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日战争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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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日战争的历史背景
2007-06-04 来源: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郭汝瑰黄玉章[中国]
[出自《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2001
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17世纪之后发展就缓慢了。而欧洲的英、法等国从1640年开始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60年代起又进行了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力得到飞速的发展，英、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注：《马克思致路·库格曼》。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0页。]它们积极向外进行殖民扩张。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其资本主义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资本越发集中，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就大量输出资本，并疯狂地争夺殖民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又多未开发，而且此时的清王朝正处于国势日趋衰微的时候，中国自然便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激烈竞争、角逐的对象。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扩张
英国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商贸易，并允许英国派驻领事等官。西方列强自此以武力侵略中国，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3年英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虎门条约》，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美国、法国亦于1844年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美、法以利益均沾为理由，取得了英国所得到的全部特权——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此外，美国还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取得了美国军舰可以到中国各港口“巡查”的权利。
1849年，葡萄牙也在英、美、法三国的支持之下强行霸占了中国的领土澳门。[注：澳门原属广东香山县，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借口曝晒水渍货物，强行上岸租占。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4月，葡萄牙官员亚马勒以粤督拒其请裁海关设立广州领事为名，驱逐了澳门的同知，封闭了海关，劫掠财物，并停付自16世纪以来按年交纳的租金，企图霸占澳门。8月间，澳门乡民沈志亮刺杀了亚马勒，英国军舰开至澳门，示威支持葡萄牙，英、法、美三国公使联合向清政府抗议。葡萄牙遂驱逐了清政府在澳门的所有机构，强占了澳门。1887年，清政府与葡萄牙签订了《北京条约》，在既成事实上承认割让澳门及澳属之地给葡萄牙。1928年，中国政府声明此约作废。葡萄牙占据澳门失去了条约根据。]
1857年，英、法两国乘清政府全力镇压太平军之机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占了广州；次年5月，攻占大沽炮台，迫近北京。俄国利用英法联军的军事压力，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1956年改瑷珲为“爱辉”)，中国被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6月间又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中国被迫允许俄国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七处口岸通商、设领事馆和停泊军舰。当月，美国也乘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规定清政府给予同其他国家一样的特权(“一体均沾”)。英法联军继俄、美之后，亦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再开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开埠时，牛庄、登州、潮州分别改设于营口、烟台、汕头)，对英赔款400万两白银，对法赔款200万两白银，并允许鸦片进口，规定中国各口岸海关任用英国人帮办税务。
但英、法殖民者仍不满意，1859年英法联军借故再次进攻大沽，于1860年侵入北京，将清国统治者经营100多年、聚集古今艺术珍品的圆明园劫掠一空，并放火将这座综合中外建筑艺术、举世罕见的壮丽园林和宫殿焚为废墟；同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赔款给英、法各800万两白银，还割九龙半岛南部给英国。俄国趁火打劫，以所谓“调停有功”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合法化了，海关也落入外国人控制之中，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在经济上进一步走向殖民地化。这一时期，列强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在不平等条约中所取得的特权，由英美倡导，俄、法等国支持，在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中采取“合作政策”，即在侵华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与合作”，以达到共同侵略的目的。清政府无力抗拒列强的要求，对外采取妥协退让方针，这就越发加深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英国势力侵入缅甸之后，即开始向中国西南部扩张势力。1876年，利用上年马嘉理事件，[注：英国为在中国西南扩张势力，企图修建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地区的铁路。1874年英国派上校军官柏郎率英军“远征队”200人拟由缅甸进人云南进行勘查。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担任向导。1875年2月间，马嘉理带领先遣武装“探路队”，没有知会中国地方官就闯入云南境内，在腾越(今腾冲)地区被曼允山寨景颇族人民阻止。马嘉理开枪击杀群众多人，群众奋起抵抗，将马嘉理打死。此即所谓“马嘉理事件”，亦称“滇案”。]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规定中方除了“抚恤”、“赔款”、“惩凶”、“道歉”之外，又允许英国人开辟印藏交通，前往西藏、云南、青海、甘肃等省“游历”，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并扩大领事裁判权，还规定外货免纳各项内地税款，由此获得了比《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更多的特权。
1883年法国在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之后，即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1884年发动了中法战争。1885年清军在镇南关及临洮连败法军，但清政府在美、英、俄三国以调停为名迫使妥协的压力下，和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和《中法新约》，其中规定中国今后修建铁路应向法国“商办”，并在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势力遂又侵入云南、广西，加深了西南边疆的危机。
1888年，英国军队侵入西藏，攻占隆吐山、亚东、郎热等要隘。1890年和1893年，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了《藏印条约》和《印藏续约》，隆吐山、热纳、咱利一带为英国强占，并强迫清政府开放亚东，准许英国派官员驻扎。英国势力遂侵入西藏。
日本本来与中国清国一样，同为封建独立国家，对外都采用闭关锁国政策，遭遇也大致相同。明治维新后，日本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成为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致力于向外扩张。1874年，由美国怂恿、支持，并供给舰船及派军官参与指挥，日本第一次以武力侵略中国，即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侵入台湾琅峤。后在英国“调停”下，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约三款》，偿付日本“抚恤”等银50万两白银，日本侵略军才撤离台湾。
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1894年又侵入朝鲜，并在俄、德、法、美四国暗中支持之下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败，被迫于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可设立工厂)，并允许日船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和日军占领威海卫等。这一在西方列强支持下强加给中国的丧权辱国条约，不仅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更加膨胀，使日本迅速跻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加紧走上侵略中国和亚洲的道路，而且也适应了西方列强向中国扩张势力的需要。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都享有与日本在中国经营工业企业的相同权利，都可以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经济压迫。由于日本勒索的战争赔款已接近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3倍，清政府不得不大借外债，西方列强则通过巨额的贷款进一步控制中国。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并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日战争的历史背景
2007-06-04 来源: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郭汝瑰黄玉章[中国]
[出自《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2001
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17世纪之后发展就缓慢了。而欧洲的英、法等国从1640年开始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60年代起又进行了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力得到飞速的发展，英、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注：《马克思致路·库格曼》。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0页。]它们积极向外进行殖民扩张。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其资本主义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资本越发集中，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就大量输出资本，并疯狂地争夺殖民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又多未开发，而且此时的清王朝正处于国势日趋衰微的时候，中国自然便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激烈竞争、角逐的对象。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扩张
英国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商贸易，并允许英国派驻领事等官。西方列强自此以武力侵略中国，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3年英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虎门条约》，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美国、法国亦于1844年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美、法以利益均沾为理由，取得了英国所得到的全部特权——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此外，美国还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取得了美国军舰可以到中国各港口“巡查”的权利。
1849年，葡萄牙也在英、美、法三国的支持之下强行霸占了中国的领土澳门。[注：澳门原属广东香山县，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借口曝晒水渍货物，强行上岸租占。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4月，葡萄牙官员亚马勒以粤督拒其请裁海关设立广州领事为名，驱逐了澳门的同知，封闭了海关，劫掠财物，并停付自16世纪以来按年交纳的租金，企图霸占澳门。8月间，澳门乡民沈志亮刺杀了亚马勒，英国军舰开至澳门，示威支持葡萄牙，英、法、美三国公使联合向清政府抗议。葡萄牙遂驱逐了清政府在澳门的所有机构，强占了澳门。1887年，清政府与葡萄牙签订了《北京条约》，在既成事实上承认割让澳门及澳属之地给葡萄牙。1928年，中国政府声明此约作废。葡萄牙占据澳门失去了条约根据。]
1857年，英、法两国乘清政府全力镇压太平军之机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占了广州；次年5月，攻占大沽炮台，迫近北京。俄国利用英法联军的军事压力，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1956年改瑷珲为“爱辉”)，中国被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6月间又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中国被迫允许俄国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七处口岸通商、设领事馆和停泊军舰。当月，美国也乘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规定清政府给予同其他国家一样的特权(“一体均沾”)。英法联军继俄、美之后，亦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再开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开埠时，牛庄、登州、潮州分别改设于营口、烟台、汕头)，对英赔款400万两白银，对法赔款200万两白银，并允许鸦片进口，规定中国各口岸海关任用英国人帮办税务。
但英、法殖民者仍不满意，1859年英法联军借故再次进攻大沽，于1860年侵入北京，将清国统治者经营100多年、聚集古今艺术珍品的圆明园劫掠一空，并放火将这座综合中外建筑艺术、举世罕见的壮丽园林和宫殿焚为废墟；同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赔款给英、法各800万两白银，还割九龙半岛南部给英国。俄国趁火打劫，以所谓“调停有功”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合法化了，海关也落入外国人控制之中，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在经济上进一步走向殖民地化。这一时期，列强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在不平等条约中所取得的特权，由英美倡导，俄、法等国支持，在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中采取“合作政策”，即在侵华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与合作”，以达到共同侵略的目的。清政府无力抗拒列强的要求，对外采取妥协退让方针，这就越发加深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英国势力侵入缅甸之后，即开始向中国西南部扩张势力。1876年，利用上年马嘉理事件，[注：英国为在中国西南扩张势力，企图修建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地区的铁路。1874年英国派上校军官柏郎率英军“远征队”200人拟由缅甸进人云南进行勘查。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担任向导。1875年2月间，马嘉理带领先遣武装“探路队”，没有知会中国地方官就闯入云南境内，在腾越(今腾冲)地区被曼允山寨景颇族人民阻止。马嘉理开枪击杀群众多人，群众奋起抵抗，将马嘉理打死。此即所谓“马嘉理事件”，亦称“滇案”。]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规定中方除了“抚恤”、“赔款”、“惩凶”、“道歉”之外，又允许英国人开辟印藏交通，前往西藏、云南、青海、甘肃等省“游历”，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并扩大领事裁判权，还规定外货免纳各项内地税款，由此获得了比《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更多的特权。
1883年法国在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之后，即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1884年发动了中法战争。1885年清军在镇南关及临洮连败法军，但清政府在美、英、俄三国以调停为名迫使妥协的压力下，和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和《中法新约》，其中规定中国今后修建铁路应向法国“商办”，并在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势力遂又侵入云南、广西，加深了西南边疆的危机。
1888年，英国军队侵入西藏，攻占隆吐山、亚东、郎热等要隘。1890年和1893年，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了《藏印条约》和《印藏续约》，隆吐山、热纳、咱利一带为英国强占，并强迫清政府开放亚东，准许英国派官员驻扎。英国势力遂侵入西藏。
日本本来与中国清国一样，同为封建独立国家，对外都采用闭关锁国政策，遭遇也大致相同。明治维新后，日本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成为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致力于向外扩张。1874年，由美国怂恿、支持，并供给舰船及派军官参与指挥，日本第一次以武力侵略中国，即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侵入台湾琅峤。后在英国“调停”下，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约三款》，偿付日本“抚恤”等银50万两白银，日本侵略军才撤离台湾。
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1894年又侵入朝鲜，并在俄、德、法、美四国暗中支持之下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败，被迫于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可设立工厂)，并允许日船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和日军占领威海卫等。这一在西方列强支持下强加给中国的丧权辱国条约，不仅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更加膨胀，使日本迅速跻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加紧走上侵略中国和亚洲的道路，而且也适应了西方列强向中国扩张势力的需要。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都享有与日本在中国经营工业企业的相同权利，都可以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经济压迫。由于日本勒索的战争赔款已接近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3倍，清政府不得不大借外债，西方列强则通过巨额的贷款进一步控制中国。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并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
