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推荐：《谁是野蛮人？》

一

从十六世纪开始，德意志民族就是一个给世界带来刺激和震荡的民族。首先是马丁·路德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使基督教世界一分为二，形成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二元对立。十七世纪上半叶，这一对立引发了三十年战争。战争蔓延到整个欧洲，而且十分惨烈，德意志各邦国更是人口减半。进入十八世纪后，德意志民族成为音乐民族和“诗哲民族 ”。前者归功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后者与康德、歌德等人密不可分。十九世纪后半叶，普鲁士在德意志邦国中异军突起，先后通过战争打败丹麦、奥地利、法国，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在经济、科技、军事各个方面迅猛发展，直逼世界头号强国英格兰。二十世纪，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两次战败和两次崛起。两次战争德国均为东、西双线作战，而“一战”中的德国还在双重意义上进行双线作战，因为德国的知识分子用笔杆子开辟了第二战场，在思想战场“保家卫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德国文化人都参加了这场“保卫战”（中立和唱反调的只是极少数）。这场论战涉及诸多话题，以下三个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战争的责任在谁？对于这个问题，传统认为是德、奥首先宣战，是德国首先破坏国际法，进入他国领土。但是，一九一四年的德国人并不这么看问题。战争打响后，德国的文化人普遍认为德国打的是一场自卫反击战，他们义愤填膺，甚至充满悲情。他们为德意志民族的悲剧命运而悲愤。在他们眼里，德意志民族因为特立独行、因为生机勃勃而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排斥和仇视，并由此陷入由英、法、俄等国合力编织的 C形乃至 O形包围圈。就是说，他们把“仇德”心理视为战争的根源。这不是知识分子的奇谈怪论，而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上上下下的一致看法。所以，开战之后“愿上帝惩罚英格兰”成为四处可见的标语和日常问候语，《千夫所指英格兰》（Hassgesang gegen England，亦可译为《大刀向英国鬼子头上砍去》）很快成为响彻德意志大地的歌曲。即便今天，人们也不会觉得这种阐释多么匪夷所思。在对“一战”的百年反思中，充满现实关怀和本土关怀的中国学者常常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即“老二死得很惨”的历史规律，而“修昔底德陷阱”的经典例证就是始于十九世纪的德、英冲突：英国是老大，德国是咄咄逼人的老二，老大最终给老二设了个圈套……可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知识精英很少从现实利益或者地缘政治冲突去思考问题。对于他们，英格兰代表资本主义精神，法兰西代表法国大革命理想，二者是一丘之貉，与德意志精神格格不入。神学家马克斯·舍勒强调，这场世界大战“说来说去都是德、英之战”，从德国的角度看，这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及其恶果的战争”。如果英国赢得这场战争，那就意味着“温吞的英式享受和循规蹈矩的文明战胜充满原创和个性的文化，资产阶级战胜腓特烈大帝和歌德、康德的精神”。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索性把英、德对立上升为“商人”民族和“英雄”民族的对立，说德国人在“与一家百货公司搏斗”，说德国是最后一座“抵挡商业化浊流的防波堤”。文学家托马斯·曼坦言自己首先关心的不是德意志帝国的“商贸主导地位”，因为在一个“诞生了康德美学的国家”，人们可以做到“无关利害地欢呼德国的胜利”。他所关注的，是“蔑视十八世纪理想”的德意志精神如何抵御以民主制、共和制、议会制为特征的“西化”浪潮，是如何“保持德国的德意志特征”，如何避免德国遭遇“去德国化”。哲学家兼一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倭铿的调门更高：他深信德意志民族是“人类的灵魂 ”，消灭德意志精神就意味着“剥夺世界史的最深刻的意义”。总之，强调德意志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文化精英们的共同心声，他们深信德意志重精神、重内在，西方国家重物质和外在，而且用不同的概念和词语来描述二者的本质区别，如“文化”对“文明”，如“一九一四理想”（其始作俑者是社会学家约翰·普伦格）对“一七八九理想”，如“集体观念、诚实、勇于牺牲”对“自由、平等、博爱”等等。

