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日本问题研究（萨苏老大文集）---6月28日更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6: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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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公务员在工作，服装要求要整齐，但办公设备就可见到颇为一般，这还算好的，颇有些日本政府机关桌子面都已经磨得斑驳了
在日本生活，不免需要和他们的政府部门打交道，比如开个公证书什么的，从服务角度说，萨对日本的政府工作人员印象不算差。
一来，这里倒是绝少门难进，脸难看的场面，日本的政府工作人员态度都很好，往往是你刚一进门，就主动上来招呼了，办事的时候也是一副笑脸，让人感到纳税人的骄傲；二来，是崇尚廉洁，决不受礼，和他们一起出门办事，买饮料都会自己付钱。从这个角度，日本的公务员建设，搞得不错。
不过，有的时候也感到疑惑，那就是日本政府的办公楼都修得满漂亮，但是里面的办公设备，明显落后于时代。找个东西，往往还要抱着卡片盒子翻，甚至有的工作人员用个四通九十年代就淘汰了的文字处理机比比划划，走遍政府大楼，看不到一台笔记本电脑。– 难道日本政府没钱买计算机么？还是思维落后，不肯变通？
-- 这倒真是原因之一，日本人是公认的死脑筋。2000年萨到日本的时候，的确有很多日本政府工作人员不但不知道网络有什么用，而且对电脑缺乏认识，E-Japan是此后才搞起来的。
可是到今天还这个样子就太不可思议了，经过多年建设，日本的信息系统现在已经相当先进。100M带宽的无限制上网，一个月才合人民币两百多，日本的网络系统堪称一流，网络也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何以政府依然如同恐龙？
日前，碰上一个在日本作公务员的华裔朋友，聊起天来，发现事情比我们想得要有趣的多。
话题是从公务员的工作谈起的，这位老兄说他这天上午忙了两个小时，和中国那边联系，了解广交会的日程，以便安排市长出访事宜。
了解广交会的日程要这样长的时间么？
当然，他说，我们又没有中国的报纸，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幕，什么时候闭幕阿。
为什么不上网看一下呢？那不是很方便的事情么？
我们不能上网的。
阿，你们不上网？那你工作的时候和人联系怎么办？
电话或者传真么。
萨有些吃惊 – 用电子邮件不是更方便么？这个时代不上网工作会不会不方便？日本可是上网最便宜的国家呢，市政府不会穷到这个程度吧？
当然了，这位点点头。不过，如果我们上网，市民会怀疑我们整天上网聊天，不认真工作，所以，上面决定一般公务员工作时间还是不上网的。
看萨有些不明白，这位干脆提醒我 – 你到我那儿去过么，感觉我那办公桌怎么样？
想想那家伙用了二十年的木头桌子，萨说了实话 – 有点儿。。。寒碜。
嘿嘿，你还没看我们科长的椅子呢，都开花了，就是不换。
看来，不是缺钱对吧。
你总算明白了。
于是这位就给萨上了一课日本政府的常识。
其实，日本政府一点儿也不缺钱，就说公务员这一行吧，只要不贪赃枉法，就没有失业危险，收入是根据民营工资状况动态调节的，总是比民营企业稍高一点，住房是政府优惠的，价钱只有老百姓的四分之一。。。因为这个原因，公务员是日本最佳的工作选择之一，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公务员们都很注意不去喝客户的免费饮料 – 那才能喝多少钱阿，公务员工资可是少说一年六百万以上呢（实际上日本政府官员的经济问题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干净，近期好几任首相因为经济丑闻下台，一方面说明他们这方面的法律比较严格，另一方面也确实说明问题不小）。更不用说日本政府还花大笔的钱在北海道只有狗熊跑的地方修高速公路了 – 公家的钱，到哪儿也是最容易出现糟蹋的情况。
但是，对于老百姓看的到的地方，日本政府却有个约定俗成的做法，那就是能凑合就凑合，越看着寒酸越好，比如办公设备，桌椅等等，都要保持一种看来比民间公司差一档次的样子。
为什么呢？
人家问我：买东西收你消费税，开汽车收你重量税，住在这儿收你市民税。。。你不烦么？
烦。萨说实话，对纳税我没太高的积极性。
是啊，所以，我们不上网，课长坐磨开了花的椅子，可以让纳税的老百姓看了感到政府没有乱花自己的税金，还觉得政府穷得可怜。至于工作效率或者有的公务员二十年不上班照样拿钱这类事情，嘿嘿，老百姓最注意的不是你的报表，而是他们看到的东西。
这样老百姓来的时候会感到自己怎么也比政府混得好，缴点儿税，好像也是应该似的。。。
略感不可思议，不过想想还真是这个道理 – 或许，这也可算作另一种形象工程吧？
真是蟹有蟹道，虾有虾道，谁说日本人脑子僵化的？
[完]
在日本生活，不免需要和他们的政府部门打交道，比如开个公证书什么的，从服务角度说，萨对日本的政府工作人员印象不算差。
一来，这里倒是绝少门难进，脸难看的场面，日本的政府工作人员态度都很好，往往是你刚一进门，就主动上来招呼了，办事的时候也是一副笑脸，让人感到纳税人的骄傲；二来，是崇尚廉洁，决不受礼，和他们一起出门办事，买饮料都会自己付钱。从这个角度，日本的公务员建设，搞得不错。
不过，有的时候也感到疑惑，那就是日本政府的办公楼都修得满漂亮，但是里面的办公设备，明显落后于时代。找个东西，往往还要抱着卡片盒子翻，甚至有的工作人员用个四通九十年代就淘汰了的文字处理机比比划划，走遍政府大楼，看不到一台笔记本电脑。– 难道日本政府没钱买计算机么？还是思维落后，不肯变通？
-- 这倒真是原因之一，日本人是公认的死脑筋。2000年萨到日本的时候，的确有很多日本政府工作人员不但不知道网络有什么用，而且对电脑缺乏认识，E-Japan是此后才搞起来的。
可是到今天还这个样子就太不可思议了，经过多年建设，日本的信息系统现在已经相当先进。100M带宽的无限制上网，一个月才合人民币两百多，日本的网络系统堪称一流，网络也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何以政府依然如同恐龙？
日前，碰上一个在日本作公务员的华裔朋友，聊起天来，发现事情比我们想得要有趣的多。
话题是从公务员的工作谈起的，这位老兄说他这天上午忙了两个小时，和中国那边联系，了解广交会的日程，以便安排市长出访事宜。
了解广交会的日程要这样长的时间么？
当然，他说，我们又没有中国的报纸，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幕，什么时候闭幕阿。
为什么不上网看一下呢？那不是很方便的事情么？
我们不能上网的。
阿，你们不上网？那你工作的时候和人联系怎么办？
电话或者传真么。
萨有些吃惊 – 用电子邮件不是更方便么？这个时代不上网工作会不会不方便？日本可是上网最便宜的国家呢，市政府不会穷到这个程度吧？
当然了，这位点点头。不过，如果我们上网，市民会怀疑我们整天上网聊天，不认真工作，所以，上面决定一般公务员工作时间还是不上网的。
看萨有些不明白，这位干脆提醒我 – 你到我那儿去过么，感觉我那办公桌怎么样？
想想那家伙用了二十年的木头桌子，萨说了实话 – 有点儿。。。寒碜。
嘿嘿，你还没看我们科长的椅子呢，都开花了，就是不换。
看来，不是缺钱对吧。
你总算明白了。
于是这位就给萨上了一课日本政府的常识。
其实，日本政府一点儿也不缺钱，就说公务员这一行吧，只要不贪赃枉法，就没有失业危险，收入是根据民营工资状况动态调节的，总是比民营企业稍高一点，住房是政府优惠的，价钱只有老百姓的四分之一。。。因为这个原因，公务员是日本最佳的工作选择之一，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公务员们都很注意不去喝客户的免费饮料 – 那才能喝多少钱阿，公务员工资可是少说一年六百万以上呢（实际上日本政府官员的经济问题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干净，近期好几任首相因为经济丑闻下台，一方面说明他们这方面的法律比较严格，另一方面也确实说明问题不小）。更不用说日本政府还花大笔的钱在北海道只有狗熊跑的地方修高速公路了 – 公家的钱，到哪儿也是最容易出现糟蹋的情况。
但是，对于老百姓看的到的地方，日本政府却有个约定俗成的做法，那就是能凑合就凑合，越看着寒酸越好，比如办公设备，桌椅等等，都要保持一种看来比民间公司差一档次的样子。
为什么呢？
人家问我：买东西收你消费税，开汽车收你重量税，住在这儿收你市民税。。。你不烦么？
烦。萨说实话，对纳税我没太高的积极性。
是啊，所以，我们不上网，课长坐磨开了花的椅子，可以让纳税的老百姓看了感到政府没有乱花自己的税金，还觉得政府穷得可怜。至于工作效率或者有的公务员二十年不上班照样拿钱这类事情，嘿嘿，老百姓最注意的不是你的报表，而是他们看到的东西。
这样老百姓来的时候会感到自己怎么也比政府混得好，缴点儿税，好像也是应该似的。。。
略感不可思议，不过想想还真是这个道理 – 或许，这也可算作另一种形象工程吧？
真是蟹有蟹道，虾有虾道，谁说日本人脑子僵化的？
[完]
日本是把西方文明于东方文明结合的典范
中国是把maliexiejiao和东西方文明结合的典范
中国是把maliexiejiao和东西方文明结合的典范
日本是把西方文明于东方文明结合的典范
中国是把maliexiejiao和东西方文明结合的典范
真想要吐，日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得筛选，变得这么懂得拿来主义了。西方文明，东方文明，睁眼说瞎话典型。
真要鄙视中国，不如说中国把西方和东方的都吃了一大堆，良莠并存还更好点，另外马列不是邪教，不懂马列拿来忽悠人当然被人认为是邪教了。
拿着绝对化的事情说明自己的论点来显示自己如何如何的，这个手段太低级了。
中国是把maliexiejiao和东西方文明结合的典范
真想要吐，日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得筛选，变得这么懂得拿来主义了。西方文明，东方文明，睁眼说瞎话典型。
真要鄙视中国，不如说中国把西方和东方的都吃了一大堆，良莠并存还更好点，另外马列不是邪教，不懂马列拿来忽悠人当然被人认为是邪教了。
拿着绝对化的事情说明自己的论点来显示自己如何如何的，这个手段太低级了。
小时候读书，看到“宰予昼寝，夫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心中大惑，睡个午觉居然比不交作业还要可怕？当时父母正努力培养萨午睡的习惯，难道这个今天的“好习惯”在古代竟然如此十恶不赦吗？
今天在中国如孔夫子一样评价午睡的，倒是不多了。但在素来强调勤勉的日本社会，几年前，“昼寝”，还是一个很不被人接受的脾性。虽然一直有医学方面的学者提到午睡的好处，但是在日本社会这个词和懒惰，没心没肺还是大体属于一个意思，至少找工作时“昼寝”的家伙是不太容易如愿的。
然而，近几年来，日本社会对于午睡的看法，却有所改变。比如民主党议员熊谷俊人，就在议会引用《朝日新闻》和NASA的研究数据，要求日本政府促进学校让学生养成“午睡”的习惯。熊谷的说法是“昼寝”能够提高学习效率。他的说法得到了久留米大学医学部内村直尚教授的支持，内村调查了1000名职员和学生，并且说服他们协助作午睡的实验，结果发现每天45分钟的午睡，可以让人大大降低疲劳的程度。进行午睡试验之前，志愿者们在回答“是否在工作中会感到疲惫” 时，回答“是”的达到88%，而养成午睡习惯之后，则只有42%。
日本政府2003年厚生劳动（卫生）大臣的国情咨文中，也提到“参考法国，西班牙等国家情况，午睡对于提高工作效率是一种良好途径。”
昼寝”的日本职员
有趣的是，在日本，如果仅仅强调午睡对于身体的好处，不太容易为社会所接受，但问题上升到提高工作效率的角度，就成为大家都可以赞同的事情了。以前怕被人家说成懒惰的公司职员，也纷纷站出来说午睡的好处。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在大阪市中心采访了一些上班族，对于午睡的看法几乎无一例外是正面的。
“哪怕是睡十五分钟呢？也可以下午干活精力充沛。”
“现在工作到下午三四点钟，有时看着上司都会两眼发直，不由自主地意识朦胧，太可怕了。”
“假如公司能有个中午睡觉的地方该多好，总比趴在桌子上形象要好一些。”
“午睡，能稍微睡一会儿，哪怕晚上让我多加班也可以阿。”
日本职员这样说也不奇怪的，因为日本是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其发展主要依靠“人”的努力，于是在世界上日本企业的工作便以辛苦著称。每天晚上十二点钟，地铁的各个车站依然车水马龙，都是加班到此时的上班族。而第二天他们还要准时上班，结果就是日本男性的人均咖啡饮用量高居世界首位。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在辛苦的工作中保持身体健康，是职员们的一大课题，而怎样保持员工的工作效率，也是一件各公司老板也很头痛的事儿，专家学者对于午睡的研究，显然给他们提供了一条不错的解决办法。
而日本人认真的个性（这应该没有疑问，除了日本，还有别的国家会有学校专门教人怎样笑，怎样哭吗？），又使这里很快诞生了一种新的职业 – 午睡沙龙（日语称为“昼寝屋”），在东京，大阪，福冈等地都有日益增加的趋势。
午睡还要专门的公司来经营？初听似乎不可思议，但在日本这样的公司生意还挺兴隆。
为了了解这种公司的运作情况，萨特别给一家叫做“一休”的午睡沙龙打了电话 – 选择这家公司，是因为受到了这个名字的诱惑，“休息，休息一会儿”，是我这个岁数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而一休师傅在日本，显然也有同样的形象。
接受采访的是“一休”的公关部职员山本小姐。以下就是大致的采访纪录。
一休昼寝屋和它的老板井上
寒暄之后，笔者直入正题.
“请问，贵公司是什么时候开办的？能否大致描述一下服务的内容？”
“我们公司在‘昼寝屋’中开业较早，2004年12月开始营业，当时就很受用户们的关照，很多人到今天还是我们的常客。我们公司提供两种房间给客人午睡，一种是有床的，另一种是用躺椅的，使用隔音材料建造房间，所以十分安静。根据用户要求，也可以在房间里播放轻音乐或提供柔和的灯光，收费都一样。楼下有餐厅，同时如果客户需要，我们还提供烫衣和淋浴的服务。”
“你们的房间大概多大？几个人一个房间？和旅馆有什么区别？”
“都是单人房间，面积比旅馆小，不带卫生间，采用中央空调。一个房间大约1.5帖（约合2.4平方米），提供一张床或躺椅，台灯，音响和电视设备，不过用户很少使用电视。”
“那么，你们怎样收费呢？”
“一个小时以内700日元（四十五元人民币左右），每增加半个小时，增收300日元。”
“生意好吗？”
“还好吧，现在就是满员的。”
“是这样的么？有点没想到，会有这样多的人专门去出门去午睡。。。”
“这主要和我们的客户有关。来我们这里的，一部分客人是周围写字楼的工作人员，我们选择营业地点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考虑。他们是我们的常客。通常，公司中午会休息一个或一个半小时，他们用十五分钟吃饭，然后五分钟走来，休息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再花五分钟回去，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另一部分客人是到处走的推销员，他们觉得疲劳了，就会到我们这里来休息一下，他们的休息时间往往要长一点。”
“有睡得很久的客人么？会不会睡过头？”
“我们提供叫醒服务，应该不会有睡过头的。另外，我们也尽量不提供超过三个小时的服务。”
“为什么呢？那样不是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因为咨询过专家，如果午睡时间超过三个小时，就会影响夜间睡眠的效率，处于为了客户着想的原因，我们不建议他们午睡超过三个小时。”
“那么，客户怎么评价你们呢？说好的多些还是说坏的多？”
“我们随时按照客户的要求改善服务，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多。他们的评价中，认为我们这里最好的是和外边隔绝得好，可以很快进入深度睡眠，另外，保障个人隐私也好，房间封闭没有窗子而且都是单间。此外，我们是昼夜服务的，很多客户也因此感到满意。”
“昼夜服务？”
“是的，有的公司比较忙，中午饭的时间就会推迟到下午四五点钟，这也很正常。另外，夜间工作的人，也可以到我们这里略作休息。”
“你们怎样让大家知道这种服务的呢？”
“我们在屋顶有大型广告，此外，还给周围各大公司寄送服务说明，如果经常来，我们可以提供月票服务，有30%的折扣。”
“你们还会扩大营业么？”
“是的，我们正在寻找适合开设分店的地方，估计，用户会越来越多的。”
“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谢谢您的关照，欢迎您来我们这里午睡。”
嗯。。。午睡还是算了吧，“一休”离我们公司坐车还要两个小时呢。
从山本小姐提供的网页上，我知道一休这家公司的老板，竟然只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叫做井上健治，其中贴出的房间照片，还真有几分让人产生睡眠的欲望呢。
实际上，午睡沙龙以外，其他日本商家也开始瞄上了这一块市场，比如在神户三宫车站，就可以看到商店中出售的“午睡枕”，那是为了公司职员们在咖啡厅或者麦当劳里面打瞌睡时用的，很多公司，也开始设立“假眠室”，来供员工午睡之用。而若干旅馆，也推出了按小时收费的就寝服务，目标，也是指向了“午睡一族”的钱袋。
午睡枕
脑子一转，算起了经济帐。东京，大阪三百万常勤员工，若要一个人一天睡一个小时，一个小时700日元的收费（老实说这也就是在日本，要搁国内打广告，说 -- 每天中午您可以跑二里地花四十多块上我那儿睡一个钟头，开店的离送精神病院就不远了），单单这两个城市的上班族睡个午觉，一年就可以为日本社会贡献六千三百亿日元的GDP呢。。。
数字惊人啊，想想它能拉动的相关产业和二次消费。。。
难道日本的未来能否走向辉煌，关键在是不是午睡？抑或日本再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会不会效仿台湾的“选阿扁，救台湾”，来一个“去午睡，救日本”的运动？
哦，打住，我知道所谓经济学家是怎么产生的了。
今天在中国如孔夫子一样评价午睡的，倒是不多了。但在素来强调勤勉的日本社会，几年前，“昼寝”，还是一个很不被人接受的脾性。虽然一直有医学方面的学者提到午睡的好处，但是在日本社会这个词和懒惰，没心没肺还是大体属于一个意思，至少找工作时“昼寝”的家伙是不太容易如愿的。
然而，近几年来，日本社会对于午睡的看法，却有所改变。比如民主党议员熊谷俊人，就在议会引用《朝日新闻》和NASA的研究数据，要求日本政府促进学校让学生养成“午睡”的习惯。熊谷的说法是“昼寝”能够提高学习效率。他的说法得到了久留米大学医学部内村直尚教授的支持，内村调查了1000名职员和学生，并且说服他们协助作午睡的实验，结果发现每天45分钟的午睡，可以让人大大降低疲劳的程度。进行午睡试验之前，志愿者们在回答“是否在工作中会感到疲惫” 时，回答“是”的达到88%，而养成午睡习惯之后，则只有42%。
日本政府2003年厚生劳动（卫生）大臣的国情咨文中，也提到“参考法国，西班牙等国家情况，午睡对于提高工作效率是一种良好途径。”
昼寝”的日本职员
有趣的是，在日本，如果仅仅强调午睡对于身体的好处，不太容易为社会所接受，但问题上升到提高工作效率的角度，就成为大家都可以赞同的事情了。以前怕被人家说成懒惰的公司职员，也纷纷站出来说午睡的好处。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在大阪市中心采访了一些上班族，对于午睡的看法几乎无一例外是正面的。
“哪怕是睡十五分钟呢？也可以下午干活精力充沛。”
“现在工作到下午三四点钟，有时看着上司都会两眼发直，不由自主地意识朦胧，太可怕了。”
“假如公司能有个中午睡觉的地方该多好，总比趴在桌子上形象要好一些。”
“午睡，能稍微睡一会儿，哪怕晚上让我多加班也可以阿。”
日本职员这样说也不奇怪的，因为日本是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其发展主要依靠“人”的努力，于是在世界上日本企业的工作便以辛苦著称。每天晚上十二点钟，地铁的各个车站依然车水马龙，都是加班到此时的上班族。而第二天他们还要准时上班，结果就是日本男性的人均咖啡饮用量高居世界首位。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在辛苦的工作中保持身体健康，是职员们的一大课题，而怎样保持员工的工作效率，也是一件各公司老板也很头痛的事儿，专家学者对于午睡的研究，显然给他们提供了一条不错的解决办法。
而日本人认真的个性（这应该没有疑问，除了日本，还有别的国家会有学校专门教人怎样笑，怎样哭吗？），又使这里很快诞生了一种新的职业 – 午睡沙龙（日语称为“昼寝屋”），在东京，大阪，福冈等地都有日益增加的趋势。
午睡还要专门的公司来经营？初听似乎不可思议，但在日本这样的公司生意还挺兴隆。
为了了解这种公司的运作情况，萨特别给一家叫做“一休”的午睡沙龙打了电话 – 选择这家公司，是因为受到了这个名字的诱惑，“休息，休息一会儿”，是我这个岁数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而一休师傅在日本，显然也有同样的形象。
接受采访的是“一休”的公关部职员山本小姐。以下就是大致的采访纪录。
一休昼寝屋和它的老板井上
寒暄之后，笔者直入正题.
“请问，贵公司是什么时候开办的？能否大致描述一下服务的内容？”
“我们公司在‘昼寝屋’中开业较早，2004年12月开始营业，当时就很受用户们的关照，很多人到今天还是我们的常客。我们公司提供两种房间给客人午睡，一种是有床的，另一种是用躺椅的，使用隔音材料建造房间，所以十分安静。根据用户要求，也可以在房间里播放轻音乐或提供柔和的灯光，收费都一样。楼下有餐厅，同时如果客户需要，我们还提供烫衣和淋浴的服务。”
“你们的房间大概多大？几个人一个房间？和旅馆有什么区别？”
“都是单人房间，面积比旅馆小，不带卫生间，采用中央空调。一个房间大约1.5帖（约合2.4平方米），提供一张床或躺椅，台灯，音响和电视设备，不过用户很少使用电视。”
“那么，你们怎样收费呢？”
“一个小时以内700日元（四十五元人民币左右），每增加半个小时，增收300日元。”
“生意好吗？”
“还好吧，现在就是满员的。”
“是这样的么？有点没想到，会有这样多的人专门去出门去午睡。。。”
“这主要和我们的客户有关。来我们这里的，一部分客人是周围写字楼的工作人员，我们选择营业地点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考虑。他们是我们的常客。通常，公司中午会休息一个或一个半小时，他们用十五分钟吃饭，然后五分钟走来，休息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再花五分钟回去，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另一部分客人是到处走的推销员，他们觉得疲劳了，就会到我们这里来休息一下，他们的休息时间往往要长一点。”
“有睡得很久的客人么？会不会睡过头？”
“我们提供叫醒服务，应该不会有睡过头的。另外，我们也尽量不提供超过三个小时的服务。”
“为什么呢？那样不是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因为咨询过专家，如果午睡时间超过三个小时，就会影响夜间睡眠的效率，处于为了客户着想的原因，我们不建议他们午睡超过三个小时。”
“那么，客户怎么评价你们呢？说好的多些还是说坏的多？”
“我们随时按照客户的要求改善服务，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多。他们的评价中，认为我们这里最好的是和外边隔绝得好，可以很快进入深度睡眠，另外，保障个人隐私也好，房间封闭没有窗子而且都是单间。此外，我们是昼夜服务的，很多客户也因此感到满意。”
“昼夜服务？”
“是的，有的公司比较忙，中午饭的时间就会推迟到下午四五点钟，这也很正常。另外，夜间工作的人，也可以到我们这里略作休息。”
“你们怎样让大家知道这种服务的呢？”
“我们在屋顶有大型广告，此外，还给周围各大公司寄送服务说明，如果经常来，我们可以提供月票服务，有30%的折扣。”
“你们还会扩大营业么？”
“是的，我们正在寻找适合开设分店的地方，估计，用户会越来越多的。”
“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谢谢您的关照，欢迎您来我们这里午睡。”
嗯。。。午睡还是算了吧，“一休”离我们公司坐车还要两个小时呢。
从山本小姐提供的网页上，我知道一休这家公司的老板，竟然只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叫做井上健治，其中贴出的房间照片，还真有几分让人产生睡眠的欲望呢。
实际上，午睡沙龙以外，其他日本商家也开始瞄上了这一块市场，比如在神户三宫车站，就可以看到商店中出售的“午睡枕”，那是为了公司职员们在咖啡厅或者麦当劳里面打瞌睡时用的，很多公司，也开始设立“假眠室”，来供员工午睡之用。而若干旅馆，也推出了按小时收费的就寝服务，目标，也是指向了“午睡一族”的钱袋。
午睡枕
脑子一转，算起了经济帐。东京，大阪三百万常勤员工，若要一个人一天睡一个小时，一个小时700日元的收费（老实说这也就是在日本，要搁国内打广告，说 -- 每天中午您可以跑二里地花四十多块上我那儿睡一个钟头，开店的离送精神病院就不远了），单单这两个城市的上班族睡个午觉，一年就可以为日本社会贡献六千三百亿日元的GDP呢。。。
数字惊人啊，想想它能拉动的相关产业和二次消费。。。
难道日本的未来能否走向辉煌，关键在是不是午睡？抑或日本再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会不会效仿台湾的“选阿扁，救台湾”，来一个“去午睡，救日本”的运动？
哦，打住，我知道所谓经济学家是怎么产生的了。
在日本RAA慰安所门外排队的美军士兵
“作新女性 -- 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包吃住服装，高收入，限十八至二十五岁女性”这样的广告，或许在今天也会有很多人动心吧。也难怪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当这则广告在日本各大报刊登出的时候，当天就有一千六百余人来面试，而三个月内各地应聘的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发放这则广告的，是日本政府东京警视厅参加设立的 RAA协会。
后来调查，应聘者中，绝大部分不知道这则广告背后要求她们做的真正工作是什么。政府背景，在全国报刊上的公开广告，使她们信任不疑，而她们此后的命运，却是日本历史上至今不愿提起的一页。
RAA，全名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翻译过来就是“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是日本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专门机构，日本人称之为“国家卖春机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军随即进驻。战败前的日本，有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西洋人，加上军国主义者常年“英美鬼畜”的宣传，尽管麦克阿瑟很快发表声明，称将不进行任何“野蛮，针对个人的报复”，几万名美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还是给这个岛国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日本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对美军占领的恐怖和担心中，最重要的是食粮不足，复员人员失业，以及占领军对妇女的凌辱，其中担忧妇女遭暴行凌辱的比例遥遥领先，被列在第一位。产生这种想法，首先是日本人长期受到 “如果战败，男人将全被阉割，女人将全被作为娼妓” 的宣传，其次，战争中日军在亚洲各地的暴行，显然也成为日本人对占领军想象的最重要参照。
针对这种恐慌，日本内阁紧急讨论对策，结论是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女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来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建立这种设施当时预算需要五千万日元，对战败的日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对这笔钱批准的很快，他的看法是“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节和血统的延续，可说是十分划算了。”
说来，这种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妓院来慰劳占领军的事情，历史上虽或有不得已而为之者，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算是耻辱和难以启齿的事情。可是日本人讲求严谨的作风，却使他们这种事也要作的正规。八月十八日，日本内务省向各地政府发出《外国驻屯慰安施设整备》和《关于外国军驻屯地慰安施设问题给内务省各警保局长的通告》等文件，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协助建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八月二十六日，由东京警视厅牵头建立的RAA协会正式成立，专门在天皇皇宫大门外举行了结成式（参加者主要是日本卖春业的老板和干部），下设慰安，游技，艺能，特殊施设，食堂，物产各部，冠冕堂皇地声明称：“为维护民族的纯洁性和百年后的未来，作阻挡狂澜的防波堤，作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
也有日本说法认为，建立性服务设施，是美军的要求，此说见于平冈敬一的《战后卖春业体系》一书，称八月二十日，日本派遣河边虎四郎等人前往马尼拉商洽美军进驻事宜，最后的文件中，有“负责协调提供盟军进驻所需宿舍（含汽车，卡车），慰安所等”的条目。然而，根据考证，此说不确，首先，日本政府决定设立慰安设施是在八月十八日，当时河边还没有出发，其次，所谓的“马尼拉文件”英文原件在日本《败战中全国治安情报》一书中有所记录，美军要求提供的是俱乐部（Club），并没有性服务设施的要求，把“俱乐部”翻译成“慰安所”，只能说是翻译中日本人的习惯认识作祟了。
但是，这些慰安所开办后，管理上采取的是“日美协同”的方式，而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占领军总部”旁边八百米长，日比谷公园到东京宝塚剧院的大道，就是当时最有名的“色情街”，随时有几百名卖淫女站在街上拉客，麦克阿瑟从自己的窗户就可以看到 – 如果他没看到，估计是五星上将患上了选择性失明的眼疾。可见，驻日美军在这件事上，有着明确的支持态度。
这样，以日本国家政府为主导，为美军服务的全国性“慰安”系统，在日本开始建立起来。八月二十八日，第一个这样的慰安所在东京郊外的小町园开业。此后，“悟空林”，“见情”，“波满川”，“乙女”等慰安所相继开业，最盛时在日本从事“慰安”的RAA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
起初，日本政府对“国家卖春”的行为还是有所掩饰的，要求各个慰安所的经营者只能以个人身份，而不能以国家政府名义，而慰安女也准备利用当时日本社会的公娼私娼充任。然而，在进行征集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八月二十一日，东京警视厅召集各卖春业巨头在麻布小学开会，要求他们动员手下妓女为盟军提供慰安服务，结果却颇为难堪。对此前所未闻的“国家要求”，大妓院“吉原”的老板成川敏的回答最有代表性 – “对昨日的敌人，今天就用身体侍奉，这当然也可以强制命令，但就是妓女，能不能接受也不好说。请允许我们回去商量。”而屋久组合的老板濑谷则回答说：“如果是为了国家，我们只能遵令行事，可是，事后该给姑娘们怎样的说法呢？希望国家对此给出负责的保证来。”对此，警视厅保安课课长大竹含糊答道：“会向上报告，求得解决。”
事实上老板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妓女们对这条命令反应很强烈。长期受到的宣传是一条理由。另一条理由是妓女中流传着“西洋人和日本人身体不一样，和他们做那种事会被弄成两半”的说法，于是去做这种事，就有了赴死的悲壮。