2007-06-04 来源: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郭汝瑰黄玉章[中国]
[出自《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2001
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17世纪之后发展就缓慢了。而欧洲的英、法等国从1640年开始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60年代起又进行了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力得到飞速的发展，英、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注：《马克思致路·库格曼》。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0页。]它们积极向外进行殖民扩张。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其资本主义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资本越发集中，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就大量输出资本，并疯狂地争夺殖民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又多未开发，而且此时的清王朝正处于国势日趋衰微的时候，中国自然便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激烈竞争、角逐的对象。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扩张
英国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商贸易，并允许英国派驻领事等官。西方列强自此以武力侵略中国，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3年英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虎门条约》，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美国、法国亦于1844年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美、法以利益均沾为理由，取得了英国所得到的全部特权——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此外，美国还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取得了美国军舰可以到中国各港口“巡查”的权利。
1849年，葡萄牙也在英、美、法三国的支持之下强行霸占了中国的领土澳门。[注：澳门原属广东香山县，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借口曝晒水渍货物，强行上岸租占。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4月，葡萄牙官员亚马勒以粤督拒其请裁海关设立广州领事为名，驱逐了澳门的同知，封闭了海关，劫掠财物，并停付自16世纪以来按年交纳的租金，企图霸占澳门。8月间，澳门乡民沈志亮刺杀了亚马勒，英国军舰开至澳门，示威支持葡萄牙，英、法、美三国公使联合向清政府抗议。葡萄牙遂驱逐了清政府在澳门的所有机构，强占了澳门。1887年，清政府与葡萄牙签订了《北京条约》，在既成事实上承认割让澳门及澳属之地给葡萄牙。1928年，中国政府声明此约作废。葡萄牙占据澳门失去了条约根据。]
1857年，英、法两国乘清政府全力镇压太平军之机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占了广州；次年5月，攻占大沽炮台，迫近北京。俄国利用英法联军的军事压力，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1956年改瑷珲为“爱辉”)，中国被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6月间又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中国被迫允许俄国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七处口岸通商、设领事馆和停泊军舰。当月，美国也乘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规定清政府给予同其他国家一样的特权(“一体均沾”)。英法联军继俄、美之后，亦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再开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开埠时，牛庄、登州、潮州分别改设于营口、烟台、汕头)，对英赔款400万两白银，对法赔款200万两白银，并允许鸦片进口，规定中国各口岸海关任用英国人帮办税务。
但英、法殖民者仍不满意，1859年英法联军借故再次进攻大沽，于1860年侵入北京，将清国统治者经营100多年、聚集古今艺术珍品的圆明园劫掠一空，并放火将这座综合中外建筑艺术、举世罕见的壮丽园林和宫殿焚为废墟；同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赔款给英、法各800万两白银，还割九龙半岛南部给英国。俄国趁火打劫，以所谓“调停有功”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合法化了，海关也落入外国人控制之中，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在经济上进一步走向殖民地化。这一时期，列强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在不平等条约中所取得的特权，由英美倡导，俄、法等国支持，在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中采取“合作政策”，即在侵华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与合作”，以达到共同侵略的目的。清政府无力抗拒列强的要求，对外采取妥协退让方针，这就越发加深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英国势力侵入缅甸之后，即开始向中国西南部扩张势力。1876年，利用上年马嘉理事件，[注：英国为在中国西南扩张势力，企图修建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地区的铁路。1874年英国派上校军官柏郎率英军“远征队”200人拟由缅甸进人云南进行勘查。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担任向导。1875年2月间，马嘉理带领先遣武装“探路队”，没有知会中国地方官就闯入云南境内，在腾越(今腾冲)地区被曼允山寨景颇族人民阻止。马嘉理开枪击杀群众多人，群众奋起抵抗，将马嘉理打死。此即所谓“马嘉理事件”，亦称“滇案”。]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规定中方除了“抚恤”、“赔款”、“惩凶”、“道歉”之外，又允许英国人开辟印藏交通，前往西藏、云南、青海、甘肃等省“游历”，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并扩大领事裁判权，还规定外货免纳各项内地税款，由此获得了比《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更多的特权。
1883年法国在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之后，即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1884年发动了中法战争。1885年清军在镇南关及临洮连败法军，但清政府在美、英、俄三国以调停为名迫使妥协的压力下，和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和《中法新约》，其中规定中国今后修建铁路应向法国“商办”，并在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势力遂又侵入云南、广西，加深了西南边疆的危机。
1888年，英国军队侵入西藏，攻占隆吐山、亚东、郎热等要隘。1890年和1893年，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了《藏印条约》和《印藏续约》，隆吐山、热纳、咱利一带为英国强占，并强迫清政府开放亚东，准许英国派官员驻扎。英国势力遂侵入西藏。
日本本来与中国清国一样，同为封建独立国家，对外都采用闭关锁国政策，遭遇也大致相同。明治维新后，日本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成为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致力于向外扩张。1874年，由美国怂恿、支持，并供给舰船及派军官参与指挥，日本第一次以武力侵略中国，即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侵入台湾琅峤。后在英国“调停”下，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约三款》，偿付日本“抚恤”等银50万两白银，日本侵略军才撤离台湾。
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1894年又侵入朝鲜，并在俄、德、法、美四国暗中支持之下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败，被迫于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可设立工厂)，并允许日船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和日军占领威海卫等。这一在西方列强支持下强加给中国的丧权辱国条约，不仅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更加膨胀，使日本迅速跻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加紧走上侵略中国和亚洲的道路，而且也适应了西方列强向中国扩张势力的需要。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都享有与日本在中国经营工业企业的相同权利，都可以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经济压迫。由于日本勒索的战争赔款已接近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3倍，清政府不得不大借外债，西方列强则通过巨额的贷款进一步控制中国。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并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日战争的历史背景
2007-06-04 来源: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郭汝瑰黄玉章[中国]
[出自《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2001
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17世纪之后发展就缓慢了。而欧洲的英、法等国从1640年开始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60年代起又进行了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力得到飞速的发展，英、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注：《马克思致路·库格曼》。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0页。]它们积极向外进行殖民扩张。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其资本主义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资本越发集中，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就大量输出资本，并疯狂地争夺殖民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又多未开发，而且此时的清王朝正处于国势日趋衰微的时候，中国自然便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激烈竞争、角逐的对象。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扩张
英国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商贸易，并允许英国派驻领事等官。西方列强自此以武力侵略中国，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3年英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虎门条约》，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美国、法国亦于1844年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美、法以利益均沾为理由，取得了英国所得到的全部特权——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此外，美国还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取得了美国军舰可以到中国各港口“巡查”的权利。
1849年，葡萄牙也在英、美、法三国的支持之下强行霸占了中国的领土澳门。[注：澳门原属广东香山县，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借口曝晒水渍货物，强行上岸租占。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4月，葡萄牙官员亚马勒以粤督拒其请裁海关设立广州领事为名，驱逐了澳门的同知，封闭了海关，劫掠财物，并停付自16世纪以来按年交纳的租金，企图霸占澳门。8月间，澳门乡民沈志亮刺杀了亚马勒，英国军舰开至澳门，示威支持葡萄牙，英、法、美三国公使联合向清政府抗议。葡萄牙遂驱逐了清政府在澳门的所有机构，强占了澳门。1887年，清政府与葡萄牙签订了《北京条约》，在既成事实上承认割让澳门及澳属之地给葡萄牙。1928年，中国政府声明此约作废。葡萄牙占据澳门失去了条约根据。]
1857年，英、法两国乘清政府全力镇压太平军之机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占了广州；次年5月，攻占大沽炮台，迫近北京。俄国利用英法联军的军事压力，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1956年改瑷珲为“爱辉”)，中国被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6月间又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中国被迫允许俄国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七处口岸通商、设领事馆和停泊军舰。当月，美国也乘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规定清政府给予同其他国家一样的特权(“一体均沾”)。英法联军继俄、美之后，亦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再开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开埠时，牛庄、登州、潮州分别改设于营口、烟台、汕头)，对英赔款400万两白银，对法赔款200万两白银，并允许鸦片进口，规定中国各口岸海关任用英国人帮办税务。
但英、法殖民者仍不满意，1859年英法联军借故再次进攻大沽，于1860年侵入北京，将清国统治者经营100多年、聚集古今艺术珍品的圆明园劫掠一空，并放火将这座综合中外建筑艺术、举世罕见的壮丽园林和宫殿焚为废墟；同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赔款给英、法各800万两白银，还割九龙半岛南部给英国。俄国趁火打劫，以所谓“调停有功”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合法化了，海关也落入外国人控制之中，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在经济上进一步走向殖民地化。这一时期，列强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在不平等条约中所取得的特权，由英美倡导，俄、法等国支持，在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中采取“合作政策”，即在侵华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与合作”，以达到共同侵略的目的。清政府无力抗拒列强的要求，对外采取妥协退让方针，这就越发加深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英国势力侵入缅甸之后，即开始向中国西南部扩张势力。1876年，利用上年马嘉理事件，[注：英国为在中国西南扩张势力，企图修建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地区的铁路。1874年英国派上校军官柏郎率英军“远征队”200人拟由缅甸进人云南进行勘查。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担任向导。1875年2月间，马嘉理带领先遣武装“探路队”，没有知会中国地方官就闯入云南境内，在腾越(今腾冲)地区被曼允山寨景颇族人民阻止。马嘉理开枪击杀群众多人，群众奋起抵抗，将马嘉理打死。此即所谓“马嘉理事件”，亦称“滇案”。]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规定中方除了“抚恤”、“赔款”、“惩凶”、“道歉”之外，又允许英国人开辟印藏交通，前往西藏、云南、青海、甘肃等省“游历”，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并扩大领事裁判权，还规定外货免纳各项内地税款，由此获得了比《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更多的特权。
1883年法国在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之后，即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1884年发动了中法战争。1885年清军在镇南关及临洮连败法军，但清政府在美、英、俄三国以调停为名迫使妥协的压力下，和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和《中法新约》，其中规定中国今后修建铁路应向法国“商办”，并在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势力遂又侵入云南、广西，加深了西南边疆的危机。
1888年，英国军队侵入西藏，攻占隆吐山、亚东、郎热等要隘。1890年和1893年，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了《藏印条约》和《印藏续约》，隆吐山、热纳、咱利一带为英国强占，并强迫清政府开放亚东，准许英国派官员驻扎。英国势力遂侵入西藏。
日本本来与中国清国一样，同为封建独立国家，对外都采用闭关锁国政策，遭遇也大致相同。明治维新后，日本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成为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致力于向外扩张。1874年，由美国怂恿、支持，并供给舰船及派军官参与指挥，日本第一次以武力侵略中国，即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侵入台湾琅峤。后在英国“调停”下，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约三款》，偿付日本“抚恤”等银50万两白银，日本侵略军才撤离台湾。
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1894年又侵入朝鲜，并在俄、德、法、美四国暗中支持之下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败，被迫于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可设立工厂)，并允许日船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和日军占领威海卫等。这一在西方列强支持下强加给中国的丧权辱国条约，不仅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更加膨胀，使日本迅速跻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加紧走上侵略中国和亚洲的道路，而且也适应了西方列强向中国扩张势力的需要。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都享有与日本在中国经营工业企业的相同权利，都可以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经济压迫。由于日本勒索的战争赔款已接近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3倍，清政府不得不大借外债，西方列强则通过巨额的贷款进一步控制中国。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并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
