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现象纵横谈.

一、于丹二书是“注水肉”
　　
　　 有人认为：“于丹现象”其实是一场商业策划（也有人称之为商业炒作），言下颇有鄙夷之意。但窃以为：这主要还是一种文化行为，与一般的商业行为是有区别的，当然并不排除有商业的因素在内。可是，商业又怎么了？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还有多少与商业和金钱无关的事情？电视台要收视率（背后是广告收入），书商要赚钱，于丹教授也不可能光是沉迷于心灵的逍遥游，而不食人间烟火；其中有商业因素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在商言商，从商业的层面来看，是不是符合商业道德？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具体地说：是不是以诚信为本？是不是遵循了保质保量的等价交换原则？有没有商业欺诈行为？是否对得起广大消费者？要知道：在你的众多读者（在商业层面上就是消费者）中，不乏把你捧上天的痴情的粉丝，也有一些拿点心钱买书的天真的孩子们，你忍心宰他们吗？
　　 “注水肉”是易中天先生常用的语汇之一，在《品三国》（上）中，他就说刘备的皇族身分是“注水肉”。那么，我为什么要借用这个词批评于丹的两本《心得》呢？下面我们就做一次“3.15”式的论证。
　　 于丹的《〈论语〉心得》在央视上讲了七次，每次43分钟，字数7—8000字，共约5万字左右。按照一般的出书惯例，不过是一本不厚的小册子，定价5—6元足矣，可于丹竟出了一本16开，160页的书，定价人民币20元整。《〈庄子〉心得》讲了10次，不过是7—8万字，定价7—8元足矣 ，却出了一本16开、151页的书，定价20元。那么，二书的厚度是怎么增加的？正如大家都看到的，主要是采用了两种办法：
　　 另一种办法是在页面上多留空白，以及加大行间的空隙。中华书局印行的《于丹〈论语〉心得》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印行的《〈庄子〉心得》基本上还算正常。
　　另一种办法是：把《论语》和《庄子》的原文全部附在后面。用一部书作附录，在出版史上实为罕见。
　　 第一种办法，是典型的注水行为，用不着多说。单说这第二种办法，其实也是一种注水的行为。为什么？我们就着重论证一下。
　　据于丹自己说：她秉承央视的意旨，把受众定在初中以下文化的层次上。那么，这些人因为看不懂《论语》和《庄子》的原文，才来听你的讲述和买你的书的；而你把两部不加注释和翻译的经典的原文附在后边，他们看得懂吗？别说这种文本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广大读者毫无用处，连专家学者和文化水平较高的那部分读者也是不需要的。我们知道：《论语》和《庄子》二书流传了两千多年，历代学者做了许多考证，注释和讲解，这都是学术成果，是我们今天研究和学习《论语》和《庄子》的起点，专家学者也必须要加以参考利用；而今人有许多通俗的翻译和注释本，更是广大群众学习的阶梯；很少有人只看原文的。于丹教授在《〈庄子〉心得》一书的自序中，不也说在床头放了好几年的庄子书是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吗？连你这中国古典文学硕士出身的教授都看通俗的注译本，却让初中以下文化层次的读者去啃不加译注的原文，他们啃得动吗？这岂非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像于丹教授这样精于策划的聪明人，则明知道他们啃不动的，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干呢？答案只有一个：用原著凑篇幅，多卖钱，也就是现在商业领域盛行的捆绑式的套餐。看来于丹是利用已经取得的虚名，利用浮躁的所谓“国学热”的时机，利用大众中仍在痴迷的粉丝情结，把读者狠狠地宰了一把。但这样也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读者多花了冤枉钱。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庄子〉心得》每本至少多花14元，《〈庄子〉心得》每本至少多花12元。根据现在最新的消息，前者已卖了290万册，再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卖出300万册是不成问题的。后者投入市场不久，现正热卖中，看势头以后卖到300万册也是不成问题的。那么，读者对前者所花的冤枉钱共为4200万元，后者是3600万元，二者共7800万元。据称版税率是12%，于丹所得的不义之财是936万元。当然，这并不包括于丹正当所得那一部分，也不包括电视台、出版社、书商、策划人……等等这些商业链条上的单位和个人的收入。
　　 第二，这么搞要浪费多少纸张？要多砍多少棵树？我不懂得造纸的事，我想内行人是算得出来的。
　　 第三，孔、庄两位先师已经死去两千多年，他们的著作权已不在《著作权法》的保护之列，在于丹教授多得的那一部分版税中，好像也包括二位先师的知识价值。那可是全民的精神财富啊，怎么就该于丹教授一人独吞？把先师的知识价值，也变成了人民币，揣进自己的腰包，真不愧是策划高手！庄子说道无处不在，看来于丹的生财之道是无孔不入的。
　　 《庄子》中有许多寓言，下面我也讲了一个寓言吧！这是我编的。
　　 有一个奸商，卖了许多注水肉，却站在讲坛上大讲儒家的仁义道德，道家的淡泊名利，尽管有许多不知情的人还傻乎乎地为他叫好，但知情人又会怎么想呢？