有些地方的妓女最后服从了。比如上面提到的“吉原”，最初，听到这个要求妓女们只是哭泣不已，后来有一个妓女最终停止了哭泣，说道：“既然是为了国家，那就努力奉公吧。”于是，其他的妓女也都纷纷低头默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妓院里，这条命令却引发了不同的理解。土浦市警察署长要求当地卖春业老板协助建立慰安所的时候，卖春业的老板却想起了以前准备 “本土决战”的时候日本政府提出过一个战术 – “当美国兵要强暴日本女性的时候，假装合作然后捏住他的睾丸杀死他，一人杀一个就把登陆的美国兵杀光了。”于是这位很激动地问警察署长 – “是要进行‘那个’作战了吗？”
警察署长哭笑不得，想了许久，只好回答说：“天皇已经下令停战，以前的事情不要提了。”“虽然现在和以前的方法不同，本质上都是一样地为国效力。”
尽管如此，愿意合作的妓女数量，连最初要求的三分之一都达不到。于是，日本政府终于撕下面子，用报纸广告的方式对良家妇女进行征集。于是，出现了前面的一幕。当时的日本，经济凋敝，失业率极高，且有“男性优先就业”的做法，在战争中失去男性亲属或因日本男子大量阵亡无法找到丈夫的女性很多处于饿死的边缘，所以，看到这样的广告，应募者云集自然是正常的。根据当时统计，这些女性中，应募时默认可以作性服务的不到20%，但是，一旦自投虎口，在政府和卖春业老板的软硬兼施下，大多难逃沦为慰安女命运。在稻江世津子《占领军慰安所》一书中，她描述当时的情景 – “自愿的不超过半数。”“战争结束了，可是，依然可以用‘爱国’的名义驱使无辜的女子去为‘进驻’的外国兵卖淫。这是和战争中把女性拉去强暴一样的残虐，今天，改个名字叫特殊慰安罢了。”
日本内务省给这些女性的名称是 – “特别挺身队员”，根据记载，当时免费为她们“开展服务”提供的标准配给用品，有床，被，枕头，睡衣，长裙，洗漱用具，食物，卫生纸，以及原日本军内使用的，被称作“冲锋一号”的避孕套。
事实上，这些女性的命运也的确十分悲惨。
比如最早开设的小町园慰安所，原定本来是在九月二日开业，但是，八月二十八日，一批美国兵就冲进了这里，痛打了服务员，强奸了在那里的全部慰安女。日方记载，其中半数的慰安女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其时的恐怖惊慌，恍如地狱之门开启。
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比如横滨的互乐庄，原计划九月一日开业。前一天晚上，却闯来一百人以上的黑人士兵，用卡宾枪胁迫，将其内的十四名慰安女轮奸，惨叫呼号彻夜，日本警察不敢过问，天明时候来看，三名男性职员都被打重伤，半死的慰安女们带着皮靴的泥印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尽管如此，慰安所依然如期开业，而开业第二天，曾被黑人士兵强奸的一名慰安女，看到来的客人是黑人而恐惧逃窜，被美国士兵当场掐死，这个美国士兵也因为行为狂暴被美军宪兵击毙。这些，事后日本新闻界按照占领军总部的命令，都不予报道。
即便“正常”营业的慰安所，其情景也非常人所能接受。平冈敬一曾经采访过一个化名“玛丽”，在小町园慰安所作过慰安女的女子，她说：“没日没夜，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最高的一天接客五十五人。悲，或者情，这些属于人的感觉，再也没有了。”“小町园的慰安女，最初是三十人，只有半数能够做到三个月，随后就补充来了一百名新的慰安女，牺牲者不断地出现。”
不知道这里面的“牺牲”指的是不是不能再坚持而离去，但在那里呆过的女性，身心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
肯定有些“牺牲”是有特别含义的。RAA的情报课长镝木清一回忆：“有些是年轻的女孩子，对异性根本没有什么认识，遭到忽然白人忽然黑人的轮番蹂躏，很是可怜。有个三井银行工作过的女孩子，第一个客人是个黑人，第二天就从电车上跳下去死了。但是，当时这种事必须保密的，我们只好把她秘密埋葬了。因为她们，是不是多少其他的日本女性得到了平安？我只能这样自我安慰。”
“作新女性 -- 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包吃住服装，高收入，限十八至二十五岁女性”这样的广告，或许在今天也会有很多人动心吧。也难怪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当这则广告在日本各大报刊登出的时候，当天就有一千六百余人来面试，而三个月内各地应聘的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发放这则广告的，是日本政府东京警视厅参加设立的 RAA协会。
后来调查，应聘者中，绝大部分不知道这则广告背后要求她们做的真正工作是什么。政府背景，在全国报刊上的公开广告，使她们信任不疑，而她们此后的命运，却是日本历史上至今不愿提起的一页。
RAA，全名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翻译过来就是“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是日本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专门机构，日本人称之为“国家卖春机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军随即进驻。战败前的日本，有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西洋人，加上军国主义者常年“英美鬼畜”的宣传，尽管麦克阿瑟很快发表声明，称将不进行任何“野蛮，针对个人的报复”，几万名美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还是给这个岛国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日本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对美军占领的恐怖和担心中，最重要的是食粮不足，复员人员失业，以及占领军对妇女的凌辱，其中担忧妇女遭暴行凌辱的比例遥遥领先，被列在第一位。产生这种想法，首先是日本人长期受到 “如果战败，男人将全被阉割，女人将全被作为娼妓” 的宣传，其次，战争中日军在亚洲各地的暴行，显然也成为日本人对占领军想象的最重要参照。
针对这种恐慌，日本内阁紧急讨论对策，结论是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女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来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建立这种设施当时预算需要五千万日元，对战败的日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对这笔钱批准的很快，他的看法是“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节和血统的延续，可说是十分划算了。”
说来，这种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妓院来慰劳占领军的事情，历史上虽或有不得已而为之者，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算是耻辱和难以启齿的事情。可是日本人讲求严谨的作风，却使他们这种事也要作的正规。八月十八日，日本内务省向各地政府发出《外国驻屯慰安施设整备》和《关于外国军驻屯地慰安施设问题给内务省各警保局长的通告》等文件，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协助建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八月二十六日，由东京警视厅牵头建立的RAA协会正式成立，专门在天皇皇宫大门外举行了结成式（参加者主要是日本卖春业的老板和干部），下设慰安，游技，艺能，特殊施设，食堂，物产各部，冠冕堂皇地声明称：“为维护民族的纯洁性和百年后的未来，作阻挡狂澜的防波堤，作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
也有日本说法认为，建立性服务设施，是美军的要求，此说见于平冈敬一的《战后卖春业体系》一书，称八月二十日，日本派遣河边虎四郎等人前往马尼拉商洽美军进驻事宜，最后的文件中，有“负责协调提供盟军进驻所需宿舍（含汽车，卡车），慰安所等”的条目。然而，根据考证，此说不确，首先，日本政府决定设立慰安设施是在八月十八日，当时河边还没有出发，其次，所谓的“马尼拉文件”英文原件在日本《败战中全国治安情报》一书中有所记录，美军要求提供的是俱乐部（Club），并没有性服务设施的要求，把“俱乐部”翻译成“慰安所”，只能说是翻译中日本人的习惯认识作祟了。
但是，这些慰安所开办后，管理上采取的是“日美协同”的方式，而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占领军总部”旁边八百米长，日比谷公园到东京宝塚剧院的大道，就是当时最有名的“色情街”，随时有几百名卖淫女站在街上拉客，麦克阿瑟从自己的窗户就可以看到 – 如果他没看到，估计是五星上将患上了选择性失明的眼疾。可见，驻日美军在这件事上，有着明确的支持态度。
这样，以日本国家政府为主导，为美军服务的全国性“慰安”系统，在日本开始建立起来。八月二十八日，第一个这样的慰安所在东京郊外的小町园开业。此后，“悟空林”，“见情”，“波满川”，“乙女”等慰安所相继开业，最盛时在日本从事“慰安”的RAA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
起初，日本政府对“国家卖春”的行为还是有所掩饰的，要求各个慰安所的经营者只能以个人身份，而不能以国家政府名义，而慰安女也准备利用当时日本社会的公娼私娼充任。然而，在进行征集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八月二十一日，东京警视厅召集各卖春业巨头在麻布小学开会，要求他们动员手下妓女为盟军提供慰安服务，结果却颇为难堪。对此前所未闻的“国家要求”，大妓院“吉原”的老板成川敏的回答最有代表性 – “对昨日的敌人，今天就用身体侍奉，这当然也可以强制命令，但就是妓女，能不能接受也不好说。请允许我们回去商量。”而屋久组合的老板濑谷则回答说：“如果是为了国家，我们只能遵令行事，可是，事后该给姑娘们怎样的说法呢？希望国家对此给出负责的保证来。”对此，警视厅保安课课长大竹含糊答道：“会向上报告，求得解决。”
事实上老板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妓女们对这条命令反应很强烈。长期受到的宣传是一条理由。另一条理由是妓女中流传着“西洋人和日本人身体不一样，和他们做那种事会被弄成两半”的说法，于是去做这种事，就有了赴死的悲壮。
有些地方的妓女最后服从了。比如上面提到的“吉原”，最初，听到这个要求妓女们只是哭泣不已，后来有一个妓女最终停止了哭泣，说道：“既然是为了国家，那就努力奉公吧。”于是，其他的妓女也都纷纷低头默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妓院里，这条命令却引发了不同的理解。土浦市警察署长要求当地卖春业老板协助建立慰安所的时候，卖春业的老板却想起了以前准备 “本土决战”的时候日本政府提出过一个战术 – “当美国兵要强暴日本女性的时候，假装合作然后捏住他的睾丸杀死他，一人杀一个就把登陆的美国兵杀光了。”于是这位很激动地问警察署长 – “是要进行‘那个’作战了吗？”
警察署长哭笑不得，想了许久，只好回答说：“天皇已经下令停战，以前的事情不要提了。”“虽然现在和以前的方法不同，本质上都是一样地为国效力。”
尽管如此，愿意合作的妓女数量，连最初要求的三分之一都达不到。于是，日本政府终于撕下面子，用报纸广告的方式对良家妇女进行征集。于是，出现了前面的一幕。当时的日本，经济凋敝，失业率极高，且有“男性优先就业”的做法，在战争中失去男性亲属或因日本男子大量阵亡无法找到丈夫的女性很多处于饿死的边缘，所以，看到这样的广告，应募者云集自然是正常的。根据当时统计，这些女性中，应募时默认可以作性服务的不到20%，但是，一旦自投虎口，在政府和卖春业老板的软硬兼施下，大多难逃沦为慰安女命运。在稻江世津子《占领军慰安所》一书中，她描述当时的情景 – “自愿的不超过半数。”“战争结束了，可是，依然可以用‘爱国’的名义驱使无辜的女子去为‘进驻’的外国兵卖淫。这是和战争中把女性拉去强暴一样的残虐，今天，改个名字叫特殊慰安罢了。”
日本内务省给这些女性的名称是 – “特别挺身队员”，根据记载，当时免费为她们“开展服务”提供的标准配给用品，有床，被，枕头，睡衣，长裙，洗漱用具，食物，卫生纸，以及原日本军内使用的，被称作“冲锋一号”的避孕套。
事实上，这些女性的命运也的确十分悲惨。
比如最早开设的小町园慰安所，原定本来是在九月二日开业，但是，八月二十八日，一批美国兵就冲进了这里，痛打了服务员，强奸了在那里的全部慰安女。日方记载，其中半数的慰安女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其时的恐怖惊慌，恍如地狱之门开启。
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比如横滨的互乐庄，原计划九月一日开业。前一天晚上，却闯来一百人以上的黑人士兵，用卡宾枪胁迫，将其内的十四名慰安女轮奸，惨叫呼号彻夜，日本警察不敢过问，天明时候来看，三名男性职员都被打重伤，半死的慰安女们带着皮靴的泥印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尽管如此，慰安所依然如期开业，而开业第二天，曾被黑人士兵强奸的一名慰安女，看到来的客人是黑人而恐惧逃窜，被美国士兵当场掐死，这个美国士兵也因为行为狂暴被美军宪兵击毙。这些，事后日本新闻界按照占领军总部的命令，都不予报道。
即便“正常”营业的慰安所，其情景也非常人所能接受。平冈敬一曾经采访过一个化名“玛丽”，在小町园慰安所作过慰安女的女子，她说：“没日没夜，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最高的一天接客五十五人。悲，或者情，这些属于人的感觉，再也没有了。”“小町园的慰安女，最初是三十人，只有半数能够做到三个月，随后就补充来了一百名新的慰安女，牺牲者不断地出现。”
不知道这里面的“牺牲”指的是不是不能再坚持而离去，但在那里呆过的女性，身心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
肯定有些“牺牲”是有特别含义的。RAA的情报课长镝木清一回忆：“有些是年轻的女孩子，对异性根本没有什么认识，遭到忽然白人忽然黑人的轮番蹂躏，很是可怜。有个三井银行工作过的女孩子，第一个客人是个黑人，第二天就从电车上跳下去死了。但是，当时这种事必须保密的，我们只好把她秘密埋葬了。因为她们，是不是多少其他的日本女性得到了平安？我只能这样自我安慰。”
日本慰安所的配给物品里面，很快就增加了油膏和消炎药物。但是，对于美国兵的“乱暴”，日本警察遇到情况，也只是要求慰安女“尽量配合忍耐”，他们当然不会管，因为整个RAA的业务，就是国家行为。上面提到的土浦警察署长，甚至把警察宿舍拿出来充当慰安所。
美国是世界文明国家之一，士兵的兵源素质也较好，但是，驻日美军的犯罪行为，日本记载，却是相当高。由于占领军实施新闻管制，这些暴行很难得到披露。以至于直到今天，日本上层人士依然称驻日美军相当绅士 – 的确，作为占领军，美国军队在日本的表现应该说的确比较好，但占领军就是占领军，如果在当时的日本报纸上看到关于“肤色很深的人”（早期驻日美军半数以上为黑人士兵）“穿十三号大靴子的人”进行的犯罪，老一辈日本人都心照不宣明白这是在说美国兵。假如是强奸案，只要没有出人命，多半受害者只能自认倒霉。朝鲜战争期间，小仓的两百多名黑人士兵拒绝参战发起暴动，使以热闹的“砥园节”著称的小仓成了抢劫，强奸，杀人的混乱之城，数日后，美军宪兵和叛乱士兵进行了巷战，才把暴动镇压下去。这件事，也因为新闻报道的管制很少为外人所知，但在松本清张《黑地之绘》中，曾经作过描述。
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有一种看法是麦克阿瑟因为担心战争中与日军作战过的部下报复心过盛，挑选进驻美军时尽量挑选了没有参加过战争的预备役人员。可是这些预备役人员多半是美国素质较低的人群（素质较高的都去正规部队了），甚至有监狱的犯人赦免参军的，难免犯罪率较高，而且，这些人的年龄多是二十岁上下，性欲旺盛，也是诱发暴行的一个原因。
不过，这很难解释今天冲绳美军还不时暴出强奸妇女等案件。可是，从冲绳美军犯罪即使当场被抓也绝少被判有罪来看，美军在日本犯罪率高的原因，也不是不可以推测的。
而在慰安女们“为了国家”，“努力奉公”的时候，日本上层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日本上层密令避免以下家庭的女性被卷入慰安行为 – 皇族，华族，公族，财阀，换句话说就是让下层女性的“慰安”来保卫上层家族的贞操。另一方面，原来叫嚣战争最强烈狂妄的日本右翼，又急忙地积极投入到 RAA的事业中，从中大肆渔利，比如原赤诚会重要干部菱谷敏夫，国粹同盟的重要干部冈田太三郎，无一不利用此机会大发横财“每日奔忙”。美国兵享受性服务的价钱差不多是一个人一百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平均月工资的两倍，根据合同慰安女因为是配给制，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落入了这些右翼财阀的腰包。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还是世界有名的大企业家，大慈善家，人们却不知他们的“善款”上，沾满了慰安女的血泪。
日本的黑暗一面，就是这样清晰，无论战前，还是战后。
但是，这个“兴旺”的事业，却在一九四六年遭到了腰斩的命运。
原因，是在小小的避孕套上。
尽管日本的“慰安所”配备了避孕套，但美国兵使用的却寥寥无几，而占领军的淫威又无法抗拒，结果，造成了RAA慰安所中性病的盛行。RAA的慰安女中，有性病的超过了90%。
这引发了大洋彼岸美军的妻子，亲人们一片抗议之声。尤其是有记者深入日本的慰安所，将其内情拍摄，带回美国发表，更引发了轩然大波。正在从事人权活动的罗斯福夫人为此愤然质问麦克阿瑟 – “我们合众国的小伙子们，就是公然在日本妓院这样出入得脏病的么？你这个司令对此很自豪么？”美国舆论对此抨击日烈。
尴尬的麦克阿瑟不得不作出决定。1946年3月10日，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卖淫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26日，日本政府下令各地警察署遵照执行，并谢绝美军官兵继续访问慰安设施。
日本政府随即下令遣散慰安女，五万五千名慰安女，带着满身的疮痍，没有任何补偿就被赶到了街上。
这些慰安女中，很多继续从事色情行业，或在RAA经营的“茶舍”“咖啡厅”“酒吧”等地为美军服务，成为被美军称作“潘潘（PANPAN）的暗娼；（美日间的默契，以暗娼代替公娼，继续慰安服务，实际上RAA要到四年以后才正式宣告终止）或者为美军包养，称为“安丽”（英语“Only”的日文发音）。
没有了和慰安所的合同强制，依然去做同样的事情，是这些慰安女下贱道德沦丧么？也不全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政府。由于从事这种职业，又多半身染疾病，慰安女已经难以为原来的环境所接受，但是，她们在皮肉生涯中少少的积蓄，又因为日本政府在同一时间进行了“存款冻结”政策而化为乌有 – “存款冻结”是日本当时为了解决物资缺乏，并进行新旧币制更换实施的政策，所有五日元以上的货币，都要存入银行而且冻结，等待新币流通后才能使用，这一冻结，就是两年半，而解冻的时候，由于通货膨胀，其价值已经只有存入的四分之一。冻结存款，使慰安女们顿时陷入衣食无着的绝境，她们唯一的生计，也就只有继续从事皮肉生意了。
这里面，“潘潘”的命运更为凄惨，她们的典型形象是站在街上，抹着很重的口红，穿着美军仓库里出来布料作的连衣裙，必须随时随地满足美军的要求，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当时有民歌这样唱道：“喝醉了的美国兵和潘潘，在公园的野草上就作那种事，像狗一样 – 三个，五个，十个的孩子，学着美国兵扭屁股 – 美国兵笑，潘潘也笑， -- 小孩子的石头砸过来了。”
“安丽”要好一些，甚至警察也因为她们是美国兵的“准夫人”而多加照顾。然而，她们的命运最终依然是多作了弃妇。美国兵们回国的时候，对“安丽”没有任何义务，包括他们的孩子。日本电影《人证》就描述过这样的例子，其中的《草帽歌》和母亲为了掩饰作过“安丽”而杀死自己混血儿子的情节，或许还有读者记得。
在整个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尽管日美两国在舆论督促下多次试图取缔这种半地下的“慰安”服务，却因为上层的三心二意，始终不能根除。这期间，美国军医“改良”了梅毒的治疗方法，改口服片剂为从龟头直接注射药物，希望用这种极为痛苦的治疗方法稍稍遏制美国大兵的性欲，而日本警察和“潘潘”在街上的追逐，更是那一段时间的一道无奈风景。
随着美国对日本占领的结束和日本的经济腾飞，这段历史已经被渐渐掩埋。然而，在日本，依然有富良知的人在不断地提醒着 –
五十年了，日本政府从没有给过RAA的“玛丽”，“潘潘”们一个交待，更不要说补偿。。。
当年，NHK电台曾经作过一个节目《幸运町的“潘潘”》，来描述她们的生活，其中菊地章子为主角所作最后的咏叹《流星》，一点被世界所抛弃的辛酸，恰似正是说她们的命运 –
流星之下占我身，
今日宿何处也
此心纷乱
胸中可还有心在？
我实不知
欲泣也无泪
这女子，
无人知她是谁
[完]
[也知道日本战败后的惨痛是咎由自取，也知道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根本还不及格，也知道我们自己的同胞中，还有更为凄惨的遭遇。。。可是，写这个题目的时候，还是无法摆脱对潘潘们的同情，或许，仅仅因为同是人类。]
附：草帽歌的歌词：
Ma-ma, do you re-rem-ber
the old straw hat you gave to me?
I lost the hat long a-go flew to the fog-gy can-you.
[Yeah, ma-ma, I won-der
what hap-pened to that old straw hat
fall-'in down the moun-tain side,
out of my reach like your heart.
[Sud-den-ly that wind came up steal-'in my hat from me.
Yeah, swirl-'in whirl-'in gusts of wind blow 'in it higher a-way.
[Ma-ma, that old straw hat
was the on-ly one I real-ly loved,
but we lost it, no one could bring it back 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Sud-den-ly that wind came up
steal-'in my hat from me. Yeah, swirl-'in whirl-'in gusts of wind
blow-'in it higher a-way.
[Ma-ma, that old straw hat
was the on-ly one I real-ly loved,
but we lost it, no one could bring it back
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美国是世界文明国家之一，士兵的兵源素质也较好，但是，驻日美军的犯罪行为，日本记载，却是相当高。由于占领军实施新闻管制，这些暴行很难得到披露。以至于直到今天，日本上层人士依然称驻日美军相当绅士 – 的确，作为占领军，美国军队在日本的表现应该说的确比较好，但占领军就是占领军，如果在当时的日本报纸上看到关于“肤色很深的人”（早期驻日美军半数以上为黑人士兵）“穿十三号大靴子的人”进行的犯罪，老一辈日本人都心照不宣明白这是在说美国兵。假如是强奸案，只要没有出人命，多半受害者只能自认倒霉。朝鲜战争期间，小仓的两百多名黑人士兵拒绝参战发起暴动，使以热闹的“砥园节”著称的小仓成了抢劫，强奸，杀人的混乱之城，数日后，美军宪兵和叛乱士兵进行了巷战，才把暴动镇压下去。这件事，也因为新闻报道的管制很少为外人所知，但在松本清张《黑地之绘》中，曾经作过描述。
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有一种看法是麦克阿瑟因为担心战争中与日军作战过的部下报复心过盛，挑选进驻美军时尽量挑选了没有参加过战争的预备役人员。可是这些预备役人员多半是美国素质较低的人群（素质较高的都去正规部队了），甚至有监狱的犯人赦免参军的，难免犯罪率较高，而且，这些人的年龄多是二十岁上下，性欲旺盛，也是诱发暴行的一个原因。
不过，这很难解释今天冲绳美军还不时暴出强奸妇女等案件。可是，从冲绳美军犯罪即使当场被抓也绝少被判有罪来看，美军在日本犯罪率高的原因，也不是不可以推测的。
而在慰安女们“为了国家”，“努力奉公”的时候，日本上层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日本上层密令避免以下家庭的女性被卷入慰安行为 – 皇族，华族，公族，财阀，换句话说就是让下层女性的“慰安”来保卫上层家族的贞操。另一方面，原来叫嚣战争最强烈狂妄的日本右翼，又急忙地积极投入到 RAA的事业中，从中大肆渔利，比如原赤诚会重要干部菱谷敏夫，国粹同盟的重要干部冈田太三郎，无一不利用此机会大发横财“每日奔忙”。美国兵享受性服务的价钱差不多是一个人一百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平均月工资的两倍，根据合同慰安女因为是配给制，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落入了这些右翼财阀的腰包。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还是世界有名的大企业家，大慈善家，人们却不知他们的“善款”上，沾满了慰安女的血泪。
日本的黑暗一面，就是这样清晰，无论战前，还是战后。
但是，这个“兴旺”的事业，却在一九四六年遭到了腰斩的命运。
原因，是在小小的避孕套上。
尽管日本的“慰安所”配备了避孕套，但美国兵使用的却寥寥无几，而占领军的淫威又无法抗拒，结果，造成了RAA慰安所中性病的盛行。RAA的慰安女中，有性病的超过了90%。
这引发了大洋彼岸美军的妻子，亲人们一片抗议之声。尤其是有记者深入日本的慰安所，将其内情拍摄，带回美国发表，更引发了轩然大波。正在从事人权活动的罗斯福夫人为此愤然质问麦克阿瑟 – “我们合众国的小伙子们，就是公然在日本妓院这样出入得脏病的么？你这个司令对此很自豪么？”美国舆论对此抨击日烈。
尴尬的麦克阿瑟不得不作出决定。1946年3月10日，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卖淫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26日，日本政府下令各地警察署遵照执行，并谢绝美军官兵继续访问慰安设施。
日本政府随即下令遣散慰安女，五万五千名慰安女，带着满身的疮痍，没有任何补偿就被赶到了街上。
这些慰安女中，很多继续从事色情行业，或在RAA经营的“茶舍”“咖啡厅”“酒吧”等地为美军服务，成为被美军称作“潘潘（PANPAN）的暗娼；（美日间的默契，以暗娼代替公娼，继续慰安服务，实际上RAA要到四年以后才正式宣告终止）或者为美军包养，称为“安丽”（英语“Only”的日文发音）。
没有了和慰安所的合同强制，依然去做同样的事情，是这些慰安女下贱道德沦丧么？也不全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政府。由于从事这种职业，又多半身染疾病，慰安女已经难以为原来的环境所接受，但是，她们在皮肉生涯中少少的积蓄，又因为日本政府在同一时间进行了“存款冻结”政策而化为乌有 – “存款冻结”是日本当时为了解决物资缺乏，并进行新旧币制更换实施的政策，所有五日元以上的货币，都要存入银行而且冻结，等待新币流通后才能使用，这一冻结，就是两年半，而解冻的时候，由于通货膨胀，其价值已经只有存入的四分之一。冻结存款，使慰安女们顿时陷入衣食无着的绝境，她们唯一的生计，也就只有继续从事皮肉生意了。
这里面，“潘潘”的命运更为凄惨，她们的典型形象是站在街上，抹着很重的口红，穿着美军仓库里出来布料作的连衣裙，必须随时随地满足美军的要求，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当时有民歌这样唱道：“喝醉了的美国兵和潘潘，在公园的野草上就作那种事，像狗一样 – 三个，五个，十个的孩子，学着美国兵扭屁股 – 美国兵笑，潘潘也笑， -- 小孩子的石头砸过来了。”
“安丽”要好一些，甚至警察也因为她们是美国兵的“准夫人”而多加照顾。然而，她们的命运最终依然是多作了弃妇。美国兵们回国的时候，对“安丽”没有任何义务，包括他们的孩子。日本电影《人证》就描述过这样的例子，其中的《草帽歌》和母亲为了掩饰作过“安丽”而杀死自己混血儿子的情节，或许还有读者记得。
在整个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尽管日美两国在舆论督促下多次试图取缔这种半地下的“慰安”服务，却因为上层的三心二意，始终不能根除。这期间，美国军医“改良”了梅毒的治疗方法，改口服片剂为从龟头直接注射药物，希望用这种极为痛苦的治疗方法稍稍遏制美国大兵的性欲，而日本警察和“潘潘”在街上的追逐，更是那一段时间的一道无奈风景。
随着美国对日本占领的结束和日本的经济腾飞，这段历史已经被渐渐掩埋。然而，在日本，依然有富良知的人在不断地提醒着 –
五十年了，日本政府从没有给过RAA的“玛丽”，“潘潘”们一个交待，更不要说补偿。。。
当年，NHK电台曾经作过一个节目《幸运町的“潘潘”》，来描述她们的生活，其中菊地章子为主角所作最后的咏叹《流星》，一点被世界所抛弃的辛酸，恰似正是说她们的命运 –
流星之下占我身，
今日宿何处也
此心纷乱
胸中可还有心在？
我实不知
欲泣也无泪
这女子，
无人知她是谁
[完]
[也知道日本战败后的惨痛是咎由自取，也知道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根本还不及格，也知道我们自己的同胞中，还有更为凄惨的遭遇。。。可是，写这个题目的时候，还是无法摆脱对潘潘们的同情，或许，仅仅因为同是人类。]
附：草帽歌的歌词：
Ma-ma, do you re-rem-ber
the old straw hat you gave to me?
I lost the hat long a-go flew to the fog-gy can-you.
[Yeah, ma-ma, I won-der
what hap-pened to that old straw hat
fall-'in down the moun-tain side,
out of my reach like your heart.
[Sud-den-ly that wind came up steal-'in my hat from me.
Yeah, swirl-'in whirl-'in gusts of wind blow 'in it higher a-way.
[Ma-ma, that old straw hat
was the on-ly one I real-ly loved,
but we lost it, no one could bring it back 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Sud-den-ly that wind came up
steal-'in my hat from me. Yeah, swirl-'in whirl-'in gusts of wind
blow-'in it higher a-way.
[Ma-ma, that old straw hat
was the on-ly one I real-ly loved,
but we lost it, no one could bring it back
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原帖由 fbcf10 于 2007-5-25 12:35 发表
日本警察 -- 不懂秦始皇和董仲舒可能要下岗
前些日子，只要休息，邻居家的一位日本大学生土屋便来拜访。来 ...
