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订单式”教学：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10:13:46
高考反思
“‘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方法，是中侨学院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摸索出来的。
潘日芳觉得，与其花钱请名校的教授来上课，还不如自己研发教材，教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
杉达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与普通教室的内部装饰大同小异。而中侨职业技术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俨然是一个派头十足的老板办公室。杉达的董事长很少亲临学校开会，而中侨每周一董事长参加的会议却雷打不动。
作为一家由企业投资的民办高职院校，中侨是与杉达完全不同的一种私立大学的代表。它于1993年由两位教授创办，但由于缺乏资金，被迫于2002年由一家大型企业致达集团接手管理。
这一年正值《民办促进教育法》的颁布。政策上的推动，加上集团一下投入3亿元巨资，学院很快就发展起来。但无论从学校性质上还是管理体制上来说，中侨学院走了一条与杉达截然不同的道路。
中侨学院的院长潘日芳，在来到中侨职业技术学院之前，曾是杉达学院的副院长和华东理工大学的信息院院长，因此潘院长对于三种办学方式的异同，感触最为深刻。
根据市场需求设置学科
民办高校虽然发展速度惊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潘日芳就非常惋惜民办高职的地位：“第一类当然是清华、北大，第二类是一类学校，第三类是二类学校，第四类是专科学校，到第五类才是高职学校。高职学校里还分为公办和民办，而民办总是排在最最底层。”
“但实际上，高职类院校在国外的地位就不是这么低的。它只是另一种类型的学校。国外有些人上完大学，还会去读高职。我们培养的是实用型的人才，工作中需要什么技能，我们就教什么样的技能。”潘日芳说。
“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方法，是中侨学院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摸索出来的。潘日芳觉得，与其花钱请名校的教授来上课，还不如自己研发教材，教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那些教授，拿本科的教材来，在我们学生面前念一遍，学生哪里学得进？”相反，中侨宁愿从一些急需人才的企业里，找来一些有从教经验的管理人员，给学生上课。这种“订单式”的教学，不仅保证了就业，也给公司提供了所需的人才。潘日芳说：“市场上，这种需求是很多的。问题是，想要利用这个市场，我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逐一与工作单位协商。”
在这点上，潘日芳反而觉得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更有优势。“我们和公立学校相比，也有我们的优势。他们在管理上会受到各种限制，而我们就比较灵活。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来设置学科。”
校长董事需要磨合期
目前，包括致达集团旗下的企业在内，中侨学院已经与32家公司合作建设了实训基地，28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学生就业率达到了97.8%。这样的办学方法，中侨学院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对于这条路，潘日芳信心十足：“我们学院不会转本科学校，我们就准备坚持把高职办下去。”
“坚持把高职办下去”的潘日芳，在来到中侨之初，也曾经饱受困扰。“一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高职教育，需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也要带动教师转变思想，另外就是与董事会的磨合也有困难。”
不同于杉达，中侨学院是切切实实的董事长领导、校长负责制。校长由董事会任免，董事长和校领导每周都要举行例会商讨学校大小事宜。也就是说，中侨学院的董事长，比起杉达董事会大方向性的管理，要细致得多。这也正是中侨学院五年来的第四任院长潘日芳需要适应的一个新变化，不过好在经过了不到半年的磨合期，潘日芳就与董事会达成了默契。
除了国家近几年的资助和学生学费外，中侨学院的资金几乎完全来源于致达集团。“中侨学院只有致达一个投资方，而且致达对于公益办学也是始终非常支持的。有很多学校都有三四个股东，那样磨合起来就很难了。”潘日芳说。
筚路蓝缕的私立大学
目前，我国私立大学之间，还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办本科(或专科)大学，二是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学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谓“哈佛路线”的民办普通大学，更是少之又少
百年来，中国私立大学的沉浮都与国家政策休戚相关。在民国时期的鼓励政策下，清末就已出现的近代私立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甚至风头盖过了公立大学。据1937年的统计，私立高等学校数占全国高等学校数的51.6%。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大同学院、武昌中华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一大批有名的学校，也都是在这短短几十年内发展成熟起来的。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私立学校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不适应，于是1952年开始，私立大学在院系调整中全部改为公立。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私立学校才又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
当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上海杉达学院”出现在上海金桥出口开发区时，几乎所有人都抱着猎奇的心态聚焦在它身上。出于“少花国家的钱，多培养一些人才”的简单想法，交大、北大、清华的8位教授，拿出自己的工资，在借来的校舍里开始贯彻自己的教育理念，当时就有美国报纸预测杉达将成为“中国的哈佛”。
纵观西方各大知名的私立大学，也大都创办于窘迫之中。哈佛诞生时只有9名学生、1位教师；而斯坦福则是从一个废弃的飞机场，发展成为如今硅谷信息产业摇篮的。相比之下，杉达第一年就招收了150名学生，师资更是汇集了三所国内顶级名校的教授。如此看来，美国媒体的这一预测也并非盲目乐观。
如今15年过去了，杉达已经拥有了1万名在校生，目前也开始走出负债状态，甚至每年都有3000万元的稳定盈余。但将视野放开到中国200多所私立大学，且不说它们向哈佛迈进了多少，真正能达到杉达水平的究竟又有多少？
