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报告建议中国重设高级别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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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报告建议中国重设高级别改革委员会
本文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5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5月01日 | 评论（1） 单页阅读
　　 设立利益相对超脱的高级别改革委员会，不仅是改革继续向前推进的现实要求，而且成为诸多改革共识中的重要一项
财新《中国改革》 记者 岳振
　　2012年2月底，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发布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下称“国研报告”），该报告建议，在政府最高层成立一个高级别的改革委员会。“国研报告”的这个建议，与中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顶层设计”在理念上是一致的。

怀念缘于忧虑

　　关于设立高级别改革委员会的理由，“国研报告”是这样表述的：强有力的领导与决心将发出重要信号，促进各部委和各机构之间的统筹协调，以确保敏锐且有效地应对改革阻力。

　　许多改革研究者认为，目前，中国改革进程缓慢，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其根本原因，是许多所谓的“改革方案”受限于对本部门利益的维持和保护，无法突破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曾在2011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说，现在“任何一个部门提出一个方案，没有任何与其辩论与驳回的机关，各部门打着改革的旗号，名义上进行改革，实际上干着反改革的勾当。”

　　“国研报告”对中国改革阻力的归纳，很有代表性。报告认为，中国改革的阻力可能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靠特殊关系捞取好处，或从价格、制度和行政框架的隐性扭曲中谋取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二是虽然长期内会从改革中获取好处、但是在短期内会因利益受损而阻碍改革的群体，比如反对户籍改革和不想受到有效监管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三是把问题和矛盾都归咎于改革的“观点引导者”，比如反对市场机制而不反思法律法规执行不严或激励机制扭曲的群体。

　　面对当下强大的改革阻力，很多观察者深感忧虑，有学者公开撰文“怀念体改委”，认为曾直接推动中国改革20余年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称体改委），其突破障碍的能力与胆识值得赞赏与怀念。

　　1980年，改革开放起步不久，尚待全面布局。当时，改革愿望虽迫切，却缺乏清晰的总体思路，亟须一个专司综合规划、研究和协调职能的机构。在此背景下，1980年5月，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成立，由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杜星垣兼任第一任主任。

　　1982年5月，在原体改办的基础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设立方案获得通过。国务院建议成立该机构的理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难度最大的问题”。体改委成立后，由时任总理赵紫阳兼任主任，负责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统一研究、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当时的副主任是薄一波、杜星垣、安志文、周太和、童大林。此后，李鹏、李铁映曾任体改委主任。

　　体改委刚成立时，有“一室四组”，即总体规划组、协调组、调研组、理论研究组，后来调整为七个组，即总体规划组、调查研究组、理论研究和科教组、生产体制组、流通体制组、分配体制组、综合试点组。杨启先、高尚全、宋一峰、傅丰祥等曾任组长。

　　体改委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是在1998年，在这一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体改委被降格为体改办，退出政府组成序列。新的体改办地位尴尬，“不开会，不讲话，不发文件”，是国务院领导对体改办提出的三条工作要求。其工作人员编制也被大幅削减，由200人减到85人。

　　新的体改办在北京西城区西安门大街22号办公，主任由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刘仲藜接任，副主任是万季飞、邵秉仁、李剑阁。之后的2000年-2002年，由王岐山担主任一职。

　　 2003年，国务院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次机构改革，体改办被撤销，其职能并入新成立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具体业务由新组建的综合改革司承担。

　　在1998年到2003年的几年中，作为并无实质筹划、协调权力的体改办，虽然也拿出了“几十个重要文件”，但很多观察者认为，其已无力主导改革局势，功能式微。

　　对于体改办被彻底解散的原因，官方并没有给出明确说明。有观点认为，体改委（办）被撤销，也是因为其在某些改革领域已演变为既得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并非完全是当初的“利益超脱”机构。但从现在的改革形势和需要看，撤销体改委（办）显然弊大于利。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缺乏强力筹划和协调机制的情况下，改革进入多方利益博弈时期，政策制定和执行都受到利益格局的制约，经济社会矛盾突出。彼时，中央对此形势的总结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因此，必须加快推进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2003年10月份召开了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述内容被写进了在本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个《决定》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但至今已近10年，“决定”中提出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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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报告建议中国重设高级别改革委员会
本文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5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5月01日 | 评论（1） 单页阅读
　　 设立利益相对超脱的高级别改革委员会，不仅是改革继续向前推进的现实要求，而且成为诸多改革共识中的重要一项
财新《中国改革》 记者 岳振
体改委的辉煌

