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辈的彭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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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还想让大伯上学，出了这事，学是上不成了，还得天天派人在家守着他。奶奶那一阵子最忙的事情就是给大伯相亲。

（顺便提一下，大伯的老师兼领路人马老三先生，很得共产党重用，年纪轻轻就做了中共荷泽专区专员，1942年被国民党逮捕，当时国民党想劝降他，遭到他严词拒绝，重刑之后，国民党也没得到想要的东西，就把他给活埋了。）

很快，日本人来了，由于丰县地处紧要，日本人非常重视。攻城那天，日本人东西两面拿大炮轰城，又用坦克撞南门，机枪扫的城上的士兵都抬不起头来。那时国民党地方部队的装备很差，都是轻武器，叫日本人扫得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所有的人都明白，这城守不住了。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彭世亭下令突围，日本人不知是力量不够还是无意疏忽，并没有派兵攻打北门，急促的枪声让人无法思考。彭世亭从没和日本人交过手，不知道日本人的战法。他在潜意识也曾考虑这可能是个阴谋，但他在多年的战争中也总结出这么一条经验：敌人就想要这座城池，留着一面不攻，是让你的士兵三心二意，总觉得打不过就跑，结果真跑了，对方死伤不多，又拿下城池。彭世亭没有多想，情况也不容多想，日本人的坦克马上就要撞破南门，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丰县的老百姓哭喊着跟着队伍从北门往外跑，北门外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如果日本人不来，这麦子也就快该收割了。和彭世亭对阵的鬼子是侵华之初的鬼子，基本都是老兵，强壮凶残嗜血好杀，他们预计到这场仗比较好打，于是就轻松的玩了一把猫捉老鼠的游戏。当优势的武器将这些可怜的中国人逼出北门的时候，可知道迎接他们的是几十挺机枪。日本人早就计算好了射击诸元，备好了足够的子弹，当人们钻进口袋的时候，机枪开始唱歌，日本人狂笑着射击，苏北平原此时成了修罗场，无可躲无可挡，有的人同时被几挺机枪射中，有的人趴在地上被子弹像串肉串一样从头穿到脚，屠杀停止时，地上铺着好几层尸体，尤其是城门口，尸体摞了几人高，这是屠杀开始后，人们争相往城里爬时被射死的，下面的尸体由于反复着弹，已经被打得稀烂。

埋伏圈里，所有的麦子都没了麦穗，全被机枪扫掉了。实际情况是，当所有有生目标都被射倒并反复射击后，有些士兵就开始专门点射麦穗。

人们在离城八里远的地方发现了彭世亭的尸体，尸体身上并无其它弹痕，只是头部被击穿，死者手里握着一把手枪，显然是自杀。父亲每次说到这里的时候，都要疑问，他都已经突围了，为什么还要自杀，然后摇摇头，不再说话。据我分析，日本人的那个埋伏圈跑不出任何人，唯一的解释就是彭世亭在北门打开后，忽然意识到这是个阴谋，他没有从北门跑出，而是从某个平时就备好的隐蔽处偷偷出城，当他回望城门的时候，屠杀场面让他求生的欲望全无。一个军事长官，平时作威作福，被人当佛爷供着，但当外敌入侵的时候，却任供着自己的百姓被人屠杀，是他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自杀也就成了必然。

彭庄所有的百姓都放下了活计，反锁在自家屋子里或藏在自家地窖里，绝望的听着隐隐传来的枪炮声，入夜，才有胆大的人走出屋子，呆呆的看着东南方向冲天的火光。两天后，彭世亭自杀殉国的消息传来，彭氏大恸，全族大放悲声，彭氏在县城供职的人无一消息，随着彭世亭自杀，所有的侥幸都不存在了。第二天，彭家大院静寂无声，佃户回报我爷爷，说彭元人举家搬迁避祸，不知所踪。连有过命交情的爷爷都不告诉，彭元人走的也太急了。

