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死刑改无期内幕

■　王贤才

抗战胜利后，汪伪达官显贵，纷纷被捕入狱，巨奸陈公博、褚民谊、缪斌、梅思平、丁默、林柏生、陈君衍、叶蓬等都被先后判处死刑。独周佛海，由南京高院判处死刑后，复经最高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已成定谳，而又峰回路转，减为无期徒刑，实为群奸中绝无仅有的例外。其中原委，不乏传闻。近阅友人所著《南京大审判》，内容有涉及“周案”的，谓系周妻亲自跪求蒋介石，始得改判。实际并非如此。
　　
　　叶庭长想玩“猫腻”
　　
　　周佛海是1946年11月7日，由南京高等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因本人及家属上诉“抗告”，一月后，最高法院调卷复核，分发刑事第一庭办理。当时刑一庭庭长叶某，福建人，颇有心计。因周佛海长期主管汪伪财政金融，是块有名的“肥肉”，当然不肯轻易放过。不久即有两个福建人到上海，找到周佛海旧属、曾任上海《新闻报》社社长、上海特别市政府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兼中国通商两行董事的李思浩，表示他们与叶某相识，案子就在叶某手里，周家有何要求，当可负责转达。用意是很明显的。李思浩即将此意转告周妻杨淑慧。周家商量后，虽觉不失为一有用门路，但恐其要求过高，难以满足。原来周佛海虽家资巨富，但已遭军统“洗劫”一回：1946年6月15日，陪伴周佛海软禁重庆的杨淑慧，获准由重庆回上海处理家务，飞抵上海后，即被军统扣留，逼令交出全部动产和不动产，损失不菲。更重要的是，当时杨淑慧认为已走通了另一“门路”，觉得更有把握，更有“权威性”，就没有理会最高法院刑一庭的叶某的要求。
　　
　　马家“神坛”与委座“外宠”
　　
　　原来杨淑慧自周佛海宣判死刑后，除奔走人事外，还到处求神拜佛，夤缘结识同为佛门信徒的马姓妇女，此人是立法委员马晓军之妻。马家设有“神坛”，传说十分灵验，善男信女，有求必应。杨淑慧也到过马家神坛求过，并与马妻成为知交。马妻告诉杨淑慧，说她认识蒋介石“外宠”吴小姐，已托吴向蒋求情，为周佛海减刑，吴已答应，但吴下面的人要“打点”一下，需金条20根才能应付。以马的身份，杨淑慧当然是相信和放心的，当即答应了马的要求。马妻就叫杨淑慧写了两份呈文，由杨署名，一报国民政府文官处，一报军统局转蒋介石。周佛海在狱中听说此事，觉有疑义，但杨则深信不疑。不久马妻告诉杨淑慧，说吴小姐已在蒋介石处“求”到了“情”，蒋已将呈文，批交最高法院院长夏勤，指令减刑。但减刑仍须服刑，如能得到“特赦”，就可立即出狱。马表示亦可帮忙，但需再加金条10根，前后30根，先付半数，并议定将来获得“特赦”，发还资产应悉归吴小姐，杨淑慧也即依允，并连夜赶往上海，分头告贷，变卖女儿首饰，凑成30根金条，先交15根。于是马又代杨拟文，申请“特赦”。不久马回信说，她亲自携文到沪，面交吴小姐，吴已托蒋纬国带回南京，面交蒋介石。马说蒋纬国之妻就是吴小姐介绍的，因此关系非同一般，吴小姐在上海，就与蒋纬国夫妇住在一起，惟蒋纬国虽碍于吴小姐情面，允为代呈，也得给点好处，于是提出再给蒋纬国8根金条。杨淑慧也如数报命。但到1946年12月下旬，“减刑”或“特赦”仍渺无音讯，杨淑慧再请马妻到国民政府打听此事，因有一呈文是递到“文官处”的。未几马妻回报说：“元旦已来不及了，因须先由司法院呈请，公文往来，约需半月。”遂又提出：文官处经办人员也得给点“润笔”，以促其成，须再给金条4根。杨淑慧虽对索取无厌极感不满，但又恐功亏一篑，只好勉强支付。到1月上旬，马妻告杨：公文已于1月6日送达司法院。把戏愈演愈真，此时连周佛海都有点半信半疑了。看似“特赦”在迩，忽然一夜北风起，1月21日最高法院宣布对周佛海死刑一案，维持原判，才“大梦初醒”，真相大白。杨淑慧绝望之余，面质马妻。马妻这才承认，她并不认识什么“主座外宠”吴小姐，整个闹剧都是时任军统副局长的毛人凤之妻“导演”的，于是故意大骂毛妻。毛妻也怕此事闹大，因为毛人凤与军统头子郑介民向来不和，毛妻与郑妻也是死对头。怕此事为郑所知，授人以柄。毛妻便托曾任蒋介石侍从、特务小组首任组长、保密局中将设计员的胡靖安之妻出来圆场，要求不要声张，愿将金条退回。约定在上海退回20根，南京退回9根(实际上海只退回16根，南京仅退1根)。杨淑慧也投鼠忌器，又慑于军统权势，只好吃哑巴亏，同意不说此事。但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郑介民也微闻此事，派人来找杨淑慧。杨虽未承认，毛人凤终觉心有不安，就想在杨身上抓到一点把柄，以利威胁、控制，于是又有了所谓“中共人士”过问“周案”的事。
