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崇祯二年己巳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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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二年己巳之变
文/CAPO
历史学家通常把皇太极于崇祯二年（1629）的第一次入口征掠称为“己巳之变”。这次战役在明清易代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从宏观上来说，它标志着双方战略形势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明朝的堡垒推进、经济封锁和外交联盟政策都在此役后逐渐瓦解，永久性地失去了战略主动。从微观上来说，此役又带出了好几个关键的话题：如督师袁崇焕之因反间而被逮杀；如山、陕、甘等地勤王军之哗变，成为明末农民起义之关键力量；如崇祯又被迫再次加饷，终于陷入财政死循环；甚至因为此役的缘故，九边严防北寇，西北等地得不到米粮接济，饥民大起，从而使得无业游民李自成得以起事，最终成为明朝之掘墓人。种种前因后果，皆在这次事变中交错缠结，令后来读史者叹惋不已。这次战役从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金兵入口开始，直到崇祯三年五月底阿敏等人全数退出关外为止，历时七个多月，本文按各种史料略述其大概情况。
一 背景
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1】，努尔哈赤死于叆鸡堡，第八子皇太极继位。当时，他所要面对的形势是相当不利的。
从政治上说，努尔哈赤遗命诸王共同议政，皇太极要与其余三大贝勒共同并坐，其权力并不稳固集中，内部斗争十分激烈。
从军事上说，努尔哈赤晚年有好长时间并无征战，最后一次大的战役败于宁远城下，军队士气不振。在战略形势上，后金虽然开疆拓土，但困难相当之大：西南面是坚固的宁锦防线，从正面硬攻伤亡必重，也没有什么意义。东面是朝鲜和明朝的毛文龙部，虽然力量不强，但总是在后方不断骚扰，是一大隐患。而且毛文龙的海上基地成为辽东汉人逃难的收容所，从辽东前后逃去之人“数十万计”【2】。八旗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要连年征战，耕作劳动大多靠辽东汉民和奴隶，难民不断逃走，严重损害了后金的经济力量。而西面则是四分五裂的蒙古诸部，虽然从努尔哈赤起后金就把与蒙古的联盟看作最重要的政策，不断拉拢之，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部落并没有完全归附。除了与科尔沁等部关系比较稳定外，蒙古最强大的察哈尔部林丹汗与后金长期交恶，势不两立。邻近的喀尔喀部在明朝的挑拨利诱下，前后三次背盟，进攻科尔沁，袭击后金的使者，抢掠财物。土默特、敖汉、奈曼、喀喇沁等部散居各处，并不听命【3】。后金在军事上处于一个孤立的被包围状态。
从经济上说，皇太极继位不久后，辽东便发生了饥荒。到天聪元年（1627）六月，每斗米的价格竟涨至8两银【4】，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形。后金手里虽有银两，四面是敌，无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逃人日多，一位叫岳起鸾的生员上书建议说，应当与明朝讲和，不然恐怕“我国人民散亡殆尽”【5】。
在种种不利面前，皇太极表现出了他的雄才大略。他首先派兵击败了蒙古喀尔喀部，然后借袁崇焕派人来吊丧之机，开始了与明朝的议和行为，以稳住正面局势。有些人认为皇太极的议和是真心实意，因为国力不济而求和，但从历史情况来看，这种说法很难成立，所谓议和很大程度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已【6】。在正面和谈的掩护之下，后金迅速制定了攻击朝鲜，并剪除毛文龙部的方略【7】，发动“丁卯之役”。不久朝鲜战败，被迫谈和，与后金订立“兄弟之盟”，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毛文龙部绝大多数则被赶入海岛，失去了陆上基地。皇太极东面的后顾之忧基本解决了。