其实，情况并不容乐观。目前，我国私立大学之间，还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办本科(或专科)大学，二是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学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谓“哈佛路线”的民办普通大学，更是少之又少。从上海来看，在总共15所民办学校中，只有杉达学院和建桥学院2所属于本科大学，其余都是高职院校。
在优质学校少的同时，方兴未艾的私立大学，不管是在名气还是财力上也都处于劣势。即使是民办本科大学，在学生择校和教师择业时，也都被排在了公立高校的后面，一如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潘日芳所言“民办高校总是排在最最底层”。
但除了受制于外界对民办学校的热情和认识以外，政策上的滞后也是制约私立大学发展的一个很大原因。杉达学院院长袁济教授对此感触颇深。由于政策不全面，现在社会上泛滥着太多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高校，导致民办高校作为一个整体鱼龙混杂，质量也参差不齐。作为少数知识分子创办的私立大学，杉达一直坚持着公益办学的理念。但恰恰是这个坚持，给学院带来了更大的生存压力。袁济说：“现在坚持非营利的只有两所学校，杉达和黑龙江东方学院。”杉达占据了天时地利，在巨额捐助下，现在已经能靠学费自给自足了。但同样在1992年创办的黑龙江东方学院却没有如此顺利。虽然在校生已达1万人，但由于缺乏捐资人，又受到地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目前学校仍处在负债阶段。
不过，毕竟私立大学才存在了15年的时间。无论是要摸索出私立学校自己的一套办学方法，还是要培养社会对民办学校的理性认识，抑或是要政府完善一部民办教育法，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近两年，国家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来逐渐填补公立和私立大学之间的鸿沟。而现在，各所学校也都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特色，寻找打开市场的突破口。用袁济教授的话来说，未来中国私立高校走向哈佛之路是“事在人为”的事。而中侨学院的潘日芳则更为乐观：“只要再等5年，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到西方的水平也是必然的趋势。”
基于知识分子理想的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我国目前像杉达学院这样真正由教育方面专家创办起来的学校很少，这并不是因为教育界自主办学的热情不够。
事实上，一些现在由企业接管的学校，原先正是由教授创办的。但这些教授苦于有想法、没资金，最终无法坚持下去。”
如果要说哪所私立学校最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话，上海杉达学院应该是当仁不让的候选。1992年春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下，浦东开发开放，有感于国家快速发展的前景，上海交大、北大和清华的8位教授，便带着他们对办学的独到理念，在金桥出口加工区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一般来讲，知识分子容易被国家的一些非常远见的事情所感动。在当时的背景下面，为了支持浦东开发开放，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杉达学院院长、创办人之一袁济回忆说：“当时为什么想起来搞学校呢？因为很多教过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启发。当时他们退休以后经济上很困难，我们也觉得这么早就退休很可惜。而且我国人口这么多，如果受教育的很少，就是一个包袱，假如受教育的人多，就有可能变成一个资源。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不用或者少用国家的钱，来办一所民办大学。”
随着杉达的建立，以及国家一些资金和招生方面的优惠条件出台，全国各地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共有275所民办普通高校。
应该帮助知识分子
创办一些非营利的机构
作为新生事物的杉达学院，在创办初期引起了所有人的瞩目，但创业的艰辛，却只有当事人自己最为清楚：办学的所有经费，全靠几位教授的积蓄，校舍是租的，器材是捐的，三个学校各包一个专业，于是就有了学校的雏形。
袁济说：“当时我们要证明我们的想法，就是重视外语，配合上海的发展。这个想法我们坚持到了现在，我们的外语教学量，比一般学校要高出一倍。”正是这么坚定的想法，打动了包括中科院院士杨槱、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李储文在内的各界有识之士，来组成学校的领导班子。最后也正是凭借这些人的影响力，引来了大批的捐资和第一届的150名学生。“1994年，有100万美元进来；1996年又有100万美元进来，1997年又进来大概500万美元。加上其他的一些社会捐助，杉达历史上总共接受了9000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捐助。”袁济说。
我国目前像杉达学院这样真正由教育方面专家创办起来的学校很少，这并不是因为教育界自主办学的热情不够。事实上，一些现在由企业接管的学校，原先正是由教授创办的。但这些教授苦于有想法、没资金，最终无法坚持下去。从杉达的例子来看，学院目前为止所接受的捐资，大部分都来自香港的一些既有钱、又有教育热情的有识之士。对此袁济教授提出了他的建议：“国家应该设立一个基金，来帮助一些知识分子创办一些非营利的机构，这样才能帮助他们真正贯彻自己的教育思想。”
学生要提高，教师也必须提高
私立学校一般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主要由投资企业的代表和校长组成。董事会是投资方、也向学校提取部分收益，因此自然会对校长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制约。“他们的校长是雇用的，他完全受老板影响，它的董事会完全就是老板的董事会，懂教育的人不多。”袁济说。
和一般由企业投资的私立学校不同的是，杉达的资金大都来自于社会捐资和自身的学费。而且无论是捐资人还是创建人都抱着公益办学的想法，不占有学校财产，因此杉达就省去了一个限制了许多民办学校发展的麻烦——董事会的干预。去年，杉达已经走出了负债，并且开始产生每年3000万元的盈余。这些资金，一大部分就将用在学校的下一步“发展策略”中。
“《民办促进法》虽然规定‘民办学校教师师生享受公办学校的同等地位’，但现在学生解决了，教师这块还正待解决。一个法律从制定到实施，其中有一定的滞后性，而这个滞后性事实上给民办学校带来了困难。”
作为一所普通的二本大学，又没有公办学校的良好保障，想要与公立高校竞争生源和师资，对于像杉达这样的私立大学实属不易。“有些公立学校的工资甚至比我们低，但是老师宁愿去公立学校，也不来私立学校。”因此杉达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培养自己的优秀教师，从英语教育出发，打造学校的品牌。
“一所学校学生要提高的话，教师也必须提高。因此下一个五年计划里面，我们准备送50到70个教师出国进修。已经有硕士学位的，就送去再修一个学位。我们要抓住机会，把某一个专业办得更好，积聚一部分优秀教师，在英语特色的基础上，再等待机会，特别加强一些适合上海发展需要的专业。”（作者：吕宁）(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高考反思