　　第二，战争是祸是福？对于刚刚打响的战争，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文化人可谓掌声一片：战争是福分。这种态度源于他们对战争所做的社会学思考和形而上透视，他们认为战争具有陶冶情操、弘扬民族精神、改造社会之效。
　　对于神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特洛尔奇而言，战争是发现“德意志人在世上的神圣使命”的契机。倭铿把战争视为道德的源泉，他的一篇著名演说就叫《战争的道德力量》；他的学生马克斯·舍勒认为战争能够给生命、给历史注入活力，宣称“和平时期的‘规范’源自在战争中得以升华的道德现实”。桑巴特断言 “没有危险，人就要退化，就会变得肤浅，就会虚构幸福”，所以他把战争看作“实现灵魂革命”的手段。他对战前社会严重不满，抱怨人们“对电报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原罪问题和维特的烦恼的兴趣”。桑巴特的同行和朋友韦伯则高呼：“不管战果如何，这都是一场伟大而美妙的战争。”与韦伯和桑巴特共同创立了“德国社会学学会”的格奥尔格·西美尔，相信战争将“给德意志文化注入活力”，相信战争是克服“拜金主义”的手段。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言简意赅地把战争誉为“精神大扫除”；画家弗朗茨·马尔克认为可以通过战争打扫被他称为“奥吉亚斯牛圈”的老欧洲；自然主义文学家尤里乌斯·哈特期待“战争精神”清除“文学中的各种时髦、变态、颓废、泛滥成灾的色情描写、附庸风雅的超人形象，还有空洞无物的形式主义和技巧主义”。

需要补充的是，在德意志第二帝国，人们的战争热忱与人们的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基本成正比。文化人和上等人的战争热忱普遍高于工人、农民，但这并非因为前者留在大后方高谈阔论，后者则开赴前线充当炮灰。德国的贵族和文化人一般都不畏惧打仗，他们不仅做宣传鼓动工作，不仅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还主动报名参军或者送子参军。据统计，在开战后头十天自愿参军的二十六万人和最终入伍的十四万人中间，来自社会中上层家庭的子弟占了绝大多数。年过五旬的著名诗人理夏德·德默尔就主动参军并开赴前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豪普特曼把自己的四个儿子送上了前线，弗朗茨·马尔克则在凡尔登战役中阵亡。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入伍的，也以自己的方式向战争和战士表达敬意。譬如，近视眼黑塞撰写了长诗《艺术家向战士致敬》；《千夫所指英格兰》来自征兵体检不合格的恩斯特·利绍尔笔下；同样未能通过体检的托马斯·曼用笔杆子代替枪杆子，四年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写政论；音乐家理查德·施特劳斯写完《没有影子的女人》的第一幕之后特别在乐谱上注明“完成于萨尔堡大捷之日”，等等。　　

第三，谁是野蛮人？
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德意志文化发生了从英特纳雄耐尔到纳雄耐尔的转变。十八世纪的德国人颇有国际胸怀，康德梦想世界大同，歌德呼唤世界文学，席勒获得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公民称号。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化人则不仅张嘴“德意志”闭嘴“德意志”，而且喊出了“德意志高于一切”、“让世界随德意志精神复兴”这类响亮的口号。

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到 “一战”爆发的几十年里，德国在人口、经济总量、文化和科技创造几个方面飞速发展，德国人的民族优越感也同步增长。威廉二世不仅保证要带领其臣民“走向辉煌时代”，而且发出了“德意志帝国的太阳应该永不落”的豪言。所以，桑巴特的《商人和英雄》可以一本正经地以如下句子开篇：“正如德意志大雕总是在芸芸众生之上高高盘旋一样，德意志人应该高高在上，俯瞰四夷。”

