆弱了。说到三镇就不能不提到三关，瓦
桥关（今河北雄县境内）、益津关（今河北文安县境内）和淤关（今河北霸县境内），这
三个宋朝边关，从名字上看去，都离不开一个“水”字。
由于古代黄河在中下游地区，数次泛滥改道，从而在华北中北部低洼地区形成了一大片由
河泊塘泺组成的水网地区。中原王朝在这片水网地带，构筑城关，设兵守御，控制水陆交
通，号为“平曲水塞”，从而形成了一道阻止游牧民族寇马南下的自然地障，所谓三关由
此而来。对于丧失燕云险要的中原王朝来说，这当然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这道水网防线也并非牢不可破，其坚固与否与季节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利在于春夏
涨水泛滥，而弊在于秋冬枯水冰封。关于这道水网防线，北宋大臣李纲曾经形象的论述道
：“河北塘泺东据海，西抵广信（河北徐水以西）、安肃（河北徐水），深不可以涉，浅
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骑，为险固之地。而比年以来，淤泥干涸，不复开浚，官司利于
稻田，往往泄去积水，堤防弛坏。”可见北宋末年，由于水源枯竭，连这一道水网防线都
已经是形同虚设了。
如果把北宋末年的三关与三镇防线，做一个形象地比喻的话，那么它就像是大户人家的一
道大门，这道大门当年便不是用铁铸就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就连那根顶门杠也慢慢的腐
朽了。它还可能抵挡些什麽呢？
此时，金东路军一路向南，取直径奔袭开封。十六日通过了四年前的宋辽边界白沟，十八
日开始攻打保州与安肃军，遭到军民的顽强抵抗。宗望留下部分兵力围城，金军主力绕保
州南下，击溃宋朝援军与隘口；二十一日进围中山，城坚不下。金军折向西南于二十二日
攻陷真定；二十四日攻陷庆源（河北赵州）；二十六日攻克信德（河北邢台）两天以后，
金军进入邯郸。自十四日从涿州出发以来，金军骑兵集团在广阔的华北大平原上快速向南
推进。金军绕过坚城，机动突击，寻隙穿插，边走边打。他们连续作战，用十四天的时间
连克四府，向北宋纵深地带推进了近七百里，犹如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入宋朝空虚的腹地。
当金军前锋占领邯郸以后，未被攻占的保州、安肃、中山就像苏德战争初期的布列斯特要
塞一样，已经被远远的甩到敌后了。英勇不屈的的中山军民，此时仍在坚持战斗，对他们
来说这只是三年漫长坚守的开始。中山这座英雄的堡垒城市一直坚守到北宋灭亡以后，不
过对此时准备渡过黄河的金军而言，它已经失去了任何拦阻的作用了。
金东路军主力攻占邯郸以后，宗望命郭药师率两千精骑组成先遣队南下，郭药师兵团用二
天的时间疾驰三百里，经汤阴向黎阳（浚州）方向高速穿插。至十二月三十日，骁勇的女
真骑士们，已经能够清楚的看到那条黄河了。
由于金军进展很快，遭到突然袭击的北宋王朝一时间丧失了防卫能力。在开封的赵宋最高
当局几乎失去了对军事上的全面领导，不知道降临到这个国家头上的灾难到底要多大！从
河东到河北的千里战线上，从这座城市到那座城市，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从宁静的生
活中被惊破睡梦的人们，正在各自为战。
大量的军队在溃败，许多的城市被攻占，无数的人民在逃难，敌人正在逼近首都，这种
迷茫与混乱不亚于1941年6月的红色俄国。
此时正值农历新年的前夕，在往常的日子里汴京城早已充满了喜庆的气氛“爆竹声声除旧
岁，更把新桃换旧符”。而此时，当金兵铁蹄以风卷残云之势席卷河北，以摧枯拉朽之势
压向中原的时候。这座一百二十万人口的繁华城市，已经没有了昔日的欢乐祥和，更找不
到往日的悠然自得了。军民万姓在宣和七年的凛冽寒风中，忐忑不安，而举足无措的北宋
政府早已是一片混乱了。他们战、守、和、逃，举棋不定。除了知道金军来势汹汹之外，
他们不清楚金军的进攻规模到底要多大，也不知道哪个地方能够阻挡得住金军，甚至于也
不明白，那个曾同他们订立过结盟条约的北方战略合作伙伴，如今为什麽要攻打他们的国
家？
对一个和平时期里享够了清福的政府而言，这一切都来得太突兀了。
十二月十六日，童贯从太原风尘仆仆的逃回了汴京。关于童贯逃离太原，后人多有指责
，实际上放在当时的情况下，童贯自有他的一番考虑。促使童贯回京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便是金人的那份宣战诏书了。这份宣战诏书告诉了童贯一个可怕的事实：金人南下，其
意不仅仅是获得土地与财富，其军事进攻背后的那份政治野心，尽然是针对北宋国家元首
宋徽宗本人的。金人开战的目的是为了废黜北宋天子，这种天大的事情，绝非小臣敢于上
奏。就连回到汴京的童贯本人也不敢拿着这份狂妄的宣战诏书，轻易的上奏天子。想向皇
上通风报信的童贯事到临头却踌躇为难起来了，心情就像是一个成绩恶劣的小学生，不敢
向老爸上交那份惨不忍睹的成绩单一样。这个时候，被折腾得焦头烂额的宋道君，也实在
是受不得这份刺激了。童老总对老皇上的这份孝心，当然可嘉，但是由于他放弃军事指挥
岗位，私自撤离太原，被视为临阵脱逃，当然也不为过，事后被小皇上问了“责”被请上
断头台，当然也没有冤枉他。
面临如此危急的局面，在十二月二十日这天，反应迟钝的北宋朝廷，也总算是做出了一些
反应。宋徽宗在窘迫之余，忽然想起了几年前主张“联辽抗金”的宇文虚中来了。此时，
参议宇文虚中刚随童贯从太原回来，徽宗连忙召见。道君询问了河东战况后，忧心忡忡地
问道：“金人西围太原，东下中山，两路并进，事势至此，如之奈何？”虚中奏对：今日
事情危急，应先降诏罪己，改革弊端，以回天意，或可挽回人心，协力对外。徽宗首肯，
并命虚中草诏。虚中拟就后，上呈天子过目。这份罪己诏在得到宋徽宗的认可后，于十二
月二十二日，正式颁告全国。
在这份“告全国人民书”中，宋徽宗开展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总结的很全面。他坦白
的承认了二十五年来的所行苛政：阿谀奉迎，言路断绝，宠臣持权，贪官得志。贤良蒙难
，小人猖狂。横征暴敛，断民生计。官府牟利，军无衣粮，豪门贵族，奢侈成风，高官子
弟，安享富贵。大家瞧瞧！他二十五年来，所行的不义之事，一条条，一款款，连在一起
，都快编成快板书了！
宋道君能够如此痛快淋漓，实为二十五年来的第一次。若不是他作了这番检讨，我还真以
为他永远“伟大正确”呢！
宋徽宗这个人，昏而不庸，很有几分“小聪明”。他很清楚二十年来作了多少不得人心的
事，以前他统治稳固，春风得意，他不想承认，如今国事糜烂，外敌入侵，为了收拾人心
，他不得不承认。统治者的罪己诏，多为权宜之计。他们知道不知道错了？他们早就知道
错了！他们能不能改？他们往往改不了！ 一旦他们度过危机，就把那份声泪俱下的检讨书
，抛到爪哇国去了。
不过教主道君能下诏罪己，也就算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总比那些“铁锅煮鸭子，肉烂嘴不烂。”死到临头，绝不认错的统治者要强多了！
宋徽宗在痛心疾首一番之后，向人民承诺废弃所有的苛政，裁撤大晟府、行幸局、采石
所、都茶场；罢花石纲；遣散朝庭闲散人员，削减宫廷用度以及侍从官；停止都城内外包
括道观、宫观在内的大型土木工程。
道君号召全国军民努力报国，天下方镇率兵勤王，捍御边陲。草泽百姓，怀抱异才，可破
格使用，才能卓越者，以将相待之。官吏士庶不分出身，可直抒胸臆，各陈直言。当者采
用，不当者不加罪。
道君这道姗姗来迟的罪己诏，既是一封检讨书，同时也是一部动员令。其目的是为了笼络
人心，整合民力，但是它又能收到什麽效果呢？临抱佛脚，临阵磨枪。早知现在，何必当
初？亡羊补牢，又有何用？人民是最务实的，绝非几句甜言蜜语所能收买，当时的老百姓
编了一条俏皮话挖苦道“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
看来，群众眼睛雪亮，早把这点伎俩看透了！
发布了罪己诏之后，宋徽宗也开始着手军事防御了。由于金军推进迅猛，已经突破了三镇
一线，北宋所能凭借的天堑只有那道黄河了。北宋时期的黄河同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条黄河
有很大的不同。一千年前的黄河，在开封以北的滑州，成Ｖ字形，经过大名（宋北京）折
向东北，在保州东北（今天津境内）注入渤海湾（沧海）。而今天的黄河却是在沧州以南
，经山东境内注入莱州湾。这一南一北两个出海口，相差数百里。黄河水文条件不佳，在
冬季枯水期，中下游宽阔而水浅，泥沙沉积，且加上游有凌汛，航道屡有冰封，不利于巨
舟大舰通行。因此，赵宋在黄河沿岸不治水军。自宋真宗澶渊以来，百二十年，没有哪支
敌军能够深入到黄河一线。千里黄河除北都大名府外，几乎不设重兵驻防。黄河这道隔绝
华北与中原的天堑，如今却成了宋王朝的一道软肋。
在北宋时期，黄河之上有两座著名的黄河大桥，一座蒲津桥，始建于唐代开元十二年，
此桥连接山西济州与陕西蒲州，铁人、铁牛、铁索、桥身状若长虹，小学语文课本中，宋
人驾船捞铁牛的故事，就是说的这座大桥。另一座便是浚州黄河大桥，该桥在政和四年十
一月，由工部侍郎孟昌龄提议修建，在政和五年（1115年）竣工，此桥分为两段，分别连
接河北浚州与河南滑州。居山至大伾山这段浮桥在浚州境内，被命名为“天成桥”，大伾
山至汶子山这段浮桥在滑州境内，被命名为“圣功桥”。在当时，这座刚刚建成不久的浚
州大桥，为黄河上的要冲，更为京城北方之门户，战略意义极为重要。
要想保卫东京，只有先守住这座黄河大桥。
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就是金东路军攻陷真定的当天，宋徽宗开始抽调驻京部队去防守浚
州了。
翻开《宋史.兵备志》可以清楚地知道：开封府以及京东路卫戍禁军，分别隶属殿前司，侍
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司所辖精锐禁军，号为“天子卫兵”。自宋神宗熙宁三年以后
，中央禁军与殿前诸班直，除了虎翼水军一指挥外，又增加了广勇军五指挥，共六十五指
挥。其中开封府共六万二千人，京东路共五万一千二百人。
但崇宁以来，高俅总领殿前司之后，中央禁军军政大坏，其召募、拣选、廪给、训练、屯
戍、迁补、器甲、马政等八务皆废。
殿帅高俅早年是一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他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球星”之
一。高俅就是“高球”，球踢得就是高。他是典型的技术型打法，时而“鸳鸯拐”时而“
倒挂金钩”施耐庵《水浒传》中描写他的球技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那身分，模
样，这皮球就像鳔胶黏在身上似的！”高大将军生不逢时，若是生到现在，早可入选国家
队，打十强赛了！
高俅原为东坡学士的工笔小吏，以蹴鞠近幸，不思报效国家。身为殿前都指挥使的他“侵
夺军营，以广私邸，多占禁军，以充力役。”禁兵与诸班直有缺额而不补，由他来“吃空
缺”。在他的统率下，原本精锐的中央禁军早已是编制空虚，武备松弛，不能一战了。
而如今，在北宋枢密院厚厚的兵册上，所记载的禁军驻京部队，六十五指挥，十一万三
千两百人。除去保卫京师和老弱虚数外，还能有多少军队可以抽调出来呢？
十二月二十二日，宋徽宗派内侍梁方平领禁军卫士驻守浚州天成桥（北桥），十二月二
十六日，新即位的宋钦宗增派何灌领两万禁兵，屯驻滑州圣功桥（南桥），宋廷前后派往
浚州守河的军队，总数不会超过六万人。而螳臂当车的这点人马，已经是北宋王朝在十二
月份，所能抽调的最高兵力了。
进入十二月下旬以后，金军快打到黄河了，形势越发危急。宋政府的政治家们日聚朝堂，
夜会私邸，天天开会，夜夜辩论。主战、主和、主守、主逃、四派意见，争议不休，茫然
无计。这时，天水一朝的“民主政治”，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其情景比西欧小国的参议院
还热闹！昔日机构庞大，组织严密的北宋政府，此时似乎丧失了权威，大臣们都放“闲羊
”了，不少政府官员已经开始着手疏散眷属，转移财产了。汴水之上，无数船队络绎不绝
，满载珍玩宝货，破浪扬帆，驶往东南。
十二月二十日清晨，童贯与李邦彦商量后，入朝面奏天子。在皇宫宣和殿上，两人为畏缩
缩，支支吾吾，费了老半天的劲，总算呈上了那份金人的宣战诏书。
宋道君不看还好，一看犹如五雷轰顶，当看到檄文中“赵佶越自藩邸，包藏祸心，假借黄
门之力，贼其冢嗣，盗为元首。因而炽其恶心，日甚一日。昏迷不恭，侮慢自贤，谓己有
天命，谓作虐无伤！”的时候，徽宗皇帝不觉涕泪俱下，颤着音说道：“休、休，卿等晚
来商议！”
中午时分，宋徽宗突然推出了“大手笔”！正式下诏皇太子赵桓权领开封牧。下午，皇太
子入朝谢恩，徽宗又赐以排方玉带。在宋代，“排方玉带”只有摄政监国者，方可使用，
绝非臣下当服也。明眼之人已经揣摩出，此时的皇上已有“内禅”之意了。
当晚，徽宗召集文武大臣与皇宫玉华阁，参议宇文虚中，给事中兼侍讲学士吴敏，也被宣
入庭对。此时，宋徽宗已把宇文虚中当作救命智囊了，先召虚中单独计议，留吴敏及其他
大臣与殿外。
少顷，宣众臣入见。宋徽宗神情疲惫，他拉着蔡京之子蔡攸的手，似乎想要说什麽，突
然一阵晕厥，跌坠于御床之下。众大臣慌忙七手八脚，将他搀扶到宣和殿东暖阁，御医进
以汤药，道君才悠悠醒来。他马上索来纸笔，用左手写道：“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
事？”如今金兵南下，形势危急，皇帝也不知道是被吓糊涂了，还是被气糊涂了，一下子
就晕了，“已无半边”了，你说这抗战还怎麽打？群臣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徽宗又用左
手写道：“诸公为何不语耶？”殿内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徽宗自书道：“皇太子某某，
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
刚晕过去，又醒过来的宋道君，现在嚷嚷着要退位，众臣被突如其来的变化弄懵了。道君
见左右无人能应，又大声说道：“吴敏是朕亲自拔擢的大臣，必然不负朕躬，可由他前来
起草退位诏书，并诏皇太子进宫。”由于，当天下午，徽宗已将禅让之事，告知了吴敏，
因此吴敏成竹在胸，挥笔而就。徽宗阅罢之后，将诏书中“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军国
庶务，一听裁决，朕将以道君号退处归宫。”一句中的“朕”字改为“予”，又在左下角
御批道：依此甚慰怀。 完成了这一切之后，道君的“边瘫”又发作了。
在这天寒夜里，北宋皇宫凄凄惨惨戚戚，已当了二十五年太平天子的宋徽宗，其退位大事
，就这样匆匆忙忙的，在如此荒诞怪异的气氛下，被决定了下来。
十二月十六日，童贯从太原风尘仆仆的逃回了汴京。关于童贯逃离太原，后人多有指责
，实际上放在当时的情况下，童贯自有他的一番考虑。促使童贯回京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便是金人的那份宣战诏书了。这份宣战诏书告诉了童贯一个可怕的事实：金人南下，其
意不仅仅是获得土地与财富，其军事进攻背后的那份政治野心，尽然是针对北宋国家元首
宋徽宗本人的。金人开战的目的是为了废黜北宋天子，这种天大的事情，绝非小臣敢于上
奏。就连回到汴京的童贯本人也不敢拿着这份狂妄的宣战诏书，轻易的上奏天子。想向皇
上通风报信的童贯事到临头却踌躇为难起来了，心情就像是一个成绩恶劣的小学生，不敢
向老爸上交那份惨不忍睹的成绩单一样。这个时候，被折腾得焦头烂额的宋道君，也实在
是受不得这份刺激了。童老总对老皇上的这份孝心，当然可嘉，但是由于他放弃军事指挥
岗位，私自撤离太原，被视为临阵脱逃，当然也不为过，事后被小皇上问了“责”被请上
断头台，当然也没有冤枉他。
面临如此危急的局面，在十二月二十日这天，反应迟钝的北宋朝廷，也总算是做出了一些
反应。宋徽宗在窘迫之余，忽然想起了几年前主张“联辽抗金”的宇文虚中来了。此时，
参议宇文虚中刚随童贯从太原回来，徽宗连忙召见。道君询问了河东战况后，忧心忡忡地
问道：“金人西围太原，东下中山，两路并进，事势至此，如之奈何？”虚中奏对：今日