“‘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方法，是中侨学院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摸索出来的。
潘日芳觉得，与其花钱请名校的教授来上课，还不如自己研发教材，教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
杉达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与普通教室的内部装饰大同小异。而中侨职业技术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俨然是一个派头十足的老板办公室。杉达的董事长很少亲临学校开会，而中侨每周一董事长参加的会议却雷打不动。
作为一家由企业投资的民办高职院校，中侨是与杉达完全不同的一种私立大学的代表。它于1993年由两位教授创办，但由于缺乏资金，被迫于2002年由一家大型企业致达集团接手管理。
这一年正值《民办促进教育法》的颁布。政策上的推动，加上集团一下投入3亿元巨资，学院很快就发展起来。但无论从学校性质上还是管理体制上来说，中侨学院走了一条与杉达截然不同的道路。
中侨学院的院长潘日芳，在来到中侨职业技术学院之前，曾是杉达学院的副院长和华东理工大学的信息院院长，因此潘院长对于三种办学方式的异同，感触最为深刻。
根据市场需求设置学科
民办高校虽然发展速度惊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潘日芳就非常惋惜民办高职的地位：“第一类当然是清华、北大，第二类是一类学校，第三类是二类学校，第四类是专科学校，到第五类才是高职学校。高职学校里还分为公办和民办，而民办总是排在最最底层。”
“但实际上，高职类院校在国外的地位就不是这么低的。它只是另一种类型的学校。国外有些人上完大学，还会去读高职。我们培养的是实用型的人才，工作中需要什么技能，我们就教什么样的技能。”潘日芳说。
“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方法，是中侨学院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摸索出来的。潘日芳觉得，与其花钱请名校的教授来上课，还不如自己研发教材，教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那些教授，拿本科的教材来，在我们学生面前念一遍，学生哪里学得进？”相反，中侨宁愿从一些急需人才的企业里，找来一些有从教经验的管理人员，给学生上课。这种“订单式”的教学，不仅保证了就业，也给公司提供了所需的人才。潘日芳说：“市场上，这种需求是很多的。问题是，想要利用这个市场，我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逐一与工作单位协商。”
在这点上，潘日芳反而觉得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更有优势。“我们和公立学校相比，也有我们的优势。他们在管理上会受到各种限制，而我们就比较灵活。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来设置学科。”
校长董事需要磨合期
目前，包括致达集团旗下的企业在内，中侨学院已经与32家公司合作建设了实训基地，28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学生就业率达到了97.8%。这样的办学方法，中侨学院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对于这条路，潘日芳信心十足：“我们学院不会转本科学校，我们就准备坚持把高职办下去。”
“坚持把高职办下去”的潘日芳，在来到中侨之初，也曾经饱受困扰。“一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高职教育，需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也要带动教师转变思想，另外就是与董事会的磨合也有困难。”
不同于杉达，中侨学院是切切实实的董事长领导、校长负责制。校长由董事会任免，董事长和校领导每周都要举行例会商讨学校大小事宜。也就是说，中侨学院的董事长，比起杉达董事会大方向性的管理，要细致得多。这也正是中侨学院五年来的第四任院长潘日芳需要适应的一个新变化，不过好在经过了不到半年的磨合期，潘日芳就与董事会达成了默契。
除了国家近几年的资助和学生学费外，中侨学院的资金几乎完全来源于致达集团。“中侨学院只有致达一个投资方，而且致达对于公益办学也是始终非常支持的。有很多学校都有三四个股东，那样磨合起来就很难了。”潘日芳说。
筚路蓝缕的私立大学
目前，我国私立大学之间，还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办本科(或专科)大学，二是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学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谓“哈佛路线”的民办普通大学，更是少之又少
百年来，中国私立大学的沉浮都与国家政策休戚相关。在民国时期的鼓励政策下，清末就已出现的近代私立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甚至风头盖过了公立大学。据1937年的统计，私立高等学校数占全国高等学校数的51.6%。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大同学院、武昌中华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一大批有名的学校，也都是在这短短几十年内发展成熟起来的。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私立学校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不适应，于是1952年开始，私立大学在院系调整中全部改为公立。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私立学校才又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
当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上海杉达学院”出现在上海金桥出口开发区时，几乎所有人都抱着猎奇的心态聚焦在它身上。出于“少花国家的钱，多培养一些人才”的简单想法，交大、北大、清华的8位教授，拿出自己的工资，在借来的校舍里开始贯彻自己的教育理念，当时就有美国报纸预测杉达将成为“中国的哈佛”。
纵观西方各大知名的私立大学，也大都创办于窘迫之中。哈佛诞生时只有9名学生、1位教师；而斯坦福则是从一个废弃的飞机场，发展成为如今硅谷信息产业摇篮的。相比之下，杉达第一年就招收了150名学生，师资更是汇集了三所国内顶级名校的教授。如此看来，美国媒体的这一预测也并非盲目乐观。
如今15年过去了，杉达已经拥有了1万名在校生，目前也开始走出负债状态，甚至每年都有3000万元的稳定盈余。但将视野放开到中国200多所私立大学，且不说它们向哈佛迈进了多少，真正能达到杉达水平的究竟又有多少？
其实，情况并不容乐观。目前，我国私立大学之间，还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办本科(或专科)大学，二是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学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谓“哈佛路线”的民办普通大学，更是少之又少。从上海来看，在总共15所民办学校中，只有杉达学院和建桥学院2所属于本科大学，其余都是高职院校。