日本国就这点好，承认历史上受中国影响的这一事实而且为此自豪。不象东亚某大国，搞到现在连温总理都成了该国的后裔了！
能泡上日本MM的，想必是帅的惊动中央型的……
是啊，萨的太太是日本人。:lol
]]
一大早的，就看到萨那口子小魔女在梳妆台前搔首弄姿。反常即妖，忍不住喝问一声，才知道魔女今天上午要去听汇报，参加汇报的层次都不低，当然要打扮一番喽。
从没听说还有人要向她汇报，难道升官了？
一问，才知道是列席而已。
原来，我在日本所住的小城，和广东FS是友好城市，今年，双方搞了一个中学生互访的活动，日本方面派出十六名学生到当地学校学习，并于日前返回。回来的日本中学生，需要在市政府向市长和当地教育界人士作一次汇报（看来搞汇报不是中国的专利，至于是不是从日本引进的则待查）。魔女在市里挂了个国际交流的职务，事情多少算沾边，就把她也拉去听汇报了。
听到这里，萨来了兴趣。
记得几年以前，曾经看过一篇对比中日孩子的文章，说的是中日学生同组夏令营，结果中国孩子的表现令人失望。比如，生病的时候，日本孩子会顽强地坚持下去，而中国孩子往往急于要求被送回去；吃饭的时候，如果不好吃，日本孩子也会坚决地吃下去，而中国孩子则因为口味不好而放弃。总之，整个夏令营期间，“小皇帝”，“小公主”们颇为狼狈。
这篇文章，让很多中国教育界人士发出了改革现有应试教育弊端，提高素质教育的呼吁。
到日本以后，看过日本小学生冬天穿着短裤跑来跑去，感到培养自理和吃苦能力等方面，日本的教育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再想起这篇文章，我的心中有些不寒而栗的感觉，对多年以后这一代中国孩子成长起来以后的竞争力不禁深感忧虑。
然而，在日本呆得久了，也不时听到一些相反的说法。比如，我认识的日本教育界人士中，有一位浜崎先生（2005年日本国一等教育勋章获得者）就干脆地称下一代日本孩子为“巴嘎”。他的看法是传统的日本教育以严格著称，强调教师的权威。但是近年来，日本大力引进美国的教育模式，按照美国的自由教育方式，教师既不能要求孩子们去争取第一，也不能轻易地管教孩子，因为那样会影响孩子的自信，使日本的教师无所适从。于是，现在的日本孩子，吃苦耐劳精神大不如前了。言下之意，对中国的应试教育，题海战术倒是颇为羡慕。
这种说法，毕竟是一家之言，不乏片面，至少，对于题海战术，谁要说它的好就该背上中国小学生的书包绕城走上两圈体会一下。不过，这说明了从中国人或日本人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大概可能会有相当不同的结论。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和我这个中国人讨论问题，有意高抬一下中国的教育制度？那么，真实的日本人眼里的中国孩子，又是怎样的呢？对这个问题，虽然一直很有兴趣，但日本人暧昧的民族性格让我屡问而不得要领。
单田芳先生说得好 – “要知心腹事，需听背后言”，象这次，由于参加和听取汇报的均为日本人，其内容应该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日本孩子们走马观花后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
于是就拜托小魔女借这个机会了解一下。
等到小魔女回来，看着却有点儿发呆的样子，问，怎么样，是不是日本学生太傲慢了？ -- 有些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颇为负面，总觉得《红高粱》里面的中国人才比较真实，为这种事情，魔女也曾与人争执过。
不是，魔女说，我在想照他们的说法，日本的教育恐怕是出问题了。。。
难得难得，即便平时没心没肺的家伙也有忧国忧民的时候啊。
怎么回事？问下来，才知道这次汇报中，日本学生讲自己对中国学生的看法是有一点“畏惧”。
畏惧？FS这地方男出黄飞鸿，女出十三姨，难道是打了日本学生？不能吧，以我的了解，现在老广好像不太喜欢直接动手的，都是雇佣黑社会。。。
别瞎猜了，这畏惧与打架无关，是在学业上面。
于是听魔女慢慢道来。首先的承认，汇报中负面的内容并不少。日本学生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主要有这样几个 – 第一，中国的污染太严重，在佛山期间，很难看到蓝色的天空；第二，中国的贫富差距显然是比较严重的，在大街上随处可以看到崭新高档的房子与陈旧破败的房子间杂（对此，市长先生倒是给了个评注 – 日本三十年前也是这样的）；第三，中国学校中的设备往往比日本还要先进，但是要么很少给学生开放，比如音乐教室的琴看起来都是新的，要么给学生开放但缺乏维护，比如电脑教室里的计算机，有一半已经不能使用。
但是，更多的是正面的评价，也正是中国孩子的实力，让日本学生产生了“畏惧”的感觉。对中国孩子，日本的中学生们在三点上深感惊讶和自愧不如。
第一点，就是中国孩子的英语水平普遍比日本孩子高一截。到佛山市的日本孩子也在中国的中学（重点中学）随堂上课学习了两个星期，结果发现中国的中学生在英语课上居然都是用英语发言，令日本孩子大吃一惊。这在日本的学校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即便日本的大学生，也基本是哑巴英语的水平。想起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也是以“哑巴英语”著称的，看来中国在改善英语教学方面的确是收到了成效。在这段汇报的时候，有人问去“见学”的日本学生 – 那么你们有没有和中国的学生说英语呢？日本学生回答说 – “我们说了，但是他们听不懂，于是以后就再不好意思说了。。。”
（听到这里，萨不禁莞尔，日本人学英语的致命弱点是日语没有R音，所以发音比较成问题。这使得日本学生的英语水平在亚洲总在倒数几名徘徊。所以，日本学生英语比不过中国学生，倒也不能说中国学生多么优秀。）
第二点，是中国学生的求知欲和主动精神。日本的民族性不擅主动，所以，日本学生在佛山的中学里，发现中国学生纷纷主动上前招呼的时候很有些不适应。而中国的学生不但上来招呼，而且很快就毫不客气地抓紧时间，向日本学生学起日语来。起初，日本学生觉得中国学生这样做颇有些不自量力，因为中国学生的日语发音显然十分生涩，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外语水平不高的时候，是绝不能开口的。然而，两个星期以后，当日本学生准备回国的时候，发现中国学生都能用相当流利的日语和他们打招呼和告别，不禁第二次吃了一惊。
（对此，萨倒是十分能够理解 –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学校要来几个“老外”，大伙儿也是追上去对话不休的。要知道如果找外教对话，人家可是按钟点收钱的，有这样不要钱还能学外语的机会，精明的中国人怎么会放过？）
第三点，是中国学生似乎每人都有特长。大家开晚会的时候，日本学生表演节目往往靠集体，内容以小品为主。但中国学生几乎每一个都能表演出一些独特的艺术节目来，比如有的能弹琴，有的能表演魔术，有的能即席绘画。这些显然是课程中没有的内容，让日本学生感到吃惊 – 难道每个中国学生都是艺术天才？一时，对一起上了两个星期课的普通中国同学产生了莫测高深的感觉。
（日本学生不知道，在望子成龙的家长的期待中，中国学生从小就要享受每个周末都要去上各种课外班的特殊待遇，以至对很多孩子来说连看蚂蚁搬家都成了奢侈。如果知道，他们就不会对这种天才表示惊讶了。这种做法被称作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并且使孩子的童年成为噩梦。说起来，中国学生很羡慕日本学生这方面的轻松呢。然而，由此获得的一技之长，对中国学生，看来也确实是一种财富呢。）
最后，日本学生的总结是 – 中国的学生很厉害，日本必须克服自己教育的弊端，否则。。。以后。。。竞争。。。危机。。。生存。。。死亡。。。
结论很严肃，至少日本的几个教育界人士走出会场的时候都是面色凝重，明年继续进行这样交流的意向，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批准了。而且，还增加了五月份邀请更多的中国学生来日本“见学”的内容。
听完这个总结，萨不禁又想起当初看的那篇中日学生夏令营的对比。看来，中国和日本对彼此的看法实在很有意思。老实说，我颇怀疑中国FS方面的教育部门搞了一点面子工程，比如专门集中了一些好学生和日本学生编成一个班上课。不过这个工程的成本应该不大。想想中国家长们省吃俭用为孩子买钢琴，拿棍子逼着孩子背英语的那种精神，恐怕选拔一点儿这样的学生并不是难事。。。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想中国家长们的付出，孩子们的大书包，一时茫然。哈姆雷特说，生存还是死亡？我们该怎么说？或许。。。成功还是失败？
[完]
从没听说还有人要向她汇报，难道升官了？
一问，才知道是列席而已。
原来，我在日本所住的小城，和广东FS是友好城市，今年，双方搞了一个中学生互访的活动，日本方面派出十六名学生到当地学校学习，并于日前返回。回来的日本中学生，需要在市政府向市长和当地教育界人士作一次汇报（看来搞汇报不是中国的专利，至于是不是从日本引进的则待查）。魔女在市里挂了个国际交流的职务，事情多少算沾边，就把她也拉去听汇报了。
听到这里，萨来了兴趣。
记得几年以前，曾经看过一篇对比中日孩子的文章，说的是中日学生同组夏令营，结果中国孩子的表现令人失望。比如，生病的时候，日本孩子会顽强地坚持下去，而中国孩子往往急于要求被送回去；吃饭的时候，如果不好吃，日本孩子也会坚决地吃下去，而中国孩子则因为口味不好而放弃。总之，整个夏令营期间，“小皇帝”，“小公主”们颇为狼狈。
这篇文章，让很多中国教育界人士发出了改革现有应试教育弊端，提高素质教育的呼吁。
到日本以后，看过日本小学生冬天穿着短裤跑来跑去，感到培养自理和吃苦能力等方面，日本的教育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再想起这篇文章，我的心中有些不寒而栗的感觉，对多年以后这一代中国孩子成长起来以后的竞争力不禁深感忧虑。
然而，在日本呆得久了，也不时听到一些相反的说法。比如，我认识的日本教育界人士中，有一位浜崎先生（2005年日本国一等教育勋章获得者）就干脆地称下一代日本孩子为“巴嘎”。他的看法是传统的日本教育以严格著称，强调教师的权威。但是近年来，日本大力引进美国的教育模式，按照美国的自由教育方式，教师既不能要求孩子们去争取第一，也不能轻易地管教孩子，因为那样会影响孩子的自信，使日本的教师无所适从。于是，现在的日本孩子，吃苦耐劳精神大不如前了。言下之意，对中国的应试教育，题海战术倒是颇为羡慕。
这种说法，毕竟是一家之言，不乏片面，至少，对于题海战术，谁要说它的好就该背上中国小学生的书包绕城走上两圈体会一下。不过，这说明了从中国人或日本人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大概可能会有相当不同的结论。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和我这个中国人讨论问题，有意高抬一下中国的教育制度？那么，真实的日本人眼里的中国孩子，又是怎样的呢？对这个问题，虽然一直很有兴趣，但日本人暧昧的民族性格让我屡问而不得要领。
单田芳先生说得好 – “要知心腹事，需听背后言”，象这次，由于参加和听取汇报的均为日本人，其内容应该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日本孩子们走马观花后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
于是就拜托小魔女借这个机会了解一下。
等到小魔女回来，看着却有点儿发呆的样子，问，怎么样，是不是日本学生太傲慢了？ -- 有些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颇为负面，总觉得《红高粱》里面的中国人才比较真实，为这种事情，魔女也曾与人争执过。
不是，魔女说，我在想照他们的说法，日本的教育恐怕是出问题了。。。
难得难得，即便平时没心没肺的家伙也有忧国忧民的时候啊。
怎么回事？问下来，才知道这次汇报中，日本学生讲自己对中国学生的看法是有一点“畏惧”。
畏惧？FS这地方男出黄飞鸿，女出十三姨，难道是打了日本学生？不能吧，以我的了解，现在老广好像不太喜欢直接动手的，都是雇佣黑社会。。。
别瞎猜了，这畏惧与打架无关，是在学业上面。
于是听魔女慢慢道来。首先的承认，汇报中负面的内容并不少。日本学生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主要有这样几个 – 第一，中国的污染太严重，在佛山期间，很难看到蓝色的天空；第二，中国的贫富差距显然是比较严重的，在大街上随处可以看到崭新高档的房子与陈旧破败的房子间杂（对此，市长先生倒是给了个评注 – 日本三十年前也是这样的）；第三，中国学校中的设备往往比日本还要先进，但是要么很少给学生开放，比如音乐教室的琴看起来都是新的，要么给学生开放但缺乏维护，比如电脑教室里的计算机，有一半已经不能使用。
但是，更多的是正面的评价，也正是中国孩子的实力，让日本学生产生了“畏惧”的感觉。对中国孩子，日本的中学生们在三点上深感惊讶和自愧不如。
第一点，就是中国孩子的英语水平普遍比日本孩子高一截。到佛山市的日本孩子也在中国的中学（重点中学）随堂上课学习了两个星期，结果发现中国的中学生在英语课上居然都是用英语发言，令日本孩子大吃一惊。这在日本的学校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即便日本的大学生，也基本是哑巴英语的水平。想起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也是以“哑巴英语”著称的，看来中国在改善英语教学方面的确是收到了成效。在这段汇报的时候，有人问去“见学”的日本学生 – 那么你们有没有和中国的学生说英语呢？日本学生回答说 – “我们说了，但是他们听不懂，于是以后就再不好意思说了。。。”
（听到这里，萨不禁莞尔，日本人学英语的致命弱点是日语没有R音，所以发音比较成问题。这使得日本学生的英语水平在亚洲总在倒数几名徘徊。所以，日本学生英语比不过中国学生，倒也不能说中国学生多么优秀。）
第二点，是中国学生的求知欲和主动精神。日本的民族性不擅主动，所以，日本学生在佛山的中学里，发现中国学生纷纷主动上前招呼的时候很有些不适应。而中国的学生不但上来招呼，而且很快就毫不客气地抓紧时间，向日本学生学起日语来。起初，日本学生觉得中国学生这样做颇有些不自量力，因为中国学生的日语发音显然十分生涩，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外语水平不高的时候，是绝不能开口的。然而，两个星期以后，当日本学生准备回国的时候，发现中国学生都能用相当流利的日语和他们打招呼和告别，不禁第二次吃了一惊。
（对此，萨倒是十分能够理解 –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学校要来几个“老外”，大伙儿也是追上去对话不休的。要知道如果找外教对话，人家可是按钟点收钱的，有这样不要钱还能学外语的机会，精明的中国人怎么会放过？）
第三点，是中国学生似乎每人都有特长。大家开晚会的时候，日本学生表演节目往往靠集体，内容以小品为主。但中国学生几乎每一个都能表演出一些独特的艺术节目来，比如有的能弹琴，有的能表演魔术，有的能即席绘画。这些显然是课程中没有的内容，让日本学生感到吃惊 – 难道每个中国学生都是艺术天才？一时，对一起上了两个星期课的普通中国同学产生了莫测高深的感觉。
（日本学生不知道，在望子成龙的家长的期待中，中国学生从小就要享受每个周末都要去上各种课外班的特殊待遇，以至对很多孩子来说连看蚂蚁搬家都成了奢侈。如果知道，他们就不会对这种天才表示惊讶了。这种做法被称作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并且使孩子的童年成为噩梦。说起来，中国学生很羡慕日本学生这方面的轻松呢。然而，由此获得的一技之长，对中国学生，看来也确实是一种财富呢。）
最后，日本学生的总结是 – 中国的学生很厉害，日本必须克服自己教育的弊端，否则。。。以后。。。竞争。。。危机。。。生存。。。死亡。。。
结论很严肃，至少日本的几个教育界人士走出会场的时候都是面色凝重，明年继续进行这样交流的意向，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批准了。而且，还增加了五月份邀请更多的中国学生来日本“见学”的内容。
听完这个总结，萨不禁又想起当初看的那篇中日学生夏令营的对比。看来，中国和日本对彼此的看法实在很有意思。老实说，我颇怀疑中国FS方面的教育部门搞了一点面子工程，比如专门集中了一些好学生和日本学生编成一个班上课。不过这个工程的成本应该不大。想想中国家长们省吃俭用为孩子买钢琴，拿棍子逼着孩子背英语的那种精神，恐怕选拔一点儿这样的学生并不是难事。。。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想中国家长们的付出，孩子们的大书包，一时茫然。哈姆雷特说，生存还是死亡？我们该怎么说？或许。。。成功还是失败？
[完]
嫁给太监
对于文学，萨苏颇有感慨：“看到一些真正以文学为职业的朋友和前辈的文字，我感到一种带有敬佩的愉快——今天的中国文坛并非沼泽，浮躁红尘中依然有人对精神世界的追求生生不息，对文学有着深深敬畏。好的作家，笔是不受自己控制的，而是自己被笔所控制，如丛维熙先生。”
＝＝＝＝
我喜欢他的文字，正因为他行文中带有一种自信和他信，不看低自己，也不看低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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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他的文字，正因为他行文中带有一种自信和他信，不看低自己，也不看低别人。
原帖由 碧落黄泉 于 2007-5-27 01:25 发表
这个不好说， 毕竟有人是靠脑袋而不是脸活着。 毕竟帅也不能刷卡。。。
文坛外高手：会讲故事的萨苏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5月26日 14:46 中华读书报
http://image2.sina.com.c ...
这个日本MM是喜欢北野武类型的……
原帖由 凤百羽 于 2007-5-27 01:58 发表
这个日本MM是喜欢北野武类型的……
:L
萨苏的女儿小小魔女， 你可以依照遗传学分析一下小魔女是哪型的。。。
东京地铁廊下的“浮浪人”，纸箱就是房，过往的人行色匆匆，大概双方都已经麻木了
在日本，如果高峰时间坐地铁，却发现人丛中闪现一处无人问津的座位，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百神佑护，出个门上帝都怕你辛苦给留下个座儿 – 日本人虽然脑袋有点儿发僵但并不傻，那里肯定有问题。
其中一大可能就是你刚要靠近便会闻到一股尿骚味和馊腐气，然后看到一个衣不蔽体，蓬足赤足的人伏在那旁边的座位上酣然大睡，令周围的人群敬而远之。
这种人，就是日本社会除了讨债的以外最不受欢迎的“浮浪人”，又名“厚母赖斯” – 这个名字与美国国务卿赖斯无关，是英语“Homeless”的音译，翻译过来就是 – 无家可归者。在日本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这些人在车站的过道里，公园的长椅上，甚至市政府前的广场上，或蜷缩醉卧，或神态木然，鹄面鸠形肮脏不堪，在他们身上已经难以找到人的尊严。风景秀丽的园林中，这些无家可归者和他们用纸板，塑料布等搭建的小屋，成为高楼大厦之间一道不太令人愉快的风景线。
日本的无家可归者，最早产生于封建豪族的逃奴，随着日本进入工业社会，失业者又构成了“浮浪人”的主体。今天，仅大阪一市，就有这样的无家可归者将近七千人。他们殊少乞讨（普通日本人也没有给他们施舍的习惯），大部分靠捡破烂维持生活，也有的依赖慈善机构和教会提供帮助度日。夜晚，他们或睡在自己搭建的窝棚里，或在街头用纸板搭成地铺随遇而安。靠纸板抵挡寒冷未免近乎玩笑，因此虽然日本的冬天不算冷，但每年都会有几百个“浮浪人”被冻死（日本政府的公报中称为“行旅死亡人”）。
初至日本，第一次在公园里面看到随地大小便，旁若无人的无家可归者，萨十分吃惊，毕竟日本是发达社会，号称有着完善的福利制度，这些“似人非人”的无家可归者显得十分突出。同行的一位朋友告诉萨这些人便是“浮浪人”，“厚母赖斯”。吃惊之后，对日语一知半解的萨脱口而出 – 日本的浪人就是这副模样阿？！这句话引来一阵尴尬 – 日本的“浪人”和“浮浪人”完全是两个概念，就象熊猫和熊一样差别巨大。“浪人”指的是古代失去主家的武士，类似于侠客，很多日本历史上有名的英雄如大石良雄都是浪人，如何能与被视为社会渣滓的“浮浪人”相提并论呢？
如果和日本人提起浮浪人，他们往往给你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或者告诉你日本的无家可归者并不是社会问题，只是他们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而已。这是日本文化中传统的维护自己社会形象的做法；或者告诉你无家可归者都是些酒鬼，懒汉，不愿意劳动的人，这是日本人的真实想法。
正因为浮浪人显示了日本社会的负面，而且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卫生，观瞻等多方面的问题，所以普通日本人对这个群体的态度可想而知。这种敌视心态在年轻人中更为普遍，甚至多次发生不良少年无故袭击和残杀无家可归者的事件，有的少年甚至只是为了无聊就可以用棒球棍将无家可归者殴打致死。
在日本人看来，日本社会对于残疾人和高龄失去劳动能力的人都有福利制度，对失业者也有推动就职的部门，浮浪人不去工作而在街头流浪，自然是自己不努力的。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说词也不无问题。日本无家可归者的年龄大多在五十岁左右，日本社会六十五岁为退休年龄 – 日本是老龄社会，劳动力缺乏，所以规定退休年龄要比大多数国家高，在这之前，都被视为劳动人口，申请救济基本难以获准。而传统的无家可归者原来多是体力劳动者，教育水平低，到了这个年龄想找到合适的固定工作非常困难。打零工，大多数日本公司都认为有固定住所的人才可以信任。无家可归者由于处于被社会抛弃的状态，自然没有固定的住所。所以他们即便努力去工作，也只有可能找到报酬最低，又最脏最累的活。我想，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把这段话讲给一位在日本政府担任公务员的朋友，他的工作是负责社会救助，恰好与此有关。听完我的看法，他说大阪等地实际上有紧急状态下帮助浮浪人的“自立支援中心”，每到天寒地冻的时节，他们就会开上车，到路上去“捡”无家可归者带回中心，给他们些吃的，喝的，住两天，然后 – 往往这些人就走了，再回到社会上流浪。
为什么？我困惑地问。
“可能，”公务员先生苦笑着说，“因为按照我们的原则，接下来就是教育他们自立，对社会负责，劳动工作。他们不愿意听。”
他们不愿意听？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前两天日本电视台播放的一段新闻。
上一次世界杯前夕，电视上播放过一个恋家难舍的“浮浪人”裕次郎，夜里悄悄回来和妻子共度良宵，第二天被警察发现带走的新闻。我一向对日本的男性好感不多，但这一次看着那个用外衣蒙着头的被捕者被警察挟持而去，心中，却有一份难得的同情。
裕次郎原来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他的家在大阪西区，一座漂亮的小房子，有一个妻子两个女儿。类似他这样的情况，在浮浪人里面能占三分之一。”
阿？老板出身混到要当“浮浪人”，而且还是成批的，这是怎么回事？
说起来，还是日本当年的泡沫经济造成的问题。在整个八十年代，日本的经济高速运转，一片欣欣向荣景象，连美国大批房地产的主人都换成了日本人的名字，投资的利润之高使大批日本人趋之若鹜。裕次郎当时正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手下有五六百员工，也算春风得意。
谁知，进入九十年代，日本政府发布《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意图对过热的经济进行紧急刹车，但因为动作过大，软着陆失败，反而引发了整个泡沫经济的轰然崩塌，东京股市的价格暴跌，到1992年，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平均股票价格缩水到了1990年的三分之一多点儿。
无数日本正在春风得意的人物，闭门家中坐，一夜之间就一无所有 – 甚至，还有很多人因为无法还清银行的贷款而破产 – 裕次郎就是其中之一。
裕次郎发现自己即将破产的时候，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 – 离婚，去做“浮浪人” – 九十年代中期，日本的无家可归者骤增50%，其中很多就是他这样的破产者。
日本对于债务至今实施的依然是“罪及妻孥”的处罚方法。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欠债不还，那么他的家人都要承担罪责，比如他的配偶的财产也会被强行剥夺用于还债，工资只能保留政府规定的最低部分；他未成年的孩子也不能享受最低生活费以外的娱乐，比如不经批准不可以出门去旅游 – 既然你能够省出钱来去旅游，就应该用这个钱还债。如果说这种处罚是对于借债人本人的，那么也算合理，但累及家人，不免让人想起古代的株连九族来。因为有如此严格的法律，颇有些本来颇为恩爱的日本家庭一旦发现即将破产，就立即做出离婚的决定，为妻儿保住了房子和正常生活的男人只能就此流落街头，变成浮浪人。当然，这样的男人是不可以再回那个过去叫作家的地方，否则全家都可能被警方以诈骗罪起诉。裕次郎家的房子，本是他妻子的嫁妆，所以，自己出门去做浮浪人，就成了此时他唯一能为妻儿作的事情。
说起来，他们不是无家可归，而是有家难回。
据说裕次郎刚刚破产一年的时候也曾经接受过采访，虽然身负重债，依然穿一件破旧而洗得干净的西服，表情坚定，信誓旦旦地要用“日本人的顽强精神”重新起来奋斗。
然而，经过那次被警察从“家”中带走的事件，几个月后再采访他的时候，记者看到的已经是一个须发邋遢，双眼混浊的重症酒精中毒患者，几个月的时间，裕次郎仿佛老了二十岁。
她的妻子费尽全身解数，才能使警察相信他们不是在用“假离婚”的手段欺骗社会，总算没有被没收财产，但是以前偷偷让孩子跑到街头带几个寿司卷给爸爸，或者悄悄送去件御寒毛衣的事情再不敢干。邻居曾经不止一次看到裕次郎在“家”的附近象幽魂一样徘徊，望着闭得紧紧的门和昏黄的灯光，无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现代社会带给人们先进的金融服务，也使人轻易把欠的债务弄到天文数字，对裕次郎这样的破产“浮浪人”来说，要还清债务，便多打一辈子的苦工也是天方夜谭，没了那一点灯光的支撑，所谓“日本人的顽强精神”，大约不过是一个海市蜃楼罢了。要裕次郎们不自暴自弃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这时候教育他们“自立，对社会负责，劳动工作”，又怎么能被他们听进去呢？大阪的浮浪人中有两千人以上是因为在那次经济崩盘中破产而加入这支大军的，今天，他们依然在大阪的街头上游荡。
星期天，走过市图书馆整洁的楼舍，又忍不住瞥了一眼图书馆旁绿茸茸草地中的欧式长椅，那里我是从来没有想过去坐一坐的，那是这里一个浮浪人老太太的禁脔。抛弃了做人的尊严，每一个浮浪人都有一个伤心的故事吧。看看长椅上蜷缩在分不清颜色的棉布中那个模糊的影子，萨不禁叹了口气，不知道这个老太太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完]
后记
那天，妻听到了我的叹气问起来。我便给她讲了裕次郎的事情。
听到最后，妻忽然叫起来 – 哎，你说的是那个裕次郎阿，那个人又上了电视呢。
阿？难道他回家了？记得最近两年好像日本对浮浪人的管理宽松了些，也有了些新的福利。。。
哦，那倒不是，是听说他成了“自立支援中心”的常住户。
怎么，他不在乎人家劝他工作了？
和这个没关系，是自立支援中心的管理员灵机一动让他当了助手。
他一个酒鬼怎么给人家当助手呢？
电视里说，自立支援中心虽然不断“捡”回来无家可归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是在外面自由自在独处惯了的，难以适应和别人相处，在中心里面，打架争吵等等事情不断，很不好管理。中心的负责人就用了裕次郎来管理他们。
让他来管理。。。这能行吗？
你别说，还真行，这裕次郎一喝了酒，就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当老板的时代，把一班浮浪人当成自己的属下颐指气使，大作威风，竟然不知不觉的树立了威信，结果，其他浮浪人都不敢招惹他，竟然让中心的秩序大为好转。这裕次郎也算是发挥自己的价值了。唉，听见我说话了吗？在发什么呆？
哦，没有发呆，就是想问问，这中心的负责人是日本人么？我怎么觉得象中国人阿。。。
[完]
在日本，如果高峰时间坐地铁，却发现人丛中闪现一处无人问津的座位，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百神佑护，出个门上帝都怕你辛苦给留下个座儿 – 日本人虽然脑袋有点儿发僵但并不傻，那里肯定有问题。
其中一大可能就是你刚要靠近便会闻到一股尿骚味和馊腐气，然后看到一个衣不蔽体，蓬足赤足的人伏在那旁边的座位上酣然大睡，令周围的人群敬而远之。
这种人，就是日本社会除了讨债的以外最不受欢迎的“浮浪人”，又名“厚母赖斯” – 这个名字与美国国务卿赖斯无关，是英语“Homeless”的音译，翻译过来就是 – 无家可归者。在日本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这些人在车站的过道里，公园的长椅上，甚至市政府前的广场上，或蜷缩醉卧，或神态木然，鹄面鸠形肮脏不堪，在他们身上已经难以找到人的尊严。风景秀丽的园林中，这些无家可归者和他们用纸板，塑料布等搭建的小屋，成为高楼大厦之间一道不太令人愉快的风景线。
日本的无家可归者，最早产生于封建豪族的逃奴，随着日本进入工业社会，失业者又构成了“浮浪人”的主体。今天，仅大阪一市，就有这样的无家可归者将近七千人。他们殊少乞讨（普通日本人也没有给他们施舍的习惯），大部分靠捡破烂维持生活，也有的依赖慈善机构和教会提供帮助度日。夜晚，他们或睡在自己搭建的窝棚里，或在街头用纸板搭成地铺随遇而安。靠纸板抵挡寒冷未免近乎玩笑，因此虽然日本的冬天不算冷，但每年都会有几百个“浮浪人”被冻死（日本政府的公报中称为“行旅死亡人”）。
初至日本，第一次在公园里面看到随地大小便，旁若无人的无家可归者，萨十分吃惊，毕竟日本是发达社会，号称有着完善的福利制度，这些“似人非人”的无家可归者显得十分突出。同行的一位朋友告诉萨这些人便是“浮浪人”，“厚母赖斯”。吃惊之后，对日语一知半解的萨脱口而出 – 日本的浪人就是这副模样阿？！这句话引来一阵尴尬 – 日本的“浪人”和“浮浪人”完全是两个概念，就象熊猫和熊一样差别巨大。“浪人”指的是古代失去主家的武士，类似于侠客，很多日本历史上有名的英雄如大石良雄都是浪人，如何能与被视为社会渣滓的“浮浪人”相提并论呢？
如果和日本人提起浮浪人，他们往往给你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或者告诉你日本的无家可归者并不是社会问题，只是他们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而已。这是日本文化中传统的维护自己社会形象的做法；或者告诉你无家可归者都是些酒鬼，懒汉，不愿意劳动的人，这是日本人的真实想法。
正因为浮浪人显示了日本社会的负面，而且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卫生，观瞻等多方面的问题，所以普通日本人对这个群体的态度可想而知。这种敌视心态在年轻人中更为普遍，甚至多次发生不良少年无故袭击和残杀无家可归者的事件，有的少年甚至只是为了无聊就可以用棒球棍将无家可归者殴打致死。
在日本人看来，日本社会对于残疾人和高龄失去劳动能力的人都有福利制度，对失业者也有推动就职的部门，浮浪人不去工作而在街头流浪，自然是自己不努力的。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说词也不无问题。日本无家可归者的年龄大多在五十岁左右，日本社会六十五岁为退休年龄 – 日本是老龄社会，劳动力缺乏，所以规定退休年龄要比大多数国家高，在这之前，都被视为劳动人口，申请救济基本难以获准。而传统的无家可归者原来多是体力劳动者，教育水平低，到了这个年龄想找到合适的固定工作非常困难。打零工，大多数日本公司都认为有固定住所的人才可以信任。无家可归者由于处于被社会抛弃的状态，自然没有固定的住所。所以他们即便努力去工作，也只有可能找到报酬最低，又最脏最累的活。我想，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把这段话讲给一位在日本政府担任公务员的朋友，他的工作是负责社会救助，恰好与此有关。听完我的看法，他说大阪等地实际上有紧急状态下帮助浮浪人的“自立支援中心”，每到天寒地冻的时节，他们就会开上车，到路上去“捡”无家可归者带回中心，给他们些吃的，喝的，住两天，然后 – 往往这些人就走了，再回到社会上流浪。
为什么？我困惑地问。
“可能，”公务员先生苦笑着说，“因为按照我们的原则，接下来就是教育他们自立，对社会负责，劳动工作。他们不愿意听。”
他们不愿意听？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前两天日本电视台播放的一段新闻。
上一次世界杯前夕，电视上播放过一个恋家难舍的“浮浪人”裕次郎，夜里悄悄回来和妻子共度良宵，第二天被警察发现带走的新闻。我一向对日本的男性好感不多，但这一次看着那个用外衣蒙着头的被捕者被警察挟持而去，心中，却有一份难得的同情。
裕次郎原来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他的家在大阪西区，一座漂亮的小房子，有一个妻子两个女儿。类似他这样的情况，在浮浪人里面能占三分之一。”
阿？老板出身混到要当“浮浪人”，而且还是成批的，这是怎么回事？
说起来，还是日本当年的泡沫经济造成的问题。在整个八十年代，日本的经济高速运转，一片欣欣向荣景象，连美国大批房地产的主人都换成了日本人的名字，投资的利润之高使大批日本人趋之若鹜。裕次郎当时正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手下有五六百员工，也算春风得意。
谁知，进入九十年代，日本政府发布《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意图对过热的经济进行紧急刹车，但因为动作过大，软着陆失败，反而引发了整个泡沫经济的轰然崩塌，东京股市的价格暴跌，到1992年，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平均股票价格缩水到了1990年的三分之一多点儿。
无数日本正在春风得意的人物，闭门家中坐，一夜之间就一无所有 – 甚至，还有很多人因为无法还清银行的贷款而破产 – 裕次郎就是其中之一。
裕次郎发现自己即将破产的时候，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 – 离婚，去做“浮浪人” – 九十年代中期，日本的无家可归者骤增50%，其中很多就是他这样的破产者。
日本对于债务至今实施的依然是“罪及妻孥”的处罚方法。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欠债不还，那么他的家人都要承担罪责，比如他的配偶的财产也会被强行剥夺用于还债，工资只能保留政府规定的最低部分；他未成年的孩子也不能享受最低生活费以外的娱乐，比如不经批准不可以出门去旅游 – 既然你能够省出钱来去旅游，就应该用这个钱还债。如果说这种处罚是对于借债人本人的，那么也算合理，但累及家人，不免让人想起古代的株连九族来。因为有如此严格的法律，颇有些本来颇为恩爱的日本家庭一旦发现即将破产，就立即做出离婚的决定，为妻儿保住了房子和正常生活的男人只能就此流落街头，变成浮浪人。当然，这样的男人是不可以再回那个过去叫作家的地方，否则全家都可能被警方以诈骗罪起诉。裕次郎家的房子，本是他妻子的嫁妆，所以，自己出门去做浮浪人，就成了此时他唯一能为妻儿作的事情。
说起来，他们不是无家可归，而是有家难回。
据说裕次郎刚刚破产一年的时候也曾经接受过采访，虽然身负重债，依然穿一件破旧而洗得干净的西服，表情坚定，信誓旦旦地要用“日本人的顽强精神”重新起来奋斗。
然而，经过那次被警察从“家”中带走的事件，几个月后再采访他的时候，记者看到的已经是一个须发邋遢，双眼混浊的重症酒精中毒患者，几个月的时间，裕次郎仿佛老了二十岁。