彭姓从此一蹶不振，彭家的佃户还按惯例耕田，只是不知租子交给谁家。

但也有奇迹，刘姓人里一个叫刘作佳的人活着回来了。刘作佳是当时丰县城的守军，他们在城墙上叫日本人压得抬不起头来。不知怎么回事，彭世亭突围的命令并没有传达到刘作佳。当日本人的坦克撞开南门的时候，作佳知道一切都完了，他慌忙扔掉枪，换上老百姓的服装就跑了。枪声很快就稀疏了，但零散的枪声依然不断的传来，这是日本人在搜寻国民党残部射杀俘虏。黄昏时，作佳被两个日本兵一前一后堵在了一条窄窄的胡同里。日本人根本没打算俘虏他，但这时又不能射杀他，因为三八大盖威力很大，射穿作佳势必会射伤另一名同伴。于是两个人慢慢逼近作佳，他们想把作佳踹倒在地上再予以射杀，这样就不会误伤对面的同伴了。但他们小瞧了眼前这个人。作佳的个头很矮，才一米五几，穿着老百姓的服装，拉里邋遢，日本人杀他也只是找乐。岂不知我们作佳虽然平时不怎么操练，身上没有军人气质，但其实是一名资深军人。丰县县城街道逼仄，胡同众多，平时喝酒起哄，可没少在胡同打架。日本人抬脚踹作佳时，他借劲低头往前一冲，就从对面日本人的大腿和墙之间的夹缝中挤了过去，当日本人大呼小叫的端着枪转过身来的时候，作佳早跑没影了。几天后，作佳就从城里逃了出来。村里人在替作佳庆幸的同时，都认为作佳的经历是吹牛，王三认为这怎么可能呢？要是自己的话，早就吓尿裤了。但甭管怎么说，能从丰县城活着出来的军人可能就他一个，这已经很神奇了。

日本人进展神速，台儿庄战役一触即发，彭庄所有成年男丁都被国民党军队征发去修工事，爷爷也在其中。战役打响后，很多村庄的民夫都被武装起来参加了战斗，而爷爷带去的人却都毫发无损的回来了，这得益于爷爷的爱国。爷爷说，前方将士在流血，我们出些力算什么，我们早去，多干些活吧。于是爷爷带的人最先到了台儿庄，干活不惜力气，战役开始前，一个负责他们的军官说，你们干的好，谢谢你们，回去吧。比爷爷晚去的民夫队，绝大部分都没回来。

台儿庄战役打起来了，村长彭右亭天天奉上级命令征发民夫，征用物品。彭右亭是彭左亭的堂哥，彭家在丰县城战斗中死伤惨重，所以彭右亭在打鬼子方面非常积极。好在征调虽重，大家并无怨言。只是今天这个部队来一下，明天那个部队过一下，今天你拆几幢房子，明天他在村口有一场小型战斗。绍发的老娘，在院子里干活，被突发战斗的流弹打死。利勤媳妇在屋里躲着，被一颗流弹从窗眼钻进来不偏不倚射中脑门而死……老百姓在怎样的惶恐中度日阿，有很多人开始逃难。

整个徐州会战结束后，全村七成以上房屋被毁，人只剩二百多口。

日本人占领之后，可能只来过彭庄一两次，也没做太多坏事就走了。倒是汉奸常来，来了以后就给维持会长派任务，内容和国民党时期基本一样。这些汉奸倒也不做什么坏事，顶天就是喝个酒什么的。他们基本破罐破摔，自己管自己叫汉奸。据说有一次一个姓黄的汉奸召开全村大会，在大会上大倒苦水：我知道你们都骂我们是汉奸，汉奸又怎么样，没有我们汉奸居中协调，没有我们汉奸在日本人面前帮你们受小害而得大利，你们能过这么安生的生活吗。呵呵，说得自己就给救世主似的。其实，基层的汉奸很苦，日本人利用他们，又不信任他们，老百姓骂他们恨他们，由于这些汉奸都是本地人，常常会被人打了黑枪。这个姓黄的汉奸就在日本投降前的某个夜晚，被不知哪派势力从家里绑出去毙了，尸体在村口好些天都没人敢收，日伪势力也无人过问。

彭庄离县城很远，日本人并不掌握实际的控制权，倒是国民党的七路军在彭庄驻扎过。七路军是山东地方部队，军纪尚可，基本不扰民。我爷爷家就曾驻扎过一个班的士兵，其中一个老兵和我爷爷很谈的来，也帮我们家打水。但有一次喝完酒后给爷爷吹嘘他活埋过多少多少人，让爷爷很反感，就嘱咐父亲和四叔不要和那个老兵玩，说那个老兵不善。国民党驻扎期间也不见日本人来骚扰。

彭庄也曾驻扎过八路军，整整一个连，军纪极好，争着给老百姓打水弄柴火。可是当地老百姓却有一句口头语让我很不解：不怕国民党抢粮，就怕八路军喊娘。后来我看历史，赵国名将赵奢，爱护士卒，亲自为士兵疗伤，一个士卒的母亲看到这种景象却痛哭起来，别人不解的说，你儿子有这么好的主帅是福气啊，你哭什么？其母说，正因为主帅好，我儿打仗必奋勇无前，离死不远了。我想，百姓在战争年代，轻易不敢把感情投向某一方，投向一方必会慢待另一方，会招来杀身之祸。我这样理解“就怕八路军喊娘”不知对不对。