事情危急，应先降诏罪己，改革弊端，以回天意，或可挽回人心，协力对外。徽宗首肯，
并命虚中草诏。虚中拟就后，上呈天子过目。这份罪己诏在得到宋徽宗的认可后，于十二
月二十二日，正式颁告全国。
在这份“告全国人民书”中，宋徽宗开展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总结的很全面。他坦白
的承认了二十五年来的所行苛政：阿谀奉迎，言路断绝，宠臣持权，贪官得志。贤良蒙难
，小人猖狂。横征暴敛，断民生计。官府牟利，军无衣粮，豪门贵族，奢侈成风，高官子
弟，安享富贵。大家瞧瞧！他二十五年来，所行的不义之事，一条条，一款款，连在一起
，都快编成快板书了！
宋道君能够如此痛快淋漓，实为二十五年来的第一次。若不是他作了这番检讨，我还真以
为他永远“伟大正确”呢！
宋徽宗这个人，昏而不庸，很有几分“小聪明”。他很清楚二十年来作了多少不得人心的
事，以前他统治稳固，春风得意，他不想承认，如今国事糜烂，外敌入侵，为了收拾人心
，他不得不承认。统治者的罪己诏，多为权宜之计。他们知道不知道错了？他们早就知道
错了！他们能不能改？他们往往改不了！ 一旦他们度过危机，就把那份声泪俱下的检讨书
，抛到爪哇国去了。
不过教主道君能下诏罪己，也就算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总比那些“铁锅煮鸭子，肉烂嘴不烂。”死到临头，绝不认错的统治者要强多了！
宋徽宗在痛心疾首一番之后，向人民承诺废弃所有的苛政，裁撤大晟府、行幸局、采石
所、都茶场；罢花石纲；遣散朝庭闲散人员，削减宫廷用度以及侍从官；停止都城内外包
括道观、宫观在内的大型土木工程。
道君号召全国军民努力报国，天下方镇率兵勤王，捍御边陲。草泽百姓，怀抱异才，可破
格使用，才能卓越者，以将相待之。官吏士庶不分出身，可直抒胸臆，各陈直言。当者采
用，不当者不加罪。
道君这道姗姗来迟的罪己诏，既是一封检讨书，同时也是一部动员令。其目的是为了笼络
人心，整合民力，但是它又能收到什麽效果呢？临抱佛脚，临阵磨枪。早知现在，何必当
初？亡羊补牢，又有何用？人民是最务实的，绝非几句甜言蜜语所能收买，当时的老百姓
编了一条俏皮话挖苦道“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
看来，群众眼睛雪亮，早把这点伎俩看透了！
发布了罪己诏之后，宋徽宗也开始着手军事防御了。由于金军推进迅猛，已经突破了三镇
一线，北宋所能凭借的天堑只有那道黄河了。北宋时期的黄河同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条黄河
有很大的不同。一千年前的黄河，在开封以北的滑州，成Ｖ字形，经过大名（宋北京）折
向东北，在保州东北（今天津境内）注入渤海湾（沧海）。而今天的黄河却是在沧州以南
，经山东境内注入莱州湾。这一南一北两个出海口，相差数百里。黄河水文条件不佳，在
冬季枯水期，中下游宽阔而水浅，泥沙沉积，且加上游有凌汛，航道屡有冰封，不利于巨
舟大舰通行。因此，赵宋在黄河沿岸不治水军。自宋真宗澶渊以来，百二十年，没有哪支
敌军能够深入到黄河一线。千里黄河除北都大名府外，几乎不设重兵驻防。黄河这道隔绝
华北与中原的天堑，如今却成了宋王朝的一道软肋。
在北宋时期，黄河之上有两座著名的黄河大桥，一座蒲津桥，始建于唐代开元十二年，
此桥连接山西济州与陕西蒲州，铁人、铁牛、铁索、桥身状若长虹，小学语文课本中，宋
人驾船捞铁牛的故事，就是说的这座大桥。另一座便是浚州黄河大桥，该桥在政和四年十
一月，由工部侍郎孟昌龄提议修建，在政和五年（1115年）竣工，此桥分为两段，分别连
接河北浚州与河南滑州。居山至大伾山这段浮桥在浚州境内，被命名为“天成桥”，大伾
山至汶子山这段浮桥在滑州境内，被命名为“圣功桥”。在当时，这座刚刚建成不久的浚
州大桥，为黄河上的要冲，更为京城北方之门户，战略意义极为重要。
要想保卫东京，只有先守住这座黄河大桥。
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就是金东路军攻陷真定的当天，宋徽宗开始抽调驻京部队去防守浚
州了。
翻开《宋史.兵备志》可以清楚地知道：开封府以及京东路卫戍禁军，分别隶属殿前司，侍
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司所辖精锐禁军，号为“天子卫兵”。自宋神宗熙宁三年以后
，中央禁军与殿前诸班直，除了虎翼水军一指挥外，又增加了广勇军五指挥，共六十五指
挥。其中开封府共六万二千人，京东路共五万一千二百人。
但崇宁以来，高俅总领殿前司之后，中央禁军军政大坏，其召募、拣选、廪给、训练、屯
戍、迁补、器甲、马政等八务皆废。
殿帅高俅早年是一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他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球星”之
一。高俅就是“高球”，球踢得就是高。他是典型的技术型打法，时而“鸳鸯拐”时而“
倒挂金钩”施耐庵《水浒传》中描写他的球技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那身分，模
样，这皮球就像鳔胶黏在身上似的！”高大将军生不逢时，若是生到现在，早可入选国家
队，打十强赛了！
高俅原为东坡学士的工笔小吏，以蹴鞠近幸，不思报效国家。身为殿前都指挥使的他“侵
夺军营，以广私邸，多占禁军，以充力役。”禁兵与诸班直有缺额而不补，由他来“吃空
缺”。在他的统率下，原本精锐的中央禁军早已是编制空虚，武备松弛，不能一战了。
而如今，在北宋枢密院厚厚的兵册上，所记载的禁军驻京部队，六十五指挥，十一万三
千两百人。除去保卫京师和老弱虚数外，还能有多少军队可以抽调出来呢？
十二月二十二日，宋徽宗派内侍梁方平领禁军卫士驻守浚州天成桥（北桥），十二月二
十六日，新即位的宋钦宗增派何灌领两万禁兵，屯驻滑州圣功桥（南桥），宋廷前后派往
浚州守河的军队，总数不会超过六万人。而螳臂当车的这点人马，已经是北宋王朝在十二
月份，所能抽调的最高兵力了。
进入十二月下旬以后，金军快打到黄河了，形势越发危急。宋政府的政治家们日聚朝堂，
夜会私邸，天天开会，夜夜辩论。主战、主和、主守、主逃、四派意见，争议不休，茫然
无计。这时，天水一朝的“民主政治”，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其情景比西欧小国的参议院
还热闹！昔日机构庞大，组织严密的北宋政府，此时似乎丧失了权威，大臣们都放“闲羊
”了，不少政府官员已经开始着手疏散眷属，转移财产了。汴水之上，无数船队络绎不绝
，满载珍玩宝货，破浪扬帆，驶往东南。
十二月二十日清晨，童贯与李邦彦商量后，入朝面奏天子。在皇宫宣和殿上，两人为畏缩
缩，支支吾吾，费了老半天的劲，总算呈上了那份金人的宣战诏书。
宋道君不看还好，一看犹如五雷轰顶，当看到檄文中“赵佶越自藩邸，包藏祸心，假借黄
门之力，贼其冢嗣，盗为元首。因而炽其恶心，日甚一日。昏迷不恭，侮慢自贤，谓己有
天命，谓作虐无伤！”的时候，徽宗皇帝不觉涕泪俱下，颤着音说道：“休、休，卿等晚
来商议！”
中午时分，宋徽宗突然推出了“大手笔”！正式下诏皇太子赵桓权领开封牧。下午，皇太
子入朝谢恩，徽宗又赐以排方玉带。在宋代，“排方玉带”只有摄政监国者，方可使用，
绝非臣下当服也。明眼之人已经揣摩出，此时的皇上已有“内禅”之意了。
当晚，徽宗召集文武大臣与皇宫玉华阁，参议宇文虚中，给事中兼侍讲学士吴敏，也被宣
入庭对。此时，宋徽宗已把宇文虚中当作救命智囊了，先召虚中单独计议，留吴敏及其他
大臣与殿外。
少顷，宣众臣入见。宋徽宗神情疲惫，他拉着蔡京之子蔡攸的手，似乎想要说什麽，突
然一阵晕厥，跌坠于御床之下。众大臣慌忙七手八脚，将他搀扶到宣和殿东暖阁，御医进
以汤药，道君才悠悠醒来。他马上索来纸笔，用左手写道：“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
事？”如今金兵南下，形势危急，皇帝也不知道是被吓糊涂了，还是被气糊涂了，一下子
就晕了，“已无半边”了，你说这抗战还怎麽打？群臣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徽宗又用左
手写道：“诸公为何不语耶？”殿内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徽宗自书道：“皇太子某某，
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
刚晕过去，又醒过来的宋道君，现在嚷嚷着要退位，众臣被突如其来的变化弄懵了。道君
见左右无人能应，又大声说道：“吴敏是朕亲自拔擢的大臣，必然不负朕躬，可由他前来
起草退位诏书，并诏皇太子进宫。”由于，当天下午，徽宗已将禅让之事，告知了吴敏，
因此吴敏成竹在胸，挥笔而就。徽宗阅罢之后，将诏书中“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军国
庶务，一听裁决，朕将以道君号退处归宫。”一句中的“朕”字改为“予”，又在左下角
御批道：依此甚慰怀。 完成了这一切之后，道君的“边瘫”又发作了。
在这天寒夜里，北宋皇宫凄凄惨惨戚戚，已当了二十五年太平天子的宋徽宗，其退位大事
，就这样匆匆忙忙的，在如此荒诞怪异的气氛下，被决定了下来。
写到这里，我文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开始登场了。这个人就是赵宋王朝的第九代领导人
宋钦宗——赵桓。
在北宋历史上，宋徽宗生性风流，酷爱女色，所纳嫔妃众多，其“严重后果”就是子女成
堆！古人讲究多子多福，不似咱们优生优育。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徽宗即位之
初，皇子并不多，道士刘混康进言：“京城东北角风水甚好，如将此地垫高，必有多男之
祥。”徽宗命有司将此地垫高，形成高岗。不久后宫连续得子，徽宗大喜。不过这以后，
嫔妃生起来没完了，一发不可收拾，犹如工厂流水线一般。到靖康元年(1126年），道君最
小的女儿恭福帝姬出生之时，不到四十五岁的宋徽宗已有三十一个儿子和三十四个女儿。
其中除了六个皇子与十四个帝姬早逝之外，共存二十五个皇子与二十个公主。宋徽宗这二
十五年，没有虚度年华，既开花，又结果，还真没“白忙活”，推出这一整套“系列产品
”。
俗话说得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普通百姓如此，帝王之家自然也不例外。你想，二十五
个儿子与二十个女儿，全凑到一块，再分成几派，比带一个班的“新人类”还“闹心”！
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儿女多了，也喜爱不过来。 道君在这些子女中最喜爱两个，
一个是二十岁的茂德帝姬，另一个就是二十五岁的郓王赵楷。
茂德帝姬是徽宗四女儿，小名福金，为大刘贵妃所生。大刘贵妃桃脸樱腮，眸似秋水，艳
丽动人，且美而多才，聪慧玲巧，生前颇得徽宗宠爱。茂德帝姬音容笑貌酷似母亲，因此
很得徽宗喜欢，她长大后，由徽宗亲自安排，下嫁宠臣蔡京之子，宣和殿待制蔡鞗。
郓王赵楷就更了不得了，郓王为王贵妃所生，虽说其母妃并非很得宠，但宋道君的那点艺
术天分全遗传给他了。皇子赵楷英俊挺拔，凤流倜傥，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南宋邓椿曾
称赞郓王“禀资秀拔，为学精到，多士推服。”郓王与父皇志趣相同，嗜好丹青，历代名
画，王府中储积颇多，凡得珍图，立即上进宫中。徽宗赐给郓王的书画也为不少，都是罕
世绝品。郓王府邸中，所养画师数以千计。赵楷有意仿照道君，尤工小笔花鸟。徽宗最心
爱郓王，为了向全国，展示郓王的才华，曾令赵楷参加集英殿殿试。考官对这位三皇子，
极尽奉承之能事，考罢不出道君所料，郓王被唱名第一。徽宗一面降诏，表示谦让：“嘉
王楷虽考在第一，但不欲令魁多士，以第二人王昂为榜首。”一面又暗中指使词臣，借机
大肆炒作赵楷：“拟万言之对，挥笔阵以当千；发内经之微，收贤科而第一。”
爱子大出风头，徽宗不禁洋洋得意，他要得就是这个效果。为了让郓王卖弄学问，道君特
别导演出了一场“亲王及第”“父尧子舜”的闹剧，也真算是煞费苦心了。
在徽宗一朝，与“大出风头”的郓王赵楷，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颇受冷遇”的皇太子
赵桓了。按照封建宗法制度，在道君的二十五个儿子中，唯独赵桓是嫡长子。赵桓的生母
王皇后，原为宋徽宗在端邸的原配王妃。徽宗即位后，王皇后随即失宠，之后在大观二年
（1108年）郁郁而终。赵桓这时尽管只有8岁，但此后每忆及此，不免隐隐作痛，心中悲愤
不平。
虽为长子但自幼丧母的赵桓，性格外恭顺而内倔强，与那个聪明伶俐，处处迎合父意的“
三哥儿”赵楷截然不同，至于兴趣爱好、脾气秉性更与父皇大相迥异。徽宗崇尚道教，赵
桓不喜道士；徽宗与“六贼”投契；赵桓尤恶“六贼”；徽宗穷奢极侈，赵恒朴素恭俭；
徽宗举止轻佻，赵桓行为端重；徽宗喜欢猎色，赵桓不迩声色；徽宗对“金石书画”爱好
广泛，赵楷对“声技音乐”一无所好”。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父子兄弟也莫不如此。对宋徽宗而言，这个“子不类父”的太子，
甚不合他的心意，曾几次萌生废立太子的念头，此时郓王赵楷联合宰相王黼也在暗中活动
。但太子赵桓已立十年，一直小心谨慎，并无过失，且“恭俭之德，闻于天下”。轻易废
立储君，必然招致满朝风波，且加乔贵妃从中周旋，替太子说了不少好话，徽宗也就只能
作罢了。
可如今情况非同寻常，面对这麽一幅烂摊子。“陷入烂泥，急于脱身”的宋道君，脑瓜
一转，自然又“惦记”起那个曾被他冷遇多年的大儿子来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夜里，被传入宫中的太子赵桓来到父皇病榻前痛哭流涕，徽宗命内侍宣读
“内禅”诏书，太子不肯奉诏，只是一味的哭泣。徽宗命童贯、李邦彦以天子御衣覆于太
子身上，太子避而不受。徽宗又用左手写道：“汝不受，则不孝矣！”太子哭着答道“儿
臣若受之，则为不孝矣！”太子脾气很倔，“小赵”同“老赵”顶起了牛，徽宗急得没有
办法，命人将郑皇后叫来，皇后委婉劝谕太子道：“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
太子依然推辞不就。
徽宗急于将“生米煮成熟饭”一看文的不行，又开始动武的了，命内侍簇拥太子至重拱殿
即位，太子不肯走，内侍强拥而去，太子极力挣扎，跌倒在地，昏了过去。“老爸”前脚
刚醒来，“儿子”又晕了去，这一晚上北宋皇宫哭哭啼啼，不成个样子。内侍们用御辇将
太子抬到福宁殿西庑廊，一面传御医，一面紧急通知文武群臣朝贺新“官家”。
太子在福宁殿里不省人事，而宰执大臣与众文武已在重拱殿恭候了。众臣不见太子，私
下窃窃私语。宰相白时中到重拱殿宣布，新皇帝已经即位了，请大家先回去。百官不走，
齐声表示要见新天子。在灯火通明的重拱殿上，白时中茫然伫立，浑身冒汗，尴尬无计。
大宦官梁师成从大内匆匆赶来，对白时中附耳言道：“官家（赵桓）虽已醒来，现仍不肯
正大位，相公该如何定夺？”李邦彦知道太子素与礼部员外郎兼太子詹事耿南仲交好，便
召耿南仲与吴敏前来，耿南仲入福宁殿规劝太子，吴敏则在重拱殿上向群臣出示了“内禅
”诏书，吴敏让大家尽可放心，今日夜深了，新“官家”当于明日御殿。文武百官这才吃
了“定心丸”，他们交头接耳，私下议论着，在凄冷的寒风中，摸着黑渐渐散去了。
正当耿仲南与吴敏在福宁殿“侍疾”太子之时，道君最钟爱的“三哥儿”郓王赵楷可坐
不住了。当赵楷得知父皇将在今晚传位太子的消息后，坐如针毡的他，在一群王府内侍的
簇拥下，匆忙通过禁中与郓府间的“飞桥复道”直抵宫门，企图入见徽宗。禁军将领何灌
率领诸班直巡警掖下，将郓王一行挡于宫门之外。郓王说道“孤入宫探视官家，难道太尉
不认识本王吗？”何灌仗剑答道：“有口谕，今夜任何人不得入后宫。我认得大王，手中
之剑不认识大王！”郓王无奈，只得哭着离去了。对郓王而言，这一晚是他一生中的分水
岭。这之后，这个才华横溢的郓王，逐渐丧失了锋芒，变为了一个处处“谨慎小心”的懦
弱之人了。
这一夜北宋皇宫戏中有戏，徽宗父子三人，有闹着退位的，有死活不肯即位的，还有哭着
想即位的，演出了一场所谓的“内禅”闹剧。自古帝王“内禅”也为不少，但是像宋道君
