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第一幕僚陈布雷 zt

陈布雷自称无派无系，政治上光棍一条，这话也对也不对。倘若
考察他与国民党各主要派别的关系，陈布雷的确不能算是派系中人；
倘若把以侍二处为核心的一批官邸人员，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现象来
考察，就可以发现：其实在国民党政坛上，早就形成了一个新派系，
这就是“官邸派”（也有人称之为“清流派”），而陈布雷就是这个
派别的核心与灵魂。
　　侍从室虽然只是一个幕僚机构，所谓位不算高，权亦不算大，然
而，由于他的服务对象是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万乘之君”，
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位置，无异于封建时代的宦官机构，其权力拓展
的空间，可以说小到无孔不入，大到无边无际，其实际权力，绝不是
任何一个浮在面上的中枢机构所能比拟的。作为陈布雷来说，从
1936年初侍从室进行第一次改组，到1945年侍从室结束，在长达10年
的时间里，屁股没有挪动一步，忠心代蒋把守着这样一个政治权力的
核心机构，其地位之尊、权势之大、影响之深，无可测度；也有人说，
除蒋介石以外，国民党内不作第二人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普
遍把陈布雷看作是侍从室的化身，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上，陈布雷
正是通过对侍从室的精心运作，从而注入了自己的政治性格，并在国
民党政坛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作风，亦即官邸派的主要政治特
点。

　　官邸派的第一个政治特点，就是注重考察蒋介石心理状态，从而
揣摩逢迎，投其所好。大凡在蒋身边的侍从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体
会，这就是蒋这个人很难侍候。蒋为人精明，个性乖僻，性格多疑，
心理阴郁，让人投机不得，取巧不易，怠慢更难，蒋的难侍候是出了
名的。但是，陈有一个最大优势，这就是当蒋遇有重大事件时，大都
要单独约陈密谈，由陈条陈各方面的意见，以供蒋决策；蒋每次对文
武官吏讲话，或由陈事先起草讲话稿，或由陈预拟讲话提纲。即便是
蒋即席讲演的记录稿，也要经陈润色才能定稿；此外，凡是侍一处、
侍二处发出的重要电稿，都要经陈一一审阅订正。因此，陈布雷不但
对蒋的意图十分熟悉，而且对蒋的心理状态考察极为周密；对侍从室
的业务及蒋对各方面的指示精神，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在此
基础上，陈针对蒋的性格特点，每有建策，鲜有不中。

　　在陈布雷的影响下，侍二处的一班幕僚经办文牍，无不多方揣摩
蒋的心理，以窥其意图，把握办事的分寸和诀窍。就以文件呈核来说，
侍二处每日收到的建议书、报告书之类的文件，几乎是天天一大筐，
无论蒋是怎样的三头六臂，毕竟他的一天，也只有24小时，所看公事，
自然有限。于是，蒋便来个规定：每天只准送呈10件。超过这个数字，
就要训斥：“为什么不按规定行事？我又不是事务官，要你们干什么？”
话虽这样说，可是作为幕僚人员，就有些难办了。一方面，下面送来
的公事，自称样样都是军国大事，以幕僚的眼光，哪里能件件弄得清
爽：谁重要，谁不重要；另一方面，蒋看公事，总是下面欲其多，而
本人欲其少。若是做幕僚的按一二三四，分出轻重缓急，权衡去办，
往往因此而得罪权门，由此种下祸根。

　　况在蒋的眼里，权力重于生命，芝麻大的权，常常看得比磨盘还
大。陈布雷就曾经向唐纵发牢骚：“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
事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固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
恐将脱节。”唐纵也每有这方面的体会，1943年4月，唐纵天天收到治
安方面的报告，鄂陕甘边区警备总司令祝绍周报告说，甘肃可谓全是
民变，征粮的人便是逼迫民反。唐纵认为：“今日地方胥吏，对于征
兵征粮二事，无不藉此作弊害民，政府非此不可，胥吏以此作福，民
间则以此荡产。此等情形，与历代末朝相似”。对于这类官逼民反的
动乱事件，说它是大事，确是不小，涉及政权根本，岂可等闲视之！
说它是小事，确是不大，盖因天天发生，各级官僚都已习以为常，见
怪不怪了。这样一来，唐纵难办了，是否需要向蒋呈报，唐纵请示陈
布雷，以为：“如不报告，壅于上闻，负责太大，如一一报告，则又
刺激委座心情不宁”，如之奈何？