她的妻子费尽全身解数，才能使警察相信他们不是在用“假离婚”的手段欺骗社会，总算没有被没收财产，但是以前偷偷让孩子跑到街头带几个寿司卷给爸爸，或者悄悄送去件御寒毛衣的事情再不敢干。邻居曾经不止一次看到裕次郎在“家”的附近象幽魂一样徘徊，望着闭得紧紧的门和昏黄的灯光，无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现代社会带给人们先进的金融服务，也使人轻易把欠的债务弄到天文数字，对裕次郎这样的破产“浮浪人”来说，要还清债务，便多打一辈子的苦工也是天方夜谭，没了那一点灯光的支撑，所谓“日本人的顽强精神”，大约不过是一个海市蜃楼罢了。要裕次郎们不自暴自弃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这时候教育他们“自立，对社会负责，劳动工作”，又怎么能被他们听进去呢？大阪的浮浪人中有两千人以上是因为在那次经济崩盘中破产而加入这支大军的，今天，他们依然在大阪的街头上游荡。
星期天，走过市图书馆整洁的楼舍，又忍不住瞥了一眼图书馆旁绿茸茸草地中的欧式长椅，那里我是从来没有想过去坐一坐的，那是这里一个浮浪人老太太的禁脔。抛弃了做人的尊严，每一个浮浪人都有一个伤心的故事吧。看看长椅上蜷缩在分不清颜色的棉布中那个模糊的影子，萨不禁叹了口气，不知道这个老太太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完]
后记
那天，妻听到了我的叹气问起来。我便给她讲了裕次郎的事情。
听到最后，妻忽然叫起来 – 哎，你说的是那个裕次郎阿，那个人又上了电视呢。
阿？难道他回家了？记得最近两年好像日本对浮浪人的管理宽松了些，也有了些新的福利。。。
哦，那倒不是，是听说他成了“自立支援中心”的常住户。
怎么，他不在乎人家劝他工作了？
和这个没关系，是自立支援中心的管理员灵机一动让他当了助手。
他一个酒鬼怎么给人家当助手呢？
电视里说，自立支援中心虽然不断“捡”回来无家可归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是在外面自由自在独处惯了的，难以适应和别人相处，在中心里面，打架争吵等等事情不断，很不好管理。中心的负责人就用了裕次郎来管理他们。
让他来管理。。。这能行吗？
你别说，还真行，这裕次郎一喝了酒，就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当老板的时代，把一班浮浪人当成自己的属下颐指气使，大作威风，竟然不知不觉的树立了威信，结果，其他浮浪人都不敢招惹他，竟然让中心的秩序大为好转。这裕次郎也算是发挥自己的价值了。唉，听见我说话了吗？在发什么呆？
哦，没有发呆，就是想问问，这中心的负责人是日本人么？我怎么觉得象中国人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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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市中心的梅田地铁站，即便是半夜，也是人来人往，满是加班归来的人群 -- 或者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
若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日本公司里加班过多的“过劳者”，却又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
所谓“被动”的过劳者，是指迫于压力被迫进行过量加班的职员。这一部分的人员，主要是各企业中由于能力，机遇等问题，存在职务危机感的员工。比如身处裁员风波中的部门，或者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熟练使用新技术，或者年纪轻缺乏资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始终处于担心失去工作的焦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加班不敢拒绝，而且还往往会主动寻找加班的机会，以便通过工作证明自己在公司中的价值，来避免失去工作的命运。加班成为他们的心理安慰和维护自己社会地位的一种努力。有些公司，也正是利用这些人的心理，迫使他们无偿地为公司多做工作。
不过，因此也会引发些啼笑皆非的现象。在日本的公司中，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 – 老板不走，下属一个也不敢走，无论工作是否紧急，都在座位上做出一副努力工作的样子来，写上一段计划，删掉，再重新写往往是他们这时候干的工作。这些毫无必要地加班如演戏，却做得认认真真的日本员工，会让人想起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太太佩涅洛佩来。奥德修斯去特洛伊打仗生死不明，佩涅洛佩遭到求婚者的纠缠无法摆脱，于是假称要为奥德修斯织丧服而拖延 – 丧服永远也织不成，因为每到夜里佩涅洛佩又会把白天织好的部分拆掉。
总的来说，日本公司里被动的“过劳者”，是过劳死的最主要光顾对象。
然而，在日本公司里面，还有一种主动的过劳者，在外国人眼里，就比较另类了。-- 是啊，放在我们外国人眼里，好容易不用加班了，还不赶紧回家？对这种找着“过劳死”的现象我们没法理解。前几年日本电视台报道过一位因为过劳引发脑溢血的公司职工。这个职工已经处于半植物人的状态，对妻儿完全无法辨认，但是当记者问他公司的名字时，这位却能够磕磕绊绊地拼写出来。。。在日本，很多职工是毫无强迫地自觉加班，下班不走，泡在公司，是日本曾经十分推崇的一种企业文化。以至于日本人在解释“过劳死”一词时不无自嘲地写道：“在外国人眼里，过劳死是日本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假如这种事情发生在社会主义时代苏联，还可以用提倡“义务劳动”的社会道德解释，但在日本为何如此盛行，不免让人感到莫名其妙，难道日本的职工都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深入了解日本社会，就会发现日本社会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毫无道理。传统的日本社会，是一个两性完全分工的社会，女性全身心负责家庭，而男性全身心挣钱工作。与世界大多数民族把工作与生活分开不同，日本传统的男性眼里没有“生活”的空间，最多是休息一下 – 为了更好地工作而已。“工作，拼命地工作”（“頑張れ,頑張れ！”）就是充斥他整个生命的唯一旋律，在这种观念下，日本塑造出了无数工作狂，成为日本男人的典型形象。这种典型的日本男人，对于工作以外的事情既钝感又没有兴趣，活脱脱一个肉体机器人。把他放在迪斯尼乐园他都不知道应该怎样玩，即便教会他游艺的项目，也会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 他玩的时候分秒必争，如同在完成任务，这样休闲的日本人，可并不是罕见的。这样的人让他按时下班，他反而不知道如何是好，或许只有加班，在不断的工作中，才能让他感到安全和生命的存在吧。经常有人写文章说日本的娱乐业变态过分，或者某些日本人举止怪诞不合常理，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这些发生问题的日本人从来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概念，所以很容易出格吧。
但，这还不是主动“过劳”的极致，真正极致的过劳一族是醉心于干活而不能自拔。和我一个公司的一位上野先生算是让我领教了这种日本极品加班族的风范。上野先生四十多岁了，已经谢顶却还是孤身一人，每天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往往开着会忽然说一句 – 我要出去五分钟，洗衣房要关门了，我得把衣服取回来。人也极有绅士风度，和女秘书一起去客户那里，他会主动替人家提包 – 这在中国并不希奇，而在日本这样的男权社会堪称罕见。
这样绅士的人怎么会没有太太？稍有疑惑的人只要和这位工作一个星期就可以理解了 – 此人每天八点钟进办公室，一直干到晚上十点半，哪怕是叫个外卖便当也不肯离开电脑屏幕前片刻。他哪儿有时间去谈恋爱阿。不是没有人想过给他介绍女友，比如公司很欣赏他的一位大老板就透过这种意思（那是，一个人能干三个人的活，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哪个老板有这样的手下不喜欢？），走来看看他在电脑前面一付如痴如醉的样子，最后还是舔舔嘴唇摇摇头算了 – 这人心里明摆着放不下别的了。
有一天因为项目原因，我和上野加班到半夜十一点钟。互相告别之后萨最想的就是赶紧吃点儿东西（晚饭还没吃呢），然后回家洗个热水澡美美睡一觉，看上野的样子也有些摇摇晃晃，萨不无恶意地想 -- 你也有撑不住的时候啊。
在附近一家快餐店饱餐一顿，准备到大街上叫一辆出租车，却看到路边停了一辆兰鸟，里面放出沉沉的爵士乐来，忍不住叹息一声 – 人生不平等，如我等加班半死的也有，如这样享受生活的也有啊。
等走到车前，却让萨差点儿掉了下巴 – 原来，坐在车里的，竟是上野，惬意地靠在座椅上听着音乐，前车台上放了一杯咖啡，手里 – 拿着一大厚本项目计划书，看的两眼放贼光。。。
玩到上野这个水平，“过劳”已经不能形容他的境界了，日本人发明了另外一个词形容他们这种人，叫做 – “仕事中毒”。
仕事，在日文中是“工作”的意思，“中毒”呢，我就不用解释了吧。
[完]
事后才知道，用卡车扮演神风敢死队的角本，出事儿倒和“过劳死”关系不大，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并不长。但他出事的原因的确是因为疲劳过度，睡眠不足。原因何在呢？原来这位角本和很多日本蓝领阶层一样，都是日本灰色产业“扒金库”赌场的重要客源，经常通宵达旦泡在那里，如此“辛劳”，自然开车的时候只能靠咖啡顶着 – 咖啡顶不住的时候，就顶桥栏杆了。前面说过，日本职工有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加班无度的现象，这角本看来是改在赌场上疯狂发挥这种“日本精神”了。
若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日本公司里加班过多的“过劳者”，却又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
所谓“被动”的过劳者，是指迫于压力被迫进行过量加班的职员。这一部分的人员，主要是各企业中由于能力，机遇等问题，存在职务危机感的员工。比如身处裁员风波中的部门，或者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熟练使用新技术，或者年纪轻缺乏资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始终处于担心失去工作的焦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加班不敢拒绝，而且还往往会主动寻找加班的机会，以便通过工作证明自己在公司中的价值，来避免失去工作的命运。加班成为他们的心理安慰和维护自己社会地位的一种努力。有些公司，也正是利用这些人的心理，迫使他们无偿地为公司多做工作。
不过，因此也会引发些啼笑皆非的现象。在日本的公司中，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 – 老板不走，下属一个也不敢走，无论工作是否紧急，都在座位上做出一副努力工作的样子来，写上一段计划，删掉，再重新写往往是他们这时候干的工作。这些毫无必要地加班如演戏，却做得认认真真的日本员工，会让人想起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太太佩涅洛佩来。奥德修斯去特洛伊打仗生死不明，佩涅洛佩遭到求婚者的纠缠无法摆脱，于是假称要为奥德修斯织丧服而拖延 – 丧服永远也织不成，因为每到夜里佩涅洛佩又会把白天织好的部分拆掉。
总的来说，日本公司里被动的“过劳者”，是过劳死的最主要光顾对象。
然而，在日本公司里面，还有一种主动的过劳者，在外国人眼里，就比较另类了。-- 是啊，放在我们外国人眼里，好容易不用加班了，还不赶紧回家？对这种找着“过劳死”的现象我们没法理解。前几年日本电视台报道过一位因为过劳引发脑溢血的公司职工。这个职工已经处于半植物人的状态，对妻儿完全无法辨认，但是当记者问他公司的名字时，这位却能够磕磕绊绊地拼写出来。。。在日本，很多职工是毫无强迫地自觉加班，下班不走，泡在公司，是日本曾经十分推崇的一种企业文化。以至于日本人在解释“过劳死”一词时不无自嘲地写道：“在外国人眼里，过劳死是日本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假如这种事情发生在社会主义时代苏联，还可以用提倡“义务劳动”的社会道德解释，但在日本为何如此盛行，不免让人感到莫名其妙，难道日本的职工都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深入了解日本社会，就会发现日本社会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毫无道理。传统的日本社会，是一个两性完全分工的社会，女性全身心负责家庭，而男性全身心挣钱工作。与世界大多数民族把工作与生活分开不同，日本传统的男性眼里没有“生活”的空间，最多是休息一下 – 为了更好地工作而已。“工作，拼命地工作”（“頑張れ,頑張れ！”）就是充斥他整个生命的唯一旋律，在这种观念下，日本塑造出了无数工作狂，成为日本男人的典型形象。这种典型的日本男人，对于工作以外的事情既钝感又没有兴趣，活脱脱一个肉体机器人。把他放在迪斯尼乐园他都不知道应该怎样玩，即便教会他游艺的项目，也会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 他玩的时候分秒必争，如同在完成任务，这样休闲的日本人，可并不是罕见的。这样的人让他按时下班，他反而不知道如何是好，或许只有加班，在不断的工作中，才能让他感到安全和生命的存在吧。经常有人写文章说日本的娱乐业变态过分，或者某些日本人举止怪诞不合常理，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这些发生问题的日本人从来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概念，所以很容易出格吧。
但，这还不是主动“过劳”的极致，真正极致的过劳一族是醉心于干活而不能自拔。和我一个公司的一位上野先生算是让我领教了这种日本极品加班族的风范。上野先生四十多岁了，已经谢顶却还是孤身一人，每天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往往开着会忽然说一句 – 我要出去五分钟，洗衣房要关门了，我得把衣服取回来。人也极有绅士风度，和女秘书一起去客户那里，他会主动替人家提包 – 这在中国并不希奇，而在日本这样的男权社会堪称罕见。
这样绅士的人怎么会没有太太？稍有疑惑的人只要和这位工作一个星期就可以理解了 – 此人每天八点钟进办公室，一直干到晚上十点半，哪怕是叫个外卖便当也不肯离开电脑屏幕前片刻。他哪儿有时间去谈恋爱阿。不是没有人想过给他介绍女友，比如公司很欣赏他的一位大老板就透过这种意思（那是，一个人能干三个人的活，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哪个老板有这样的手下不喜欢？），走来看看他在电脑前面一付如痴如醉的样子，最后还是舔舔嘴唇摇摇头算了 – 这人心里明摆着放不下别的了。
有一天因为项目原因，我和上野加班到半夜十一点钟。互相告别之后萨最想的就是赶紧吃点儿东西（晚饭还没吃呢），然后回家洗个热水澡美美睡一觉，看上野的样子也有些摇摇晃晃，萨不无恶意地想 -- 你也有撑不住的时候啊。
在附近一家快餐店饱餐一顿，准备到大街上叫一辆出租车，却看到路边停了一辆兰鸟，里面放出沉沉的爵士乐来，忍不住叹息一声 – 人生不平等，如我等加班半死的也有，如这样享受生活的也有啊。
等走到车前，却让萨差点儿掉了下巴 – 原来，坐在车里的，竟是上野，惬意地靠在座椅上听着音乐，前车台上放了一杯咖啡，手里 – 拿着一大厚本项目计划书，看的两眼放贼光。。。
玩到上野这个水平，“过劳”已经不能形容他的境界了，日本人发明了另外一个词形容他们这种人，叫做 – “仕事中毒”。
仕事，在日文中是“工作”的意思，“中毒”呢，我就不用解释了吧。
[完]
事后才知道，用卡车扮演神风敢死队的角本，出事儿倒和“过劳死”关系不大，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并不长。但他出事的原因的确是因为疲劳过度，睡眠不足。原因何在呢？原来这位角本和很多日本蓝领阶层一样，都是日本灰色产业“扒金库”赌场的重要客源，经常通宵达旦泡在那里，如此“辛劳”，自然开车的时候只能靠咖啡顶着 – 咖啡顶不住的时候，就顶桥栏杆了。前面说过，日本职工有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加班无度的现象，这角本看来是改在赌场上疯狂发挥这种“日本精神”了。
先冒个泡，呵呵
有意思，也是从细节看日本，希望继续
去年三月中旬，因为参加一个活动到某城市会馆和朋友会合，记错楼层误进了另一个房间把自己吓了一大跳。
之所以吓了一跳，是因为看到屋里一排西装笔挺，坐得规规矩矩的日本半大小子。
要知道在今天的日本，这种半大小子的形象是最看不得的，可能是对父辈循规蹈矩的逆反心理，今天的日本少年极其崇尚个性。头发染成葱绿到火红各种颜色，男穿女袜，耳朵打孔。。。西服可以穿，裤腿必须肥大如象脚，呈堆积状。。。能看到他们服装整齐的场面实在不多 – 可能是电视上得来的印象，第一个念头就是 – 糟糕，我怎么走到暴力团开会的地方来了？
日本的暴力团，也就是黑社会，倒是以着装严整著称的，除了他们还有谁能降得住这帮小魔王？
重新找到朋友以后，还是余噤未消，不免叨唠两句。结果人家大笑，说这个不是暴力团，你看看他们的头发。暴力团都是板寸或者光头，这些小伙子可不是，大半是一色模子里扣出来的标准分头，左边30%，右边70%。。。
原来，那里是日本招聘公务员的面试场，在面试这件人生大事面前，日本有着固定的着装传统，就算是再个性的年轻人，这时也不敢不顾规矩和五斗米作对，整齐的西服，标准的分头，是他们面试的基本行头。
每年三月，是日本找工作的季节，街头这种西服革履的家伙都不会少，日本人对面试形象之讲究，简直可以写一本书 – 确切的说，日本人已经有这种书出版了，其内容甚至精确到纽扣的颜色。。。三月，是日本人道貌岸然的季节，
以个人的观察，自然达不到如此细致，但除了西服分头以外，倒也真的听到看到了不少有关的东西，且和朋友们分享。
第一， 面试的服装必须高档。
日本的西服因为历史较久，大多做工考究，面试使用的西服尤其重视质地，是给对方第一印象的重要方面。日本人认为如果穿廉价西服去面试，是表示不重视这个工作机会。根据日本《日经综合》栏目统计，日本人去面试的西服，平均价格是五万五千日元，相当于人民币三千多元，加上同样高档的皮带，领带，可谓一笔不小的投资。
不过，日本的家庭是不在乎这种投资的，因为如果通过了面试，这种西服也正是日本上班族典型的服装，早晚要置备的。
第二，鞋袜非常重要
日本人行礼习惯鞠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对方的脚，所以，他们认为，光洁的皮鞋代表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是形象上仅次于面孔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与中国“脚上没鞋，人穷半截”的俗语倒也颇有相近之处。不过，日本这方面的讲究不仅止于鞋，而且及于袜，就比中国要苛刻多了。对袜子的要求不仅仅是没有异味，还要特别小心不能穿带洞的袜子 – 这个要求我们很不好理解，袜子有洞当然不是好形象，但是面试还要脱鞋检查么？
原来日本一些公司如果面试顺利，有的老板会请中意的应聘者吃顿饭，而很多日本餐馆是要脱鞋入席的，据说有不少不幸的被淘汰者，就是在这时被袜子上的一个破洞毁了前程。
第三，面试之前，要按照固定的程序整理自身形象，天龙八步，缺一不可。
这个程序是这样的。
一． 刮胡子（女性自然免谈。。。）
二． 梳理头发
三． 刷牙
四． 淋浴
五． 换衣
六． 脸上擦油
七． 用掸子扫掉身上可能落的头皮屑
八. 擦皮鞋
日本人不但总结出了这样规范的流程，而且，还是据《日经综合》报道，日本应聘的人完成以上工序，所花的时间平均是三十七分钟。看来，这一套程序，也标准化了。
如此的规矩还有很多，比如衬衫不能穿花色或条格的（显得轻佻），领带不能打黑色或白色的（那是婚礼和丧礼用的）等等。
问及日本人为何要有这样多的规矩，日本人告诉我，这是因为日本人认为面试的时间很短，双方寒暄就占去了很多时间，没有机会和对方作深入的交流，所以，给人干净，精炼，细致的第一印象，就是主导面试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了。
听来不无道理。
不过，日本对面试着装的一些规矩，就超出了这个范围，其原因往往令人匪夷所思。
比如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找工作一切顺利，却在最后见总经理过目的最后一道关口，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刷了下来。
这个莫名其妙的原因就是他面试的时候穿了一双黑袜子。
今天很多日本人面试也穿黑袜子，不算什么。但是有一些日本人的传统观念里，对黑袜子却有迷信的忌讳。因为黑色在日文中的发音与“苦”相同，所以一些老派的日本人认为穿黑袜子的人会把痛苦带到自己这里来。
不幸，这位留学生碰上的总经理，偏偏是这样一个传统的日本人。
如果严格说起来，单单关于袜子，这类迷信就还有 – 不能穿白袜子，也不能穿红袜子。。。理由？我也说不清，外国人么。反正，要找日本人问，其中肯定也有古老而充足的道理。
就是，有点儿让人防不胜防的感觉。。。
之所以吓了一跳，是因为看到屋里一排西装笔挺，坐得规规矩矩的日本半大小子。
要知道在今天的日本，这种半大小子的形象是最看不得的，可能是对父辈循规蹈矩的逆反心理，今天的日本少年极其崇尚个性。头发染成葱绿到火红各种颜色，男穿女袜，耳朵打孔。。。西服可以穿，裤腿必须肥大如象脚，呈堆积状。。。能看到他们服装整齐的场面实在不多 – 可能是电视上得来的印象，第一个念头就是 – 糟糕，我怎么走到暴力团开会的地方来了？
日本的暴力团，也就是黑社会，倒是以着装严整著称的，除了他们还有谁能降得住这帮小魔王？
重新找到朋友以后，还是余噤未消，不免叨唠两句。结果人家大笑，说这个不是暴力团，你看看他们的头发。暴力团都是板寸或者光头，这些小伙子可不是，大半是一色模子里扣出来的标准分头，左边30%，右边70%。。。
原来，那里是日本招聘公务员的面试场，在面试这件人生大事面前，日本有着固定的着装传统，就算是再个性的年轻人，这时也不敢不顾规矩和五斗米作对，整齐的西服，标准的分头，是他们面试的基本行头。
每年三月，是日本找工作的季节，街头这种西服革履的家伙都不会少，日本人对面试形象之讲究，简直可以写一本书 – 确切的说，日本人已经有这种书出版了，其内容甚至精确到纽扣的颜色。。。三月，是日本人道貌岸然的季节，
以个人的观察，自然达不到如此细致，但除了西服分头以外，倒也真的听到看到了不少有关的东西，且和朋友们分享。
第一， 面试的服装必须高档。
日本的西服因为历史较久，大多做工考究，面试使用的西服尤其重视质地，是给对方第一印象的重要方面。日本人认为如果穿廉价西服去面试，是表示不重视这个工作机会。根据日本《日经综合》栏目统计，日本人去面试的西服，平均价格是五万五千日元，相当于人民币三千多元，加上同样高档的皮带，领带，可谓一笔不小的投资。
不过，日本的家庭是不在乎这种投资的，因为如果通过了面试，这种西服也正是日本上班族典型的服装，早晚要置备的。
第二，鞋袜非常重要
日本人行礼习惯鞠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对方的脚，所以，他们认为，光洁的皮鞋代表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是形象上仅次于面孔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与中国“脚上没鞋，人穷半截”的俗语倒也颇有相近之处。不过，日本这方面的讲究不仅止于鞋，而且及于袜，就比中国要苛刻多了。对袜子的要求不仅仅是没有异味，还要特别小心不能穿带洞的袜子 – 这个要求我们很不好理解，袜子有洞当然不是好形象，但是面试还要脱鞋检查么？
原来日本一些公司如果面试顺利，有的老板会请中意的应聘者吃顿饭，而很多日本餐馆是要脱鞋入席的，据说有不少不幸的被淘汰者，就是在这时被袜子上的一个破洞毁了前程。
第三，面试之前，要按照固定的程序整理自身形象，天龙八步，缺一不可。
这个程序是这样的。
一． 刮胡子（女性自然免谈。。。）
二． 梳理头发
三． 刷牙
四． 淋浴
五． 换衣
六． 脸上擦油
七． 用掸子扫掉身上可能落的头皮屑
八. 擦皮鞋
日本人不但总结出了这样规范的流程，而且，还是据《日经综合》报道，日本应聘的人完成以上工序，所花的时间平均是三十七分钟。看来，这一套程序，也标准化了。
如此的规矩还有很多，比如衬衫不能穿花色或条格的（显得轻佻），领带不能打黑色或白色的（那是婚礼和丧礼用的）等等。
问及日本人为何要有这样多的规矩，日本人告诉我，这是因为日本人认为面试的时间很短，双方寒暄就占去了很多时间，没有机会和对方作深入的交流，所以，给人干净，精炼，细致的第一印象，就是主导面试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了。
听来不无道理。
不过，日本对面试着装的一些规矩，就超出了这个范围，其原因往往令人匪夷所思。
比如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找工作一切顺利，却在最后见总经理过目的最后一道关口，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刷了下来。
这个莫名其妙的原因就是他面试的时候穿了一双黑袜子。
今天很多日本人面试也穿黑袜子，不算什么。但是有一些日本人的传统观念里，对黑袜子却有迷信的忌讳。因为黑色在日文中的发音与“苦”相同，所以一些老派的日本人认为穿黑袜子的人会把痛苦带到自己这里来。
不幸，这位留学生碰上的总经理，偏偏是这样一个传统的日本人。
如果严格说起来，单单关于袜子，这类迷信就还有 – 不能穿白袜子，也不能穿红袜子。。。理由？我也说不清，外国人么。反正，要找日本人问，其中肯定也有古老而充足的道理。
就是，有点儿让人防不胜防的感觉。。。
常常有人问老萨 – 你在日本是干什么的？
这时候萨总是不好意思地回答 – 放高利贷的。。。
放高利贷是沿袭我国传统的说法，萨所在的是一家美国金融公司，现代社会，金融公司把放高利贷这种业务叫做“Personel Loan”（个人贷款），在日本相当红火。为什么红火呢？日本年轻一代在西方影响下多超前消费，因此四十岁以下的日本人和美国人一样，多都属于“负债经营”的主儿。然而，日本社会又有一个独特的传统 – 亲戚朋友之间不借钱，认为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因此，有些日本人开薪前即便是看中了一台喜欢的音响，也只好向金融公司贷款才能买。这种贷款的利息丰厚，而且日本人普遍还款的信誉不错，萨所在的这家公司看中了这种业务赚钱，就在日本收购了几百个营业点，干了起来。
有人说你干这个职业可不好啊，放高利贷要遭雷劈的，不管是放给哪国人。对此我倒很看得开，虽说公司去年逼过好几个日本人跳楼吧，可那是催款部门的事儿，咱就是一个搞网络的，负责营业点的信息互连，逼债不是我的业务，萨顶多算个帮凶，要雷劈有那么多血债累累的怎么也轮不到咱头上吧。
不过，从我们公司的记录看，放高利贷，还真有遭雷劈的危险呢，而且这个过程的戏剧性，还颇值得回味。
话说萨刚调到日本来的时候，公司开会讨论为下属各营业点配置计算机系统，来控制里面的自动取款机正常工作 – 因为日本人借款时候比较害羞，我们的营业点都是无人营业，通常是一个配置了扫描仪和自动取款机的独立小房子，客户进去只要扫描自己的身份证明和签字，经过计算机的处理，就可以根据信用记录贷出相应的款项来，可说方便而富有人情味。公司准备采用一家美国公司的设备。讨论中一位收编的日本工程师向厂商提出了一个萨感到匪夷所思的问题 – 你们这个系统，能不能防雷击阿？
天，有计算机能防雷击的么？在场的几位外国老板都用看外星人的眼光瞧这个日本工程师，让他好不自在。半晌，有位老大以美国人一向的信心十足接了茬，说我们一贯重视这个问题，在这里的营业点都安装了避雷针，这条指标，似乎不很重要。
其实，这位日本工程师提的问题是颇有些道理的。日本这个国家，天然条件不太好，台风，海啸，地震不时发生，多暴雨暴雪，雷击是一项确实需要防范的灾害。他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为日本的高利贷公司工作时，发生过因为雷击导致停机的事情。不过，人微言轻，日本人普遍服从性比较好，见美国老大不买账，这位也就不再敢多说。
没想到，刚刚过了两个月，冬天的某日，我所在的网络部门就突然接到紧急通知，弊公司在北陆某地的一个营业点不知道干了什么没良心的事儿，叫雷给劈了！要求派出工程师以最快速度进行抢修！限两个小时赶到，同时当地警察和消防队已经赶在路上。
赶紧调派最近的工程师前去，这时，信息就陆续传来，我们这个营业点，被雷直接击中，网络连接失灵，系统全部瘫痪！但。。。就算系统瘫痪，去消防队算有道理，也用不着调动警察啊！感觉奇怪中，值班的小丁赶过来问 – 怎样？亚洲区的头儿都盯着这件事儿呢。
怎么，这样快就通天了？萨问。
岂止通天，刚接到通知，那边厂商的技术代表已经从美国起飞了，要以最快速度查清问题，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小丁说。
怎么会这样严重？萨对本公司这样的行动效率有点儿好奇。
还要怎样严重？小丁看看我，这才把事情的原委道来。
原来，北陆这地方濒临日本海，气候相当独特，夏天雷倒不多，冬天下雪前的雷却特别猛烈。据说是大陆寒冷气流南下与当地上升气流相遇，共同造成的一种奇特自然现象。具体的原理小丁讲不清，我也听不明白，但北陆当地给这种破坏力特别惊人的雷起了个名字，叫做“一发雷”，从这个恐怖的名字，也可以看出它的威力。
我们不是安装了避雷针么？的确如此，不幸的是，按照懂气象的朋友教导，避雷针这个东西如果碰上特别强大的雷，不但不能避雷，相反会把雷引下来，这次北陆的事件，就是一个“一发雷”直入营业点的小房子，钻进计算机，发出一阵蓝光后剧烈爆炸，计算机和监控摄像系统都被摧毁，造成了整个营业点的瘫痪。
瘫痪还是小事，此时，更戏剧的场面发生了 – 系统瘫痪时，不知为何发出了一条错误指令，连接在计算机系统上的自动取款机忽然变成了老虎角子机，金库保险箱的门自动打开，成捆的钞票汹涌而出！
当时营业点里正有一个顾客，就是他用手机报的警。。。
听到此处萨感到非常吃惊，对小丁说 – 你再说一遍，一个顾客用手机报警？！
是啊，是个正要借钱的卡车司机，随后就报警了，而且一直呆在那里向我们报告情况，等待我们的人到达。
这。。。怎么可能？萨目瞪口呆。要知道一个自动取款机里面标准是有两千万日元，这笔钱可以让一个老实人铤而走险，眼看这样一大笔钱哗啦哗啦冒出来这位要借款的卡车司机的反应就是立即报警然后主动地帮我们做看守？
小丁也觉得有点儿奇怪，不过，他觉得这世界上总有人特别高尚吧。
没有更好的解释，萨只好暂时相信.同时心里不免打鼓 – 日本人还贷款信誉不错不假,但一个人面对两千万毫不动心,多少有点儿不可思议.也许我们公司该给这位客人准备一枚勋章了．
就在这时,去那里的工程师赶到了,和我们联系,这边通知他们尽快开始工作.
“真的有个顾客给你们打电话,报警报案的么?”萨压不住好奇一问.
那边承认得很快 – 是啊,是啊,
他真的没有．．．没有一点儿卷钱逃跑的意思? 因为那边干活的也是中国工程师，问错了也不怕丢人，萨犹豫着又追问了一句.
＂没有,＂那边沉吟了一下,在我发出赞美声之前,及时地提醒了萨 – “那个雷击一下子破坏了计算机,还不知道怎么的一下锁死了营业点的自动门,我们到达后那门死活打不开,最后只好动用了破坏装置才闯进去把那位报案的顾客救出来．＂
原来如此阿…
就在那次雷击之后，弊公司以最快的速度更换了所有的计算机系统，并改进了所有营业点的避雷针，其效率超过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 毕竟，不能指望每次哗啦哗啦跑出两千万的时候，旁边都有一位高尚的卡车司机．
也不能指望每次高尚的卡车司机都会被锁在房子里．．．
这时候萨总是不好意思地回答 – 放高利贷的。。。
放高利贷是沿袭我国传统的说法，萨所在的是一家美国金融公司，现代社会，金融公司把放高利贷这种业务叫做“Personel Loan”（个人贷款），在日本相当红火。为什么红火呢？日本年轻一代在西方影响下多超前消费，因此四十岁以下的日本人和美国人一样，多都属于“负债经营”的主儿。然而，日本社会又有一个独特的传统 – 亲戚朋友之间不借钱，认为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因此，有些日本人开薪前即便是看中了一台喜欢的音响，也只好向金融公司贷款才能买。这种贷款的利息丰厚，而且日本人普遍还款的信誉不错，萨所在的这家公司看中了这种业务赚钱，就在日本收购了几百个营业点，干了起来。
有人说你干这个职业可不好啊，放高利贷要遭雷劈的，不管是放给哪国人。对此我倒很看得开，虽说公司去年逼过好几个日本人跳楼吧，可那是催款部门的事儿，咱就是一个搞网络的，负责营业点的信息互连，逼债不是我的业务，萨顶多算个帮凶，要雷劈有那么多血债累累的怎么也轮不到咱头上吧。
不过，从我们公司的记录看，放高利贷，还真有遭雷劈的危险呢，而且这个过程的戏剧性，还颇值得回味。
话说萨刚调到日本来的时候，公司开会讨论为下属各营业点配置计算机系统，来控制里面的自动取款机正常工作 – 因为日本人借款时候比较害羞，我们的营业点都是无人营业，通常是一个配置了扫描仪和自动取款机的独立小房子，客户进去只要扫描自己的身份证明和签字，经过计算机的处理，就可以根据信用记录贷出相应的款项来，可说方便而富有人情味。公司准备采用一家美国公司的设备。讨论中一位收编的日本工程师向厂商提出了一个萨感到匪夷所思的问题 – 你们这个系统，能不能防雷击阿？
天，有计算机能防雷击的么？在场的几位外国老板都用看外星人的眼光瞧这个日本工程师，让他好不自在。半晌，有位老大以美国人一向的信心十足接了茬，说我们一贯重视这个问题，在这里的营业点都安装了避雷针，这条指标，似乎不很重要。
其实，这位日本工程师提的问题是颇有些道理的。日本这个国家，天然条件不太好，台风，海啸，地震不时发生，多暴雨暴雪，雷击是一项确实需要防范的灾害。他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为日本的高利贷公司工作时，发生过因为雷击导致停机的事情。不过，人微言轻，日本人普遍服从性比较好，见美国老大不买账，这位也就不再敢多说。
没想到，刚刚过了两个月，冬天的某日，我所在的网络部门就突然接到紧急通知，弊公司在北陆某地的一个营业点不知道干了什么没良心的事儿，叫雷给劈了！要求派出工程师以最快速度进行抢修！限两个小时赶到，同时当地警察和消防队已经赶在路上。
赶紧调派最近的工程师前去，这时，信息就陆续传来，我们这个营业点，被雷直接击中，网络连接失灵，系统全部瘫痪！但。。。就算系统瘫痪，去消防队算有道理，也用不着调动警察啊！感觉奇怪中，值班的小丁赶过来问 – 怎样？亚洲区的头儿都盯着这件事儿呢。
怎么，这样快就通天了？萨问。
岂止通天，刚接到通知，那边厂商的技术代表已经从美国起飞了，要以最快速度查清问题，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小丁说。
怎么会这样严重？萨对本公司这样的行动效率有点儿好奇。
还要怎样严重？小丁看看我，这才把事情的原委道来。
原来，北陆这地方濒临日本海，气候相当独特，夏天雷倒不多，冬天下雪前的雷却特别猛烈。据说是大陆寒冷气流南下与当地上升气流相遇，共同造成的一种奇特自然现象。具体的原理小丁讲不清，我也听不明白，但北陆当地给这种破坏力特别惊人的雷起了个名字，叫做“一发雷”，从这个恐怖的名字，也可以看出它的威力。
我们不是安装了避雷针么？的确如此，不幸的是，按照懂气象的朋友教导，避雷针这个东西如果碰上特别强大的雷，不但不能避雷，相反会把雷引下来，这次北陆的事件，就是一个“一发雷”直入营业点的小房子，钻进计算机，发出一阵蓝光后剧烈爆炸，计算机和监控摄像系统都被摧毁，造成了整个营业点的瘫痪。
瘫痪还是小事，此时，更戏剧的场面发生了 – 系统瘫痪时，不知为何发出了一条错误指令，连接在计算机系统上的自动取款机忽然变成了老虎角子机，金库保险箱的门自动打开，成捆的钞票汹涌而出！
当时营业点里正有一个顾客，就是他用手机报的警。。。
听到此处萨感到非常吃惊，对小丁说 – 你再说一遍，一个顾客用手机报警？！
是啊，是个正要借钱的卡车司机，随后就报警了，而且一直呆在那里向我们报告情况，等待我们的人到达。
这。。。怎么可能？萨目瞪口呆。要知道一个自动取款机里面标准是有两千万日元，这笔钱可以让一个老实人铤而走险，眼看这样一大笔钱哗啦哗啦冒出来这位要借款的卡车司机的反应就是立即报警然后主动地帮我们做看守？
小丁也觉得有点儿奇怪，不过，他觉得这世界上总有人特别高尚吧。
没有更好的解释，萨只好暂时相信.同时心里不免打鼓 – 日本人还贷款信誉不错不假,但一个人面对两千万毫不动心,多少有点儿不可思议.也许我们公司该给这位客人准备一枚勋章了．
就在这时,去那里的工程师赶到了,和我们联系,这边通知他们尽快开始工作.