　　“一战”爆发后，德国在国际社会落下两项恶名：一是军国主义，二是野蛮。前者归咎于德意志第二帝国长期奉行穷兵黩武政策并最终挑起世界大战，后者归咎于德军进入比利时和法国之后的恶劣表现。德军不仅摧毁城市和村庄，枪杀无辜平民，而且制造了两个轰动性的破坏文物事件：八月二十五日，德军摧毁了古色古香的鲁汶大学图书馆，而鲁汶大学是比利时的最高学府和世界上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九月十八至二十日，德军炮轰古老的兰斯圣母院，而兰斯圣母院享有“法兰西最高贵的皇家教堂”的美誉，多位法兰西国王曾在此加冕。德军的行为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连中立的瑞士和意大利也表示抗议。来自敌对国家的声音就更加刺耳：英国作家吉卜林疾呼“匈奴人在砸门”；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将战争明确定性为“文明对野蛮之战”；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宣布：“德国的名字将遗臭万年。谁还怀疑他们不是野蛮人？”原本亲德的和平主义者罗曼·罗兰也不得不质问德国人：“你们是歌德还是阿提拉的子孙？”
　　德国人怒不可遏，对“野蛮说”进行了猛烈反击，其反击方式则令人耳目一新。德国天主教教师协会和德意志教师协会在其联合声明中指出，德国士兵全都上过国民学校，不可能做出野蛮行径；德国媒体对德国士兵的行军背囊津津乐道，说是里面可以没有剃须刀，但总有一本歌德一本尼采或者一本《圣经》和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俏皮的反战者卡尔·克劳斯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印数能否满足德军的需要表示质疑）；由版画艺术家路易斯·奥本海姆设计了一幅题为《我们是野蛮人？》的招贴画，拿德、英、法三国的文化“干货”来进行对比，结果是德国完胜，英、法完败；由九十三位来自文化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联合署名的《告文明世界书》则指责英、法两国跨越了文明的底线：“那些与俄罗斯人和塞尔维亚人结盟的人，那些唆使蒙古人和黑人攻击白种人，从而在世人面前上演一幕可耻的戏剧的人，最无权利装扮欧洲文明的守护者。”换言之，充满文化和种族自豪感的德意志精英对英、法两国与落后的东欧国家还有日本结盟嗤之以鼻，他们对于不远万里把有色人种从殖民地拉到欧洲战场做壮丁的做法更是义愤填膺。
　　在国际社会，德意志帝国因其军国主义而臭名昭著。人们纷纷进行谴责。一九一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就说过：“德国的军国主义就像一株有毒的蘑菇，它将欧洲毒害了半个世纪，现在必须予以铲除。”主张客观、公正的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则强调，协约国的战斗对象“不是德国文化，而是德国的军国主义”。德国的文化精英们对军国主义论做出的反应更加令人瞠目结舌。他们不仅坦承德国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而且把军国主义定义为德意志民族性格和德意志美德，并斥责区分说“虚伪”。《告文明世界书》在其第六条声明中郑重宣告：“如果没有德国的军国主义，德意志文化早就遭到摧毁。军国主义诞生于德意志文化，其使命就在于保护德意志文化，因为德意志文化诞生在一个几百年来饱受强盗滋扰的国家。德意志军队与德意志民族融为一体。”《告文明世界书》发表不到两周，普鲁士科学院主席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夫又起草了一份德意志帝国高校联合声明，百分之八十的高校教师在签名者之列。该声明对“以英国为首的德国的敌人”表示愤慨，因为“他们声称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让德国科学的精神与他们称之为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东西对立起来”。上述两份声明发表之后，海外舆论一片哗然，但是其签署者在德国并不孤单，因为许许多多的德国同胞有着同样的思想，操着同样的语言。譬如，哲学家和神学家恩斯特·特洛尔奇把军国主义、君主制、勤奋、秩序感定义为德意志民族特性；托马斯·曼认为：“只有在战争中，德国才充分绽放出美和美德。和平状态下的德国并不总是耐看”；桑巴特的定义更是高屋建瓴：军国主义就是“波茨坦和魏玛的完美统一”，等等。
　　二

“一战 ”以德国的战败告终。德国的知识精英们也随之输掉了笔杆子。他们拥护帝制，帝制垮了；他们反对西化，反对共和，战后的德国却建立了魏玛共和国；他们美化战争，把军国主义誉为德意志基因和德意志美德，战争却带来几百万、上千万人的死伤，死伤者的面貌恐怖而且丑陋，而德意志战士也频频出现精神崩溃：“一战”期间德军有二十万个战争精神病患者和三千个厌战自杀者（难怪卡尔·克劳斯倡议“缔结和平之后把讴歌战争的文人全部抓起来，然后在伤残军人面前狠狠鞭打一番”）；他们否认德军野蛮，德军却频频创下野蛮纪录，他们后来干的一些事情已令鲁汶事件和兰斯事件小巫见大巫：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德军率先发起毒气战，毒气战造成交战双方九万一千人死亡，一百三十万人受伤；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德国潜艇击沉英国皇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夺走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生命；德军率先发起无限制潜艇战，击沉大量民用商船……这些事情似乎不影响德国士兵阅读《浮士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圣经》，反之亦然。