　　遇到这一类事，最让侍二处的一班幕僚头皮发大。但钉子碰多了，
积以时日，也就慢慢开窍，知道蒋讨厌哪些公事，爱看哪些公事。比
如，倘是蒋的亲信爱将或宠臣，或是为他吹捧的御用文人以及知名学
者之类，这些人的所谓报告或建议，蒋不但另眼相待，而且往往要用
红蓝铅笔圈圈点点，表示欣赏；至于一些逆耳之言，蒋是听都不要听
的，不要说看了，不用说，这些公事最好免呈。涉及到一些难以掂出
份量的重要公事，陈布雷等一班幕僚也有办法，这就是拟出提要，再
附上公事送呈，阅与不阅，由蒋圣裁。，蒋看了提要，感到兴趣，自
然会看原文。如此，积日既久，侍二处的这批幕僚，大部分成了善于
揣摩、俯仰依人及雕琢文字的“绍兴师爷”。这一派别始终能得到蒋
的宠信，其因盖出于此。

　　官邸派的第二个政治特点，就是注重规行矩步，清廉自律。以至
赢得“清流派”的声誉，这一点在陈布雷身上尤为明显。陈作为侍二
处主任，常常要代蒋接见一些社会名流或专家学者。接见时，陈遵循
言多必失的古训，尽量少讲话，不表态，以免被人利用或产生误导。
抗战初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教授要求谒蒋，蒋要陈代见。
梁以时局真相及政府方针质询于陈。陈认为梁的见解多不正确，故详
切规正。谈话进行了2小时。事后，陈深悔“今日所言者太多，所谓未
可与言而与之言。后当戒之”

　　陈布雷位高权重，找他办事的络绎不绝，甚至请他帮忙开后门的
亦不在少数，而陈最感心烦的就是这一类人情世故。陈在日记中写道：
“缮发私函六七函，均为答复请托等事。迩来易感心烦，而此等函件
络绎而来，欲一一应付势有不可能，若峻拒太甚又觉不近人情，唯有
随到随复，以直言告之。而身畔又无一私人书记，遂多日久搁置者，
此亦足使心理不快之一主因也。”

　　曾有人评价：“布雷先生的性格，是很温和的，真是‘与人无忤’，
‘与世无争’。任何人，见了布雷先生，他老是那样谦恭，那样客气。
不过他接近群众的机会很少。”陈对自己的这一性格做过一番解释：
“有的人写我孤僻，骂我骄傲，其实这都是冤枉。以我的身体，以我
的性格，以我今天的地位和工作，不适宜于会客，不适宜于讲话，不
适宜于社会。甚至于有时候纪念周我也不到。每到一回会必是满载而
归，遇着了朋友，他们都是以请求委座有事托我，我受人之托，必忠
人之事，所以与会回来之后，一定要把一件一件事替朋友办妥，让其
放心。”

　　战前，陈布雷在南京工作，则把家安在上海；战时，陈布雷在重
庆工作，则把家安在北碚，与王允默及子女常分居两地。在陈的考虑，
一方面是为了集中精力侍蒋，一方面也是为了切断人情往来上的干扰。
居住方面，陈只求简朴、安静，反对张扬、奢侈，重庆美专街一幢两
层楼房，既作办公室，又兼卧室，并有一部分房间由侍二处的职员占
用。这里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神经中枢之一，也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思想
加工厂，仅陈布雷一个人在战时“生产”的各种文章，就不下1000余
篇。据有心人统计，蒋在抗战期间共发表各种文章657篇，其中大部分
为陈布雷在美专街“生产”。以如此简陋的“生产”设施，制造出了
如此重要的“产品”，这在国民党内，无人可以超越，也无人可以替
代。

　　陈长期为蒋炮制文字，绞尽脑汁，心事重重，精神压力太大；加
之长年服用安眠药，脸呈灰黑色，把身体弄得很坏。陈布雷一次去云
南，吸毒人“慧眼识俊杰”，竟与陈接头打听“吃黑米”的事。弄得
陈大为灰心，一度对自己失去信心。