这种“牛不喝水，强按头”的“内禅”方法，也真算是千古罕见。
宋钦宗不仅继承了父皇留下的一幅破败的烂摊子，还要待父亲受过，心中不免怨恨委屈。
但是这种情绪，终究抵挡不住整个朝廷的压力。
十二月二十四日，宋钦宗正式即位，上午在重拱殿召见群臣，下午检阅诸军，并大赦天下
。由于，吴敏等大臣的努力，急于避难东南的宋徽宗，一开始就移交出了全部的权力，从
而也就避免了新天子沦为傀儡。在钦宗即位的当天，宋道君向外庭传出话来“予为教主道
君移往龙德宫，除教门事外，朝中政务一概不管。”
在移宫的当天，“六贼”叩拜道君，痛哭流涕，道君也潸然泪下。宋道君终于如愿以偿的
卸去了全部的责任，而“六贼”的末日，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这之后，以宋徽宗为首的统
治集团逐渐瓦解了，而以宋钦宗为首的新的领导集体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不过，他们是
来办收场的！
宋钦宗——赵桓。
在北宋历史上，宋徽宗生性风流，酷爱女色，所纳嫔妃众多，其“严重后果”就是子女成
堆！古人讲究多子多福，不似咱们优生优育。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徽宗即位之
初，皇子并不多，道士刘混康进言：“京城东北角风水甚好，如将此地垫高，必有多男之
祥。”徽宗命有司将此地垫高，形成高岗。不久后宫连续得子，徽宗大喜。不过这以后，
嫔妃生起来没完了，一发不可收拾，犹如工厂流水线一般。到靖康元年(1126年），道君最
小的女儿恭福帝姬出生之时，不到四十五岁的宋徽宗已有三十一个儿子和三十四个女儿。
其中除了六个皇子与十四个帝姬早逝之外，共存二十五个皇子与二十个公主。宋徽宗这二
十五年，没有虚度年华，既开花，又结果，还真没“白忙活”，推出这一整套“系列产品
”。
俗话说得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普通百姓如此，帝王之家自然也不例外。你想，二十五
个儿子与二十个女儿，全凑到一块，再分成几派，比带一个班的“新人类”还“闹心”！
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儿女多了，也喜爱不过来。 道君在这些子女中最喜爱两个，
一个是二十岁的茂德帝姬，另一个就是二十五岁的郓王赵楷。
茂德帝姬是徽宗四女儿，小名福金，为大刘贵妃所生。大刘贵妃桃脸樱腮，眸似秋水，艳
丽动人，且美而多才，聪慧玲巧，生前颇得徽宗宠爱。茂德帝姬音容笑貌酷似母亲，因此
很得徽宗喜欢，她长大后，由徽宗亲自安排，下嫁宠臣蔡京之子，宣和殿待制蔡鞗。
郓王赵楷就更了不得了，郓王为王贵妃所生，虽说其母妃并非很得宠，但宋道君的那点艺
术天分全遗传给他了。皇子赵楷英俊挺拔，凤流倜傥，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南宋邓椿曾
称赞郓王“禀资秀拔，为学精到，多士推服。”郓王与父皇志趣相同，嗜好丹青，历代名
画，王府中储积颇多，凡得珍图，立即上进宫中。徽宗赐给郓王的书画也为不少，都是罕
世绝品。郓王府邸中，所养画师数以千计。赵楷有意仿照道君，尤工小笔花鸟。徽宗最心
爱郓王，为了向全国，展示郓王的才华，曾令赵楷参加集英殿殿试。考官对这位三皇子，
极尽奉承之能事，考罢不出道君所料，郓王被唱名第一。徽宗一面降诏，表示谦让：“嘉
王楷虽考在第一，但不欲令魁多士，以第二人王昂为榜首。”一面又暗中指使词臣，借机
大肆炒作赵楷：“拟万言之对，挥笔阵以当千；发内经之微，收贤科而第一。”
爱子大出风头，徽宗不禁洋洋得意，他要得就是这个效果。为了让郓王卖弄学问，道君特
别导演出了一场“亲王及第”“父尧子舜”的闹剧，也真算是煞费苦心了。
在徽宗一朝，与“大出风头”的郓王赵楷，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颇受冷遇”的皇太子
赵桓了。按照封建宗法制度，在道君的二十五个儿子中，唯独赵桓是嫡长子。赵桓的生母
王皇后，原为宋徽宗在端邸的原配王妃。徽宗即位后，王皇后随即失宠，之后在大观二年
（1108年）郁郁而终。赵桓这时尽管只有8岁，但此后每忆及此，不免隐隐作痛，心中悲愤
不平。
虽为长子但自幼丧母的赵桓，性格外恭顺而内倔强，与那个聪明伶俐，处处迎合父意的“
三哥儿”赵楷截然不同，至于兴趣爱好、脾气秉性更与父皇大相迥异。徽宗崇尚道教，赵
桓不喜道士；徽宗与“六贼”投契；赵桓尤恶“六贼”；徽宗穷奢极侈，赵恒朴素恭俭；
徽宗举止轻佻，赵桓行为端重；徽宗喜欢猎色，赵桓不迩声色；徽宗对“金石书画”爱好
广泛，赵楷对“声技音乐”一无所好”。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父子兄弟也莫不如此。对宋徽宗而言，这个“子不类父”的太子，
甚不合他的心意，曾几次萌生废立太子的念头，此时郓王赵楷联合宰相王黼也在暗中活动
。但太子赵桓已立十年，一直小心谨慎，并无过失，且“恭俭之德，闻于天下”。轻易废
立储君，必然招致满朝风波，且加乔贵妃从中周旋，替太子说了不少好话，徽宗也就只能
作罢了。
可如今情况非同寻常，面对这麽一幅烂摊子。“陷入烂泥，急于脱身”的宋道君，脑瓜
一转，自然又“惦记”起那个曾被他冷遇多年的大儿子来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夜里，被传入宫中的太子赵桓来到父皇病榻前痛哭流涕，徽宗命内侍宣读
“内禅”诏书，太子不肯奉诏，只是一味的哭泣。徽宗命童贯、李邦彦以天子御衣覆于太
子身上，太子避而不受。徽宗又用左手写道：“汝不受，则不孝矣！”太子哭着答道“儿
臣若受之，则为不孝矣！”太子脾气很倔，“小赵”同“老赵”顶起了牛，徽宗急得没有
办法，命人将郑皇后叫来，皇后委婉劝谕太子道：“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
太子依然推辞不就。
徽宗急于将“生米煮成熟饭”一看文的不行，又开始动武的了，命内侍簇拥太子至重拱殿
即位，太子不肯走，内侍强拥而去，太子极力挣扎，跌倒在地，昏了过去。“老爸”前脚
刚醒来，“儿子”又晕了去，这一晚上北宋皇宫哭哭啼啼，不成个样子。内侍们用御辇将
太子抬到福宁殿西庑廊，一面传御医，一面紧急通知文武群臣朝贺新“官家”。
太子在福宁殿里不省人事，而宰执大臣与众文武已在重拱殿恭候了。众臣不见太子，私
下窃窃私语。宰相白时中到重拱殿宣布，新皇帝已经即位了，请大家先回去。百官不走，
齐声表示要见新天子。在灯火通明的重拱殿上，白时中茫然伫立，浑身冒汗，尴尬无计。
大宦官梁师成从大内匆匆赶来，对白时中附耳言道：“官家（赵桓）虽已醒来，现仍不肯
正大位，相公该如何定夺？”李邦彦知道太子素与礼部员外郎兼太子詹事耿南仲交好，便
召耿南仲与吴敏前来，耿南仲入福宁殿规劝太子，吴敏则在重拱殿上向群臣出示了“内禅
”诏书，吴敏让大家尽可放心，今日夜深了，新“官家”当于明日御殿。文武百官这才吃
了“定心丸”，他们交头接耳，私下议论着，在凄冷的寒风中，摸着黑渐渐散去了。
正当耿仲南与吴敏在福宁殿“侍疾”太子之时，道君最钟爱的“三哥儿”郓王赵楷可坐
不住了。当赵楷得知父皇将在今晚传位太子的消息后，坐如针毡的他，在一群王府内侍的
簇拥下，匆忙通过禁中与郓府间的“飞桥复道”直抵宫门，企图入见徽宗。禁军将领何灌
率领诸班直巡警掖下，将郓王一行挡于宫门之外。郓王说道“孤入宫探视官家，难道太尉
不认识本王吗？”何灌仗剑答道：“有口谕，今夜任何人不得入后宫。我认得大王，手中
之剑不认识大王！”郓王无奈，只得哭着离去了。对郓王而言，这一晚是他一生中的分水
岭。这之后，这个才华横溢的郓王，逐渐丧失了锋芒，变为了一个处处“谨慎小心”的懦
弱之人了。
这一夜北宋皇宫戏中有戏，徽宗父子三人，有闹着退位的，有死活不肯即位的，还有哭着
想即位的，演出了一场所谓的“内禅”闹剧。自古帝王“内禅”也为不少，但是像宋道君
这种“牛不喝水，强按头”的“内禅”方法，也真算是千古罕见。
宋钦宗不仅继承了父皇留下的一幅破败的烂摊子，还要待父亲受过，心中不免怨恨委屈。
但是这种情绪，终究抵挡不住整个朝廷的压力。
十二月二十四日，宋钦宗正式即位，上午在重拱殿召见群臣，下午检阅诸军，并大赦天下
。由于，吴敏等大臣的努力，急于避难东南的宋徽宗，一开始就移交出了全部的权力，从
而也就避免了新天子沦为傀儡。在钦宗即位的当天，宋道君向外庭传出话来“予为教主道
君移往龙德宫，除教门事外，朝中政务一概不管。”
在移宫的当天，“六贼”叩拜道君，痛哭流涕，道君也潸然泪下。宋道君终于如愿以偿的
卸去了全部的责任，而“六贼”的末日，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这之后，以宋徽宗为首的统
治集团逐渐瓦解了，而以宋钦宗为首的新的领导集体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不过，他们是
来办收场的！
十二月末，正当北宋的政治家们在“新老交替”的政坛上“又哭又闹”的时候，北宋的军
事家们也在这个灾难性的月份里，出够了“洋相”！
让我们看看驻守黄河大桥的宋军中央劲旅都干了些什麽？
十二月二十二日，奉命防卫浚州北桥的梁方平，率领四万禁军离开了汴京，这一队人马
在宦官“军事家”的带领下，经过了漫长的七天行军，终于“艰苦”的走完了从汴京至浚
州的一百里路。如果这个世界上那支军队的行进速度，可以用“蜗牛”来“赞美”的话，
那麽此时的宋军绝对“当之无愧”。但是无论怎麽说，这支“蜗牛”部队，在二十九日傍
晚，终于还是通过了“天成桥”来到了黄河北岸的浚州，对指挥官梁方平而言，能够带领
一支四万人军队，在自家土地上徒步“开进”一百里，在元旦前夕，平安到达目的地，无
论如何也算一个不小的“成就”。这天晚上，“拉练”总指挥梁方平，为了庆祝这个好日
子，在军中摆起了酒宴。宴席之上，美酒佳肴自不必说，更有歌姬舞娃，袅袅亭亭，轻舒
歌喉，低垂红袖。
在浚州前线的宋军官兵，把“春节联欢晚会”搞得“绚丽多彩”，他们“白日放歌须纵酒
”，没有人考虑打仗的事情，在他们的心目中，金兵也许还离得很远很远。1125年大年三
十，浚州前线的干部战士在金军不断南下的噩耗中，天天款待着自己，过得“有滋有味”
！不过几天以后，这支“吃吃喝喝”的“蜗牛”部队，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那道著名的“
法式大菜”，被端上金人的“盛宴”。
正当浚州守军不作战备，纵酒行乐之时，又有一支宋军部队滑稽亮相了。十二月二十六
日，新上台的宋钦宗命殿帅何灌领步骑两万协防黄河。在出征这天，皇帝的侍卫马军向首
都人民奉献了一场精彩的“马戏”。
这些好不容易，才爬上马背的健儿们，有的紧紧地抱住马脖子，有的死死的拽着马鞍子，
在颠簸的马背上，失去平衡的他们，被吓得面色苍白，为了不从马上掉下来，“骑马难下
”的他们被迫使出了浑身解数，在同马儿“较劲”的过程中，他们瞪着双眼，喘着粗气，
嘴上不断吆喝着，被累得满头大汗。所有的现象，都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些宋朝骑兵同志
们，似乎是第一次同他们的“马儿”亲密接触。在新年前夕，在东京街头，能看到这些马
背上的“洋相”，即使是最穷困，最没有幽默感的市民，也都被这些“新鲜”的“行为艺
术”逗笑了。在唐朝，即使“素面朝天”的女孩子都会骑马，而三百年后的这群宋朝小伙
子们，居然会被这些美丽的“马儿”们，折腾得“心力憔悴”！
历史似乎总爱和中国人开玩笑，因为在许多时候，你分不清楚，它究竟是在“进化”还是
在“退化”！
十二月底，金军郭药师先遣兵团驰抵黄河，女真人惊奇的发现，不仅驻防浚州的宋军毫无
戒备，连那座黄河大桥也完整无缺的保留了下来。郭药师将侦察的结果飞报邯郸，宗望立
即派“四太子”完颜宗弼（兀术）领主力精骑突袭浚州，大批女真骑兵昼夜疾进，犹如旋
风一般卷过一望无际的平原。汤阴几乎没有组织任何抵抗，就被金兵攻陷了。宗弼毫不停
留，率军全力压向浚州，意图尽快的夺取那座黄河大桥。
1126年春节之后的第二天，黑压压的女真马队突然掩至浚州地界，整日里饮酒取乐的宋
军，做梦也没想到金兵来的如此迅速。宋军仓皇弃城，四散而逃，金骑一路向南驰射冲杀
，宋军大溃，不复成伍。此时，无数宋朝败兵拥挤在“天成桥”上，大批军马互相践踏，
局面失控，早已一片混乱。驻扎黄河南岸的何灌一见情况危急，下令立即烧毁大桥。滑州
境内的宋兵奉命将“圣功桥”（浚州大桥南段）点燃。河面上出现了一条长达两千余米的
火龙，熊熊烈焰夹带着滚滚浓烟直冲天际，连那个惨淡无力的冬日，都被大火笼罩得黯然
失色了。这时“天成桥”上尚未过河的数千名宋军，被“冬天里的一把火”烧得焦头烂额
，士兵哀号着，战马嘶鸣着，纷纷落水。即便有少量宋兵逃回北岸，也随即被掩杀而来的
女真铁骑斩杀殆尽。
入夜后，这座刚刚建成十年的浚州大桥，在一片火焰中化为了灰烬，冒着烟气的残桩焦
木连同无数的死人死马，带着一层白霜，顺水漂浮在河面上。经过一个下午的焚烧与屠杀
，黄河北岸宋军梁方平兵团四万人马全军覆没，黄河南岸的何灌兵团，已连夜收集败兵向
汴京方向撤退了。此时，开封以北，西起河阳（孟县）东至大名的数百里黄河天堑上，再
没有一个宋朝守兵了。冰冷浑浊的黄河水面上，只剩下那些大桥铁索，孤零零的在凄凄的
夜风中瑟瑟发抖。
元月三日早晨，金军准备渡河。自从1115年浚州大桥竣工后，浚州逐渐失去了渡口的作
用，城内艄公与民船日渐减少。女真人在浚州城内，刮地三尺只搜集到能够承载六七人的
渔船十余条和几艘稍大一些的民船。这个船队运力非常有限，一次只能航渡百余人。而对
五六万急于渡河的金兵而言，他们所能凭借的工具只有这些。
为了在黄河南岸站稳脚跟，金军将百余名精锐骑兵编为首批航渡的突击部队，用于“第一
波次”抢滩上陆。当金军第一波“突击队”乘船即将驶抵黄河南岸的时候，预想中的抵抗
根本就没有发生。在船上的女真骑兵们突然发现南岸居然没有一个宋朝士兵。这个“奇怪
”现象，大出金兵意料之外，他们嘲笑宋人道：“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
辈岂能渡哉？”
但是嘲笑总归是嘲笑，由于没有宋军抵抗，金军因此在黄河南岸从容的开辟了登陆场，航
渡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金兵不分昼夜抢渡黄河，船队在河面上，日夜不息，往来穿梭，
一批又一批的骑兵被陆续运抵南岸。连续五天，金军数万骑全部渡过黄河，宗望率金骑不
等步兵集结随即南下，大量金兵随渡随行。金军打乱建制，无复行伍，尾随宋朝溃军之后
猛冲猛打，一路向开封挺进。
大江大河流域抗登陆作战，自古以来，就是败多胜少。因为在丧失了对岸稳固的战略支撑点的情况下，同时也没有足够的水面力量封锁控制主要航道，你就无法判断敌军准确的登陆地点与主突方向。很容易被敌人一点突破，全线失利。然而这次宋军的失败，显然不是失败在判断不明上，而是失败在丧失斗志上。由于黄河南岸的宋军主动撤防，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就使原本渡河条件并不充分的女真人，突破了宋朝重兵驻防的黄河防线，攻陷了河南重镇滑州，并推进到汴京的远接近地。
对这些行动迅速、装备精良的入侵者而言，侵略即将成功，同志还须努力，汴京就在眼前了！
1941年10月“台风计划”实施之前，“老希”给疲惫不堪的德军打气，“再努把力，到莫斯科去过冬！”而对1126年1月份的金军而言，侵宋战争打得如此“逍遥”，犹如在宋境内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如果他们“再努把力”不仅可以到开封“去过冬”，而且还可以到开封去“欢度元宵”了！
北宋时期的开封府与现在的开封市，在地貌环境上有着很大的不同。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是一座典型的黄河边上的城市，向北走出市区，用不了多长的时间，你就可以看到那条著名的“地上河”。而在北宋时期，由于黄河入海口在渤海湾，所以整个黄河河道向北移了一百多公里。这一百多公里，大约相当于保定到石家庄的距离，即便在现代交通条件下，这段车程也尚需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若是站在１１２６年开封府的北郊，但凭目力所及，无论如何是看不到黄河的。