　　体改委最辉煌的时期是1982年-1998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商品经济、股份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定等高难度的课题，在国家体改委的积极探索和艰难推动下，取得了重大突破，体改委因此成为主导中国改革进程的重要思想及组织力量。

　　1984年9月，“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被写进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当时很多人担心，提出“市场”“商品经济”，是不是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同年11月，高尚全在中央党校作了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的报告，对社会上的诸多担忧做出回应与解释。高尚全提出，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把模式搞对，而首先要解决的，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在此期间，高尚全等人为“商品经济”能够写进中央文件费尽周折。1985年，他被任命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2011年，曾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在《百年潮》杂志一篇文章中回忆，1992年，他找来广东、山东、江苏、四川、辽宁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一个招待所开了三天半的会议。据称，“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会议参与者的一致意见。

　　会后，陈锦华给中央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信。为了说明市场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作用，他在信中附了一张统计表，列举五个省1978年和199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额、进口额、城镇居民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八项宏观经济指标，并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长数字作对比。对比的结论是：“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活的地区各项指标都大大领先。”后来，陈锦华参与了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获得通过。

　　曾引发“私有化”质疑的股份制改革，也是陈锦华在任时推动的重要改革之一。陈锦华回忆说：“当时我们也有点冒风险，尤其是政治上的风险很大。因为一些人把股份制跟私有化联系在一起，我们支持搞股份制试点，就有人指责体改委在鼓动私有化。”

　　另据有关专家回忆，当时，国家体改委在陈锦华任主任、刘鸿儒任副主任时期，组成了由孙树义、傅丰祥、孙效良牵头的股份制三人领导小组，顶住当时“股份制是私有化”的巨大意识形态压力，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对股份制改革做出了系统规划：由孙树义负责的生产体制司出台了十三个股份制配套法规，抓全国的定向募集股份公司的发展、建立和规范工作；由傅丰祥等领导的宏观司，通过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探讨银、证分离，筹组中国证监会，规范中国的股票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报价系统。

　　国家体改委对改革的整体规划和职能协调一丝不苟，态度坚决。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1994年6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体改委《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要点》（下称“实施要点”），这个文件的最后一条说，“要防止政出多门、各行其是、一哄而起。”

　　国家体改委在“实施要点”中，不但从宏观上提出了许多改革要求，也对很多具体事宜作了说明与提醒。比如，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上，实施要点提醒，新组建公司不是简单更换名称，也不是单纯为了筹集资金，而要着重于转换机制；要通过试点，逐步推行，绝不能搞形式主义，一哄而起；要防止把不具备条件的企业硬行改为公司。

　　 “清议机构”是很多人对国家体改委部门特征的描述，而“利益超脱”是国家体改委成功筹划、协调改革取得显著效果的关键，这也是众多学者赞赏、怀念并建议重新设立体改委的重要原因。

　　如今，很多人在评价这个阶段的改革时认为，那是一个改革高歌猛进的年代，同时也是思想争鸣、环境较为宽松的年代。有些观察者甚至对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改革形势作了诗意描绘，认为那是改革的“牧歌年代”。

　　熟悉体改委工作的人，对撤销这个机构普遍表示惋惜，认为“这一刀砍错了地方”。

　中共十八大将于今年下半年召开，本次大会被寄予强烈的改革期盼。从今年“两会”舆论焦点和近期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看，从上至下，新的改革氛围正在形成，这些变化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动力。

　　尽管有人认为，改革的关键是看高层决心与意愿，要不要设立高级别改革筹划协调机构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但是，目前来看，支持重新设立高级别的改革规划与协调机构的观点还是占据优势。