　　陈的日常生活异常简单。重庆时期，许多好友都劝陈要注意增加
营养，陈总是说：“以我今天的生活，营养已经很够”。事实上，每
餐也就是四菜一汤而已。这样一个标准，当然也不能算差。但是，以
他的身体、地位及责任，以当时国民党权势阶层的生活水准而言，这
样一个伙食，自然也不能算好。陈生于浙东，喜吃海鲜之类。然到了
重庆，远在大后方，自然不再有此口福。尽管这样，陈已心满意足。
一次，杨玉清劝他要注意营养，陈解释说：“如果是在英国的话，已
经超过了一个人应该享受的定量。我现在每日除了正餐以外，还有委
座和夫人所赠的一瓶牛奶，还可以吃牛油，还可以有几片面包。”

　　战后，国民党大小官僚无不大发接收财，有权有势的几乎一夜间
顿成巨富，从此挥金如土，穷奢极欲，唯官邸派在这方面尚能自律，
丑闻不多。至于陈布雷，依然是一贫如洗。南京市《救国日报》记者
到湖南路508号陈公馆采访，没有见到陈布雷本人，却对门卫大发了一
通议论：“我跑过多少码头，见过多少公馆，像你们这样可怜的只有
两家，一家是陶部长（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公馆，一家就是
你们了。还不如一个小老板。”联想到陶希圣曾经当过汉奸，或许在
陶部长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而颇有些讳“光”，
也讳“亮”，不大敢在生活上过于放纵自己；如此看来，在这位记者
跑过的码头中，真正可怜的“码头”，就只剩下一家陈公馆了。

　　据陈的身边人回忆：陈生活俭朴确是事实。根据陈的意见，管总
务的金省吾秘书对生活费控制很严。大菜师傅每天上街买菜，总是买
些青菜、萝卜之类。重庆时期，像四川特产如灯影牛肉；南京时期，
像南京特产如板鸭之类，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即便是中秋节，或双
十节，也不肯买1只鸡，或1只鸭，或1只蹄骨旁 进门，只和平常一样，
猪肉不超过2斤。陈最为享受的一个大菜，就是大葱烧鲫鱼。据说，一
次大菜师傅买了一只约2斤重的甲鱼，劈成4块烧好，陈吃了，认为太
浪费，违背了标准，就通知金秘书辞退了大菜师傅。这件事对公馆上
下刺激很大，从此，谁都不敢乱来了。

　　据工作人员回忆：陈从不收礼，上门送礼的也不多。南京时期，
舟山一位官员曾送来一大包目鱼干，硬要放在收发室。收发室不收，
那人摸出一张卡片，放下就走了。收发何仲明只好在登记本上写上那
人的姓名，然后将目鱼干送到厨房，由厨房、门卫等一干人吃掉了，
陈一点不知道。一次中秋节，上海一位国大代表送来5盒月饼，收发何
仲明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如法炮制，替陈布雷“代劳”了。据陈公馆
警卫胡宏猷回忆：“我们在陈公馆总算捞到这两次‘外快’。”

　　陈最忌讳涉足赌场、烟花巷或酒馆等处；最反感的是有人上门送
礼。不论看到什么人，若提着礼物上门，一概拒绝。但有两样东西，
陈可以破例，一是高级香烟，一是进口安眠药，而且是韩信点兵，多
多益善。当然，也要看是什么人所赠。据说，送得最多的是蒋夫人，
一来她有这个能力，二来她有这个财力；大概在陈认为：这个秋风不
打白不打。所以，大凡蒋夫人所送，陈都是来者不拒的。陈嗜烟如命，
据说一天吸烟50支以上。这样大的烟瘾，这样大的需求量，自然使得
他在这方面硬不起来，只好心甘情愿地接受“腐蚀”。

　　陈布雷有一辆轿车，但平时很少乘坐。杨玉清曾劝他抽空看看戏，
调剂一下精神生活，陈解释说：“到娱乐场去，不是不愿，却是不能。
以我的身体，以我的体质，不能走路，更不能走较远的路。那么，到
娱乐场去，一定非坐车子不可。以今天抗战，物力艰难，坐着车子去
到娱乐场所，人家对我纵不加指责，我自己的良心，也有些不安的。”
一次，国民党中央机关公布各位要人的汽车用油结果，陈公馆名列第
一。陈布雷大发脾气，责问手下人，何至于此？表示要亲自控制用车，
并提出把耗油多的旧车，换成耗油少的福特新轿车。