“二战 ”结束时，托马斯·曼对德意志历史悲剧做过如下概括：“德意志人因其不通世故的理想主义而犯下滔天大罪。”理想主义就是唯心主义，二者在德文里是一个词：Idealismus。中文的两种译法分别与德文概念的正面和负面内涵相呼应。德国人可谓成也唯心，败也唯心。由于唯心，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由于唯心，他们不通世故，不懂常理；由于唯心，他们最终犯下滔天大罪。托马斯·曼这句肺腑之言同样适用于“一战”期间出现的各种唯心主义言论。可以说，一九一四的德国文化精英反对一七八九，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七八九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那一面，是因为他们看到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恶果，如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还有世界的祛魅和人类生活的散文化；他们鼓吹战争，一要归咎于他们的英雄情结和理想情结，二是因为他们无知，因为他们的经验和想象还停留在横刀立马的冷兵器时代，不知道一马当先、短兵相接的古典战争场面已是难得一见，现代战争意味着用机枪、大炮、坦克、毒气、潜艇实施大规模和远距离的屠杀；他们觉得自己有文化就不会走向邪恶，这更是典型的德意志唯心主义和唯美主义偏见，其始作俑者就是教导人们从美走向善的席勒。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二战”的时候纳粹在距离德意志文化双雄歌德、席勒的魏玛故居不到八公里的地方修建了“榉树林 ”，即布亨瓦尔德集中营。

“一战”结束后，德国知识精英中间的许多人从历史现实中接受了教训，转变或者部分转变了思想和立场，如特洛尔奇和托马斯·曼便是经典实例。但正如许多“一战”军人相信后院失火说（因为直到宣布投降那一刻德国的土地上都没有外国的一兵一卒），不少知识精英依然笃信“德意志特殊道路”，所以魏玛共和国的知识界出现了大分化、大活跃、大混乱的局面。一些知识精英成为纳粹思想的开路先锋。德意志第三帝国崛起之后，德国的知识分子有人欢呼雀跃，有人被迫出走。当托马斯·曼从大西洋彼岸宣告“我在何方，德意志文化就跟向何方”的时候，众多的德意志文化精英其实选择了跟随希特勒。

　　“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才跟德国人算包括“一战”在内的精神总账，英、美先在兰斯接受了纳粹德国的第一份战败投降书，随后与苏联在波茨坦发表联合公告，再后来又正式下令废除普鲁士建制并对原普鲁士邦领土进行肢解，彻底铲除了“波茨坦”的故乡。萧伯纳关于“一战”有助于让德国“戒掉波茨坦”的预言在三十年后才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实现。与此同时，英、美在其占领区推行非纳粹化运动，随后又把新生的联邦德国纳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联邦德国创造的经济奇迹和长达四十年的冷战历史让德国人在制度上、思想上彻底融入了西方。从某种程度上讲，联邦德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西化史，就是一部去德意志化的历史。
　　如今的德国，不仅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幸福，而且在政治、经济两方面引领欧陆、引领欧盟，而且一七八九的旗帜在如今的德意志大地迎风飘扬。决心和一九一四一刀两断，这是当代德国人政治成熟的标志。但耐人寻味的是，一九一四的笔杆子战士多半属于载入史册的思想大师、艺术大师、学术大师。今天的人们依然在捧读他们的书，依然在吸收他们的思想。而最能得其真传的，恐怕还是他们的德意志子孙后代。否则，联邦德国为何独树一帜地带着“社会”思维搞市场经济？为何不遗余力地保护其绿色大地？为何在抵御资本主义的罪恶方面似乎比其他西方大国胜出一筹？同样耐人寻味的是，联邦德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回顾六十年的文化成就时常常产生惆怅和纠结。这正如巴伐利亚艺术科学院前主席迪特·博希迈尔二○一三年在北大的一场讲演中所说：“我们在政治上成熟了，我们甚至变得很老练，但是我们不再有歌德和托马斯·曼，不再有康德和尼采，不再有贝多芬和瓦格纳……”
　　这种纠结和惆怅是不是很德意志？