　　
　　神秘的“中共人士”
　　
　　时为1947年3月9日，忽有一自称“中共人士”的薛某，自言辗转探得杨淑慧住处，特来拜访，带来中共某要员“亲笔信”，大意谓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对“周案”极为关心，决全力营救，特派此人来京主持。杨问拟以何法营救？薛某说“劫狱”。杨淑慧大吃一惊，敬谢不敏，说周佛海虽已判死刑，估计尚无执行之虞，不劳动此干戈。杨将此事告诉狱中周佛海，周立判其伪，肯定中共绝不会作此荒唐事。认为必是军统所为，但军统何以如此，尚难解释。以后薛某又来找杨，重申此议，并说如实不愿如此，请杨给中共某要员写一便函回复，他好回去交差。杨不肯写。周佛海则据此断定：此事是毛人凤或毛妻所为，旨在取得杨与中共要人交往的依据。
　　然则毛人凤为什么做这种雪里埋人的蠢事，导演这出必然败露的丑剧呢？原来当时抗战胜利，举国欢庆，高层已内定将于1946年元旦发布“大赦令”。毛人凤极知周佛海与国民党的深厚渊源，国府要员中，不乏周的知交故友，就是蒋介石本人，对周一直颇有好感，有意维护，这是戴笠生前就已吐露过的，故认定以周的身份、境况，不列大赦，亦必列入特赦，落得做个顺水人情，骗点金条。不想大赦令发表，汉奸皆不在内，也未对周另颁特赦令，而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裁定，也于1月21日下达。
　　原先杨淑慧以为有了“吴小姐”这条门路，算是拜到了“真佛”，未免冷落了法院。负责周案的刑一庭庭长叶某，带信过去，满以为可以发注大财，却久候周宅“关节”不到，气愤难言，不仅很快作出“维持原判”的决定，而且故意选择1月21日农历除夕这天发表，使得周家在死刑重压下，凄凄惨惨渡过那年春节。
　　
　　惊动陈布雷
　　
　　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宣布，也惊动了周佛海的一些知交故友。首先是陈布雷。陈是浙江慈溪人，长期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并负责过国民党宣传工作，与周佛海多年共事，私交甚笃。陈在上海得悉周案最后裁定消息，即赶回南京，请文官处政务局长陈方(芷汀)，找到正在走投无路的杨淑慧，叫杨速写一呈文，请求特赦，陈愿代为转交。陈布雷在国民党没有什么派系关系，一向小心谨慎，胆小怕事，更不肯多管闲事。此次对“周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表示将不顾一切，向“主座”进言。不久陈方来告：陈布雷已向蒋介石陈述此事。蒋说：“怎么到现在才说!”似有嫌迟之意，而态度则是积极的，而且立即将此事交陈布雷负责，设法解决。陈布雷领此“上意”，即去与陈立夫商议，决定仍由司法方面解决，并找时任社会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洪兰友，研究法律手续(洪曾任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所长，是国民党有名的“法学权威”)。洪兰友与周佛海交谊也不错，此事又“恩出自上”，所以也很热情。二月初，在陈布雷推动下，国民政府正式行文司法院，表示对周可免其一死。时任司法行政部长的谢冠生，也同意由最高法院改判无期徒刑。但最高法院院长夏勤却不买账，说法院既已做出维持原判的决定，不便再事更改(这里未必没有刑一庭长的声音)。洪兰友就去找司法院院长居正，居正又与夏勤和谢冠生共商此事，决定改用政治方式解决，即由司法院签呈国民政府请求减刑。但其部属认为：应由中央党部下一公文，司法院办起来才有依据。于是居正又与时任国民党中常委兼秘书长的吴铁城商议。吴认为此事最好悉由政府办理，不必牵入党部，致招物议。于是执论不下，几成僵局。陈布雷又邀陈立夫、洪兰友同访居正。居正终被说服，迳由司法院呈文，约于2月中旬，送达国府。但时近一月，尚无消息。陈布雷又访时任文官长的吴鼎昌，请再以文官处名义，加一签呈，直送蒋介石。吴鼎昌照办了。蒋介石看了文官处的呈文，亲笔将呈文内容作了修改，令文官处誊清再报。据陈方吐露：蒋改之处，比原文写得更加有力。陈布雷与陈方又按蒋的修改重新润色、补充，再次呈蒋。3月28日，蒋介石减刑令下，全文如下：