在全民抗战的形势下，日本人的势力迅速衰减，象彭庄这样的边远农村他们已经无暇顾及。于是这些村庄就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盘，国共两党都有自己的民兵组织。呵呵呵，第一次听说吧，国民党也有民兵。这些民兵都有自己的地盘，我们这几个村就彭庄没有任何派别的民兵组织。这些民兵天天训练，在自己的地盘上巡逻，巡逻时碰到另外一拨民兵就往地上一趴，乒乒乓乓乱打一通，有时打得比较激烈，无法脱离战斗，又该吃早饭或者午饭了，往往就由双方信得过的人叫停，保证不打冷枪，两边同时撤出战斗，皆大欢喜。这样的战斗经常有，但基本没有伤人死人的传言。

不过，这样的战斗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不能出门，不知什么时候就赶上战斗了。我们刘姓的一个媳妇，从彭庄赶着一只半大猪回娘家，到赵家庙时赶上了战斗，路过战场，身上中了很多流弹，幸亏是冬天，穿着棉衣，棉衣被打出了很多窟窿眼，好在没伤着皮肉。那只半大猪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叫流弹在身上打了好多小窟窿，连嗷嗷带哼哼难受了一道，坚持到小媳妇娘家就死了。这样的战斗打长了，各派的根据地基本就打出来了。

时间很快到了1945年，一天拂晓，一支神秘的部队在大雾中进驻了彭庄及其周边村落。我爷爷家西厢房住着这支部队一个大官，大官告诉我二伯，他们是贺龙的部队，这次来是攻打丰县县城的。我二伯不信，在当地，日本人的战斗力已经被神化。当二伯把这事告诉我爷爷的时候，我爷爷说，是时候了，听说小日本把十几岁孩子都拉来当兵了，该是灭他们的时候了。部队在两天后的夜色中开拔了，攻城的战斗当夜就打响了。贺龙的部队战斗力极强，一夜的功夫就解决了全部战斗。缴获的武器及各种物资堆的到处都是，尤其让人开眼的是缴获了日本人的两辆军用汽车，很多老百姓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儿，部队里也没人会开。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就在每辆汽车前头套了八头牛，沿着城关街接受祝贺，当时是人山人海，鞭炮的响声震天彻地，把拉车的牛都吓惊了。王三从城里回来后，又添油加醋的渲染了一番，把彭庄的老少爷们给羡慕坏了，只可惜自己没眼福。不过，丰县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县城解放后，八路军很快就撤走了，没人会开车，八路又没有给别人留东西的习惯，就用炸药把两辆汽车彻底炸毁了。

日子还是一天天的过着，这时，大伯已经结婚，在宋楼的一个学校里当老师；二伯中学已经毕业，在山东金县银行里谋了一份差事。这都让乡亲们羡慕不已，农民是靠天吃饭的，今年过得顺当不顺当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可人家刘家已经有两个人端起了铁饭碗，咱们一年只能收一季粮食，人家一年能收十二季。这时候爷爷越发的谦逊。无论共产党派粮还是国民党派捐，他都是第一个交，决不让村长为难。有谁家该交的钱粮不够，他就会在夜里偷偷给那家送去，不让别人知道，也不让那家还。

淮海战役接近尾声时，我父亲正在上六年级，我舅舅、我大舅分别上初中和高中，都在一个学校。一天刚放学，校门口开来一辆卡车，车上的人大喊，谁去香港？当时我大舅爬上了汽车，伸手把我父亲和我舅舅也拽上了汽车，汽车载满人就开走了。同学跑回来告诉我爷爷，爷爷赶紧派人去南京追父亲和舅舅他们。来人在南京轮船码头找到了大舅他们三人，劝他们回家，但三人说什么也不回来，轮船快要开了，来人急了，一手抓着父亲，一手拽着舅舅，但是再也没有第三只手拽着大舅了。大舅那时快二十了，和他母亲的关系不太好，去意最坚决，他也知道这一去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就流着泪一步三回头的上了船，还大喊着要舅舅照顾好大姥姥。庞大的轮船鸣着汽笛离开了码头，这时父亲和舅舅才知道离别的可怕，这艘轮船最终消失在了父亲的视野里，不知驶往何方。现在想想，这是国民党撤退时常有的举措，不给共产党留钱，也不给共产党留人。（生死两茫茫，1979年，中美关系解冻，大姥姥接到了一封美国的来信，才知道大舅还活着，也才知道当年的那艘轮船根本没有开往香港，而是直奔纽约。刚到美国时，大舅流落在街头，又冷又饿，被一个中餐馆老板招进店做了伙计。唐人街很多人不识字，大舅是高中生，很被看重，再加上小伙子一表人才，勤劳肯干，老板就把女儿嫁给了大舅，生有两儿两女，老板去世后，就把店铺留给大舅两口子经营。呵呵，怎么听着耳熟，不过确实是真事。九十年代初期，大舅退休后回台湾屏东养老。）