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其工业不发达，在经济上无力与英、美等列强竞争，便企图以扩大领土来弥补经济力量的不足。而中国的东北正是它扩张的主要目标。当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后，俄国资产阶级曾叫嚷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干净利落的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注：[俄]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第34页。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三次修订本第231页。]《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俄国认为这是对其独霸中国东北和争霸太平洋的直接威胁。他们要“为俄国的最大利益着想，要维持中国的现状”，“决不可让日本渗透到中国的心脏而在辽东半岛攫得立足点”，[注：[俄]亚尔莫林斯基：《维特伯爵回忆录》第64~65页。
转引自《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第232页。]遂向德、法两国建议，由德、法、俄三国共同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法国是俄国在欧洲的盟友，为乘机向清政府索取利权，当然愿意参加干涉。德国这时的垄断资本已迅速发展起来，又沿袭了普鲁士的军事传统，已经成为一个侵略性强的军国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企图乘机在中国占领一个海港，以作为其向东方扩张的海军基地，因此也同意参加干涉。三国的海军舰队开至日本附近海面，俄国并在西伯利亚集结5万军队随时准备出动。
日本急向英、美两国求援，但英、美不愿日本的在华势力过分膨胀，也劝日本接受三国要求。当时日本因甲午战争的消耗，考虑到“国力枯竭，有待恢复。尽管陆军在作下一步作战准备，但海军却无力与三国海军对阵。如果海上联系被三国海军切断，日本在中国东北和韩国的军队，便会陷入完全孤立无援、生存受到威胁的境地”，[注：[日]大桥武夫：《战略与谋略》。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中译本，第7页。]因而被迫退还辽东半岛，但向中国索取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
三国干涉下日本还辽，是19世纪末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1896年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以共同防御日本的名义，规定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俄国军舰可以驶入中国所有口岸。此外，允许俄国在中国的黑龙江、吉林两省修造一条通至俄国海参崴的铁路(中东铁路)，路轨宽度与俄国一致；无论平时、战时，俄国均可以使用该铁路运送军队和军需物资；
至于建造、经营和防卫铁路所需的土地，完全由中国给予；俄国在铁路范围内，还享有行政权和警察权等特权。这一铁路的修建，使中国的东北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在任何时候，都能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或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注：《财政大臣维特的节略(1896年4月12日)》。载《红档》1932年第52卷。转引自《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第233页。]从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
德国于1895年以干涉还辽有功为借口，向清政府强索了汉口租界；1897年，又以德国两个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为借口，派军舰占领了中国的胶州湾，夺取了青岛炮台。俄国紧接其后，派军队强占了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租给德国作为军港，规定德国军队在胶州湾沿岸百里之内可自由通行；允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两条铁路，铁路沿线两侧30里以内的矿产，德国有权开采；在山东境内举办任何事业如需使用外人、外资和外国机械器材，德国享有优先承办权等。这就把山东变属德国的势力范围。就在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的当月，俄国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不久又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条约规定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给俄国，界内的铁路、矿山和其他工商利权只能归俄国，不得让予他国建办。1899年，俄国竟将中国的东北视为它的土地，擅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
法国利用三国干涉日本还辽的机会，于1895年强占了中国云南边境上的勐乌、乌得等地，迫使清政府增开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在广东、广西和云南开矿的优先权；1897年又强迫清政府同意不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1898年再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强租了广州湾及附近海面；此外，法国还取得了修筑由越南至昆明和由广州湾至安铺的铁路以及承办中国邮政等的特权，并迫使清政府答应不把云南、广东和广西割让给他国，从而使中国的这三个省改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德、俄三国在掠夺中国利权的过程中是相互达成默契或相互支持的。
如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俄国于第二天就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当时的借口是帮助清政府抵抗德国。可是事后却向德国“表示感谢”，说“因为有了胶州的占领，才使旅顺口、大连湾的迅速占领成为可能，否则在这方面就难于找到一个口实。”[注：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择》。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卷第230~231页。]又如法国强租广州湾后，法国驻华临时代办吕班在给法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关于强租广州湾一事，我得到俄国代办的支持，有如对类似情况我所给他们的支持一样。”[注：《法国外交文件·中国(1898—1899)》第65号。转引自《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版第235页。]
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过程中有相互支持的一面，也有相互争夺的一面。最早以武力打开中国门户的英国并不甘心其他列强的势力在中国扩展。为了抵制法国在中国西南的扩张，1897年夺占了中缅边境原属中国的一些土地，强行取得南碗(勐卯)三角地的“永租权”，并迫使清政府开放西江，以广东三水和广西梧州为商埠。法国强租广州湾后，英国立即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深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即所谓新界)的中国领土“租借”给英国。为了阻挡俄国势力由中国东北向南方扩展，在俄国强租旅大后，英国于189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以与俄国租借旅大的同样条件，取得了威海卫海湾和刘公岛以及威海卫沿岸10英里宽地区的租借权。
为了保持其在长江流域的既得优势，英国于1898年还迫使清政府公开声明不将长江流域沿岸各省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长江流域遂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免与其他列强因争夺中国而产生对抗，1896年英国与法国达成协议，规定在四川、云南两省已经取得和将来得到的一切利权都由英、法两国共同享有。1898年，英国又与德国达成协议，英国承认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则同意英国租借山东境内的威海卫。西方列强以牺牲中国主权来调整它们的利益。
日本在被迫还辽后，见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也不甘落后，于1898年强迫清政府答应不把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使靠近台湾的福建列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转引自《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第232页。]遂向德、法两国建议，由德、法、俄三国共同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法国是俄国在欧洲的盟友，为乘机向清政府索取利权，当然愿意参加干涉。德国这时的垄断资本已迅速发展起来，又沿袭了普鲁士的军事传统，已经成为一个侵略性强的军国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企图乘机在中国占领一个海港，以作为其向东方扩张的海军基地，因此也同意参加干涉。三国的海军舰队开至日本附近海面，俄国并在西伯利亚集结5万军队随时准备出动。
日本急向英、美两国求援，但英、美不愿日本的在华势力过分膨胀，也劝日本接受三国要求。当时日本因甲午战争的消耗，考虑到“国力枯竭，有待恢复。尽管陆军在作下一步作战准备，但海军却无力与三国海军对阵。如果海上联系被三国海军切断，日本在中国东北和韩国的军队，便会陷入完全孤立无援、生存受到威胁的境地”，[注：[日]大桥武夫：《战略与谋略》。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中译本，第7页。]因而被迫退还辽东半岛，但向中国索取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
三国干涉下日本还辽，是19世纪末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1896年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以共同防御日本的名义，规定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俄国军舰可以驶入中国所有口岸。此外，允许俄国在中国的黑龙江、吉林两省修造一条通至俄国海参崴的铁路(中东铁路)，路轨宽度与俄国一致；无论平时、战时，俄国均可以使用该铁路运送军队和军需物资；
至于建造、经营和防卫铁路所需的土地，完全由中国给予；俄国在铁路范围内，还享有行政权和警察权等特权。这一铁路的修建，使中国的东北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在任何时候，都能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或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注：《财政大臣维特的节略(1896年4月12日)》。载《红档》1932年第52卷。转引自《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第233页。]从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
德国于1895年以干涉还辽有功为借口，向清政府强索了汉口租界；1897年，又以德国两个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为借口，派军舰占领了中国的胶州湾，夺取了青岛炮台。俄国紧接其后，派军队强占了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租给德国作为军港，规定德国军队在胶州湾沿岸百里之内可自由通行；允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两条铁路，铁路沿线两侧30里以内的矿产，德国有权开采；在山东境内举办任何事业如需使用外人、外资和外国机械器材，德国享有优先承办权等。这就把山东变属德国的势力范围。就在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的当月，俄国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不久又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条约规定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给俄国，界内的铁路、矿山和其他工商利权只能归俄国，不得让予他国建办。1899年，俄国竟将中国的东北视为它的土地，擅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
法国利用三国干涉日本还辽的机会，于1895年强占了中国云南边境上的勐乌、乌得等地，迫使清政府增开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在广东、广西和云南开矿的优先权；1897年又强迫清政府同意不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1898年再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强租了广州湾及附近海面；此外，法国还取得了修筑由越南至昆明和由广州湾至安铺的铁路以及承办中国邮政等的特权，并迫使清政府答应不把云南、广东和广西割让给他国，从而使中国的这三个省改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德、俄三国在掠夺中国利权的过程中是相互达成默契或相互支持的。
如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俄国于第二天就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当时的借口是帮助清政府抵抗德国。可是事后却向德国“表示感谢”，说“因为有了胶州的占领，才使旅顺口、大连湾的迅速占领成为可能，否则在这方面就难于找到一个口实。”[注：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择》。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卷第230~231页。]又如法国强租广州湾后，法国驻华临时代办吕班在给法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关于强租广州湾一事，我得到俄国代办的支持，有如对类似情况我所给他们的支持一样。”[注：《法国外交文件·中国(1898—1899)》第65号。转引自《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版第235页。]
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过程中有相互支持的一面，也有相互争夺的一面。最早以武力打开中国门户的英国并不甘心其他列强的势力在中国扩展。为了抵制法国在中国西南的扩张，1897年夺占了中缅边境原属中国的一些土地，强行取得南碗(勐卯)三角地的“永租权”，并迫使清政府开放西江，以广东三水和广西梧州为商埠。法国强租广州湾后，英国立即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深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即所谓新界)的中国领土“租借”给英国。为了阻挡俄国势力由中国东北向南方扩展，在俄国强租旅大后，英国于189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以与俄国租借旅大的同样条件，取得了威海卫海湾和刘公岛以及威海卫沿岸10英里宽地区的租借权。
为了保持其在长江流域的既得优势，英国于1898年还迫使清政府公开声明不将长江流域沿岸各省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长江流域遂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免与其他列强因争夺中国而产生对抗，1896年英国与法国达成协议，规定在四川、云南两省已经取得和将来得到的一切利权都由英、法两国共同享有。1898年，英国又与德国达成协议，英国承认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则同意英国租借山东境内的威海卫。西方列强以牺牲中国主权来调整它们的利益。
日本在被迫还辽后，见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也不甘落后，于1898年强迫清政府答应不把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使靠近台湾的福建列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当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在同西班牙争夺古巴和菲律宾，一时无力向中国扩张。1899年3月，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中国“除了直隶一省外，事实上没有其他地方剩下来给美国了”，[注：卿汝揖：《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441页。转引自《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第237页。]敦促美国政府迅速采取对策。在美西战争结束、美国取得了菲律宾等地后，立即于9—11月间分别向英、俄、德、日、意、法等国发出了关于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通牒，企图通过“机会均等”的手段，缓和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保持整个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自由开放。美国在致英国的照会中就表明了它的目的：希望中国“为全世界商业保留一个开放的市场，清除国际摩擦的危险根源，从而使各列强在北京采取一致的行动”。[注：[美]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中译本第212页。]
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强占海港等的一系列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的爱国义愤，也引起了许多士大夫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在他们的积极活动和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清政府曾发动了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运动，可惜很快即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所镇压，改革变法仅仅百日便告失败。可是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爱国思想在民间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但也具有盲目排外性的义和团运动。为此，正如美国致英国照会所说的“各列强在北京采取一致的行动”，1900年，德、法、俄、英、美、意、日、奥八国组成联军，侵入中国。击败了清军，占领了北京。此8国和后加入的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共11个国家于1901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又一个严重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作担保，另有地方赔款2000万两白银，上述赔款限期39年付清本息共9.82亿两白银，中国的关税、盐税从此全由帝国主义控制；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不许在内居住，帝国主义各国可以在内驻军，于是使馆区成为国中之国；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的炮台全部毁掉，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上的12个战略要点却允许各国派军驻守，侵略者遂得以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