　　

　　“查周佛海因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经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现据该犯呈报其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护京、沪、杭等地治安事迹，请求特赦前来。查该犯自民国三十年以后，屡经呈请自首，虽未明令允准，惟在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续为转呈，准备事实表现，图赎前愆。曾令该局奉谕转知该犯，如于盟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能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立功，以观后效等语，批示该犯在案，似可免其一死。经交司法院依法核议，兹据呈复，该犯既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可否将该犯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理合呈候签核等情。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如上所述，可知周佛海改判，主要实得力于陈布雷，而陈之敢于过问此事，亦非偶然，除了与周的私交外，蒋介石对周一直颇有好感，另眼相看，作为蒋介石高级幕僚和心腹的陈布雷，肯定是了解的，故也是知其可为而为之。从这点说，陈布雷这番活动，并不很悖他的处世之道的。
　　
　　全部闹剧，背后总导演原是蒋介石
　　
　　但蒋介石何以在到终审定谳之后，才来干预呢？蒋介石说：“怎么等到现在才说？”真是下情不能上达，蒋介石竟不知情吗？其实非也，这正是“委座”的狡诈之处。抗战胜利，专门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惩处汉奸，是一件万众瞩目的大事，可说无日不见诸当时的报章，周佛海一案，尤其闹得沸沸扬扬，蒋介石是不能不知情的。恰恰相反，综观各方面资料，周佛海可说一直是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
　　日本投降，汪伪政权作鸟兽散，周佛海则于1945年8月12日“荣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当然是蒋介石点头的。以后风头不好，辞职求去，要求到重庆或贵阳暂住，也是通过戴笠向蒋请求获准的。1945年9月30日，周在戴笠亲自陪同下，由沪飞渝，原拟次日换小飞机去贵阳，因周佛海岳父及妹佛珍均在贵阳，其母病故后尚暂厝贵阳市郊红花池。但蒋介石又变主意，要周留在重庆待命。当时蒋在西康，戴笠为此专程到西康请示后，即将周安置重庆“白公馆”。戴笠对周一再说过，“委座”对周至为关心，到适当时期必有解决办法。此话虽出自戴口，应属可信。因为以戴笠的为人，无论与周私交多好，如无蒋的旨意，是不敢与周佛海这样的特大汉奸打得火热的。还有一条“旁证”：周佛海由沪来渝前，戴曾约方以上海市长履新的钱大钧同访周佛海，钱曾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兼侍卫长，与周亦为旧交。钱就说他亲眼见到蒋对戴的“训令”，将周交戴笠负责。只是戴笠短命，不久就死于空难。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40余中委谒蒋，要求严惩汉奸。蒋介石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周佛海匿居重庆，亦非了局。终于1946年9月17日，押回南京，此事仍由军统出面，但显然也是蒋介石交办或认可的。总之，周的一行一动，莫非蒋的意旨，判处死刑这样的大事，蒋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故周佛海自己也认为蒋是故意于复判定谳后解决，以示恩威并重之意，应该说他是很懂得蒋的为人和心理的。■　王贤才