淮海战役结束后，局势已基本明朗，国民党势力龟缩江南，南北朝的模式即将形成。徐州是老国统区，老百姓从感情上倾向南京政府，每天晚饭后闲聊的时候，大家还是希望国民党能够打回来。其实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并没有什么好，只是农民思想保守，对共产党又不是很了解。甭管怎样，爷爷开始琢磨共产党的政策，他经常一夜一夜的不睡觉。

一天夜里，爷爷正在思考，忽然听到微微的敲门声，是彭右亭来了。右亭告诉爷爷，南京来人了，其中一个人就是我们村的彭先亭，说是派他们来侦察，南京方面很快就会打回来。右亭还告诉爷爷，南京物资很短缺，看看大家伙能不能帮他们一把。爷爷沉吟了一下，说我这里有两匹布你抱走给他们吧，千万不能说是我给的，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右亭没想到收获这么大，非常高兴得说，二大爷，您放心，我出去决不瞎说，等国民党打回来，您就是功臣。爷爷拦住了右亭的话，告诉他，这事必须极为机密，千万不能大意，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一天后，消息还是泄漏了，深夜，共产党区队长徐文赞带着二百多民兵从卞集方向扑来。在离彭庄一里远的地方停住了。打发人把村长叫了出来，问，人在不在你们村？村长说不在，听说在刘庄呢。你敢拿脑袋担保？村长说我敢拿我的人头担保。徐文赞很满意，吩咐村长，一会儿部队要从你们村子穿过，把你们村的狗都看好了，不许出声。

拂晓时分，刘庄。南京来的五个人正在一家地主的土楼里休息，区队二百多民兵就悄无声息的把土楼给围住了。徐文赞开始喊话，要楼里的人出来投降。回答他的当然是一颗子弹，子弹擦着徐队长的头皮飞过，让徐队长觉得这是一批顽匪，这时民兵的枪声已经响起，子弹像爆豆一样响个不停。顽匪都使双枪，枪法极好，很少还击，只要还击就弹弹咬肉，不到一个小时，区队已有十人受伤。徐文赞觉得仗不能这么打，我们是来打老虎的，结果老虎毫毛未伤，倒把打虎的给咬了。

徐文赞派人去县大队调山炮，其他的民兵都后撤，只监视，不接触。消息传出后，把刘庄的地主急坏了，炮一轰，这土楼肯定完蛋了。连忙托人来给说情，说这小楼是祖上传下了的基业，念在乡亲面上，手下留情啊。徐文赞两眼一瞪，说通匪的事我还没追究呢，这个破楼就心疼了，告诉那个姓刘的，要是这边死一个人，我就让他家一个人抵命。把说情的给轰走了。

入夜，炮从县城拉来了，寒暄几句，抽了颗烟，炮手不紧不慢的说，我看这个楼一炮就行了。炮声过后，楼炸了个大洞，然后是一片寂静；徐文赞又让一个民兵班摸过去投了几个手榴弹，炸得木屑乱飞，还是一片寂静。所有人都感觉不对劲了，等冲进去一看，楼里只有一个死人，其他的人都不见了。在土楼的角落里有一个挖开的小洞，那四个人在民兵后撤监视的时候都跑了。徐文赞很没面子，但打死一个人也算说的过去。那个被打死的人就是彭先亭，他是后脑中弹，人们都说，恐怕那四个人之中有他的仇家，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从后面把他给打死了。彭先亭的死让他在彭庄的家人蒙受了比其他彭姓人更多的苦难。

这时共产党在丰县的各级政权正在建立，大伯二伯不断的向爷爷传递着各种消息。爷爷不知道也不关心国民党还能不能打回来，他最关心的是眼前这一关能不能过去，因为从全国各地的情况来看，没有一处地主有好下场的。