在后金用兵朝鲜之际，明朝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也没有闲着。他不愿冒险发兵援救朝鲜东江，也不肯往征后金沈阳大本营作为牵制【8】，只是派遣一支部队在三岔河口虚张声势。袁的算盘是，趁皇太极东面用兵之际，赶时间抢筑锦州、松山、杏山、大凌河、小凌河一带的城堡，将明军的防线由宁远再推进200里。由此“且耕、且筑、且前”，“而锦义、而广宁、而辽沈，步步打实做去”【9】，一路把堡垒修到沈阳城下。按袁崇焕的设想，只要一路稳扎稳打地修筑城堡，就能“前后四年，便可制胜”【10】。他后来复出后大言“五年平辽”，实际上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之言，而是他一贯对于自己战略的乐观估计（或者说夸大估计）
但实际上，明朝不可能一路安安稳稳，不受打扰地实行他们的堡垒战略。皇太极决不能容忍明军的城堡修到锦州附近【11】。四月十八，征朝鲜之兵刚回到沈阳，喘息未定，五月初六，他得知明军在进行修筑，即刻再次出师征明【12】。明军的大凌河、小凌河诸城尚未修竣，又被毁坏。但锦州已经完工，大将赵率教领兵固守，皇太极几次攻城，都不能攻克，伤亡惨重。再攻宁远，也没有机会。加上此次兴兵，原本是仓促之举，酷暑炎热，许多士兵死亡，被迫撤围退走。这就是明军著名的“宁锦大捷”。
后世论者多着眼于明军战术上的胜利，却看不到在战略上，后金其实略占便宜。明朝实际上是以牺牲朝鲜和毛部的代价，换取时间来巩固锦州一带，目的是想以此为跳板再往义州、广宁方向前进（当然，若全力救鲜，可能要提前冒险进行决战，对明亦不利）。但朝鲜三个月即已不支，皇太极达到目标后，回师攻锦实乃必然的应着。纵然仓促，却也是势在必行。从结果来看，虽然锦州不能攻下，但外围城堡都被拆毁，明军一路筑城前进之势遭到了抑制，而且在很长期间内都无法恢复，明方的战略目标终于无法实现。
事实上，锦州被围，明方损失亦重，特别是塔山被占，宁锦间顿时音信不通，沦为孤城，这使得战后朝野间立即出现了对该不该守锦州的质疑。当时的蓟辽总督阎鸣泰提出：“锦州遐僻奥区，当日议修已属失策。【13】” 他的意思是，锦州一城，本来无险可守，就算失去了，对关门重地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锦州离沈阳过近，欲修欲守，必定招来兵衅，而且锦州孤悬，又不能呼应宁远，“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14】”。既然明军还不想，也无力与后金决战，就应该退一步放弃锦州，先保宁远。同时在山海关、蓟镇练兵为上。锦州不是不守，但只能驻少量兵力“以为虚着”而不应“泥为死局”。“锦州之守，原属非策。今即误矣，岂容再误？【15】”
明朝的武将们也对守锦州提出异议，驻守该地的总兵尤世禄称锦州“城池遭雨崩颓，万不可居【16】”，撤往杏山。驻塔山的侯世禄也认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别所”【17】。
兵部侍郎霍维华比较得失后，仍然觉得“锦城已守有成效，决不当议弃。【18】”但他也提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说“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之前不久，袁崇焕已被弹劾不救锦州，“暮气难鼓”而辞去，王之臣接任督师，守锦州守到次年二月，终于放弃。在史料中一时难以找到最后弃锦的确切原因，但至少到了崇祯元年三月，明军已放弃锦州、塔山、杏山一带。该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3千，破坏了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31处【19】，更向西攻击明军大兴堡，未果【20】。至此为止，袁崇焕第一次与皇太极议和所争取到的成果已经因为各种原因，丧失殆尽，所修城堡全数被破坏，空费了时间金钱人力。后金虽有宁锦之败，但其战略目标基本达到，更破坏了明方的策略，进一步争取到了主动权。
在蒙古方面，皇太极也有意外之得。天启、崇祯之交，自小王子东迁后一直在兴安岭一带游牧的蒙古察哈尔部（明人称插汉）终于不敢和后金决战，在林丹汗（明人称虎敦兔）的率领下又往西迁。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号称全蒙古的大汗，控制40万大军，但实际上许多部落并不听从他的命令。林丹汗试图重新统一蒙古各部，发兵攻打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明人称卜失兔），将其击败，逃往鄂尔多斯。他随即又攻打喀喇沁白言台吉诸部，激起蒙古各个部落的一致反抗。天聪二年，他与各部联军在土默特赵城大战，虽然获得惨胜，但引起的仇恨越来越大，各个部落都纷纷叛去。喀尔喀五部、奈曼、敖汉、炒花、喀喇沁残部等都一窝蜂地投向后金，其中喀喇沁的投靠对于后来的入口尤为重要，后文将进一步详述【21
