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找寻历史循环的终结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06:03:00
找寻历史循环的终结点
―― 评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
党国印
中国历史从秦汉开始到晚清政权覆亡，绵绵两千余年，农民起义不断，王朝更迭不已，然而其轨迹几乎是一个个简单循环；华夏民族最为鼎盛时期莫过于唐宋之际，其后日渐衰败，到近代便轰轰然倒于列强刀俎之间，陷于百年苦痛挣扎之中。反观中国历史文明之灿烂，也比照欧洲民族之后来居上，中国历史的这种轨迹令近世一代代学人志士扼腕叹息，进而缱绻于其中奥秘的追寻之中。这种追寻产生的著作卷帙浩繁，令人目不暇接。近期，我国著名史学家孙达人先生以其新著《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出版）又给这一史学园地增添了一朵奇葩。这部著作篇幅不大，但气魄恢宏，读来让人真有回肠荡气之感受。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会发生周期性振荡？其机理在当今社会是否还存在？中国如何通过改革更快地实现现代化？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从孙达人先生的著作中多少会得到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的锢疾
中国传统社会周期性振荡的原因，竟然通过一些数量关系给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解答！孙达人先生引用葛剑雄的研究成果，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历史图景：封建社会一般的人口年增长率是 7 ‰，在社会经济状况较好时，大约也只有 10 ‰；而贵族、官吏和富人等地主阶层，由于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他们在一个王朝运转正常的时候，人口增长率要超过一般农民的增长率。例如西汉家口的增长率是 38 ‰，明的宗室是 32 ‰。这是一种极不对称的增长。地主阶层家口的超高速增长意味着农民负担的地租和赋役的超高速增长。同时，农民的人均土地却在不断减少。这样一种结构决定了在一个王朝的前期小农经济还有可能有点剩余，到后期便化为乌有。总归有一天，农民再无力养活他们的“主人”。葛剑雄把这种矛盾称为“中国封建社会无法消除的癌症”。他认为，封建王朝以及它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不可能减少地主阶层的家口，而只能靠战争动乱来调整这种结构。一场农民起义爆发，新的王朝建立，开始有了一个较小的贵族、官吏阶层，农民能够养得起，便也安居乐业，于是便有了社会经济的恢复。然而，好景不长，贵族阶层和农民阶层的不平衡增长又将社会拖入泥潭，动乱又将开始。
几次繁荣缘何产生？
按照前面的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本应该是不断进行简单地循环重复，但事实上却有过战国至西汉、唐朝以及宋朝至明初这样几次时间相对较长的繁荣时期。我国的一些学者提及这几个时期常常津津乐道，脸上挂不住“祖上曾经阔过”的喜悦。然而，孙达人先生的分析却使我们不得不将喜悦替之以沉重。
中国直至春秋以前到处还充满了荆棘草莱的中原大地，到战国时期就变成为良田美畴；中原人在春秋以前还有戎夏之分，到了战国时期就变成了一个华夏民族；中原经济文化在春秋时代还是萧条肃杀，到了战国时代忽然工商业繁荣，大批思想家、文学家出现，一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孙达人认为，中国历史出现这个走势的奥秘就在于中国北方特别是西北黄土地上产生的精耕细作农业和个体农民。中国北方地区的黄壤（ Loess ），是一种黄色松散的土状堆积物，是介于沙和泥之间的黄色的粉土或尘土，它的主要特点是疏松、细密和肥沃。由于这种土壤优良品性，我国三代时期的北方农民使用木石工具就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那时已经在中国出现的青铜便只用来制造各种礼器、兵器和饰器。然而黄土高原的农民很快遇到了考验。距今约 3000 年前，地球气候发生了转变，由暖湿转向干凉，平均温度约下降 2 摄氏度，湿度也降低约 10 ％。这个局面给使用木石工具的黄土高原的农民出了个大难题，原始农业面临考验。幸运的是当时的中国农民与西亚文明有所沟通，而中亚的游牧部落充当了沟通的媒介，由他们给黄土高原的农民引进了铁器和牛耕技术。更令人感慨的是，当时被称作“戎狄之邦”的落后的秦国“近水楼台先得月”，承地理之先，接受了冶铁和牛耕技术。秦国又有“商鞅变法”，虽然商鞅不得善终，但商鞅变法的成果发挥了作用，从而推动了秦国接受新生产方式的过程，使秦国产生了精耕细作农业和个体农民，亦即史籍所谓“五口百亩之家”迅速崛起。秦国的成就也给邻国带来好处，便导引了战国时期乃至西汉时期的的繁荣。
黄土高原农业开发的成就推进了秦汉历史文明，也大大增加了黄土高原的人口数量，于是，农业开发的消极作用也开始显露。经过秦汉 200 多年的发展，中国长江以北的几个地理单元的人口已经十分稠密，达到 1100 多万户，约占到全国总户数的 90 ％，口数达到 5000 多万。然而，不幸的是，黄土高原易开发，也易受到破坏，并且，这种破坏的速度十分惊人，到西汉末期问题已经相当尖锐。春秋时渭河通航可达到今天的宝鸡，到汉武帝时，连长安以下的通航也有了难处。东汉时已经是全面发生危机。可能与植被受到破坏有关，东汉的各种灾害大大超过西汉，其中旱灾更甚，平均每 3 ? 42 年发生一次。支撑秦汉繁荣的黄土高原农业已经严重衰退。从社会组织结构上看，是“五口百亩之家”的经济基础受到破坏，基层社会组织难以稳定，而这恰恰是大一统专制统治的重要条件，这些条件受到破坏，大一统专制统治就难以维持了，于是，中国之间进入一个长久的动乱时期。
这个变化实际上迫使中国历史进入一个调整时期。首先是北方人口减少以后，生态环境开始缓慢的恢复过程。其次是北方农民新一轮农业技术更新开始，深耕保墒技术变得复杂，并开始普及，特别是北方农民又从西域学来了新式耕地的技术，用一头牛耕地替代了两头牛耕地，农业生产效率有所恢复。另一个重要事实便是北方人口开始大规模地向长江下游迁徙，并把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了南方，使牛耕为基础的精耕细作生产方式替代了南方原始的“火耕水耨”的粗放式耕作方法。整个这个调整过程经历了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达数百年之久。