也许正是这不多不少的一百多公里，使开封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威胁，从而初步具备了一个国家首都的条件。要是不考虑军事防卫的因素，但从政治、经济、交通方面去考量的话，处于河南腹地，四通八达的开封作为十一世纪中原王朝的首都，勉强还算可以。
如果翻开十一世纪宋朝与辽朝的行政区划图，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两个“兄弟”之邦，对国境内特大城市的规划，都是实行“多京制”的。辽朝是“五京制”而宋朝是“四京制”。辽国“五京”一京管辖一道，五座“京城”分别控制不同的地域。上京临潢府管理契丹本部与属部；中京大定府管理奚族地区；东京辽阳府管理渤海女真；南京析津府与西京大同府管理燕云汉地。辽国“五京”大概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直辖市”，辽朝在首都上京建有皇宫，而在中京、东京、南京分别建有行宫。
每一年从正月上旬开始，统治着长城以北诸多游猎民族的契丹皇帝，便收拾起了金色帐篷，率领着众多贵族与营卫骑军，来往于五京之间，游走在大辽帝国茂密的森林与青翠的草海之上，开始了他们快乐的打猎生活。契丹人给这种游猎的日子，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叫做“四季捺钵”。春赏花、夏纳凉，秋猎鹿，冬捕鱼，契丹人在北纬四十度线以北的游猎日子，花开花落，闲卷云舒，四季皆有情调！
契丹的“五京”分布在东西两千里的广阔地域，而赵宋的“四京”却集中在黄河南岸东西四百里，南北不过六百里的地带上。除东京外，赵宋其他“三京”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计划单列市”。若是将“四京”作一条连线，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相当规整的直角三角形。在这个狭小而精致的三角形上，集中了当时北中国最繁华的四座城市。除了东京开封府之外，它们分别是京西北路的西京河南府（洛阳）；京东西路的南京应天府（商丘）；河北东路的北京大名府。关于这个三角地域，宋人给它起了一个很好记的名字叫做“四辅”。
四辅之内以东京为中心，呈辐射状向外围星罗棋布着一百多个卫星城镇，它们与四京联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一个人口密集，工业化与商业化程度很高的的城市绵延区。一个大世纪以前，这个荟萃了“大河文明”的精华地带，对赵宋帝国的重要性，就如同是美国东海岸的“新英格兰”德国莱因河畔的“鲁尔区”。
当时在这个方圆一万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四辅经济圈”上，共有四个纺织中心，两个陶瓷基地，人口超过二十万的消费城市共有七个 ，商税超过一万贯的城镇多达十余个，四京的商税集中度更是超到了百分之七十五。
在这片土地上“心灵手巧”的女人们织出了那“举之若无，真似霞雾”的汴梁纹纱；“富于创新”的男人们烧出了那“色如翡翠，雨过天晴”的汝州青瓷。
说到位于“四辅”中心的汴京，自然就要提到那位“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了。
此人何德何能，好长的一串儿“谥号” ！他是谁啊？他就是赵宋帝国“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第三代领导人——宋真宗赵恒。
要说起这位真宗皇帝，那“故事”可就多了去了。
宋史《真宗本纪》记载，赵恒一出生，左足指上就纹有一个“天”字，至于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外人多无从知晓。因为谁也不能掰开他的脚去验证。不过有一点倒是肯定的，这位宋太宗的“三儿子”从小就不是“省油的灯”。宋真宗赵恒在“孩提”时代就爱“拔尖”。
男孩子小时候都爱玩打仗，我们真宗皇帝也喜欢玩这个。不过他从来都当“司令员”不能当“小卒子”，这个“小顽童”经常自封“元帅 ”指挥平辈哥们们“排兵布阵”。伯父赵匡胤喜欢他，将他养在宫中，他经常跑上万岁殿，坐在御榻上玩。那“小样儿”太可爱了，赵匡胤一点也不生气，抚着他的背问：“天子好作吗？”他顽皮的答道：“全由天命啊！”
中国的政治谶言经常隐藏在童谣里，小孩子的话往往道破“天机”。二十多年以后，大宋帝国的“天命”还就是落到了他的身上。
总而言之，历史就是伟大的戏剧！在与美丽的平民孤女刘娥发生了那段“王子与灰姑娘”的爱情故事之后，998年老爸一死，二十九岁的皇太子赵恒终于如愿以偿的，坐到了幼年就常坐的那个御榻之上。“男孩淘气有出息！”这话一点没错，不过后来证明，宋真宗这点聪明劲，全用在歪地方上了。
赵宋天水皇族堪称“表演世家”赵匡胤导演了经典名剧“黄袍加身”；赵光义搞出千古悬念剧“烛光斧影”因为太吸引眼球了，欲罢不能又推出了家庭纠纷剧“金匮之盟”；而在两位皇帝表演艺术家相继辞世之后，宋真宗传承了他们的衣钵，终于出品了震撼全国的神鬼大片“天书封禅”！
有人认为“表演天分是可以遗传的。”对此我完全赞成，有了葛存壮自然冒出了葛优，出了英若诚自然少不了英达。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继承了伯伯与老爸那点表演功底，宋真宗更应该“雏凤清于老凤声”！
事实也确实如此，将“赵派”表演艺术推向顶峰的也正是这位宋真宗。
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开始，神神鬼鬼的总导演宋真宗带着一帮神经兮兮的大臣，鼓动着一群疯疯癫癫的军民万姓，一步步将“天书封禅”这部神鬼传奇推向高潮！这部神鬼大戏，从真宗入梦开始，紧接着就是天书下凡，万民请命，泰山封禅，祭谒孔庙，天出祥瑞，外邦来朝。一环一环，环环相扣；一折一折，花样迭出；让人一唱三叹！其间，北宋帝国的文人们，拿出了看家本事，大力弘扬主旋律，掀起了一个“歌功颂德”的文艺创作高潮。《封禅朝觐祥瑞图》、《天书仪仗图》、《大中祥符封禅记》，各种吹捧的书画词赋让人眼花缭乱。
就这样，意犹未尽的他们，连续折腾了三年！
三百年后，大胡子蒙古史官评论：这时候的赵宋是“一国君臣如病狂然！”
事家们也在这个灾难性的月份里，出够了“洋相”！
让我们看看驻守黄河大桥的宋军中央劲旅都干了些什麽？
十二月二十二日，奉命防卫浚州北桥的梁方平，率领四万禁军离开了汴京，这一队人马
在宦官“军事家”的带领下，经过了漫长的七天行军，终于“艰苦”的走完了从汴京至浚
州的一百里路。如果这个世界上那支军队的行进速度，可以用“蜗牛”来“赞美”的话，
那麽此时的宋军绝对“当之无愧”。但是无论怎麽说，这支“蜗牛”部队，在二十九日傍
晚，终于还是通过了“天成桥”来到了黄河北岸的浚州，对指挥官梁方平而言，能够带领
一支四万人军队，在自家土地上徒步“开进”一百里，在元旦前夕，平安到达目的地，无
论如何也算一个不小的“成就”。这天晚上，“拉练”总指挥梁方平，为了庆祝这个好日
子，在军中摆起了酒宴。宴席之上，美酒佳肴自不必说，更有歌姬舞娃，袅袅亭亭，轻舒
歌喉，低垂红袖。
在浚州前线的宋军官兵，把“春节联欢晚会”搞得“绚丽多彩”，他们“白日放歌须纵酒
”，没有人考虑打仗的事情，在他们的心目中，金兵也许还离得很远很远。1125年大年三
十，浚州前线的干部战士在金军不断南下的噩耗中，天天款待着自己，过得“有滋有味”
！不过几天以后，这支“吃吃喝喝”的“蜗牛”部队，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那道著名的“
法式大菜”，被端上金人的“盛宴”。
正当浚州守军不作战备，纵酒行乐之时，又有一支宋军部队滑稽亮相了。十二月二十六
日，新上台的宋钦宗命殿帅何灌领步骑两万协防黄河。在出征这天，皇帝的侍卫马军向首
都人民奉献了一场精彩的“马戏”。
这些好不容易，才爬上马背的健儿们，有的紧紧地抱住马脖子，有的死死的拽着马鞍子，
在颠簸的马背上，失去平衡的他们，被吓得面色苍白，为了不从马上掉下来，“骑马难下
”的他们被迫使出了浑身解数，在同马儿“较劲”的过程中，他们瞪着双眼，喘着粗气，
嘴上不断吆喝着，被累得满头大汗。所有的现象，都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些宋朝骑兵同志
们，似乎是第一次同他们的“马儿”亲密接触。在新年前夕，在东京街头，能看到这些马
背上的“洋相”，即使是最穷困，最没有幽默感的市民，也都被这些“新鲜”的“行为艺
术”逗笑了。在唐朝，即使“素面朝天”的女孩子都会骑马，而三百年后的这群宋朝小伙
子们，居然会被这些美丽的“马儿”们，折腾得“心力憔悴”！
历史似乎总爱和中国人开玩笑，因为在许多时候，你分不清楚，它究竟是在“进化”还是
在“退化”！
十二月底，金军郭药师先遣兵团驰抵黄河，女真人惊奇的发现，不仅驻防浚州的宋军毫无
戒备，连那座黄河大桥也完整无缺的保留了下来。郭药师将侦察的结果飞报邯郸，宗望立
即派“四太子”完颜宗弼（兀术）领主力精骑突袭浚州，大批女真骑兵昼夜疾进，犹如旋
风一般卷过一望无际的平原。汤阴几乎没有组织任何抵抗，就被金兵攻陷了。宗弼毫不停
留，率军全力压向浚州，意图尽快的夺取那座黄河大桥。
1126年春节之后的第二天，黑压压的女真马队突然掩至浚州地界，整日里饮酒取乐的宋
军，做梦也没想到金兵来的如此迅速。宋军仓皇弃城，四散而逃，金骑一路向南驰射冲杀
，宋军大溃，不复成伍。此时，无数宋朝败兵拥挤在“天成桥”上，大批军马互相践踏，
局面失控，早已一片混乱。驻扎黄河南岸的何灌一见情况危急，下令立即烧毁大桥。滑州
境内的宋兵奉命将“圣功桥”（浚州大桥南段）点燃。河面上出现了一条长达两千余米的
火龙，熊熊烈焰夹带着滚滚浓烟直冲天际，连那个惨淡无力的冬日，都被大火笼罩得黯然
失色了。这时“天成桥”上尚未过河的数千名宋军，被“冬天里的一把火”烧得焦头烂额
，士兵哀号着，战马嘶鸣着，纷纷落水。即便有少量宋兵逃回北岸，也随即被掩杀而来的
女真铁骑斩杀殆尽。
入夜后，这座刚刚建成十年的浚州大桥，在一片火焰中化为了灰烬，冒着烟气的残桩焦
木连同无数的死人死马，带着一层白霜，顺水漂浮在河面上。经过一个下午的焚烧与屠杀
，黄河北岸宋军梁方平兵团四万人马全军覆没，黄河南岸的何灌兵团，已连夜收集败兵向
汴京方向撤退了。此时，开封以北，西起河阳（孟县）东至大名的数百里黄河天堑上，再
没有一个宋朝守兵了。冰冷浑浊的黄河水面上，只剩下那些大桥铁索，孤零零的在凄凄的
夜风中瑟瑟发抖。
元月三日早晨，金军准备渡河。自从1115年浚州大桥竣工后，浚州逐渐失去了渡口的作
用，城内艄公与民船日渐减少。女真人在浚州城内，刮地三尺只搜集到能够承载六七人的
渔船十余条和几艘稍大一些的民船。这个船队运力非常有限，一次只能航渡百余人。而对
五六万急于渡河的金兵而言，他们所能凭借的工具只有这些。
为了在黄河南岸站稳脚跟，金军将百余名精锐骑兵编为首批航渡的突击部队，用于“第一
波次”抢滩上陆。当金军第一波“突击队”乘船即将驶抵黄河南岸的时候，预想中的抵抗
根本就没有发生。在船上的女真骑兵们突然发现南岸居然没有一个宋朝士兵。这个“奇怪
”现象，大出金兵意料之外，他们嘲笑宋人道：“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
辈岂能渡哉？”
但是嘲笑总归是嘲笑，由于没有宋军抵抗，金军因此在黄河南岸从容的开辟了登陆场，航
渡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金兵不分昼夜抢渡黄河，船队在河面上，日夜不息，往来穿梭，
一批又一批的骑兵被陆续运抵南岸。连续五天，金军数万骑全部渡过黄河，宗望率金骑不
等步兵集结随即南下，大量金兵随渡随行。金军打乱建制，无复行伍，尾随宋朝溃军之后
猛冲猛打，一路向开封挺进。
大江大河流域抗登陆作战，自古以来，就是败多胜少。因为在丧失了对岸稳固的战略支撑点的情况下，同时也没有足够的水面力量封锁控制主要航道，你就无法判断敌军准确的登陆地点与主突方向。很容易被敌人一点突破，全线失利。然而这次宋军的失败，显然不是失败在判断不明上，而是失败在丧失斗志上。由于黄河南岸的宋军主动撤防，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就使原本渡河条件并不充分的女真人，突破了宋朝重兵驻防的黄河防线，攻陷了河南重镇滑州，并推进到汴京的远接近地。
对这些行动迅速、装备精良的入侵者而言，侵略即将成功，同志还须努力，汴京就在眼前了！
1941年10月“台风计划”实施之前，“老希”给疲惫不堪的德军打气，“再努把力，到莫斯科去过冬！”而对1126年1月份的金军而言，侵宋战争打得如此“逍遥”，犹如在宋境内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如果他们“再努把力”不仅可以到开封“去过冬”，而且还可以到开封去“欢度元宵”了！
北宋时期的开封府与现在的开封市，在地貌环境上有着很大的不同。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是一座典型的黄河边上的城市，向北走出市区，用不了多长的时间，你就可以看到那条著名的“地上河”。而在北宋时期，由于黄河入海口在渤海湾，所以整个黄河河道向北移了一百多公里。这一百多公里，大约相当于保定到石家庄的距离，即便在现代交通条件下，这段车程也尚需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若是站在１１２６年开封府的北郊，但凭目力所及，无论如何是看不到黄河的。
也许正是这不多不少的一百多公里，使开封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威胁，从而初步具备了一个国家首都的条件。要是不考虑军事防卫的因素，但从政治、经济、交通方面去考量的话，处于河南腹地，四通八达的开封作为十一世纪中原王朝的首都，勉强还算可以。
如果翻开十一世纪宋朝与辽朝的行政区划图，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两个“兄弟”之邦，对国境内特大城市的规划，都是实行“多京制”的。辽朝是“五京制”而宋朝是“四京制”。辽国“五京”一京管辖一道，五座“京城”分别控制不同的地域。上京临潢府管理契丹本部与属部；中京大定府管理奚族地区；东京辽阳府管理渤海女真；南京析津府与西京大同府管理燕云汉地。辽国“五京”大概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直辖市”，辽朝在首都上京建有皇宫，而在中京、东京、南京分别建有行宫。
每一年从正月上旬开始，统治着长城以北诸多游猎民族的契丹皇帝，便收拾起了金色帐篷，率领着众多贵族与营卫骑军，来往于五京之间，游走在大辽帝国茂密的森林与青翠的草海之上，开始了他们快乐的打猎生活。契丹人给这种游猎的日子，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叫做“四季捺钵”。春赏花、夏纳凉，秋猎鹿，冬捕鱼，契丹人在北纬四十度线以北的游猎日子，花开花落，闲卷云舒，四季皆有情调！
契丹的“五京”分布在东西两千里的广阔地域，而赵宋的“四京”却集中在黄河南岸东西四百里，南北不过六百里的地带上。除东京外，赵宋其他“三京”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计划单列市”。若是将“四京”作一条连线，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相当规整的直角三角形。在这个狭小而精致的三角形上，集中了当时北中国最繁华的四座城市。除了东京开封府之外，它们分别是京西北路的西京河南府（洛阳）；京东西路的南京应天府（商丘）；河北东路的北京大名府。关于这个三角地域，宋人给它起了一个很好记的名字叫做“四辅”。
四辅之内以东京为中心，呈辐射状向外围星罗棋布着一百多个卫星城镇，它们与四京联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一个人口密集，工业化与商业化程度很高的的城市绵延区。一个大世纪以前，这个荟萃了“大河文明”的精华地带，对赵宋帝国的重要性，就如同是美国东海岸的“新英格兰”德国莱因河畔的“鲁尔区”。
当时在这个方圆一万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四辅经济圈”上，共有四个纺织中心，两个陶瓷基地，人口超过二十万的消费城市共有七个 ，商税超过一万贯的城镇多达十余个，四京的商税集中度更是超到了百分之七十五。