在优质学校少的同时，方兴未艾的私立大学，不管是在名气还是财力上也都处于劣势。即使是民办本科大学，在学生择校和教师择业时，也都被排在了公立高校的后面，一如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潘日芳所言“民办高校总是排在最最底层”。
但除了受制于外界对民办学校的热情和认识以外，政策上的滞后也是制约私立大学发展的一个很大原因。杉达学院院长袁济教授对此感触颇深。由于政策不全面，现在社会上泛滥着太多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高校，导致民办高校作为一个整体鱼龙混杂，质量也参差不齐。作为少数知识分子创办的私立大学，杉达一直坚持着公益办学的理念。但恰恰是这个坚持，给学院带来了更大的生存压力。袁济说：“现在坚持非营利的只有两所学校，杉达和黑龙江东方学院。”杉达占据了天时地利，在巨额捐助下，现在已经能靠学费自给自足了。但同样在1992年创办的黑龙江东方学院却没有如此顺利。虽然在校生已达1万人，但由于缺乏捐资人，又受到地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目前学校仍处在负债阶段。
不过，毕竟私立大学才存在了15年的时间。无论是要摸索出私立学校自己的一套办学方法，还是要培养社会对民办学校的理性认识，抑或是要政府完善一部民办教育法，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近两年，国家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来逐渐填补公立和私立大学之间的鸿沟。而现在，各所学校也都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特色，寻找打开市场的突破口。用袁济教授的话来说，未来中国私立高校走向哈佛之路是“事在人为”的事。而中侨学院的潘日芳则更为乐观：“只要再等5年，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到西方的水平也是必然的趋势。”
基于知识分子理想的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我国目前像杉达学院这样真正由教育方面专家创办起来的学校很少，这并不是因为教育界自主办学的热情不够。
事实上，一些现在由企业接管的学校，原先正是由教授创办的。但这些教授苦于有想法、没资金，最终无法坚持下去。”
如果要说哪所私立学校最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话，上海杉达学院应该是当仁不让的候选。1992年春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下，浦东开发开放，有感于国家快速发展的前景，上海交大、北大和清华的8位教授，便带着他们对办学的独到理念，在金桥出口加工区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一般来讲，知识分子容易被国家的一些非常远见的事情所感动。在当时的背景下面，为了支持浦东开发开放，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杉达学院院长、创办人之一袁济回忆说：“当时为什么想起来搞学校呢？因为很多教过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启发。当时他们退休以后经济上很困难，我们也觉得这么早就退休很可惜。而且我国人口这么多，如果受教育的很少，就是一个包袱，假如受教育的人多，就有可能变成一个资源。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不用或者少用国家的钱，来办一所民办大学。”
随着杉达的建立，以及国家一些资金和招生方面的优惠条件出台，全国各地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共有275所民办普通高校。
应该帮助知识分子
创办一些非营利的机构
作为新生事物的杉达学院，在创办初期引起了所有人的瞩目，但创业的艰辛，却只有当事人自己最为清楚：办学的所有经费，全靠几位教授的积蓄，校舍是租的，器材是捐的，三个学校各包一个专业，于是就有了学校的雏形。
袁济说：“当时我们要证明我们的想法，就是重视外语，配合上海的发展。这个想法我们坚持到了现在，我们的外语教学量，比一般学校要高出一倍。”正是这么坚定的想法，打动了包括中科院院士杨槱、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李储文在内的各界有识之士，来组成学校的领导班子。最后也正是凭借这些人的影响力，引来了大批的捐资和第一届的150名学生。“1994年，有100万美元进来；1996年又有100万美元进来，1997年又进来大概500万美元。加上其他的一些社会捐助，杉达历史上总共接受了9000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捐助。”袁济说。
我国目前像杉达学院这样真正由教育方面专家创办起来的学校很少，这并不是因为教育界自主办学的热情不够。事实上，一些现在由企业接管的学校，原先正是由教授创办的。但这些教授苦于有想法、没资金，最终无法坚持下去。从杉达的例子来看，学院目前为止所接受的捐资，大部分都来自香港的一些既有钱、又有教育热情的有识之士。对此袁济教授提出了他的建议：“国家应该设立一个基金，来帮助一些知识分子创办一些非营利的机构，这样才能帮助他们真正贯彻自己的教育思想。”
学生要提高，教师也必须提高
私立学校一般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主要由投资企业的代表和校长组成。董事会是投资方、也向学校提取部分收益，因此自然会对校长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制约。“他们的校长是雇用的，他完全受老板影响，它的董事会完全就是老板的董事会，懂教育的人不多。”袁济说。
和一般由企业投资的私立学校不同的是，杉达的资金大都来自于社会捐资和自身的学费。而且无论是捐资人还是创建人都抱着公益办学的想法，不占有学校财产，因此杉达就省去了一个限制了许多民办学校发展的麻烦——董事会的干预。去年，杉达已经走出了负债，并且开始产生每年3000万元的盈余。这些资金，一大部分就将用在学校的下一步“发展策略”中。
“《民办促进法》虽然规定‘民办学校教师师生享受公办学校的同等地位’，但现在学生解决了，教师这块还正待解决。一个法律从制定到实施，其中有一定的滞后性，而这个滞后性事实上给民办学校带来了困难。”
作为一所普通的二本大学，又没有公办学校的良好保障，想要与公立高校竞争生源和师资，对于像杉达这样的私立大学实属不易。“有些公立学校的工资甚至比我们低，但是老师宁愿去公立学校，也不来私立学校。”因此杉达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培养自己的优秀教师，从英语教育出发，打造学校的品牌。
“一所学校学生要提高的话，教师也必须提高。因此下一个五年计划里面，我们准备送50到70个教师出国进修。已经有硕士学位的，就送去再修一个学位。我们要抓住机会，把某一个专业办得更好，积聚一部分优秀教师，在英语特色的基础上，再等待机会，特别加强一些适合上海发展需要的专业。”（作者：吕宁）(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方法，是中侨学院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摸索出来的。