随着长江下游农业得到稳定开发，又一个繁荣的新经济区替代了北方经济区充当了主导地位，全社会便有了新的稳定基础，但这已经是唐代了。经济区扩大了，不再是“地广而不得耕”，“五口百亩之家”的小农又重新获得生机；北方农业也有所恢复，一种平衡出现了；南方水运方面的地理优势也已开始得到利用，交通水平总体上提高了，用孙达人的话来说，“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发达的国内外交通；在我国，这样发达的国内外交通不仅是此前，而且在此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出现过”（孙达人， 137 ）。这样新王朝繁荣的基础又具备了。唐之富强，史学家是公认的；仅从人口超过 1 亿这一点看，唐的繁荣的确达到了一个高峰。
但是，从秦汉盛世到唐之繁荣仅是中国历史大循环的前半段，上升的半段。长江下游的农业开发很快使人口空前增加，而人口增加（而且是带着结构性不平衡的锢疾增长）的一切社会后果开始显露。于是又一次人口迁徙出现了。长江下游向湖南的移民从宋朝开始，至明代达到了高峰。到了这个时期，长江下游已经难以满足自身的粮食需求，必须仰赖长江上游地区的补给。人们不难想到，再后来是长江中游地区向上游移民，这就是从清初开始的“湖广填四川”的过程，其后果便是四川取代湖广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粮食输出省。这一轮的移民又重新创造了传统社会“五口百亩之家”的经济基础，从而奠定了从宋朝到明初的繁荣（期间有传统社会的锢疾和蒙古人南下而导致的繁荣的中断）。此后，因诸多原因中华民族的地域扩张受到抑制，中国传统社会的锢疾不能再通过人口的地域扩张加以缓解或调整，因此从大格局上看，传统社会的气数已尽。
孙达人模型的现代演绎
上述文字除笔者的少许穿凿之外，大体上是孙达人先生勾画的一个中国历史宏观模型。这个模型给人的启发真是一言难尽！
1 ?每一个新经济区的形成，总会支撑某一个或两个封建王朝繁荣一段时期。但是，几次大的移民有重要区别，这就是越到后期，所谓新经济区的原有居民的基数就越大，接纳移民的空间就越小。到“湖广填四川”这此移民时，四川的原有居民实际上并不少，只是由于明末清初四川的战争，包括张献忠屠川，使四川的人口由 300 万锐减至 1 万多在籍居民，才腾出了一大片移民空间。概括地说，在中国整个地域大小不变的情况下，依靠国内移民产生历史繁荣的效果在边际上是递减的，这个效果在清末已经接近零。
2 ?在孙达人先生构造的这个宏观史学模型中，实际上有两个重要变量，一是“五口百亩之家”，二是中国大陆的水陆交通条件。对于第一个变量，孙达人先生作了充分的分析，当然是史学意义上的分析。我们还可以从制度经济学出发揭示其意义。“五口百亩之家”强大时，即小农占地数量较多且较为平均时，至少有这样的社会后果：第一，土地本身的边际产出低，而土地上投入的边际产出高，因而，就影子价格上说，劳动的报酬高，而土地的报酬即地租低。第二，从前一点进一步引申，农民人数较少、又比较富裕，便容易组织起来，公共产品供应的协议较容易达成，农民与政府谈判时，地位有也比较优越。因为农民的组织程度高，政府与农民的对话成本也比较低，政府与农民的合作也比较容易，这样，社会也就一个相对和谐的外貌。第三，强大的“五口百亩之家”意味着社会的剩余较多，能够较容易地承受“公共产品”的过度供应，或者说能够支撑一定程度的剥削。当“五口百亩之家”衰落时，这些条件不复存在，社会合作的条件受到破坏，社会冲突便在所难免了。
3 ?对交通条件这个重要变量，孙达人先生没有作充分论述。没有较好的交通条件，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是不能形成的。中原地区人口密集，地理形势较为简单，交通相对方便，因此维持一个统一的政权成本较低。北至黑龙江，南到南海沿岸，西起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带，东至我国东部沿海，没有重要的天然交通屏障。在周边民族中，南部民族刀耕火种，食物结构使其具有温顺的性格，加之不易利用马匹作战，对中原地区的威胁很小。北方地区生存条件很差，游牧民族虽然彪悍，但其发育集结的周期较长，且发育过程同时也是被中原文化同化的过程，又矢志南下，不能形成与中原政权在北方长期对峙的力量。中国西部的崇山峻岭更是中原政权的天然屏障。因此，中国易于长期成为一个孤立的政治单元，专制政权常常高枕无忧。中国古代专制政权的稳定性主要来自内部农民起义的干扰。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史上的内部分裂的时间短，而统一的时间长；中华大地上没有出现强权之间的长期对峙；分裂的情形也只是迎接下一个统一王朝的调整。
4 ?最后，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讨论：如果中国当时没有那么大的移民空间会怎么样？比如说，长江下游开发以后，再没有别的经济区可供开发会怎么样？在这里给出一个答案显得过于鲁莽，但地理形势不同，结构肯定会很不一样。我们不妨作一些推测。如果“五口百亩之家”不再出现，小农中的一部分将会转变为游民，而游民到了一定程度可能会形成组织力量；游民的存在可能会加强城市工商业者的力量；中央在财政压力之下可能会向城市压力集团让步，使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商业集团发育起来之后，可能要向海外扩张，从而开辟资本积累的一种来源，……等等。如果这些事情发生，从唐朝开始中国就要走上现代化道路了。当然这一切没有发生。从陕西秦始皇墓发掘的兵马俑的情形看，当时的中国农民（武士也来自农民）体格魁梧高大，普通农民也有佩剑的习惯，很有豪气，很有人种优势。遗憾的是，他们把黄土高原破坏以后，以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没有走向海外，而是走向山清水秀的南国，继续搞农业开发。农业文明是创造了，但他们的体格退化了；啃动物筋骨少了，而食草本植物多了，按生理学上讲，这导致人的脾气小了；抬头一片天，低头一片地，人们的眼界小了，有了求安稳、怕冒风险的心理习惯。秦汉时男子敢举剑刺秦王，女子也敢哭倒长城，而到了明清时代，已是张生、莺莺之流的天下了！
掩卷长思，浩叹不已。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乎简单的周期性循环，使华夏民族的生存条件只有过空间上和数量上的扩张，而始终难有质上的飞跃；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直没有内部的力量和外部的冲击来使我们治愈自身的锢疾。百余年阵痛过后，我们是否已经找到了历史循环的终结点？我们需要思索，更需要行动。祖宗的遗产，历史的积淀，是难以选择的，当代人只能通过的创新、调整来再造新的繁荣。人口在增长，而疆土却不见扩张，那么我们只能通过经济扩张来拓展我们的生存空间；“五口百亩之家”这个稳定传统社会的基础不可能通过移民而再现，那么我们只能通过农业向工业的“移民”，来创造一个足以支撑现代社会稳定的农场主阶层；当今时代农业人口在膨胀，而官吏在更快地膨胀，这个曾导引动乱－繁荣循环的锢疾没有消除，那么我们只能“忍痛割爱”，建立一个“小政府”。以往历史的社会调整是非理性的，矛盾是通过流血冲突来化解的，所幸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一个尊崇人民理性与领袖智慧的时代，因此，我们有理由拥抱一个繁荣与和平的明天。
作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通信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