“真的有个顾客给你们打电话,报警报案的么?”萨压不住好奇一问.
那边承认得很快 – 是啊,是啊,
他真的没有．．．没有一点儿卷钱逃跑的意思? 因为那边干活的也是中国工程师，问错了也不怕丢人，萨犹豫着又追问了一句.
＂没有,＂那边沉吟了一下,在我发出赞美声之前,及时地提醒了萨 – “那个雷击一下子破坏了计算机,还不知道怎么的一下锁死了营业点的自动门,我们到达后那门死活打不开,最后只好动用了破坏装置才闯进去把那位报案的顾客救出来．＂
原来如此阿…
就在那次雷击之后，弊公司以最快的速度更换了所有的计算机系统，并改进了所有营业点的避雷针，其效率超过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 毕竟，不能指望每次哗啦哗啦跑出两千万的时候，旁边都有一位高尚的卡车司机．
也不能指望每次高尚的卡车司机都会被锁在房子里．．．
手机成为一种时尚，最早注意到这一点，还是一九九九年在诺基亚工作的时候，那时被称作体现诺基亚“以人为本”理念，小巧可爱的8810手机刚刚发布，而贵族化的8910钛壳手机，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宣传。还记得当时诺基亚仅仅将几台样机送给了若干名流，并且以此为契机，让这款手机上市之前就变成了一种时尚。从那个时代开始，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手机开始从一种单纯的工具，演变成承载个性的通信平台。
而这种手机时尚化的旋风，在日本这个保守的国度刮得比中国还要猛烈，倒可说既在情理之中，又有点儿出人意料。说情理之中，是因为在日本的商业信念中，“精益求精”是一个重要的特点,日本的厂商善于螺丝壳里作道场，而日本的用户，又特别钟情于小巧玲珑的产品。手机这种小而精的东西，正是他们施展妙手的大好空间；说出人意料，是因为日本手机有一个恶名昭彰的缺点 –日本手机系统主要采用本国的PDC通信标准，而非国际市场主导的GSM标准，并由此将电话号码固化于手机之中而不采用更灵活的SIM卡技术，人称“机号固定”。这导致用户在更换服务商的时候不得不把原来的电话抛弃。在中国，如果在联通买一台好的手机，想换成移动的服务只要换个SIM卡就可以了，而在日本，如果你的手机是在一家服务商比如NTT DOCOMO买的，那么这台手机就终生只能用NTT DOCOMO的服务。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让用户别扭的传统，理由众说纷纭，但看看日本市场，除了几个垄断性的大移动服务商以外，其他服务商极难插足，这种古怪的标准不能不说客观上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日本的手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外观较差，也没有什么附加功能，在与服务商签约的时候往往赠送用户，另一种是时尚的，以年轻人为主要消费者，设计精美，并带有摄影，上网，电视等各种附加功能。日本一台好的时尚手机价值七八万日元乃至十几万日元，买了不能换服务商是件令人头痛的事情，按说在日本节约的传统下，高档的时尚手机应该销路不好。然而，事实上日本的时尚手机市场却繁荣得很，NEC，索尼，三洋，诺基亚，卡西欧等推出的新款式手机层出不穷。日本的青年男女毫不在意花重金买好的手机，按照日本携带电话的管理组织社团法人电气通信事业者协会（TCA）统计，2005年日本更换掉的手机就达4， 500万台之多。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日本的手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使用者在公众场合的形象。日本的礼貌习惯是电话三响内一定要接听，因此大多数手机用户为了尽快接电话是不用手机套，开不要求关闭手机的会议，或者和朋友吃饭时，手机也往往就放在桌上，于是，谁的手机比较耐看，谁的造型拙劣，一目了然；同时，根据统计，日本人乘电车上班的平均时间为一个小时，每天往返的话就有两个小时消耗在电车上。日本人在电车上作的事情，大体有三 – 睡觉，看书和用手机发短信。日本用户用手机发短信如此流行的原因，又有日本特色 – 日本的手机对于通话收费远高于固定电话，但对于短信多为免费，而且，内向的日本人认为在电车上煲电话粥既妨碍别人，又暴露自己的隐私，于是，日本的青年男女们改而大煲“短信粥”也就合理了。
写短信既然成为电车上一种定格的形象，想象一下某个日本淑女手举状似靴子的大哥大于众目睽睽之下狂写短信一个钟头，将是对自己形象多么可怕的破坏。所以，即便代价高昂，日本人购买时尚手机的狂热并不因此而退潮。而且，由于技术和功能的不断翻新，日本人更换时尚手机的频率也相当高，为此，笔者拜托一个日本四年级大学生对其所在班22名学生进行了一个统计，发现这些日本学生中，上学四年只更新过一次手机的3人，占13.6%，更新过两次到三次的5人，占 22%，上大学以后每年都更新手机的共8人，占36%，而平均每年更新一次以上的，竟然也有5人，占22%！（还有一人因为宗教信仰不使用手机）
显然，时尚手机为日本营造了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消费群体。
时尚手机的大量消费造成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大批报废手机的出现。手机的电池和机体含有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属于一种破坏环境的废弃物。日本每年报废手机的数量虽然与中国差不多，但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远远高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废旧手机有一部分并没有真的变成垃圾，而是被翻新后换个SIM卡继续使用，而日本由于那个古怪的“机号固定”制度，废旧手机除了作为垃圾，基本没有再利用的可能。
相对于其他有害垃圾，日本在手机的回收上努力的起步较晚。根据有关组织社团法人电气通信事业者协会（TCA）和情报通信网络协会（CIAJ）的联合统计， 2005年回收手机达852万台，677吨，是个不错的成就。但如果计算回收率，即回收机数除以卖出机数减去增加用户数的结果，只有19%，相比于电视机的55％以上，洗衣机，电冰箱的50％，这个回收率还是比较低的。这是因为手机毕竟尺寸较小，日本社会最初对它的污染危害重视不足，宣传也不够，日本的很多用户不了解手机是一种有害物质。相对来说，手机电池的回收率就达到53%，因为日本人传统上认为电池确实是一种污染源。2001年日本出台的《家电回收法》中，也没有将手机列入其中。
然而，随着对“手机污染环境”这一观点的认识逐渐深化，日本社会对废旧手机的回收已经越来越重视。比如我所在的公司，为员工提供的公务用携带电话平均每年更换一次，更换时，原有手机必须交回，否则会受到内部处罚。到商店购买新的手机，或更新换代手机的时候，服务商都鼓励用户交还旧手机，甚至可为此提供一千至两千日元不等的折扣。特别是在横滨等地开始出现了一些对废弃手机进行二次回收，从中提炼有用资材的工厂，都显示了这一趋势的增强。
有趣的是，在这种回收思想越来越为日本社会所接受的时候，日本2005年的手机回收总量（852万台），却比2004年（1171万台）少了两百多万台。其原因何在呢？原来越来越多的日本用户将他们的旧手机保存了起来，既不交出来回收，也不作为垃圾扔掉。分析起来，他们这样做的原因竟然是时尚手机附加功能越来越多。于是，尽管不再当作电话使用，日本的年轻人却很乐于把过时的手机留下来充当其他用途，比如照相机，闹钟，电子通讯录，游戏机等，不一而足，而这些手机，确实也能够胜任这些新的工作呢。
这，大概是手机的设计师和制造者始料不及的事情吧。
而这种手机时尚化的旋风，在日本这个保守的国度刮得比中国还要猛烈，倒可说既在情理之中，又有点儿出人意料。说情理之中，是因为在日本的商业信念中，“精益求精”是一个重要的特点,日本的厂商善于螺丝壳里作道场，而日本的用户，又特别钟情于小巧玲珑的产品。手机这种小而精的东西，正是他们施展妙手的大好空间；说出人意料，是因为日本手机有一个恶名昭彰的缺点 –日本手机系统主要采用本国的PDC通信标准，而非国际市场主导的GSM标准，并由此将电话号码固化于手机之中而不采用更灵活的SIM卡技术，人称“机号固定”。这导致用户在更换服务商的时候不得不把原来的电话抛弃。在中国，如果在联通买一台好的手机，想换成移动的服务只要换个SIM卡就可以了，而在日本，如果你的手机是在一家服务商比如NTT DOCOMO买的，那么这台手机就终生只能用NTT DOCOMO的服务。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让用户别扭的传统，理由众说纷纭，但看看日本市场，除了几个垄断性的大移动服务商以外，其他服务商极难插足，这种古怪的标准不能不说客观上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日本的手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外观较差，也没有什么附加功能，在与服务商签约的时候往往赠送用户，另一种是时尚的，以年轻人为主要消费者，设计精美，并带有摄影，上网，电视等各种附加功能。日本一台好的时尚手机价值七八万日元乃至十几万日元，买了不能换服务商是件令人头痛的事情，按说在日本节约的传统下，高档的时尚手机应该销路不好。然而，事实上日本的时尚手机市场却繁荣得很，NEC，索尼，三洋，诺基亚，卡西欧等推出的新款式手机层出不穷。日本的青年男女毫不在意花重金买好的手机，按照日本携带电话的管理组织社团法人电气通信事业者协会（TCA）统计，2005年日本更换掉的手机就达4， 500万台之多。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日本的手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使用者在公众场合的形象。日本的礼貌习惯是电话三响内一定要接听，因此大多数手机用户为了尽快接电话是不用手机套，开不要求关闭手机的会议，或者和朋友吃饭时，手机也往往就放在桌上，于是，谁的手机比较耐看，谁的造型拙劣，一目了然；同时，根据统计，日本人乘电车上班的平均时间为一个小时，每天往返的话就有两个小时消耗在电车上。日本人在电车上作的事情，大体有三 – 睡觉，看书和用手机发短信。日本用户用手机发短信如此流行的原因，又有日本特色 – 日本的手机对于通话收费远高于固定电话，但对于短信多为免费，而且，内向的日本人认为在电车上煲电话粥既妨碍别人，又暴露自己的隐私，于是，日本的青年男女们改而大煲“短信粥”也就合理了。
写短信既然成为电车上一种定格的形象，想象一下某个日本淑女手举状似靴子的大哥大于众目睽睽之下狂写短信一个钟头，将是对自己形象多么可怕的破坏。所以，即便代价高昂，日本人购买时尚手机的狂热并不因此而退潮。而且，由于技术和功能的不断翻新，日本人更换时尚手机的频率也相当高，为此，笔者拜托一个日本四年级大学生对其所在班22名学生进行了一个统计，发现这些日本学生中，上学四年只更新过一次手机的3人，占13.6%，更新过两次到三次的5人，占 22%，上大学以后每年都更新手机的共8人，占36%，而平均每年更新一次以上的，竟然也有5人，占22%！（还有一人因为宗教信仰不使用手机）
显然，时尚手机为日本营造了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消费群体。
时尚手机的大量消费造成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大批报废手机的出现。手机的电池和机体含有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属于一种破坏环境的废弃物。日本每年报废手机的数量虽然与中国差不多，但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远远高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废旧手机有一部分并没有真的变成垃圾，而是被翻新后换个SIM卡继续使用，而日本由于那个古怪的“机号固定”制度，废旧手机除了作为垃圾，基本没有再利用的可能。
相对于其他有害垃圾，日本在手机的回收上努力的起步较晚。根据有关组织社团法人电气通信事业者协会（TCA）和情报通信网络协会（CIAJ）的联合统计， 2005年回收手机达852万台，677吨，是个不错的成就。但如果计算回收率，即回收机数除以卖出机数减去增加用户数的结果，只有19%，相比于电视机的55％以上，洗衣机，电冰箱的50％，这个回收率还是比较低的。这是因为手机毕竟尺寸较小，日本社会最初对它的污染危害重视不足，宣传也不够，日本的很多用户不了解手机是一种有害物质。相对来说，手机电池的回收率就达到53%，因为日本人传统上认为电池确实是一种污染源。2001年日本出台的《家电回收法》中，也没有将手机列入其中。
然而，随着对“手机污染环境”这一观点的认识逐渐深化，日本社会对废旧手机的回收已经越来越重视。比如我所在的公司，为员工提供的公务用携带电话平均每年更换一次，更换时，原有手机必须交回，否则会受到内部处罚。到商店购买新的手机，或更新换代手机的时候，服务商都鼓励用户交还旧手机，甚至可为此提供一千至两千日元不等的折扣。特别是在横滨等地开始出现了一些对废弃手机进行二次回收，从中提炼有用资材的工厂，都显示了这一趋势的增强。
有趣的是，在这种回收思想越来越为日本社会所接受的时候，日本2005年的手机回收总量（852万台），却比2004年（1171万台）少了两百多万台。其原因何在呢？原来越来越多的日本用户将他们的旧手机保存了起来，既不交出来回收，也不作为垃圾扔掉。分析起来，他们这样做的原因竟然是时尚手机附加功能越来越多。于是，尽管不再当作电话使用，日本的年轻人却很乐于把过时的手机留下来充当其他用途，比如照相机，闹钟，电子通讯录，游戏机等，不一而足，而这些手机，确实也能够胜任这些新的工作呢。
这，大概是手机的设计师和制造者始料不及的事情吧。
在东瀛呆了几年，特别是参与收购和接收一家日本公司的业务以后，渐渐对日本的公司有了一点儿了解。虽然走马观花不免挂一漏万，确发现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公司颇有些特立独行的传统，且整理出来，效仿知青评“云南八大怪”的套路，编一个不权威版的“日本公司八大奇”吧。
第一次到日本公司办事，大有回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外企的感觉，颇有点儿眼晕。为什么呢？只因这日本公司的女职员一水儿年轻小姑娘，多半在二十几岁，三十岁往上的便少见，至于国内企业里热情给人张罗对象的华发级阿姨，这里简直是凤毛麟角了。日本女员工多打扮入时，举止又得体，相貌如何不去评论，这青春本身就是无敌，颇给人朝气蓬勃的感觉。
之所以说它象中国当年的外企，是因为那时中国外企公司多刚刚起步，没有什么历史积淀，而招聘上岗的制度，对于年龄较大的国人来说又不免欠缺“铁饭碗”的稳重，所以能招上来的都是有资本冒险的青年男女。于是，早期的外企，多是二十几岁年轻人的天下。但是略一细看，发现这日本公司还是有些不同 – 女的都年龄差不多，男职员则老少不一，黑头，白头，花头参差不齐。这让我当时颇有些疑惑 – 日本岁数大的女职员都上哪儿去了？钱玄同曰人过四十不死也当自杀，难道这家公司也是这样激进的？可钱老的理论不分男女。。。
久之，才明白日本公司的女职员年轻是一种普遍现象，不过原因当然没有钱先生理论那样恐怖，而是日本女子有一个传统，即结婚以后就不再工作，安心在家相夫教子。当年我们看电视剧《阿信》可能还有印象，婚前的阿信费了多年的功夫在理发馆学艺，结婚以后却一次也没去找过工作，作为中国人来说觉得有点儿费解，日本，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到了结婚年龄，比如二十六七岁，女职员们就纷纷“光荣退休”了，办公室里自然见不到她们的踪影。
不过，这种现象近年来已经不是绝对，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颇有一些女博士，女硕士走出校门。在现代社会思潮的冲击下，她们已经不肯象前辈一样安分守己地婚后绕着灶台转。一些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后，也给婚后女性更多发展的机会，今天在日本一些公司里面，也开始出现了女部长，女经理的身影了。
第一次到日本公司办事，大有回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外企的感觉，颇有点儿眼晕。为什么呢？只因这日本公司的女职员一水儿年轻小姑娘，多半在二十几岁，三十岁往上的便少见，至于国内企业里热情给人张罗对象的华发级阿姨，这里简直是凤毛麟角了。日本女员工多打扮入时，举止又得体，相貌如何不去评论，这青春本身就是无敌，颇给人朝气蓬勃的感觉。
之所以说它象中国当年的外企，是因为那时中国外企公司多刚刚起步，没有什么历史积淀，而招聘上岗的制度，对于年龄较大的国人来说又不免欠缺“铁饭碗”的稳重，所以能招上来的都是有资本冒险的青年男女。于是，早期的外企，多是二十几岁年轻人的天下。但是略一细看，发现这日本公司还是有些不同 – 女的都年龄差不多，男职员则老少不一，黑头，白头，花头参差不齐。这让我当时颇有些疑惑 – 日本岁数大的女职员都上哪儿去了？钱玄同曰人过四十不死也当自杀，难道这家公司也是这样激进的？可钱老的理论不分男女。。。
久之，才明白日本公司的女职员年轻是一种普遍现象，不过原因当然没有钱先生理论那样恐怖，而是日本女子有一个传统，即结婚以后就不再工作，安心在家相夫教子。当年我们看电视剧《阿信》可能还有印象，婚前的阿信费了多年的功夫在理发馆学艺，结婚以后却一次也没去找过工作，作为中国人来说觉得有点儿费解，日本，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到了结婚年龄，比如二十六七岁，女职员们就纷纷“光荣退休”了，办公室里自然见不到她们的踪影。
不过，这种现象近年来已经不是绝对，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颇有一些女博士，女硕士走出校门。在现代社会思潮的冲击下，她们已经不肯象前辈一样安分守己地婚后绕着灶台转。一些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后，也给婚后女性更多发展的机会，今天在日本一些公司里面，也开始出现了女部长，女经理的身影了。
在日本，偷偷打开财务部的报表看看，公司职员的薪水不算低，去掉税收往往比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地方还要高一些。有时候一些朋友就会据此对萨发发牢骚，说都是干一样的活儿，凭什么在日本就拿得多些？萨说，嘿，不能这样算啊，日本人的工资减一半算才合理阿。
减一半算才合理的说法是有些夸张，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大多数日本家庭，都是只有男人在外面挣钱的，“双职工”这种概念在日本不普及。相比于很多国家夫妻一起工作的情况，既然挣钱的人少了一半，那讨论工资时要先腰斩也就不奇怪了。
也正因为如此，在日本社会，男人的地位，不是一般的高。无论东方西方，都有“女士优先”的传统，唯有日本公司里，电梯门口如果有男有女，肯定是女的按住电梯钮殷勤微笑，男的大摇大摆捷足先登，双方都很自然 – 男的是日本社会的架海金梁么。所以，在日本作“Lady First”状的，基本可以断定是外国人。这种男女次序的颠倒，似乎也是我在世界各国所见的唯一例子。
其实，这种不平等，还反映在公司内部的分配和升迁上，这方面男性更有天然的优势，同时进入公司的男女员工，工资多不相同，男的总是多上几万。而奇怪的是日本女性对这种现象也安之若素，可能是传统思维深入人心吧。日本公司女性员工多承担的是秘书，出纳等事务性工作，很少进入涉及公司命脉的开发，研制等部门，要是想升入管理层，更要比男性员工付出多得多的努力。受惯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教育的国人朋友冷不丁到日本公司只怕会有些不适应。
看来似乎是个男性的天堂么。
其实并不尽然，反过来想想就明白了，在其他国家两性一同担的担子，在日本多半要靠男性一肩挑，付出的辛苦自然也要多得多了。。。
近年，日本政府在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也在力求争取女性多进入社会工作。以前，只要太太在家做主妇，每年就有几十万的“主妇补贴”自然上门，到小泉当首相把这个政策改了，一来节省些开支，二来，就是鼓励女性走出家门多去工作。或许，这是解决日本社会劳动力缺乏的一个良方呢。
减一半算才合理的说法是有些夸张，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大多数日本家庭，都是只有男人在外面挣钱的，“双职工”这种概念在日本不普及。相比于很多国家夫妻一起工作的情况，既然挣钱的人少了一半，那讨论工资时要先腰斩也就不奇怪了。
也正因为如此，在日本社会，男人的地位，不是一般的高。无论东方西方，都有“女士优先”的传统，唯有日本公司里，电梯门口如果有男有女，肯定是女的按住电梯钮殷勤微笑，男的大摇大摆捷足先登，双方都很自然 – 男的是日本社会的架海金梁么。所以，在日本作“Lady First”状的，基本可以断定是外国人。这种男女次序的颠倒，似乎也是我在世界各国所见的唯一例子。
其实，这种不平等，还反映在公司内部的分配和升迁上，这方面男性更有天然的优势，同时进入公司的男女员工，工资多不相同，男的总是多上几万。而奇怪的是日本女性对这种现象也安之若素，可能是传统思维深入人心吧。日本公司女性员工多承担的是秘书，出纳等事务性工作，很少进入涉及公司命脉的开发，研制等部门，要是想升入管理层，更要比男性员工付出多得多的努力。受惯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教育的国人朋友冷不丁到日本公司只怕会有些不适应。
看来似乎是个男性的天堂么。
其实并不尽然，反过来想想就明白了，在其他国家两性一同担的担子，在日本多半要靠男性一肩挑，付出的辛苦自然也要多得多了。。。
近年，日本政府在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也在力求争取女性多进入社会工作。以前，只要太太在家做主妇，每年就有几十万的“主妇补贴”自然上门，到小泉当首相把这个政策改了，一来节省些开支，二来，就是鼓励女性走出家门多去工作。或许，这是解决日本社会劳动力缺乏的一个良方呢。
在日本公司，“礼”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东西，这不是说同事之间的鞠躬问好，而是说的公司内部各种典礼仪式。日本公司的日常工作中，被称作“礼”的各种仪式多而且令人瞩目，有人说中国国营企业会多是一绝，以我的观察日本企业的“礼”之多之复杂，也堪称一绝了。
日本是一个对仪式非常强调的地方，认为通过各种以公司为核心的仪式可以加强企业凝聚力，提高合作精神。所以无论发奖，过年，辞职调工作等等，都要举行个正规严肃的“礼”。
大多数公司上班的时候有“朝礼”，每人都要参加，站在一起，听训，鼓掌，喊口号，是表示工作即将开始，大家振奋精神的仪式，很有点儿象我们中小学校组织的升旗典礼。而到了下班时间，有很多公司还有“夕礼”，员工要静立听老板鼓励和感谢的话或者公司的企业之歌一类东西，最后老板说一句：“诸君辛苦了，今后还要继续仰仗。”员工们回道：“也请您多关照。”才解散回家。不过，有一次和某洋人老板去造访一叫啥树下的日本大公司，却因为正赶上“夕礼”差点儿弄出国际玩笑。原因是该公司的企业之歌是其创始人亲自审定的，大概想到步步创业之艰心中感慨万分，那旋律也就充满悲壮。我们的汽车进入该公司的时候，正看到该公司员工们肃立听这“悲壮”的歌声，背景是夕阳西下风萧萧。我们那位老板浑身一凛，带着一脸鸡皮疙瘩转身严肃道：“看来我们来得不太是时候，他们公司的某个重要人物可能刚刚去世。。。”
新员工培训，日本公司多采取“合宿”的方式进行，相当于我国足球界的封闭式训练，在封闭期间，每天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各种“礼”。这些“礼”无论大小，都有固定的程序。因为经过了专门的培训，日本企业的员工，都堪称“礼”的专家。
但是，这些复杂的仪式外国人很难弄明白，我的一位美国同事曾负责接收一家日本企业，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弄清这些“礼”成了一个大问题。他为此就教于日本同事，弄了本类似操典的教材看了三个小时以后依然在什么时候该喊“噢咿”，什么时候该喊“哈咿”奋力挣扎。眼看此人有憋死的危险，看不过眼的萨去解了围。
萨问：“人家起立你会跟着站起来么”
美国人答：“会阿。”
萨问：“看到人家鞠躬你会跟着鞠么？鼓掌你会跟着鼓么？”
美国人答：“会阿。”
（萨问：“看到人家翻跟头你会跟着翻么？”
美国人答：“这个，我不会，难道。。。”
萨答：“没关系，我是想看看下次拍《西游记》能不能推荐个群众演员啥的。”）
萨问：“那他们嘴里叨叨唠唠的时候你也嘀咕些含糊不清的东西比如默诵圣经第八章会么？”
美国人答：“这个。。。要是换成好莱坞台词应该没问题。”
萨：“那你就照这个去处理就完了，还学那本书干嘛？”
美国人：“￥#··##￥￥￥%%···”
日本是一个对仪式非常强调的地方，认为通过各种以公司为核心的仪式可以加强企业凝聚力，提高合作精神。所以无论发奖，过年，辞职调工作等等，都要举行个正规严肃的“礼”。
大多数公司上班的时候有“朝礼”，每人都要参加，站在一起，听训，鼓掌，喊口号，是表示工作即将开始，大家振奋精神的仪式，很有点儿象我们中小学校组织的升旗典礼。而到了下班时间，有很多公司还有“夕礼”，员工要静立听老板鼓励和感谢的话或者公司的企业之歌一类东西，最后老板说一句：“诸君辛苦了，今后还要继续仰仗。”员工们回道：“也请您多关照。”才解散回家。不过，有一次和某洋人老板去造访一叫啥树下的日本大公司，却因为正赶上“夕礼”差点儿弄出国际玩笑。原因是该公司的企业之歌是其创始人亲自审定的，大概想到步步创业之艰心中感慨万分，那旋律也就充满悲壮。我们的汽车进入该公司的时候，正看到该公司员工们肃立听这“悲壮”的歌声，背景是夕阳西下风萧萧。我们那位老板浑身一凛，带着一脸鸡皮疙瘩转身严肃道：“看来我们来得不太是时候，他们公司的某个重要人物可能刚刚去世。。。”
新员工培训，日本公司多采取“合宿”的方式进行，相当于我国足球界的封闭式训练，在封闭期间，每天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各种“礼”。这些“礼”无论大小，都有固定的程序。因为经过了专门的培训，日本企业的员工，都堪称“礼”的专家。
但是，这些复杂的仪式外国人很难弄明白，我的一位美国同事曾负责接收一家日本企业，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弄清这些“礼”成了一个大问题。他为此就教于日本同事，弄了本类似操典的教材看了三个小时以后依然在什么时候该喊“噢咿”，什么时候该喊“哈咿”奋力挣扎。眼看此人有憋死的危险，看不过眼的萨去解了围。
萨问：“人家起立你会跟着站起来么”
美国人答：“会阿。”
萨问：“看到人家鞠躬你会跟着鞠么？鼓掌你会跟着鼓么？”
美国人答：“会阿。”
（萨问：“看到人家翻跟头你会跟着翻么？”
美国人答：“这个，我不会，难道。。。”
萨答：“没关系，我是想看看下次拍《西游记》能不能推荐个群众演员啥的。”）
萨问：“那他们嘴里叨叨唠唠的时候你也嘀咕些含糊不清的东西比如默诵圣经第八章会么？”
美国人答：“这个。。。要是换成好莱坞台词应该没问题。”
萨：“那你就照这个去处理就完了，还学那本书干嘛？”
美国人：“￥#··##￥￥￥%%···”
萨所在的公司，是一家跨国公司。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的商务语言，很能测量出这种跨国公司员工的素质来。以我所在公司在国内的办公室来说，规定办公语言就是英语，这一点不是因为崇洋媚外，而是业务需要。要说日本是发达国家，教育程度比较高，这一点凡是在日本工作过的人，都深有体会。我对日本公司员工的英语水平，最初也是抱有很大期望的。
那是因为日本也流行类似托福的考试，而在公司工作的日本员工，普遍都能考得高分，萨拿题目来上手一试，发现还真不容易。至少，考试我是考不过身边的几个日本工程师。如果写个方案什么的，日本工程师的英语水平也很可观。有人说日本人的英语是世界最可怕的，我当时不以为然。
然而，第一次开公司的电话会，这个印象就被摔得粉碎。整个会议，日本员工几乎噤若寒蝉。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人天性怯于开口，所学类似我国的“哑巴英语”。但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翻译根本不能理解会议的内容。所以，我当时就感到不妙，莫非是日本教育中听力也不重视？
以后才渐渐发现，日本公司里面的员工，虽然颇有人写得一手好英文文章，却既说不得，也听不得！这个问题的罪魁祸首，直到有些日本员工对我的半调子英语提出意见，才让我醒悟问题的实质。提意见的日本员工居然有好几个，个个都是那种典型的“哑巴英语专家”，就让人觉得有趣了。于是，萨耐心询问 – 我究竟有哪些发音不准呢？人家很客气，先谦逊了一番，意思是您的英语已经很好了，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点。。。比如，Rail这个词，您的发音是“锐欧”，正确的发音应该是“赖鲁”，Saying，您的发音是“塞英”，应该是“塞英鼓”。。。
嗯？！这种英语真是闻所未闻，萨瞠目结舌之后找了几个美国同事，分别用我自己的发音和日本同事所说的“标准发音”重复了一次这些词语，结论是美国同事和我站到了一条战壕里，意思是这“中式英语”虽然拗口毕竟还听得懂，这“日式英语”，那就完全的不知所云了。
事后才明白问题出在学习英语的方法。作为在中国当过学生的，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学习英语时用汉字注音，被老师批评，让拿橡皮擦掉，老师会告诉你那样无法练出英语的发音。不幸的是日本人标准的英语学习方法，就是这样干的。这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强调英语教育，在全国征求学习的方法。最后一个曾经因为航船失事流落美国的日本人中标。此人到美国的时候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于是就用了日文的“片假名”字母来标英语单词的发音，日本人认为这个方法好，第一是发音符合日本习惯，第二是不懂英文字母也可以学英文了。不幸的是，这种片假名字母里面只有日文的发音，比如英文中的R音，那是根本没有的，只能用LU来代替。。。这种传统，终于造就了今天只能在日本人之间交流的“日本味英语”。
发现了这个问题，在公司的一次会议上，我就当作笑话把这件事讲给其他开会的同事。日本同事也跟着笑。笑完以后，一位德高望重的日本同事语重心长地总结道：“我们现在是在日本，所以，大家在日本说英语，还是请按照日本的发音吧。”
晕。。。我的英语老师听到，不知作何感想。。。
散了，有个美国工程师当场就表态了 -- 我得申请调职 -- 不然等我回去我女儿就听不懂我的话啦。
那是因为日本也流行类似托福的考试，而在公司工作的日本员工，普遍都能考得高分，萨拿题目来上手一试，发现还真不容易。至少，考试我是考不过身边的几个日本工程师。如果写个方案什么的，日本工程师的英语水平也很可观。有人说日本人的英语是世界最可怕的，我当时不以为然。
