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教授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历史真相的信

原编者按：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近日收到了一封青年朋友的来信，信中对抗战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国民党和GCD所起的历史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此，金教授写了回信。 <br/><br/>　　我们认为，这封回信内容丰富、文字生动，对抗战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值得广大读者一读。现征得金教授同意，将此信全文刊载。 <br/><br/>　　××你好！<br/><br/>　　这回涉及一个沉重的话题，其实也完全不必为我们自身悲观。50年代初出生的我们，和60年代末出生的你们，包括发表网络日志的你的同事（估计是70年代后出生的了），包括“南京1937”那些年轻人，对历史不都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吗？后人书写前人的历史，这是自然惯例，也是社会规律，想改也无法改，任何国家的执政者最须敬畏之处，也正在这里。 <br/><br/>　　你的同事写得很好，一个民族必须能够发现和拥有自己的所有宝藏，必须千倍百倍地珍惜自己的这些宝藏。今年八一我到黑瞎子岛（中俄争议的最后一块土地）附近，对岸俄罗斯怎么进行他们的教育?幼儿园教师带孩子们到无名英雄墓，老师边讲边哭，三、四岁的，五、六岁的小孩子大孩子都跟着一起哭。也许那些孩子们并不真的十分明白为什么哭，但他们看到老师哭了，老师那么伤心，于是也都伤心地哭了。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教育，怎能不形成他们精神强大的基因。相比起来，我们差距很大。问题不是那些在先烈墓碑上跳来踏去的孩子，而是除了自身悲欢便一概无泪的老师，和“选择性对待历史”的做法和态度。这种选择性对待也是多种多样的，上海新版的小学课本，把“狼牙山五壮士”从课本中去除了（解释说“放到了课外辅导读物里”），而代之以＊＊＊和＊＊，说这才是新时代的英雄，堂而皇之地认为过去的英雄应该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剔除了。这种“钱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感觉，只能造成我们民族精神的萎顿。也许正是从这些方面看，显出你、我、他（你那位同事）这些并非大人物的并非小的责任。能看出来，你的同事是搞国际问题的，也看了不少资料，但对战争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不熟悉，所以一些描述是不准确的。 <br/><br/>　　首先，石牌战斗是1943年5月初到6月中旬鄂西会战的一部分。你同事所列歼敌25000人是历时一个多月、从湖南北部到长江西陵峡口的石牌、延绵千里战线上的全部作战成果，击毁日机15架（而不是45架）也是如此，不是石牌一战的成果。石牌作战5天，歼敌1000余人。<br/><br/>　　其二，不仅石牌不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斯大林格勒”，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也没有“斯大林格勒”。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说法，却是研究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的史实。“斯大林格勒”是形容从防御到反攻、从被动到主动、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和枢纽点，而石牌不是这样的点。翻遍抗战史，也找不到这样的点。包括石牌作战在内的鄂西会战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此后日军通过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仍然在不断进攻；郑州失守、许昌失守、洛阳失守、长沙失守、衡阳失守、桂林失守、柳州失守……仍然是中国人听到的一个又一个噩耗。特别是湘西会战（日本人称“芷江作战”）竟然发生在1945年4月，距其天皇宣布投降仅剩4个月时间，鬼子们还在战场上以劣势兵力甚至劣势兵器（湘西作战非常明显）向中国军队连续发动进攻，你说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在哪里？倒是湘西作战末期日军强弩之末的表现，让美国《纽约时报》评论了一句“可视为中日战争转折的暗示”，这句话我们就能聊以自慰吗？那时在欧洲战场希特勒已经自杀、德国人已经投降了，我们才仅仅把进攻的日军击退，然后继续防御。所以不是中国GCD故意淹没了抗日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是它本来就没有。如果真有，别说一个GCD，全世界GCD加起来也淹没不了。赫鲁晓夫当年反斯大林，把斯大林格勒都改为伏尔加格勒了，但“斯大林格勒战役”作为二战苏德战场的战略转折点，至今标榜战史，无人能够撼动。 <br/><br/>　　其三，关于石牌作战与平型关作战的比较。前面说了，把石牌作战与鄂西会战的关系弄清楚了，就会明白石牌作战与平型关作战歼敌人数基本一样，都是1000多人。