邮 编：100732 \ 电 话：68187020 / 65137744-5653
找寻历史循环的终结点
―― 评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
党国印
中国历史从秦汉开始到晚清政权覆亡，绵绵两千余年，农民起义不断，王朝更迭不已，然而其轨迹几乎是一个个简单循环；华夏民族最为鼎盛时期莫过于唐宋之际，其后日渐衰败，到近代便轰轰然倒于列强刀俎之间，陷于百年苦痛挣扎之中。反观中国历史文明之灿烂，也比照欧洲民族之后来居上，中国历史的这种轨迹令近世一代代学人志士扼腕叹息，进而缱绻于其中奥秘的追寻之中。这种追寻产生的著作卷帙浩繁，令人目不暇接。近期，我国著名史学家孙达人先生以其新著《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出版）又给这一史学园地增添了一朵奇葩。这部著作篇幅不大，但气魄恢宏，读来让人真有回肠荡气之感受。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会发生周期性振荡？其机理在当今社会是否还存在？中国如何通过改革更快地实现现代化？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从孙达人先生的著作中多少会得到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的锢疾
中国传统社会周期性振荡的原因，竟然通过一些数量关系给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解答！孙达人先生引用葛剑雄的研究成果，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历史图景：封建社会一般的人口年增长率是 7 ‰，在社会经济状况较好时，大约也只有 10 ‰；而贵族、官吏和富人等地主阶层，由于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他们在一个王朝运转正常的时候，人口增长率要超过一般农民的增长率。例如西汉家口的增长率是 38 ‰，明的宗室是 32 ‰。这是一种极不对称的增长。地主阶层家口的超高速增长意味着农民负担的地租和赋役的超高速增长。同时，农民的人均土地却在不断减少。这样一种结构决定了在一个王朝的前期小农经济还有可能有点剩余，到后期便化为乌有。总归有一天，农民再无力养活他们的“主人”。葛剑雄把这种矛盾称为“中国封建社会无法消除的癌症”。他认为，封建王朝以及它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不可能减少地主阶层的家口，而只能靠战争动乱来调整这种结构。一场农民起义爆发，新的王朝建立，开始有了一个较小的贵族、官吏阶层，农民能够养得起，便也安居乐业，于是便有了社会经济的恢复。然而，好景不长，贵族阶层和农民阶层的不平衡增长又将社会拖入泥潭，动乱又将开始。
几次繁荣缘何产生？
按照前面的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本应该是不断进行简单地循环重复，但事实上却有过战国至西汉、唐朝以及宋朝至明初这样几次时间相对较长的繁荣时期。我国的一些学者提及这几个时期常常津津乐道，脸上挂不住“祖上曾经阔过”的喜悦。然而，孙达人先生的分析却使我们不得不将喜悦替之以沉重。
中国直至春秋以前到处还充满了荆棘草莱的中原大地，到战国时期就变成为良田美畴；中原人在春秋以前还有戎夏之分，到了战国时期就变成了一个华夏民族；中原经济文化在春秋时代还是萧条肃杀，到了战国时代忽然工商业繁荣，大批思想家、文学家出现，一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孙达人认为，中国历史出现这个走势的奥秘就在于中国北方特别是西北黄土地上产生的精耕细作农业和个体农民。中国北方地区的黄壤（ Loess ），是一种黄色松散的土状堆积物，是介于沙和泥之间的黄色的粉土或尘土，它的主要特点是疏松、细密和肥沃。由于这种土壤优良品性，我国三代时期的北方农民使用木石工具就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那时已经在中国出现的青铜便只用来制造各种礼器、兵器和饰器。然而黄土高原的农民很快遇到了考验。距今约 3000 年前，地球气候发生了转变，由暖湿转向干凉，平均温度约下降 2 摄氏度，湿度也降低约 10 ％。这个局面给使用木石工具的黄土高原的农民出了个大难题，原始农业面临考验。幸运的是当时的中国农民与西亚文明有所沟通，而中亚的游牧部落充当了沟通的媒介，由他们给黄土高原的农民引进了铁器和牛耕技术。更令人感慨的是，当时被称作“戎狄之邦”的落后的秦国“近水楼台先得月”，承地理之先，接受了冶铁和牛耕技术。秦国又有“商鞅变法”，虽然商鞅不得善终，但商鞅变法的成果发挥了作用，从而推动了秦国接受新生产方式的过程，使秦国产生了精耕细作农业和个体农民，亦即史籍所谓“五口百亩之家”迅速崛起。秦国的成就也给邻国带来好处，便导引了战国时期乃至西汉时期的的繁荣。
黄土高原农业开发的成就推进了秦汉历史文明，也大大增加了黄土高原的人口数量，于是，农业开发的消极作用也开始显露。经过秦汉 200 多年的发展，中国长江以北的几个地理单元的人口已经十分稠密，达到 1100 多万户，约占到全国总户数的 90 ％，口数达到 5000 多万。然而，不幸的是，黄土高原易开发，也易受到破坏，并且，这种破坏的速度十分惊人，到西汉末期问题已经相当尖锐。春秋时渭河通航可达到今天的宝鸡，到汉武帝时，连长安以下的通航也有了难处。东汉时已经是全面发生危机。可能与植被受到破坏有关，东汉的各种灾害大大超过西汉，其中旱灾更甚，平均每 3 ? 42 年发生一次。支撑秦汉繁荣的黄土高原农业已经严重衰退。从社会组织结构上看，是“五口百亩之家”的经济基础受到破坏，基层社会组织难以稳定，而这恰恰是大一统专制统治的重要条件，这些条件受到破坏，大一统专制统治就难以维持了，于是，中国之间进入一个长久的动乱时期。
这个变化实际上迫使中国历史进入一个调整时期。首先是北方人口减少以后，生态环境开始缓慢的恢复过程。其次是北方农民新一轮农业技术更新开始，深耕保墒技术变得复杂，并开始普及，特别是北方农民又从西域学来了新式耕地的技术，用一头牛耕地替代了两头牛耕地，农业生产效率有所恢复。另一个重要事实便是北方人口开始大规模地向长江下游迁徙，并把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了南方，使牛耕为基础的精耕细作生产方式替代了南方原始的“火耕水耨”的粗放式耕作方法。整个这个调整过程经历了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达数百年之久。
随着长江下游农业得到稳定开发，又一个繁荣的新经济区替代了北方经济区充当了主导地位，全社会便有了新的稳定基础，但这已经是唐代了。经济区扩大了，不再是“地广而不得耕”，“五口百亩之家”的小农又重新获得生机；北方农业也有所恢复，一种平衡出现了；南方水运方面的地理优势也已开始得到利用，交通水平总体上提高了，用孙达人的话来说，“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发达的国内外交通；在我国，这样发达的国内外交通不仅是此前，而且在此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出现过”（孙达人， 137 ）。这样新王朝繁荣的基础又具备了。唐之富强，史学家是公认的；仅从人口超过 1 亿这一点看，唐的繁荣的确达到了一个高峰。
