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贪官腐败新趋势：追求文化含量

来源：半月谈

     中国官员的文化水平近年来在整体上得到较大提高，但一部分“高素质”的官员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腐败落马特定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的腐败形式：他们不会赤裸裸地收受钱物，看重的是受贿的“文化含量”。

　　因受贿等罪名被查处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高尔夫球爱好者，他经常坐飞机去各地打球。

　　高尔夫球被称作“高贵绅士运动”，除了因其所谓举止高雅，更因为价格昂贵。一个俱乐部会员资格动辄数十万，就是球杆、球具、球衣、球帽、手套及配件等用具，对工薪阶层来说都价格不菲。郝和平年收入六万元左右，其妻年收入约十万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常打高尔夫很难消费得起。

　　那么，他打球的钱从哪来？受贿。他接受的高尔夫俱乐部会籍卡、会员卡有三个，折合人民币五十万元。这样的官员并非郝和平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罗益锋了解到，很多高尔夫俱乐部将公务员定位为重要客户群体。

　　消费更加奢侈的是高级会所。不少城市建起了“顶级会所”，餐饮、保健、运动、演出一应俱全，甚至包括色情等非法服务项目。据了解，在北京一家会所，一把椅子18万元，一盏吊灯40万元，氛围力求“豪华”和“高雅”。而出入其间的，除巨商富贾之外，不乏官员的身影。

　　随着一些富商巨贾积聚起大量财富，一个以超高消费为表征的社会金字塔“塔尖”阶层逐步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一些自视为“权力新贵”的官员而言，简单的金钱美色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更希望通过提高消费档次，跻身“上流社会”，洗去泥土气息。全国人大代表周桂英说，消费“贵族化”成了腐败的新趋势。

　　一位文物工作者称，有一次，内蒙古某旗一位官员找到他，让他帮忙鉴定一件清代的青花瓷器，并私下告诉他，这是受旗政府委托要送给某位厅级官员的礼物，一是询问文物的真假，二是询问是否适合送给这一级别的官员。

　　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也喜欢收藏名人字画和古玩。他不时约上一个老板去“淘宝”，让此老板为他埋单。

　　收藏作为一种雅好，尤其得到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较高的干部追捧，也容易变异成为所谓“雅贿”。一些贪官看中文物，一是因为大凡称得上“文物”的贿物，价值都数以万元计；二是文物大都能够保值，而且升值潜力巨大；三是用文物行贿受贿风险低，一旦东窗事发，那些贿物很难折算成“贿金”。      

　　高档娱乐之“高”，决定了其查处之难。全国人大代表周桂英说，进入顶级俱乐部的人非富即贵，普通民众想走近看一眼都难。高门槛的娱乐腐败隐蔽性很强，甚至普通司法人员都插不上手，不动用高层行政或高级司法部门配合，很难动其筋骨。

　　另一个原因在于人们的观念。全国人大代表罗益锋说，很多人觉得娱乐属于“个人私生活”，在办案过程中，这类问题常常被忽视。多数腐败官员是因为有了经济问题才暴露出作风问题，很少有人仅仅因为作风问题就被严厉追查，进而牵出经济问题。

　　相关法律法规也需要完善。反腐败案件的处理，一般只会出现与定罪量刑等核心问题相关的事实认定内容，而对与腐败相关的高消费生活，并没有规定这就是犯罪，也没有相应的制约和定罪量刑。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虽然中央纪委曾规定官员不得出入高消费场所，但是生活中还没有哪个官员因为违规打高尔夫球受到追究。他认为韩国的经验值得借鉴。韩国清廉委规定，禁止公职人员与职务相关人员一起打高尔夫；因不得已的原因必须打时，必须事前或事后向所属机关负责人报告，以期减少和杜绝公职人员娱乐腐败和渎职犯罪。