抗战胜利后，汪伪达官显贵，纷纷被捕入狱，巨奸陈公博、褚民谊、缪斌、梅思平、丁默、林柏生、陈君衍、叶蓬等都被先后判处死刑。独周佛海，由南京高院判处死刑后，复经最高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已成定谳，而又峰回路转，减为无期徒刑，实为群奸中绝无仅有的例外。其中原委，不乏传闻。近阅友人所著《南京大审判》，内容有涉及“周案”的，谓系周妻亲自跪求蒋介石，始得改判。实际并非如此。
　　
　　叶庭长想玩“猫腻”
　　
　　周佛海是1946年11月7日，由南京高等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因本人及家属上诉“抗告”，一月后，最高法院调卷复核，分发刑事第一庭办理。当时刑一庭庭长叶某，福建人，颇有心计。因周佛海长期主管汪伪财政金融，是块有名的“肥肉”，当然不肯轻易放过。不久即有两个福建人到上海，找到周佛海旧属、曾任上海《新闻报》社社长、上海特别市政府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兼中国通商两行董事的李思浩，表示他们与叶某相识，案子就在叶某手里，周家有何要求，当可负责转达。用意是很明显的。李思浩即将此意转告周妻杨淑慧。周家商量后，虽觉不失为一有用门路，但恐其要求过高，难以满足。原来周佛海虽家资巨富，但已遭军统“洗劫”一回：1946年6月15日，陪伴周佛海软禁重庆的杨淑慧，获准由重庆回上海处理家务，飞抵上海后，即被军统扣留，逼令交出全部动产和不动产，损失不菲。更重要的是，当时杨淑慧认为已走通了另一“门路”，觉得更有把握，更有“权威性”，就没有理会最高法院刑一庭的叶某的要求。
　　
　　马家“神坛”与委座“外宠”
　　
　　原来杨淑慧自周佛海宣判死刑后，除奔走人事外，还到处求神拜佛，夤缘结识同为佛门信徒的马姓妇女，此人是立法委员马晓军之妻。马家设有“神坛”，传说十分灵验，善男信女，有求必应。杨淑慧也到过马家神坛求过，并与马妻成为知交。马妻告诉杨淑慧，说她认识蒋介石“外宠”吴小姐，已托吴向蒋求情，为周佛海减刑，吴已答应，但吴下面的人要“打点”一下，需金条20根才能应付。以马的身份，杨淑慧当然是相信和放心的，当即答应了马的要求。马妻就叫杨淑慧写了两份呈文，由杨署名，一报国民政府文官处，一报军统局转蒋介石。周佛海在狱中听说此事，觉有疑义，但杨则深信不疑。不久马妻告诉杨淑慧，说吴小姐已在蒋介石处“求”到了“情”，蒋已将呈文，批交最高法院院长夏勤，指令减刑。但减刑仍须服刑，如能得到“特赦”，就可立即出狱。马表示亦可帮忙，但需再加金条10根，前后30根，先付半数，并议定将来获得“特赦”，发还资产应悉归吴小姐，杨淑慧也即依允，并连夜赶往上海，分头告贷，变卖女儿首饰，凑成30根金条，先交15根。于是马又代杨拟文，申请“特赦”。不久马回信说，她亲自携文到沪，面交吴小姐，吴已托蒋纬国带回南京，面交蒋介石。马说蒋纬国之妻就是吴小姐介绍的，因此关系非同一般，吴小姐在上海，就与蒋纬国夫妇住在一起，惟蒋纬国虽碍于吴小姐情面，允为代呈，也得给点好处，于是提出再给蒋纬国8根金条。杨淑慧也如数报命。但到1946年12月下旬，“减刑”或“特赦”仍渺无音讯，杨淑慧再请马妻到国民政府打听此事，因有一呈文是递到“文官处”的。未几马妻回报说：“元旦已来不及了，因须先由司法院呈请，公文往来，约需半月。”遂又提出：文官处经办人员也得给点“润笔”，以促其成，须再给金条4根。杨淑慧虽对索取无厌极感不满，但又恐功亏一篑，只好勉强支付。到1月上旬，马妻告杨：公文已于1月6日送达司法院。把戏愈演愈真，此时连周佛海都有点半信半疑了。看似“特赦”在迩，忽然一夜北风起，1月21日最高法院宣布对周佛海死刑一案，维持原判，才“大梦初醒”，真相大白。杨淑慧绝望之余，面质马妻。马妻这才承认，她并不认识什么“主座外宠”吴小姐，整个闹剧都是时任军统副局长的毛人凤之妻“导演”的，于是故意大骂毛妻。毛妻也怕此事闹大，因为毛人凤与军统头子郑介民向来不和，毛妻与郑妻也是死对头。怕此事为郑所知，授人以柄。毛妻便托曾任蒋介石侍从、特务小组首任组长、保密局中将设计员的胡靖安之妻出来圆场，要求不要声张，愿将金条退回。约定在上海退回20根，南京退回9根(实际上海只退回16根，南京仅退1根)。杨淑慧也投鼠忌器，又慑于军统权势，只好吃哑巴亏，同意不说此事。但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郑介民也微闻此事，派人来找杨淑慧。杨虽未承认，毛人凤终觉心有不安，就想在杨身上抓到一点把柄，以利威胁、控制，于是又有了所谓“中共人士”过问“周案”的事。