但是，从秦汉盛世到唐之繁荣仅是中国历史大循环的前半段，上升的半段。长江下游的农业开发很快使人口空前增加，而人口增加（而且是带着结构性不平衡的锢疾增长）的一切社会后果开始显露。于是又一次人口迁徙出现了。长江下游向湖南的移民从宋朝开始，至明代达到了高峰。到了这个时期，长江下游已经难以满足自身的粮食需求，必须仰赖长江上游地区的补给。人们不难想到，再后来是长江中游地区向上游移民，这就是从清初开始的“湖广填四川”的过程，其后果便是四川取代湖广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粮食输出省。这一轮的移民又重新创造了传统社会“五口百亩之家”的经济基础，从而奠定了从宋朝到明初的繁荣（期间有传统社会的锢疾和蒙古人南下而导致的繁荣的中断）。此后，因诸多原因中华民族的地域扩张受到抑制，中国传统社会的锢疾不能再通过人口的地域扩张加以缓解或调整，因此从大格局上看，传统社会的气数已尽。
孙达人模型的现代演绎
上述文字除笔者的少许穿凿之外，大体上是孙达人先生勾画的一个中国历史宏观模型。这个模型给人的启发真是一言难尽！
1 ?每一个新经济区的形成，总会支撑某一个或两个封建王朝繁荣一段时期。但是，几次大的移民有重要区别，这就是越到后期，所谓新经济区的原有居民的基数就越大，接纳移民的空间就越小。到“湖广填四川”这此移民时，四川的原有居民实际上并不少，只是由于明末清初四川的战争，包括张献忠屠川，使四川的人口由 300 万锐减至 1 万多在籍居民，才腾出了一大片移民空间。概括地说，在中国整个地域大小不变的情况下，依靠国内移民产生历史繁荣的效果在边际上是递减的，这个效果在清末已经接近零。
2 ?在孙达人先生构造的这个宏观史学模型中，实际上有两个重要变量，一是“五口百亩之家”，二是中国大陆的水陆交通条件。对于第一个变量，孙达人先生作了充分的分析，当然是史学意义上的分析。我们还可以从制度经济学出发揭示其意义。“五口百亩之家”强大时，即小农占地数量较多且较为平均时，至少有这样的社会后果：第一，土地本身的边际产出低，而土地上投入的边际产出高，因而，就影子价格上说，劳动的报酬高，而土地的报酬即地租低。第二，从前一点进一步引申，农民人数较少、又比较富裕，便容易组织起来，公共产品供应的协议较容易达成，农民与政府谈判时，地位有也比较优越。因为农民的组织程度高，政府与农民的对话成本也比较低，政府与农民的合作也比较容易，这样，社会也就一个相对和谐的外貌。第三，强大的“五口百亩之家”意味着社会的剩余较多，能够较容易地承受“公共产品”的过度供应，或者说能够支撑一定程度的剥削。当“五口百亩之家”衰落时，这些条件不复存在，社会合作的条件受到破坏，社会冲突便在所难免了。
3 ?对交通条件这个重要变量，孙达人先生没有作充分论述。没有较好的交通条件，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是不能形成的。中原地区人口密集，地理形势较为简单，交通相对方便，因此维持一个统一的政权成本较低。北至黑龙江，南到南海沿岸，西起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带，东至我国东部沿海，没有重要的天然交通屏障。在周边民族中，南部民族刀耕火种，食物结构使其具有温顺的性格，加之不易利用马匹作战，对中原地区的威胁很小。北方地区生存条件很差，游牧民族虽然彪悍，但其发育集结的周期较长，且发育过程同时也是被中原文化同化的过程，又矢志南下，不能形成与中原政权在北方长期对峙的力量。中国西部的崇山峻岭更是中原政权的天然屏障。因此，中国易于长期成为一个孤立的政治单元，专制政权常常高枕无忧。中国古代专制政权的稳定性主要来自内部农民起义的干扰。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史上的内部分裂的时间短，而统一的时间长；中华大地上没有出现强权之间的长期对峙；分裂的情形也只是迎接下一个统一王朝的调整。
4 ?最后，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讨论：如果中国当时没有那么大的移民空间会怎么样？比如说，长江下游开发以后，再没有别的经济区可供开发会怎么样？在这里给出一个答案显得过于鲁莽，但地理形势不同，结构肯定会很不一样。我们不妨作一些推测。如果“五口百亩之家”不再出现，小农中的一部分将会转变为游民，而游民到了一定程度可能会形成组织力量；游民的存在可能会加强城市工商业者的力量；中央在财政压力之下可能会向城市压力集团让步，使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商业集团发育起来之后，可能要向海外扩张，从而开辟资本积累的一种来源，……等等。如果这些事情发生，从唐朝开始中国就要走上现代化道路了。当然这一切没有发生。从陕西秦始皇墓发掘的兵马俑的情形看，当时的中国农民（武士也来自农民）体格魁梧高大，普通农民也有佩剑的习惯，很有豪气，很有人种优势。遗憾的是，他们把黄土高原破坏以后，以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没有走向海外，而是走向山清水秀的南国，继续搞农业开发。农业文明是创造了，但他们的体格退化了；啃动物筋骨少了，而食草本植物多了，按生理学上讲，这导致人的脾气小了；抬头一片天，低头一片地，人们的眼界小了，有了求安稳、怕冒风险的心理习惯。秦汉时男子敢举剑刺秦王，女子也敢哭倒长城，而到了明清时代，已是张生、莺莺之流的天下了！
掩卷长思，浩叹不已。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乎简单的周期性循环，使华夏民族的生存条件只有过空间上和数量上的扩张，而始终难有质上的飞跃；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直没有内部的力量和外部的冲击来使我们治愈自身的锢疾。百余年阵痛过后，我们是否已经找到了历史循环的终结点？我们需要思索，更需要行动。祖宗的遗产，历史的积淀，是难以选择的，当代人只能通过的创新、调整来再造新的繁荣。人口在增长，而疆土却不见扩张，那么我们只能通过经济扩张来拓展我们的生存空间；“五口百亩之家”这个稳定传统社会的基础不可能通过移民而再现，那么我们只能通过农业向工业的“移民”，来创造一个足以支撑现代社会稳定的农场主阶层；当今时代农业人口在膨胀，而官吏在更快地膨胀，这个曾导引动乱－繁荣循环的锢疾没有消除，那么我们只能“忍痛割爱”，建立一个“小政府”。以往历史的社会调整是非理性的，矛盾是通过流血冲突来化解的，所幸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一个尊崇人民理性与领袖智慧的时代，因此，我们有理由拥抱一个繁荣与和平的明天。
作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通信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