在这片土地上“心灵手巧”的女人们织出了那“举之若无，真似霞雾”的汴梁纹纱；“富于创新”的男人们烧出了那“色如翡翠，雨过天晴”的汝州青瓷。
说到位于“四辅”中心的汴京，自然就要提到那位“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了。
此人何德何能，好长的一串儿“谥号” ！他是谁啊？他就是赵宋帝国“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第三代领导人——宋真宗赵恒。
要说起这位真宗皇帝，那“故事”可就多了去了。
宋史《真宗本纪》记载，赵恒一出生，左足指上就纹有一个“天”字，至于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外人多无从知晓。因为谁也不能掰开他的脚去验证。不过有一点倒是肯定的，这位宋太宗的“三儿子”从小就不是“省油的灯”。宋真宗赵恒在“孩提”时代就爱“拔尖”。
男孩子小时候都爱玩打仗，我们真宗皇帝也喜欢玩这个。不过他从来都当“司令员”不能当“小卒子”，这个“小顽童”经常自封“元帅 ”指挥平辈哥们们“排兵布阵”。伯父赵匡胤喜欢他，将他养在宫中，他经常跑上万岁殿，坐在御榻上玩。那“小样儿”太可爱了，赵匡胤一点也不生气，抚着他的背问：“天子好作吗？”他顽皮的答道：“全由天命啊！”
中国的政治谶言经常隐藏在童谣里，小孩子的话往往道破“天机”。二十多年以后，大宋帝国的“天命”还就是落到了他的身上。
总而言之，历史就是伟大的戏剧！在与美丽的平民孤女刘娥发生了那段“王子与灰姑娘”的爱情故事之后，998年老爸一死，二十九岁的皇太子赵恒终于如愿以偿的，坐到了幼年就常坐的那个御榻之上。“男孩淘气有出息！”这话一点没错，不过后来证明，宋真宗这点聪明劲，全用在歪地方上了。
赵宋天水皇族堪称“表演世家”赵匡胤导演了经典名剧“黄袍加身”；赵光义搞出千古悬念剧“烛光斧影”因为太吸引眼球了，欲罢不能又推出了家庭纠纷剧“金匮之盟”；而在两位皇帝表演艺术家相继辞世之后，宋真宗传承了他们的衣钵，终于出品了震撼全国的神鬼大片“天书封禅”！
有人认为“表演天分是可以遗传的。”对此我完全赞成，有了葛存壮自然冒出了葛优，出了英若诚自然少不了英达。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继承了伯伯与老爸那点表演功底，宋真宗更应该“雏凤清于老凤声”！
事实也确实如此，将“赵派”表演艺术推向顶峰的也正是这位宋真宗。
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开始，神神鬼鬼的总导演宋真宗带着一帮神经兮兮的大臣，鼓动着一群疯疯癫癫的军民万姓，一步步将“天书封禅”这部神鬼传奇推向高潮！这部神鬼大戏，从真宗入梦开始，紧接着就是天书下凡，万民请命，泰山封禅，祭谒孔庙，天出祥瑞，外邦来朝。一环一环，环环相扣；一折一折，花样迭出；让人一唱三叹！其间，北宋帝国的文人们，拿出了看家本事，大力弘扬主旋律，掀起了一个“歌功颂德”的文艺创作高潮。《封禅朝觐祥瑞图》、《天书仪仗图》、《大中祥符封禅记》，各种吹捧的书画词赋让人眼花缭乱。
就这样，意犹未尽的他们，连续折腾了三年！
三百年后，大胡子蒙古史官评论：这时候的赵宋是“一国君臣如病狂然！”
要说大宋帝国第三代领导人宋真宗赵恒，他诗写的不怎麽样，偏爱写诗；他字写得不怎麽样，偏爱题词！你说他英明不英明？
作为泱泱大国之君，他轻薄露骨的千古绝唱“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无需介绍，咱们已经很熟悉了。他的另一篇具有划时代的书法诗歌作品，我必须得向大家做一番介绍。因为从艺术上讲，它没有任何价值，但从政治上讲，它具有非凡意义！
真宗皇帝即位之初，国际局势很不太平，宋辽关系异常紧张。1004年冬天，在北宋建国44周年的时候，契丹大举南下。幼年爱扮“大元帅”的宋真宗，此时被吓得“六神无主”，在元老重臣的督促、强迫、簇拥之下，终于仗着“龙胆”，来到黄河以北的澶州。年末，宋辽两国缔结澶渊之盟。赵宋承诺放弃燕云十六州，并确立了向契丹帝国长期提供“无偿经济援助”的制度，史称“岁币”“岁帛”！
花钱能买来和平吗？花钱有时候确实能买来和平！
1004年，那个奇寒而又奇险的冬天终于过去了！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宋真宗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1005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年轻人站在中国的黄河边，画了一个圈，写下这首回銮诗：
“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旌旗明夏日，利器莹秋霜。锐旅怀忠节，群凶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
寒冬过去了，黄河上的坚冰消融在巨浪中，轻轻的春风送来了祥和。边境上一片安定，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和平发展是一股潮流，让我们抓住历史契机，共同奔向小康。上天保佑我国，在我结束北巡，准备返回伟大首都的时候，我那匹心爱的龙镶战马都高兴的奔腾飞跃了起来！
在这首回銮诗中，宋真宗为以后的内政路线画了一个调调！确立了大宋帝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和同乐小康”这个国策要一百年不动摇，“拉勾上吊，一百年不变”！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它确实“一百年不变”，不过也确实“拉勾上吊”了！
为了给大宋帝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三代“官家”不惜“忍辱负重”；为了给大宋人民营造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第三代“官家”不惜“无为而治”！
这以后，“ 承前启后”的“领路人”带领着大宋人民走进了“新时代”！
1005年，也就是人类步入第一个千禧年后的第五年，大宋帝国在宋真宗的领导下“和同乐小康”。大家都忙着追求“黄金屋”“颜如玉”去了！被经济狂热冲昏了头脑的人们，也确实迎来了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期！
三百年后，蒙古人修撰“澶渊之盟”，“真宗回銮”到“天书封禅”这段宋初历史的时候，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一国君臣如病狂然！” 一个国家都没有几个头脑清醒的人了，这话确实有一些夸张，但是这句话也确实勾画出了那个“浮躁浅薄”“疯狂可笑”的年代！
也许一代人种下了“恶因”后，不见得会享受到“恶果”，但是这个“恶因”终究会在这片土壤里“生根发芽”，也许一代，也许两代，它终究会有“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仔细研究宋朝国初的这段历史，也许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北宋大势，兴在太祖，弱在太宗，而国风士气崩坏于真宗之际。
辉煌之后是暗淡，激情过后是无奈！
也许经历了建国初年的那段激情，又面临了高粱河畔与陈家谷口的惨败，赵宋“意气飞扬”的统一之火，还没充分的燃烧，就剩下最后一丝灰烬了！
每一个王朝在建国之初，都面临着两种选择：
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是对内？还是对外？
是激进？还是保守？
是开拓？还是退缩？
帝国的继承者们都会遇到这个哈姆雷特式的命题！
在这个十字路口，究竟走向哪里，也许就在一念之间，但却关乎到一个民族的命运！
最初向左的，也许会变为向右；最初向右的，也许会变为向左；而不管向左向右，经过几代的传递之后，他们最终都会向右走！这也许就是每一个王朝的规律！
秉承着这个规律，退缩的西汉在70年的“和平”中，选择了战争，而崛起的赵宋却在44年的“战争”中，选择了“和平”！汉武帝与宋真宗，“强汉”与“弱宋”的差别，也许就真差在一个人身上，但就是这麽一个人，有的时候，便足可以让一个民族永远的衰弱下去！
耻辱也罢，不耻辱也罢，有一点应该肯定的是，宋真宗确实给赵宋迎来了和平发展的契机，和平不仅仅意味着一段美好，有的时候，它也意味着是一段凄风苦雨似的消磨！
“四十二年不识兵戈矣！” 当契丹皇帝耶律洪基拉着宋朝大使的手，激动地热泪盈眶的时候，北宋帝国的军事机器已经在六十年的和平岁月中，被消磨的只剩下一幅庞大的空架子了。
锋利的牙齿被消磨掉了，只剩下一幅空荡荡的巨大口腔还摆在那里，它还能“咬”谁呢？
这就如同是一个疏于锻练，武功渐废的男人，血气没了，胆魄没了，斗志就更没了，不敢与恶汉“叫板”，只敢关起门来教训教训老婆孩子一样！他多大的能耐呀！老婆孩子惹不起他，听话了，温驯了，但是作为一家之主的他，身子骨是越来越糟！
就这样，甜蜜蜜，美滋滋的等啊，等啊 ～～
就这样，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呀，盼呀 ～～
一直盼到许多年以后，一个大恶人突然闯入了家门，搞起了灭门惨案！
于是，这个美好富裕的“小家庭”终于被送上了西天！
我之所以谈到了宋真宗，不仅因为真宗时代是北宋王朝最重要的一个大转折时期，而且在整个开封发展史上，真宗皇帝，也称得上是一位值得聊一聊的人物。
真宗皇帝与开封有不解之缘，这倒不是因为他“生于斯，长与斯”更重要的是，他青年时代曾在父皇的授意下，以“皇太子判开封府事”。按现在的话说，这位帝国的合法接班人，曾当过一段时间的“开封市长”。没有资料表明他在这段时间，搞过什麽冤假错案，相反的有充足的资料证明，他在这段时间，还是相当勤勉的。
至道元年（995年）八月，随着宋太宗年事渐高，费尽心机搞到手的这个江山，也确实面临一个传承的问题了。
赵恒在这个时候，被册立为皇太子，并出任“首都市长”，不仅是为今后的继位做一个过渡，更重要的是宋太宗要向天下表明，经过“烛光斧影”与“金匮之盟”的众多非议之后，这个江山，还是要由自己的子孙永远的继承下去。这个“案”不能翻，这个“天”不能变，自己的这一派绝对不能倒！！
为此，他要在头脑还算清醒，身体还能干的动的情况下，尽快地选择培养接班人，扶上马并亲手送上他“一程”。
自从“金匮之盟”之后，迫于政治形势与舆论压力，“得国不正”的太宗皇帝，好长时间，不敢公开确立接班人。这等大事，一直在“半遮半掩”的拖着，以至于成了一块“心病”，如今时机趋于成熟，也是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
宋太宗最终选择了宋真宗，宋真宗也自然理解宋太宗的苦心。
无论怎麽说，赵恒在任“首都市长”期间，表现得还是相当出色的！
赵恒的老爸也当过“首都市长”，不过他从来不去政府办公，而是选择在自己的私邸晋王府中处理日常政务。虽说父子两代都当过“开封市长”，但“小赵”比“老赵”要敬业得多了！
据史书记载：
这段时间，已贵为“接班人”的小赵“市长”，一般不回家，吃住就在开封府。每天到点上班，表现得很能干。同时，他还非常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尽量与同僚们打成一片。“开封市府”的各级“公务员”们见到当朝太子，按“组织条例”是要“跪拜称臣”的，但小赵“市长”推辞不受。有宾客李至、李沆前来拜访，叙谈之后，随和的小赵“市长”亲自将他们送到市府大院门口。另外，为首都人民“日夜操劳”的小赵“市长”非常关心政法事务，亲自过问重大案件的审结工作，理诉讼，平冤狱，大力整顿首都治安。在任职期间，小赵“市长”将“开封市府”的各项工作，都处理的井井有条，堪称“干净利落脆”！为此，“国家元首”屡次下诏书，通报表扬他。
通过一系列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宋太宗尽量在给“接班人”创造舆论，而宋真宗也用辛勤的汗水回报“国家元首”的栽培！
父子二人将“对手戏”配合的天衣无缝，表演了一出精彩的双簧！
就这样，三年以后的至道三年（998年），“深孚众望”的赵恒终于如愿以偿的在父皇灵柩前继位。这之后，原本“谨小慎微”的他，一旦“大权在握”又少了头上的“紧箍咒”，就渐渐地露出了“原形”！
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对那位赵辛楣的老师，后任国立三闾大学校长的高松年，有过这麽一番精彩的评论：人就像猴子，做老百姓时蹲在地上，别人看不见它丑陋的红屁股，一旦做官，就像攀爬在树上，那红屁股就供人尽情瞻仰了。
高松年爬得没有那麽高，不过就是一个国立大学的校长，他的“猴屁股”已经被全校师生瞻仰了，而宋真宗爬到了“天下第一”的高度，成为了“国家元首”，他那“美丽”的“猴屁股”也就自然而然的供全国人民尽情瞻仰了～～
前两年，有一款美国开发的叫做《中国皇帝的崛起》（龙之崛起）的城市经营类游戏。
游戏中赵宋汴梁城一片繁华：
高耸的尖顶佛塔，气氛庄重的儒教学宫，烟雾缭绕的道家宫观，星罗棋布的祖先祠堂。皇宫里饲养着珍禽猛兽，大戏院里上演了第六出《西厢记》（美国人搞不清西厢记是元朝的杰作）。
四通八达的道路通往市场，瓷器店出售着光泽艳丽的瓷器，亚麻店供应着人们必须的亚麻，餐馆里烧制着鲜美的饭菜：红烧肉，青菜炒肉片，蔬菜豆腐汤～～
郁郁葱葱的私人花园里，种着桃树，梅树，还有一座座美丽的喷水池点缀其间。草药医生与针灸大夫提供着“上门服务”。人们在精致寓所里过着应有尽有的豪华生活，仓库与贸易站里囤满了各地货物，税务官乘着小轿来回收税～～
每到过年的时候，你也许会听到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与载歌载舞的人们。在欢乐而忙碌的人群中，也不时出现一两个失了业的“京漂儿”，打着铺盖卷，黯然离开了这个伟大首都。他们边走边嘟囔着：狠心的财主，将我赶了出来，但愿“龙”吃了他～～！
今天不好好工作，明天就要努力找工作，明天努力了，你还找不找工作，只能下岗没工作！历史和现实就是如此残酷而美丽～～ 对于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来说，不会盼着“龙”吃了谁，倒是傻傻地期盼着“龙”能够救救他～～
也许游戏总归是游戏，与千年以前那个“活生生”的汴梁城相比，它无非是管中窥豹，沧海一粟罢了！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对中国宋朝是这样评价的：“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费正清也认为：宋代是一个科技时代，经济时代。
历史也许总在辩证中发展，这个持续一个世纪的伟大的“商业革命”，其最初的开拓者恰恰是那个“丧权辱国，纳币求和”的宋真宗。
正像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虽说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工业资本主义”，但是从古至今，它的“商业资本主义”都是异常发达的。这句话的另外一层含义是说，“心眼活分”的中国人对经商做生意，似乎有着异乎寻常的灵感。规则内的事情，他们在做，规则外的事情，他们也在做，对中国人而言，没有规则恰恰是一种规则。
在十一世纪初，那个辉煌的经济时代中，宋真宗带领大家发展经济富起来，“经济大开发”的“春风”把一帮人吹“绿”了。“富裕起来”的人们，自然是“吃水不忘挖井人。”
真宗皇帝在出任“首都市长”期间，在开封府的办公与居住场所，被后任的宋仁宗辟为“潜龙宫”。天子在没有即位之前，犹如“潜龙在渊”即位之后，便犹如“潜龙出渊”。“潜龙宫”顾名思义就是真宗皇帝当年“龙之崛起”的地方。
每当大宋子民在开封府“潜龙宫”前驻足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的缅怀老一代政治家的丰功伟绩，从而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开封府“潜龙宫”，对大宋群众而言，便犹如“爱国主义基地”，其崇高之处，不亚于巍峨的“国父纪念堂”！ 三十六年之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2年）开封府遭到火灾，潜龙宫化为灰烬，大宋“爱国主义基地”最终变成了一片废墟，这实在是太可惜了～～