　　“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机构认认真真地进行改革的总体考虑和设计确实不行。”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应该有一个比较超脱的机构，来综合地、全面性地研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整体改革及配套改革，然后提交给中央和国务院讨论。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尽快“建立中央层面强有力的改革协调机构”，具体落实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最近几年来，一批“老体改人”，如原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杨启先、邵秉仁，以及曾经在体改委工作过或与体改委有紧密工作关系的，比如张维迎等学者，都曾在多种场合提出同类建议。

　　当下活跃在改革研究和实践一线的学者和官员中，有不少是从国家体改委（办）走出来的，包括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等。他们始终在为深化改革贡献才智、奔走呼号。

　　体改办被撤并到国家发改委后，有人认为一些改革措施实行起来更加便利了。但是，从现在舆论和学术界对发改委的批评程度看，其对改革的贡献难以令人满意。

　　而国家体改委（办）被撤销的合理性，始终为人质疑。陈锦华在前述文章中说：“体改委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

　　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邵秉仁在今年“两会”期间的政协分组讨论会上说，当初的体改委没有既得利益，也不掌握具体的项目审批权，最大的部门利益就是“推动改革”。他建议，现在需要“从中央层面建立一个专司改革的协调机构”。

　　当前，改革的最大阻力已经不是观念问题，而是既得利益问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设立利益相对超脱的高级别改革委员会，不仅是改革继续向前推进的现实要求，而且成为诸多改革共识中的重要一项。

　　“国研报告”称，高级别的改革委员会应该广泛、认真地征求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意见，并与他们展开讨论，使他们尊重并理解改革的目标和政策变革的基本理由，从而平衡好复杂利益关系。

　　同时，在设计改革方案时，避免形成新的、依托于扭曲政策的利益集团。

　　那么，这个高级别的改革协调机构应该有什么样的组织架构？迟福林提出的架构设想分为三个层次：中央领导牵头的统筹决策小组——改革协调机构——专家咨询委员会。

　　其具体分工和职能是：为了避免“自己改自己”而固化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重大改革的统筹与决策，由中央主要领导直接牵头的改革协调小组统一负责；改革的具体规划、协调和指导，由中央改革协调小组直接领导下的协调机构负责；独立、客观、专业的改革政策建议，由改革协调机构中的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提供。 ■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5-02/100385935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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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报告建议中国重设高级别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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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利益相对超脱的高级别改革委员会，不仅是改革继续向前推进的现实要求，而且成为诸多改革共识中的重要一项
财新《中国改革》 记者 岳振
　　2012年2月底，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发布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下称“国研报告”），该报告建议，在政府最高层成立一个高级别的改革委员会。“国研报告”的这个建议，与中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顶层设计”在理念上是一致的。

怀念缘于忧虑

　　关于设立高级别改革委员会的理由，“国研报告”是这样表述的：强有力的领导与决心将发出重要信号，促进各部委和各机构之间的统筹协调，以确保敏锐且有效地应对改革阻力。

　　许多改革研究者认为，目前，中国改革进程缓慢，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其根本原因，是许多所谓的“改革方案”受限于对本部门利益的维持和保护，无法突破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曾在2011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说，现在“任何一个部门提出一个方案，没有任何与其辩论与驳回的机关，各部门打着改革的旗号，名义上进行改革，实际上干着反改革的勾当。”

　　“国研报告”对中国改革阻力的归纳，很有代表性。报告认为，中国改革的阻力可能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靠特殊关系捞取好处，或从价格、制度和行政框架的隐性扭曲中谋取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二是虽然长期内会从改革中获取好处、但是在短期内会因利益受损而阻碍改革的群体，比如反对户籍改革和不想受到有效监管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三是把问题和矛盾都归咎于改革的“观点引导者”，比如反对市场机制而不反思法律法规执行不严或激励机制扭曲的群体。

　　面对当下强大的改革阻力，很多观察者深感忧虑，有学者公开撰文“怀念体改委”，认为曾直接推动中国改革20余年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称体改委），其突破障碍的能力与胆识值得赞赏与怀念。

　　1980年，改革开放起步不久，尚待全面布局。当时，改革愿望虽迫切，却缺乏清晰的总体思路，亟须一个专司综合规划、研究和协调职能的机构。在此背景下，1980年5月，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成立，由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杜星垣兼任第一任主任。