邮 编：100732 \ 电 话：68187020 / 65137744-5653
―― 评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
党国印
中国历史从秦汉开始到晚清政权覆亡，绵绵两千余年，农民起义不断，王朝更迭不已，然而其轨迹几乎是一个个简单循环；华夏民族最为鼎盛时期莫过于唐宋之际，其后日渐衰败，到近代便轰轰然倒于列强刀俎之间，陷于百年苦痛挣扎之中。反观中国历史文明之灿烂，也比照欧洲民族之后来居上，中国历史的这种轨迹令近世一代代学人志士扼腕叹息，进而缱绻于其中奥秘的追寻之中。这种追寻产生的著作卷帙浩繁，令人目不暇接。近期，我国著名史学家孙达人先生以其新著《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出版）又给这一史学园地增添了一朵奇葩。这部著作篇幅不大，但气魄恢宏，读来让人真有回肠荡气之感受。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会发生周期性振荡？其机理在当今社会是否还存在？中国如何通过改革更快地实现现代化？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从孙达人先生的著作中多少会得到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的锢疾
中国传统社会周期性振荡的原因，竟然通过一些数量关系给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解答！孙达人先生引用葛剑雄的研究成果，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历史图景：封建社会一般的人口年增长率是 7 ‰，在社会经济状况较好时，大约也只有 10 ‰；而贵族、官吏和富人等地主阶层，由于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他们在一个王朝运转正常的时候，人口增长率要超过一般农民的增长率。例如西汉家口的增长率是 38 ‰，明的宗室是 32 ‰。这是一种极不对称的增长。地主阶层家口的超高速增长意味着农民负担的地租和赋役的超高速增长。同时，农民的人均土地却在不断减少。这样一种结构决定了在一个王朝的前期小农经济还有可能有点剩余，到后期便化为乌有。总归有一天，农民再无力养活他们的“主人”。葛剑雄把这种矛盾称为“中国封建社会无法消除的癌症”。他认为，封建王朝以及它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不可能减少地主阶层的家口，而只能靠战争动乱来调整这种结构。一场农民起义爆发，新的王朝建立，开始有了一个较小的贵族、官吏阶层，农民能够养得起，便也安居乐业，于是便有了社会经济的恢复。然而，好景不长，贵族阶层和农民阶层的不平衡增长又将社会拖入泥潭，动乱又将开始。
几次繁荣缘何产生？
按照前面的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本应该是不断进行简单地循环重复，但事实上却有过战国至西汉、唐朝以及宋朝至明初这样几次时间相对较长的繁荣时期。我国的一些学者提及这几个时期常常津津乐道，脸上挂不住“祖上曾经阔过”的喜悦。然而，孙达人先生的分析却使我们不得不将喜悦替之以沉重。
中国直至春秋以前到处还充满了荆棘草莱的中原大地，到战国时期就变成为良田美畴；中原人在春秋以前还有戎夏之分，到了战国时期就变成了一个华夏民族；中原经济文化在春秋时代还是萧条肃杀，到了战国时代忽然工商业繁荣，大批思想家、文学家出现，一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孙达人认为，中国历史出现这个走势的奥秘就在于中国北方特别是西北黄土地上产生的精耕细作农业和个体农民。中国北方地区的黄壤（ Loess ），是一种黄色松散的土状堆积物，是介于沙和泥之间的黄色的粉土或尘土，它的主要特点是疏松、细密和肥沃。由于这种土壤优良品性，我国三代时期的北方农民使用木石工具就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那时已经在中国出现的青铜便只用来制造各种礼器、兵器和饰器。然而黄土高原的农民很快遇到了考验。距今约 3000 年前，地球气候发生了转变，由暖湿转向干凉，平均温度约下降 2 摄氏度，湿度也降低约 10 ％。这个局面给使用木石工具的黄土高原的农民出了个大难题，原始农业面临考验。幸运的是当时的中国农民与西亚文明有所沟通，而中亚的游牧部落充当了沟通的媒介，由他们给黄土高原的农民引进了铁器和牛耕技术。更令人感慨的是，当时被称作“戎狄之邦”的落后的秦国“近水楼台先得月”，承地理之先，接受了冶铁和牛耕技术。秦国又有“商鞅变法”，虽然商鞅不得善终，但商鞅变法的成果发挥了作用，从而推动了秦国接受新生产方式的过程，使秦国产生了精耕细作农业和个体农民，亦即史籍所谓“五口百亩之家”迅速崛起。秦国的成就也给邻国带来好处，便导引了战国时期乃至西汉时期的的繁荣。
黄土高原农业开发的成就推进了秦汉历史文明，也大大增加了黄土高原的人口数量，于是，农业开发的消极作用也开始显露。经过秦汉 200 多年的发展，中国长江以北的几个地理单元的人口已经十分稠密，达到 1100 多万户，约占到全国总户数的 90 ％，口数达到 5000 多万。然而，不幸的是，黄土高原易开发，也易受到破坏，并且，这种破坏的速度十分惊人，到西汉末期问题已经相当尖锐。春秋时渭河通航可达到今天的宝鸡，到汉武帝时，连长安以下的通航也有了难处。东汉时已经是全面发生危机。可能与植被受到破坏有关，东汉的各种灾害大大超过西汉，其中旱灾更甚，平均每 3 ? 42 年发生一次。支撑秦汉繁荣的黄土高原农业已经严重衰退。从社会组织结构上看，是“五口百亩之家”的经济基础受到破坏，基层社会组织难以稳定，而这恰恰是大一统专制统治的重要条件，这些条件受到破坏，大一统专制统治就难以维持了，于是，中国之间进入一个长久的动乱时期。
这个变化实际上迫使中国历史进入一个调整时期。首先是北方人口减少以后，生态环境开始缓慢的恢复过程。其次是北方农民新一轮农业技术更新开始，深耕保墒技术变得复杂，并开始普及，特别是北方农民又从西域学来了新式耕地的技术，用一头牛耕地替代了两头牛耕地，农业生产效率有所恢复。另一个重要事实便是北方人口开始大规模地向长江下游迁徙，并把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了南方，使牛耕为基础的精耕细作生产方式替代了南方原始的“火耕水耨”的粗放式耕作方法。整个这个调整过程经历了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达数百年之久。
随着长江下游农业得到稳定开发，又一个繁荣的新经济区替代了北方经济区充当了主导地位，全社会便有了新的稳定基础，但这已经是唐代了。经济区扩大了，不再是“地广而不得耕”，“五口百亩之家”的小农又重新获得生机；北方农业也有所恢复，一种平衡出现了；南方水运方面的地理优势也已开始得到利用，交通水平总体上提高了，用孙达人的话来说，“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发达的国内外交通；在我国，这样发达的国内外交通不仅是此前，而且在此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出现过”（孙达人， 137 ）。这样新王朝繁荣的基础又具备了。唐之富强，史学家是公认的；仅从人口超过 1 亿这一点看，唐的繁荣的确达到了一个高峰。