皇太极对于来投的蒙古诸部极为重视，给赏联姻，并于天聪二年九月率领诸部出征察哈尔。这样一来，附近的蒙古部落都成为皇太极的盟军，为绕道南下，从长城入口创造了条件
在明朝方面，天启皇帝朱由校于天启七年（1627）八月病死，其弟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皇帝。崇祯上台比皇太极要晚一年，当时年仅十七岁。这位少年皇帝马上展现出了过人的权谋，他不动声色地布置准备，然后干净利落地除掉了权倾一时的大太监魏忠贤，并清理了所谓的“阉党”。当初被魏忠贤一伙所排斥罢免的官员又被纷纷启用，崇祯元年四月，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管天津、登莱军务【22】。袁崇焕疏辞，不许，于是赴任，于七月召见于平台。他在与皇帝的对答中，慷慨自许，夸口要“五年平辽”【23】。崇祯大为宽慰，温言答之，赐其尚方剑，蟒玉、金币，并保证尽量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袁崇焕出关后，首先处理了宁远因为欠饷而致的哗变，然后修城堡，清兵额，统事权。崇祯二年六月五日，他假意召皮岛总兵毛文龙议饷，于双岛以尚方剑杀之，并收编其统辖的东江镇部队【24】。与此同时，袁崇焕又积极与皇太极展开第二次议和，双方往来的书信从崇祯二年正月起一直到皇太极出兵之前，络绎不绝【25】
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太极于十月二日突然起师伐明。这一次，金兵不再硬攻宁锦，而是取道蒙古，破长城隘口而入，直捣内地。“己巳之变”发生了。崇祯二年己巳之变
文/CAPO
历史学家通常把皇太极于崇祯二年（1629）的第一次入口征掠称为“己巳之变”。这次战役在明清易代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从宏观上来说，它标志着双方战略形势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明朝的堡垒推进、经济封锁和外交联盟政策都在此役后逐渐瓦解，永久性地失去了战略主动。从微观上来说，此役又带出了好几个关键的话题：如督师袁崇焕之因反间而被逮杀；如山、陕、甘等地勤王军之哗变，成为明末农民起义之关键力量；如崇祯又被迫再次加饷，终于陷入财政死循环；甚至因为此役的缘故，九边严防北寇，西北等地得不到米粮接济，饥民大起，从而使得无业游民李自成得以起事，最终成为明朝之掘墓人。种种前因后果，皆在这次事变中交错缠结，令后来读史者叹惋不已。这次战役从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金兵入口开始，直到崇祯三年五月底阿敏等人全数退出关外为止，历时七个多月，本文按各种史料略述其大概情况。
一 背景
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1】，努尔哈赤死于叆鸡堡，第八子皇太极继位。当时，他所要面对的形势是相当不利的。
从政治上说，努尔哈赤遗命诸王共同议政，皇太极要与其余三大贝勒共同并坐，其权力并不稳固集中，内部斗争十分激烈。
从军事上说，努尔哈赤晚年有好长时间并无征战，最后一次大的战役败于宁远城下，军队士气不振。在战略形势上，后金虽然开疆拓土，但困难相当之大：西南面是坚固的宁锦防线，从正面硬攻伤亡必重，也没有什么意义。东面是朝鲜和明朝的毛文龙部，虽然力量不强，但总是在后方不断骚扰，是一大隐患。而且毛文龙的海上基地成为辽东汉人逃难的收容所，从辽东前后逃去之人“数十万计”【2】。八旗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要连年征战，耕作劳动大多靠辽东汉民和奴隶，难民不断逃走，严重损害了后金的经济力量。而西面则是四分五裂的蒙古诸部，虽然从努尔哈赤起后金就把与蒙古的联盟看作最重要的政策，不断拉拢之，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部落并没有完全归附。除了与科尔沁等部关系比较稳定外，蒙古最强大的察哈尔部林丹汗与后金长期交恶，势不两立。邻近的喀尔喀部在明朝的挑拨利诱下，前后三次背盟，进攻科尔沁，袭击后金的使者，抢掠财物。土默特、敖汉、奈曼、喀喇沁等部散居各处，并不听命【3】。后金在军事上处于一个孤立的被包围状态。