潘日芳觉得，与其花钱请名校的教授来上课，还不如自己研发教材，教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
杉达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与普通教室的内部装饰大同小异。而中侨职业技术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俨然是一个派头十足的老板办公室。杉达的董事长很少亲临学校开会，而中侨每周一董事长参加的会议却雷打不动。
作为一家由企业投资的民办高职院校，中侨是与杉达完全不同的一种私立大学的代表。它于1993年由两位教授创办，但由于缺乏资金，被迫于2002年由一家大型企业致达集团接手管理。
这一年正值《民办促进教育法》的颁布。政策上的推动，加上集团一下投入3亿元巨资，学院很快就发展起来。但无论从学校性质上还是管理体制上来说，中侨学院走了一条与杉达截然不同的道路。
中侨学院的院长潘日芳，在来到中侨职业技术学院之前，曾是杉达学院的副院长和华东理工大学的信息院院长，因此潘院长对于三种办学方式的异同，感触最为深刻。
根据市场需求设置学科
民办高校虽然发展速度惊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潘日芳就非常惋惜民办高职的地位：“第一类当然是清华、北大，第二类是一类学校，第三类是二类学校，第四类是专科学校，到第五类才是高职学校。高职学校里还分为公办和民办，而民办总是排在最最底层。”
“但实际上，高职类院校在国外的地位就不是这么低的。它只是另一种类型的学校。国外有些人上完大学，还会去读高职。我们培养的是实用型的人才，工作中需要什么技能，我们就教什么样的技能。”潘日芳说。
“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方法，是中侨学院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摸索出来的。潘日芳觉得，与其花钱请名校的教授来上课，还不如自己研发教材，教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那些教授，拿本科的教材来，在我们学生面前念一遍，学生哪里学得进？”相反，中侨宁愿从一些急需人才的企业里，找来一些有从教经验的管理人员，给学生上课。这种“订单式”的教学，不仅保证了就业，也给公司提供了所需的人才。潘日芳说：“市场上，这种需求是很多的。问题是，想要利用这个市场，我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逐一与工作单位协商。”
在这点上，潘日芳反而觉得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更有优势。“我们和公立学校相比，也有我们的优势。他们在管理上会受到各种限制，而我们就比较灵活。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来设置学科。”
校长董事需要磨合期
目前，包括致达集团旗下的企业在内，中侨学院已经与32家公司合作建设了实训基地，28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学生就业率达到了97.8%。这样的办学方法，中侨学院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对于这条路，潘日芳信心十足：“我们学院不会转本科学校，我们就准备坚持把高职办下去。”
“坚持把高职办下去”的潘日芳，在来到中侨之初，也曾经饱受困扰。“一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高职教育，需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也要带动教师转变思想，另外就是与董事会的磨合也有困难。”
不同于杉达，中侨学院是切切实实的董事长领导、校长负责制。校长由董事会任免，董事长和校领导每周都要举行例会商讨学校大小事宜。也就是说，中侨学院的董事长，比起杉达董事会大方向性的管理，要细致得多。这也正是中侨学院五年来的第四任院长潘日芳需要适应的一个新变化，不过好在经过了不到半年的磨合期，潘日芳就与董事会达成了默契。
除了国家近几年的资助和学生学费外，中侨学院的资金几乎完全来源于致达集团。“中侨学院只有致达一个投资方，而且致达对于公益办学也是始终非常支持的。有很多学校都有三四个股东，那样磨合起来就很难了。”潘日芳说。
筚路蓝缕的私立大学
目前，我国私立大学之间，还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办本科(或专科)大学，二是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学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谓“哈佛路线”的民办普通大学，更是少之又少
百年来，中国私立大学的沉浮都与国家政策休戚相关。在民国时期的鼓励政策下，清末就已出现的近代私立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甚至风头盖过了公立大学。据1937年的统计，私立高等学校数占全国高等学校数的51.6%。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大同学院、武昌中华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一大批有名的学校，也都是在这短短几十年内发展成熟起来的。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私立学校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不适应，于是1952年开始，私立大学在院系调整中全部改为公立。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私立学校才又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
当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上海杉达学院”出现在上海金桥出口开发区时，几乎所有人都抱着猎奇的心态聚焦在它身上。出于“少花国家的钱，多培养一些人才”的简单想法，交大、北大、清华的8位教授，拿出自己的工资，在借来的校舍里开始贯彻自己的教育理念，当时就有美国报纸预测杉达将成为“中国的哈佛”。
纵观西方各大知名的私立大学，也大都创办于窘迫之中。哈佛诞生时只有9名学生、1位教师；而斯坦福则是从一个废弃的飞机场，发展成为如今硅谷信息产业摇篮的。相比之下，杉达第一年就招收了150名学生，师资更是汇集了三所国内顶级名校的教授。如此看来，美国媒体的这一预测也并非盲目乐观。
如今15年过去了，杉达已经拥有了1万名在校生，目前也开始走出负债状态，甚至每年都有3000万元的稳定盈余。但将视野放开到中国200多所私立大学，且不说它们向哈佛迈进了多少，真正能达到杉达水平的究竟又有多少？
其实，情况并不容乐观。目前，我国私立大学之间，还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办本科(或专科)大学，二是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学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谓“哈佛路线”的民办普通大学，更是少之又少。从上海来看，在总共15所民办学校中，只有杉达学院和建桥学院2所属于本科大学，其余都是高职院校。