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期间，俄国不仅出军参加联军，而且单独出军17万余人，分数路侵入中国的东北，相继占领了东北全境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并制造海兰泡惨案，强占了江东64屯。1890年11月，以武力强迫清政府驻盛京(即奉天，今沈阳)将军增祺的代表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规定俄国驻军盛京及东北其他各要地，遣散华军，交出军火，拆毁炮台及火药局；俄国在盛京设总管，凡清国的盛京将军要办的重要公务，都要通知俄总管；中国设马步巡捕，名额要俄中双方商定等等。按此规定，则东三省名存实亡。当时俄国《新时报》竟称东三省为“黄俄罗斯”。(1891年清政府得知该章程后，将增祺革职，宣布该章程作废。)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侵略军相继撤走，俄国的十几万军队却依然霸占东北。1902年虽然订立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完全撤走。但俄军不仅不履行条约(仅将其在辽西的军队集中到中东铁路沿线)，而且沙俄政府还特设远东总督府于旅顺，将旅大租借地及中东铁路沿线作为俄国远东领土的一部分，进行殖民统治。1903年，俄国远东政策的主持者，财政部长谢·尤·维特就远东局势给沙皇的奏疏中说：俄国应当“从衰朽的东方国家，特别是从庞大的中华帝国的遗产中，尽可能分得最大的份额。”还说：“由于俄国和中国有绵长的国境线，由于俄国具有特别有利的形势，俄国吞并中华帝国领域的大部分，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注：[俄]亚尔莫斯基：《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06页。转引自张广达《沙俄侵藏考略》。载《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976页。]当年又增兵重占奉天，强迫各户悬挂俄国国旗。”
图1-1-1、19世纪末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示意图
俄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与日本早就准备夺取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英、美也不愿俄国独占东北的权益，支持日本对俄作战，以打开“被俄国关闭的门户”。日本遂于1904年发动了日俄战争。这场为争夺中国领土并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历时一年，结果日军攻占旅顺口，并在奉天会战中击败俄军，后又在对马海峡击灭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俄国因国内发生革命，不敢继续作战，日本也已疲惫不堪，遂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规定俄国将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他各项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1905年末，日本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清政府除承认日本继承俄国从中国强取的长春以南全部权利(包括“驻兵护路”)外，还同意增开凤凰城、辽阳、新民、铁岭、通江子、法库、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今爱辉)、满洲里等16处为商埠，在营口、安东、奉天等地划定日本租界，并享有改建和经营安奉铁路以及开采鸭绿江右岸森林等特权。1907年，日、俄签订了《日俄协定》和《日俄密约》。“协定”承认并保护日、俄及列强在华的特权。“密约”规定北满为俄国势力范围，南满为日本势力范围；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利益。
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英国于1903年再次派遣军队从印度侵入中国的西藏地区，攻占凰里后进占干坝。当年12月向西藏腹心地区大举进攻。1904年5月占领江孜，西藏军民发起反击，夺回江孜政府大部地区并坚守1个月。8月间英军占领拉萨，强迫西藏地方官员签订了《拉萨条约》，规定赔偿英国军费50万镑，并将印度至江孜、拉萨的炮台、山寨完全拆除，把西藏变为英国的势力范围。1913年，英国又开始制造西藏“独立”，并荒谬地欲将昆仑南定塔以南至新疆、青海全部、甘肃西部、四川康定和云南阿墩子以西地区都划为西藏地方，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西藏“独立”。这当然为中国政府所拒绝。1914年7月，英国与其操纵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私自签订了《西姆拉条约》。与此同时，英国代表麦克马洪还与西藏地方代表在会外以秘密换文方式，划定中、印东段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将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就在英国制造西藏“独立”的期间，俄国也趁火打劫，于1914年6月派遣军队侵入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宣布该地区归俄国所有，又强行霸占了中国1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欧洲列强在争夺殖民地斗争中，形成了德、奥、意同盟国和英、法、俄协约国两个军事侵略集团。1914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主要在欧洲的西线、东线和巴尔干战线进行。日本为了夺取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借英日同盟的名义，于8月23日对德宣战。在事先根本不通知中国政府的情况下，于9月2日在中国胶东半岛的龙口登陆，相继攻占了莱州、平度、潍县等地，沿途烧杀掳掠，并将经过的所有城镇、邮电机构和交通设施全部占领。这种完全无视国际法的野蛮行径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纷纷集会抗议，并致电中国政府，要求采取措施。然而由北洋军阀控制的民国政府也和腐败的清政府一样，竟承袭日俄战争的恶劣先例，将潍县车站以东的莱州、龙口及胶州湾等地划为日德交战区。但日本并不以此为满足，于9月23日强占潍县车站，接着进军济南。至10月6日，侵占了胶济铁路全线及其附近的矿山，并驱逐中国工作人员，全部改用日本人。10月10日，日军增兵，并开始进攻德军主力侵占的青岛。英国不愿让日本独占中国的山东，亦派军由崂山登陆，与日本共同进攻青岛。德军于11月7日向日英联军投降，青岛遂为日军占领。日本既已参战，协约国便要求日本派军队去欧洲战场，日本却以“日本人不习惯欧洲的气候条件”为借口，拒绝出兵。由此不难看出日本对德宣战的真实企图。1915年1月18日，日本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实质上是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21条无理要求，越发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对。
1917年3月14日，中国政府宣告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8月14日正式对德、奥宣战。1918年3月，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苏联新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里多夫斯克和约》，退出了战争。当年9—11月间，同盟国的保加利亚、土耳其、奥匈帝国相继投降。至11月11日，孤立的德国也因战败，与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是战胜国之一，同时又是国际联盟的正式会员国，也派出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向会议提出了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其他一切特权归还中国，废除各国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撤走外国的军队、警察，关闭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电信、邮政机构，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以及关税自主等七项要求。英、法、美等国对中国提出的七项要求和废除“二十一条”，以“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为由，不予讨论；而对山东问题，竟然支持日本要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的要求。在《凡尔赛和约》上规定：德国所获得的胶州地区、铁路、矿山、工厂、海底电缆和“一切附属之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关于德国在胶州领土之内的“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档案，以及牵涉到山东主权的“各种文件”，均“移交日本”。[注：见《国际条约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37页。]中国人民强烈反对，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在国内并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国力因战争消耗而有所下降，对中国采取了保守既得利益的绥靖政策；美国国势日强，对中国推行“利益均沾”政策，反对别国独占中国；苏维埃俄国政府对中国放弃了帝俄在华强取的一部分权益，使中国北方的压力有所减轻；日本在战争中不仅夺取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一切权益，而且夺取了德国在南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利亚纳群岛等殖民地，独霸中国和争霸世界的野心更加膨胀。而此时中国则又陷入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局面之中。
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强占海港等的一系列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的爱国义愤，也引起了许多士大夫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在他们的积极活动和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清政府曾发动了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运动，可惜很快即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所镇压，改革变法仅仅百日便告失败。可是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爱国思想在民间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但也具有盲目排外性的义和团运动。为此，正如美国致英国照会所说的“各列强在北京采取一致的行动”，1900年，德、法、俄、英、美、意、日、奥八国组成联军，侵入中国。击败了清军，占领了北京。此8国和后加入的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共11个国家于1901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又一个严重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作担保，另有地方赔款2000万两白银，上述赔款限期39年付清本息共9.82亿两白银，中国的关税、盐税从此全由帝国主义控制；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不许在内居住，帝国主义各国可以在内驻军，于是使馆区成为国中之国；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的炮台全部毁掉，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上的12个战略要点却允许各国派军驻守，侵略者遂得以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
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期间，俄国不仅出军参加联军，而且单独出军17万余人，分数路侵入中国的东北，相继占领了东北全境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并制造海兰泡惨案，强占了江东64屯。1890年11月，以武力强迫清政府驻盛京(即奉天，今沈阳)将军增祺的代表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规定俄国驻军盛京及东北其他各要地，遣散华军，交出军火，拆毁炮台及火药局；俄国在盛京设总管，凡清国的盛京将军要办的重要公务，都要通知俄总管；中国设马步巡捕，名额要俄中双方商定等等。按此规定，则东三省名存实亡。当时俄国《新时报》竟称东三省为“黄俄罗斯”。(1891年清政府得知该章程后，将增祺革职，宣布该章程作废。)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侵略军相继撤走，俄国的十几万军队却依然霸占东北。1902年虽然订立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完全撤走。但俄军不仅不履行条约(仅将其在辽西的军队集中到中东铁路沿线)，而且沙俄政府还特设远东总督府于旅顺，将旅大租借地及中东铁路沿线作为俄国远东领土的一部分，进行殖民统治。1903年，俄国远东政策的主持者，财政部长谢·尤·维特就远东局势给沙皇的奏疏中说：俄国应当“从衰朽的东方国家，特别是从庞大的中华帝国的遗产中，尽可能分得最大的份额。”还说：“由于俄国和中国有绵长的国境线，由于俄国具有特别有利的形势，俄国吞并中华帝国领域的大部分，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注：[俄]亚尔莫斯基：《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06页。转引自张广达《沙俄侵藏考略》。载《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976页。]当年又增兵重占奉天，强迫各户悬挂俄国国旗。”
图1-1-1、19世纪末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示意图
俄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与日本早就准备夺取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英、美也不愿俄国独占东北的权益，支持日本对俄作战，以打开“被俄国关闭的门户”。日本遂于1904年发动了日俄战争。这场为争夺中国领土并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历时一年，结果日军攻占旅顺口，并在奉天会战中击败俄军，后又在对马海峡击灭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俄国因国内发生革命，不敢继续作战，日本也已疲惫不堪，遂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规定俄国将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他各项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1905年末，日本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清政府除承认日本继承俄国从中国强取的长春以南全部权利(包括“驻兵护路”)外，还同意增开凤凰城、辽阳、新民、铁岭、通江子、法库、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今爱辉)、满洲里等16处为商埠，在营口、安东、奉天等地划定日本租界，并享有改建和经营安奉铁路以及开采鸭绿江右岸森林等特权。1907年，日、俄签订了《日俄协定》和《日俄密约》。“协定”承认并保护日、俄及列强在华的特权。“密约”规定北满为俄国势力范围，南满为日本势力范围；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利益。
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英国于1903年再次派遣军队从印度侵入中国的西藏地区，攻占凰里后进占干坝。当年12月向西藏腹心地区大举进攻。1904年5月占领江孜，西藏军民发起反击，夺回江孜政府大部地区并坚守1个月。8月间英军占领拉萨，强迫西藏地方官员签订了《拉萨条约》，规定赔偿英国军费50万镑，并将印度至江孜、拉萨的炮台、山寨完全拆除，把西藏变为英国的势力范围。1913年，英国又开始制造西藏“独立”，并荒谬地欲将昆仑南定塔以南至新疆、青海全部、甘肃西部、四川康定和云南阿墩子以西地区都划为西藏地方，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西藏“独立”。这当然为中国政府所拒绝。1914年7月，英国与其操纵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私自签订了《西姆拉条约》。与此同时，英国代表麦克马洪还与西藏地方代表在会外以秘密换文方式，划定中、印东段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将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就在英国制造西藏“独立”的期间，俄国也趁火打劫，于1914年6月派遣军队侵入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宣布该地区归俄国所有，又强行霸占了中国1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欧洲列强在争夺殖民地斗争中，形成了德、奥、意同盟国和英、法、俄协约国两个军事侵略集团。1914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主要在欧洲的西线、东线和巴尔干战线进行。日本为了夺取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借英日同盟的名义，于8月23日对德宣战。在事先根本不通知中国政府的情况下，于9月2日在中国胶东半岛的龙口登陆，相继攻占了莱州、平度、潍县等地，沿途烧杀掳掠，并将经过的所有城镇、邮电机构和交通设施全部占领。这种完全无视国际法的野蛮行径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纷纷集会抗议，并致电中国政府，要求采取措施。然而由北洋军阀控制的民国政府也和腐败的清政府一样，竟承袭日俄战争的恶劣先例，将潍县车站以东的莱州、龙口及胶州湾等地划为日德交战区。但日本并不以此为满足，于9月23日强占潍县车站，接着进军济南。至10月6日，侵占了胶济铁路全线及其附近的矿山，并驱逐中国工作人员，全部改用日本人。10月10日，日军增兵，并开始进攻德军主力侵占的青岛。英国不愿让日本独占中国的山东，亦派军由崂山登陆，与日本共同进攻青岛。德军于11月7日向日英联军投降，青岛遂为日军占领。日本既已参战，协约国便要求日本派军队去欧洲战场，日本却以“日本人不习惯欧洲的气候条件”为借口，拒绝出兵。由此不难看出日本对德宣战的真实企图。1915年1月18日，日本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实质上是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21条无理要求，越发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对。