从经济上说，皇太极继位不久后，辽东便发生了饥荒。到天聪元年（1627）六月，每斗米的价格竟涨至8两银【4】，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形。后金手里虽有银两，四面是敌，无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逃人日多，一位叫岳起鸾的生员上书建议说，应当与明朝讲和，不然恐怕“我国人民散亡殆尽”【5】。
在种种不利面前，皇太极表现出了他的雄才大略。他首先派兵击败了蒙古喀尔喀部，然后借袁崇焕派人来吊丧之机，开始了与明朝的议和行为，以稳住正面局势。有些人认为皇太极的议和是真心实意，因为国力不济而求和，但从历史情况来看，这种说法很难成立，所谓议和很大程度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已【6】。在正面和谈的掩护之下，后金迅速制定了攻击朝鲜，并剪除毛文龙部的方略【7】，发动“丁卯之役”。不久朝鲜战败，被迫谈和，与后金订立“兄弟之盟”，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毛文龙部绝大多数则被赶入海岛，失去了陆上基地。皇太极东面的后顾之忧基本解决了。
在后金用兵朝鲜之际，明朝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也没有闲着。他不愿冒险发兵援救朝鲜东江，也不肯往征后金沈阳大本营作为牵制【8】，只是派遣一支部队在三岔河口虚张声势。袁的算盘是，趁皇太极东面用兵之际，赶时间抢筑锦州、松山、杏山、大凌河、小凌河一带的城堡，将明军的防线由宁远再推进200里。由此“且耕、且筑、且前”，“而锦义、而广宁、而辽沈，步步打实做去”【9】，一路把堡垒修到沈阳城下。按袁崇焕的设想，只要一路稳扎稳打地修筑城堡，就能“前后四年，便可制胜”【10】。他后来复出后大言“五年平辽”，实际上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之言，而是他一贯对于自己战略的乐观估计（或者说夸大估计）
但实际上，明朝不可能一路安安稳稳，不受打扰地实行他们的堡垒战略。皇太极决不能容忍明军的城堡修到锦州附近【11】。四月十八，征朝鲜之兵刚回到沈阳，喘息未定，五月初六，他得知明军在进行修筑，即刻再次出师征明【12】。明军的大凌河、小凌河诸城尚未修竣，又被毁坏。但锦州已经完工，大将赵率教领兵固守，皇太极几次攻城，都不能攻克，伤亡惨重。再攻宁远，也没有机会。加上此次兴兵，原本是仓促之举，酷暑炎热，许多士兵死亡，被迫撤围退走。这就是明军著名的“宁锦大捷”。
后世论者多着眼于明军战术上的胜利，却看不到在战略上，后金其实略占便宜。明朝实际上是以牺牲朝鲜和毛部的代价，换取时间来巩固锦州一带，目的是想以此为跳板再往义州、广宁方向前进（当然，若全力救鲜，可能要提前冒险进行决战，对明亦不利）。但朝鲜三个月即已不支，皇太极达到目标后，回师攻锦实乃必然的应着。纵然仓促，却也是势在必行。从结果来看，虽然锦州不能攻下，但外围城堡都被拆毁，明军一路筑城前进之势遭到了抑制，而且在很长期间内都无法恢复，明方的战略目标终于无法实现。
事实上，锦州被围，明方损失亦重，特别是塔山被占，宁锦间顿时音信不通，沦为孤城，这使得战后朝野间立即出现了对该不该守锦州的质疑。当时的蓟辽总督阎鸣泰提出：“锦州遐僻奥区，当日议修已属失策。【13】” 他的意思是，锦州一城，本来无险可守，就算失去了，对关门重地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锦州离沈阳过近，欲修欲守，必定招来兵衅，而且锦州孤悬，又不能呼应宁远，“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14】”。既然明军还不想，也无力与后金决战，就应该退一步放弃锦州，先保宁远。同时在山海关、蓟镇练兵为上。锦州不是不守，但只能驻少量兵力“以为虚着”而不应“泥为死局”。“锦州之守，原属非策。今即误矣，岂容再误？【15】”
明朝的武将们也对守锦州提出异议，驻守该地的总兵尤世禄称锦州“城池遭雨崩颓，万不可居【16】”，撤往杏山。驻塔山的侯世禄也认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别所”【17】。