然而，第一次开公司的电话会，这个印象就被摔得粉碎。整个会议，日本员工几乎噤若寒蝉。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人天性怯于开口，所学类似我国的“哑巴英语”。但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翻译根本不能理解会议的内容。所以，我当时就感到不妙，莫非是日本教育中听力也不重视？
以后才渐渐发现，日本公司里面的员工，虽然颇有人写得一手好英文文章，却既说不得，也听不得！这个问题的罪魁祸首，直到有些日本员工对我的半调子英语提出意见，才让我醒悟问题的实质。提意见的日本员工居然有好几个，个个都是那种典型的“哑巴英语专家”，就让人觉得有趣了。于是，萨耐心询问 – 我究竟有哪些发音不准呢？人家很客气，先谦逊了一番，意思是您的英语已经很好了，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点。。。比如，Rail这个词，您的发音是“锐欧”，正确的发音应该是“赖鲁”，Saying，您的发音是“塞英”，应该是“塞英鼓”。。。
嗯？！这种英语真是闻所未闻，萨瞠目结舌之后找了几个美国同事，分别用我自己的发音和日本同事所说的“标准发音”重复了一次这些词语，结论是美国同事和我站到了一条战壕里，意思是这“中式英语”虽然拗口毕竟还听得懂，这“日式英语”，那就完全的不知所云了。
事后才明白问题出在学习英语的方法。作为在中国当过学生的，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学习英语时用汉字注音，被老师批评，让拿橡皮擦掉，老师会告诉你那样无法练出英语的发音。不幸的是日本人标准的英语学习方法，就是这样干的。这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强调英语教育，在全国征求学习的方法。最后一个曾经因为航船失事流落美国的日本人中标。此人到美国的时候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于是就用了日文的“片假名”字母来标英语单词的发音，日本人认为这个方法好，第一是发音符合日本习惯，第二是不懂英文字母也可以学英文了。不幸的是，这种片假名字母里面只有日文的发音，比如英文中的R音，那是根本没有的，只能用LU来代替。。。这种传统，终于造就了今天只能在日本人之间交流的“日本味英语”。
发现了这个问题，在公司的一次会议上，我就当作笑话把这件事讲给其他开会的同事。日本同事也跟着笑。笑完以后，一位德高望重的日本同事语重心长地总结道：“我们现在是在日本，所以，大家在日本说英语，还是请按照日本的发音吧。”
晕。。。我的英语老师听到，不知作何感想。。。
散了，有个美国工程师当场就表态了 -- 我得申请调职 -- 不然等我回去我女儿就听不懂我的话啦。
在国内听过一个对日本公司讽刺的说法 – 在日本公司里面，饮水机的水罐上要用线作出格子标志，每个员工一次只能喝一格。这看来很符合日本人呆板而强调细节的性格，不过喝水都这样定量未免夸张，我觉得这是有熟悉日本人性格的朋友在开玩笑。要真的这样限制，估计我所在的公司就没法营业了。
日本的公司员工，平时在班上消耗最大的两样东西，就是烟和咖啡。
烟，因为只能去吸烟室抽，又有大量“吸烟有害健康”的提示，有若干日本人敬而远之，就是抽的，也很有些禁忌。当年陈祖德和日本棋手下棋，发现他们有个习惯，过滤嘴香烟剩好长一截儿就插到烟灰缸里，还奇怪日本人为何如此浪费。公司里日本人抽烟也是这样，其实，这是因为日本人相信即便是过滤嘴烟，如果烟气经过更长的过滤通道，也可以危害少些。生活中日本人怕死得很，和穷凶极恶的武士道完全不相干。
可是咖啡就不一样了，虽然这东西都说有成瘾性吧，还没听说喝咖啡能得癌症的，所以大多数日本员工都乐此不疲。各公司一般都设有咖啡自动销售机，作为一个日本工程师，每天消费咖啡五六杯颇为平常。咖啡用水冲的，你喝水都限制那还不影响营业么？开玩笑说，若想颠覆日本经济其实很简单，只需要把喝咖啡的瘾君子列为吸毒犯就可以了，那日本各公司必为之一空。
至于日本公司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烟草控”和“咖啡控”，说起来理由也简单，日本白领阶层的加班是惊人的。走在大阪写字楼最密集的御堂筋大街上，夜幕降临以后，几乎每个公司的窗户都灯火辉煌，哪怕你半夜十一点十二点去坐地铁，依然是人声鼎沸，挤满了刚刚下班的日本人。日本国土狭小，矿产贫乏，唯一可以来保障其经济地位的资源，就是人。所以，日本的公司常常通过加班把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在下班时间以后下达新的任务是正常现象。而这种加班，大多没有加班费。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对日本的白领来说并不是希奇的事。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每个公司都这样，从外国人的角度看，这就有点儿惊心动魄了。
不过，日本人的物理构造也不会与其他人有太多的不同，所以，这种压力之下，咖啡和烟，就是最好的提神工具。当然，等到咖啡和烟都不管事儿，那“过劳死”的危险就该来了。
在日本的外国人不免评价一句 – 日本人，活得太累了。
对此，萨还曾有一个误解，认为日本白领阶层抽烟喝咖啡，蓝领阶层因为工资按小时发，到点儿下班应该没有这些癖好吧。后来问了日本人才知道，日本蓝领阶层中咖啡的瘾君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天十几杯咖啡的大有人在。这是因为日本的蓝领阶层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所以下了班以后有享受夜生活发泄压力的习惯。带赌博的电子游艺厅扒金库，五花八门的色情场所，往往等玩完出来，就到后半夜了。。。睡眠不足的日本蓝领们比如卡车司机为了保障开车时不打瞌睡，最普遍的办法就是喝咖啡。
所以，在日本的公路上，人人视大卡车为危险的家伙，可不仅仅是因为它个子大，更因为开它的，可能是一个全靠咖啡才不会睡着的更危险的家伙。
日本的公司员工，平时在班上消耗最大的两样东西，就是烟和咖啡。
烟，因为只能去吸烟室抽，又有大量“吸烟有害健康”的提示，有若干日本人敬而远之，就是抽的，也很有些禁忌。当年陈祖德和日本棋手下棋，发现他们有个习惯，过滤嘴香烟剩好长一截儿就插到烟灰缸里，还奇怪日本人为何如此浪费。公司里日本人抽烟也是这样，其实，这是因为日本人相信即便是过滤嘴烟，如果烟气经过更长的过滤通道，也可以危害少些。生活中日本人怕死得很，和穷凶极恶的武士道完全不相干。
可是咖啡就不一样了，虽然这东西都说有成瘾性吧，还没听说喝咖啡能得癌症的，所以大多数日本员工都乐此不疲。各公司一般都设有咖啡自动销售机，作为一个日本工程师，每天消费咖啡五六杯颇为平常。咖啡用水冲的，你喝水都限制那还不影响营业么？开玩笑说，若想颠覆日本经济其实很简单，只需要把喝咖啡的瘾君子列为吸毒犯就可以了，那日本各公司必为之一空。
至于日本公司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烟草控”和“咖啡控”，说起来理由也简单，日本白领阶层的加班是惊人的。走在大阪写字楼最密集的御堂筋大街上，夜幕降临以后，几乎每个公司的窗户都灯火辉煌，哪怕你半夜十一点十二点去坐地铁，依然是人声鼎沸，挤满了刚刚下班的日本人。日本国土狭小，矿产贫乏，唯一可以来保障其经济地位的资源，就是人。所以，日本的公司常常通过加班把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在下班时间以后下达新的任务是正常现象。而这种加班，大多没有加班费。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对日本的白领来说并不是希奇的事。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每个公司都这样，从外国人的角度看，这就有点儿惊心动魄了。
不过，日本人的物理构造也不会与其他人有太多的不同，所以，这种压力之下，咖啡和烟，就是最好的提神工具。当然，等到咖啡和烟都不管事儿，那“过劳死”的危险就该来了。
在日本的外国人不免评价一句 – 日本人，活得太累了。
对此，萨还曾有一个误解，认为日本白领阶层抽烟喝咖啡，蓝领阶层因为工资按小时发，到点儿下班应该没有这些癖好吧。后来问了日本人才知道，日本蓝领阶层中咖啡的瘾君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天十几杯咖啡的大有人在。这是因为日本的蓝领阶层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所以下了班以后有享受夜生活发泄压力的习惯。带赌博的电子游艺厅扒金库，五花八门的色情场所，往往等玩完出来，就到后半夜了。。。睡眠不足的日本蓝领们比如卡车司机为了保障开车时不打瞌睡，最普遍的办法就是喝咖啡。
所以，在日本的公路上，人人视大卡车为危险的家伙，可不仅仅是因为它个子大，更因为开它的，可能是一个全靠咖啡才不会睡着的更危险的家伙。
到日本第一次理发，理完之后剃头师傅问一句 – 上班头？萨一愣，不理解什么意思。师傅用刀对着萨的脑袋一比划 – 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
怎么回事？分西瓜么？
后来才明白，日本公司职员的发型都是固定的，分头，左边百分之三十，右边百分之七十，有没有一根根数过不知道，但看起来很精确的样子。
日本的公司职员的着装发型有着严格的传统，走在街上外观很醒目，结果是上班高峰时，坐在地铁里周围仿佛都是从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日本人。走在公司里，也大有认错人的危险。
说起日本公司职员的标准形象，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象出来，他们都穿西装，无论寒暑四季不换。白衬衫，黑皮鞋，深色领带，深色西装，这就是日本白领典型的形象。不过，一定还要加上前面提到的那个百分之三十对百分之七十的分头。要知道日本黑社会也是白衬衫黑西服，只不过发型五花八门，或光头，或染发，或极短的寸头，如果只看衣服不看脑袋，是很容易把“暴力团”当成工程师的，这在某些场合，可能会犯下无法弥补的错误。
不过，这只是外国人肤浅的认识，日本人自己对于这种着装传统，有更详细的规矩。比如传统的日本公司，其职员西服左侧前襟都要别一个公司的证章。这一点，侯宝林先生在他的相声里面也提到过，说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的日本公司职员往往骄横看戏不买票，谁也不敢查，于是有人弄个啤酒瓶子盖也挂在衣襟上跟着蒙事白看戏；日本公司略带迷信的职员不穿黑色袜子。因为日本的袜子叫做“足下”，“黑色”的发音类似“痛苦”，穿黑色袜子带了“足下痛苦”的不吉之兆。这些细节，就不足为外人所知了。
穿这样的服装，外国人会有一种拘谨的感觉，在世界各大公司，也时兴穿便装上班的政策，但日本员工对西服领带有一种特殊的钟情，穿上颇为荣耀，理由是这样穿着代表了自己属于日本社会中坚的阶级。
萨看来，着装整齐当然很好，但是，也有副作用，那就是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了三个月，还分不清周围那十几个日本同事呢 – 实在是他们看起来太一样了。
不过，日本的着装习惯也在受到“海龟”的冲击，至少，在比较接受新事物的软件工程师群体中，如古板的前辈一样穿西服打领带的人是少多了。
但是在日本的地铁里一眼望去，依然是一片西服蚂蚁的景象，又可以感到这种变革是多么的不容易。
不由得回忆起了文革的时候，我国街道上的蓝色蚂蚁。我们穿成那样儿是“革命”的要求和规则，没办法，日本人今天的西服蚂蚁呢？又是什么在规范着他们？
忽然想起一个词儿来，好像叫“老年强迫症”。。。
怎么回事？分西瓜么？
后来才明白，日本公司职员的发型都是固定的，分头，左边百分之三十，右边百分之七十，有没有一根根数过不知道，但看起来很精确的样子。
日本的公司职员的着装发型有着严格的传统，走在街上外观很醒目，结果是上班高峰时，坐在地铁里周围仿佛都是从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日本人。走在公司里，也大有认错人的危险。
说起日本公司职员的标准形象，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象出来，他们都穿西装，无论寒暑四季不换。白衬衫，黑皮鞋，深色领带，深色西装，这就是日本白领典型的形象。不过，一定还要加上前面提到的那个百分之三十对百分之七十的分头。要知道日本黑社会也是白衬衫黑西服，只不过发型五花八门，或光头，或染发，或极短的寸头，如果只看衣服不看脑袋，是很容易把“暴力团”当成工程师的，这在某些场合，可能会犯下无法弥补的错误。
不过，这只是外国人肤浅的认识，日本人自己对于这种着装传统，有更详细的规矩。比如传统的日本公司，其职员西服左侧前襟都要别一个公司的证章。这一点，侯宝林先生在他的相声里面也提到过，说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的日本公司职员往往骄横看戏不买票，谁也不敢查，于是有人弄个啤酒瓶子盖也挂在衣襟上跟着蒙事白看戏；日本公司略带迷信的职员不穿黑色袜子。因为日本的袜子叫做“足下”，“黑色”的发音类似“痛苦”，穿黑色袜子带了“足下痛苦”的不吉之兆。这些细节，就不足为外人所知了。
穿这样的服装，外国人会有一种拘谨的感觉，在世界各大公司，也时兴穿便装上班的政策，但日本员工对西服领带有一种特殊的钟情，穿上颇为荣耀，理由是这样穿着代表了自己属于日本社会中坚的阶级。
萨看来，着装整齐当然很好，但是，也有副作用，那就是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了三个月，还分不清周围那十几个日本同事呢 – 实在是他们看起来太一样了。
不过，日本的着装习惯也在受到“海龟”的冲击，至少，在比较接受新事物的软件工程师群体中，如古板的前辈一样穿西服打领带的人是少多了。
但是在日本的地铁里一眼望去，依然是一片西服蚂蚁的景象，又可以感到这种变革是多么的不容易。
不由得回忆起了文革的时候，我国街道上的蓝色蚂蚁。我们穿成那样儿是“革命”的要求和规则，没办法，日本人今天的西服蚂蚁呢？又是什么在规范着他们？
忽然想起一个词儿来，好像叫“老年强迫症”。。。
日本人喝咖啡的本事大约可称天下第一，三杯咖啡下去到头就睡，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但喝酒就不行了，从酒量的角度，日本人大多一饮辄醉，要是到山东，东北这种地方能喝到终局的可能性都不大。但是，日本公司的员工，还偏偏喜欢隔三岔五一起喝酒去。
出去喝酒多半有个由头，比如某人退休，来了新人等等。这里面学问就大了。仔细观察以后，才发现，这并不是私人朋友们的聚会，而是日本公司用来增进员工感情的一种有组织的活动。通常是星期三左右，就有小干事给希望参加活动的员工们发通知了 – “周末，为了xx事，准备组织一个聚会，地点在xxx，希望踊跃参加。”随通知一般还有餐馆的地图。表面上活动自愿参加，实际上不参加的会被视作异类。这样，每到周末，日本大街小巷的餐馆总是熙熙攘攘，宾客盈门，是他们赚钱的一大黄金时间。
仔细想想，组织这样的活动大有道理。日本的风俗“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可是偏偏日本的公司还最讲究合作，集体主义，二者的矛盾怎样调和呢？大家一起出去喝喝酒，联络感情，显然是最简单实用的方法了。日本人一喝酒就会撕去面具原形毕露，在这种喝酒的活动中，本来从无关系的一些员工也有机会坐在一起了，将来工作中自然可以更好地合作。而通过这种活动交到私人的朋友，则基本是不必指望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公司业务的一个延续而已。
但是，这种有益于公司的活动，公司却不会拿出经费来，而是同事们自己掏钱凑份子。我的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日本熟人告诉我，每次发了工资，他都要拿出五万块日元来，作为本月的应酬费用，这应酬，就是喝酒和给同事生孩子，结婚等准备的份子钱了。
不过，日本的职工，也颇有一些不用公司组织，除了周末还自己跑出去喝酒的，往往一喝就到半夜才回家。开始觉得这些日本人没心没肺，后来才明白他们的处境很值得同情。
原来日本传统观念认为加班是在公司有价值，受重用的体现，所以丈夫加班，妻子在家就会心满意足，百依百顺，如果丈夫不加班早早回家，妻子就会担心丈夫的工作出了毛病，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日本公司的确加班多，但总有不需要加班的时候吧，这种时候，本来可以早回家的日本公司员工为了让家人安心，就只好跑去喝酒到半夜。
真。。。
出去喝酒多半有个由头，比如某人退休，来了新人等等。这里面学问就大了。仔细观察以后，才发现，这并不是私人朋友们的聚会，而是日本公司用来增进员工感情的一种有组织的活动。通常是星期三左右，就有小干事给希望参加活动的员工们发通知了 – “周末，为了xx事，准备组织一个聚会，地点在xxx，希望踊跃参加。”随通知一般还有餐馆的地图。表面上活动自愿参加，实际上不参加的会被视作异类。这样，每到周末，日本大街小巷的餐馆总是熙熙攘攘，宾客盈门，是他们赚钱的一大黄金时间。
仔细想想，组织这样的活动大有道理。日本的风俗“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可是偏偏日本的公司还最讲究合作，集体主义，二者的矛盾怎样调和呢？大家一起出去喝喝酒，联络感情，显然是最简单实用的方法了。日本人一喝酒就会撕去面具原形毕露，在这种喝酒的活动中，本来从无关系的一些员工也有机会坐在一起了，将来工作中自然可以更好地合作。而通过这种活动交到私人的朋友，则基本是不必指望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公司业务的一个延续而已。
但是，这种有益于公司的活动，公司却不会拿出经费来，而是同事们自己掏钱凑份子。我的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日本熟人告诉我，每次发了工资，他都要拿出五万块日元来，作为本月的应酬费用，这应酬，就是喝酒和给同事生孩子，结婚等准备的份子钱了。
不过，日本的职工，也颇有一些不用公司组织，除了周末还自己跑出去喝酒的，往往一喝就到半夜才回家。开始觉得这些日本人没心没肺，后来才明白他们的处境很值得同情。
原来日本传统观念认为加班是在公司有价值，受重用的体现，所以丈夫加班，妻子在家就会心满意足，百依百顺，如果丈夫不加班早早回家，妻子就会担心丈夫的工作出了毛病，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日本公司的确加班多，但总有不需要加班的时候吧，这种时候，本来可以早回家的日本公司员工为了让家人安心，就只好跑去喝酒到半夜。
真。。。
有一次曾经问一个已经比较熟悉了的日本工程师 – 你们一天给人家鞠躬上百，不觉得累么？那位听了一愣，想想，说有这么多么？我怎么没觉得？
当然有这么多了，只不过习惯成自然，大多数日本人对此已经没了感觉。
日本的公司，在外国人看来是一个条条框框极多的地方，前面说过着装的规矩，而这不过是日本公司各种规矩中的九牛一毛而已。在公司里打头碰面的时候，上下级一般要互相问好，下级是“澳哈腰古匝一马斯”，上级呢？简单的“尤斯”就可以了。而上级见了更高的上级，又要马上改口，所以，和人见面时极快地判断双方的等级是一门必备功夫。中午吃饭要集体行动，坐下来的时候自然形成众星捧月，把级别最高的放在中间，整个吃饭期间大家谈论话题，每个人都要按照级别高低，长幼顺序有所发言，谈笑风生，表示参与又不能抢前辈上司的风头，通过这种方式共同建设集体内融洽的合作气氛。。。
工作中，就表现为小心翼翼，决不超越自己的范围。日本的员工对工作流程绝少革新，理由是革新是负责革新部门的事情，因此即便有更好的方法，也不会主动提出来。而公司老板讲话或者发布什么通知，最后一句：“大家有什么问题么？”纯属套话，极少有日本员工出来提问或表达意见。你若真的出来提问，那就要惹麻烦了，因为会议的时间安排肯定没有给提问回答留出时间，你的问题会造成整个会议的延长的。
奇怪的是，日本的员工们似乎颇不以这种束缚为苦，反而在这种种规矩之下挥洒自如，给人活得很滋润的印象。他们体内好像都带了一台专门处理这种“规矩”的计算机，该怎样行礼，该怎样说话，都可以自动应对而不出问题。
有人说这是日本公司员工的一种“素质”，要按照我的感觉，更象是一种渗透骨髓的文化传统。
日本古代是一个国土狭窄，生存条件恶劣的国家，因此没有多余的社会资源可以浪费在民主决策，尊重隐私等这些方面，属于个人自由的空间十分狭小。所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民族始终生活在一种等级森严，规矩众多，而且强调服从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环境中发展出的文化，也就具有了“带着镣铐跳舞”的特征。尽管二战后日本的政治生活走向了民主化，但这种在层层束缚下乐在其中的文化传统至今犹存，便形成了公司里日本员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独特现象。
不过，这种规则，也往往因为外国人的进入带来种种误会。因为“老外”经常会不按牌理出牌。比如，萨就曾经引起过这钟麻烦。当时，萨奉命接收一个日本公司的技术部门，算是个临时的小头头，部门里的七八个日本员工都很配合，所以工作颇为顺利。但是萨有个习惯，就是喜欢上网写文。于是那天晚上工作完毕后，就坐在自己的电脑前面开始信笔神游，乐在其中。待得一文写成，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半夜十一点钟。正收拾东西要走，忽然发现那七八个日本员工一个也没有先走，这时也开始收拾起东西来。
一愣之下，忽然恍然大悟 – “上司在加班的时候，没有特殊情况下属不能先走”，这也是日本公司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呢。萨无意中害得这几位多在公司干了三四个小时，真是抱歉。
至于。。。这三四个小时人家到底加了哪门子的班，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当然有这么多了，只不过习惯成自然，大多数日本人对此已经没了感觉。
日本的公司，在外国人看来是一个条条框框极多的地方，前面说过着装的规矩，而这不过是日本公司各种规矩中的九牛一毛而已。在公司里打头碰面的时候，上下级一般要互相问好，下级是“澳哈腰古匝一马斯”，上级呢？简单的“尤斯”就可以了。而上级见了更高的上级，又要马上改口，所以，和人见面时极快地判断双方的等级是一门必备功夫。中午吃饭要集体行动，坐下来的时候自然形成众星捧月，把级别最高的放在中间，整个吃饭期间大家谈论话题，每个人都要按照级别高低，长幼顺序有所发言，谈笑风生，表示参与又不能抢前辈上司的风头，通过这种方式共同建设集体内融洽的合作气氛。。。
工作中，就表现为小心翼翼，决不超越自己的范围。日本的员工对工作流程绝少革新，理由是革新是负责革新部门的事情，因此即便有更好的方法，也不会主动提出来。而公司老板讲话或者发布什么通知，最后一句：“大家有什么问题么？”纯属套话，极少有日本员工出来提问或表达意见。你若真的出来提问，那就要惹麻烦了，因为会议的时间安排肯定没有给提问回答留出时间，你的问题会造成整个会议的延长的。
奇怪的是，日本的员工们似乎颇不以这种束缚为苦，反而在这种种规矩之下挥洒自如，给人活得很滋润的印象。他们体内好像都带了一台专门处理这种“规矩”的计算机，该怎样行礼，该怎样说话，都可以自动应对而不出问题。
有人说这是日本公司员工的一种“素质”，要按照我的感觉，更象是一种渗透骨髓的文化传统。
日本古代是一个国土狭窄，生存条件恶劣的国家，因此没有多余的社会资源可以浪费在民主决策，尊重隐私等这些方面，属于个人自由的空间十分狭小。所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民族始终生活在一种等级森严，规矩众多，而且强调服从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环境中发展出的文化，也就具有了“带着镣铐跳舞”的特征。尽管二战后日本的政治生活走向了民主化，但这种在层层束缚下乐在其中的文化传统至今犹存，便形成了公司里日本员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独特现象。
不过，这种规则，也往往因为外国人的进入带来种种误会。因为“老外”经常会不按牌理出牌。比如，萨就曾经引起过这钟麻烦。当时，萨奉命接收一个日本公司的技术部门，算是个临时的小头头，部门里的七八个日本员工都很配合，所以工作颇为顺利。但是萨有个习惯，就是喜欢上网写文。于是那天晚上工作完毕后，就坐在自己的电脑前面开始信笔神游，乐在其中。待得一文写成，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半夜十一点钟。正收拾东西要走，忽然发现那七八个日本员工一个也没有先走，这时也开始收拾起东西来。
一愣之下，忽然恍然大悟 – “上司在加班的时候，没有特殊情况下属不能先走”，这也是日本公司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呢。萨无意中害得这几位多在公司干了三四个小时，真是抱歉。
至于。。。这三四个小时人家到底加了哪门子的班，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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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小时候做梦从过军吧，从上学就是文科，接着作IT，这辈子算是绝了当将军的念想。可造化弄人，没当兵，在日本工作的时候萨竟然捡个机会当了一回类似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的角色。
其实这纯属夸张，只不过是我所在的美国公司收购了一家日本企业，需要有人去办理接收，名单上赫然有萨。把这事儿和国内的朋友一说，人家就开玩笑说萨这回当麦克阿瑟了 – 麦克阿瑟是二战后美国驻日本首任总督，最大的接收大员。
萨的工作和麦克阿瑟实在没什么共通之处，既不用抓战犯，也不用开议会，只不过是和这个公司原有的IT工程师一起，保证接收期间网络和系统的正常运行而已。进门看了两天，发现人家系统运行维护多年来自有一套规范，行之有效，有条不紊，贸然改变反而适得其反，于是萨干脆大度地当“甩手掌柜”。剩下的事情就是每天参加参加那些真正接收大员们组织的例会，自己轻松，人家也轻松。
说起来，这次接收进行得相当顺利，事情的关键在于日本公司上下对“麦克阿瑟”们非常配合，效率极高，感觉是到底当年投降过一次，对这种事情轻车熟路。这些日本雇员对于成为美国公司的一员，感受是自豪而担心，自豪，是因为日本战败后美国人做了二十多年占领军，弄得在日本人眼里高人一头，虽说自己不能变成美国人吧，可钻进美国公司沾沾美国气也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情；担心呢？日本人说一般日本企业是不开除人的，美国公司好像动不动就裁员。。。因为这种矛盾的心理，日本雇员们工作上“日三省吾身”，使接收进行得颇为顺利。
不过，日本和美国的不同文化背景，的确给这种转变带来了若干插曲。
比如，这家公司每天早上要举行“朝礼”。什么是朝礼呢？就是上班了大家都先不开始工作，去会议室，照军训的做法立正站好，中间让开一块空地作司礼台。全体肃静，一名雇员（轮流值日）走上台子中央，与台下相互鞠躬之后，板起面孔大声朗诵两句类似“不成功则成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类的口号（根据皇历而不同），然后高呼：“诸君奋发努力阿！”底下全体立正，回答：“一定努力阿！”鼓掌。。。
这在日本雇员眼里基本属于神圣不可侵犯的仪式，因为每个日本公司都这样干，但看在我等未经日式教育的人眼里，每天一本正经来这么一回，大有精神受刺激之感，仿佛回到了幕府武士的年代。尤其是美国雇员的感受就更觉不可思议了，您能想象一帮美国佬这样每天早上规规矩矩地来立正，鞠躬，高呼口号么？看布什在伊拉克的录像，就是有军纪的美国大兵恐怕也做不到。
负责接收的正式大员是新任命的分部总监巴赫，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位老兄是德意志后裔。巴赫老兄是技术人员出身，继承了德国人善于机械的才能，也继承了德国人一丝不苟的轴脾气，让他也跟着站在这样的队伍里喊“一定努力啊！”实在让人难以想象。第一次看完这个仪式，巴赫就大摇其头，说这好像是对工作时间的浪费啊，建议这个仪式以后不要作了。
行。虽然是个建议，日本方面却非常认真地当作命令来执行了。内部开了个会，第二天开始，这个形式主义的“朝礼”就此寿终正寝。
但是，几天以后，一开会巴赫就苦笑，说那个玩意儿他们还在搞阿。什么玩意儿？就是“朝礼”呗。虽然全公司的“朝礼”没有了，代之而起的却是各个小部门每天早上开始作“晨会”了。形式也是大家一圈，低声说口号，然后又是：“诸君奋发努力阿！”底下全体立正，回答：“一定努力阿！”鼓掌。。。日本员工说习惯了，不开，好像总是没开始上班似的。。。
另一位负责接收的老大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说他一再表示过了，中午吃饭是大家的自由时间，请大家自便。可是到了吃饭时间，他一抬屁股去食堂，该部门的大小头目马上错落有致跟上来，到地方围着他坐下来，很“自由”地就排出座次来，分毫不差。而且每次吃饭属下绝对会比上司先吃完。据说，这也是日本公司的传统，体现的是什么“团队精神”，竟是自觉自愿，根深蒂固。害得这位只好每天中午借故上厕所，才能享受单独吃饭的一点轻松。
听得有趣，萨就想起来个二战后的一件事，说日本传统澡堂子都混浴，男女一个池子。日本投降后，美国人来了，说同学，这样不文明阿，对这个混浴提出了反对。日本方面一听这个要求，马上表示坚决改正。第二天，美国人来一看，就气乐了 – 分开，真的分开了。怎么分的？日本人在池子中间拉了条草绳，男左女右。这个是麦克阿瑟时代的真事儿。
说是说，负责接收的小组对于日方的配合还是给与很高评价的，毕竟人家诚心诚意地合作么。各部门的工作进展顺利。不料过了几天，总公司却派下来一个熟悉日本情况的调查组（公司内部称为“老虎队”）来找巴赫谈话，说是总公司监察部的指定信箱收到日方员工来信若干，对接收过程中降低日方员工地位，影响营业深表忧虑云云。
这边当然坚决否认 – 工资增加了15%，人员照旧，怎么会又“降低日方员工地位”的说法呢？调查组下去调查，才发现，各种意见都是月初开始传出的，而月初，其他一切正常，只是巴赫下达了一条造福员工的指令比较特殊些。
其实这纯属夸张，只不过是我所在的美国公司收购了一家日本企业，需要有人去办理接收，名单上赫然有萨。把这事儿和国内的朋友一说，人家就开玩笑说萨这回当麦克阿瑟了 – 麦克阿瑟是二战后美国驻日本首任总督，最大的接收大员。
萨的工作和麦克阿瑟实在没什么共通之处，既不用抓战犯，也不用开议会，只不过是和这个公司原有的IT工程师一起，保证接收期间网络和系统的正常运行而已。进门看了两天，发现人家系统运行维护多年来自有一套规范，行之有效，有条不紊，贸然改变反而适得其反，于是萨干脆大度地当“甩手掌柜”。剩下的事情就是每天参加参加那些真正接收大员们组织的例会，自己轻松，人家也轻松。
说起来，这次接收进行得相当顺利，事情的关键在于日本公司上下对“麦克阿瑟”们非常配合，效率极高，感觉是到底当年投降过一次，对这种事情轻车熟路。这些日本雇员对于成为美国公司的一员，感受是自豪而担心，自豪，是因为日本战败后美国人做了二十多年占领军，弄得在日本人眼里高人一头，虽说自己不能变成美国人吧，可钻进美国公司沾沾美国气也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情；担心呢？日本人说一般日本企业是不开除人的，美国公司好像动不动就裁员。。。因为这种矛盾的心理，日本雇员们工作上“日三省吾身”，使接收进行得颇为顺利。