　　陈布雷的薪水不算少，但由于子女多，开支大，生活常有拮据之
感。但是，以他的地位和权势，要想找一条生财之道，机会是很多的，
别的不说，随便向哪个部门暗示一下，都会有人忙不迭地请他兼职。
只要一兼职，马上增加一笔收入，名之曰车马费，这类现象在国民党
内是堂而皇之的事情，就连蒋介石对陈的那种可怜兮兮的样子，都看
不过去了，曾主动劝他弄一份兼职，并表示要帮助联系。以蒋的骄情
与冷峻，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然陈一概婉拒，最后只同意接受了
“中国文化服务社”董事长的兼职，原因是这一兼职没有车马费。

　　陈自己不捞钱，也反对手下人捞钱。实际上，以侍二处的任何一
个幕僚，要想捞点外快，发点小财，机会是很多的。但是，受陈的影
响，谁都不敢乱来。即使有之，也是以很隐蔽的方式进行。倘以唐纵
来说，身为蒋介石的情报总管，再兼军统局帮办，威权之大，不言而
喻。然而，唐平时埋头苦干，严守秘密，既不愿外出拉关系，出风头，
也不愿卷入贪污舞弊事件，故生活常有捉襟见肘之感。1943年底，唐
纵在日记中写道：“私人经济，负债1万元。全年生活尚过得去，至年
底生活更形困难。”唐的黄埔六期同学沈重宇任重庆长江实业银行董
事长，为了让“老大哥”免受“孔方兄”的气，有意聘请唐为长江实
业银行挂名董事，每月赠送一份“干薪”，唐总是不敢接受。沈深知
唐是不愿直接挂出自己的大名，灵机一动，就以唐的儿子唐雪东为挂
名董事。结果，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竟然成了陪都金融界中人物。作
为一种交换，沈重宇后来由唐纵一手推荐提携，进入侍从室，成为少
将高参，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廷”人物。一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
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还要如此战战兢兢的，这也就不容易了。陈布雷
曾评价唐纵：“公正恬淡，不与人争权争势”。可见，在这一点上，
陈布雷对唐纵亦有很深影响。




陈布雷自称无派无系，政治上光棍一条，这话也对也不对。倘若
考察他与国民党各主要派别的关系，陈布雷的确不能算是派系中人；
倘若把以侍二处为核心的一批官邸人员，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现象来
考察，就可以发现：其实在国民党政坛上，早就形成了一个新派系，
这就是“官邸派”（也有人称之为“清流派”），而陈布雷就是这个
派别的核心与灵魂。
　　侍从室虽然只是一个幕僚机构，所谓位不算高，权亦不算大，然
而，由于他的服务对象是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万乘之君”，
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位置，无异于封建时代的宦官机构，其权力拓展
的空间，可以说小到无孔不入，大到无边无际，其实际权力，绝不是
任何一个浮在面上的中枢机构所能比拟的。作为陈布雷来说，从
1936年初侍从室进行第一次改组，到1945年侍从室结束，在长达10年
的时间里，屁股没有挪动一步，忠心代蒋把守着这样一个政治权力的
核心机构，其地位之尊、权势之大、影响之深，无可测度；也有人说，
除蒋介石以外，国民党内不作第二人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普
遍把陈布雷看作是侍从室的化身，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上，陈布雷
正是通过对侍从室的精心运作，从而注入了自己的政治性格，并在国
民党政坛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作风，亦即官邸派的主要政治特
点。

　　官邸派的第一个政治特点，就是注重考察蒋介石心理状态，从而
揣摩逢迎，投其所好。大凡在蒋身边的侍从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体
会，这就是蒋这个人很难侍候。蒋为人精明，个性乖僻，性格多疑，
心理阴郁，让人投机不得，取巧不易，怠慢更难，蒋的难侍候是出了
名的。但是，陈有一个最大优势，这就是当蒋遇有重大事件时，大都
要单独约陈密谈，由陈条陈各方面的意见，以供蒋决策；蒋每次对文
武官吏讲话，或由陈事先起草讲话稿，或由陈预拟讲话提纲。即便是
蒋即席讲演的记录稿，也要经陈润色才能定稿；此外，凡是侍一处、
侍二处发出的重要电稿，都要经陈一一审阅订正。因此，陈布雷不但
对蒋的意图十分熟悉，而且对蒋的心理状态考察极为周密；对侍从室
的业务及蒋对各方面的指示精神，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在此
基础上，陈针对蒋的性格特点，每有建策，鲜有不中。