要说不一样的话，那么还有这样几个不一样。 <br/><br/>　　平型关作战是一天歼敌1000多人，石牌作战是五天歼敌1000多人；平型关作战是1937年抗战开始的第一个胜仗，那时从国内看，华北国军纷纷败退，恐日情绪到处蔓延；从国际看，美英袖手旁观，德日步步紧逼，中国空前孤立；此时以八路军如此简陋之装备和长期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官兵打出一个平型关胜利，对鼓舞一直只见失败不见胜利的国人士气、击破“皇军不可战胜”神话，无疑意义极其重大。<br/><br/>　　1943年的石牌之战也是中国战场一个显著胜利，但那已是在台儿庄作战胜利之后，而且此时二战已经全面开始，珍珠港事件也已发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受美军重挫，战争初期那股傲气已经大减，而且此时美援已经大量拥入中国。在石牌作战中，中美空军曾给日军造成很大杀伤；当时国军的重迫击炮团装备40多门150毫米口径的美式重迫击炮，一次作战就向日军发射几千发炮弹，仅仅几个小时就杀伤日军数百人。这些条件，在平型关作战的八路军都不具备，只能凭借子弹和刺刀，一个对一个地较量解决。要知道那是一支不掌握执政资源（不但“在野”，此前还到处被“围剿”）、不享受外援分配、甚至不享有政府正常财政拨款的军队（一致抗战后享受过一阵，又中断了），正是这些种种情况，决定了石牌作战无法和平型关作战相比。认为石牌作战意义大于平型关作战的说法，并没有很好把握那段历史。 <br/><br/>　　当然就像所有生命价值等同一样，任何牺牲都是相同的。不要说牺牲在平型关还是牺牲在石牌都应获得我们同样的尊敬，即使那些殒命于兵荒马乱大溃退中的无数无名官兵，今天也是需要我们在他们生命痕迹消失的地方放上几束白花的。美国人今天还在满世界寻找他们参加二战官兵的遗骸，对我们该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提醒。日本人在广岛的纪念碑上，把死于原子弹轰炸及后续效应的20余万人一个一个姓名都刻了上去，又是怎样一种对前人和后人负责的态度。而我们遭受南京大屠杀30万人死亡，至今南京的纪念馆内也只刻有3000有名有姓的名字，其他29万7千人的姓名呢？真令我们对世界汗颜。把这个帐也记在GCD头上，显然不公平，因为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城的雨花台还是专门杀GCD人的地方。离南京近一些的“苏区”（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早被国军“围剿”得不得不万里长征、被驱赶到荒凉贫穷的西北一隅去了。南京城被日军屠杀的30万人中，将近10万是来不及撤走的国军军人，而当时向南京进攻的全部日军才5万多人。这些都是不管我们多么难受，也只有承认的史实。 <br/><br/>　　我们过去用“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电影把敌后抗战描写得无所不能，宣扬英雄主义之时有过分之处，但今天恢复历史的真面时，又把原来的确被淡化的正面战场想象得英勇无比，也不是实情。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超级震荡；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发生国军部队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成伪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伪军达百万以上（电影中“报告连长，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长期成为笑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场的奇景，使我们今天仍然羞愧。就说石牌战斗，以“勇将”著称的国军十一师师长胡琏一方面表示“与阵地共存亡”，另一方面又在江边暗备小船，准备必要时逃命；打到最艰苦的第五天，国军十八军军长认为难以支撑，已经下令撤退，突然接到后卫部队报告，说入夜后日军阵地枪炮声沉寂，已经悄悄撤退了，这才下令立即向部队追回撤退的命令，同时向重庆报告“石牌大捷”。今天不了解这些，以一两篇文章就“恢复历史真面”，同样是弱不禁风的单薄。我们说这些作战指挥层的犹豫与动摇，丝毫不减弱石牌战斗国军官兵奋勇作战和英勇牺牲精神的可贵可叹，它同样是中国人不屈精神的杰出代表；说这些是要说明我们过去描述历史的时候太多理想主义，今天想要再现一部公正的历史，再不能仅仅凭另一种理想主义了。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GCD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投降日本人去当伪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徳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抗战初期，蒋介石曾经悄悄告诉德国大使陶德曼，他之所以不能同意德国提出的“调停”意见，是因为“GCD人是绝对不会妥协的”，如果他同意妥协，在国内就无法实施领导了。我们今天认识历史，如果拿现在GCD内那些腐败分子、马屁分子去和当年的GCD人联想类比，可能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GCD能够获得大多数人民拥护、为什么能够从那样一个弱小的力量最终夺取全国政权。 <br/><br/>　　长期以来国共之间的确分歧太深、对立太深，在那个时代也仇恨太深，这些都极大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给其他力量以许多可乘之机。当然今天已经大不一样了，但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些影子。连战夫人坦承来访之前不知大陆会怎么对待他们，可见心理阴影也一直没有消除。说到历史评价方面，“选择性认同”也是双方共同的老毛病，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让人看到今天巨大的进步。胡主席在9月3日纪念大会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GCD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将国民党置于GCD之前，将正面战场置于敌后战场之前，不能不说是巨大历史进步；说“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讲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名将时也讲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国军将领，讲“狼牙山五壮士”时也讲国军的“八百壮士”，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虽然国民党方面至今还没有这样评价过GCD，但回归历史的真实，本身已经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党派的选择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悲观，因为历史的确在不断进步。它不需要再来个整体推翻、推倒重来，它正在一步一步日益接近真面。 <br/><br/>　　你的同?如意的地方，我倒觉得并不在于是否应该给白发苍苍的老兵们放几把藤椅，也不在于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时是否该由政治局常委打头。中国人第一次这样纪念自己的胜利日（台湾那边除了模仿日本人说“终战”别的不敢提），第一次让人感觉到胜利不仅属于国共两党、还属于海内外全体中国同胞，本身已经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历史演进并不都是主动和自觉的，就这个意义说，那60声震人心魄的礼炮震撼和开启的心扉，也许不是仪式设计者的预料，推开的却是包容全世界所有中国人的大门。 <br/><br/>　　对不起，写了一堆不轻松的话题。民族的成熟最终是民族中个体的成熟，相信这种讨论不会遏制、而会加速思想的成熟。<br/>原编者按：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近日收到了一封青年朋友的来信，信中对抗战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国民党和GCD所起的历史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此，金教授写了回信。 <br/><br/>　　我们认为，这封回信内容丰富、文字生动，对抗战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值得广大读者一读。现征得金教授同意，将此信全文刊载。 <br/><br/>　　××你好！<br/><br/>　　这回涉及一个沉重的话题，其实也完全不必为我们自身悲观。50年代初出生的我们，和60年代末出生的你们，包括发表网络日志的你的同事（估计是70年代后出生的了），包括“南京1937”那些年轻人，对历史不都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吗？后人书写前人的历史，这是自然惯例，也是社会规律，想改也无法改，任何国家的执政者最须敬畏之处，也正在这里。 <br/><br/>　　你的同事写得很好，一个民族必须能够发现和拥有自己的所有宝藏，必须千倍百倍地珍惜自己的这些宝藏。今年八一我到黑瞎子岛（中俄争议的最后一块土地）附近，对岸俄罗斯怎么进行他们的教育?幼儿园教师带孩子们到无名英雄墓，老师边讲边哭，三、四岁的，五、六岁的小孩子大孩子都跟着一起哭。也许那些孩子们并不真的十分明白为什么哭，但他们看到老师哭了，老师那么伤心，于是也都伤心地哭了。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教育，怎能不形成他们精神强大的基因。相比起来，我们差距很大。问题不是那些在先烈墓碑上跳来踏去的孩子，而是除了自身悲欢便一概无泪的老师，和“选择性对待历史”的做法和态度。这种选择性对待也是多种多样的，上海新版的小学课本，把“狼牙山五壮士”从课本中去除了（解释说“放到了课外辅导读物里”），而代之以＊＊＊和＊＊，说这才是新时代的英雄，堂而皇之地认为过去的英雄应该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剔除了。这种“钱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感觉，只能造成我们民族精神的萎顿。也许正是从这些方面看，显出你、我、他（你那位同事）这些并非大人物的并非小的责任。能看出来，你的同事是搞国际问题的，也看了不少资料，但对战争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不熟悉，所以一些描述是不准确的。 <br/><br/>　　首先，石牌战斗是1943年5月初到6月中旬鄂西会战的一部分。你同事所列歼敌25000人是历时一个多月、从湖南北部到长江西陵峡口的石牌、延绵千里战线上的全部作战成果，击毁日机15架（而不是45架）也是如此，不是石牌一战的成果。石牌作战5天，歼敌1000余人。<br/><br/>　　其二，不仅石牌不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斯大林格勒”，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也没有“斯大林格勒”。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说法，却是研究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的史实。“斯大林格勒”是形容从防御到反攻、从被动到主动、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和枢纽点，而石牌不是这样的点。翻遍抗战史，也找不到这样的点。包括石牌作战在内的鄂西会战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此后日军通过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仍然在不断进攻；郑州失守、许昌失守、洛阳失守、长沙失守、衡阳失守、桂林失守、柳州失守……仍然是中国人听到的一个又一个噩耗。特别是湘西会战（日本人称“芷江作战”）竟然发生在1945年4月，距其天皇宣布投降仅剩4个月时间，鬼子们还在战场上以劣势兵力甚至劣势兵器（湘西作战非常明显）向中国军队连续发动进攻，你说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在哪里？倒是湘西作战末期日军强弩之末的表现，让美国《纽约时报》评论了一句“可视为中日战争转折的暗示”，这句话我们就能聊以自慰吗？那时在欧洲战场希特勒已经自杀、德国人已经投降了，我们才仅仅把进攻的日军击退，然后继续防御。所以不是中国GCD故意淹没了抗日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是它本来就没有。如果真有，别说一个GCD，全世界GCD加起来也淹没不了。赫鲁晓夫当年反斯大林，把斯大林格勒都改为伏尔加格勒了，但“斯大林格勒战役”作为二战苏德战场的战略转折点，至今标榜战史，无人能够撼动。 <br/><br/>　　其三，关于石牌作战与平型关作战的比较。前面说了，把石牌作战与鄂西会战的关系弄清楚了，就会明白石牌作战与平型关作战歼敌人数基本一样，都是1000多人。要说不一样的话，那么还有这样几个不一样。 <br/><br/>　　平型关作战是一天歼敌1000多人，石牌作战是五天歼敌1000多人；平型关作战是1937年抗战开始的第一个胜仗，那时从国内看，华北国军纷纷败退，恐日情绪到处蔓延；从国际看，美英袖手旁观，德日步步紧逼，中国空前孤立；此时以八路军如此简陋之装备和长期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官兵打出一个平型关胜利，对鼓舞一直只见失败不见胜利的国人士气、击破“皇军不可战胜”神话，无疑意义极其重大。<br/><br/>　　1943年的石牌之战也是中国战场一个显著胜利，但那已是在台儿庄作战胜利之后，而且此时二战已经全面开始，珍珠港事件也已发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受美军重挫，战争初期那股傲气已经大减，而且此时美援已经大量拥入中国。在石牌作战中，中美空军曾给日军造成很大杀伤；当时国军的重迫击炮团装备40多门150毫米口径的美式重迫击炮，一次作战就向日军发射几千发炮弹，仅仅几个小时就杀伤日军数百人。这些条件，在平型关作战的八路军都不具备，只能凭借子弹和刺刀，一个对一个地较量解决。要知道那是一支不掌握执政资源（不但“在野”，此前还到处被“围剿”）、不享受外援分配、甚至不享有政府正常财政拨款的军队（一致抗战后享受过一阵，又中断了），正是这些种种情况，决定了石牌作战无法和平型关作战相比。认为石牌作战意义大于平型关作战的说法，并没有很好把握那段历史。 <br/><br/>　　当然就像所有生命价值等同一样，任何牺牲都是相同的。不要说牺牲在平型关还是牺牲在石牌都应获得我们同样的尊敬，即使那些殒命于兵荒马乱大溃退中的无数无名官兵，今天也是需要我们在他们生命痕迹消失的地方放上几束白花的。美国人今天还在满世界寻找他们参加二战官兵的遗骸，对我们该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提醒。日本人在广岛的纪念碑上，把死于原子弹轰炸及后续效应的20余万人一个一个姓名都刻了上去，又是怎样一种对前人和后人负责的态度。而我们遭受南京大屠杀30万人死亡，至今南京的纪念馆内也只刻有3000有名有姓的名字，其他29万7千人的姓名呢？真令我们对世界汗颜。把这个帐也记在GCD头上，显然不公平，因为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城的雨花台还是专门杀GCD人的地方。离南京近一些的“苏区”（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早被国军“围剿”得不得不万里长征、被驱赶到荒凉贫穷的西北一隅去了。南京城被日军屠杀的30万人中，将近10万是来不及撤走的国军军人，而当时向南京进攻的全部日军才5万多人。这些都是不管我们多么难受，也只有承认的史实。 <br/><br/>　　我们过去用“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电影把敌后抗战描写得无所不能，宣扬英雄主义之时有过分之处，但今天恢复历史的真面时，又把原来的确被淡化的正面战场想象得英勇无比，也不是实情。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超级震荡；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发生国军部队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成伪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伪军达百万以上（电影中“报告连长，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长期成为笑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场的奇景，使我们今天仍然羞愧。就说石牌战斗，以“勇将”著称的国军十一师师长胡琏一方面表示“与阵地共存亡”，另一方面又在江边暗备小船，准备必要时逃命；打到最艰苦的第五天，国军十八军军长认为难以支撑，已经下令撤退，突然接到后卫部队报告，说入夜后日军阵地枪炮声沉寂，已经悄悄撤退了，这才下令立即向部队追回撤退的命令，同时向重庆报告“石牌大捷”。今天不了解这些，以一两篇文章就“恢复历史真面”，同样是弱不禁风的单薄。我们说这些作战指挥层的犹豫与动摇，丝毫不减弱石牌战斗国军官兵奋勇作战和英勇牺牲精神的可贵可叹，它同样是中国人不屈精神的杰出代表；说这些是要说明我们过去描述历史的时候太多理想主义，今天想要再现一部公正的历史，再不能仅仅凭另一种理想主义了。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GCD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投降日本人去当伪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徳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抗战初期，蒋介石曾经悄悄告诉德国大使陶德曼，他之所以不能同意德国提出的“调停”意见，是因为“GCD人是绝对不会妥协的”，如果他同意妥协，在国内就无法实施领导了。我们今天认识历史，如果拿现在GCD内那些腐败分子、马屁分子去和当年的GCD人联想类比，可能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GCD能够获得大多数人民拥护、为什么能够从那样一个弱小的力量最终夺取全国政权。 <br/><br/>　　长期以来国共之间的确分歧太深、对立太深，在那个时代也仇恨太深，这些都极大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给其他力量以许多可乘之机。当然今天已经大不一样了，但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些影子。连战夫人坦承来访之前不知大陆会怎么对待他们，可见心理阴影也一直没有消除。说到历史评价方面，“选择性认同”也是双方共同的老毛病，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让人看到今天巨大的进步。胡主席在9月3日纪念大会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GCD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将国民党置于GCD之前，将正面战场置于敌后战场之前，不能不说是巨大历史进步；说“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讲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名将时也讲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国军将领，讲“狼牙山五壮士”时也讲国军的“八百壮士”，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虽然国民党方面至今还没有这样评价过GCD，但回归历史的真实，本身已经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党派的选择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悲观，因为历史的确在不断进步。它不需要再来个整体推翻、推倒重来，它正在一步一步日益接近真面。 <br/><br/>　　你的同?如意的地方，我倒觉得并不在于是否应该给白发苍苍的老兵们放几把藤椅，也不在于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时是否该由政治局常委打头。中国人第一次这样纪念自己的胜利日（台湾那边除了模仿日本人说“终战”别的不敢提），第一次让人感觉到胜利不仅属于国共两党、还属于海内外全体中国同胞，本身已经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历史演进并不都是主动和自觉的，就这个意义说，那60声震人心魄的礼炮震撼和开启的心扉，也许不是仪式设计者的预料，推开的却是包容全世界所有中国人的大门。 <br/><br/>　　对不起，写了一堆不轻松的话题。民族的成熟最终是民族中个体的成熟，相信这种讨论不会遏制、而会加速思想的成熟。<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