　　1982年5月，在原体改办的基础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设立方案获得通过。国务院建议成立该机构的理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难度最大的问题”。体改委成立后，由时任总理赵紫阳兼任主任，负责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统一研究、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当时的副主任是薄一波、杜星垣、安志文、周太和、童大林。此后，李鹏、李铁映曾任体改委主任。

　　体改委刚成立时，有“一室四组”，即总体规划组、协调组、调研组、理论研究组，后来调整为七个组，即总体规划组、调查研究组、理论研究和科教组、生产体制组、流通体制组、分配体制组、综合试点组。杨启先、高尚全、宋一峰、傅丰祥等曾任组长。

　　体改委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是在1998年，在这一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体改委被降格为体改办，退出政府组成序列。新的体改办地位尴尬，“不开会，不讲话，不发文件”，是国务院领导对体改办提出的三条工作要求。其工作人员编制也被大幅削减，由200人减到85人。

　　新的体改办在北京西城区西安门大街22号办公，主任由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刘仲藜接任，副主任是万季飞、邵秉仁、李剑阁。之后的2000年-2002年，由王岐山担主任一职。

　　 2003年，国务院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次机构改革，体改办被撤销，其职能并入新成立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具体业务由新组建的综合改革司承担。

　　在1998年到2003年的几年中，作为并无实质筹划、协调权力的体改办，虽然也拿出了“几十个重要文件”，但很多观察者认为，其已无力主导改革局势，功能式微。

　　对于体改办被彻底解散的原因，官方并没有给出明确说明。有观点认为，体改委（办）被撤销，也是因为其在某些改革领域已演变为既得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并非完全是当初的“利益超脱”机构。但从现在的改革形势和需要看，撤销体改委（办）显然弊大于利。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缺乏强力筹划和协调机制的情况下，改革进入多方利益博弈时期，政策制定和执行都受到利益格局的制约，经济社会矛盾突出。彼时，中央对此形势的总结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因此，必须加快推进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2003年10月份召开了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述内容被写进了在本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个《决定》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但至今已近10年，“决定”中提出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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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报告建议中国重设高级别改革委员会
本文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5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5月01日 | 评论（1） 单页阅读
　　 设立利益相对超脱的高级别改革委员会，不仅是改革继续向前推进的现实要求，而且成为诸多改革共识中的重要一项
财新《中国改革》 记者 岳振
体改委的辉煌

　　体改委最辉煌的时期是1982年-1998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商品经济、股份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定等高难度的课题，在国家体改委的积极探索和艰难推动下，取得了重大突破，体改委因此成为主导中国改革进程的重要思想及组织力量。

　　1984年9月，“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被写进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当时很多人担心，提出“市场”“商品经济”，是不是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同年11月，高尚全在中央党校作了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的报告，对社会上的诸多担忧做出回应与解释。高尚全提出，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把模式搞对，而首先要解决的，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在此期间，高尚全等人为“商品经济”能够写进中央文件费尽周折。1985年，他被任命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2011年，曾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在《百年潮》杂志一篇文章中回忆，1992年，他找来广东、山东、江苏、四川、辽宁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一个招待所开了三天半的会议。据称，“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会议参与者的一致意见。

　　会后，陈锦华给中央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信。为了说明市场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作用，他在信中附了一张统计表，列举五个省1978年和199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额、进口额、城镇居民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八项宏观经济指标，并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长数字作对比。对比的结论是：“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活的地区各项指标都大大领先。”后来，陈锦华参与了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获得通过。

　　曾引发“私有化”质疑的股份制改革，也是陈锦华在任时推动的重要改革之一。陈锦华回忆说：“当时我们也有点冒风险，尤其是政治上的风险很大。因为一些人把股份制跟私有化联系在一起，我们支持搞股份制试点，就有人指责体改委在鼓动私有化。”

　　另据有关专家回忆，当时，国家体改委在陈锦华任主任、刘鸿儒任副主任时期，组成了由孙树义、傅丰祥、孙效良牵头的股份制三人领导小组，顶住当时“股份制是私有化”的巨大意识形态压力，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对股份制改革做出了系统规划：由孙树义负责的生产体制司出台了十三个股份制配套法规，抓全国的定向募集股份公司的发展、建立和规范工作；由傅丰祥等领导的宏观司，通过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探讨银、证分离，筹组中国证监会，规范中国的股票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报价系统。