在优质学校少的同时，方兴未艾的私立大学，不管是在名气还是财力上也都处于劣势。即使是民办本科大学，在学生择校和教师择业时，也都被排在了公立高校的后面，一如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潘日芳所言“民办高校总是排在最最底层”。
但除了受制于外界对民办学校的热情和认识以外，政策上的滞后也是制约私立大学发展的一个很大原因。杉达学院院长袁济教授对此感触颇深。由于政策不全面，现在社会上泛滥着太多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高校，导致民办高校作为一个整体鱼龙混杂，质量也参差不齐。作为少数知识分子创办的私立大学，杉达一直坚持着公益办学的理念。但恰恰是这个坚持，给学院带来了更大的生存压力。袁济说：“现在坚持非营利的只有两所学校，杉达和黑龙江东方学院。”杉达占据了天时地利，在巨额捐助下，现在已经能靠学费自给自足了。但同样在1992年创办的黑龙江东方学院却没有如此顺利。虽然在校生已达1万人，但由于缺乏捐资人，又受到地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目前学校仍处在负债阶段。
不过，毕竟私立大学才存在了15年的时间。无论是要摸索出私立学校自己的一套办学方法，还是要培养社会对民办学校的理性认识，抑或是要政府完善一部民办教育法，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近两年，国家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来逐渐填补公立和私立大学之间的鸿沟。而现在，各所学校也都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特色，寻找打开市场的突破口。用袁济教授的话来说，未来中国私立高校走向哈佛之路是“事在人为”的事。而中侨学院的潘日芳则更为乐观：“只要再等5年，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到西方的水平也是必然的趋势。”
基于知识分子理想的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我国目前像杉达学院这样真正由教育方面专家创办起来的学校很少，这并不是因为教育界自主办学的热情不够。
事实上，一些现在由企业接管的学校，原先正是由教授创办的。但这些教授苦于有想法、没资金，最终无法坚持下去。”
如果要说哪所私立学校最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话，上海杉达学院应该是当仁不让的候选。1992年春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下，浦东开发开放，有感于国家快速发展的前景，上海交大、北大和清华的8位教授，便带着他们对办学的独到理念，在金桥出口加工区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一般来讲，知识分子容易被国家的一些非常远见的事情所感动。在当时的背景下面，为了支持浦东开发开放，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杉达学院院长、创办人之一袁济回忆说：“当时为什么想起来搞学校呢？因为很多教过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启发。当时他们退休以后经济上很困难，我们也觉得这么早就退休很可惜。而且我国人口这么多，如果受教育的很少，就是一个包袱，假如受教育的人多，就有可能变成一个资源。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不用或者少用国家的钱，来办一所民办大学。”
随着杉达的建立，以及国家一些资金和招生方面的优惠条件出台，全国各地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共有275所民办普通高校。
应该帮助知识分子
创办一些非营利的机构
作为新生事物的杉达学院，在创办初期引起了所有人的瞩目，但创业的艰辛，却只有当事人自己最为清楚：办学的所有经费，全靠几位教授的积蓄，校舍是租的，器材是捐的，三个学校各包一个专业，于是就有了学校的雏形。
袁济说：“当时我们要证明我们的想法，就是重视外语，配合上海的发展。这个想法我们坚持到了现在，我们的外语教学量，比一般学校要高出一倍。”正是这么坚定的想法，打动了包括中科院院士杨槱、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李储文在内的各界有识之士，来组成学校的领导班子。最后也正是凭借这些人的影响力，引来了大批的捐资和第一届的150名学生。“1994年，有100万美元进来；1996年又有100万美元进来，1997年又进来大概500万美元。加上其他的一些社会捐助，杉达历史上总共接受了9000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捐助。”袁济说。
我国目前像杉达学院这样真正由教育方面专家创办起来的学校很少，这并不是因为教育界自主办学的热情不够。事实上，一些现在由企业接管的学校，原先正是由教授创办的。但这些教授苦于有想法、没资金，最终无法坚持下去。从杉达的例子来看，学院目前为止所接受的捐资，大部分都来自香港的一些既有钱、又有教育热情的有识之士。对此袁济教授提出了他的建议：“国家应该设立一个基金，来帮助一些知识分子创办一些非营利的机构，这样才能帮助他们真正贯彻自己的教育思想。”
学生要提高，教师也必须提高
私立学校一般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主要由投资企业的代表和校长组成。董事会是投资方、也向学校提取部分收益，因此自然会对校长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制约。“他们的校长是雇用的，他完全受老板影响，它的董事会完全就是老板的董事会，懂教育的人不多。”袁济说。
和一般由企业投资的私立学校不同的是，杉达的资金大都来自于社会捐资和自身的学费。而且无论是捐资人还是创建人都抱着公益办学的想法，不占有学校财产，因此杉达就省去了一个限制了许多民办学校发展的麻烦——董事会的干预。去年，杉达已经走出了负债，并且开始产生每年3000万元的盈余。这些资金，一大部分就将用在学校的下一步“发展策略”中。
“《民办促进法》虽然规定‘民办学校教师师生享受公办学校的同等地位’，但现在学生解决了，教师这块还正待解决。一个法律从制定到实施，其中有一定的滞后性，而这个滞后性事实上给民办学校带来了困难。”
作为一所普通的二本大学，又没有公办学校的良好保障，想要与公立高校竞争生源和师资，对于像杉达这样的私立大学实属不易。“有些公立学校的工资甚至比我们低，但是老师宁愿去公立学校，也不来私立学校。”因此杉达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培养自己的优秀教师，从英语教育出发，打造学校的品牌。
“一所学校学生要提高的话，教师也必须提高。因此下一个五年计划里面，我们准备送50到70个教师出国进修。已经有硕士学位的，就送去再修一个学位。我们要抓住机会，把某一个专业办得更好，积聚一部分优秀教师，在英语特色的基础上，再等待机会，特别加强一些适合上海发展需要的专业。”（作者：吕宁）(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方法，是中侨学院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摸索出来的。
潘日芳觉得，与其花钱请名校的教授来上课，还不如自己研发教材，教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