防火防盗，重中之重嘛，教训呦～～！
真宗皇帝崩殂后，享受了很高的“尊谥” 在长达十四个字的评语中，“德”“明”“武”“圣”“孝”，五种美德争奇斗艳。这些美德就如同是一个美丽的“光环”，一旦他的王朝“烟消云散”，人们谈论他，各抒胸臆，不再有任何“禁忌”的时候，这些美丽的“光环”也就“花流云散”了。
不过平心而论“老顽童”宋真宗也不能说没干过一点好事。尤其在首都开封的城市发展史上，宋真宗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
公元998年（宋至道三年）三月，“老市长”调到中央当“皇帝”去了，对百万首都市民而言，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不喾是“旱地里一声春雷”。
十八年之后的公元1016年（宋大中祥符九年），“天书下凡”也折腾得差不多了，平生爱搞“形象工程”的宋真宗，推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大手笔——下诏扩建首都新城。
中国历代封建皇朝的经济发展，都遵循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反规律。不是经济决定政策，而是政策决定经济。中央政府倾斜性的经济政策，可以使一个地区迅速的繁荣起来，其作用之大，甚至于超过了千百万人的劳动，而首都就是这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真宗皇帝在建国五十七年的时候，对自己当年“生活过，战斗过”的地方，搞了点政策倾斜，这预示着首都汴京要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了！
公元1016年以后，首都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突飞猛进。也就是从这年开始，汴京城“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那个五代时期的旧汴梁，逐渐淹没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新汴梁中。
如果问那个时代的老百姓，能有什麽感慨的话，只能是那句“变化太快了，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公元1016年，在建国五十七周年的时候，汴京新城建成了。北宋首都随即迎来了一个“房地产开发”的高潮！短短的数年间，在汴京城内，豪宅拔地而起，商号开张营业。北宋京城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吸引着全国的投资。正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
开封人口最高峰时，全城固定居民，十三万七千户，人口近一百五十万。“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觉多，减十数万众不觉少。”许多后迁入的移民在汴没有固定居所，或租房居住，或沿街建房，以至于东京衢巷越发狭隘。从大中祥符二年（1010年)到天禧四年(1021年)十一年间,“开封市府”曾三次下文，禁止外来人口在京侵街建房，并拆毁违章建筑，但是面临城市人口的急速膨胀，这些措施收效甚微。
宋朝中叶后，京师几无空地，城区之内，地皮越发珍贵。一些权贵为了修建别墅花园，竟然非法侵占惠民河道，以至于夏天频遇暴雨，积水成灾。随着汴梁城的房子越来越贵，不少中下级“公务员”在汴梁没有居所，纷纷租赁民宅。许多外地来京人员，白天进城公干，傍晚则回城外居住。因此，开封郊区也得到了开发，人口越聚越多，民房栉次鳞比，日渐繁华。久而久之，在汴京城外，逐渐形成了八个“城市边缘集团”，当时被称为“汴京新城外八厢”。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北宋政府，在“京城外八厢”设立新政区，正式并入首都区划。
扩建后的新汴梁，面积达到27.37平方公里。有三道城墙组成的“交通防御体系”将全城分为大内、内城、外城三部分。内城始建于五代，周长20.4里。套用现代城市概念，汴京内城的城墙与城门恰似城市“二环路”。十座城门组成的“交通枢纽”控制了“四纵两横”六条主要干道，构成了城市核心地带。而新建成的外城周长50.5公里,其作用相当于东京的“三环路”。
开封御街州桥以西，嘉肃门以南至梁门以内的整个地域，集中了帝国“两府五省”众多的军政机关，其作用相当于京城的“中央公务区”
各国“驻宋大使馆”多半集中在市区西部，其中辽国“大使馆”（都亭驿）位于相国寺桥东北的城市黄金地段，紧邻“丁家素茶坊”。高丽“大使馆”（同文馆）在“西二环”梁门外的安州巷。比邻“建隆观”与蔡相的府邸隔着一条梁门大街。西夏“大使馆”（都亭西驿）位于“西三环”万胜门内，比邻“京城守具所”虽说位置稍微远点，但不远处就是风景秀丽的大佛寺与金明池。可见城西这一大片地域，称得上是首都的“使馆区” 。
东京最繁华的地段当属宋门以内， 御街州桥以东的地区了，这里堪称汴梁的“中央商业区”，特色商业街林立，商号栉次鳞比。“玉楼山梅花包子”“贾家鱼羹”“各式羊肉饭”“熟羊肉铺”“特色南食店”“青鱼内市”“果子行”“肉行”“胡饼店”令人眼花缭乱。逛累了，也有消闲去处，自可驻足看几段张金线的“傀儡戏”，听两出尹常卖的《说三分》～～～
作为泱泱大国之君，他轻薄露骨的千古绝唱“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无需介绍，咱们已经很熟悉了。他的另一篇具有划时代的书法诗歌作品，我必须得向大家做一番介绍。因为从艺术上讲，它没有任何价值，但从政治上讲，它具有非凡意义！
真宗皇帝即位之初，国际局势很不太平，宋辽关系异常紧张。1004年冬天，在北宋建国44周年的时候，契丹大举南下。幼年爱扮“大元帅”的宋真宗，此时被吓得“六神无主”，在元老重臣的督促、强迫、簇拥之下，终于仗着“龙胆”，来到黄河以北的澶州。年末，宋辽两国缔结澶渊之盟。赵宋承诺放弃燕云十六州，并确立了向契丹帝国长期提供“无偿经济援助”的制度，史称“岁币”“岁帛”！
花钱能买来和平吗？花钱有时候确实能买来和平！
1004年，那个奇寒而又奇险的冬天终于过去了！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宋真宗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1005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年轻人站在中国的黄河边，画了一个圈，写下这首回銮诗：
“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旌旗明夏日，利器莹秋霜。锐旅怀忠节，群凶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
寒冬过去了，黄河上的坚冰消融在巨浪中，轻轻的春风送来了祥和。边境上一片安定，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和平发展是一股潮流，让我们抓住历史契机，共同奔向小康。上天保佑我国，在我结束北巡，准备返回伟大首都的时候，我那匹心爱的龙镶战马都高兴的奔腾飞跃了起来！
在这首回銮诗中，宋真宗为以后的内政路线画了一个调调！确立了大宋帝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和同乐小康”这个国策要一百年不动摇，“拉勾上吊，一百年不变”！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它确实“一百年不变”，不过也确实“拉勾上吊”了！
为了给大宋帝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三代“官家”不惜“忍辱负重”；为了给大宋人民营造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第三代“官家”不惜“无为而治”！
这以后，“ 承前启后”的“领路人”带领着大宋人民走进了“新时代”！
1005年，也就是人类步入第一个千禧年后的第五年，大宋帝国在宋真宗的领导下“和同乐小康”。大家都忙着追求“黄金屋”“颜如玉”去了！被经济狂热冲昏了头脑的人们，也确实迎来了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期！
三百年后，蒙古人修撰“澶渊之盟”，“真宗回銮”到“天书封禅”这段宋初历史的时候，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一国君臣如病狂然！” 一个国家都没有几个头脑清醒的人了，这话确实有一些夸张，但是这句话也确实勾画出了那个“浮躁浅薄”“疯狂可笑”的年代！
也许一代人种下了“恶因”后，不见得会享受到“恶果”，但是这个“恶因”终究会在这片土壤里“生根发芽”，也许一代，也许两代，它终究会有“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仔细研究宋朝国初的这段历史，也许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北宋大势，兴在太祖，弱在太宗，而国风士气崩坏于真宗之际。
辉煌之后是暗淡，激情过后是无奈！
也许经历了建国初年的那段激情，又面临了高粱河畔与陈家谷口的惨败，赵宋“意气飞扬”的统一之火，还没充分的燃烧，就剩下最后一丝灰烬了！
每一个王朝在建国之初，都面临着两种选择：
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是对内？还是对外？
是激进？还是保守？
是开拓？还是退缩？
帝国的继承者们都会遇到这个哈姆雷特式的命题！
在这个十字路口，究竟走向哪里，也许就在一念之间，但却关乎到一个民族的命运！
最初向左的，也许会变为向右；最初向右的，也许会变为向左；而不管向左向右，经过几代的传递之后，他们最终都会向右走！这也许就是每一个王朝的规律！
秉承着这个规律，退缩的西汉在70年的“和平”中，选择了战争，而崛起的赵宋却在44年的“战争”中，选择了“和平”！汉武帝与宋真宗，“强汉”与“弱宋”的差别，也许就真差在一个人身上，但就是这麽一个人，有的时候，便足可以让一个民族永远的衰弱下去！
耻辱也罢，不耻辱也罢，有一点应该肯定的是，宋真宗确实给赵宋迎来了和平发展的契机，和平不仅仅意味着一段美好，有的时候，它也意味着是一段凄风苦雨似的消磨！
“四十二年不识兵戈矣！” 当契丹皇帝耶律洪基拉着宋朝大使的手，激动地热泪盈眶的时候，北宋帝国的军事机器已经在六十年的和平岁月中，被消磨的只剩下一幅庞大的空架子了。
锋利的牙齿被消磨掉了，只剩下一幅空荡荡的巨大口腔还摆在那里，它还能“咬”谁呢？
这就如同是一个疏于锻练，武功渐废的男人，血气没了，胆魄没了，斗志就更没了，不敢与恶汉“叫板”，只敢关起门来教训教训老婆孩子一样！他多大的能耐呀！老婆孩子惹不起他，听话了，温驯了，但是作为一家之主的他，身子骨是越来越糟！
就这样，甜蜜蜜，美滋滋的等啊，等啊 ～～
就这样，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呀，盼呀 ～～
一直盼到许多年以后，一个大恶人突然闯入了家门，搞起了灭门惨案！
于是，这个美好富裕的“小家庭”终于被送上了西天！
我之所以谈到了宋真宗，不仅因为真宗时代是北宋王朝最重要的一个大转折时期，而且在整个开封发展史上，真宗皇帝，也称得上是一位值得聊一聊的人物。
真宗皇帝与开封有不解之缘，这倒不是因为他“生于斯，长与斯”更重要的是，他青年时代曾在父皇的授意下，以“皇太子判开封府事”。按现在的话说，这位帝国的合法接班人，曾当过一段时间的“开封市长”。没有资料表明他在这段时间，搞过什麽冤假错案，相反的有充足的资料证明，他在这段时间，还是相当勤勉的。
至道元年（995年）八月，随着宋太宗年事渐高，费尽心机搞到手的这个江山，也确实面临一个传承的问题了。
赵恒在这个时候，被册立为皇太子，并出任“首都市长”，不仅是为今后的继位做一个过渡，更重要的是宋太宗要向天下表明，经过“烛光斧影”与“金匮之盟”的众多非议之后，这个江山，还是要由自己的子孙永远的继承下去。这个“案”不能翻，这个“天”不能变，自己的这一派绝对不能倒！！
为此，他要在头脑还算清醒，身体还能干的动的情况下，尽快地选择培养接班人，扶上马并亲手送上他“一程”。
自从“金匮之盟”之后，迫于政治形势与舆论压力，“得国不正”的太宗皇帝，好长时间，不敢公开确立接班人。这等大事，一直在“半遮半掩”的拖着，以至于成了一块“心病”，如今时机趋于成熟，也是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
宋太宗最终选择了宋真宗，宋真宗也自然理解宋太宗的苦心。
无论怎麽说，赵恒在任“首都市长”期间，表现得还是相当出色的！
赵恒的老爸也当过“首都市长”，不过他从来不去政府办公，而是选择在自己的私邸晋王府中处理日常政务。虽说父子两代都当过“开封市长”，但“小赵”比“老赵”要敬业得多了！
据史书记载：
这段时间，已贵为“接班人”的小赵“市长”，一般不回家，吃住就在开封府。每天到点上班，表现得很能干。同时，他还非常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尽量与同僚们打成一片。“开封市府”的各级“公务员”们见到当朝太子，按“组织条例”是要“跪拜称臣”的，但小赵“市长”推辞不受。有宾客李至、李沆前来拜访，叙谈之后，随和的小赵“市长”亲自将他们送到市府大院门口。另外，为首都人民“日夜操劳”的小赵“市长”非常关心政法事务，亲自过问重大案件的审结工作，理诉讼，平冤狱，大力整顿首都治安。在任职期间，小赵“市长”将“开封市府”的各项工作，都处理的井井有条，堪称“干净利落脆”！为此，“国家元首”屡次下诏书，通报表扬他。
通过一系列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宋太宗尽量在给“接班人”创造舆论，而宋真宗也用辛勤的汗水回报“国家元首”的栽培！
父子二人将“对手戏”配合的天衣无缝，表演了一出精彩的双簧！
就这样，三年以后的至道三年（998年），“深孚众望”的赵恒终于如愿以偿的在父皇灵柩前继位。这之后，原本“谨小慎微”的他，一旦“大权在握”又少了头上的“紧箍咒”，就渐渐地露出了“原形”！
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对那位赵辛楣的老师，后任国立三闾大学校长的高松年，有过这麽一番精彩的评论：人就像猴子，做老百姓时蹲在地上，别人看不见它丑陋的红屁股，一旦做官，就像攀爬在树上，那红屁股就供人尽情瞻仰了。
高松年爬得没有那麽高，不过就是一个国立大学的校长，他的“猴屁股”已经被全校师生瞻仰了，而宋真宗爬到了“天下第一”的高度，成为了“国家元首”，他那“美丽”的“猴屁股”也就自然而然的供全国人民尽情瞻仰了～～
前两年，有一款美国开发的叫做《中国皇帝的崛起》（龙之崛起）的城市经营类游戏。
游戏中赵宋汴梁城一片繁华：
高耸的尖顶佛塔，气氛庄重的儒教学宫，烟雾缭绕的道家宫观，星罗棋布的祖先祠堂。皇宫里饲养着珍禽猛兽，大戏院里上演了第六出《西厢记》（美国人搞不清西厢记是元朝的杰作）。
四通八达的道路通往市场，瓷器店出售着光泽艳丽的瓷器，亚麻店供应着人们必须的亚麻，餐馆里烧制着鲜美的饭菜：红烧肉，青菜炒肉片，蔬菜豆腐汤～～
郁郁葱葱的私人花园里，种着桃树，梅树，还有一座座美丽的喷水池点缀其间。草药医生与针灸大夫提供着“上门服务”。人们在精致寓所里过着应有尽有的豪华生活，仓库与贸易站里囤满了各地货物，税务官乘着小轿来回收税～～
每到过年的时候，你也许会听到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与载歌载舞的人们。在欢乐而忙碌的人群中，也不时出现一两个失了业的“京漂儿”，打着铺盖卷，黯然离开了这个伟大首都。他们边走边嘟囔着：狠心的财主，将我赶了出来，但愿“龙”吃了他～～！