——原载《读书》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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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是 野 蛮 人 ？作者：黄燎宇一

从十六世纪开始，德意志民族就是一个给世界带来刺激和震荡的民族。首先是马丁·路德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使基督教世界一分为二，形成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二元对立。十七世纪上半叶，这一对立引发了三十年战争。战争蔓延到整个欧洲，而且十分惨烈，德意志各邦国更是人口减半。进入十八世纪后，德意志民族成为音乐民族和“诗哲民族 ”。前者归功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后者与康德、歌德等人密不可分。十九世纪后半叶，普鲁士在德意志邦国中异军突起，先后通过战争打败丹麦、奥地利、法国，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在经济、科技、军事各个方面迅猛发展，直逼世界头号强国英格兰。二十世纪，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两次战败和两次崛起。两次战争德国均为东、西双线作战，而“一战”中的德国还在双重意义上进行双线作战，因为德国的知识分子用笔杆子开辟了第二战场，在思想战场“保家卫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德国文化人都参加了这场“保卫战”（中立和唱反调的只是极少数）。这场论战涉及诸多话题，以下三个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战争的责任在谁？对于这个问题，传统认为是德、奥首先宣战，是德国首先破坏国际法，进入他国领土。但是，一九一四年的德国人并不这么看问题。战争打响后，德国的文化人普遍认为德国打的是一场自卫反击战，他们义愤填膺，甚至充满悲情。他们为德意志民族的悲剧命运而悲愤。在他们眼里，德意志民族因为特立独行、因为生机勃勃而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排斥和仇视，并由此陷入由英、法、俄等国合力编织的 C形乃至 O形包围圈。就是说，他们把“仇德”心理视为战争的根源。这不是知识分子的奇谈怪论，而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上上下下的一致看法。所以，开战之后“愿上帝惩罚英格兰”成为四处可见的标语和日常问候语，《千夫所指英格兰》（Hassgesang gegen England，亦可译为《大刀向英国鬼子头上砍去》）很快成为响彻德意志大地的歌曲。即便今天，人们也不会觉得这种阐释多么匪夷所思。在对“一战”的百年反思中，充满现实关怀和本土关怀的中国学者常常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即“老二死得很惨”的历史规律，而“修昔底德陷阱”的经典例证就是始于十九世纪的德、英冲突：英国是老大，德国是咄咄逼人的老二，老大最终给老二设了个圈套……可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知识精英很少从现实利益或者地缘政治冲突去思考问题。对于他们，英格兰代表资本主义精神，法兰西代表法国大革命理想，二者是一丘之貉，与德意志精神格格不入。神学家马克斯·舍勒强调，这场世界大战“说来说去都是德、英之战”，从德国的角度看，这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及其恶果的战争”。如果英国赢得这场战争，那就意味着“温吞的英式享受和循规蹈矩的文明战胜充满原创和个性的文化，资产阶级战胜腓特烈大帝和歌德、康德的精神”。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索性把英、德对立上升为“商人”民族和“英雄”民族的对立，说德国人在“与一家百货公司搏斗”，说德国是最后一座“抵挡商业化浊流的防波堤”。文学家托马斯·曼坦言自己首先关心的不是德意志帝国的“商贸主导地位”，因为在一个“诞生了康德美学的国家”，人们可以做到“无关利害地欢呼德国的胜利”。他所关注的，是“蔑视十八世纪理想”的德意志精神如何抵御以民主制、共和制、议会制为特征的“西化”浪潮，是如何“保持德国的德意志特征”，如何避免德国遭遇“去德国化”。哲学家兼一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倭铿的调门更高：他深信德意志民族是“人类的灵魂 ”，消灭德意志精神就意味着“剥夺世界史的最深刻的意义”。总之，强调德意志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文化精英们的共同心声，他们深信德意志重精神、重内在，西方国家重物质和外在，而且用不同的概念和词语来描述二者的本质区别，如“文化”对“文明”，如“一九一四理想”（其始作俑者是社会学家约翰·普伦格）对“一七八九理想”，如“集体观念、诚实、勇于牺牲”对“自由、平等、博爱”等等。