　　在陈布雷的影响下，侍二处的一班幕僚经办文牍，无不多方揣摩
蒋的心理，以窥其意图，把握办事的分寸和诀窍。就以文件呈核来说，
侍二处每日收到的建议书、报告书之类的文件，几乎是天天一大筐，
无论蒋是怎样的三头六臂，毕竟他的一天，也只有24小时，所看公事，
自然有限。于是，蒋便来个规定：每天只准送呈10件。超过这个数字，
就要训斥：“为什么不按规定行事？我又不是事务官，要你们干什么？”
话虽这样说，可是作为幕僚人员，就有些难办了。一方面，下面送来
的公事，自称样样都是军国大事，以幕僚的眼光，哪里能件件弄得清
爽：谁重要，谁不重要；另一方面，蒋看公事，总是下面欲其多，而
本人欲其少。若是做幕僚的按一二三四，分出轻重缓急，权衡去办，
往往因此而得罪权门，由此种下祸根。

　　况在蒋的眼里，权力重于生命，芝麻大的权，常常看得比磨盘还
大。陈布雷就曾经向唐纵发牢骚：“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
事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固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
恐将脱节。”唐纵也每有这方面的体会，1943年4月，唐纵天天收到治
安方面的报告，鄂陕甘边区警备总司令祝绍周报告说，甘肃可谓全是
民变，征粮的人便是逼迫民反。唐纵认为：“今日地方胥吏，对于征
兵征粮二事，无不藉此作弊害民，政府非此不可，胥吏以此作福，民
间则以此荡产。此等情形，与历代末朝相似”。对于这类官逼民反的
动乱事件，说它是大事，确是不小，涉及政权根本，岂可等闲视之！
说它是小事，确是不大，盖因天天发生，各级官僚都已习以为常，见
怪不怪了。这样一来，唐纵难办了，是否需要向蒋呈报，唐纵请示陈
布雷，以为：“如不报告，壅于上闻，负责太大，如一一报告，则又
刺激委座心情不宁”，如之奈何？

　　遇到这一类事，最让侍二处的一班幕僚头皮发大。但钉子碰多了，
积以时日，也就慢慢开窍，知道蒋讨厌哪些公事，爱看哪些公事。比
如，倘是蒋的亲信爱将或宠臣，或是为他吹捧的御用文人以及知名学
者之类，这些人的所谓报告或建议，蒋不但另眼相待，而且往往要用
红蓝铅笔圈圈点点，表示欣赏；至于一些逆耳之言，蒋是听都不要听
的，不要说看了，不用说，这些公事最好免呈。涉及到一些难以掂出
份量的重要公事，陈布雷等一班幕僚也有办法，这就是拟出提要，再
附上公事送呈，阅与不阅，由蒋圣裁。，蒋看了提要，感到兴趣，自
然会看原文。如此，积日既久，侍二处的这批幕僚，大部分成了善于
揣摩、俯仰依人及雕琢文字的“绍兴师爷”。这一派别始终能得到蒋
的宠信，其因盖出于此。

　　官邸派的第二个政治特点，就是注重规行矩步，清廉自律。以至
赢得“清流派”的声誉，这一点在陈布雷身上尤为明显。陈作为侍二
处主任，常常要代蒋接见一些社会名流或专家学者。接见时，陈遵循
言多必失的古训，尽量少讲话，不表态，以免被人利用或产生误导。
抗战初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教授要求谒蒋，蒋要陈代见。
梁以时局真相及政府方针质询于陈。陈认为梁的见解多不正确，故详
切规正。谈话进行了2小时。事后，陈深悔“今日所言者太多，所谓未
可与言而与之言。后当戒之”

　　陈布雷位高权重，找他办事的络绎不绝，甚至请他帮忙开后门的
亦不在少数，而陈最感心烦的就是这一类人情世故。陈在日记中写道：
“缮发私函六七函，均为答复请托等事。迩来易感心烦，而此等函件
络绎而来，欲一一应付势有不可能，若峻拒太甚又觉不近人情，唯有
随到随复，以直言告之。而身畔又无一私人书记，遂多日久搁置者，
此亦足使心理不快之一主因也。”