但是，从秦汉盛世到唐之繁荣仅是中国历史大循环的前半段，上升的半段。长江下游的农业开发很快使人口空前增加，而人口增加（而且是带着结构性不平衡的锢疾增长）的一切社会后果开始显露。于是又一次人口迁徙出现了。长江下游向湖南的移民从宋朝开始，至明代达到了高峰。到了这个时期，长江下游已经难以满足自身的粮食需求，必须仰赖长江上游地区的补给。人们不难想到，再后来是长江中游地区向上游移民，这就是从清初开始的“湖广填四川”的过程，其后果便是四川取代湖广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粮食输出省。这一轮的移民又重新创造了传统社会“五口百亩之家”的经济基础，从而奠定了从宋朝到明初的繁荣（期间有传统社会的锢疾和蒙古人南下而导致的繁荣的中断）。此后，因诸多原因中华民族的地域扩张受到抑制，中国传统社会的锢疾不能再通过人口的地域扩张加以缓解或调整，因此从大格局上看，传统社会的气数已尽。
孙达人模型的现代演绎
上述文字除笔者的少许穿凿之外，大体上是孙达人先生勾画的一个中国历史宏观模型。这个模型给人的启发真是一言难尽！
1 ?每一个新经济区的形成，总会支撑某一个或两个封建王朝繁荣一段时期。但是，几次大的移民有重要区别，这就是越到后期，所谓新经济区的原有居民的基数就越大，接纳移民的空间就越小。到“湖广填四川”这此移民时，四川的原有居民实际上并不少，只是由于明末清初四川的战争，包括张献忠屠川，使四川的人口由 300 万锐减至 1 万多在籍居民，才腾出了一大片移民空间。概括地说，在中国整个地域大小不变的情况下，依靠国内移民产生历史繁荣的效果在边际上是递减的，这个效果在清末已经接近零。
2 ?在孙达人先生构造的这个宏观史学模型中，实际上有两个重要变量，一是“五口百亩之家”，二是中国大陆的水陆交通条件。对于第一个变量，孙达人先生作了充分的分析，当然是史学意义上的分析。我们还可以从制度经济学出发揭示其意义。“五口百亩之家”强大时，即小农占地数量较多且较为平均时，至少有这样的社会后果：第一，土地本身的边际产出低，而土地上投入的边际产出高，因而，就影子价格上说，劳动的报酬高，而土地的报酬即地租低。第二，从前一点进一步引申，农民人数较少、又比较富裕，便容易组织起来，公共产品供应的协议较容易达成，农民与政府谈判时，地位有也比较优越。因为农民的组织程度高，政府与农民的对话成本也比较低，政府与农民的合作也比较容易，这样，社会也就一个相对和谐的外貌。第三，强大的“五口百亩之家”意味着社会的剩余较多，能够较容易地承受“公共产品”的过度供应，或者说能够支撑一定程度的剥削。当“五口百亩之家”衰落时，这些条件不复存在，社会合作的条件受到破坏，社会冲突便在所难免了。
3 ?对交通条件这个重要变量，孙达人先生没有作充分论述。没有较好的交通条件，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是不能形成的。中原地区人口密集，地理形势较为简单，交通相对方便，因此维持一个统一的政权成本较低。北至黑龙江，南到南海沿岸，西起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带，东至我国东部沿海，没有重要的天然交通屏障。在周边民族中，南部民族刀耕火种，食物结构使其具有温顺的性格，加之不易利用马匹作战，对中原地区的威胁很小。北方地区生存条件很差，游牧民族虽然彪悍，但其发育集结的周期较长，且发育过程同时也是被中原文化同化的过程，又矢志南下，不能形成与中原政权在北方长期对峙的力量。中国西部的崇山峻岭更是中原政权的天然屏障。因此，中国易于长期成为一个孤立的政治单元，专制政权常常高枕无忧。中国古代专制政权的稳定性主要来自内部农民起义的干扰。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史上的内部分裂的时间短，而统一的时间长；中华大地上没有出现强权之间的长期对峙；分裂的情形也只是迎接下一个统一王朝的调整。
4 ?最后，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讨论：如果中国当时没有那么大的移民空间会怎么样？比如说，长江下游开发以后，再没有别的经济区可供开发会怎么样？在这里给出一个答案显得过于鲁莽，但地理形势不同，结构肯定会很不一样。我们不妨作一些推测。如果“五口百亩之家”不再出现，小农中的一部分将会转变为游民，而游民到了一定程度可能会形成组织力量；游民的存在可能会加强城市工商业者的力量；中央在财政压力之下可能会向城市压力集团让步，使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商业集团发育起来之后，可能要向海外扩张，从而开辟资本积累的一种来源，……等等。如果这些事情发生，从唐朝开始中国就要走上现代化道路了。当然这一切没有发生。从陕西秦始皇墓发掘的兵马俑的情形看，当时的中国农民（武士也来自农民）体格魁梧高大，普通农民也有佩剑的习惯，很有豪气，很有人种优势。遗憾的是，他们把黄土高原破坏以后，以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没有走向海外，而是走向山清水秀的南国，继续搞农业开发。农业文明是创造了，但他们的体格退化了；啃动物筋骨少了，而食草本植物多了，按生理学上讲，这导致人的脾气小了；抬头一片天，低头一片地，人们的眼界小了，有了求安稳、怕冒风险的心理习惯。秦汉时男子敢举剑刺秦王，女子也敢哭倒长城，而到了明清时代，已是张生、莺莺之流的天下了！
掩卷长思，浩叹不已。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乎简单的周期性循环，使华夏民族的生存条件只有过空间上和数量上的扩张，而始终难有质上的飞跃；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直没有内部的力量和外部的冲击来使我们治愈自身的锢疾。百余年阵痛过后，我们是否已经找到了历史循环的终结点？我们需要思索，更需要行动。祖宗的遗产，历史的积淀，是难以选择的，当代人只能通过的创新、调整来再造新的繁荣。人口在增长，而疆土却不见扩张，那么我们只能通过经济扩张来拓展我们的生存空间；“五口百亩之家”这个稳定传统社会的基础不可能通过移民而再现，那么我们只能通过农业向工业的“移民”，来创造一个足以支撑现代社会稳定的农场主阶层；当今时代农业人口在膨胀，而官吏在更快地膨胀，这个曾导引动乱－繁荣循环的锢疾没有消除，那么我们只能“忍痛割爱”，建立一个“小政府”。以往历史的社会调整是非理性的，矛盾是通过流血冲突来化解的，所幸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一个尊崇人民理性与领袖智慧的时代，因此，我们有理由拥抱一个繁荣与和平的明天。
作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通信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
邮 编：100732 \ 电 话：68187020 / 65137744-5653
找寻历史循环的终结点