杉达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与普通教室的内部装饰大同小异。而中侨职业技术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俨然是一个派头十足的老板办公室。杉达的董事长很少亲临学校开会，而中侨每周一董事长参加的会议却雷打不动。
作为一家由企业投资的民办高职院校，中侨是与杉达完全不同的一种私立大学的代表。它于1993年由两位教授创办，但由于缺乏资金，被迫于2002年由一家大型企业致达集团接手管理。
这一年正值《民办促进教育法》的颁布。政策上的推动，加上集团一下投入3亿元巨资，学院很快就发展起来。但无论从学校性质上还是管理体制上来说，中侨学院走了一条与杉达截然不同的道路。
中侨学院的院长潘日芳，在来到中侨职业技术学院之前，曾是杉达学院的副院长和华东理工大学的信息院院长，因此潘院长对于三种办学方式的异同，感触最为深刻。
根据市场需求设置学科
民办高校虽然发展速度惊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潘日芳就非常惋惜民办高职的地位：“第一类当然是清华、北大，第二类是一类学校，第三类是二类学校，第四类是专科学校，到第五类才是高职学校。高职学校里还分为公办和民办，而民办总是排在最最底层。”
“但实际上，高职类院校在国外的地位就不是这么低的。它只是另一种类型的学校。国外有些人上完大学，还会去读高职。我们培养的是实用型的人才，工作中需要什么技能，我们就教什么样的技能。”潘日芳说。
“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方法，是中侨学院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摸索出来的。潘日芳觉得，与其花钱请名校的教授来上课，还不如自己研发教材，教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那些教授，拿本科的教材来，在我们学生面前念一遍，学生哪里学得进？”相反，中侨宁愿从一些急需人才的企业里，找来一些有从教经验的管理人员，给学生上课。这种“订单式”的教学，不仅保证了就业，也给公司提供了所需的人才。潘日芳说：“市场上，这种需求是很多的。问题是，想要利用这个市场，我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逐一与工作单位协商。”
在这点上，潘日芳反而觉得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更有优势。“我们和公立学校相比，也有我们的优势。他们在管理上会受到各种限制，而我们就比较灵活。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来设置学科。”
校长董事需要磨合期
目前，包括致达集团旗下的企业在内，中侨学院已经与32家公司合作建设了实训基地，28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学生就业率达到了97.8%。这样的办学方法，中侨学院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对于这条路，潘日芳信心十足：“我们学院不会转本科学校，我们就准备坚持把高职办下去。”
“坚持把高职办下去”的潘日芳，在来到中侨之初，也曾经饱受困扰。“一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高职教育，需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也要带动教师转变思想，另外就是与董事会的磨合也有困难。”
不同于杉达，中侨学院是切切实实的董事长领导、校长负责制。校长由董事会任免，董事长和校领导每周都要举行例会商讨学校大小事宜。也就是说，中侨学院的董事长，比起杉达董事会大方向性的管理，要细致得多。这也正是中侨学院五年来的第四任院长潘日芳需要适应的一个新变化，不过好在经过了不到半年的磨合期，潘日芳就与董事会达成了默契。
除了国家近几年的资助和学生学费外，中侨学院的资金几乎完全来源于致达集团。“中侨学院只有致达一个投资方，而且致达对于公益办学也是始终非常支持的。有很多学校都有三四个股东，那样磨合起来就很难了。”潘日芳说。
筚路蓝缕的私立大学
目前，我国私立大学之间，还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办本科(或专科)大学，二是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学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谓“哈佛路线”的民办普通大学，更是少之又少
百年来，中国私立大学的沉浮都与国家政策休戚相关。在民国时期的鼓励政策下，清末就已出现的近代私立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甚至风头盖过了公立大学。据1937年的统计，私立高等学校数占全国高等学校数的51.6%。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大同学院、武昌中华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一大批有名的学校，也都是在这短短几十年内发展成熟起来的。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私立学校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不适应，于是1952年开始，私立大学在院系调整中全部改为公立。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私立学校才又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
当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上海杉达学院”出现在上海金桥出口开发区时，几乎所有人都抱着猎奇的心态聚焦在它身上。出于“少花国家的钱，多培养一些人才”的简单想法，交大、北大、清华的8位教授，拿出自己的工资，在借来的校舍里开始贯彻自己的教育理念，当时就有美国报纸预测杉达将成为“中国的哈佛”。
纵观西方各大知名的私立大学，也大都创办于窘迫之中。哈佛诞生时只有9名学生、1位教师；而斯坦福则是从一个废弃的飞机场，发展成为如今硅谷信息产业摇篮的。相比之下，杉达第一年就招收了150名学生，师资更是汇集了三所国内顶级名校的教授。如此看来，美国媒体的这一预测也并非盲目乐观。
如今15年过去了，杉达已经拥有了1万名在校生，目前也开始走出负债状态，甚至每年都有3000万元的稳定盈余。但将视野放开到中国200多所私立大学，且不说它们向哈佛迈进了多少，真正能达到杉达水平的究竟又有多少？
其实，情况并不容乐观。目前，我国私立大学之间，还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办本科(或专科)大学，二是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学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谓“哈佛路线”的民办普通大学，更是少之又少。从上海来看，在总共15所民办学校中，只有杉达学院和建桥学院2所属于本科大学，其余都是高职院校。
在优质学校少的同时，方兴未艾的私立大学，不管是在名气还是财力上也都处于劣势。即使是民办本科大学，在学生择校和教师择业时，也都被排在了公立高校的后面，一如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潘日芳所言“民办高校总是排在最最底层”。