　　曾有人评价：“布雷先生的性格，是很温和的，真是‘与人无忤’，
‘与世无争’。任何人，见了布雷先生，他老是那样谦恭，那样客气。
不过他接近群众的机会很少。”陈对自己的这一性格做过一番解释：
“有的人写我孤僻，骂我骄傲，其实这都是冤枉。以我的身体，以我
的性格，以我今天的地位和工作，不适宜于会客，不适宜于讲话，不
适宜于社会。甚至于有时候纪念周我也不到。每到一回会必是满载而
归，遇着了朋友，他们都是以请求委座有事托我，我受人之托，必忠
人之事，所以与会回来之后，一定要把一件一件事替朋友办妥，让其
放心。”

　　战前，陈布雷在南京工作，则把家安在上海；战时，陈布雷在重
庆工作，则把家安在北碚，与王允默及子女常分居两地。在陈的考虑，
一方面是为了集中精力侍蒋，一方面也是为了切断人情往来上的干扰。
居住方面，陈只求简朴、安静，反对张扬、奢侈，重庆美专街一幢两
层楼房，既作办公室，又兼卧室，并有一部分房间由侍二处的职员占
用。这里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神经中枢之一，也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思想
加工厂，仅陈布雷一个人在战时“生产”的各种文章，就不下1000余
篇。据有心人统计，蒋在抗战期间共发表各种文章657篇，其中大部分
为陈布雷在美专街“生产”。以如此简陋的“生产”设施，制造出了
如此重要的“产品”，这在国民党内，无人可以超越，也无人可以替
代。

　　陈长期为蒋炮制文字，绞尽脑汁，心事重重，精神压力太大；加
之长年服用安眠药，脸呈灰黑色，把身体弄得很坏。陈布雷一次去云
南，吸毒人“慧眼识俊杰”，竟与陈接头打听“吃黑米”的事。弄得
陈大为灰心，一度对自己失去信心。

　　陈的日常生活异常简单。重庆时期，许多好友都劝陈要注意增加
营养，陈总是说：“以我今天的生活，营养已经很够”。事实上，每
餐也就是四菜一汤而已。这样一个标准，当然也不能算差。但是，以
他的身体、地位及责任，以当时国民党权势阶层的生活水准而言，这
样一个伙食，自然也不能算好。陈生于浙东，喜吃海鲜之类。然到了
重庆，远在大后方，自然不再有此口福。尽管这样，陈已心满意足。
一次，杨玉清劝他要注意营养，陈解释说：“如果是在英国的话，已
经超过了一个人应该享受的定量。我现在每日除了正餐以外，还有委
座和夫人所赠的一瓶牛奶，还可以吃牛油，还可以有几片面包。”

　　战后，国民党大小官僚无不大发接收财，有权有势的几乎一夜间
顿成巨富，从此挥金如土，穷奢极欲，唯官邸派在这方面尚能自律，
丑闻不多。至于陈布雷，依然是一贫如洗。南京市《救国日报》记者
到湖南路508号陈公馆采访，没有见到陈布雷本人，却对门卫大发了一
通议论：“我跑过多少码头，见过多少公馆，像你们这样可怜的只有
两家，一家是陶部长（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公馆，一家就是
你们了。还不如一个小老板。”联想到陶希圣曾经当过汉奸，或许在
陶部长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而颇有些讳“光”，
也讳“亮”，不大敢在生活上过于放纵自己；如此看来，在这位记者
跑过的码头中，真正可怜的“码头”，就只剩下一家陈公馆了。

　　据陈的身边人回忆：陈生活俭朴确是事实。根据陈的意见，管总
务的金省吾秘书对生活费控制很严。大菜师傅每天上街买菜，总是买
些青菜、萝卜之类。重庆时期，像四川特产如灯影牛肉；南京时期，
像南京特产如板鸭之类，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即便是中秋节，或双
十节，也不肯买1只鸡，或1只鸭，或1只蹄骨旁 进门，只和平常一样，
猪肉不超过2斤。陈最为享受的一个大菜，就是大葱烧鲫鱼。据说，一
次大菜师傅买了一只约2斤重的甲鱼，劈成4块烧好，陈吃了，认为太
浪费，违背了标准，就通知金秘书辞退了大菜师傅。这件事对公馆上
下刺激很大，从此，谁都不敢乱来了。