　　第二，战争是祸是福？对于刚刚打响的战争，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文化人可谓掌声一片：战争是福分。这种态度源于他们对战争所做的社会学思考和形而上透视，他们认为战争具有陶冶情操、弘扬民族精神、改造社会之效。
　　对于神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特洛尔奇而言，战争是发现“德意志人在世上的神圣使命”的契机。倭铿把战争视为道德的源泉，他的一篇著名演说就叫《战争的道德力量》；他的学生马克斯·舍勒认为战争能够给生命、给历史注入活力，宣称“和平时期的‘规范’源自在战争中得以升华的道德现实”。桑巴特断言 “没有危险，人就要退化，就会变得肤浅，就会虚构幸福”，所以他把战争看作“实现灵魂革命”的手段。他对战前社会严重不满，抱怨人们“对电报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原罪问题和维特的烦恼的兴趣”。桑巴特的同行和朋友韦伯则高呼：“不管战果如何，这都是一场伟大而美妙的战争。”与韦伯和桑巴特共同创立了“德国社会学学会”的格奥尔格·西美尔，相信战争将“给德意志文化注入活力”，相信战争是克服“拜金主义”的手段。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言简意赅地把战争誉为“精神大扫除”；画家弗朗茨·马尔克认为可以通过战争打扫被他称为“奥吉亚斯牛圈”的老欧洲；自然主义文学家尤里乌斯·哈特期待“战争精神”清除“文学中的各种时髦、变态、颓废、泛滥成灾的色情描写、附庸风雅的超人形象，还有空洞无物的形式主义和技巧主义”。

需要补充的是，在德意志第二帝国，人们的战争热忱与人们的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基本成正比。文化人和上等人的战争热忱普遍高于工人、农民，但这并非因为前者留在大后方高谈阔论，后者则开赴前线充当炮灰。德国的贵族和文化人一般都不畏惧打仗，他们不仅做宣传鼓动工作，不仅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还主动报名参军或者送子参军。据统计，在开战后头十天自愿参军的二十六万人和最终入伍的十四万人中间，来自社会中上层家庭的子弟占了绝大多数。年过五旬的著名诗人理夏德·德默尔就主动参军并开赴前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豪普特曼把自己的四个儿子送上了前线，弗朗茨·马尔克则在凡尔登战役中阵亡。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入伍的，也以自己的方式向战争和战士表达敬意。譬如，近视眼黑塞撰写了长诗《艺术家向战士致敬》；《千夫所指英格兰》来自征兵体检不合格的恩斯特·利绍尔笔下；同样未能通过体检的托马斯·曼用笔杆子代替枪杆子，四年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写政论；音乐家理查德·施特劳斯写完《没有影子的女人》的第一幕之后特别在乐谱上注明“完成于萨尔堡大捷之日”，等等。　　

第三，谁是野蛮人？
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德意志文化发生了从英特纳雄耐尔到纳雄耐尔的转变。十八世纪的德国人颇有国际胸怀，康德梦想世界大同，歌德呼唤世界文学，席勒获得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公民称号。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化人则不仅张嘴“德意志”闭嘴“德意志”，而且喊出了“德意志高于一切”、“让世界随德意志精神复兴”这类响亮的口号。

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到 “一战”爆发的几十年里，德国在人口、经济总量、文化和科技创造几个方面飞速发展，德国人的民族优越感也同步增长。威廉二世不仅保证要带领其臣民“走向辉煌时代”，而且发出了“德意志帝国的太阳应该永不落”的豪言。所以，桑巴特的《商人和英雄》可以一本正经地以如下句子开篇：“正如德意志大雕总是在芸芸众生之上高高盘旋一样，德意志人应该高高在上，俯瞰四夷。”