今天不好好工作，明天就要努力找工作，明天努力了，你还找不找工作，只能下岗没工作！历史和现实就是如此残酷而美丽～～ 对于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来说，不会盼着“龙”吃了谁，倒是傻傻地期盼着“龙”能够救救他～～
也许游戏总归是游戏，与千年以前那个“活生生”的汴梁城相比，它无非是管中窥豹，沧海一粟罢了！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对中国宋朝是这样评价的：“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费正清也认为：宋代是一个科技时代，经济时代。
历史也许总在辩证中发展，这个持续一个世纪的伟大的“商业革命”，其最初的开拓者恰恰是那个“丧权辱国，纳币求和”的宋真宗。
正像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虽说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工业资本主义”，但是从古至今，它的“商业资本主义”都是异常发达的。这句话的另外一层含义是说，“心眼活分”的中国人对经商做生意，似乎有着异乎寻常的灵感。规则内的事情，他们在做，规则外的事情，他们也在做，对中国人而言，没有规则恰恰是一种规则。
在十一世纪初，那个辉煌的经济时代中，宋真宗带领大家发展经济富起来，“经济大开发”的“春风”把一帮人吹“绿”了。“富裕起来”的人们，自然是“吃水不忘挖井人。”
真宗皇帝在出任“首都市长”期间，在开封府的办公与居住场所，被后任的宋仁宗辟为“潜龙宫”。天子在没有即位之前，犹如“潜龙在渊”即位之后，便犹如“潜龙出渊”。“潜龙宫”顾名思义就是真宗皇帝当年“龙之崛起”的地方。
每当大宋子民在开封府“潜龙宫”前驻足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的缅怀老一代政治家的丰功伟绩，从而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开封府“潜龙宫”，对大宋群众而言，便犹如“爱国主义基地”，其崇高之处，不亚于巍峨的“国父纪念堂”！ 三十六年之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2年）开封府遭到火灾，潜龙宫化为灰烬，大宋“爱国主义基地”最终变成了一片废墟，这实在是太可惜了～～
防火防盗，重中之重嘛，教训呦～～！
真宗皇帝崩殂后，享受了很高的“尊谥” 在长达十四个字的评语中，“德”“明”“武”“圣”“孝”，五种美德争奇斗艳。这些美德就如同是一个美丽的“光环”，一旦他的王朝“烟消云散”，人们谈论他，各抒胸臆，不再有任何“禁忌”的时候，这些美丽的“光环”也就“花流云散”了。
不过平心而论“老顽童”宋真宗也不能说没干过一点好事。尤其在首都开封的城市发展史上，宋真宗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
公元998年（宋至道三年）三月，“老市长”调到中央当“皇帝”去了，对百万首都市民而言，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不喾是“旱地里一声春雷”。
十八年之后的公元1016年（宋大中祥符九年），“天书下凡”也折腾得差不多了，平生爱搞“形象工程”的宋真宗，推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大手笔——下诏扩建首都新城。
中国历代封建皇朝的经济发展，都遵循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反规律。不是经济决定政策，而是政策决定经济。中央政府倾斜性的经济政策，可以使一个地区迅速的繁荣起来，其作用之大，甚至于超过了千百万人的劳动，而首都就是这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真宗皇帝在建国五十七年的时候，对自己当年“生活过，战斗过”的地方，搞了点政策倾斜，这预示着首都汴京要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了！
公元1016年以后，首都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突飞猛进。也就是从这年开始，汴京城“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那个五代时期的旧汴梁，逐渐淹没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新汴梁中。
如果问那个时代的老百姓，能有什麽感慨的话，只能是那句“变化太快了，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公元1016年，在建国五十七周年的时候，汴京新城建成了。北宋首都随即迎来了一个“房地产开发”的高潮！短短的数年间，在汴京城内，豪宅拔地而起，商号开张营业。北宋京城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吸引着全国的投资。正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
开封人口最高峰时，全城固定居民，十三万七千户，人口近一百五十万。“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觉多，减十数万众不觉少。”许多后迁入的移民在汴没有固定居所，或租房居住，或沿街建房，以至于东京衢巷越发狭隘。从大中祥符二年（1010年)到天禧四年(1021年)十一年间,“开封市府”曾三次下文，禁止外来人口在京侵街建房，并拆毁违章建筑，但是面临城市人口的急速膨胀，这些措施收效甚微。
宋朝中叶后，京师几无空地，城区之内，地皮越发珍贵。一些权贵为了修建别墅花园，竟然非法侵占惠民河道，以至于夏天频遇暴雨，积水成灾。随着汴梁城的房子越来越贵，不少中下级“公务员”在汴梁没有居所，纷纷租赁民宅。许多外地来京人员，白天进城公干，傍晚则回城外居住。因此，开封郊区也得到了开发，人口越聚越多，民房栉次鳞比，日渐繁华。久而久之，在汴京城外，逐渐形成了八个“城市边缘集团”，当时被称为“汴京新城外八厢”。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北宋政府，在“京城外八厢”设立新政区，正式并入首都区划。
扩建后的新汴梁，面积达到27.37平方公里。有三道城墙组成的“交通防御体系”将全城分为大内、内城、外城三部分。内城始建于五代，周长20.4里。套用现代城市概念，汴京内城的城墙与城门恰似城市“二环路”。十座城门组成的“交通枢纽”控制了“四纵两横”六条主要干道，构成了城市核心地带。而新建成的外城周长50.5公里,其作用相当于东京的“三环路”。
开封御街州桥以西，嘉肃门以南至梁门以内的整个地域，集中了帝国“两府五省”众多的军政机关，其作用相当于京城的“中央公务区”
各国“驻宋大使馆”多半集中在市区西部，其中辽国“大使馆”（都亭驿）位于相国寺桥东北的城市黄金地段，紧邻“丁家素茶坊”。高丽“大使馆”（同文馆）在“西二环”梁门外的安州巷。比邻“建隆观”与蔡相的府邸隔着一条梁门大街。西夏“大使馆”（都亭西驿）位于“西三环”万胜门内，比邻“京城守具所”虽说位置稍微远点，但不远处就是风景秀丽的大佛寺与金明池。可见城西这一大片地域，称得上是首都的“使馆区” 。
东京最繁华的地段当属宋门以内， 御街州桥以东的地区了，这里堪称汴梁的“中央商业区”，特色商业街林立，商号栉次鳞比。“玉楼山梅花包子”“贾家鱼羹”“各式羊肉饭”“熟羊肉铺”“特色南食店”“青鱼内市”“果子行”“肉行”“胡饼店”令人眼花缭乱。逛累了，也有消闲去处，自可驻足看几段张金线的“傀儡戏”，听两出尹常卖的《说三分》～～～
在这座“花团锦簇汴梁城”中，花光满路，无限春游；箫鼓喧空，谁家夜宴？无数快乐小资们过着各自的幸福生活。其中当然也少不了《东京梦华录》的作者，自称“幽兰居士”的孟元老。南渡之后，幽兰居士与亲朋旧友论其旧都风情，无限感伤，遥想当年全盛之时，回首怅然，宛如一梦。南宋绍兴年间，居住在临安的他，黯然神伤的写下了这段话：
我从小跟随父亲游历南北，崇宁初年来到京城。我们家就住在城西金梁桥西夹道。在天子脚下的首都，我渐渐长大了，这时国家也进入了全盛时期，太平日久，人物繁阜。梳着羊角辫的小孩子，天天学习唱歌跳舞，素质教育搞得很好。白头发白胡子的老爷爷，不知道打仗是怎麽一回事。
京城的中产之家是很喜欢旅游的，每到时节转换的时候，总有可玩的地方。什麽“灯霄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一年四季，不知疲倦。
京城的建筑物也是很漂亮的，到处都是青楼画阁，珠帘绣户。行走在汴梁的街道上，无数匆匆过客擦肩而过，消失在城市人群中。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柳陌花衢之中，有人轻歌巧笑；茶坊酒肆里，谁在调弄管弦？
汴梁的物价也很便宜，花七十五文就可以买上一壶羊脂美酒，即使到了寒冬腊月，从黄河上刚捕捞的新鲜活鱼，用车子运到开封城内，每斤也不过一百文。
这段时间，国家的外交搞得有声有色，许多国家都同我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首都市场没有贸易壁垒，市场上贩卖着四海珍奇；厨师们烹饪着天下美味。白天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鲜花，步行其间犹如畅游春风；夜晚侧耳聆听，隐隐传来箫鼓阵阵，是谁家在宴请宾客？
容艳超人的妙龄女伎是市民的偶像，她们演艺的节目精采绝伦，吸引着千万眼球。大家喜欢消费，越奢侈越觉得精神百倍！我居住在京城的这些年，频频看到“公主下嫁”“王子纳妃”的盛况，大饱了眼福！每当赶上朝廷“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之时，也是大家看热闹的好时候。我在汴梁住了几十年，玩了几十年，都没有看够玩够！
侨居汴梁数十载,要论给“幽兰居士”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天子脚下”的精神文明。他身有体会的回忆道：
京城人情高谊，如果见到外乡人被本地人欺负了，大家必定救护他。外乡人在京居住，左右邻居也很热情好客。家里的用具不齐全，可以向邻家去借，有不明白的地方，只要问到了，大家都会热心指点。邻里街坊之间，非常关心，频繁走动，相互敬茶，问寒问暖。但遇红白之事，贺喜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凡开酒店的人家，只要有客买过两三次酒，就敢借给他价值四五百两银子的银质酒器。就是贫穷之人，前来买酒，也用银器供送。有夜里饮酒的，次日再取回也无妨。汴梁人的这种热情好客，阔略大方，真是天下无双！
总而言之，在北宋王朝最后的二十年里，在这个富庶平和的汴梁城中，处处呈现出一片“和谐社会”的景象。“成长在阳光下”“沐浴在皇恩里”的孟元老也过着惬意的小日子，数不清那浪漫的事儿～～
住在新郑门内金梁桥的他，冬天逛州桥夜市，夏天就去郑皇后宅旁的大槐树下乘凉。绿酒初尝，小窗浓睡，看不完的“公主下嫁”“王子纳妃”赏不尽的“雪际花时”“丝竹笙簧”。醉清风后醉太平，赏心乐事谁家院？真乃春风自在杨花！
这一切的一切，就是这个“奇迹王朝”的伟大首都。她处处体现着“日新月异”，她整整繁荣了一个世纪。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处处灯红酒绿，丝竹管弦，也有那幽坊小巷里，雨打梨花深闭门～～
而这一切的一切，在金兵渡河的噩耗中，都嘎然而止了。这个“花团锦簇汴梁城”那个“良辰美景奈何天”也随着这年纷飞的白雪，被撕成了一片片～～
公元1126年（北宋靖康元年）元月初，渡过黄河的金东路军先遣兵团，在郭药师的引导之下，向北宋首都快速推进，一路未遇抵抗，下滑州，越封丘，向南挺进一百余里，如入无人之境。一月五日，金军前锋突骑逼进到了首都外环，攻占了汴京西北郊的牟驼冈。此地是当年药师入朝与道君皇帝打马球的地方，也是国家天驷监所在。这个地方为首都西北高地，冈坡如沙碛，三面临水，其中豢养良马两万匹，豆料草谷，囤积如山。金军四处掠夺，获得大量的战马饲料，虎狼之师，兵威更盛！
一月五日，大量的郊区居民举家疏散，纷纷入城避难。鉴于形势严峻，刚即位不到十一天的宋钦宗同宰执大臣紧急磋商后，决定留守开封。同日，汴京宣布戒严，这是北宋建国一百六十六年来的第一次。自公元945年，耶律德光的军队撤离汴梁以来，一百八十个春秋过去了，没有哪支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能够跨越黄河天堑， 突进到这麽深远的中原腹地。
赵宋百年家国，琼枝烟萝，汴梁风月，不识干戈。而如今，在凄厉的北风中，北方的狼真的来到了家门口～～！
金东路军渡河迅速逼近开封的消息传入宫中，“风流天子”宋道君可就座不住了。早在去年十二月金兵入侵之初，宋徽宗对金朝还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金人败盟入寇，无非是垂涎中原财富罢了。他当年与金太祖指天为誓，互约盟国，墨迹未干，历历在目，“海上之盟”的政治基础还在。虽然，完颜阿骨打刚去世，其弟完颜晟即位不久，也不能这麽快就推翻先皇帝与宋朝的盟约，因此宋金关系并非没有转还的可能。二十二日，宋徽宗命通直郎李邺出使金军，表示愿意求和，李邺请求拨帑金三万两，作为贿赂金方大臣之用，道君首肯。
可是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三日，童贯携金人宣战檄文入宫觐见，道君这才“醒过味儿”来，原来，此次金军南侵，远没他想得那麽简单！金兵南下，就是向他问罪的！既然金人伐宋的理由，主要是针对他的，就不是用黄金能够“摆平”的了。再者，金人诏书中，口气强硬，没给他留任何余地。由他出面与金朝和谈这条路，其实就堵死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宋徽宗不得不想想“退身之策”了。此时的宋徽宗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面装病“内禅”；一面策划逃跑～～
其实“逃跑”与“装病”是政治家惯用的小伎俩。司马仲达会装病，而教主道君不仅会装病，更会逃跑！记得林彪逃跑前，他的老婆叶群诡秘的宣称“林副主席想动一动了！”周恩来问“是天上动啊？还是地上动啊？”结果，林彪选择了“天上动”！而此时，自命难保的宋道君，也想向南方“动一动”了。
对于宋徽宗内禅逃跑“动一动”的计划，朝中群臣心知肚明。已经内禅的宋徽宗，卸下了包袱，早不是“有权天下重”而是“无权一身轻”了。被金兵吓破胆的他，巴不得退出领导核心，交出全部权利，以便尽快成行。十二月底，他借口去毫州烧香，准备先走一步，逃之夭夭～～
大家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不这样，又有什麽办法？“小赵”只能让“老赵”先走。
正月二日，宋钦宗正式下诏，公布了太上官家将于今春贞元节前后，赴毫州太清宫烧香还愿的消息，并选派蔡攸、宇文粹中为恭谢行宫使，为道君东幸作准备。既然朝廷对外发布的消息是“东幸烧香”，那麽还需“假戏真唱”，必要的仪轨还是要讲的。同日，太史为道君占卜，认定初四是黄道吉日，上皇可以启行。道君早等不及了，烧香选吉日，逃跑无需吉日，跑的越快越吉利。道君可是个聪明人，审时度势，轻重缓急，他分得清楚。宋徽宗要迫不及待的“动一动”了。至于“天上动”还是“地上动”？没办法，那时没“元首专机”，他也只能在“地上动”了～～！
靖康元年正月三日晚间夜漏二鼓，宋道君一行乘夜色，偷偷离开汴梁大内，出津通门买舟东下，仓皇出逃。随行的有太上皇后、皇妃及一部分王子帝姬，扈从官员只有蔡攸及宦官、卫士等数人。由于道君半夜出逃，朝廷指定的侍从官事先未得任何讯息，多数都没有随行。道君真不愧是个大政治家，不仅装病装得像，逃跑也逃得出神入化～～
一个星期前“已无半边”的宋徽宗，此时“边瘫”突然好了。一出汴梁城，道君两耳不闻天下事，一门心思往南跑。什麽“一慢二看三通过”全顾不得了。