　　 也许有人会说：出书的事，都是出版社一手策划的，与于丹教授无干啊！说这话的人，如果不是有什么背景，那就太善良了。试想：书怎么印，里面增加什么内容，出版社怎么会不和作者商量而取得后者的同意？何况于丹教授还是著名的传媒策划人？就算这事不是于丹策划的，起码可以表明：她在利益的驱动下，丧失了学者的良心，与出版商同流合污了。
　　 在这方面，易中天先生要比于丹强多了。《品三国》（上）20多万字，还附加一个光盘，不过每本才卖了25元。特别值得赞许的是：易先生没有把《后汉书》、《三国志》等原著捆绑起来卖。还有隋丽娟的《慈禧》，如果把《清史稿》、《清实录》以及大内档案作为附录来印，那得卖多少钱一本，她就是不如于丹教授精明！
　　 下面，我要精选几条孔子的语录，送给于丹教授作参考。在4岁就开始读《论语》的于丹面前，就算是“班门弄斧”吧！
　　1、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译文：孔子说：“君子懂得义，小人懂得利。”
　　义、于丹解为“仁义”，不确。义，宜也，合适、合理的意思。仁和义有联系，但本义有区别。所谓义，也就是行为合乎道德标准。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原道》中说：“行而宜之之谓义”，最正确。义、利之辨是孔孟之道的起码要求，孟子甚至主张“舍生取义”。（见《孟子•告子上》）
　　请问于丹教授：按照这个标准，什么钱可以拿，什么钱不可以拿？你是喻于义，还是喻于利？
　　2、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译文：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们所愿望的，不通过正道得到它，是不能接受的。
　　请问于丹教授：通过出书注水成为暴发户，算不算“以其道得之”？
　　3、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
　　译文：“依据利来办事，会招致许多怨恨。”朱注：程子曰：“欲利于己，必害于人，故多怨。”
　　请问于丹教授：你是“放于利而行”，还是“放于义而行”？
　　4、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译文：孔子说：“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就在其中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的富和贵，对于我好像天上的浮云一样。”
　　这才叫淡定！在当今之世，尽管我们不提倡像孔子、颜回那样安贫乐道；但可以想见：他们的心境是恬静和坦然的。于丹教授在数钱的时候，能体会到这种心境吗？一、于丹二书是“注水肉”
　　
　　 有人认为：“于丹现象”其实是一场商业策划（也有人称之为商业炒作），言下颇有鄙夷之意。但窃以为：这主要还是一种文化行为，与一般的商业行为是有区别的，当然并不排除有商业的因素在内。可是，商业又怎么了？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还有多少与商业和金钱无关的事情？电视台要收视率（背后是广告收入），书商要赚钱，于丹教授也不可能光是沉迷于心灵的逍遥游，而不食人间烟火；其中有商业因素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在商言商，从商业的层面来看，是不是符合商业道德？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具体地说：是不是以诚信为本？是不是遵循了保质保量的等价交换原则？有没有商业欺诈行为？是否对得起广大消费者？要知道：在你的众多读者（在商业层面上就是消费者）中，不乏把你捧上天的痴情的粉丝，也有一些拿点心钱买书的天真的孩子们，你忍心宰他们吗？
　　 “注水肉”是易中天先生常用的语汇之一，在《品三国》（上）中，他就说刘备的皇族身分是“注水肉”。那么，我为什么要借用这个词批评于丹的两本《心得》呢？下面我们就做一次“3.15”式的论证。
　　 于丹的《〈论语〉心得》在央视上讲了七次，每次43分钟，字数7—8000字，共约5万字左右。按照一般的出书惯例，不过是一本不厚的小册子，定价5—6元足矣，可于丹竟出了一本16开，160页的书，定价人民币20元整。《〈庄子〉心得》讲了10次，不过是7—8万字，定价7—8元足矣 ，却出了一本16开、151页的书，定价20元。那么，二书的厚度是怎么增加的？正如大家都看到的，主要是采用了两种办法：
　　 另一种办法是在页面上多留空白，以及加大行间的空隙。中华书局印行的《于丹〈论语〉心得》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印行的《〈庄子〉心得》基本上还算正常。
　　另一种办法是：把《论语》和《庄子》的原文全部附在后面。用一部书作附录，在出版史上实为罕见。
　　 第一种办法，是典型的注水行为，用不着多说。单说这第二种办法，其实也是一种注水的行为。为什么？我们就着重论证一下。