　　“一战”爆发后，德国在国际社会落下两项恶名：一是军国主义，二是野蛮。前者归咎于德意志第二帝国长期奉行穷兵黩武政策并最终挑起世界大战，后者归咎于德军进入比利时和法国之后的恶劣表现。德军不仅摧毁城市和村庄，枪杀无辜平民，而且制造了两个轰动性的破坏文物事件：八月二十五日，德军摧毁了古色古香的鲁汶大学图书馆，而鲁汶大学是比利时的最高学府和世界上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九月十八至二十日，德军炮轰古老的兰斯圣母院，而兰斯圣母院享有“法兰西最高贵的皇家教堂”的美誉，多位法兰西国王曾在此加冕。德军的行为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连中立的瑞士和意大利也表示抗议。来自敌对国家的声音就更加刺耳：英国作家吉卜林疾呼“匈奴人在砸门”；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将战争明确定性为“文明对野蛮之战”；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宣布：“德国的名字将遗臭万年。谁还怀疑他们不是野蛮人？”原本亲德的和平主义者罗曼·罗兰也不得不质问德国人：“你们是歌德还是阿提拉的子孙？”
　　德国人怒不可遏，对“野蛮说”进行了猛烈反击，其反击方式则令人耳目一新。德国天主教教师协会和德意志教师协会在其联合声明中指出，德国士兵全都上过国民学校，不可能做出野蛮行径；德国媒体对德国士兵的行军背囊津津乐道，说是里面可以没有剃须刀，但总有一本歌德一本尼采或者一本《圣经》和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俏皮的反战者卡尔·克劳斯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印数能否满足德军的需要表示质疑）；由版画艺术家路易斯·奥本海姆设计了一幅题为《我们是野蛮人？》的招贴画，拿德、英、法三国的文化“干货”来进行对比，结果是德国完胜，英、法完败；由九十三位来自文化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联合署名的《告文明世界书》则指责英、法两国跨越了文明的底线：“那些与俄罗斯人和塞尔维亚人结盟的人，那些唆使蒙古人和黑人攻击白种人，从而在世人面前上演一幕可耻的戏剧的人，最无权利装扮欧洲文明的守护者。”换言之，充满文化和种族自豪感的德意志精英对英、法两国与落后的东欧国家还有日本结盟嗤之以鼻，他们对于不远万里把有色人种从殖民地拉到欧洲战场做壮丁的做法更是义愤填膺。
　　在国际社会，德意志帝国因其军国主义而臭名昭著。人们纷纷进行谴责。一九一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就说过：“德国的军国主义就像一株有毒的蘑菇，它将欧洲毒害了半个世纪，现在必须予以铲除。”主张客观、公正的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则强调，协约国的战斗对象“不是德国文化，而是德国的军国主义”。德国的文化精英们对军国主义论做出的反应更加令人瞠目结舌。他们不仅坦承德国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而且把军国主义定义为德意志民族性格和德意志美德，并斥责区分说“虚伪”。《告文明世界书》在其第六条声明中郑重宣告：“如果没有德国的军国主义，德意志文化早就遭到摧毁。军国主义诞生于德意志文化，其使命就在于保护德意志文化，因为德意志文化诞生在一个几百年来饱受强盗滋扰的国家。德意志军队与德意志民族融为一体。”《告文明世界书》发表不到两周，普鲁士科学院主席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夫又起草了一份德意志帝国高校联合声明，百分之八十的高校教师在签名者之列。该声明对“以英国为首的德国的敌人”表示愤慨，因为“他们声称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让德国科学的精神与他们称之为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东西对立起来”。上述两份声明发表之后，海外舆论一片哗然，但是其签署者在德国并不孤单，因为许许多多的德国同胞有着同样的思想，操着同样的语言。譬如，哲学家和神学家恩斯特·特洛尔奇把军国主义、君主制、勤奋、秩序感定义为德意志民族特性；托马斯·曼认为：“只有在战争中，德国才充分绽放出美和美德。和平状态下的德国并不总是耐看”；桑巴特的定义更是高屋建瓴：军国主义就是“波茨坦和魏玛的完美统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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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 ”以德国的战败告终。德国的知识精英们也随之输掉了笔杆子。他们拥护帝制，帝制垮了；他们反对西化，反对共和，战后的德国却建立了魏玛共和国；他们美化战争，把军国主义誉为德意志基因和德意志美德，战争却带来几百万、上千万人的死伤，死伤者的面貌恐怖而且丑陋，而德意志战士也频频出现精神崩溃：“一战”期间德军有二十万个战争精神病患者和三千个厌战自杀者（难怪卡尔·克劳斯倡议“缔结和平之后把讴歌战争的文人全部抓起来，然后在伤残军人面前狠狠鞭打一番”）；他们否认德军野蛮，德军却频频创下野蛮纪录，他们后来干的一些事情已令鲁汶事件和兰斯事件小巫见大巫：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德军率先发起毒气战，毒气战造成交战双方九万一千人死亡，一百三十万人受伤；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德国潜艇击沉英国皇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夺走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生命；德军率先发起无限制潜艇战，击沉大量民用商船……这些事情似乎不影响德国士兵阅读《浮士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圣经》，反之亦然。