不过，日本和美国的不同文化背景，的确给这种转变带来了若干插曲。
比如，这家公司每天早上要举行“朝礼”。什么是朝礼呢？就是上班了大家都先不开始工作，去会议室，照军训的做法立正站好，中间让开一块空地作司礼台。全体肃静，一名雇员（轮流值日）走上台子中央，与台下相互鞠躬之后，板起面孔大声朗诵两句类似“不成功则成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类的口号（根据皇历而不同），然后高呼：“诸君奋发努力阿！”底下全体立正，回答：“一定努力阿！”鼓掌。。。
这在日本雇员眼里基本属于神圣不可侵犯的仪式，因为每个日本公司都这样干，但看在我等未经日式教育的人眼里，每天一本正经来这么一回，大有精神受刺激之感，仿佛回到了幕府武士的年代。尤其是美国雇员的感受就更觉不可思议了，您能想象一帮美国佬这样每天早上规规矩矩地来立正，鞠躬，高呼口号么？看布什在伊拉克的录像，就是有军纪的美国大兵恐怕也做不到。
负责接收的正式大员是新任命的分部总监巴赫，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位老兄是德意志后裔。巴赫老兄是技术人员出身，继承了德国人善于机械的才能，也继承了德国人一丝不苟的轴脾气，让他也跟着站在这样的队伍里喊“一定努力啊！”实在让人难以想象。第一次看完这个仪式，巴赫就大摇其头，说这好像是对工作时间的浪费啊，建议这个仪式以后不要作了。
行。虽然是个建议，日本方面却非常认真地当作命令来执行了。内部开了个会，第二天开始，这个形式主义的“朝礼”就此寿终正寝。
但是，几天以后，一开会巴赫就苦笑，说那个玩意儿他们还在搞阿。什么玩意儿？就是“朝礼”呗。虽然全公司的“朝礼”没有了，代之而起的却是各个小部门每天早上开始作“晨会”了。形式也是大家一圈，低声说口号，然后又是：“诸君奋发努力阿！”底下全体立正，回答：“一定努力阿！”鼓掌。。。日本员工说习惯了，不开，好像总是没开始上班似的。。。
另一位负责接收的老大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说他一再表示过了，中午吃饭是大家的自由时间，请大家自便。可是到了吃饭时间，他一抬屁股去食堂，该部门的大小头目马上错落有致跟上来，到地方围着他坐下来，很“自由”地就排出座次来，分毫不差。而且每次吃饭属下绝对会比上司先吃完。据说，这也是日本公司的传统，体现的是什么“团队精神”，竟是自觉自愿，根深蒂固。害得这位只好每天中午借故上厕所，才能享受单独吃饭的一点轻松。
听得有趣，萨就想起来个二战后的一件事，说日本传统澡堂子都混浴，男女一个池子。日本投降后，美国人来了，说同学，这样不文明阿，对这个混浴提出了反对。日本方面一听这个要求，马上表示坚决改正。第二天，美国人来一看，就气乐了 – 分开，真的分开了。怎么分的？日本人在池子中间拉了条草绳，男左女右。这个是麦克阿瑟时代的真事儿。
说是说，负责接收的小组对于日方的配合还是给与很高评价的，毕竟人家诚心诚意地合作么。各部门的工作进展顺利。不料过了几天，总公司却派下来一个熟悉日本情况的调查组（公司内部称为“老虎队”）来找巴赫谈话，说是总公司监察部的指定信箱收到日方员工来信若干，对接收过程中降低日方员工地位，影响营业深表忧虑云云。
这边当然坚决否认 – 工资增加了15%，人员照旧，怎么会又“降低日方员工地位”的说法呢？调查组下去调查，才发现，各种意见都是月初开始传出的，而月初，其他一切正常，只是巴赫下达了一条造福员工的指令比较特殊些。
什么指令这么惹祸呢？
原来，我所在这家公司，有一条在商务世界很得人心的传统，就是上班的时候大家都穿休闲服（只要不穿比基尼就可以），女同事在桌上放盆花或者家人偶像照片之类也属鼓励范畴，按照巴赫等公司老人的看法，这种叫做casual的风格，代表了企业的人性化管理，最是可以收买人心。至少在中国，很多员工对公司这种宽松的传统感到愉快自在，以至有跳槽了又因为这个跑回来的。对于老板来说，真是惠而不费的好政策。
于是，自从走进新接收的这家公司，看到一片压抑的蓝灰黑色蚂蚁群（日本公司职员传统衣着是颜色庄重的西服），巴赫老大就琢磨着尽快把这条好处落实给日本的新员工，让他们也能自由一点，上班舒服一点，为美帝国主义做事也能更积极一些不是？
谁知道，这条要求下达后，却好像比要求男女澡堂子重新合起来还不好执行。开会时听了这条要求，公司内的日本员工，除了“哈伊”以外没什么表示。后来想起来，当时日方员工们大多表情哀婉，宛然二战时受难的犹太人。
巴赫反复询问 – “大家对此还有什么疑问？”却是如泥牛入海，无人答腔。
既然这样，巴赫耸耸肩膀，看来日本人就是这个习惯，对好事也不作出热烈表示的。
实际上他的理解满拧 – 日本人的习惯是绝不给上司当面提反对意见，所以日本开会“大家对此还有什么疑问？”99%和“散会”是同义词。
第二天上班一看，还都是蓝色灰色黑色蚂蚁。
巴赫奇怪了，是不是我说的他们没搞明白呢？于是给大家发电邮，重申政策。
第三天再看，依然是蓝色灰色黑色蚂蚁，只不过日本员工一致地把领带摘了。
于是巴赫再发电邮给大家，好心好意地解释 – Casual 不是穿西服不打领带的意思，是大家可以穿各种休闲的衣服，比如牛仔啦，T恤啦，夹克啦。
第四天，日本员工终于穿得多种多样地来上班了，不过。。。那表情绝对和“自由”“舒服”搭不上界，反而显得士气低落，连来公司谈业务的客户，都少了很多。
巴赫这两天也觉得气氛有点儿不对，正准备问问呢。
调查结果证明，正是这个想让大家舒服自由一点儿的指令惹了祸，引发了日方员工的强烈反弹。弄明白这件事，萨不由得感叹，让日本人脱西服，这感觉怎么跟清军入关时候那个“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一样呢？
调查组把结果通知接收小组，巴赫这边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有些委屈，问我们：你们看得明白这个报告么？日本人就这样喜欢穿西服？难道他们不知道比尔.盖茨在他们公司里面也是Casual么？说完气哼哼带着大家去找调查组的组长谈话去了。
哎，你不懂日本的文化啊。检查组的组长，这位在日本干了多年的老大听完巴赫的话说。于是给巴赫上了一堂日本的服装艺术课。您老兄久在美国不知道阿，日本是个等级分明的国家，能不能穿西装反映的是工作属于白领还是蓝领，无论政府工作人员还是公司职员，都以穿西装，头发理成“三七头”（头顶分缝左边头发 30%，右边70%）为标准装束。但如果是地位和收入都比较低的售货员，产业工人等等，就不必如此穿着了，用咱们话说，Casual。这家日本公司的员工都属于白领，你让他们不穿西服改穿便服，日本人不以为你是要让他舒服自由，反而认为你是要降低他们的地位了。那感觉就是“辛辛苦苦干多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当然要抗议了。同样，在接待业务伙伴的时候，穿便服也让日方人员感到自己地位比对方低，有些丢人。这就是日本员工都反对这项“德政”的原因。调查的时候，甚至有日本员工带了些悲怆地表示，为了表示公司易主之后一切正常，他现在都是出门的时候穿西服打领带，到了公司找厕所换成便装，下班的时候再换回来，就是为了让家里人觉得放心。
这回轮到巴赫把大下巴砸到桌面上了。
巴赫召集全体员工开会，一面检讨自己没有灵活适应当地文化，一面再次顽强地介绍在办公室穿便服的好处，坚执这是国际大公司的时髦风格。
说了半个钟头，看看日方员工，又是除了“哈伊”以外没什么表示。也许巴赫是把他们都说通了，但这种日本式的暧昧的意见表达方式让巴赫大有“一次被蛇咬，三年怕井绳”之感，思前想后，终于决定还是不冒险了。
第二天，公司向所有员工发布邮件，宣布 – 着装的指令已经发出，不能变更。 -- 嘿，这巴赫还真轴阿。 但是 – 补充了一句 – 如果您愿意，也可以把西服作为休闲装的一种来穿。
于是皆大欢喜，第二天，公司又恢复了黑色，蓝色，灰色蚂蚁的热闹场面，只是蚂蚁们看起来个个精神活泼。
这件事过去，我才开始注意一下日本人的穿着，说来有趣，这一注意，就发现不仅是西服，天下最喜欢穿制式服装的大概也就是日本人了。无论是铁路的乘务员还是指挥交通的保安，日本人只要一穿上制服就会两眼发亮，自信十足。仿佛制服代表着他们属于一个高贵的阶层。也许，对日本人来说,面子和习惯的重要性,是远远胜过舒适和自由的。
当然，要是这个描述让您想起了日本A片分类中的“制服崇拜”，“制服诱惑”什么的，那肯定是一种误解。。。
原来，我所在这家公司，有一条在商务世界很得人心的传统，就是上班的时候大家都穿休闲服（只要不穿比基尼就可以），女同事在桌上放盆花或者家人偶像照片之类也属鼓励范畴，按照巴赫等公司老人的看法，这种叫做casual的风格，代表了企业的人性化管理，最是可以收买人心。至少在中国，很多员工对公司这种宽松的传统感到愉快自在，以至有跳槽了又因为这个跑回来的。对于老板来说，真是惠而不费的好政策。
于是，自从走进新接收的这家公司，看到一片压抑的蓝灰黑色蚂蚁群（日本公司职员传统衣着是颜色庄重的西服），巴赫老大就琢磨着尽快把这条好处落实给日本的新员工，让他们也能自由一点，上班舒服一点，为美帝国主义做事也能更积极一些不是？
谁知道，这条要求下达后，却好像比要求男女澡堂子重新合起来还不好执行。开会时听了这条要求，公司内的日本员工，除了“哈伊”以外没什么表示。后来想起来，当时日方员工们大多表情哀婉，宛然二战时受难的犹太人。
巴赫反复询问 – “大家对此还有什么疑问？”却是如泥牛入海，无人答腔。
既然这样，巴赫耸耸肩膀，看来日本人就是这个习惯，对好事也不作出热烈表示的。
实际上他的理解满拧 – 日本人的习惯是绝不给上司当面提反对意见，所以日本开会“大家对此还有什么疑问？”99%和“散会”是同义词。
第二天上班一看，还都是蓝色灰色黑色蚂蚁。
巴赫奇怪了，是不是我说的他们没搞明白呢？于是给大家发电邮，重申政策。
第三天再看，依然是蓝色灰色黑色蚂蚁，只不过日本员工一致地把领带摘了。
于是巴赫再发电邮给大家，好心好意地解释 – Casual 不是穿西服不打领带的意思，是大家可以穿各种休闲的衣服，比如牛仔啦，T恤啦，夹克啦。
第四天，日本员工终于穿得多种多样地来上班了，不过。。。那表情绝对和“自由”“舒服”搭不上界，反而显得士气低落，连来公司谈业务的客户，都少了很多。
巴赫这两天也觉得气氛有点儿不对，正准备问问呢。
调查结果证明，正是这个想让大家舒服自由一点儿的指令惹了祸，引发了日方员工的强烈反弹。弄明白这件事，萨不由得感叹，让日本人脱西服，这感觉怎么跟清军入关时候那个“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一样呢？
调查组把结果通知接收小组，巴赫这边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有些委屈，问我们：你们看得明白这个报告么？日本人就这样喜欢穿西服？难道他们不知道比尔.盖茨在他们公司里面也是Casual么？说完气哼哼带着大家去找调查组的组长谈话去了。
哎，你不懂日本的文化啊。检查组的组长，这位在日本干了多年的老大听完巴赫的话说。于是给巴赫上了一堂日本的服装艺术课。您老兄久在美国不知道阿，日本是个等级分明的国家，能不能穿西装反映的是工作属于白领还是蓝领，无论政府工作人员还是公司职员，都以穿西装，头发理成“三七头”（头顶分缝左边头发 30%，右边70%）为标准装束。但如果是地位和收入都比较低的售货员，产业工人等等，就不必如此穿着了，用咱们话说，Casual。这家日本公司的员工都属于白领，你让他们不穿西服改穿便服，日本人不以为你是要让他舒服自由，反而认为你是要降低他们的地位了。那感觉就是“辛辛苦苦干多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当然要抗议了。同样，在接待业务伙伴的时候，穿便服也让日方人员感到自己地位比对方低，有些丢人。这就是日本员工都反对这项“德政”的原因。调查的时候，甚至有日本员工带了些悲怆地表示，为了表示公司易主之后一切正常，他现在都是出门的时候穿西服打领带，到了公司找厕所换成便装，下班的时候再换回来，就是为了让家里人觉得放心。
这回轮到巴赫把大下巴砸到桌面上了。
巴赫召集全体员工开会，一面检讨自己没有灵活适应当地文化，一面再次顽强地介绍在办公室穿便服的好处，坚执这是国际大公司的时髦风格。
说了半个钟头，看看日方员工，又是除了“哈伊”以外没什么表示。也许巴赫是把他们都说通了，但这种日本式的暧昧的意见表达方式让巴赫大有“一次被蛇咬，三年怕井绳”之感，思前想后，终于决定还是不冒险了。
第二天，公司向所有员工发布邮件，宣布 – 着装的指令已经发出，不能变更。 -- 嘿，这巴赫还真轴阿。 但是 – 补充了一句 – 如果您愿意，也可以把西服作为休闲装的一种来穿。
于是皆大欢喜，第二天，公司又恢复了黑色，蓝色，灰色蚂蚁的热闹场面，只是蚂蚁们看起来个个精神活泼。
这件事过去，我才开始注意一下日本人的穿着，说来有趣，这一注意，就发现不仅是西服，天下最喜欢穿制式服装的大概也就是日本人了。无论是铁路的乘务员还是指挥交通的保安，日本人只要一穿上制服就会两眼发亮，自信十足。仿佛制服代表着他们属于一个高贵的阶层。也许，对日本人来说,面子和习惯的重要性,是远远胜过舒适和自由的。
当然，要是这个描述让您想起了日本A片分类中的“制服崇拜”，“制服诱惑”什么的，那肯定是一种误解。。。
在日本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和尚和尼姑，比如地铁里，飞机上，要论出家人的密度，日本大概远远超过佛教宗祖的印度，也远远超过出过唐僧的中国了。这些僧侣头上不烫香疤，但出门一律僧袍白袜，而且无一例外都把头刮得很光，如国内一些寺院的和尚披着几分长头发的样子尚未见到。一次邻居妙法寺的胖和尚来家拜访，萨正在看武打片《冷月十二星》，日本和尚先看得咋舌，后看得摇头，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指着画面说这个这个中国的同道戒律不严阿。
“你是说杀生？”萨问武打电影么，当然要杀几个坏人了。
“电影么，不是真杀。”和尚还是很有逻辑的，他指的不是这个，“这个方丈大师留着长胡子，是不对的，和尚这样是六根不净阿。”
萨一愣，回忆起来，日本所见的和尚，的确没有留胡子的。
胖和尚走了，还借走了我DVD橱里的《新方世玉》和《卧虎藏龙》，看来修行一点儿也不妨碍和尚对打打杀杀的爱好。
看来，这方面日本的和尚戒律还是挺严的，不过，要说戒律。。。日本和尚和中国和尚真是很不一样，比如，这位胖和尚来我家，就是打听有无中药可解决他女儿偏食的毛病。从可以娶妻生子这个角度，日本的和尚生活，可比中国的和尚从法理上松泛多了。
对于日本的佛学，我一直没有研究，只知道它门派众多，分为禅宗，日莲宗，净土宗等流派，禅宗又分临济，曹洞等不同分支，看起来好像胡斐去开武林大会，如果让萨来说日本佛教的微言大意，那肯定是要从萨说变成胡说的。但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所见，日本僧侣生活，似乎颇有些有趣的地方。
日本的著名尼姑加电视主持人加前黄色小说作家濑户内寂听大师，就说：“我尼姑的日子，也过得‘いろいろ’（日语：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意思）。”
濑户内寂听大师说这话，是因为当时的小泉政府削减穷人的福利开支，记者问小泉您对因为您的政策生活受损的穷人，有什么话要说么？小泉回答：“人生么，‘いろいろ’。”这种冷酷的回答一出，社会哗然，濑户内寂听大师说这话，就是拿首相小泉开涮呢。
不过这位经常在电视上出没的尼姑大师，人生的确丰富得很。
这位大师的家庭和佛教颇有因缘，寂听的父亲是德岛县一家佛教用品商店的店主，自己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的这个女儿自幼聪慧，识字很早，生长在香炉佛像之间，按说可算有慧根。但早年的寂听 – 当时叫做晴美毫无向佛的表现。在东京女子大学日语系上学的时候，她搞师生恋和老师结婚，事儿闹得沸沸扬扬，为当时舆论所指摘。其丈夫不堪骚扰，辞职谋到一份在中国的工作，迁居我国北京，不久日本战败，由于中国政府的宽厚政策，晴美一家被作为平民遣返。遣返之后，其丈夫继续教书生涯，可是生性活跃的晴美对平静的家庭生活感到厌倦，又和丈夫的学生产生恋情，晴美为此向丈夫提出离婚。
面对心慌意乱的晴美“对不起，我爱上别人了”的表白，晴美的丈夫瞠目结舌，共患难多年，他对这个活泼奔放的妻子感情很深，他们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所以竭力试图修补关系，但终于覆水难收，晴美抛下丈夫和女儿出走。在后来以她为主角的影视作品中，宫泽理惠曾经生动地刻画了她这一幕场景。可惜她爱上的那学生意志不坚，心灰意冷的晴美离婚后，也不愿再回头，于是开始在东京的文艺界去寻找自己的生活了。
寻找自己生活的濑户内先到东京投身文学，这期间她与小说家小杉慎吾维持了八年的不正当关系，小杉也竭尽全力，把她捧红成圈内有份量的小说家。晴美能够成为小说家倒不全依靠别人吹捧，她写的文章花团锦簇，读者很多，一度煞是红火。1963年因《夏天结束了》一书获得当年的“女流文学奖”。但她的部分作品因为涉及淫亵，也遭到不少同行的抨击，特别是代表作《花芯》，更被列为“官能小说”，并因此被称作“子宫作家”。 2005年富士电视台以濑户内寂听为原型主角的电视连续剧《女人的一生》（主演宫泽理惠）播出时，寂听对其中她在东京期间与多名男性保持关系的事情并不回避，说当时和自己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小伙子比剧中说的还要多，并坦诚自己当时那种行为属于“恶癖”。
这之后，濑户内忽然转了性，她感到在各种毁誉之间“身心俱疲”，厌倦了过去的生活，对自己的前半生审视许久，毅然决定出家了。
这简直是六祖慧能的顿悟阿！
问题是。。。这位后来著名的尼姑，出家却没有去寺庙，却去了修道院要去当修女。不过，基督教教会却因为她过去的生活不敢接受这位“疯狂修女”。
也许，晴美要出家最初只是一时冲动，但是当她遇到恩师今东光和尚的时候，出家的心思就变得坚定了。原来，这位今天台宗掌门东光和尚，也是日本佛教界极为活跃的无法无天人物，以“毒舌说法”著称，他的哥哥是当时日本政府文化厅长官，自己则是兼和尚，演员和参议员于一身，早年生活糜烂，醉生梦死，却是和菊池宽齐名的优秀作家。这份经历和晴美的身世若合，两人见面后晴美就被今东光和尚身上洋溢的异样佛法所吸引，并且感到出家之后“旧身死，新身得”，而且可以继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种好处。最终这位活跃的女子在今东光和尚（法名今春听）的导引下于1973年于中尊寺出家，法名寂听，并从此洗心革面，致力于佛学和对于人生的领悟。
也是有趣，寂听出家后，对佛法的领悟极快，与旧生活切割得干干净净，自然，跟在身后的俊男们统统被拒之门外了。因为对佛法的领悟，出家以后，寂听为NHK电视台担任了主持人，担纲“东海说法”节目，经常在电视上出来讲人生，讲佛法，劝人向善，同时继续文学创作，写出了《问花》《白道》等作品，还把《源氏物语》进行白话翻译，加上自己的注做成了类似蔡治忠版论语的《女性源氏物语》。她在许多善举中出力甚多，并曾经在911后绝食抗议恐怖分子，也抗议为此发动战争。，1987年，因为她的成就，寂听成了日本天台大寺的主持。
寂听的电视节目决非说教，她对佛法和社会的领悟颇深，加上她丰富的社会经验说起来，真是舌绽莲花，独出心裁，很多深奥的哲理，在她的口中都变得通俗易懂了，在节目中观众常常被她逗得哄堂大笑。更可爱的是老尼寂听的说法涉及范围极广，甚至包括怎样协调夫妻生活，末了还忘不了补上一句 – “嗯，经验之谈哦。”如此说法，效果比和尚布道相比，受欢迎程度不是一般的高。因此，日本国家电视台NHK1998年将“放送奖”授予了这位尼姑。至今，这位已经八十四岁的老尼依然活跃在日本的电视上，经常在夜里十二点多还语出惊人，坦承挣得不少捐得更多。。。
据日本的朋友说，日本政坛以雄辩第一著称的政治家，日本共产党不破哲三委员长年轻的时候，认为寂听的节目有问题，号召大家都去理解人生弘扬佛法，谁去反抗压迫为人类求解放阿。所以，对自己口才很有信心的不破委员长决定去单挑这个尼姑。
结果是这一仗没打成，不破委员长身边的朋友把他拉住了，说您打住阿，好多人挑她都让这老尼姑挑成盘肠大战了，您还是好好看看这位写的书再说吧。看完以后，不破委员长不说话了。荤的素的不分，文的武的全上，尼姑哪儿有这样无法无天的，不破委员长虽然实力雄厚，到底是一个东京大学出身的书生，能玩的过她么？莫坏了一世英名。
其实，寂听的说法并不都是调侃，有些内容还是颇使人深思的，比如她说到水和火，是这样讲的：“火能把东西烧坏，它自己是不知道的，天性使然，水能灭火，它自己也是不知道的，天性使然，佛慈悲，他自己也是不知道自己慈悲的，佛性使然。水火给了人好处或者坏处自己不知道，佛呢，也是给了人间慈悲而自己不知道的。所以，行好事图报还不是佛，你偶然回头，发现自己做过的事原来是慈悲，那您就成佛了。”
前两天，又听说这位尼姑开始在网上卖书卖DVD。。。
这样的尼姑，生活真的称得上“いろいろ”了。
前两天，听一位朋友讲，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主持是要守十戒，不能娶妻，不能吃肉，算是日本最寂寞的和尚了。
不禁莞尔，这唐招提寺是唐朝来的鉴真和尚住持之地，当年荣睿和尚请鉴真东渡，就是因为日本佛教戒律不严，请来“律宗”的高僧帮助校正的，这个地方戒律怎能不严呢？
不过要是鉴真和尚复生，碰上濑户内大师，那有将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火星撞地球啊。。。
“你是说杀生？”萨问武打电影么，当然要杀几个坏人了。
“电影么，不是真杀。”和尚还是很有逻辑的，他指的不是这个，“这个方丈大师留着长胡子，是不对的，和尚这样是六根不净阿。”
萨一愣，回忆起来，日本所见的和尚，的确没有留胡子的。
胖和尚走了，还借走了我DVD橱里的《新方世玉》和《卧虎藏龙》，看来修行一点儿也不妨碍和尚对打打杀杀的爱好。
看来，这方面日本的和尚戒律还是挺严的，不过，要说戒律。。。日本和尚和中国和尚真是很不一样，比如，这位胖和尚来我家，就是打听有无中药可解决他女儿偏食的毛病。从可以娶妻生子这个角度，日本的和尚生活，可比中国的和尚从法理上松泛多了。
对于日本的佛学，我一直没有研究，只知道它门派众多，分为禅宗，日莲宗，净土宗等流派，禅宗又分临济，曹洞等不同分支，看起来好像胡斐去开武林大会，如果让萨来说日本佛教的微言大意，那肯定是要从萨说变成胡说的。但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所见，日本僧侣生活，似乎颇有些有趣的地方。
日本的著名尼姑加电视主持人加前黄色小说作家濑户内寂听大师，就说：“我尼姑的日子，也过得‘いろいろ’（日语：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意思）。”
濑户内寂听大师说这话，是因为当时的小泉政府削减穷人的福利开支，记者问小泉您对因为您的政策生活受损的穷人，有什么话要说么？小泉回答：“人生么，‘いろいろ’。”这种冷酷的回答一出，社会哗然，濑户内寂听大师说这话，就是拿首相小泉开涮呢。
不过这位经常在电视上出没的尼姑大师，人生的确丰富得很。
这位大师的家庭和佛教颇有因缘，寂听的父亲是德岛县一家佛教用品商店的店主，自己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的这个女儿自幼聪慧，识字很早，生长在香炉佛像之间，按说可算有慧根。但早年的寂听 – 当时叫做晴美毫无向佛的表现。在东京女子大学日语系上学的时候，她搞师生恋和老师结婚，事儿闹得沸沸扬扬，为当时舆论所指摘。其丈夫不堪骚扰，辞职谋到一份在中国的工作，迁居我国北京，不久日本战败，由于中国政府的宽厚政策，晴美一家被作为平民遣返。遣返之后，其丈夫继续教书生涯，可是生性活跃的晴美对平静的家庭生活感到厌倦，又和丈夫的学生产生恋情，晴美为此向丈夫提出离婚。
面对心慌意乱的晴美“对不起，我爱上别人了”的表白，晴美的丈夫瞠目结舌，共患难多年，他对这个活泼奔放的妻子感情很深，他们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所以竭力试图修补关系，但终于覆水难收，晴美抛下丈夫和女儿出走。在后来以她为主角的影视作品中，宫泽理惠曾经生动地刻画了她这一幕场景。可惜她爱上的那学生意志不坚，心灰意冷的晴美离婚后，也不愿再回头，于是开始在东京的文艺界去寻找自己的生活了。
寻找自己生活的濑户内先到东京投身文学，这期间她与小说家小杉慎吾维持了八年的不正当关系，小杉也竭尽全力，把她捧红成圈内有份量的小说家。晴美能够成为小说家倒不全依靠别人吹捧，她写的文章花团锦簇，读者很多，一度煞是红火。1963年因《夏天结束了》一书获得当年的“女流文学奖”。但她的部分作品因为涉及淫亵，也遭到不少同行的抨击，特别是代表作《花芯》，更被列为“官能小说”，并因此被称作“子宫作家”。 2005年富士电视台以濑户内寂听为原型主角的电视连续剧《女人的一生》（主演宫泽理惠）播出时，寂听对其中她在东京期间与多名男性保持关系的事情并不回避，说当时和自己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小伙子比剧中说的还要多，并坦诚自己当时那种行为属于“恶癖”。
这之后，濑户内忽然转了性，她感到在各种毁誉之间“身心俱疲”，厌倦了过去的生活，对自己的前半生审视许久，毅然决定出家了。
这简直是六祖慧能的顿悟阿！
问题是。。。这位后来著名的尼姑，出家却没有去寺庙，却去了修道院要去当修女。不过，基督教教会却因为她过去的生活不敢接受这位“疯狂修女”。
也许，晴美要出家最初只是一时冲动，但是当她遇到恩师今东光和尚的时候，出家的心思就变得坚定了。原来，这位今天台宗掌门东光和尚，也是日本佛教界极为活跃的无法无天人物，以“毒舌说法”著称，他的哥哥是当时日本政府文化厅长官，自己则是兼和尚，演员和参议员于一身，早年生活糜烂，醉生梦死，却是和菊池宽齐名的优秀作家。这份经历和晴美的身世若合，两人见面后晴美就被今东光和尚身上洋溢的异样佛法所吸引，并且感到出家之后“旧身死，新身得”，而且可以继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种好处。最终这位活跃的女子在今东光和尚（法名今春听）的导引下于1973年于中尊寺出家，法名寂听，并从此洗心革面，致力于佛学和对于人生的领悟。
也是有趣，寂听出家后，对佛法的领悟极快，与旧生活切割得干干净净，自然，跟在身后的俊男们统统被拒之门外了。因为对佛法的领悟，出家以后，寂听为NHK电视台担任了主持人，担纲“东海说法”节目，经常在电视上出来讲人生，讲佛法，劝人向善，同时继续文学创作，写出了《问花》《白道》等作品，还把《源氏物语》进行白话翻译，加上自己的注做成了类似蔡治忠版论语的《女性源氏物语》。她在许多善举中出力甚多，并曾经在911后绝食抗议恐怖分子，也抗议为此发动战争。，1987年，因为她的成就，寂听成了日本天台大寺的主持。
寂听的电视节目决非说教，她对佛法和社会的领悟颇深，加上她丰富的社会经验说起来，真是舌绽莲花，独出心裁，很多深奥的哲理，在她的口中都变得通俗易懂了，在节目中观众常常被她逗得哄堂大笑。更可爱的是老尼寂听的说法涉及范围极广，甚至包括怎样协调夫妻生活，末了还忘不了补上一句 – “嗯，经验之谈哦。”如此说法，效果比和尚布道相比，受欢迎程度不是一般的高。因此，日本国家电视台NHK1998年将“放送奖”授予了这位尼姑。至今，这位已经八十四岁的老尼依然活跃在日本的电视上，经常在夜里十二点多还语出惊人，坦承挣得不少捐得更多。。。
据日本的朋友说，日本政坛以雄辩第一著称的政治家，日本共产党不破哲三委员长年轻的时候，认为寂听的节目有问题，号召大家都去理解人生弘扬佛法，谁去反抗压迫为人类求解放阿。所以，对自己口才很有信心的不破委员长决定去单挑这个尼姑。
结果是这一仗没打成，不破委员长身边的朋友把他拉住了，说您打住阿，好多人挑她都让这老尼姑挑成盘肠大战了，您还是好好看看这位写的书再说吧。看完以后，不破委员长不说话了。荤的素的不分，文的武的全上，尼姑哪儿有这样无法无天的，不破委员长虽然实力雄厚，到底是一个东京大学出身的书生，能玩的过她么？莫坏了一世英名。
其实，寂听的说法并不都是调侃，有些内容还是颇使人深思的，比如她说到水和火，是这样讲的：“火能把东西烧坏，它自己是不知道的，天性使然，水能灭火，它自己也是不知道的，天性使然，佛慈悲，他自己也是不知道自己慈悲的，佛性使然。水火给了人好处或者坏处自己不知道，佛呢，也是给了人间慈悲而自己不知道的。所以，行好事图报还不是佛，你偶然回头，发现自己做过的事原来是慈悲，那您就成佛了。”
前两天，又听说这位尼姑开始在网上卖书卖DVD。。。
这样的尼姑，生活真的称得上“いろいろ”了。
前两天，听一位朋友讲，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主持是要守十戒，不能娶妻，不能吃肉，算是日本最寂寞的和尚了。
不禁莞尔，这唐招提寺是唐朝来的鉴真和尚住持之地，当年荣睿和尚请鉴真东渡，就是因为日本佛教戒律不严，请来“律宗”的高僧帮助校正的，这个地方戒律怎能不严呢？
不过要是鉴真和尚复生，碰上濑户内大师，那有将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火星撞地球啊。。。
在日本，僧侣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职业，被认为是睿智，博学的象征。不过，在看过一次电视节目之后，萨对这些僧侣们的生活，发生了新的认识。
节目的内容，是关于急救的，是发生在日本滋贺县的一件真实事情。当时，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儿不小心把一粒花生米吃进了气管发生窒息，当妈妈的没经验慌了神，连忙叫孩子爸爸来救 – 孩子爸爸，竟然是一个和尚，正在附近的佛堂给人做法事呢。孩子爸爸听到险情，马上从佛堂跑出来，到孩子身边急救，照样手足无措，于是又电话求救，终于获得急救中心的指导，挽救了孩子。
节目中那个身穿黑袈裟，气喘吁吁跑来跑去的和尚爸爸，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
和尚结婚，还生女儿？！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想象，但日本人看来却安之若素，因为日本的佛教自成一家，与中土强调戒律的“大乘”佛教有所不同，在日本，大多数和尚不但可以娶妻生子，可以吃肉，甚至还可以将自己的身份世袭遗传，包括我们所熟悉的“一休哥”，根据日本的历史记载，都是个风花雪月的“花和尚”呢。
如果来看看日本僧侣们的生活，就会发现他们的日子堪称丰富多彩，多种多样。
大多数日本的和尚，过的日子堪称“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中国农村典型的理想生活，不过，日本的社会形态与中国农村不同，所以，这些具体指标，也有重新铨叙的必要。
两亩地，指的是日本的和尚大多靠“地”吃饭。日本的庙宇多经营墓地。日本地价高昂，一块二到三平方米的墓地价格在七位数字，靠出售墓地，和每年收取墓主的公德钱，就可以让大多数和尚过上悠闲自在的生活。与此关联的费用还包括做法事，为死者获得佛教徒称号等。有趣的是日本人的宗教信仰各种各样，死后却单一相信佛教，因此墓地非寺庙出卖不容易出手，而念经法事，更是必不可少的奠仪。那么一头牛呢，就是和尚们出去做法事的座驾了，城市里的和尚多有很好的汽车，而郊区乡下的和尚则偏爱被称作“原付”的小摩托，这“牛”也现代化了。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倒是并没有多少变化，日本和尚，除了唐招提寺和临济宗主持一级的僧人外，娶妻生子戒律不禁，家，也多和寺庙毗连，说起来，“上班”都比一般的工薪族方便多了。
当然，也有恪守佛门修行要求的，最典型的就是在日本各地随处可见的“托钵僧”。中国古代也有托钵僧人，是以登门慕化布施为业的苦修僧人，而日本的“托钵僧”，则另有玄妙。他们不到施主家门前去恳求布施，而是选择繁华所在，比如车站，广场等地，戴上斗笠穿上僧袍，端然一立，便不再做声。看到这样的僧人，因为日本佛徒众多，便不时有人加以布施，而每得布施，托钵僧便报以法铃一声。这样的有些阴郁的托钵僧人，就成为日本城市的一道风景线了。