　　内蒙古博物馆副馆长付宁表示，“雅贿”正在成为一种新形式“腐败”，为此，在党的反腐教育工作中应当及时加入拒“雅贿”的内容。来源：半月谈

     中国官员的文化水平近年来在整体上得到较大提高，但一部分“高素质”的官员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腐败落马特定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的腐败形式：他们不会赤裸裸地收受钱物，看重的是受贿的“文化含量”。

　　因受贿等罪名被查处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高尔夫球爱好者，他经常坐飞机去各地打球。

　　高尔夫球被称作“高贵绅士运动”，除了因其所谓举止高雅，更因为价格昂贵。一个俱乐部会员资格动辄数十万，就是球杆、球具、球衣、球帽、手套及配件等用具，对工薪阶层来说都价格不菲。郝和平年收入六万元左右，其妻年收入约十万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常打高尔夫很难消费得起。

　　那么，他打球的钱从哪来？受贿。他接受的高尔夫俱乐部会籍卡、会员卡有三个，折合人民币五十万元。这样的官员并非郝和平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罗益锋了解到，很多高尔夫俱乐部将公务员定位为重要客户群体。

　　消费更加奢侈的是高级会所。不少城市建起了“顶级会所”，餐饮、保健、运动、演出一应俱全，甚至包括色情等非法服务项目。据了解，在北京一家会所，一把椅子18万元，一盏吊灯40万元，氛围力求“豪华”和“高雅”。而出入其间的，除巨商富贾之外，不乏官员的身影。

　　随着一些富商巨贾积聚起大量财富，一个以超高消费为表征的社会金字塔“塔尖”阶层逐步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一些自视为“权力新贵”的官员而言，简单的金钱美色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更希望通过提高消费档次，跻身“上流社会”，洗去泥土气息。全国人大代表周桂英说，消费“贵族化”成了腐败的新趋势。

　　一位文物工作者称，有一次，内蒙古某旗一位官员找到他，让他帮忙鉴定一件清代的青花瓷器，并私下告诉他，这是受旗政府委托要送给某位厅级官员的礼物，一是询问文物的真假，二是询问是否适合送给这一级别的官员。

　　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也喜欢收藏名人字画和古玩。他不时约上一个老板去“淘宝”，让此老板为他埋单。

　　收藏作为一种雅好，尤其得到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较高的干部追捧，也容易变异成为所谓“雅贿”。一些贪官看中文物，一是因为大凡称得上“文物”的贿物，价值都数以万元计；二是文物大都能够保值，而且升值潜力巨大；三是用文物行贿受贿风险低，一旦东窗事发，那些贿物很难折算成“贿金”。      

　　高档娱乐之“高”，决定了其查处之难。全国人大代表周桂英说，进入顶级俱乐部的人非富即贵，普通民众想走近看一眼都难。高门槛的娱乐腐败隐蔽性很强，甚至普通司法人员都插不上手，不动用高层行政或高级司法部门配合，很难动其筋骨。

　　另一个原因在于人们的观念。全国人大代表罗益锋说，很多人觉得娱乐属于“个人私生活”，在办案过程中，这类问题常常被忽视。多数腐败官员是因为有了经济问题才暴露出作风问题，很少有人仅仅因为作风问题就被严厉追查，进而牵出经济问题。

　　相关法律法规也需要完善。反腐败案件的处理，一般只会出现与定罪量刑等核心问题相关的事实认定内容，而对与腐败相关的高消费生活，并没有规定这就是犯罪，也没有相应的制约和定罪量刑。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虽然中央纪委曾规定官员不得出入高消费场所，但是生活中还没有哪个官员因为违规打高尔夫球受到追究。他认为韩国的经验值得借鉴。韩国清廉委规定，禁止公职人员与职务相关人员一起打高尔夫；因不得已的原因必须打时，必须事前或事后向所属机关负责人报告，以期减少和杜绝公职人员娱乐腐败和渎职犯罪。

　　内蒙古博物馆副馆长付宁表示，“雅贿”正在成为一种新形式“腐败”，为此，在党的反腐教育工作中应当及时加入拒“雅贿”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