“二战 ”结束时，托马斯·曼对德意志历史悲剧做过如下概括：“德意志人因其不通世故的理想主义而犯下滔天大罪。”理想主义就是唯心主义，二者在德文里是一个词：Idealismus。中文的两种译法分别与德文概念的正面和负面内涵相呼应。德国人可谓成也唯心，败也唯心。由于唯心，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由于唯心，他们不通世故，不懂常理；由于唯心，他们最终犯下滔天大罪。托马斯·曼这句肺腑之言同样适用于“一战”期间出现的各种唯心主义言论。可以说，一九一四的德国文化精英反对一七八九，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七八九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那一面，是因为他们看到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恶果，如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还有世界的祛魅和人类生活的散文化；他们鼓吹战争，一要归咎于他们的英雄情结和理想情结，二是因为他们无知，因为他们的经验和想象还停留在横刀立马的冷兵器时代，不知道一马当先、短兵相接的古典战争场面已是难得一见，现代战争意味着用机枪、大炮、坦克、毒气、潜艇实施大规模和远距离的屠杀；他们觉得自己有文化就不会走向邪恶，这更是典型的德意志唯心主义和唯美主义偏见，其始作俑者就是教导人们从美走向善的席勒。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二战”的时候纳粹在距离德意志文化双雄歌德、席勒的魏玛故居不到八公里的地方修建了“榉树林 ”，即布亨瓦尔德集中营。

“一战”结束后，德国知识精英中间的许多人从历史现实中接受了教训，转变或者部分转变了思想和立场，如特洛尔奇和托马斯·曼便是经典实例。但正如许多“一战”军人相信后院失火说（因为直到宣布投降那一刻德国的土地上都没有外国的一兵一卒），不少知识精英依然笃信“德意志特殊道路”，所以魏玛共和国的知识界出现了大分化、大活跃、大混乱的局面。一些知识精英成为纳粹思想的开路先锋。德意志第三帝国崛起之后，德国的知识分子有人欢呼雀跃，有人被迫出走。当托马斯·曼从大西洋彼岸宣告“我在何方，德意志文化就跟向何方”的时候，众多的德意志文化精英其实选择了跟随希特勒。

　　“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才跟德国人算包括“一战”在内的精神总账，英、美先在兰斯接受了纳粹德国的第一份战败投降书，随后与苏联在波茨坦发表联合公告，再后来又正式下令废除普鲁士建制并对原普鲁士邦领土进行肢解，彻底铲除了“波茨坦”的故乡。萧伯纳关于“一战”有助于让德国“戒掉波茨坦”的预言在三十年后才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实现。与此同时，英、美在其占领区推行非纳粹化运动，随后又把新生的联邦德国纳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联邦德国创造的经济奇迹和长达四十年的冷战历史让德国人在制度上、思想上彻底融入了西方。从某种程度上讲，联邦德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西化史，就是一部去德意志化的历史。
　　如今的德国，不仅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幸福，而且在政治、经济两方面引领欧陆、引领欧盟，而且一七八九的旗帜在如今的德意志大地迎风飘扬。决心和一九一四一刀两断，这是当代德国人政治成熟的标志。但耐人寻味的是，一九一四的笔杆子战士多半属于载入史册的思想大师、艺术大师、学术大师。今天的人们依然在捧读他们的书，依然在吸收他们的思想。而最能得其真传的，恐怕还是他们的德意志子孙后代。否则，联邦德国为何独树一帜地带着“社会”思维搞市场经济？为何不遗余力地保护其绿色大地？为何在抵御资本主义的罪恶方面似乎比其他西方大国胜出一筹？同样耐人寻味的是，联邦德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回顾六十年的文化成就时常常产生惆怅和纠结。这正如巴伐利亚艺术科学院前主席迪特·博希迈尔二○一三年在北大的一场讲演中所说：“我们在政治上成熟了，我们甚至变得很老练，但是我们不再有歌德和托马斯·曼，不再有康德和尼采，不再有贝多芬和瓦格纳……”
　　这种纠结和惆怅是不是很德意志？

——原载《读书》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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