―― 评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
党国印
中国历史从秦汉开始到晚清政权覆亡，绵绵两千余年，农民起义不断，王朝更迭不已，然而其轨迹几乎是一个个简单循环；华夏民族最为鼎盛时期莫过于唐宋之际，其后日渐衰败，到近代便轰轰然倒于列强刀俎之间，陷于百年苦痛挣扎之中。反观中国历史文明之灿烂，也比照欧洲民族之后来居上，中国历史的这种轨迹令近世一代代学人志士扼腕叹息，进而缱绻于其中奥秘的追寻之中。这种追寻产生的著作卷帙浩繁，令人目不暇接。近期，我国著名史学家孙达人先生以其新著《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出版）又给这一史学园地增添了一朵奇葩。这部著作篇幅不大，但气魄恢宏，读来让人真有回肠荡气之感受。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会发生周期性振荡？其机理在当今社会是否还存在？中国如何通过改革更快地实现现代化？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从孙达人先生的著作中多少会得到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的锢疾
中国传统社会周期性振荡的原因，竟然通过一些数量关系给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解答！孙达人先生引用葛剑雄的研究成果，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历史图景：封建社会一般的人口年增长率是 7 ‰，在社会经济状况较好时，大约也只有 10 ‰；而贵族、官吏和富人等地主阶层，由于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他们在一个王朝运转正常的时候，人口增长率要超过一般农民的增长率。例如西汉家口的增长率是 38 ‰，明的宗室是 32 ‰。这是一种极不对称的增长。地主阶层家口的超高速增长意味着农民负担的地租和赋役的超高速增长。同时，农民的人均土地却在不断减少。这样一种结构决定了在一个王朝的前期小农经济还有可能有点剩余，到后期便化为乌有。总归有一天，农民再无力养活他们的“主人”。葛剑雄把这种矛盾称为“中国封建社会无法消除的癌症”。他认为，封建王朝以及它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不可能减少地主阶层的家口，而只能靠战争动乱来调整这种结构。一场农民起义爆发，新的王朝建立，开始有了一个较小的贵族、官吏阶层，农民能够养得起，便也安居乐业，于是便有了社会经济的恢复。然而，好景不长，贵族阶层和农民阶层的不平衡增长又将社会拖入泥潭，动乱又将开始。
几次繁荣缘何产生？
按照前面的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本应该是不断进行简单地循环重复，但事实上却有过战国至西汉、唐朝以及宋朝至明初这样几次时间相对较长的繁荣时期。我国的一些学者提及这几个时期常常津津乐道，脸上挂不住“祖上曾经阔过”的喜悦。然而，孙达人先生的分析却使我们不得不将喜悦替之以沉重。
中国直至春秋以前到处还充满了荆棘草莱的中原大地，到战国时期就变成为良田美畴；中原人在春秋以前还有戎夏之分，到了战国时期就变成了一个华夏民族；中原经济文化在春秋时代还是萧条肃杀，到了战国时代忽然工商业繁荣，大批思想家、文学家出现，一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孙达人认为，中国历史出现这个走势的奥秘就在于中国北方特别是西北黄土地上产生的精耕细作农业和个体农民。中国北方地区的黄壤（ Loess ），是一种黄色松散的土状堆积物，是介于沙和泥之间的黄色的粉土或尘土，它的主要特点是疏松、细密和肥沃。由于这种土壤优良品性，我国三代时期的北方农民使用木石工具就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那时已经在中国出现的青铜便只用来制造各种礼器、兵器和饰器。然而黄土高原的农民很快遇到了考验。距今约 3000 年前，地球气候发生了转变，由暖湿转向干凉，平均温度约下降 2 摄氏度，湿度也降低约 10 ％。这个局面给使用木石工具的黄土高原的农民出了个大难题，原始农业面临考验。幸运的是当时的中国农民与西亚文明有所沟通，而中亚的游牧部落充当了沟通的媒介，由他们给黄土高原的农民引进了铁器和牛耕技术。更令人感慨的是，当时被称作“戎狄之邦”的落后的秦国“近水楼台先得月”，承地理之先，接受了冶铁和牛耕技术。秦国又有“商鞅变法”，虽然商鞅不得善终，但商鞅变法的成果发挥了作用，从而推动了秦国接受新生产方式的过程，使秦国产生了精耕细作农业和个体农民，亦即史籍所谓“五口百亩之家”迅速崛起。秦国的成就也给邻国带来好处，便导引了战国时期乃至西汉时期的的繁荣。
黄土高原农业开发的成就推进了秦汉历史文明，也大大增加了黄土高原的人口数量，于是，农业开发的消极作用也开始显露。经过秦汉 200 多年的发展，中国长江以北的几个地理单元的人口已经十分稠密，达到 1100 多万户，约占到全国总户数的 90 ％，口数达到 5000 多万。然而，不幸的是，黄土高原易开发，也易受到破坏，并且，这种破坏的速度十分惊人，到西汉末期问题已经相当尖锐。春秋时渭河通航可达到今天的宝鸡，到汉武帝时，连长安以下的通航也有了难处。东汉时已经是全面发生危机。可能与植被受到破坏有关，东汉的各种灾害大大超过西汉，其中旱灾更甚，平均每 3 ? 42 年发生一次。支撑秦汉繁荣的黄土高原农业已经严重衰退。从社会组织结构上看，是“五口百亩之家”的经济基础受到破坏，基层社会组织难以稳定，而这恰恰是大一统专制统治的重要条件，这些条件受到破坏，大一统专制统治就难以维持了，于是，中国之间进入一个长久的动乱时期。
这个变化实际上迫使中国历史进入一个调整时期。首先是北方人口减少以后，生态环境开始缓慢的恢复过程。其次是北方农民新一轮农业技术更新开始，深耕保墒技术变得复杂，并开始普及，特别是北方农民又从西域学来了新式耕地的技术，用一头牛耕地替代了两头牛耕地，农业生产效率有所恢复。另一个重要事实便是北方人口开始大规模地向长江下游迁徙，并把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了南方，使牛耕为基础的精耕细作生产方式替代了南方原始的“火耕水耨”的粗放式耕作方法。整个这个调整过程经历了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达数百年之久。
随着长江下游农业得到稳定开发，又一个繁荣的新经济区替代了北方经济区充当了主导地位，全社会便有了新的稳定基础，但这已经是唐代了。经济区扩大了，不再是“地广而不得耕”，“五口百亩之家”的小农又重新获得生机；北方农业也有所恢复，一种平衡出现了；南方水运方面的地理优势也已开始得到利用，交通水平总体上提高了，用孙达人的话来说，“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发达的国内外交通；在我国，这样发达的国内外交通不仅是此前，而且在此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出现过”（孙达人， 137 ）。这样新王朝繁荣的基础又具备了。唐之富强，史学家是公认的；仅从人口超过 1 亿这一点看，唐的繁荣的确达到了一个高峰。