1917年3月14日，中国政府宣告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8月14日正式对德、奥宣战。1918年3月，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苏联新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里多夫斯克和约》，退出了战争。当年9—11月间，同盟国的保加利亚、土耳其、奥匈帝国相继投降。至11月11日，孤立的德国也因战败，与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是战胜国之一，同时又是国际联盟的正式会员国，也派出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向会议提出了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其他一切特权归还中国，废除各国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撤走外国的军队、警察，关闭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电信、邮政机构，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以及关税自主等七项要求。英、法、美等国对中国提出的七项要求和废除“二十一条”，以“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为由，不予讨论；而对山东问题，竟然支持日本要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的要求。在《凡尔赛和约》上规定：德国所获得的胶州地区、铁路、矿山、工厂、海底电缆和“一切附属之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关于德国在胶州领土之内的“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档案，以及牵涉到山东主权的“各种文件”，均“移交日本”。[注：见《国际条约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37页。]中国人民强烈反对，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在国内并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国力因战争消耗而有所下降，对中国采取了保守既得利益的绥靖政策；美国国势日强，对中国推行“利益均沾”政策，反对别国独占中国；苏维埃俄国政府对中国放弃了帝俄在华强取的一部分权益，使中国北方的压力有所减轻；日本在战争中不仅夺取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一切权益，而且夺取了德国在南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利亚纳群岛等殖民地，独霸中国和争霸世界的野心更加膨胀。而此时中国则又陷入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局面之中。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在世界列强进行殖民扩张的时代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强迫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强占或“租借”了中国大片的领土，取得了在中国驻军、筑路、开矿等一系列特权，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外贸、财政、金融和交通运输等经济命脉，大量向中国输出商品和夺取原料，使中国在政治上丧失了独立，经济上濒于破产，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2000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但革命成果又被封建军阀所篡夺。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巩固和扩张其在华权益，各自支持实行割据的各系军阀，造成军阀之间长期的对立与混战。就在此时，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使中国出现了新的局面。1924年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合作，1926年实施统一中国的北伐，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遂告破裂，中国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要致力于消灭国内的共产党和其他异己力量，对外则一味妥协退让，客观上助长并加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和步伐。
二、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跻入侵华列强行列
(一)明治维新及其对外扩张
日本是亚洲东部太平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西隔东海、黄海、日本海与中国、朝鲜、俄国相望，东邻太平洋。其领土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附近的众多小岛。南北长约2000公里，面积36.9万多平方公里，1931年时人口约7000万。日本帝国主义极盛时期的殖民地有朝鲜、琉球群岛、台湾、澎湖列岛、小笠原群岛、千岛群岛、南库页岛，以及以租借名义占领的中国辽东半岛的关东州，由国际联盟委托代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属太平洋上的加罗林、马绍尔、马里亚纳三群岛，合计面积31.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万。日本矿产贫乏，铜储量仅有约200万吨，煤、铁、石油及其他有色金属储量均很少，只有本州中部的硫磺储量较多，约6800万吨。日本海岸线长达3万公里，海湾、良港甚多，渔业发达，对航海、外贸都非常有利。
16世纪末，日本地方割据势力连年战斗。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战胜拥护丰臣秀吉的大名诸侯联军，于1606年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设立幕府，把持国政，日本历史上称之为“德川幕府时代”或“江户时代”。在此时期内，日本推行锁国政策，只允许中国和荷兰两国的商人在长崎进行贸易，对其他国家和在其他地点，一概禁止外商进入。这种状况维持了200多年。
至19世纪中叶，幕府统治已经腐朽。当时正值西方列强疯狂向外进行殖民扩张，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中国的门户打开之后，紧接着美国也以武力相威胁，打开了日本的门户。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率其舰队到达日本的江户湾，首先冲破了日本传统的锁国法，于1854年强迫日本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一称“神奈川条约”)，使其对美开放。日本称之为“开国”。此后两年内，英国、俄国、荷兰国相继援美国之例，分别与日本签订了同类性质的条约。1858年，美国又迫使日本签订了《修好通商条约》，荷、俄、英、法也效法美国，相继迫使日本签订了内容基本相同的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的条约，西方五国从日本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协定关税等一系列特权，使日本和当时的中国一样，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危险。
日本在“开国”后15年的1868年1月，以中下层武士为领导的反幕府派以天皇的名义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推翻了自镰仓幕府以来700多年的幕府统治，建立了新的政府。8月27日，睦仁即位天皇，9月8日改元“明治”。当年将江户改名东京，于1869年3月将首都由京都迁至东京，开始进行维新改革：模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立，中央官制设“三职七科”，以太政大臣为总裁，辅佐明治天皇执政；没收幕府领地，划分为府、县，直属中央政府。又逐步解决了各藩主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将权力集中于中央，并进一步改革官制。大致用了3年多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虽不彻底、但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但是，此后日本逐步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1872年发布征兵令，实行国民皆兵，并称军队为“皇军”，即天皇的军队；1874年规定陆军省大臣必须由将官担任；1878年设置参谋本部，为天皇直辖的军司令部，规定“参谋总长的地位优于陆军大臣而与太政大臣相等”。[注：[日]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东京1956年版，第15页。]凡用兵、作战等军令事务，内阁不能干预，也就是军事统帅权不归国家政府而归天皇，从而确立了日本军阀的特殊地位。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强调天皇权力的绝对性，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使其神格化；
同时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和常备兵额”。同年颁布《内阁官制》，规定：“凡有关军事机密和军令问题上奏天皇，除按天皇旨意下发内阁之文书外，均需由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向内阁首相报告”，[注：[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译本，第34页。]从而通过宪法保障了军部和统帅的独立。1893年又制订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而在此期间，曾于1882年颁发“军人敕谕”，要求军人必须遵守“武士道”行为规范，使其作为天皇和日本向外扩张的驯服工具；1890年颁发了“教育敕语”，命令全国民众也必须遵守“武士道”和“神道”精神。至此，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军国主义体制的国家了。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巩固和扩张其在华权益，各自支持实行割据的各系军阀，造成军阀之间长期的对立与混战。就在此时，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使中国出现了新的局面。1924年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合作，1926年实施统一中国的北伐，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遂告破裂，中国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要致力于消灭国内的共产党和其他异己力量，对外则一味妥协退让，客观上助长并加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和步伐。
二、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跻入侵华列强行列
(一)明治维新及其对外扩张
日本是亚洲东部太平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西隔东海、黄海、日本海与中国、朝鲜、俄国相望，东邻太平洋。其领土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附近的众多小岛。南北长约2000公里，面积36.9万多平方公里，1931年时人口约7000万。日本帝国主义极盛时期的殖民地有朝鲜、琉球群岛、台湾、澎湖列岛、小笠原群岛、千岛群岛、南库页岛，以及以租借名义占领的中国辽东半岛的关东州，由国际联盟委托代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属太平洋上的加罗林、马绍尔、马里亚纳三群岛，合计面积31.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万。日本矿产贫乏，铜储量仅有约200万吨，煤、铁、石油及其他有色金属储量均很少，只有本州中部的硫磺储量较多，约6800万吨。日本海岸线长达3万公里，海湾、良港甚多，渔业发达，对航海、外贸都非常有利。
16世纪末，日本地方割据势力连年战斗。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战胜拥护丰臣秀吉的大名诸侯联军，于1606年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设立幕府，把持国政，日本历史上称之为“德川幕府时代”或“江户时代”。在此时期内，日本推行锁国政策，只允许中国和荷兰两国的商人在长崎进行贸易，对其他国家和在其他地点，一概禁止外商进入。这种状况维持了200多年。
至19世纪中叶，幕府统治已经腐朽。当时正值西方列强疯狂向外进行殖民扩张，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中国的门户打开之后，紧接着美国也以武力相威胁，打开了日本的门户。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率其舰队到达日本的江户湾，首先冲破了日本传统的锁国法，于1854年强迫日本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一称“神奈川条约”)，使其对美开放。日本称之为“开国”。此后两年内，英国、俄国、荷兰国相继援美国之例，分别与日本签订了同类性质的条约。1858年，美国又迫使日本签订了《修好通商条约》，荷、俄、英、法也效法美国，相继迫使日本签订了内容基本相同的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的条约，西方五国从日本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协定关税等一系列特权，使日本和当时的中国一样，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危险。
日本在“开国”后15年的1868年1月，以中下层武士为领导的反幕府派以天皇的名义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推翻了自镰仓幕府以来700多年的幕府统治，建立了新的政府。8月27日，睦仁即位天皇，9月8日改元“明治”。当年将江户改名东京，于1869年3月将首都由京都迁至东京，开始进行维新改革：模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立，中央官制设“三职七科”，以太政大臣为总裁，辅佐明治天皇执政；没收幕府领地，划分为府、县，直属中央政府。又逐步解决了各藩主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将权力集中于中央，并进一步改革官制。大致用了3年多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虽不彻底、但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但是，此后日本逐步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1872年发布征兵令，实行国民皆兵，并称军队为“皇军”，即天皇的军队；1874年规定陆军省大臣必须由将官担任；1878年设置参谋本部，为天皇直辖的军司令部，规定“参谋总长的地位优于陆军大臣而与太政大臣相等”。[注：[日]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东京1956年版，第15页。]凡用兵、作战等军令事务，内阁不能干预，也就是军事统帅权不归国家政府而归天皇，从而确立了日本军阀的特殊地位。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强调天皇权力的绝对性，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使其神格化；
同时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和常备兵额”。同年颁布《内阁官制》，规定：“凡有关军事机密和军令问题上奏天皇，除按天皇旨意下发内阁之文书外，均需由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向内阁首相报告”，[注：[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译本，第34页。]从而通过宪法保障了军部和统帅的独立。1893年又制订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而在此期间，曾于1882年颁发“军人敕谕”，要求军人必须遵守“武士道”行为规范，使其作为天皇和日本向外扩张的驯服工具；1890年颁发了“教育敕语”，命令全国民众也必须遵守“武士道”和“神道”精神。至此，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军国主义体制的国家了。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其统治集团立即努力了解和适应欧美资本主义列强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以争取尽快跻入它们的行列，成为其中平等的一员。维新政府刚刚成立，天皇就接见了法、英、荷等各国驻日公使。成立的次月(1868年2月)，即宣布承认幕府与各国订立的各项条约，但同时又表示将谋求改订这些不平等的条约。一年后，便向美、荷等国公使非正式地提出希望提前开始修改条约的谈判。
但就在日本处于西方列强不平等条约束缚的情况下，日本并未放弃其向外扩张的企图，反而以“补偿论”为武器，宣称“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所失于美俄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土地”。[注：[日]吉田松阴：《幽囚录》。载[日]藤田省三《日本思想大系》，东京1987年版，第54卷第193页。]日本政府还将向外扩张定为基本国策，在《宸翰》中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在改革官制时，规定将“开拓疆土”与“国际交往、监督贸易”并列为中央负责外务工作的“外国官”的职责。日本在与欧美各国的关系稳定下来之后，立即开展对近邻各国的外交活动，而这种外交活动从一开始就与其“开拓疆土”的扩张政策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位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朝鲜及琉球，是距离日本最近的两个国家。日本在幕府时代，通过对马藩和萨摩藩与它们有交往。17世纪初，萨摩藩曾以武力侵入琉球，后即视之为日本的属国。明治维新后，萨摩藩改为鹿儿岛县，仍掌管琉球。日本要推行近邻外交以开疆拓土，很自然地首选这两个国家为目标。但这两个国家与中国清王朝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对中国有很强的倾向性。如琉球在1854年、1855年、1859年分别与美国、法国、荷兰签订条约，用的都是清国咸丰年号。而朝鲜因历史原因，对日本抱有严重的戒心，且又实行的是攘夷锁国政策，更是拒绝与日本修复邦交。
于是日本政府在以武力迫使朝鲜向日本开放的“征韩论”和与中国修好以扫清日朝关系障碍的主张中选择了后者，决定采取“日清交涉先行”的方针，于1870年派代理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到中国进行建交和通商的预备会谈；1871年任命大藏大臣伊达宗城为全权大臣，与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在天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1873年任命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为特命全权大使，到中国办理交换批准书手续。但他还负有秘密使命：为侵略中国作准备。
日本侵略中国，得到美国的支持。1867年美国海军舰队侵犯中国台湾时，去台湾办理交涉的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一作“李让礼”) [注：1867年3月12日，美国商船“罗妹”号(一作“罗发”号或“罗佛”号)从汕头开往牛庄，航经台湾凤山县境时触礁沉没，船长以下16人乘救生船在琅峤登陆。当地科亚人的祖先被海外漂来的白种人屠杀殆尽，仅三人逃脱，所以他们把白种人视为世仇，将此16人全部杀死。6月间，美国舰队司令贝尔海军上将率巡洋舰“哈德福”号等侵入台湾琅峤，登岸的陆战队被科亚人击败。美军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查办。李仙得随清军进入岛内，与科亚首领谈判，得以和平解决。以后李仙得又于1868年和1872年两次深人至台湾内地部落地区活动，搜集了当地大量资料，被视为“台湾通”。]
由美国驻日本公使德朗介绍给副岛种臣，担任他的随行顾问。到中国之前，李仙得曾受到明治天皇的“陛见”，并摄影、“赐馔”，“御赐”物品，以示“宠幸”。他向日本提供了许多有关台湾的照片、地图等资料和情报，并向日本出谋说：要争霸东亚，必须“南据澎湖、台湾两岛”；而要占据台湾，只需用2000人左右的军队就可以迅速占领，不必担心美国的干涉。德朗也参加了副岛种臣、李仙得等筹划侵略台湾的秘密会议。事后德朗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秘密报告中说：我“一向认为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真实政策，是鼓励日本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使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朝鲜政府彼此仇视。”“在目前形势下，我相信我已经发现一个实行这一计划的机会，可能不需要流血的战争，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使这场战争成为……把台湾及朝鲜放在一个同情西方国家旗帜下的战争。”[注：见[美]魁特：《美日外交关系史》第1卷第474-476页。转引自陈碧笙《台湾地方史》第1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由此可见，当时的美国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及朝鲜以便从中渔利的。
1874年1月，日本内务大臣大久保利通和大藏大臣大隈重信拟制了侵台行动纲领——《台湾蕃地处分要略》。2月经大臣、参议会议通过，4月正式成立了侵台组织，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都督”，大隈重信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长官”，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另外聘李仙得为事务局二等出仕，美国现役少校凯塞尔为参谋，并组建了一支有3600余人的侵华军队，公开称之为“台湾生蕃探险队”，以琉球岛民54人被台湾牡丹社居民杀害一事[注：1871年12月，琉球两船遇风漂至台湾。一艘获救，船员45人被地方官民送至台湾府城。另一艘在北瑶触礁沉没，船员69人游水登岸，其中3人半途淹死，54人被高士佛及牡丹两社居民杀害，12人被护送府城与先到的45人会合，乘船经福州转送回琉球国。]为借口，进军台湾，于5月7日在台湾琅登陆。中国清政府得知日军侵台的消息后，犹半信半疑，于5月14日谕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祯“带领轮船兵器，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查看，不动生色，相机筹办”，[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93卷，清光绪六年版，第29-30页。] 29日又任命他为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并授以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