兵部侍郎霍维华比较得失后，仍然觉得“锦城已守有成效，决不当议弃。【18】”但他也提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说“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之前不久，袁崇焕已被弹劾不救锦州，“暮气难鼓”而辞去，王之臣接任督师，守锦州守到次年二月，终于放弃。在史料中一时难以找到最后弃锦的确切原因，但至少到了崇祯元年三月，明军已放弃锦州、塔山、杏山一带。该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3千，破坏了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31处【19】，更向西攻击明军大兴堡，未果【20】。至此为止，袁崇焕第一次与皇太极议和所争取到的成果已经因为各种原因，丧失殆尽，所修城堡全数被破坏，空费了时间金钱人力。后金虽有宁锦之败，但其战略目标基本达到，更破坏了明方的策略，进一步争取到了主动权。
在蒙古方面，皇太极也有意外之得。天启、崇祯之交，自小王子东迁后一直在兴安岭一带游牧的蒙古察哈尔部（明人称插汉）终于不敢和后金决战，在林丹汗（明人称虎敦兔）的率领下又往西迁。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号称全蒙古的大汗，控制40万大军，但实际上许多部落并不听从他的命令。林丹汗试图重新统一蒙古各部，发兵攻打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明人称卜失兔），将其击败，逃往鄂尔多斯。他随即又攻打喀喇沁白言台吉诸部，激起蒙古各个部落的一致反抗。天聪二年，他与各部联军在土默特赵城大战，虽然获得惨胜，但引起的仇恨越来越大，各个部落都纷纷叛去。喀尔喀五部、奈曼、敖汉、炒花、喀喇沁残部等都一窝蜂地投向后金，其中喀喇沁的投靠对于后来的入口尤为重要，后文将进一步详述【21
皇太极对于来投的蒙古诸部极为重视，给赏联姻，并于天聪二年九月率领诸部出征察哈尔。这样一来，附近的蒙古部落都成为皇太极的盟军，为绕道南下，从长城入口创造了条件
在明朝方面，天启皇帝朱由校于天启七年（1627）八月病死，其弟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皇帝。崇祯上台比皇太极要晚一年，当时年仅十七岁。这位少年皇帝马上展现出了过人的权谋，他不动声色地布置准备，然后干净利落地除掉了权倾一时的大太监魏忠贤，并清理了所谓的“阉党”。当初被魏忠贤一伙所排斥罢免的官员又被纷纷启用，崇祯元年四月，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管天津、登莱军务【22】。袁崇焕疏辞，不许，于是赴任，于七月召见于平台。他在与皇帝的对答中，慷慨自许，夸口要“五年平辽”【23】。崇祯大为宽慰，温言答之，赐其尚方剑，蟒玉、金币，并保证尽量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袁崇焕出关后，首先处理了宁远因为欠饷而致的哗变，然后修城堡，清兵额，统事权。崇祯二年六月五日，他假意召皮岛总兵毛文龙议饷，于双岛以尚方剑杀之，并收编其统辖的东江镇部队【24】。与此同时，袁崇焕又积极与皇太极展开第二次议和，双方往来的书信从崇祯二年正月起一直到皇太极出兵之前，络绎不绝【25】
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太极于十月二日突然起师伐明。这一次，金兵不再硬攻宁锦，而是取道蒙古，破长城隘口而入，直捣内地。“己巳之变”发生了。
文/CAPO
历史学家通常把皇太极于崇祯二年（1629）的第一次入口征掠称为“己巳之变”。这次战役在明清易代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从宏观上来说，它标志着双方战略形势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明朝的堡垒推进、经济封锁和外交联盟政策都在此役后逐渐瓦解，永久性地失去了战略主动。从微观上来说，此役又带出了好几个关键的话题：如督师袁崇焕之因反间而被逮杀；如山、陕、甘等地勤王军之哗变，成为明末农民起义之关键力量；如崇祯又被迫再次加饷，终于陷入财政死循环；甚至因为此役的缘故，九边严防北寇，西北等地得不到米粮接济，饥民大起，从而使得无业游民李自成得以起事，最终成为明朝之掘墓人。种种前因后果，皆在这次事变中交错缠结，令后来读史者叹惋不已。这次战役从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金兵入口开始，直到崇祯三年五月底阿敏等人全数退出关外为止，历时七个多月，本文按各种史料略述其大概情况。
一 背景
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1】，努尔哈赤死于叆鸡堡，第八子皇太极继位。当时，他所要面对的形势是相当不利的。
从政治上说，努尔哈赤遗命诸王共同议政，皇太极要与其余三大贝勒共同并坐，其权力并不稳固集中，内部斗争十分激烈。