新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换货币，把国民党统治时期法币银元一律换成人民币，好让人们继续正常的生活。但爷爷从中嗅到了一丝阴谋，也许他过于敏感，他总觉得你有多少家底，通过换钱，就被共产党掌握的一清二楚了，想什么时候办你不就是人家的事了吗。可是，法币不换成人民币就是废纸，我家也就成了穷光蛋。人们都说土地主吝啬，但吝啬的地主更在乎自己家人的性命。爷爷做出了一个令全家人极度震惊的决定：烧钱。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把法币一张张的烧掉，烧了好几天。不知爷爷烧自己的血汗钱时是什么心情，三天后，爷爷从屋里搬出了两个两尺多高的坛子，里面全是法币的灰烬。这两坛子灰都被倒到了猪圈里。家里的所有的银元都不知所踪，爷爷到死都没提银元的事。

新政府的第二件事是向各村派遣工作组，工作组的任务很杂，权力也很大，土改，划成分，培养新干部等。爷爷这一步又走在前面，在工作组到来之前，他召集所有的佃户到我家。深夜的油灯下，爷爷告诉这些佃户，他们以前租种的土地，借住的房屋，现在全归他们。并且拿出地契让每一家佃户填上各自的名字，按上手印，分发给他们，还把厚厚的账簿烧掉。佃户们激动万分，都纷纷表示，二老爷那么仁厚，如果有人出卖二老爷会遭雷劈的。爷爷特别感动，只是说，我们刘家从没做过坏事，如有对不起大家的地方，请看在都是老刘家的面子上多担待。佃户们当晚指天划地，发誓要保全我爷爷全家。

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土改中，有觉悟的农民和工作组会从老地主家里翻出地契和变天账，于是这个老地主的下场就是被人们批斗或镇压。可我爷爷地契给了佃户，“变天账”也当众烧毁，这就让所有的佃农没有了后顾之忧，其实，也是让爷爷没了后顾之忧。

工作组进村了，他们先开村民大会，向村民介绍土改，介绍成分划定办法；再到村里摸情况。人们对共产党了解不多，也没人提供让工作队感兴趣的东西。工作队在我家摸情况时，倒是对我爷爷印象极好，感觉和我爷爷谈什么话都非常轻松，一谈就明白，不像其他农民，说了半天就像是对牛弹琴。尤其是这家两个儿子正在为新政府工作，一个在金融系统，一个是人民教师。工作组觉得把这家发动起来，彭庄的工作就好做了。他们就劝爷爷协助他们工作，做彭庄的生产队长，爷爷没有同意。晚上，新任命的生产队长刘作金来找爷爷，说工作组不熟悉彭庄的情况，劝爷爷对工作组多帮助一下，对我家也有好处，爷爷没有明确答复。

第二天，工作组又找到我家，希望让我四叔做生产队的会计，本来爷爷还是不想同意，他担心被人嫉妒，也担心四叔太小。那时我四叔小学毕业没有上中学。据父亲说四叔比较懒，吃不了苦，我爷爷也溺爱他，就不上了，天天在家呆着，而父亲此时正在百十里外上中学呢。可是全村就四叔一个人能写会算，生产队长可以不识字，但会计不能不识字，所以工作组组长非常迫切的希望爷爷同意。刘作金也一个劲作爷爷思想工作，说四大爷虽然才十四岁，但能写会算，人又聪明，不行的话不还有您侄孙我了吗。爷爷是个通透的人，面子给足了知道怎么下台阶。说我家四小子还全靠工作队的同志和队长帮着进步呢。

工作组在彭庄很顺利的建立了基层政权，工作红红火火的开展起来。全村开始清算，划成份，我家虽然家产稍多，但土地不多，再加上有三个孩子在新政府工作，所以很轻松的被划为中农，属于政府依靠的人。据说四叔回家和爷爷商量，想给家里划个贫农，爷爷制止了四叔，说咱家这情况划成中农已经很难为工作组和生产队了，老四你刚做委员，别什么只想着自家，要从全局着想。我想这是爷爷对四叔为官之道最初的教导。

彭元人家被划为地主，其子彭世亭血债累累，虽然抗日殉国，但共产党不予承认，彭家被定性为恶霸地主。恶霸地主已举家逃亡很多年，但他家宗亲彭先亭确实是蒋帮残匪，四九年初潜回江北，妄图破坏新生政权，被我英勇的民兵击毙。他的父母妻子均在彭庄，他们就是黑属。思想落后，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至此，工作组在彭庄的工作顺利完成

好文:victory: 白鹿原之彭庄版

帖子内容严重违背史实，污蔑抗日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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