但是，从秦汉盛世到唐之繁荣仅是中国历史大循环的前半段，上升的半段。长江下游的农业开发很快使人口空前增加，而人口增加（而且是带着结构性不平衡的锢疾增长）的一切社会后果开始显露。于是又一次人口迁徙出现了。长江下游向湖南的移民从宋朝开始，至明代达到了高峰。到了这个时期，长江下游已经难以满足自身的粮食需求，必须仰赖长江上游地区的补给。人们不难想到，再后来是长江中游地区向上游移民，这就是从清初开始的“湖广填四川”的过程，其后果便是四川取代湖广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粮食输出省。这一轮的移民又重新创造了传统社会“五口百亩之家”的经济基础，从而奠定了从宋朝到明初的繁荣（期间有传统社会的锢疾和蒙古人南下而导致的繁荣的中断）。此后，因诸多原因中华民族的地域扩张受到抑制，中国传统社会的锢疾不能再通过人口的地域扩张加以缓解或调整，因此从大格局上看，传统社会的气数已尽。
孙达人模型的现代演绎
上述文字除笔者的少许穿凿之外，大体上是孙达人先生勾画的一个中国历史宏观模型。这个模型给人的启发真是一言难尽！
1 ?每一个新经济区的形成，总会支撑某一个或两个封建王朝繁荣一段时期。但是，几次大的移民有重要区别，这就是越到后期，所谓新经济区的原有居民的基数就越大，接纳移民的空间就越小。到“湖广填四川”这此移民时，四川的原有居民实际上并不少，只是由于明末清初四川的战争，包括张献忠屠川，使四川的人口由 300 万锐减至 1 万多在籍居民，才腾出了一大片移民空间。概括地说，在中国整个地域大小不变的情况下，依靠国内移民产生历史繁荣的效果在边际上是递减的，这个效果在清末已经接近零。
2 ?在孙达人先生构造的这个宏观史学模型中，实际上有两个重要变量，一是“五口百亩之家”，二是中国大陆的水陆交通条件。对于第一个变量，孙达人先生作了充分的分析，当然是史学意义上的分析。我们还可以从制度经济学出发揭示其意义。“五口百亩之家”强大时，即小农占地数量较多且较为平均时，至少有这样的社会后果：第一，土地本身的边际产出低，而土地上投入的边际产出高，因而，就影子价格上说，劳动的报酬高，而土地的报酬即地租低。第二，从前一点进一步引申，农民人数较少、又比较富裕，便容易组织起来，公共产品供应的协议较容易达成，农民与政府谈判时，地位有也比较优越。因为农民的组织程度高，政府与农民的对话成本也比较低，政府与农民的合作也比较容易，这样，社会也就一个相对和谐的外貌。第三，强大的“五口百亩之家”意味着社会的剩余较多，能够较容易地承受“公共产品”的过度供应，或者说能够支撑一定程度的剥削。当“五口百亩之家”衰落时，这些条件不复存在，社会合作的条件受到破坏，社会冲突便在所难免了。
3 ?对交通条件这个重要变量，孙达人先生没有作充分论述。没有较好的交通条件，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是不能形成的。中原地区人口密集，地理形势较为简单，交通相对方便，因此维持一个统一的政权成本较低。北至黑龙江，南到南海沿岸，西起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带，东至我国东部沿海，没有重要的天然交通屏障。在周边民族中，南部民族刀耕火种，食物结构使其具有温顺的性格，加之不易利用马匹作战，对中原地区的威胁很小。北方地区生存条件很差，游牧民族虽然彪悍，但其发育集结的周期较长，且发育过程同时也是被中原文化同化的过程，又矢志南下，不能形成与中原政权在北方长期对峙的力量。中国西部的崇山峻岭更是中原政权的天然屏障。因此，中国易于长期成为一个孤立的政治单元，专制政权常常高枕无忧。中国古代专制政权的稳定性主要来自内部农民起义的干扰。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史上的内部分裂的时间短，而统一的时间长；中华大地上没有出现强权之间的长期对峙；分裂的情形也只是迎接下一个统一王朝的调整。
4 ?最后，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讨论：如果中国当时没有那么大的移民空间会怎么样？比如说，长江下游开发以后，再没有别的经济区可供开发会怎么样？在这里给出一个答案显得过于鲁莽，但地理形势不同，结构肯定会很不一样。我们不妨作一些推测。如果“五口百亩之家”不再出现，小农中的一部分将会转变为游民，而游民到了一定程度可能会形成组织力量；游民的存在可能会加强城市工商业者的力量；中央在财政压力之下可能会向城市压力集团让步，使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商业集团发育起来之后，可能要向海外扩张，从而开辟资本积累的一种来源，……等等。如果这些事情发生，从唐朝开始中国就要走上现代化道路了。当然这一切没有发生。从陕西秦始皇墓发掘的兵马俑的情形看，当时的中国农民（武士也来自农民）体格魁梧高大，普通农民也有佩剑的习惯，很有豪气，很有人种优势。遗憾的是，他们把黄土高原破坏以后，以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没有走向海外，而是走向山清水秀的南国，继续搞农业开发。农业文明是创造了，但他们的体格退化了；啃动物筋骨少了，而食草本植物多了，按生理学上讲，这导致人的脾气小了；抬头一片天，低头一片地，人们的眼界小了，有了求安稳、怕冒风险的心理习惯。秦汉时男子敢举剑刺秦王，女子也敢哭倒长城，而到了明清时代，已是张生、莺莺之流的天下了！
掩卷长思，浩叹不已。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乎简单的周期性循环，使华夏民族的生存条件只有过空间上和数量上的扩张，而始终难有质上的飞跃；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直没有内部的力量和外部的冲击来使我们治愈自身的锢疾。百余年阵痛过后，我们是否已经找到了历史循环的终结点？我们需要思索，更需要行动。祖宗的遗产，历史的积淀，是难以选择的，当代人只能通过的创新、调整来再造新的繁荣。人口在增长，而疆土却不见扩张，那么我们只能通过经济扩张来拓展我们的生存空间；“五口百亩之家”这个稳定传统社会的基础不可能通过移民而再现，那么我们只能通过农业向工业的“移民”，来创造一个足以支撑现代社会稳定的农场主阶层；当今时代农业人口在膨胀，而官吏在更快地膨胀，这个曾导引动乱－繁荣循环的锢疾没有消除，那么我们只能“忍痛割爱”，建立一个“小政府”。以往历史的社会调整是非理性的，矛盾是通过流血冲突来化解的，所幸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一个尊崇人民理性与领袖智慧的时代，因此，我们有理由拥抱一个繁荣与和平的明天。
作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通信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
邮 编：100732 \ 电 话：68187020 / 65137744-5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