　　国家体改委对改革的整体规划和职能协调一丝不苟，态度坚决。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1994年6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体改委《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要点》（下称“实施要点”），这个文件的最后一条说，“要防止政出多门、各行其是、一哄而起。”

　　国家体改委在“实施要点”中，不但从宏观上提出了许多改革要求，也对很多具体事宜作了说明与提醒。比如，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上，实施要点提醒，新组建公司不是简单更换名称，也不是单纯为了筹集资金，而要着重于转换机制；要通过试点，逐步推行，绝不能搞形式主义，一哄而起；要防止把不具备条件的企业硬行改为公司。

　　 “清议机构”是很多人对国家体改委部门特征的描述，而“利益超脱”是国家体改委成功筹划、协调改革取得显著效果的关键，这也是众多学者赞赏、怀念并建议重新设立体改委的重要原因。

　　如今，很多人在评价这个阶段的改革时认为，那是一个改革高歌猛进的年代，同时也是思想争鸣、环境较为宽松的年代。有些观察者甚至对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改革形势作了诗意描绘，认为那是改革的“牧歌年代”。

　　熟悉体改委工作的人，对撤销这个机构普遍表示惋惜，认为“这一刀砍错了地方”。

　中共十八大将于今年下半年召开，本次大会被寄予强烈的改革期盼。从今年“两会”舆论焦点和近期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看，从上至下，新的改革氛围正在形成，这些变化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动力。

　　尽管有人认为，改革的关键是看高层决心与意愿，要不要设立高级别改革筹划协调机构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但是，目前来看，支持重新设立高级别的改革规划与协调机构的观点还是占据优势。

　　“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机构认认真真地进行改革的总体考虑和设计确实不行。”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应该有一个比较超脱的机构，来综合地、全面性地研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整体改革及配套改革，然后提交给中央和国务院讨论。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尽快“建立中央层面强有力的改革协调机构”，具体落实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最近几年来，一批“老体改人”，如原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杨启先、邵秉仁，以及曾经在体改委工作过或与体改委有紧密工作关系的，比如张维迎等学者，都曾在多种场合提出同类建议。

　　当下活跃在改革研究和实践一线的学者和官员中，有不少是从国家体改委（办）走出来的，包括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等。他们始终在为深化改革贡献才智、奔走呼号。

　　体改办被撤并到国家发改委后，有人认为一些改革措施实行起来更加便利了。但是，从现在舆论和学术界对发改委的批评程度看，其对改革的贡献难以令人满意。

　　而国家体改委（办）被撤销的合理性，始终为人质疑。陈锦华在前述文章中说：“体改委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

　　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邵秉仁在今年“两会”期间的政协分组讨论会上说，当初的体改委没有既得利益，也不掌握具体的项目审批权，最大的部门利益就是“推动改革”。他建议，现在需要“从中央层面建立一个专司改革的协调机构”。

　　当前，改革的最大阻力已经不是观念问题，而是既得利益问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设立利益相对超脱的高级别改革委员会，不仅是改革继续向前推进的现实要求，而且成为诸多改革共识中的重要一项。

　　“国研报告”称，高级别的改革委员会应该广泛、认真地征求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意见，并与他们展开讨论，使他们尊重并理解改革的目标和政策变革的基本理由，从而平衡好复杂利益关系。

　　同时，在设计改革方案时，避免形成新的、依托于扭曲政策的利益集团。

　　那么，这个高级别的改革协调机构应该有什么样的组织架构？迟福林提出的架构设想分为三个层次：中央领导牵头的统筹决策小组——改革协调机构——专家咨询委员会。

　　其具体分工和职能是：为了避免“自己改自己”而固化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重大改革的统筹与决策，由中央主要领导直接牵头的改革协调小组统一负责；改革的具体规划、协调和指导，由中央改革协调小组直接领导下的协调机构负责；独立、客观、专业的改革政策建议，由改革协调机构中的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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