　　
　　神秘的“中共人士”
　　
　　时为1947年3月9日，忽有一自称“中共人士”的薛某，自言辗转探得杨淑慧住处，特来拜访，带来中共某要员“亲笔信”，大意谓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对“周案”极为关心，决全力营救，特派此人来京主持。杨问拟以何法营救？薛某说“劫狱”。杨淑慧大吃一惊，敬谢不敏，说周佛海虽已判死刑，估计尚无执行之虞，不劳动此干戈。杨将此事告诉狱中周佛海，周立判其伪，肯定中共绝不会作此荒唐事。认为必是军统所为，但军统何以如此，尚难解释。以后薛某又来找杨，重申此议，并说如实不愿如此，请杨给中共某要员写一便函回复，他好回去交差。杨不肯写。周佛海则据此断定：此事是毛人凤或毛妻所为，旨在取得杨与中共要人交往的依据。
　　然则毛人凤为什么做这种雪里埋人的蠢事，导演这出必然败露的丑剧呢？原来当时抗战胜利，举国欢庆，高层已内定将于1946年元旦发布“大赦令”。毛人凤极知周佛海与国民党的深厚渊源，国府要员中，不乏周的知交故友，就是蒋介石本人，对周一直颇有好感，有意维护，这是戴笠生前就已吐露过的，故认定以周的身份、境况，不列大赦，亦必列入特赦，落得做个顺水人情，骗点金条。不想大赦令发表，汉奸皆不在内，也未对周另颁特赦令，而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裁定，也于1月21日下达。
　　原先杨淑慧以为有了“吴小姐”这条门路，算是拜到了“真佛”，未免冷落了法院。负责周案的刑一庭庭长叶某，带信过去，满以为可以发注大财，却久候周宅“关节”不到，气愤难言，不仅很快作出“维持原判”的决定，而且故意选择1月21日农历除夕这天发表，使得周家在死刑重压下，凄凄惨惨渡过那年春节。
　　
　　惊动陈布雷
　　
　　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宣布，也惊动了周佛海的一些知交故友。首先是陈布雷。陈是浙江慈溪人，长期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并负责过国民党宣传工作，与周佛海多年共事，私交甚笃。陈在上海得悉周案最后裁定消息，即赶回南京，请文官处政务局长陈方(芷汀)，找到正在走投无路的杨淑慧，叫杨速写一呈文，请求特赦，陈愿代为转交。陈布雷在国民党没有什么派系关系，一向小心谨慎，胆小怕事，更不肯多管闲事。此次对“周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表示将不顾一切，向“主座”进言。不久陈方来告：陈布雷已向蒋介石陈述此事。蒋说：“怎么到现在才说!”似有嫌迟之意，而态度则是积极的，而且立即将此事交陈布雷负责，设法解决。陈布雷领此“上意”，即去与陈立夫商议，决定仍由司法方面解决，并找时任社会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洪兰友，研究法律手续(洪曾任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所长，是国民党有名的“法学权威”)。洪兰友与周佛海交谊也不错，此事又“恩出自上”，所以也很热情。二月初，在陈布雷推动下，国民政府正式行文司法院，表示对周可免其一死。时任司法行政部长的谢冠生，也同意由最高法院改判无期徒刑。但最高法院院长夏勤却不买账，说法院既已做出维持原判的决定，不便再事更改(这里未必没有刑一庭长的声音)。洪兰友就去找司法院院长居正，居正又与夏勤和谢冠生共商此事，决定改用政治方式解决，即由司法院签呈国民政府请求减刑。但其部属认为：应由中央党部下一公文，司法院办起来才有依据。于是居正又与时任国民党中常委兼秘书长的吴铁城商议。吴认为此事最好悉由政府办理，不必牵入党部，致招物议。于是执论不下，几成僵局。陈布雷又邀陈立夫、洪兰友同访居正。居正终被说服，迳由司法院呈文，约于2月中旬，送达国府。但时近一月，尚无消息。陈布雷又访时任文官长的吴鼎昌，请再以文官处名义，加一签呈，直送蒋介石。吴鼎昌照办了。蒋介石看了文官处的呈文，亲笔将呈文内容作了修改，令文官处誊清再报。据陈方吐露：蒋改之处，比原文写得更加有力。陈布雷与陈方又按蒋的修改重新润色、补充，再次呈蒋。3月28日，蒋介石减刑令下，全文如下：