徽宗本来是乘船的，此时正值寒冬时节，汴河水浅，船速较慢，道君坐的心焦，下船改乘肩辇，谁知肩辇也走不快。徽宗嫌慢，于是舍了肩辇，在河边寻到一艘搬运砖瓦的帆船搭乘。这一个晚上，道君为了逃之夭夭，换来换去，没少折腾。由于行色仓猝，出门时不暇就餐，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了，只得向船家处讨得炊饼一枚，与皇后等分而食。一个堂堂天子，尽然落魄到向老百姓乞食的地步了。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徽宗“东幸烧香”搞得跟“逃难”一般，真是狼狈不堪，此时风流天子已无半点风流之态了！
小船行至雍丘（河南杞县），因时值隆冬，河道枯涩，水浅不能行舟。徽宗舍舟乘骡，朝雎阳（河南商丘）方向飞奔，此时天色蒙蒙亮，远处传来鸡鸣。滨河有一小市，村民睡得正酣，唯独一个姥姥家亮着灯，竹扉半掩。道君走乏了，想歇歇脚，遂拍门而入。四十三年来，除了微服出游，赴樊楼幽会李师师外，这是他第一次深入老百姓家里体验生活。
老婆婆与道君闲聊起来，问起了徽宗的姓氏。徽宗曰“姓赵，居东京，已致仕，推荐长子自代。”。见到前“国家元首”如此幽默自谦，身边的警卫战士不禁哑然失笑了。徽宗环顾众人，自己也笑了。老婆婆给道君进酒，徽宗起身接过酒杯，喝了一口，复传爵与众卫士。老婆婆将道君引到里屋，拥炉取暖，又添加了炭薪，好让徽宗释袜烘趾。
经过短时休整后，道君一行又连夜驰骋数百里，次日平明时分抵达南都商丘，在馆驿中略事憩息，补充了衣被之类，又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骑骡登程。宋徽宗“兵贵神速”一口气向南狂奔数百里，直到符离（安徽宿县符离集），才登上停泊在泗江上的官船。船行至泗上（江苏盱眙西北），徽宗登岸至江边集市上买鱼，道君很会买东西，老想压低鱼价，买鱼人不干了，与徽宗一行发生了争执。鱼贩子不识道君身份，有眼不知“赵官家”，看道君的样子，白白净净像是个官人，便呼道君为“保义”。（宋代武官分为54级，保义郎为第49级。）徽宗天皇贵胄，自小养尊处优，活了半辈子，还没有人叫过他“保义”呢！太有意思了！一时大为开心，买鱼归来，回到船上仍兴致勃勃，不仅诗兴大发，赋《临江仙》小词一首：“过水穿山前去也，吟诗约句千余。淮波寒重雨疏疏。烟笼滩上鹭，人卖就船鱼。”
道君就是道君，即使落魄逃难，也离不开人文情怀。道君逃难之余还能“吟诗”；天祚流浪途中不忘“狩猎”。道君与他当年的盟兄天祚，一个能文，一个尚武。北天祚，南道君，女真不出，谁与争锋？真是一对“绝代双骄”！
徽宗一行将至盱眙，蔡京、童贯、高逑、宇文粹中等人，才慌忙赶来护驾。童太尉以三千胜捷军扈从渡河，护卫船队向维扬进发，高太尉则率禁卫军留于泗上，控扼津渡，以防金兵追袭。徽宗一行抵达维扬时，当地父老力谏车驾不可渡江，而徽宗不听，执意南下。徽宗过长江浮桥时，卫士恐流落道路，多愿随行，他们手攀船舷，痛哭不已。童贯喝止无效，嫌他们妨碍行程，令亲军放箭射之，一时间中箭而到者，多达百余人。而这种场面，端坐在车驾中的宋徽宗是看不到的。
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徽宗渡扬子江至镇江府，郑皇后并未随行，仍停留在扬州。道君在流离之余，仍逍遥不已。过完上元节，他在镇江行宫召见江南诗人曾空青，特命乔贵妃出来相见。他得意的对乔贵妃说：“汝在京师时，每次问到曾三，便是此人，特命汝一识耳。”又命乔贵妃赐给“曾三”价值连城的七宝杯。国家都到了这步田地，他还悠哉游哉，几只蝴蝶逍遥缠绵呢！前面的光，就是飞蛾的尽头，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要“春梦绕胡沙”了～～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即使隆冬时节，也无北方肃杀之气。徽宗驻跸行宫两月有余，生活精致讲究，满有情调！每日花费银钱六千余缗，一月费用二十万贯，穷奢极侈，乐不思蜀！正当道君在镇江啸傲湖山，怡然自乐之际，在千里之外的中原，汴京保卫战打响了。汴梁城下“铁骑满郊畿”正经历着一场激烈的厮杀～～
我从小跟随父亲游历南北，崇宁初年来到京城。我们家就住在城西金梁桥西夹道。在天子脚下的首都，我渐渐长大了，这时国家也进入了全盛时期，太平日久，人物繁阜。梳着羊角辫的小孩子，天天学习唱歌跳舞，素质教育搞得很好。白头发白胡子的老爷爷，不知道打仗是怎麽一回事。
京城的中产之家是很喜欢旅游的，每到时节转换的时候，总有可玩的地方。什麽“灯霄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一年四季，不知疲倦。
京城的建筑物也是很漂亮的，到处都是青楼画阁，珠帘绣户。行走在汴梁的街道上，无数匆匆过客擦肩而过，消失在城市人群中。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柳陌花衢之中，有人轻歌巧笑；茶坊酒肆里，谁在调弄管弦？
汴梁的物价也很便宜，花七十五文就可以买上一壶羊脂美酒，即使到了寒冬腊月，从黄河上刚捕捞的新鲜活鱼，用车子运到开封城内，每斤也不过一百文。
这段时间，国家的外交搞得有声有色，许多国家都同我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首都市场没有贸易壁垒，市场上贩卖着四海珍奇；厨师们烹饪着天下美味。白天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鲜花，步行其间犹如畅游春风；夜晚侧耳聆听，隐隐传来箫鼓阵阵，是谁家在宴请宾客？
容艳超人的妙龄女伎是市民的偶像，她们演艺的节目精采绝伦，吸引着千万眼球。大家喜欢消费，越奢侈越觉得精神百倍！我居住在京城的这些年，频频看到“公主下嫁”“王子纳妃”的盛况，大饱了眼福！每当赶上朝廷“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之时，也是大家看热闹的好时候。我在汴梁住了几十年，玩了几十年，都没有看够玩够！
侨居汴梁数十载,要论给“幽兰居士”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天子脚下”的精神文明。他身有体会的回忆道：
京城人情高谊，如果见到外乡人被本地人欺负了，大家必定救护他。外乡人在京居住，左右邻居也很热情好客。家里的用具不齐全，可以向邻家去借，有不明白的地方，只要问到了，大家都会热心指点。邻里街坊之间，非常关心，频繁走动，相互敬茶，问寒问暖。但遇红白之事，贺喜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凡开酒店的人家，只要有客买过两三次酒，就敢借给他价值四五百两银子的银质酒器。就是贫穷之人，前来买酒，也用银器供送。有夜里饮酒的，次日再取回也无妨。汴梁人的这种热情好客，阔略大方，真是天下无双！
总而言之，在北宋王朝最后的二十年里，在这个富庶平和的汴梁城中，处处呈现出一片“和谐社会”的景象。“成长在阳光下”“沐浴在皇恩里”的孟元老也过着惬意的小日子，数不清那浪漫的事儿～～
住在新郑门内金梁桥的他，冬天逛州桥夜市，夏天就去郑皇后宅旁的大槐树下乘凉。绿酒初尝，小窗浓睡，看不完的“公主下嫁”“王子纳妃”赏不尽的“雪际花时”“丝竹笙簧”。醉清风后醉太平，赏心乐事谁家院？真乃春风自在杨花！
这一切的一切，就是这个“奇迹王朝”的伟大首都。她处处体现着“日新月异”，她整整繁荣了一个世纪。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处处灯红酒绿，丝竹管弦，也有那幽坊小巷里，雨打梨花深闭门～～
而这一切的一切，在金兵渡河的噩耗中，都嘎然而止了。这个“花团锦簇汴梁城”那个“良辰美景奈何天”也随着这年纷飞的白雪，被撕成了一片片～～
公元1126年（北宋靖康元年）元月初，渡过黄河的金东路军先遣兵团，在郭药师的引导之下，向北宋首都快速推进，一路未遇抵抗，下滑州，越封丘，向南挺进一百余里，如入无人之境。一月五日，金军前锋突骑逼进到了首都外环，攻占了汴京西北郊的牟驼冈。此地是当年药师入朝与道君皇帝打马球的地方，也是国家天驷监所在。这个地方为首都西北高地，冈坡如沙碛，三面临水，其中豢养良马两万匹，豆料草谷，囤积如山。金军四处掠夺，获得大量的战马饲料，虎狼之师，兵威更盛！
一月五日，大量的郊区居民举家疏散，纷纷入城避难。鉴于形势严峻，刚即位不到十一天的宋钦宗同宰执大臣紧急磋商后，决定留守开封。同日，汴京宣布戒严，这是北宋建国一百六十六年来的第一次。自公元945年，耶律德光的军队撤离汴梁以来，一百八十个春秋过去了，没有哪支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能够跨越黄河天堑， 突进到这麽深远的中原腹地。
赵宋百年家国，琼枝烟萝，汴梁风月，不识干戈。而如今，在凄厉的北风中，北方的狼真的来到了家门口～～！
金东路军渡河迅速逼近开封的消息传入宫中，“风流天子”宋道君可就座不住了。早在去年十二月金兵入侵之初，宋徽宗对金朝还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金人败盟入寇，无非是垂涎中原财富罢了。他当年与金太祖指天为誓，互约盟国，墨迹未干，历历在目，“海上之盟”的政治基础还在。虽然，完颜阿骨打刚去世，其弟完颜晟即位不久，也不能这麽快就推翻先皇帝与宋朝的盟约，因此宋金关系并非没有转还的可能。二十二日，宋徽宗命通直郎李邺出使金军，表示愿意求和，李邺请求拨帑金三万两，作为贿赂金方大臣之用，道君首肯。
可是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三日，童贯携金人宣战檄文入宫觐见，道君这才“醒过味儿”来，原来，此次金军南侵，远没他想得那麽简单！金兵南下，就是向他问罪的！既然金人伐宋的理由，主要是针对他的，就不是用黄金能够“摆平”的了。再者，金人诏书中，口气强硬，没给他留任何余地。由他出面与金朝和谈这条路，其实就堵死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宋徽宗不得不想想“退身之策”了。此时的宋徽宗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面装病“内禅”；一面策划逃跑～～
其实“逃跑”与“装病”是政治家惯用的小伎俩。司马仲达会装病，而教主道君不仅会装病，更会逃跑！记得林彪逃跑前，他的老婆叶群诡秘的宣称“林副主席想动一动了！”周恩来问“是天上动啊？还是地上动啊？”结果，林彪选择了“天上动”！而此时，自命难保的宋道君，也想向南方“动一动”了。
对于宋徽宗内禅逃跑“动一动”的计划，朝中群臣心知肚明。已经内禅的宋徽宗，卸下了包袱，早不是“有权天下重”而是“无权一身轻”了。被金兵吓破胆的他，巴不得退出领导核心，交出全部权利，以便尽快成行。十二月底，他借口去毫州烧香，准备先走一步，逃之夭夭～～
大家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不这样，又有什麽办法？“小赵”只能让“老赵”先走。
正月二日，宋钦宗正式下诏，公布了太上官家将于今春贞元节前后，赴毫州太清宫烧香还愿的消息，并选派蔡攸、宇文粹中为恭谢行宫使，为道君东幸作准备。既然朝廷对外发布的消息是“东幸烧香”，那麽还需“假戏真唱”，必要的仪轨还是要讲的。同日，太史为道君占卜，认定初四是黄道吉日，上皇可以启行。道君早等不及了，烧香选吉日，逃跑无需吉日，跑的越快越吉利。道君可是个聪明人，审时度势，轻重缓急，他分得清楚。宋徽宗要迫不及待的“动一动”了。至于“天上动”还是“地上动”？没办法，那时没“元首专机”，他也只能在“地上动”了～～！
靖康元年正月三日晚间夜漏二鼓，宋道君一行乘夜色，偷偷离开汴梁大内，出津通门买舟东下，仓皇出逃。随行的有太上皇后、皇妃及一部分王子帝姬，扈从官员只有蔡攸及宦官、卫士等数人。由于道君半夜出逃，朝廷指定的侍从官事先未得任何讯息，多数都没有随行。道君真不愧是个大政治家，不仅装病装得像，逃跑也逃得出神入化～～
一个星期前“已无半边”的宋徽宗，此时“边瘫”突然好了。一出汴梁城，道君两耳不闻天下事，一门心思往南跑。什麽“一慢二看三通过”全顾不得了。
徽宗本来是乘船的，此时正值寒冬时节，汴河水浅，船速较慢，道君坐的心焦，下船改乘肩辇，谁知肩辇也走不快。徽宗嫌慢，于是舍了肩辇，在河边寻到一艘搬运砖瓦的帆船搭乘。这一个晚上，道君为了逃之夭夭，换来换去，没少折腾。由于行色仓猝，出门时不暇就餐，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了，只得向船家处讨得炊饼一枚，与皇后等分而食。一个堂堂天子，尽然落魄到向老百姓乞食的地步了。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徽宗“东幸烧香”搞得跟“逃难”一般，真是狼狈不堪，此时风流天子已无半点风流之态了！
小船行至雍丘（河南杞县），因时值隆冬，河道枯涩，水浅不能行舟。徽宗舍舟乘骡，朝雎阳（河南商丘）方向飞奔，此时天色蒙蒙亮，远处传来鸡鸣。滨河有一小市，村民睡得正酣，唯独一个姥姥家亮着灯，竹扉半掩。道君走乏了，想歇歇脚，遂拍门而入。四十三年来，除了微服出游，赴樊楼幽会李师师外，这是他第一次深入老百姓家里体验生活。
老婆婆与道君闲聊起来，问起了徽宗的姓氏。徽宗曰“姓赵，居东京，已致仕，推荐长子自代。”。见到前“国家元首”如此幽默自谦，身边的警卫战士不禁哑然失笑了。徽宗环顾众人，自己也笑了。老婆婆给道君进酒，徽宗起身接过酒杯，喝了一口，复传爵与众卫士。老婆婆将道君引到里屋，拥炉取暖，又添加了炭薪，好让徽宗释袜烘趾。
经过短时休整后，道君一行又连夜驰骋数百里，次日平明时分抵达南都商丘，在馆驿中略事憩息，补充了衣被之类，又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骑骡登程。宋徽宗“兵贵神速”一口气向南狂奔数百里，直到符离（安徽宿县符离集），才登上停泊在泗江上的官船。船行至泗上（江苏盱眙西北），徽宗登岸至江边集市上买鱼，道君很会买东西，老想压低鱼价，买鱼人不干了，与徽宗一行发生了争执。鱼贩子不识道君身份，有眼不知“赵官家”，看道君的样子，白白净净像是个官人，便呼道君为“保义”。（宋代武官分为54级，保义郎为第49级。）徽宗天皇贵胄，自小养尊处优，活了半辈子，还没有人叫过他“保义”呢！太有意思了！一时大为开心，买鱼归来，回到船上仍兴致勃勃，不仅诗兴大发，赋《临江仙》小词一首：“过水穿山前去也，吟诗约句千余。淮波寒重雨疏疏。烟笼滩上鹭，人卖就船鱼。”
道君就是道君，即使落魄逃难，也离不开人文情怀。道君逃难之余还能“吟诗”；天祚流浪途中不忘“狩猎”。道君与他当年的盟兄天祚，一个能文，一个尚武。北天祚，南道君，女真不出，谁与争锋？真是一对“绝代双骄”！
徽宗一行将至盱眙，蔡京、童贯、高逑、宇文粹中等人，才慌忙赶来护驾。童太尉以三千胜捷军扈从渡河，护卫船队向维扬进发，高太尉则率禁卫军留于泗上，控扼津渡，以防金兵追袭。徽宗一行抵达维扬时，当地父老力谏车驾不可渡江，而徽宗不听，执意南下。徽宗过长江浮桥时，卫士恐流落道路，多愿随行，他们手攀船舷，痛哭不已。童贯喝止无效，嫌他们妨碍行程，令亲军放箭射之，一时间中箭而到者，多达百余人。而这种场面，端坐在车驾中的宋徽宗是看不到的。
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徽宗渡扬子江至镇江府，郑皇后并未随行，仍停留在扬州。道君在流离之余，仍逍遥不已。过完上元节，他在镇江行宫召见江南诗人曾空青，特命乔贵妃出来相见。他得意的对乔贵妃说：“汝在京师时，每次问到曾三，便是此人，特命汝一识耳。”又命乔贵妃赐给“曾三”价值连城的七宝杯。国家都到了这步田地，他还悠哉游哉，几只蝴蝶逍遥缠绵呢！前面的光，就是飞蛾的尽头，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要“春梦绕胡沙”了～～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即使隆冬时节，也无北方肃杀之气。徽宗驻跸行宫两月有余，生活精致讲究，满有情调！每日花费银钱六千余缗，一月费用二十万贯，穷奢极侈，乐不思蜀！正当道君在镇江啸傲湖山，怡然自乐之际，在千里之外的中原，汴京保卫战打响了。汴梁城下“铁骑满郊畿”正经历着一场激烈的厮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