登陆日军于5月18日开始向当地居民部落进攻。至6月间，攻占了牡丹社及附近各社。7月间撤回沿海地区，集结于龟山、风港等处，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企图长期占据。清军于6月中旬到达台湾，当即布置防务，同时派员与日军谈判，令其撤兵，但并未向日军采取进攻行动。这时正值台湾南部疟疾流行，日军因不服水土，患病者日增。据参加侵台的日人水野遵在其《征台私记》中记述，日军2500余人中，能正常饮食的仅剩下十五六人，其余的只能吃些流食。此次侵台，前后7个月，共动用兵员3600余人，战死者仅12人，病死者却有561人。
军中困难日增，士气日趋下降。同时还遭到英、俄等西方列强的反对。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任美国驻日公使平翰，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宣布美国侨民应严守中立。李仙得等被迫由军中返回东京。日本陷于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境地，政府内主张撤兵的呼声逐渐抬头。经中日双方多次谈判，在英使威妥玛的调停下，于1874年10月30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清政府却作了屈辱性的妥协：除偿付日本抚恤、建房等费用50万两白银以换取日军撤离台湾外，更重要的是在专约中写进了日本提出的词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加杀害”，日本侵台“原为保民义举”等。这无异默认琉球是日本的属国。清政府的屈服外交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的扩张野心。
台湾居民杀害琉球船员的事件发生后，日本一方面作侵台的准备，一方面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1872年10月，日本借琉球王子赴日祝贺之机，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列入日本华族；外务省派官员至琉球主持琉球的外交，大藏省派官员负责琉球的租税缴纳；同时照会西方各国，说琉球已归日本，将琉球与美、法、荷三国所订的条约改为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条约。1875年，日本政府强迫琉球改用日本年号，并决定废止定期向中国朝贡和清国皇帝即位时派使祝贺等惯例(本年光绪帝即位)；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由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管理琉球的贸易业务；
废止琉球国王即位时接受中国皇帝册封的惯例，同时派兵进驻琉球。1876年，日本又接管了琉球的司法、警察权，规定凡琉球人去中国必须由日本发给护照。琉球国王派大员到中国求救，清政府不肯与日本实施武力对抗，仅采取了“据理诘问”的方针与日本谈判。但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向日本外务省多次提出质问和抗议，均毫无结果。1879年4月，日本彻底吞并了琉球，改琉球藩为冲绳县，将国王尚泰及王室人员移送东京，琉球国灭亡。
日本吞并琉球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朝鲜。朝鲜与清国的关系虽然和琉球性质一样，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等种种原因，清国对朝鲜要比对琉球重视得多，因而对日本向朝鲜扩张也比对其吞并琉球的反应强烈得多。日军从台湾撤出后不到半年，日本就决定以武力对朝鲜进行威胁。1875年5月间派军舰侵入朝鲜釜山，接着又到朝鲜西海岸示威，在江华岛与朝鲜守军发生冲突。1876年2月，日本以武力强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规定日本除在釜山通商外，再选两个港口向日本开放(1880年和1882年先后开放元山和仁川两港)，日本可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可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等。
但条约中丝毫未提朝鲜在日本有何种权利。从此，朝鲜的门户被日本打开，日本的势力开始向朝鲜渗入，与清政府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1882年朝鲜京城(汉城)发生兵变。由于朝鲜军队对日本的扩张怀有强烈的怨愤情绪，起事士兵杀死了日本军事教官，并袭击了日本公使馆。8月初，日本派军进至仁川一带，企图用武力对付朝鲜，但由于清政府也派军进入朝鲜进行干预，日军未敢动武。8月30日，日、朝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朝鲜除赔款、道歉外，还被迫同意日本派兵护卫公使馆。日本首次获得在亚洲大陆上的驻兵权，而朝鲜首都则从此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
1884年12月朝鲜亲日的“开化党”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和日本驻京城部队的支持并介入下发动了一次政变，杀死大臣，劫持国王，并控制了政府。驻朝清军营务处会办袁世凯率军进入皇宫，赶走进入宫中的日军，恢复了朝鲜原来的统治。日本驻朝使馆受到愤怒群众的袭击，日本军人及侨民均有伤亡。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遂至朝鲜谈判，最后双方签订了《汉城条约》，规定朝鲜向日本道歉、支付抚恤金和重建使馆等。在这次事变中，中日军队几乎发生武装冲突，因而日本派内务大臣伊藤博文到中国进行交涉。1885年4月，双方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其主要内容为：中日双方驻朝军队4个月内各自“尽数撤回”；将来朝鲜若再发生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出兵朝鲜时，应事先行文互相知照，事情平定后即行撤回，不得留驻等。
但就在日本处于西方列强不平等条约束缚的情况下，日本并未放弃其向外扩张的企图，反而以“补偿论”为武器，宣称“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所失于美俄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土地”。[注：[日]吉田松阴：《幽囚录》。载[日]藤田省三《日本思想大系》，东京1987年版，第54卷第193页。]日本政府还将向外扩张定为基本国策，在《宸翰》中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在改革官制时，规定将“开拓疆土”与“国际交往、监督贸易”并列为中央负责外务工作的“外国官”的职责。日本在与欧美各国的关系稳定下来之后，立即开展对近邻各国的外交活动，而这种外交活动从一开始就与其“开拓疆土”的扩张政策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位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朝鲜及琉球，是距离日本最近的两个国家。日本在幕府时代，通过对马藩和萨摩藩与它们有交往。17世纪初，萨摩藩曾以武力侵入琉球，后即视之为日本的属国。明治维新后，萨摩藩改为鹿儿岛县，仍掌管琉球。日本要推行近邻外交以开疆拓土，很自然地首选这两个国家为目标。但这两个国家与中国清王朝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对中国有很强的倾向性。如琉球在1854年、1855年、1859年分别与美国、法国、荷兰签订条约，用的都是清国咸丰年号。而朝鲜因历史原因，对日本抱有严重的戒心，且又实行的是攘夷锁国政策，更是拒绝与日本修复邦交。
于是日本政府在以武力迫使朝鲜向日本开放的“征韩论”和与中国修好以扫清日朝关系障碍的主张中选择了后者，决定采取“日清交涉先行”的方针，于1870年派代理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到中国进行建交和通商的预备会谈；1871年任命大藏大臣伊达宗城为全权大臣，与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在天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1873年任命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为特命全权大使，到中国办理交换批准书手续。但他还负有秘密使命：为侵略中国作准备。
日本侵略中国，得到美国的支持。1867年美国海军舰队侵犯中国台湾时，去台湾办理交涉的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一作“李让礼”) [注：1867年3月12日，美国商船“罗妹”号(一作“罗发”号或“罗佛”号)从汕头开往牛庄，航经台湾凤山县境时触礁沉没，船长以下16人乘救生船在琅峤登陆。当地科亚人的祖先被海外漂来的白种人屠杀殆尽，仅三人逃脱，所以他们把白种人视为世仇，将此16人全部杀死。6月间，美国舰队司令贝尔海军上将率巡洋舰“哈德福”号等侵入台湾琅峤，登岸的陆战队被科亚人击败。美军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查办。李仙得随清军进入岛内，与科亚首领谈判，得以和平解决。以后李仙得又于1868年和1872年两次深人至台湾内地部落地区活动，搜集了当地大量资料，被视为“台湾通”。]
由美国驻日本公使德朗介绍给副岛种臣，担任他的随行顾问。到中国之前，李仙得曾受到明治天皇的“陛见”，并摄影、“赐馔”，“御赐”物品，以示“宠幸”。他向日本提供了许多有关台湾的照片、地图等资料和情报，并向日本出谋说：要争霸东亚，必须“南据澎湖、台湾两岛”；而要占据台湾，只需用2000人左右的军队就可以迅速占领，不必担心美国的干涉。德朗也参加了副岛种臣、李仙得等筹划侵略台湾的秘密会议。事后德朗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秘密报告中说：我“一向认为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真实政策，是鼓励日本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使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朝鲜政府彼此仇视。”“在目前形势下，我相信我已经发现一个实行这一计划的机会，可能不需要流血的战争，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使这场战争成为……把台湾及朝鲜放在一个同情西方国家旗帜下的战争。”[注：见[美]魁特：《美日外交关系史》第1卷第474-476页。转引自陈碧笙《台湾地方史》第1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由此可见，当时的美国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及朝鲜以便从中渔利的。
1874年1月，日本内务大臣大久保利通和大藏大臣大隈重信拟制了侵台行动纲领——《台湾蕃地处分要略》。2月经大臣、参议会议通过，4月正式成立了侵台组织，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都督”，大隈重信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长官”，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另外聘李仙得为事务局二等出仕，美国现役少校凯塞尔为参谋，并组建了一支有3600余人的侵华军队，公开称之为“台湾生蕃探险队”，以琉球岛民54人被台湾牡丹社居民杀害一事[注：1871年12月，琉球两船遇风漂至台湾。一艘获救，船员45人被地方官民送至台湾府城。另一艘在北瑶触礁沉没，船员69人游水登岸，其中3人半途淹死，54人被高士佛及牡丹两社居民杀害，12人被护送府城与先到的45人会合，乘船经福州转送回琉球国。]为借口，进军台湾，于5月7日在台湾琅登陆。中国清政府得知日军侵台的消息后，犹半信半疑，于5月14日谕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祯“带领轮船兵器，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查看，不动生色，相机筹办”，[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93卷，清光绪六年版，第29-30页。] 29日又任命他为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并授以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
登陆日军于5月18日开始向当地居民部落进攻。至6月间，攻占了牡丹社及附近各社。7月间撤回沿海地区，集结于龟山、风港等处，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企图长期占据。清军于6月中旬到达台湾，当即布置防务，同时派员与日军谈判，令其撤兵，但并未向日军采取进攻行动。这时正值台湾南部疟疾流行，日军因不服水土，患病者日增。据参加侵台的日人水野遵在其《征台私记》中记述，日军2500余人中，能正常饮食的仅剩下十五六人，其余的只能吃些流食。此次侵台，前后7个月，共动用兵员3600余人，战死者仅12人，病死者却有561人。
军中困难日增，士气日趋下降。同时还遭到英、俄等西方列强的反对。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任美国驻日公使平翰，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宣布美国侨民应严守中立。李仙得等被迫由军中返回东京。日本陷于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境地，政府内主张撤兵的呼声逐渐抬头。经中日双方多次谈判，在英使威妥玛的调停下，于1874年10月30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清政府却作了屈辱性的妥协：除偿付日本抚恤、建房等费用50万两白银以换取日军撤离台湾外，更重要的是在专约中写进了日本提出的词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加杀害”，日本侵台“原为保民义举”等。这无异默认琉球是日本的属国。清政府的屈服外交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的扩张野心。
台湾居民杀害琉球船员的事件发生后，日本一方面作侵台的准备，一方面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1872年10月，日本借琉球王子赴日祝贺之机，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列入日本华族；外务省派官员至琉球主持琉球的外交，大藏省派官员负责琉球的租税缴纳；同时照会西方各国，说琉球已归日本，将琉球与美、法、荷三国所订的条约改为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条约。1875年，日本政府强迫琉球改用日本年号，并决定废止定期向中国朝贡和清国皇帝即位时派使祝贺等惯例(本年光绪帝即位)；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由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管理琉球的贸易业务；
废止琉球国王即位时接受中国皇帝册封的惯例，同时派兵进驻琉球。1876年，日本又接管了琉球的司法、警察权，规定凡琉球人去中国必须由日本发给护照。琉球国王派大员到中国求救，清政府不肯与日本实施武力对抗，仅采取了“据理诘问”的方针与日本谈判。但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向日本外务省多次提出质问和抗议，均毫无结果。1879年4月，日本彻底吞并了琉球，改琉球藩为冲绳县，将国王尚泰及王室人员移送东京，琉球国灭亡。
日本吞并琉球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朝鲜。朝鲜与清国的关系虽然和琉球性质一样，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等种种原因，清国对朝鲜要比对琉球重视得多，因而对日本向朝鲜扩张也比对其吞并琉球的反应强烈得多。日军从台湾撤出后不到半年，日本就决定以武力对朝鲜进行威胁。1875年5月间派军舰侵入朝鲜釜山，接着又到朝鲜西海岸示威，在江华岛与朝鲜守军发生冲突。1876年2月，日本以武力强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规定日本除在釜山通商外，再选两个港口向日本开放(1880年和1882年先后开放元山和仁川两港)，日本可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可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等。
但条约中丝毫未提朝鲜在日本有何种权利。从此，朝鲜的门户被日本打开，日本的势力开始向朝鲜渗入，与清政府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1882年朝鲜京城(汉城)发生兵变。由于朝鲜军队对日本的扩张怀有强烈的怨愤情绪，起事士兵杀死了日本军事教官，并袭击了日本公使馆。8月初，日本派军进至仁川一带，企图用武力对付朝鲜，但由于清政府也派军进入朝鲜进行干预，日军未敢动武。8月30日，日、朝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朝鲜除赔款、道歉外，还被迫同意日本派兵护卫公使馆。日本首次获得在亚洲大陆上的驻兵权，而朝鲜首都则从此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
1884年12月朝鲜亲日的“开化党”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和日本驻京城部队的支持并介入下发动了一次政变，杀死大臣，劫持国王，并控制了政府。驻朝清军营务处会办袁世凯率军进入皇宫，赶走进入宫中的日军，恢复了朝鲜原来的统治。日本驻朝使馆受到愤怒群众的袭击，日本军人及侨民均有伤亡。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遂至朝鲜谈判，最后双方签订了《汉城条约》，规定朝鲜向日本道歉、支付抚恤金和重建使馆等。在这次事变中，中日军队几乎发生武装冲突，因而日本派内务大臣伊藤博文到中国进行交涉。1885年4月，双方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其主要内容为：中日双方驻朝军队4个月内各自“尽数撤回”；将来朝鲜若再发生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出兵朝鲜时，应事先行文互相知照，事情平定后即行撤回，不得留驻等。
《天津会议专条》是日本自度军事力量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的情况下签订的。日本政府决定制定了一个十年扩军计划，以国家收入的60%来建立和发展近代化的海、陆军。1892年提前完成了十年扩军计划。从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以6年为期，每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10%，作为补充制造军舰的费用，加速扩大军事力量的步伐。同时日本参谋本部还不断派遣间谍潜入中国，窃取军事、政治情报，秘密绘制了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进行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国王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为了“出师有名”，一方面竭力劝诱清政府出兵，“代韩戡乱”，保证自己“必无他意”；一方面在国内秘密下达动员令，并组建指导战争的大本营，作好了占领朝鲜的充分准备。清政府对日本的假保证完全相信，于6月5日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分批赴朝，同时令驻日公使汪凤藻按照1885年《天津会议专条》将出兵之事通知日本。
当清军2000余人于6月8日至12日陆续到达牙山时，日军4000余人也于9至16日陆续到达仁川、汉城。7月16日，日本与英国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英国放弃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并部分地承认日本关税自主(随后日美、日意、日俄相继签订了同样的条约)，这样日本不仅解除了对华战争的后顾之忧，而且提高了在国际上的地位。日、英签约的第二天，即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开战，并批准了作战计划，于是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爆发。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所以史称这场战争为“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自1860年中英、中法签订《北京条约》以来最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这一条约的订立，使中日关系，使西方列强与日本和与中国的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列强瓜分中国的争夺更趋激化。而日本的国际地位则迅速上升，并开始跻入侵华列强的行列中去。从此，日本更加野心勃勃地走上加紧侵略中国、亚洲和争霸世界的扩张道路。
(二)大陆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日本“大陆政策”的中心内容是：首先灭亡中国，进而吞并亚洲，最后称霸世界。这是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所定的基本国策。这一基本国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明治维新以前为思想准备时期，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前夕为基本形成时期，甲午战争至全面侵华战争为推行和发展时期。