从军事上说，努尔哈赤晚年有好长时间并无征战，最后一次大的战役败于宁远城下，军队士气不振。在战略形势上，后金虽然开疆拓土，但困难相当之大：西南面是坚固的宁锦防线，从正面硬攻伤亡必重，也没有什么意义。东面是朝鲜和明朝的毛文龙部，虽然力量不强，但总是在后方不断骚扰，是一大隐患。而且毛文龙的海上基地成为辽东汉人逃难的收容所，从辽东前后逃去之人“数十万计”【2】。八旗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要连年征战，耕作劳动大多靠辽东汉民和奴隶，难民不断逃走，严重损害了后金的经济力量。而西面则是四分五裂的蒙古诸部，虽然从努尔哈赤起后金就把与蒙古的联盟看作最重要的政策，不断拉拢之，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部落并没有完全归附。除了与科尔沁等部关系比较稳定外，蒙古最强大的察哈尔部林丹汗与后金长期交恶，势不两立。邻近的喀尔喀部在明朝的挑拨利诱下，前后三次背盟，进攻科尔沁，袭击后金的使者，抢掠财物。土默特、敖汉、奈曼、喀喇沁等部散居各处，并不听命【3】。后金在军事上处于一个孤立的被包围状态。
从经济上说，皇太极继位不久后，辽东便发生了饥荒。到天聪元年（1627）六月，每斗米的价格竟涨至8两银【4】，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形。后金手里虽有银两，四面是敌，无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逃人日多，一位叫岳起鸾的生员上书建议说，应当与明朝讲和，不然恐怕“我国人民散亡殆尽”【5】。
在种种不利面前，皇太极表现出了他的雄才大略。他首先派兵击败了蒙古喀尔喀部，然后借袁崇焕派人来吊丧之机，开始了与明朝的议和行为，以稳住正面局势。有些人认为皇太极的议和是真心实意，因为国力不济而求和，但从历史情况来看，这种说法很难成立，所谓议和很大程度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已【6】。在正面和谈的掩护之下，后金迅速制定了攻击朝鲜，并剪除毛文龙部的方略【7】，发动“丁卯之役”。不久朝鲜战败，被迫谈和，与后金订立“兄弟之盟”，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毛文龙部绝大多数则被赶入海岛，失去了陆上基地。皇太极东面的后顾之忧基本解决了。
在后金用兵朝鲜之际，明朝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也没有闲着。他不愿冒险发兵援救朝鲜东江，也不肯往征后金沈阳大本营作为牵制【8】，只是派遣一支部队在三岔河口虚张声势。袁的算盘是，趁皇太极东面用兵之际，赶时间抢筑锦州、松山、杏山、大凌河、小凌河一带的城堡，将明军的防线由宁远再推进200里。由此“且耕、且筑、且前”，“而锦义、而广宁、而辽沈，步步打实做去”【9】，一路把堡垒修到沈阳城下。按袁崇焕的设想，只要一路稳扎稳打地修筑城堡，就能“前后四年，便可制胜”【10】。他后来复出后大言“五年平辽”，实际上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之言，而是他一贯对于自己战略的乐观估计（或者说夸大估计）
但实际上，明朝不可能一路安安稳稳，不受打扰地实行他们的堡垒战略。皇太极决不能容忍明军的城堡修到锦州附近【11】。四月十八，征朝鲜之兵刚回到沈阳，喘息未定，五月初六，他得知明军在进行修筑，即刻再次出师征明【12】。明军的大凌河、小凌河诸城尚未修竣，又被毁坏。但锦州已经完工，大将赵率教领兵固守，皇太极几次攻城，都不能攻克，伤亡惨重。再攻宁远，也没有机会。加上此次兴兵，原本是仓促之举，酷暑炎热，许多士兵死亡，被迫撤围退走。这就是明军著名的“宁锦大捷”。
后世论者多着眼于明军战术上的胜利，却看不到在战略上，后金其实略占便宜。明朝实际上是以牺牲朝鲜和毛部的代价，换取时间来巩固锦州一带，目的是想以此为跳板再往义州、广宁方向前进（当然，若全力救鲜，可能要提前冒险进行决战，对明亦不利）。但朝鲜三个月即已不支，皇太极达到目标后，回师攻锦实乃必然的应着。纵然仓促，却也是势在必行。从结果来看，虽然锦州不能攻下，但外围城堡都被拆毁，明军一路筑城前进之势遭到了抑制，而且在很长期间内都无法恢复，明方的战略目标终于无法实现。