但除了受制于外界对民办学校的热情和认识以外，政策上的滞后也是制约私立大学发展的一个很大原因。杉达学院院长袁济教授对此感触颇深。由于政策不全面，现在社会上泛滥着太多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高校，导致民办高校作为一个整体鱼龙混杂，质量也参差不齐。作为少数知识分子创办的私立大学，杉达一直坚持着公益办学的理念。但恰恰是这个坚持，给学院带来了更大的生存压力。袁济说：“现在坚持非营利的只有两所学校，杉达和黑龙江东方学院。”杉达占据了天时地利，在巨额捐助下，现在已经能靠学费自给自足了。但同样在1992年创办的黑龙江东方学院却没有如此顺利。虽然在校生已达1万人，但由于缺乏捐资人，又受到地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目前学校仍处在负债阶段。
不过，毕竟私立大学才存在了15年的时间。无论是要摸索出私立学校自己的一套办学方法，还是要培养社会对民办学校的理性认识，抑或是要政府完善一部民办教育法，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近两年，国家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来逐渐填补公立和私立大学之间的鸿沟。而现在，各所学校也都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特色，寻找打开市场的突破口。用袁济教授的话来说，未来中国私立高校走向哈佛之路是“事在人为”的事。而中侨学院的潘日芳则更为乐观：“只要再等5年，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到西方的水平也是必然的趋势。”
基于知识分子理想的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我国目前像杉达学院这样真正由教育方面专家创办起来的学校很少，这并不是因为教育界自主办学的热情不够。
事实上，一些现在由企业接管的学校，原先正是由教授创办的。但这些教授苦于有想法、没资金，最终无法坚持下去。”
如果要说哪所私立学校最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话，上海杉达学院应该是当仁不让的候选。1992年春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下，浦东开发开放，有感于国家快速发展的前景，上海交大、北大和清华的8位教授，便带着他们对办学的独到理念，在金桥出口加工区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一般来讲，知识分子容易被国家的一些非常远见的事情所感动。在当时的背景下面，为了支持浦东开发开放，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杉达学院院长、创办人之一袁济回忆说：“当时为什么想起来搞学校呢？因为很多教过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启发。当时他们退休以后经济上很困难，我们也觉得这么早就退休很可惜。而且我国人口这么多，如果受教育的很少，就是一个包袱，假如受教育的人多，就有可能变成一个资源。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不用或者少用国家的钱，来办一所民办大学。”
随着杉达的建立，以及国家一些资金和招生方面的优惠条件出台，全国各地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共有275所民办普通高校。
应该帮助知识分子
创办一些非营利的机构
作为新生事物的杉达学院，在创办初期引起了所有人的瞩目，但创业的艰辛，却只有当事人自己最为清楚：办学的所有经费，全靠几位教授的积蓄，校舍是租的，器材是捐的，三个学校各包一个专业，于是就有了学校的雏形。
袁济说：“当时我们要证明我们的想法，就是重视外语，配合上海的发展。这个想法我们坚持到了现在，我们的外语教学量，比一般学校要高出一倍。”正是这么坚定的想法，打动了包括中科院院士杨槱、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李储文在内的各界有识之士，来组成学校的领导班子。最后也正是凭借这些人的影响力，引来了大批的捐资和第一届的150名学生。“1994年，有100万美元进来；1996年又有100万美元进来，1997年又进来大概500万美元。加上其他的一些社会捐助，杉达历史上总共接受了9000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捐助。”袁济说。
我国目前像杉达学院这样真正由教育方面专家创办起来的学校很少，这并不是因为教育界自主办学的热情不够。事实上，一些现在由企业接管的学校，原先正是由教授创办的。但这些教授苦于有想法、没资金，最终无法坚持下去。从杉达的例子来看，学院目前为止所接受的捐资，大部分都来自香港的一些既有钱、又有教育热情的有识之士。对此袁济教授提出了他的建议：“国家应该设立一个基金，来帮助一些知识分子创办一些非营利的机构，这样才能帮助他们真正贯彻自己的教育思想。”
学生要提高，教师也必须提高
私立学校一般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主要由投资企业的代表和校长组成。董事会是投资方、也向学校提取部分收益，因此自然会对校长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制约。“他们的校长是雇用的，他完全受老板影响，它的董事会完全就是老板的董事会，懂教育的人不多。”袁济说。
和一般由企业投资的私立学校不同的是，杉达的资金大都来自于社会捐资和自身的学费。而且无论是捐资人还是创建人都抱着公益办学的想法，不占有学校财产，因此杉达就省去了一个限制了许多民办学校发展的麻烦——董事会的干预。去年，杉达已经走出了负债，并且开始产生每年3000万元的盈余。这些资金，一大部分就将用在学校的下一步“发展策略”中。
“《民办促进法》虽然规定‘民办学校教师师生享受公办学校的同等地位’，但现在学生解决了，教师这块还正待解决。一个法律从制定到实施，其中有一定的滞后性，而这个滞后性事实上给民办学校带来了困难。”
作为一所普通的二本大学，又没有公办学校的良好保障，想要与公立高校竞争生源和师资，对于像杉达这样的私立大学实属不易。“有些公立学校的工资甚至比我们低，但是老师宁愿去公立学校，也不来私立学校。”因此杉达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培养自己的优秀教师，从英语教育出发，打造学校的品牌。
“一所学校学生要提高的话，教师也必须提高。因此下一个五年计划里面，我们准备送50到70个教师出国进修。已经有硕士学位的，就送去再修一个学位。我们要抓住机会，把某一个专业办得更好，积聚一部分优秀教师，在英语特色的基础上，再等待机会，特别加强一些适合上海发展需要的专业。”（作者：吕宁）(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辛辛苦苦上了大学，确学的与社会需要脱节
我们需要的是培养有创造性的人才，订单式只能培养出高级“操作工”。
有点“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杆见影啊！是不是马路上的清洁工都要本科文化程度了，某大学设立一个环境卫生工程学院“清道夫”专业（或方向）？听说有的大学已经在考虑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因为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有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简称：社工，在街道、乡镇一级政府部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