1、大陆政策的思想准备时期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国土狭小，资源缺乏，其地理位置又靠近亚洲大陆，因而日本的一些扩张主义分子，不论是封建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都对中国怀有强烈的征服欲望。这种扩张、侵略思想早在16世纪即已存在。日本战国末期统一全国的丰臣秀吉，在其刚刚被任命为关白(摄政大臣)不到两个月的1585年9月，给其家臣一柳末安的信中说：“余之被任命为关白，除统治日本外，同时其统治大权也及于唐国(即明王朝)。”1586年，丰臣秀吉又说：“当我统治日本成功之后，我就把日本交给弟弟秀长，我自己则专心一意去征服朝鲜和中国。”1587年还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王朝)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1590年，他在接见朝鲜使臣黄允吉时，不仅表示他要征服中国，而且要朝鲜为其向导；他在致朝鲜国王的复书中说：“……不屑国家之远，山海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改化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之中。贵国先驱入朝……”1592年9月18日，丰臣秀吉给关白秀次的《二十五条觉书》中更具体地表明了他征服中国的狂妄野心。他企图把中国作为日本的领土，让天皇到北京做皇帝，朝鲜则由丰臣一族来统治。《觉书》的主要内容有：“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呈献都城(北京)附近十国(州)予皇室，诸公卿将予采邑”，“大唐国之关白，授予秀次……日本之关白则由大和中纳言(羽柴秀保)、备前宰相(宇多田秀家)二人中择一人任之”，“高丽(朝鲜)国由岐阜宰相(羽柴秀胜)或备前宰相秀家统治”，“天皇居北京，秀吉居日本，船来泊之宁波”。1592年和1597年两次征服朝鲜的战争虽然在中、朝两国军队的抗击下失败了，但是丰臣秀吉侵略大陆、征服朝鲜和中国的扩张思想却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国王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为了“出师有名”，一方面竭力劝诱清政府出兵，“代韩戡乱”，保证自己“必无他意”；一方面在国内秘密下达动员令，并组建指导战争的大本营，作好了占领朝鲜的充分准备。清政府对日本的假保证完全相信，于6月5日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分批赴朝，同时令驻日公使汪凤藻按照1885年《天津会议专条》将出兵之事通知日本。
当清军2000余人于6月8日至12日陆续到达牙山时，日军4000余人也于9至16日陆续到达仁川、汉城。7月16日，日本与英国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英国放弃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并部分地承认日本关税自主(随后日美、日意、日俄相继签订了同样的条约)，这样日本不仅解除了对华战争的后顾之忧，而且提高了在国际上的地位。日、英签约的第二天，即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开战，并批准了作战计划，于是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爆发。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所以史称这场战争为“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自1860年中英、中法签订《北京条约》以来最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这一条约的订立，使中日关系，使西方列强与日本和与中国的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列强瓜分中国的争夺更趋激化。而日本的国际地位则迅速上升，并开始跻入侵华列强的行列中去。从此，日本更加野心勃勃地走上加紧侵略中国、亚洲和争霸世界的扩张道路。
(二)大陆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日本“大陆政策”的中心内容是：首先灭亡中国，进而吞并亚洲，最后称霸世界。这是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所定的基本国策。这一基本国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明治维新以前为思想准备时期，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前夕为基本形成时期，甲午战争至全面侵华战争为推行和发展时期。
1、大陆政策的思想准备时期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国土狭小，资源缺乏，其地理位置又靠近亚洲大陆，因而日本的一些扩张主义分子，不论是封建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都对中国怀有强烈的征服欲望。这种扩张、侵略思想早在16世纪即已存在。日本战国末期统一全国的丰臣秀吉，在其刚刚被任命为关白(摄政大臣)不到两个月的1585年9月，给其家臣一柳末安的信中说：“余之被任命为关白，除统治日本外，同时其统治大权也及于唐国(即明王朝)。”1586年，丰臣秀吉又说：“当我统治日本成功之后，我就把日本交给弟弟秀长，我自己则专心一意去征服朝鲜和中国。”1587年还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王朝)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1590年，他在接见朝鲜使臣黄允吉时，不仅表示他要征服中国，而且要朝鲜为其向导；他在致朝鲜国王的复书中说：“……不屑国家之远，山海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改化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之中。贵国先驱入朝……”1592年9月18日，丰臣秀吉给关白秀次的《二十五条觉书》中更具体地表明了他征服中国的狂妄野心。他企图把中国作为日本的领土，让天皇到北京做皇帝，朝鲜则由丰臣一族来统治。《觉书》的主要内容有：“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呈献都城(北京)附近十国(州)予皇室，诸公卿将予采邑”，“大唐国之关白，授予秀次……日本之关白则由大和中纳言(羽柴秀保)、备前宰相(宇多田秀家)二人中择一人任之”，“高丽(朝鲜)国由岐阜宰相(羽柴秀胜)或备前宰相秀家统治”，“天皇居北京，秀吉居日本，船来泊之宁波”。1592年和1597年两次征服朝鲜的战争虽然在中、朝两国军队的抗击下失败了，但是丰臣秀吉侵略大陆、征服朝鲜和中国的扩张思想却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德川幕府时代，丰臣秀吉的侵略扩张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并河天民所著《开疆录》说：“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了大大日本国也。”这种“大大日本”的构想正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先声。佐藤信渊则更进一步，不仅提出了扩张的目标，而且设想了侵略的步骤。他在所著《宇内混同秘策》中说：“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中国既入日本版图，其他西域、罗、印度诸国……必稽颡匍匐，隶为臣仆。”又说：“凡经略异邦之方法，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当今之世界万国中，皇国易取易攻之土地，无比中国之满洲为更易取者……故征服满洲……不仅在取得满洲……而在图谋朝鲜及中国。”精于军事学的藩士吉田松阴也主张：“急修武备，一俟船坚炮足，北割满洲之地，南取台湾、吕宋诸岛，渐作进取之势。”[注：本段以上引文均转引自[日]水野明《日本侵略中国思想的验证》。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总之，日本幕府时代中后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基本上都主张向大陆扩张。而其中又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更具有理论的代表性。1885年3月，中法战争正在紧张进行、中国东南沿海面临严重危机之际，福泽谕吉在他主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脱亚论》。其主要内容是说：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日本国民已渐知采纳此近世之文明。不幸其近邻有两国曰“支那”、曰“朝鲜”者，在方今文明东渐之潮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维持其独立，今后不出数年其国将亡，其领土将为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故“为今之计，我国不可再犹豫踌躇、坐待邻国之文明开化而与之共同振兴亚洲，毋宁应脱离其行列，去与西洋文明诸国共进退。我国对待支那、朝鲜之法，无须因其为邻国而有所顾忌，只能按照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方式方法加以处理。”[注：《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238-240页。转引自张振《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这一理论既指出了在西方列强竞相侵略中国之际日本应采取的立场和态度，又在舆论上配合了日本政府的扩军备战。这时，大陆政策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均已齐备，以后即进入形成时期。
2、大陆政策的基本形成时期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即将向外扩张作为其基本国策。掌握政府实权的藩主萨长以天皇的名义发布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和《宸翰》，宣称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注：[日]伊文成等：《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6页。]当时扩张的主要目标是大陆上的中国和朝鲜。参谋本部成立之初即成立了专门负责侦察、调查中国东北地区及西伯利亚等地和朝鲜及中国沿海地区军事地理、军政情况等的管东局和管西局。1879年至1880年间，参谋本部派出管西局局长桂太郎、局员小川又次以及志水直大尉等十几名军官，以驻华武官和语文研究生等名义到中国搜集军政情报。
他们在归国后写成《邻邦兵备略》《与清国斗争方策》等报告。日本首任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据此上奏天皇，力请加强军备。1886年参谋本部派荒尾精至中国发展间谍组织，派已经升任局长(后又升大将)的小川又次再度至中国进行调查。小川回国后于1888年为参谋本部拟制了《清国征讨方略》，其中不仅有详细的中日双方战略形势，而且有详细的作战计划和战后处置中国的办法[注：[日]山本四郎：《1887年日本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介绍》附录。该方略的全文摘录。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其主要内容为：
趣旨：
“政略存则战略成，战略存则政略全。欲确定战略，不可不知政略如何”。“谋清国，须先详知彼我政略与实力，做与之相应之准备”。“于今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必“取进取计划”。“自今年起，在未来五年间完成准备，若有时机到来，则攻击之”。
进攻方略：
“第一篇彼我形势。若欲维护我帝国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立于万国之间，保持安宁，则不可不分割清国，使之成为数个小邦国。”
“清国虽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国……清人虽愚蠢不决，但受此屡屡失败刺激，对须培养实力已稍有感悟。近来陆海两军已渐有讲究改良之趋势。清国优柔，显然不能一举成强国。但是只要努力不懈，理应达到此境界。由当前形势看来，20年后可能稍有完备……因此，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我国始能保持安宁，亚洲大势始得以维持。”
“（清国军队有）旗兵30万，绿营兵60万，蒙古兵10万，共100万。八旗兵属无用之长物，绿营兵之弊风亦与日俱增……近年又选绿营兵中之精兵，仿勇军编制，组成所谓练军。一旦有事，入守有用者，实此勇、练二种……此二种兵合计40万，而此40万兵属各省总督巡抚分辖，并非归一名元帅统辖。故兵制、阵式、枪炮器械各有差异，军制不能统一……加之更可怜者，将校虽有文官、武官，皆不懂任何兵学，只图利己。由此可见，将校实无指挥此兵临阵对敌之技。此40万兵员配置于10倍于我国之面积上，道路粗劣，交通不便，即使一方告急，也不能从邻省调兵。且内地常有教匪、苗民等思乱之徒。防练军平时主要用于镇压叛乱，不能以其大半援助邻省。加之战时无动员编制，只能临时招募无赖、游民，增加、补充战兵。以上所论者，不过实力之一斑，但足以证明其军备薄弱。”
总之，日本幕府时代中后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基本上都主张向大陆扩张。而其中又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更具有理论的代表性。1885年3月，中法战争正在紧张进行、中国东南沿海面临严重危机之际，福泽谕吉在他主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脱亚论》。其主要内容是说：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日本国民已渐知采纳此近世之文明。不幸其近邻有两国曰“支那”、曰“朝鲜”者，在方今文明东渐之潮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维持其独立，今后不出数年其国将亡，其领土将为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故“为今之计，我国不可再犹豫踌躇、坐待邻国之文明开化而与之共同振兴亚洲，毋宁应脱离其行列，去与西洋文明诸国共进退。我国对待支那、朝鲜之法，无须因其为邻国而有所顾忌，只能按照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方式方法加以处理。”[注：《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238-240页。转引自张振《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这一理论既指出了在西方列强竞相侵略中国之际日本应采取的立场和态度，又在舆论上配合了日本政府的扩军备战。这时，大陆政策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均已齐备，以后即进入形成时期。
2、大陆政策的基本形成时期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即将向外扩张作为其基本国策。掌握政府实权的藩主萨长以天皇的名义发布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和《宸翰》，宣称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注：[日]伊文成等：《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6页。]当时扩张的主要目标是大陆上的中国和朝鲜。参谋本部成立之初即成立了专门负责侦察、调查中国东北地区及西伯利亚等地和朝鲜及中国沿海地区军事地理、军政情况等的管东局和管西局。1879年至1880年间，参谋本部派出管西局局长桂太郎、局员小川又次以及志水直大尉等十几名军官，以驻华武官和语文研究生等名义到中国搜集军政情报。
他们在归国后写成《邻邦兵备略》《与清国斗争方策》等报告。日本首任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据此上奏天皇，力请加强军备。1886年参谋本部派荒尾精至中国发展间谍组织，派已经升任局长(后又升大将)的小川又次再度至中国进行调查。小川回国后于1888年为参谋本部拟制了《清国征讨方略》，其中不仅有详细的中日双方战略形势，而且有详细的作战计划和战后处置中国的办法[注：[日]山本四郎：《1887年日本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介绍》附录。该方略的全文摘录。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其主要内容为：
趣旨：
“政略存则战略成，战略存则政略全。欲确定战略，不可不知政略如何”。“谋清国，须先详知彼我政略与实力，做与之相应之准备”。“于今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必“取进取计划”。“自今年起，在未来五年间完成准备，若有时机到来，则攻击之”。
进攻方略：
“第一篇彼我形势。若欲维护我帝国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立于万国之间，保持安宁，则不可不分割清国，使之成为数个小邦国。”
“清国虽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国……清人虽愚蠢不决，但受此屡屡失败刺激，对须培养实力已稍有感悟。近来陆海两军已渐有讲究改良之趋势。清国优柔，显然不能一举成强国。但是只要努力不懈，理应达到此境界。由当前形势看来，20年后可能稍有完备……因此，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我国始能保持安宁，亚洲大势始得以维持。”
“（清国军队有）旗兵30万，绿营兵60万，蒙古兵10万，共100万。八旗兵属无用之长物，绿营兵之弊风亦与日俱增……近年又选绿营兵中之精兵，仿勇军编制，组成所谓练军。一旦有事，入守有用者，实此勇、练二种……此二种兵合计40万，而此40万兵属各省总督巡抚分辖，并非归一名元帅统辖。故兵制、阵式、枪炮器械各有差异，军制不能统一……加之更可怜者，将校虽有文官、武官，皆不懂任何兵学，只图利己。由此可见，将校实无指挥此兵临阵对敌之技。此40万兵员配置于10倍于我国之面积上，道路粗劣，交通不便，即使一方告急，也不能从邻省调兵。且内地常有教匪、苗民等思乱之徒。防练军平时主要用于镇压叛乱，不能以其大半援助邻省。加之战时无动员编制，只能临时招募无赖、游民，增加、补充战兵。以上所论者，不过实力之一斑，但足以证明其军备薄弱。”
“对如此国家，动辄以宽仁相让，实非国家之良策。且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
“自明治维新之初，常研究进取方略，先讨台湾，干涉朝鲜，处分琉球，以此断然决心同清国交战。此国是实应继续执行。”
“第二篇作战计划。若欲使清国于阵头乞降，须先以我国海军击败清国海军，攻占北京，擒获清帝……而欲奏此功，则须于进攻北京之同时阻击来援京畿之敌兵。”
“为达此目的，派出远征军总数应为八个师团(常备师团六个，后备师团两个)……分北、南两部。北部六个师团，南部两个师团。此乃依清国今日兵力而定。”
“其部署任务如下：在海军掩护下，把五个常备师团与一个后备师团运至直隶湾，于山海关至滦河口之间登陆，夺取昌黎、滦州、永平府”；再“命一个常备师团”占领唐山，“做欲攻入天津之样态，以牵制天津兵北上，保护我军背后安全”；“以两个常备师团，经滦州……香河县进入通州”，“对天津方向保持战备”；“另两个师团经永平……三河县进入通州”，“不断对通热河道路及北京北方保持战备”，“防止清帝逃脱，阻止援兵”；对北京“围东、西、北三面……以东北角为主攻点”，“一个后备师团……坚守山海关，断东三省之援兵”。“以一个常备师团与一个后备师团，同海军一起进入扬子江，先克吴淞据之，切断上海及长江沿岸各地交通，然后水陆合力攻克江阴……宜昌等沿岸要冲”，“使长江以南之兵不得北上；对长江以北之地，骚扰威胁其背后，亦使之不能北上”，“使进攻北京之兵专心致力于进攻”。
“第三篇善后”。在西方列强介入之前，设法形成有利于日本之态势。“无论于任何情况下，一定要把下述六要冲划入我国版图”：一、旅顺半岛；二、山东登州府管辖之地；三、浙江舟山群岛；四、澎湖群岛；五、台湾全岛；六、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
小川又次的“方略”对以后日本陆军产生较大影响。
1890年12月6日，已担任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日本将向大陆扩张的政策。他说：“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惟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又说：“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他还认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注：[日]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上卷第31页。]。与此同时，他还写出《军事意见书》、《外交政略论》等文件，主张侵略中国，夺占朝鲜，与英、俄列强争斗等。
外相青木周藏也向日本政府提出《东亚列国之权衡》，主张将俄国逐出西伯利亚，“日本领有朝鲜、满洲及俄国沿海州”，对朝鲜“采取强硬手段，施行干涉主义”。他的主张也都得到了内阁认可。[注：[日]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第32页。]至此，日本的大陆政策在明治初期扩张路线和军国主义体制的基础上已经基本形成，对大陆发动战争的准备也趋于完成，剩下的只是如何寻找时机或制造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3、大陆政策的推行、发展时期