　　据工作人员回忆：陈从不收礼，上门送礼的也不多。南京时期，
舟山一位官员曾送来一大包目鱼干，硬要放在收发室。收发室不收，
那人摸出一张卡片，放下就走了。收发何仲明只好在登记本上写上那
人的姓名，然后将目鱼干送到厨房，由厨房、门卫等一干人吃掉了，
陈一点不知道。一次中秋节，上海一位国大代表送来5盒月饼，收发何
仲明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如法炮制，替陈布雷“代劳”了。据陈公馆
警卫胡宏猷回忆：“我们在陈公馆总算捞到这两次‘外快’。”

　　陈最忌讳涉足赌场、烟花巷或酒馆等处；最反感的是有人上门送
礼。不论看到什么人，若提着礼物上门，一概拒绝。但有两样东西，
陈可以破例，一是高级香烟，一是进口安眠药，而且是韩信点兵，多
多益善。当然，也要看是什么人所赠。据说，送得最多的是蒋夫人，
一来她有这个能力，二来她有这个财力；大概在陈认为：这个秋风不
打白不打。所以，大凡蒋夫人所送，陈都是来者不拒的。陈嗜烟如命，
据说一天吸烟50支以上。这样大的烟瘾，这样大的需求量，自然使得
他在这方面硬不起来，只好心甘情愿地接受“腐蚀”。

　　陈布雷有一辆轿车，但平时很少乘坐。杨玉清曾劝他抽空看看戏，
调剂一下精神生活，陈解释说：“到娱乐场去，不是不愿，却是不能。
以我的身体，以我的体质，不能走路，更不能走较远的路。那么，到
娱乐场去，一定非坐车子不可。以今天抗战，物力艰难，坐着车子去
到娱乐场所，人家对我纵不加指责，我自己的良心，也有些不安的。”
一次，国民党中央机关公布各位要人的汽车用油结果，陈公馆名列第
一。陈布雷大发脾气，责问手下人，何至于此？表示要亲自控制用车，
并提出把耗油多的旧车，换成耗油少的福特新轿车。

　　陈布雷的薪水不算少，但由于子女多，开支大，生活常有拮据之
感。但是，以他的地位和权势，要想找一条生财之道，机会是很多的，
别的不说，随便向哪个部门暗示一下，都会有人忙不迭地请他兼职。
只要一兼职，马上增加一笔收入，名之曰车马费，这类现象在国民党
内是堂而皇之的事情，就连蒋介石对陈的那种可怜兮兮的样子，都看
不过去了，曾主动劝他弄一份兼职，并表示要帮助联系。以蒋的骄情
与冷峻，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然陈一概婉拒，最后只同意接受了
“中国文化服务社”董事长的兼职，原因是这一兼职没有车马费。

　　陈自己不捞钱，也反对手下人捞钱。实际上，以侍二处的任何一
个幕僚，要想捞点外快，发点小财，机会是很多的。但是，受陈的影
响，谁都不敢乱来。即使有之，也是以很隐蔽的方式进行。倘以唐纵
来说，身为蒋介石的情报总管，再兼军统局帮办，威权之大，不言而
喻。然而，唐平时埋头苦干，严守秘密，既不愿外出拉关系，出风头，
也不愿卷入贪污舞弊事件，故生活常有捉襟见肘之感。1943年底，唐
纵在日记中写道：“私人经济，负债1万元。全年生活尚过得去，至年
底生活更形困难。”唐的黄埔六期同学沈重宇任重庆长江实业银行董
事长，为了让“老大哥”免受“孔方兄”的气，有意聘请唐为长江实
业银行挂名董事，每月赠送一份“干薪”，唐总是不敢接受。沈深知
唐是不愿直接挂出自己的大名，灵机一动，就以唐的儿子唐雪东为挂
名董事。结果，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竟然成了陪都金融界中人物。作
为一种交换，沈重宇后来由唐纵一手推荐提携，进入侍从室，成为少
将高参，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廷”人物。一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
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还要如此战战兢兢的，这也就不容易了。陈布雷
曾评价唐纵：“公正恬淡，不与人争权争势”。可见，在这一点上，
陈布雷对唐纵亦有很深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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