事实上，锦州被围，明方损失亦重，特别是塔山被占，宁锦间顿时音信不通，沦为孤城，这使得战后朝野间立即出现了对该不该守锦州的质疑。当时的蓟辽总督阎鸣泰提出：“锦州遐僻奥区，当日议修已属失策。【13】” 他的意思是，锦州一城，本来无险可守，就算失去了，对关门重地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锦州离沈阳过近，欲修欲守，必定招来兵衅，而且锦州孤悬，又不能呼应宁远，“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14】”。既然明军还不想，也无力与后金决战，就应该退一步放弃锦州，先保宁远。同时在山海关、蓟镇练兵为上。锦州不是不守，但只能驻少量兵力“以为虚着”而不应“泥为死局”。“锦州之守，原属非策。今即误矣，岂容再误？【15】”
明朝的武将们也对守锦州提出异议，驻守该地的总兵尤世禄称锦州“城池遭雨崩颓，万不可居【16】”，撤往杏山。驻塔山的侯世禄也认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别所”【17】。
兵部侍郎霍维华比较得失后，仍然觉得“锦城已守有成效，决不当议弃。【18】”但他也提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说“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之前不久，袁崇焕已被弹劾不救锦州，“暮气难鼓”而辞去，王之臣接任督师，守锦州守到次年二月，终于放弃。在史料中一时难以找到最后弃锦的确切原因，但至少到了崇祯元年三月，明军已放弃锦州、塔山、杏山一带。该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3千，破坏了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31处【19】，更向西攻击明军大兴堡，未果【20】。至此为止，袁崇焕第一次与皇太极议和所争取到的成果已经因为各种原因，丧失殆尽，所修城堡全数被破坏，空费了时间金钱人力。后金虽有宁锦之败，但其战略目标基本达到，更破坏了明方的策略，进一步争取到了主动权。
在蒙古方面，皇太极也有意外之得。天启、崇祯之交，自小王子东迁后一直在兴安岭一带游牧的蒙古察哈尔部（明人称插汉）终于不敢和后金决战，在林丹汗（明人称虎敦兔）的率领下又往西迁。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号称全蒙古的大汗，控制40万大军，但实际上许多部落并不听从他的命令。林丹汗试图重新统一蒙古各部，发兵攻打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明人称卜失兔），将其击败，逃往鄂尔多斯。他随即又攻打喀喇沁白言台吉诸部，激起蒙古各个部落的一致反抗。天聪二年，他与各部联军在土默特赵城大战，虽然获得惨胜，但引起的仇恨越来越大，各个部落都纷纷叛去。喀尔喀五部、奈曼、敖汉、炒花、喀喇沁残部等都一窝蜂地投向后金，其中喀喇沁的投靠对于后来的入口尤为重要，后文将进一步详述【21
皇太极对于来投的蒙古诸部极为重视，给赏联姻，并于天聪二年九月率领诸部出征察哈尔。这样一来，附近的蒙古部落都成为皇太极的盟军，为绕道南下，从长城入口创造了条件
在明朝方面，天启皇帝朱由校于天启七年（1627）八月病死，其弟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皇帝。崇祯上台比皇太极要晚一年，当时年仅十七岁。这位少年皇帝马上展现出了过人的权谋，他不动声色地布置准备，然后干净利落地除掉了权倾一时的大太监魏忠贤，并清理了所谓的“阉党”。当初被魏忠贤一伙所排斥罢免的官员又被纷纷启用，崇祯元年四月，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管天津、登莱军务【22】。袁崇焕疏辞，不许，于是赴任，于七月召见于平台。他在与皇帝的对答中，慷慨自许，夸口要“五年平辽”【23】。崇祯大为宽慰，温言答之，赐其尚方剑，蟒玉、金币，并保证尽量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袁崇焕出关后，首先处理了宁远因为欠饷而致的哗变，然后修城堡，清兵额，统事权。崇祯二年六月五日，他假意召皮岛总兵毛文龙议饷，于双岛以尚方剑杀之，并收编其统辖的东江镇部队【24】。与此同时，袁崇焕又积极与皇太极展开第二次议和，双方往来的书信从崇祯二年正月起一直到皇太极出兵之前，络绎不绝【25】
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太极于十月二日突然起师伐明。这一次，金兵不再硬攻宁锦，而是取道蒙古，破长城隘口而入，直捣内地。“己巳之变”发生了。崇祯二年己巳之变
文/CAPO