　　

　　“查周佛海因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经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现据该犯呈报其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护京、沪、杭等地治安事迹，请求特赦前来。查该犯自民国三十年以后，屡经呈请自首，虽未明令允准，惟在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续为转呈，准备事实表现，图赎前愆。曾令该局奉谕转知该犯，如于盟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能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立功，以观后效等语，批示该犯在案，似可免其一死。经交司法院依法核议，兹据呈复，该犯既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可否将该犯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理合呈候签核等情。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如上所述，可知周佛海改判，主要实得力于陈布雷，而陈之敢于过问此事，亦非偶然，除了与周的私交外，蒋介石对周一直颇有好感，另眼相看，作为蒋介石高级幕僚和心腹的陈布雷，肯定是了解的，故也是知其可为而为之。从这点说，陈布雷这番活动，并不很悖他的处世之道的。
　　
　　全部闹剧，背后总导演原是蒋介石
　　
　　但蒋介石何以在到终审定谳之后，才来干预呢？蒋介石说：“怎么等到现在才说？”真是下情不能上达，蒋介石竟不知情吗？其实非也，这正是“委座”的狡诈之处。抗战胜利，专门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惩处汉奸，是一件万众瞩目的大事，可说无日不见诸当时的报章，周佛海一案，尤其闹得沸沸扬扬，蒋介石是不能不知情的。恰恰相反，综观各方面资料，周佛海可说一直是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
　　日本投降，汪伪政权作鸟兽散，周佛海则于1945年8月12日“荣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当然是蒋介石点头的。以后风头不好，辞职求去，要求到重庆或贵阳暂住，也是通过戴笠向蒋请求获准的。1945年9月30日，周在戴笠亲自陪同下，由沪飞渝，原拟次日换小飞机去贵阳，因周佛海岳父及妹佛珍均在贵阳，其母病故后尚暂厝贵阳市郊红花池。但蒋介石又变主意，要周留在重庆待命。当时蒋在西康，戴笠为此专程到西康请示后，即将周安置重庆“白公馆”。戴笠对周一再说过，“委座”对周至为关心，到适当时期必有解决办法。此话虽出自戴口，应属可信。因为以戴笠的为人，无论与周私交多好，如无蒋的旨意，是不敢与周佛海这样的特大汉奸打得火热的。还有一条“旁证”：周佛海由沪来渝前，戴曾约方以上海市长履新的钱大钧同访周佛海，钱曾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兼侍卫长，与周亦为旧交。钱就说他亲眼见到蒋对戴的“训令”，将周交戴笠负责。只是戴笠短命，不久就死于空难。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40余中委谒蒋，要求严惩汉奸。蒋介石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周佛海匿居重庆，亦非了局。终于1946年9月17日，押回南京，此事仍由军统出面，但显然也是蒋介石交办或认可的。总之，周的一行一动，莫非蒋的意旨，判处死刑这样的大事，蒋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故周佛海自己也认为蒋是故意于复判定谳后解决，以示恩威并重之意，应该说他是很懂得蒋的为人和心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