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事件，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打败了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强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走上推行大陆政策、武力侵略中国的道路。经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取得了在华驻军权，并夺占了中国东北南部大片领土，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其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
1921年，日本原敬内阁召开有朝鲜总督、朝鲜军司令官、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驻华公使和奉天领事以及驻青岛、西伯利亚日军司令官参加的第一次“东方会议”，研究侵华政策问题。最后认为：满蒙同日本领土接壤(指朝鲜)，对日本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的生存”具有极其重要的关系，日本不但要维护其在满蒙既得的特殊地位与利权，而且今后要努力获得国防和“国民经济的生存”上必要的地位与利权。因而决定加强对中国的东北地区扩张。[注：1921年5月13日，日本内阁决议《对满蒙的政策》。见《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自明治维新之初，常研究进取方略，先讨台湾，干涉朝鲜，处分琉球，以此断然决心同清国交战。此国是实应继续执行。”
“第二篇作战计划。若欲使清国于阵头乞降，须先以我国海军击败清国海军，攻占北京，擒获清帝……而欲奏此功，则须于进攻北京之同时阻击来援京畿之敌兵。”
“为达此目的，派出远征军总数应为八个师团(常备师团六个，后备师团两个)……分北、南两部。北部六个师团，南部两个师团。此乃依清国今日兵力而定。”
“其部署任务如下：在海军掩护下，把五个常备师团与一个后备师团运至直隶湾，于山海关至滦河口之间登陆，夺取昌黎、滦州、永平府”；再“命一个常备师团”占领唐山，“做欲攻入天津之样态，以牵制天津兵北上，保护我军背后安全”；“以两个常备师团，经滦州……香河县进入通州”，“对天津方向保持战备”；“另两个师团经永平……三河县进入通州”，“不断对通热河道路及北京北方保持战备”，“防止清帝逃脱，阻止援兵”；对北京“围东、西、北三面……以东北角为主攻点”，“一个后备师团……坚守山海关，断东三省之援兵”。“以一个常备师团与一个后备师团，同海军一起进入扬子江，先克吴淞据之，切断上海及长江沿岸各地交通，然后水陆合力攻克江阴……宜昌等沿岸要冲”，“使长江以南之兵不得北上；对长江以北之地，骚扰威胁其背后，亦使之不能北上”，“使进攻北京之兵专心致力于进攻”。
“第三篇善后”。在西方列强介入之前，设法形成有利于日本之态势。“无论于任何情况下，一定要把下述六要冲划入我国版图”：一、旅顺半岛；二、山东登州府管辖之地；三、浙江舟山群岛；四、澎湖群岛；五、台湾全岛；六、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
小川又次的“方略”对以后日本陆军产生较大影响。
1890年12月6日，已担任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日本将向大陆扩张的政策。他说：“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惟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又说：“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他还认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注：[日]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上卷第31页。]。与此同时，他还写出《军事意见书》、《外交政略论》等文件，主张侵略中国，夺占朝鲜，与英、俄列强争斗等。
外相青木周藏也向日本政府提出《东亚列国之权衡》，主张将俄国逐出西伯利亚，“日本领有朝鲜、满洲及俄国沿海州”，对朝鲜“采取强硬手段，施行干涉主义”。他的主张也都得到了内阁认可。[注：[日]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第32页。]至此，日本的大陆政策在明治初期扩张路线和军国主义体制的基础上已经基本形成，对大陆发动战争的准备也趋于完成，剩下的只是如何寻找时机或制造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3、大陆政策的推行、发展时期
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事件，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打败了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强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走上推行大陆政策、武力侵略中国的道路。经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取得了在华驻军权，并夺占了中国东北南部大片领土，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其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
1921年，日本原敬内阁召开有朝鲜总督、朝鲜军司令官、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驻华公使和奉天领事以及驻青岛、西伯利亚日军司令官参加的第一次“东方会议”，研究侵华政策问题。最后认为：满蒙同日本领土接壤(指朝鲜)，对日本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的生存”具有极其重要的关系，日本不但要维护其在满蒙既得的特殊地位与利权，而且今后要努力获得国防和“国民经济的生存”上必要的地位与利权。因而决定加强对中国的东北地区扩张。[注：1921年5月13日，日本内阁决议《对满蒙的政策》。见《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1923年，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扩大军备和侵略中国的问题受到美国等国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日本在制定国防计划时，将主要假想敌国定为“与我有冲突的可能性且具有强大国力与兵力的美国”，而将中国与俄国作为第二号假想敌。但是为了与美国或俄国作战，又规定必须准备好占领“满洲、华北、华中各要域及华南一局部”等“大陆要域所必需兵力的整备”，作战的“不足资源需在中国寻求”。[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东京1974年版，(1)第93、246、249页。]实际上不论对谁作战，日本都把中国作为其侵略的首要对象。在上述方针指导下，日本参谋本部于1925年制订了1926年度作战计划，预计动员32个师团的兵力，其中以3个师团又1个支队用于对美作战，以13个师团又1个支队用于对俄作战，而以16个师团用于对中国作战。由此可见日本作战的重心仍然是中国。而且对俄作战时，其大部兵力仍将以中国的东北地区为作战基地。日本对中国作战的计划是：以5个师团占领南满及北满一部，以7个师团进占河北及山东，以3个师团进占上海地区，以1个师团进占福建。
1927年，一贯主张“经营大陆”的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继山县有朋组织新内阁，使日本的大陆政策又有新的发展。早在1913年，田中义一就著书鼓吹向大陆扩张。他说：“我们认为向大陆扩张乃是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惟一方法”，“日本政府必须确立经营满蒙的大方针”。他还表示决心为把满蒙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而斗争”。[注：[日]高仓撤一：《田中义一传记》。东京191年版，上卷第548-565页。]这次当上了首相后自兼外相，任命一贯主张对中国实行“强硬外交”的“满蒙第一主义者”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认为“日本应当确保满蒙”，“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来”，这“必须成为政策的中心”。[注：[日]山浦贯一：《森格》，东京X94.1年版，第599—600页。]
当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了有陆海军首脑、关东军司令官、驻中国使领和外务省有关人员参加的“东方会议”，统一认识，制订对中国的“积极政策”。会议实际上由森恪主持。最后由田中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共八条。前五条规定了对中国整体的政策，后三条规定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对中国的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第五条就明确地规定：“当帝国在中国的权益及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二是将东北地区从中国领土上分割出去，作为日本的殖民地。
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和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八条还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防护。”[注：全文见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文书》。东京1987年版，(下)第101-10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一书中载有孙雷门等《推行“出兵外交”政策的田中义一》，内有全文译文。]森恪在会议上解释“不问来自何方”这句话时说：“何方”是指南京政府、北方的苏联和一切外国以及东三省的内部。[注：森格的说明见[日]二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东京1971年版，第223页。]这显然是要把中国的东北完全置于日本的武力控制之下，既不允许其他帝国主义染指，也不允许中国人民为维护主权而采取正当的行动。日本实际上把中国的东北地区已视为自己的领土了。
会后，田中将会议的实质内容写成《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秘密上奏天皇，因而这一文件又称“田中奏折”。文件首先说明向满蒙扩张的“理由”：“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完成新大陆政策。”其次又提出向大陆扩张的总目标：“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可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并进一步强调掌握满蒙之利权是控制亚洲大陆的“第一大关键”，说“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止中国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
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中国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中国之利源。以中国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尔后详细地阐述了实现这一政策的具体措施和步骤：以“二十一条”为基础，取得满蒙的土地租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权和金融权等；以日本人充任满蒙政治、财政及军事的顾问和教官；派遣军人秘密进入蒙古，以控制旧王公等等；在推行大陆政策的进程中因有可能“不得不与美国一战”，“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因此要作决战的准备，迅速修建几条有战略价值的铁路，将满蒙与朝鲜联结起来，加强对满蒙的控制。[注：《田中奏折》的摘要最早载于1929年12月中国的《时事月报》第1卷第2期上。《文史资料选辑》第11期载有王家桢的《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1953年香港《自由人》载有蔡智堪的《我怎取得田中奏章》。]
日本有些学者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文件，但回顾一下田中义一内阁执行“积极政策”的实践和以后十几年日本扩张的侵略历史，再对照一下日本公开发表的《对华政策纲要》，不难看出《田中奏折》确实存在。积极推行侵华外交、战败时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在战败后曾就此文件的真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东亚方面发生的事态，以及日本对此等事态采取的行动，恰似以《田中觉书》(即《田中奏折》)作为教科书那样进行的。因此，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书存在的疑惑是颇为困难的。”[注：[日]重光葵：《昭和的动乱》。东京1952年版，上卷第33页。以及，本书国内出版时更名为《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东方会议之后，为了加快实施这一《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当年8月15日至21日，由森恪主持，在大连又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即大连会议)，参加人员为驻“中国公使、关东厅长官、驻奉天总领事和关东军司令官等人，进一步策划了侵略东北的具体步骤。
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日本国策的会议，也是把它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发展，并把实施这一政策的措施具体化的会议，预示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1927年，一贯主张“经营大陆”的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继山县有朋组织新内阁，使日本的大陆政策又有新的发展。早在1913年，田中义一就著书鼓吹向大陆扩张。他说：“我们认为向大陆扩张乃是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惟一方法”，“日本政府必须确立经营满蒙的大方针”。他还表示决心为把满蒙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而斗争”。[注：[日]高仓撤一：《田中义一传记》。东京191年版，上卷第548-565页。]这次当上了首相后自兼外相，任命一贯主张对中国实行“强硬外交”的“满蒙第一主义者”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认为“日本应当确保满蒙”，“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来”，这“必须成为政策的中心”。[注：[日]山浦贯一：《森格》，东京X94.1年版，第599—600页。]
当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了有陆海军首脑、关东军司令官、驻中国使领和外务省有关人员参加的“东方会议”，统一认识，制订对中国的“积极政策”。会议实际上由森恪主持。最后由田中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共八条。前五条规定了对中国整体的政策，后三条规定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对中国的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第五条就明确地规定：“当帝国在中国的权益及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二是将东北地区从中国领土上分割出去，作为日本的殖民地。
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和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八条还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防护。”[注：全文见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文书》。东京1987年版，(下)第101-10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一书中载有孙雷门等《推行“出兵外交”政策的田中义一》，内有全文译文。]森恪在会议上解释“不问来自何方”这句话时说：“何方”是指南京政府、北方的苏联和一切外国以及东三省的内部。[注：森格的说明见[日]二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东京1971年版，第223页。]这显然是要把中国的东北完全置于日本的武力控制之下，既不允许其他帝国主义染指，也不允许中国人民为维护主权而采取正当的行动。日本实际上把中国的东北地区已视为自己的领土了。
会后，田中将会议的实质内容写成《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秘密上奏天皇，因而这一文件又称“田中奏折”。文件首先说明向满蒙扩张的“理由”：“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完成新大陆政策。”其次又提出向大陆扩张的总目标：“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可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并进一步强调掌握满蒙之利权是控制亚洲大陆的“第一大关键”，说“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止中国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
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中国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中国之利源。以中国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尔后详细地阐述了实现这一政策的具体措施和步骤：以“二十一条”为基础，取得满蒙的土地租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权和金融权等；以日本人充任满蒙政治、财政及军事的顾问和教官；派遣军人秘密进入蒙古，以控制旧王公等等；在推行大陆政策的进程中因有可能“不得不与美国一战”，“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因此要作决战的准备，迅速修建几条有战略价值的铁路，将满蒙与朝鲜联结起来，加强对满蒙的控制。[注：《田中奏折》的摘要最早载于1929年12月中国的《时事月报》第1卷第2期上。《文史资料选辑》第11期载有王家桢的《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1953年香港《自由人》载有蔡智堪的《我怎取得田中奏章》。]
日本有些学者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文件，但回顾一下田中义一内阁执行“积极政策”的实践和以后十几年日本扩张的侵略历史，再对照一下日本公开发表的《对华政策纲要》，不难看出《田中奏折》确实存在。积极推行侵华外交、战败时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在战败后曾就此文件的真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东亚方面发生的事态，以及日本对此等事态采取的行动，恰似以《田中觉书》(即《田中奏折》)作为教科书那样进行的。因此，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书存在的疑惑是颇为困难的。”[注：[日]重光葵：《昭和的动乱》。东京1952年版，上卷第33页。以及，本书国内出版时更名为《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东方会议之后，为了加快实施这一《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当年8月15日至21日，由森恪主持，在大连又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即大连会议)，参加人员为驻“中国公使、关东厅长官、驻奉天总领事和关东军司令官等人，进一步策划了侵略东北的具体步骤。
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日本国策的会议，也是把它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发展，并把实施这一政策的措施具体化的会议，预示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楼主能不能科普一下，在甲午战争至抗日战争这段时间。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对日本的看法。看看孙中山等的行为，感觉当时的人对日本与对欧洲的看法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