　　据于丹自己说：她秉承央视的意旨，把受众定在初中以下文化的层次上。那么，这些人因为看不懂《论语》和《庄子》的原文，才来听你的讲述和买你的书的；而你把两部不加注释和翻译的经典的原文附在后边，他们看得懂吗？别说这种文本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广大读者毫无用处，连专家学者和文化水平较高的那部分读者也是不需要的。我们知道：《论语》和《庄子》二书流传了两千多年，历代学者做了许多考证，注释和讲解，这都是学术成果，是我们今天研究和学习《论语》和《庄子》的起点，专家学者也必须要加以参考利用；而今人有许多通俗的翻译和注释本，更是广大群众学习的阶梯；很少有人只看原文的。于丹教授在《〈庄子〉心得》一书的自序中，不也说在床头放了好几年的庄子书是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吗？连你这中国古典文学硕士出身的教授都看通俗的注译本，却让初中以下文化层次的读者去啃不加译注的原文，他们啃得动吗？这岂非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像于丹教授这样精于策划的聪明人，则明知道他们啃不动的，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干呢？答案只有一个：用原著凑篇幅，多卖钱，也就是现在商业领域盛行的捆绑式的套餐。看来于丹是利用已经取得的虚名，利用浮躁的所谓“国学热”的时机，利用大众中仍在痴迷的粉丝情结，把读者狠狠地宰了一把。但这样也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读者多花了冤枉钱。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庄子〉心得》每本至少多花14元，《〈庄子〉心得》每本至少多花12元。根据现在最新的消息，前者已卖了290万册，再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卖出300万册是不成问题的。后者投入市场不久，现正热卖中，看势头以后卖到300万册也是不成问题的。那么，读者对前者所花的冤枉钱共为4200万元，后者是3600万元，二者共7800万元。据称版税率是12%，于丹所得的不义之财是936万元。当然，这并不包括于丹正当所得那一部分，也不包括电视台、出版社、书商、策划人……等等这些商业链条上的单位和个人的收入。
　　 第二，这么搞要浪费多少纸张？要多砍多少棵树？我不懂得造纸的事，我想内行人是算得出来的。
　　 第三，孔、庄两位先师已经死去两千多年，他们的著作权已不在《著作权法》的保护之列，在于丹教授多得的那一部分版税中，好像也包括二位先师的知识价值。那可是全民的精神财富啊，怎么就该于丹教授一人独吞？把先师的知识价值，也变成了人民币，揣进自己的腰包，真不愧是策划高手！庄子说道无处不在，看来于丹的生财之道是无孔不入的。
　　 《庄子》中有许多寓言，下面我也讲了一个寓言吧！这是我编的。
　　 有一个奸商，卖了许多注水肉，却站在讲坛上大讲儒家的仁义道德，道家的淡泊名利，尽管有许多不知情的人还傻乎乎地为他叫好，但知情人又会怎么想呢？
　　 也许有人会说：出书的事，都是出版社一手策划的，与于丹教授无干啊！说这话的人，如果不是有什么背景，那就太善良了。试想：书怎么印，里面增加什么内容，出版社怎么会不和作者商量而取得后者的同意？何况于丹教授还是著名的传媒策划人？就算这事不是于丹策划的，起码可以表明：她在利益的驱动下，丧失了学者的良心，与出版商同流合污了。
　　 在这方面，易中天先生要比于丹强多了。《品三国》（上）20多万字，还附加一个光盘，不过每本才卖了25元。特别值得赞许的是：易先生没有把《后汉书》、《三国志》等原著捆绑起来卖。还有隋丽娟的《慈禧》，如果把《清史稿》、《清实录》以及大内档案作为附录来印，那得卖多少钱一本，她就是不如于丹教授精明！
　　 下面，我要精选几条孔子的语录，送给于丹教授作参考。在4岁就开始读《论语》的于丹面前，就算是“班门弄斧”吧！
　　1、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译文：孔子说：“君子懂得义，小人懂得利。”
　　义、于丹解为“仁义”，不确。义，宜也，合适、合理的意思。仁和义有联系，但本义有区别。所谓义，也就是行为合乎道德标准。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原道》中说：“行而宜之之谓义”，最正确。义、利之辨是孔孟之道的起码要求，孟子甚至主张“舍生取义”。（见《孟子•告子上》）
　　请问于丹教授：按照这个标准，什么钱可以拿，什么钱不可以拿？你是喻于义，还是喻于利？
　　2、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译文：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们所愿望的，不通过正道得到它，是不能接受的。
　　请问于丹教授：通过出书注水成为暴发户，算不算“以其道得之”？
　　3、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
　　译文：“依据利来办事，会招致许多怨恨。”朱注：程子曰：“欲利于己，必害于人，故多怨。”
　　请问于丹教授：你是“放于利而行”，还是“放于义而行”？
　　4、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译文：孔子说：“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就在其中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的富和贵，对于我好像天上的浮云一样。”
　　这才叫淡定！在当今之世，尽管我们不提倡像孔子、颜回那样安贫乐道；但可以想见：他们的心境是恬静和坦然的。于丹教授在数钱的时候，能体会到这种心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