不过，在那些娱乐街特别是有赌博性质的“扒金库”存在的地方，虽然繁华，托钵僧们却不去光顾。究其原因，是日本赌徒素有个说法，认为这种地方出现和尚是不祥之兆。托钵僧们自然也不会去自找烦恼了。说起来，这些托钵僧的修行，倒是大有古意。
也有些僧侣的生活更加接近尘世。
比如，有些和尚或者尼姑会去电视上作主持人，开演讲会，办展览。当然内容还是与佛教有关，但形式上就绝对没有说教的死板。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天台寺的主持濑户内寂听大师，这位八十四岁的尼姑出家前堪称花天酒地，甚至还写过黄色小说，但出家后就戒律森严（日本僧人可以成婚，尼姑除特殊情况外不可），并且在日本国家NHK电视台担任主持，主持人生和礼仪等脱口秀节目。她的节目劝人向善，也解决具体问题，语言风趣幽默，自成一格。1998年获得NHK电视台放送奖。有趣的是寂听对自己出家前的风流事毫不在意，甚至在节目中讨论夫妻关系的问题时，还会幽自己一默 – “嗯，经验之谈哦。”令人莞尔。
类似寂听大师这样活跃在日本媒体和网络上的出家人不在少数，似乎也显示了佛教与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接轨方式。
还有些僧侣干脆就是脚踩两只船了。如有朋友谈到他认识的日本和尚，除了作寺院主持外，还是出色的工程师，坐拥七八项专利，开着贸易公司，是精明的商人呢。而最近日本也在播放一部电视局，其中的日本和尚同时还有另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职业 – 电影导演。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兼职僧人”，理由也很简单。日本的寺院多是世袭，就是说主持圆寂（佛徒对死的说法）后，继承他的就是自己的儿子。这时候热闹的事情就出现了，比如前面说的那位工程师和尚，就是因为他父亲在世的时候，他的职业就是工程师，而他父亲死后，寺庙的主持自然传给他，他只好两边兼顾了。这种现象，日本社会也很认同。有趣的是，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父亲就是一个和尚，所以，被小资们热烈追捧的感情作家村上先生，闹不好，将来也会去做和尚。。。
其实，日本的僧侣中，也有戒律森严的，比如唐招提寺的和尚，继承了鉴真和尚律宗的根本，就和中国的传统和尚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这样的和尚终究是少数，看着电视上妙语连珠的寂听大师，或者想象村上春树先生剃了光头穿僧袍，总会让人想起那句话来 –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节目的内容，是关于急救的，是发生在日本滋贺县的一件真实事情。当时，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儿不小心把一粒花生米吃进了气管发生窒息，当妈妈的没经验慌了神，连忙叫孩子爸爸来救 – 孩子爸爸，竟然是一个和尚，正在附近的佛堂给人做法事呢。孩子爸爸听到险情，马上从佛堂跑出来，到孩子身边急救，照样手足无措，于是又电话求救，终于获得急救中心的指导，挽救了孩子。
节目中那个身穿黑袈裟，气喘吁吁跑来跑去的和尚爸爸，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
和尚结婚，还生女儿？！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想象，但日本人看来却安之若素，因为日本的佛教自成一家，与中土强调戒律的“大乘”佛教有所不同，在日本，大多数和尚不但可以娶妻生子，可以吃肉，甚至还可以将自己的身份世袭遗传，包括我们所熟悉的“一休哥”，根据日本的历史记载，都是个风花雪月的“花和尚”呢。
如果来看看日本僧侣们的生活，就会发现他们的日子堪称丰富多彩，多种多样。
大多数日本的和尚，过的日子堪称“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中国农村典型的理想生活，不过，日本的社会形态与中国农村不同，所以，这些具体指标，也有重新铨叙的必要。
两亩地，指的是日本的和尚大多靠“地”吃饭。日本的庙宇多经营墓地。日本地价高昂，一块二到三平方米的墓地价格在七位数字，靠出售墓地，和每年收取墓主的公德钱，就可以让大多数和尚过上悠闲自在的生活。与此关联的费用还包括做法事，为死者获得佛教徒称号等。有趣的是日本人的宗教信仰各种各样，死后却单一相信佛教，因此墓地非寺庙出卖不容易出手，而念经法事，更是必不可少的奠仪。那么一头牛呢，就是和尚们出去做法事的座驾了，城市里的和尚多有很好的汽车，而郊区乡下的和尚则偏爱被称作“原付”的小摩托，这“牛”也现代化了。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倒是并没有多少变化，日本和尚，除了唐招提寺和临济宗主持一级的僧人外，娶妻生子戒律不禁，家，也多和寺庙毗连，说起来，“上班”都比一般的工薪族方便多了。
当然，也有恪守佛门修行要求的，最典型的就是在日本各地随处可见的“托钵僧”。中国古代也有托钵僧人，是以登门慕化布施为业的苦修僧人，而日本的“托钵僧”，则另有玄妙。他们不到施主家门前去恳求布施，而是选择繁华所在，比如车站，广场等地，戴上斗笠穿上僧袍，端然一立，便不再做声。看到这样的僧人，因为日本佛徒众多，便不时有人加以布施，而每得布施，托钵僧便报以法铃一声。这样的有些阴郁的托钵僧人，就成为日本城市的一道风景线了。
不过，在那些娱乐街特别是有赌博性质的“扒金库”存在的地方，虽然繁华，托钵僧们却不去光顾。究其原因，是日本赌徒素有个说法，认为这种地方出现和尚是不祥之兆。托钵僧们自然也不会去自找烦恼了。说起来，这些托钵僧的修行，倒是大有古意。
也有些僧侣的生活更加接近尘世。
比如，有些和尚或者尼姑会去电视上作主持人，开演讲会，办展览。当然内容还是与佛教有关，但形式上就绝对没有说教的死板。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天台寺的主持濑户内寂听大师，这位八十四岁的尼姑出家前堪称花天酒地，甚至还写过黄色小说，但出家后就戒律森严（日本僧人可以成婚，尼姑除特殊情况外不可），并且在日本国家NHK电视台担任主持，主持人生和礼仪等脱口秀节目。她的节目劝人向善，也解决具体问题，语言风趣幽默，自成一格。1998年获得NHK电视台放送奖。有趣的是寂听对自己出家前的风流事毫不在意，甚至在节目中讨论夫妻关系的问题时，还会幽自己一默 – “嗯，经验之谈哦。”令人莞尔。
类似寂听大师这样活跃在日本媒体和网络上的出家人不在少数，似乎也显示了佛教与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接轨方式。
还有些僧侣干脆就是脚踩两只船了。如有朋友谈到他认识的日本和尚，除了作寺院主持外，还是出色的工程师，坐拥七八项专利，开着贸易公司，是精明的商人呢。而最近日本也在播放一部电视局，其中的日本和尚同时还有另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职业 – 电影导演。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兼职僧人”，理由也很简单。日本的寺院多是世袭，就是说主持圆寂（佛徒对死的说法）后，继承他的就是自己的儿子。这时候热闹的事情就出现了，比如前面说的那位工程师和尚，就是因为他父亲在世的时候，他的职业就是工程师，而他父亲死后，寺庙的主持自然传给他，他只好两边兼顾了。这种现象，日本社会也很认同。有趣的是，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父亲就是一个和尚，所以，被小资们热烈追捧的感情作家村上先生，闹不好，将来也会去做和尚。。。
其实，日本的僧侣中，也有戒律森严的，比如唐招提寺的和尚，继承了鉴真和尚律宗的根本，就和中国的传统和尚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这样的和尚终究是少数，看着电视上妙语连珠的寂听大师，或者想象村上春树先生剃了光头穿僧袍，总会让人想起那句话来 –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国，对很多朋友来说，并不都是“留下愉快的纪念”，比如，张二嫂就是一位。
张二嫂本不姓张而姓赵，她老公张先生在神户开了个小公司，不久前搬过来和萨算是街坊。早年看张君秋的《望江亭》，里面谭纪儿忽悠杨衙内偷换尚方剑，用的马甲叫张二嫂。杨衙内到地方一拔尚方剑，得，出来的是“张二嫂的杀鱼刀”。一时全场笑煞。因为这个镜头印象深刻，张先生排行第二，萨就习惯把他那口子叫做张二嫂了。
这位张二嫂长得甚是精致，有三分谭纪儿的风采，性格上却绝对是中国北方那种典型的爽朗。
张先生两口子非常恩爱，他每年要在神户做生意住上多半年，张二嫂是沈阳人，开始夫妻分居还不觉得怎样，时间长了深感不便。于是张先生买了个小房子把老婆接来过家家，这房子就买在了萨家附近。
买在这附近，据说是张二嫂的主意。人分百种，有人不适应青霉素，有人不适应大蒜味，张二嫂就属于那种不能适应日本人的，到了日本看什么都别扭 – 写汉字吧他不好好写光写一半，进门换鞋上厕所换鞋整天点头哈腰的怎么不得颈椎病？
可巧我们附近这块的日本人比较特别，可能因为本地土产好酒居家不免多喝二两，走路做事都有些不紧不慢，这让张二嫂觉得还比较顺眼 – 她评价大阪街上的上班族一天到晚走路神色紧张，步履匆匆跟奔丧似的看着就累得慌。可能这个原因使卖房子的加分不少，于是萨就多了一家国人邻居。
没想到的是，看张先生很疼老婆的样子，俩人刚搬来却经常吵嘴。
萨好管闲事，就不免去劝劝架，发现往往是张二嫂不适应闹出来的，经常冒出来的话就是“我快要憋死啦”。
张二嫂说日本的屋子憋闷，窗小门小和邻居的房子脸贴脸。
张先生疼老婆说好，我来解决 – 改不了外面改里面，他们的房子里面是灰绿色的，张先生把它重新刷成了纯白，感觉顿时好多了。
张二嫂说日本的房子矮 – 的确，日本的房子层高都比较矮，日本人习惯了倒也无所谓，反正他们到家不是坐着就是跪着，象张二嫂这样没事喜欢在家里跳健美操的感受当然就不一样。
张先生疼老婆说没问题，不是自己的房子么？我改它的结构 – 把顶棚拆了重新作，房顶高多了。
张二嫂说。。。
张先生说你有完没完了？
这就快打起来了。
萨后来就劝张先生说您这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阿。
怎么？张先生很虚心。
嫂子的毛病不在外面，是在心里阿，您想啊，她在国内喜欢交朋友，性格又活跃，为了支持您到这边来，不工作又没熟人，她心里闷得慌，当然是看什么什么别扭了。您干吗不想想办法，让她和周围邻居交交朋友？有几个熟人，不就好多了？
张先生连说有理。不过，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日本这地方邻里之间都淡得很，来的时候周遭拜访一番，送点洗涤剂毛巾一类报个到，然后就形同陌路，经常有住了几年不知道邻居家几口人的事情。说日本习俗六亲不认可能有点儿过分，但各家自扫门前雪，老死不相往来，好像是很平常的事情。
想想咱们古语的“远亲不如近邻”，真有异世为人之感。
开始张先生张二嫂拜访几家日本邻居，结果都是很日本式的，你若送一盘饺子过去，她马上找一瓶等价的香水还给你，时间绝超不过半个钟头。想去聊聊天还得打电话预约！这种象做买卖一样的感觉让张二嫂十分别扭，更嚷着要回国了。
事情总有例外，张家下手第三家的白川太太就是个很热情的人，拜访过后和张二嫂交了朋友。张二嫂照了国内的习惯，没事就去串串门，磕磕绊绊一聊俩钟头，白川太太也没有一点不满。两个人经常一块逛超市买东西，张二嫂有时候还教教白川太太包饺子。一时张家长白家短，两个人好得象姐妹，张家的内部战争也就此熄火，一切好像都很顺利。
不过，这天我去张家借东西，又看见张二嫂在那儿气鼓鼓的，一副又要憋死了的样子。
天儿这么好，没有和白川太太去逛超市？萨没话找话地搭讪。
一句话钩起来张二嫂的伤心事 – 哼，和她去？那个女骗子，三八，#￥#%#￥·
嗯？这昨天还好得跟姐妹似的，今天怎么就翻脸了？
是啊，我把她当姐妹似的，她呢？拿我当猴子耍。
这是怎么回事？萨忍不住好奇动问。
原来，张二嫂今天早上出门，在路口，就看到几个警察拉了白线在办什么案子，打听之下才知道是有辆出租车开得太急，不留神在这里轧死了一条狗，狗虽然弄走了，但地上还画着当时倒地的狗形，警察们在核对是谁的责任。张二嫂没见过这种阵势，津津有味看了半天。
回来没事，张二嫂就上了白川家，把所见所闻一五一十给白川太太学说。白川太太也就随着张二嫂的描述，时而惊叹，时而惋惜，两个人聊了好久。
这不是挺好吗？萨问。
“哪儿啊！”张二嫂愤怒地说 – “刚才你大哥回来，才告诉我，轧死的就是她们家的狗阿！听我讲的时候装模作样的，就是不告诉我，这不是把我当猴子耍么？！”
嗯。。。萨恍然大悟，哎呀，嫂子，这个啊，可不是白川太太故意的，他们日本人就是这个毛病啊。
在日本，说话的时候隐讳而不说得明白，揣摩对方的意思迎合着来说，是一种修养的表现，叫做“上品”。比如您说轧死狗说得兴高采烈，如果她一句“轧死的就是我家的狗”不是扫了您的兴么？白川太太不过是按照日本人的习惯说话罢了。这修养对外国人来说就有些对牛弹琴，曾经给日本人带来挺大的麻烦，可就不只是对嫂子您了。想当初大平正芳当日本首相，美国人来谈判要日本开放市场，谈判之前，先给大平拿来一份草案，条件相当苛刻。大平一看，觉得这东西没法谈。要是中国人，比如我们陈毅外长碰上这种事，当场就给他扔回去 – 这东西没法谈！也就完了。但日本人他有这个说话做事“上品”的习惯阿，有话那是绝不能直说的，于是大平就哈伊两声，微微一笑把文件给了秘书。
美国人和日本人习惯可不一样，您看小布什，那就是一帮一根筋阿。回去一研究，大平笑了，大平还说哈伊，他屈服了！他害怕了！
整一个满拧。
第二天，美国人就递给了大平一个更加苛刻的条款。大平一看 – 阿！我当时没表示赞成就是表示这东西没法谈么，你们怎么这点儿眼色都没有？还变本加厉！也太不“上品”了！抄过文件来刷刷刷刷撕成了碎片。
美国人直眼了 – 这人怎么说急就急阿？
这就是日美间著名的“大平正芳翻脸事件”。
跟这事儿比，您看是不是白川太太还只能算“小巫见大巫”呢？
张二嫂听完了乐，想想又皱眉头 – 哎呀小萨，你说日本人他一天到晚的这样他累不累阿。。。
回到家，妻收到朋友小刘的一封信。小刘从神户大学药学系毕业回了厦门，在那儿找了份教书的工作，虽然挣得不多，但照片上拉着她老公遛遛跶哒逛夜市的样子，别有一份悠闲。在信的结尾小刘略带得意而又自嘲地写道：“刘，写于图书馆小说阅览室，廉价而快乐地生活着”
一时间，想起了北京街上手拉手吃羊肉串的情侣们，还有邻居大妈在灯下和奶奶叨唠她孙子的剪影。
随口问妻：“要是有人说中国人走路慢悠悠的是一种民族劣根性你怎么看？”
妻张口结舌，先仔细看看萨的神色（面无表情决无倾向），终于期期艾艾道：“中国有很多文化十分深奥，怎么说，都有道理。。。”
忽然醒悟到 – 唔，魔女也有想“上品”的时候呢。
忍不住大笑。
张二嫂本不姓张而姓赵，她老公张先生在神户开了个小公司，不久前搬过来和萨算是街坊。早年看张君秋的《望江亭》，里面谭纪儿忽悠杨衙内偷换尚方剑，用的马甲叫张二嫂。杨衙内到地方一拔尚方剑，得，出来的是“张二嫂的杀鱼刀”。一时全场笑煞。因为这个镜头印象深刻，张先生排行第二，萨就习惯把他那口子叫做张二嫂了。
这位张二嫂长得甚是精致，有三分谭纪儿的风采，性格上却绝对是中国北方那种典型的爽朗。
张先生两口子非常恩爱，他每年要在神户做生意住上多半年，张二嫂是沈阳人，开始夫妻分居还不觉得怎样，时间长了深感不便。于是张先生买了个小房子把老婆接来过家家，这房子就买在了萨家附近。
买在这附近，据说是张二嫂的主意。人分百种，有人不适应青霉素，有人不适应大蒜味，张二嫂就属于那种不能适应日本人的，到了日本看什么都别扭 – 写汉字吧他不好好写光写一半，进门换鞋上厕所换鞋整天点头哈腰的怎么不得颈椎病？
可巧我们附近这块的日本人比较特别，可能因为本地土产好酒居家不免多喝二两，走路做事都有些不紧不慢，这让张二嫂觉得还比较顺眼 – 她评价大阪街上的上班族一天到晚走路神色紧张，步履匆匆跟奔丧似的看着就累得慌。可能这个原因使卖房子的加分不少，于是萨就多了一家国人邻居。
没想到的是，看张先生很疼老婆的样子，俩人刚搬来却经常吵嘴。
萨好管闲事，就不免去劝劝架，发现往往是张二嫂不适应闹出来的，经常冒出来的话就是“我快要憋死啦”。
张二嫂说日本的屋子憋闷，窗小门小和邻居的房子脸贴脸。
张先生疼老婆说好，我来解决 – 改不了外面改里面，他们的房子里面是灰绿色的，张先生把它重新刷成了纯白，感觉顿时好多了。
张二嫂说日本的房子矮 – 的确，日本的房子层高都比较矮，日本人习惯了倒也无所谓，反正他们到家不是坐着就是跪着，象张二嫂这样没事喜欢在家里跳健美操的感受当然就不一样。
张先生疼老婆说没问题，不是自己的房子么？我改它的结构 – 把顶棚拆了重新作，房顶高多了。
张二嫂说。。。
张先生说你有完没完了？
这就快打起来了。
萨后来就劝张先生说您这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阿。
怎么？张先生很虚心。
嫂子的毛病不在外面，是在心里阿，您想啊，她在国内喜欢交朋友，性格又活跃，为了支持您到这边来，不工作又没熟人，她心里闷得慌，当然是看什么什么别扭了。您干吗不想想办法，让她和周围邻居交交朋友？有几个熟人，不就好多了？
张先生连说有理。不过，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日本这地方邻里之间都淡得很，来的时候周遭拜访一番，送点洗涤剂毛巾一类报个到，然后就形同陌路，经常有住了几年不知道邻居家几口人的事情。说日本习俗六亲不认可能有点儿过分，但各家自扫门前雪，老死不相往来，好像是很平常的事情。
想想咱们古语的“远亲不如近邻”，真有异世为人之感。
开始张先生张二嫂拜访几家日本邻居，结果都是很日本式的，你若送一盘饺子过去，她马上找一瓶等价的香水还给你，时间绝超不过半个钟头。想去聊聊天还得打电话预约！这种象做买卖一样的感觉让张二嫂十分别扭，更嚷着要回国了。
事情总有例外，张家下手第三家的白川太太就是个很热情的人，拜访过后和张二嫂交了朋友。张二嫂照了国内的习惯，没事就去串串门，磕磕绊绊一聊俩钟头，白川太太也没有一点不满。两个人经常一块逛超市买东西，张二嫂有时候还教教白川太太包饺子。一时张家长白家短，两个人好得象姐妹，张家的内部战争也就此熄火，一切好像都很顺利。
不过，这天我去张家借东西，又看见张二嫂在那儿气鼓鼓的，一副又要憋死了的样子。
天儿这么好，没有和白川太太去逛超市？萨没话找话地搭讪。
一句话钩起来张二嫂的伤心事 – 哼，和她去？那个女骗子，三八，#￥#%#￥·
嗯？这昨天还好得跟姐妹似的，今天怎么就翻脸了？
是啊，我把她当姐妹似的，她呢？拿我当猴子耍。
这是怎么回事？萨忍不住好奇动问。
原来，张二嫂今天早上出门，在路口，就看到几个警察拉了白线在办什么案子，打听之下才知道是有辆出租车开得太急，不留神在这里轧死了一条狗，狗虽然弄走了，但地上还画着当时倒地的狗形，警察们在核对是谁的责任。张二嫂没见过这种阵势，津津有味看了半天。
回来没事，张二嫂就上了白川家，把所见所闻一五一十给白川太太学说。白川太太也就随着张二嫂的描述，时而惊叹，时而惋惜，两个人聊了好久。
这不是挺好吗？萨问。
“哪儿啊！”张二嫂愤怒地说 – “刚才你大哥回来，才告诉我，轧死的就是她们家的狗阿！听我讲的时候装模作样的，就是不告诉我，这不是把我当猴子耍么？！”
嗯。。。萨恍然大悟，哎呀，嫂子，这个啊，可不是白川太太故意的，他们日本人就是这个毛病啊。
在日本，说话的时候隐讳而不说得明白，揣摩对方的意思迎合着来说，是一种修养的表现，叫做“上品”。比如您说轧死狗说得兴高采烈，如果她一句“轧死的就是我家的狗”不是扫了您的兴么？白川太太不过是按照日本人的习惯说话罢了。这修养对外国人来说就有些对牛弹琴，曾经给日本人带来挺大的麻烦，可就不只是对嫂子您了。想当初大平正芳当日本首相，美国人来谈判要日本开放市场，谈判之前，先给大平拿来一份草案，条件相当苛刻。大平一看，觉得这东西没法谈。要是中国人，比如我们陈毅外长碰上这种事，当场就给他扔回去 – 这东西没法谈！也就完了。但日本人他有这个说话做事“上品”的习惯阿，有话那是绝不能直说的，于是大平就哈伊两声，微微一笑把文件给了秘书。
美国人和日本人习惯可不一样，您看小布什，那就是一帮一根筋阿。回去一研究，大平笑了，大平还说哈伊，他屈服了！他害怕了！
整一个满拧。
第二天，美国人就递给了大平一个更加苛刻的条款。大平一看 – 阿！我当时没表示赞成就是表示这东西没法谈么，你们怎么这点儿眼色都没有？还变本加厉！也太不“上品”了！抄过文件来刷刷刷刷撕成了碎片。
美国人直眼了 – 这人怎么说急就急阿？
这就是日美间著名的“大平正芳翻脸事件”。
跟这事儿比，您看是不是白川太太还只能算“小巫见大巫”呢？
张二嫂听完了乐，想想又皱眉头 – 哎呀小萨，你说日本人他一天到晚的这样他累不累阿。。。
回到家，妻收到朋友小刘的一封信。小刘从神户大学药学系毕业回了厦门，在那儿找了份教书的工作，虽然挣得不多，但照片上拉着她老公遛遛跶哒逛夜市的样子，别有一份悠闲。在信的结尾小刘略带得意而又自嘲地写道：“刘，写于图书馆小说阅览室，廉价而快乐地生活着”
一时间，想起了北京街上手拉手吃羊肉串的情侣们，还有邻居大妈在灯下和奶奶叨唠她孙子的剪影。
随口问妻：“要是有人说中国人走路慢悠悠的是一种民族劣根性你怎么看？”
妻张口结舌，先仔细看看萨的神色（面无表情决无倾向），终于期期艾艾道：“中国有很多文化十分深奥，怎么说，都有道理。。。”
忽然醒悟到 – 唔，魔女也有想“上品”的时候呢。
忍不住大笑。
在日本，或者说在任何一个地方，提到东瀛的饮食，大概都不免被人们说起其器皿的好看，同时也多半要说一说内容的不足。可不是，所谓一道刺身（生鱼片），往往鱼只有薄薄的三片，而下面垫着雪白的萝卜丝，美则美矣，假如用它招待东北或者山东的大汉朋友，就不免让人产生“茉莉花喂牛”的感觉了。
所以，在日本看到“放题”二字的时候，往往让人感到心中一宽。
所谓“放题”，与考试作弊无关，是日语独创的词汇，意思是“随便吃不限量”。
只是，以日本商人善于小处精明的传统，大多数“放题”的价格都弄得颇为离谱，让你怎么也吃不回本儿来，比如神户的烤牛肉“放题”，就卖到一个人一万多日元，合人民币一千块 – 倒要请各位想象一下，您怎么吃一顿能吃下一千块钱的牛肉呢？
但是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也有看来很善良的，我们办公室的同事拉莫士就碰上过这样一位。
不过这位不是开饭馆的，而是种地的。日本没有“农家乐”旅游，但到了季节大家去玩玩采摘也渐渐形成一种习惯，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对自己去摘桔子，苹果之类就特别觉得有吸引力。拉莫士倒是没孩子，他是从菲律宾来的软件工程师，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看到一则采摘草莓的广告，就来了兴趣。
这是和歌山一家老板的广告，说是草莓熟了，欢迎大家来摘来吃，每位一千五百日元。一百多块人民币吃次草莓，要从中国的价格来看，这近乎天价，然而在日本却很有吸引力，因为日本一盒半斤装新鲜的草莓卖价在五百日元左右，象拉莫士这样的大个子怎么还吃不了一斤半呢？从这个价格看，这兄弟应该是有杀无赔，于是乘着周末兴冲冲杀了过去，还说给大伙儿认认门，下个星期一起去。
回来和小魔女一说这事，她马上说不可能，日本吃草莓没这个价。萨把广告递过去，LP大人看都不看，摇摇头，说这里头有鬼。
真的？这能有什么鬼？
你不是对吃一向特有研究么？自己想啊。LP居然也卖个关子。
不说就不说，明天我去问拉莫士。萨不由得被吊起了好奇心。
第二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奔拉莫士，问问这家伙感受如何，拉莫士有些意兴阑珊，说地方挺好，空气好，风景好。。。好。。。好。。。好。。。嗯，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摘草莓只吃了一盒就吃不下了，算起来加上路费，比平时市场上买草莓吃贵好几倍。拉莫士挠头阿，说我平时的胃口不错啊，怎么关键时刻跟钱包过不去呢？
“是不是里面草莓太少，不够摘？”萨想想LP大人还真是有先见之明。
“不是，是我自己不争气。”拉莫士脑袋摇得象拨浪鼓，“草莓很多的，也很大，比市场上的好吃，嗯，我那天胃口不好。”
“那是不是没有地方让你好好吃？或者你先吃饱了别的东西？”
“没有没有，我开车过去两个小时，早饭都消化掉了，而且一次二十个人进去采，又排队一个多小时，应该可以吃很多阿。吃草莓是在大厅里面，每人一个小桌子，安静也舒服的环境，主人还给大家免费提供练乳蘸草莓吃，很好的一个人。”
“嗯。。。”萨忽然脑子里灵光一闪，“是不是你排队的时候喝了饮料什么的？”
“是啊，主人免费供应桔子水。”拉莫士若有所悟，不过马上摇摇头，“我只喝了一杯，不会很占胃口的。”
。。。
这回我也想不明白了。
带着满腹疑问，回来向小魔女请教。魔女大笑，说这个是日本商人传统的把戏了，专蒙外行的，这个事情的关键，在哪里呢？
告诉你，就在那免费提供的东西上面。
桔子水，如果喝多了，自然就会胀肚，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排队等待的时候，有免费的饮料，又有多少人能够控制自己呢？象拉莫士足够聪明了，所以喝得少，但日本的奸商还有第二招呢，那就是练乳。
的确，草莓蘸上练乳，味道会大好，唯独一样不好 – 牛奶本身就容易引起胀肚，练乳在这方面更是效果显著。而且，一旦用草莓蘸练乳吃了，再吃没蘸练乳的，因为不够甜口感就会差很多，所以，拉莫士吃了一盒就吃不下，实在太正常了。
日本商人，用这个法子骗人摘草莓，已经有好几十年了。。。
听完老婆的叙述，萨不禁摇头苦笑，忽然想起了一句古话 –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一转头，看见小魔女在看公路交通图，忍不住问：“你这是准备去哪里？”
魔女头也不抬 – “看看路，周末咱们也去摘草莓。”
“嗯？！！！”
“你明天下班从中国超市过一下，买两瓶开胃的山楂果茶带上，哦，对了，还有一袋儿小白面包。”
“小白面包？买那玩意儿干吗？”
“草莓那东西不经饿，就吃上两斤一会儿也就下去了。小面包蘸练乳填肚子阿，吃完草莓吃面包，反正。。。反正他不是免费提供的么？”
错谔间老婆已经转身而去，看着远去魔影，萨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 星期天，假如那搞草莓采摘的商人懂得中文，只怕不免会想起那句名言来 –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完]
最后一句，本来是“唯小人与XX难养也。。。”，后来发现魔女经常往这儿跑，所以就改了。。。
您说，咱自己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呢？
所以，在日本看到“放题”二字的时候，往往让人感到心中一宽。
所谓“放题”，与考试作弊无关，是日语独创的词汇，意思是“随便吃不限量”。
只是，以日本商人善于小处精明的传统，大多数“放题”的价格都弄得颇为离谱，让你怎么也吃不回本儿来，比如神户的烤牛肉“放题”，就卖到一个人一万多日元，合人民币一千块 – 倒要请各位想象一下，您怎么吃一顿能吃下一千块钱的牛肉呢？
但是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也有看来很善良的，我们办公室的同事拉莫士就碰上过这样一位。
不过这位不是开饭馆的，而是种地的。日本没有“农家乐”旅游，但到了季节大家去玩玩采摘也渐渐形成一种习惯，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对自己去摘桔子，苹果之类就特别觉得有吸引力。拉莫士倒是没孩子，他是从菲律宾来的软件工程师，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看到一则采摘草莓的广告，就来了兴趣。
这是和歌山一家老板的广告，说是草莓熟了，欢迎大家来摘来吃，每位一千五百日元。一百多块人民币吃次草莓，要从中国的价格来看，这近乎天价，然而在日本却很有吸引力，因为日本一盒半斤装新鲜的草莓卖价在五百日元左右，象拉莫士这样的大个子怎么还吃不了一斤半呢？从这个价格看，这兄弟应该是有杀无赔，于是乘着周末兴冲冲杀了过去，还说给大伙儿认认门，下个星期一起去。
回来和小魔女一说这事，她马上说不可能，日本吃草莓没这个价。萨把广告递过去，LP大人看都不看，摇摇头，说这里头有鬼。
真的？这能有什么鬼？
你不是对吃一向特有研究么？自己想啊。LP居然也卖个关子。
不说就不说，明天我去问拉莫士。萨不由得被吊起了好奇心。
第二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奔拉莫士，问问这家伙感受如何，拉莫士有些意兴阑珊，说地方挺好，空气好，风景好。。。好。。。好。。。好。。。嗯，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摘草莓只吃了一盒就吃不下了，算起来加上路费，比平时市场上买草莓吃贵好几倍。拉莫士挠头阿，说我平时的胃口不错啊，怎么关键时刻跟钱包过不去呢？
“是不是里面草莓太少，不够摘？”萨想想LP大人还真是有先见之明。
“不是，是我自己不争气。”拉莫士脑袋摇得象拨浪鼓，“草莓很多的，也很大，比市场上的好吃，嗯，我那天胃口不好。”
“那是不是没有地方让你好好吃？或者你先吃饱了别的东西？”
“没有没有，我开车过去两个小时，早饭都消化掉了，而且一次二十个人进去采，又排队一个多小时，应该可以吃很多阿。吃草莓是在大厅里面，每人一个小桌子，安静也舒服的环境，主人还给大家免费提供练乳蘸草莓吃，很好的一个人。”
“嗯。。。”萨忽然脑子里灵光一闪，“是不是你排队的时候喝了饮料什么的？”
“是啊，主人免费供应桔子水。”拉莫士若有所悟，不过马上摇摇头，“我只喝了一杯，不会很占胃口的。”
。。。
这回我也想不明白了。
带着满腹疑问，回来向小魔女请教。魔女大笑，说这个是日本商人传统的把戏了，专蒙外行的，这个事情的关键，在哪里呢？
告诉你，就在那免费提供的东西上面。
桔子水，如果喝多了，自然就会胀肚，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排队等待的时候，有免费的饮料，又有多少人能够控制自己呢？象拉莫士足够聪明了，所以喝得少，但日本的奸商还有第二招呢，那就是练乳。
的确，草莓蘸上练乳，味道会大好，唯独一样不好 – 牛奶本身就容易引起胀肚，练乳在这方面更是效果显著。而且，一旦用草莓蘸练乳吃了，再吃没蘸练乳的，因为不够甜口感就会差很多，所以，拉莫士吃了一盒就吃不下，实在太正常了。
日本商人，用这个法子骗人摘草莓，已经有好几十年了。。。
听完老婆的叙述，萨不禁摇头苦笑，忽然想起了一句古话 –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一转头，看见小魔女在看公路交通图，忍不住问：“你这是准备去哪里？”
魔女头也不抬 – “看看路，周末咱们也去摘草莓。”
“嗯？！！！”
“你明天下班从中国超市过一下，买两瓶开胃的山楂果茶带上，哦，对了，还有一袋儿小白面包。”
“小白面包？买那玩意儿干吗？”
“草莓那东西不经饿，就吃上两斤一会儿也就下去了。小面包蘸练乳填肚子阿，吃完草莓吃面包，反正。。。反正他不是免费提供的么？”
错谔间老婆已经转身而去，看着远去魔影，萨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 星期天，假如那搞草莓采摘的商人懂得中文，只怕不免会想起那句名言来 –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完]
最后一句，本来是“唯小人与XX难养也。。。”，后来发现魔女经常往这儿跑，所以就改了。。。
您说，咱自己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