历史学家通常把皇太极于崇祯二年（1629）的第一次入口征掠称为“己巳之变”。这次战役在明清易代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从宏观上来说，它标志着双方战略形势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明朝的堡垒推进、经济封锁和外交联盟政策都在此役后逐渐瓦解，永久性地失去了战略主动。从微观上来说，此役又带出了好几个关键的话题：如督师袁崇焕之因反间而被逮杀；如山、陕、甘等地勤王军之哗变，成为明末农民起义之关键力量；如崇祯又被迫再次加饷，终于陷入财政死循环；甚至因为此役的缘故，九边严防北寇，西北等地得不到米粮接济，饥民大起，从而使得无业游民李自成得以起事，最终成为明朝之掘墓人。种种前因后果，皆在这次事变中交错缠结，令后来读史者叹惋不已。这次战役从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金兵入口开始，直到崇祯三年五月底阿敏等人全数退出关外为止，历时七个多月，本文按各种史料略述其大概情况。
一 背景
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1】，努尔哈赤死于叆鸡堡，第八子皇太极继位。当时，他所要面对的形势是相当不利的。
从政治上说，努尔哈赤遗命诸王共同议政，皇太极要与其余三大贝勒共同并坐，其权力并不稳固集中，内部斗争十分激烈。
从军事上说，努尔哈赤晚年有好长时间并无征战，最后一次大的战役败于宁远城下，军队士气不振。在战略形势上，后金虽然开疆拓土，但困难相当之大：西南面是坚固的宁锦防线，从正面硬攻伤亡必重，也没有什么意义。东面是朝鲜和明朝的毛文龙部，虽然力量不强，但总是在后方不断骚扰，是一大隐患。而且毛文龙的海上基地成为辽东汉人逃难的收容所，从辽东前后逃去之人“数十万计”【2】。八旗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要连年征战，耕作劳动大多靠辽东汉民和奴隶，难民不断逃走，严重损害了后金的经济力量。而西面则是四分五裂的蒙古诸部，虽然从努尔哈赤起后金就把与蒙古的联盟看作最重要的政策，不断拉拢之，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部落并没有完全归附。除了与科尔沁等部关系比较稳定外，蒙古最强大的察哈尔部林丹汗与后金长期交恶，势不两立。邻近的喀尔喀部在明朝的挑拨利诱下，前后三次背盟，进攻科尔沁，袭击后金的使者，抢掠财物。土默特、敖汉、奈曼、喀喇沁等部散居各处，并不听命【3】。后金在军事上处于一个孤立的被包围状态。
从经济上说，皇太极继位不久后，辽东便发生了饥荒。到天聪元年（1627）六月，每斗米的价格竟涨至8两银【4】，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形。后金手里虽有银两，四面是敌，无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逃人日多，一位叫岳起鸾的生员上书建议说，应当与明朝讲和，不然恐怕“我国人民散亡殆尽”【5】。
在种种不利面前，皇太极表现出了他的雄才大略。他首先派兵击败了蒙古喀尔喀部，然后借袁崇焕派人来吊丧之机，开始了与明朝的议和行为，以稳住正面局势。有些人认为皇太极的议和是真心实意，因为国力不济而求和，但从历史情况来看，这种说法很难成立，所谓议和很大程度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已【6】。在正面和谈的掩护之下，后金迅速制定了攻击朝鲜，并剪除毛文龙部的方略【7】，发动“丁卯之役”。不久朝鲜战败，被迫谈和，与后金订立“兄弟之盟”，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毛文龙部绝大多数则被赶入海岛，失去了陆上基地。皇太极东面的后顾之忧基本解决了。
在后金用兵朝鲜之际，明朝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也没有闲着。他不愿冒险发兵援救朝鲜东江，也不肯往征后金沈阳大本营作为牵制【8】，只是派遣一支部队在三岔河口虚张声势。袁的算盘是，趁皇太极东面用兵之际，赶时间抢筑锦州、松山、杏山、大凌河、小凌河一带的城堡，将明军的防线由宁远再推进200里。由此“且耕、且筑、且前”，“而锦义、而广宁、而辽沈，步步打实做去”【9】，一路把堡垒修到沈阳城下。按袁崇焕的设想，只要一路稳扎稳打地修筑城堡，就能“前后四年，便可制胜”【10】。他后来复出后大言“五年平辽”，实际上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之言，而是他一贯对于自己战略的乐观估计（或者说夸大估计）
但实际上，明朝不可能一路安安稳稳，不受打扰地实行他们的堡垒战略。皇太极决不能容忍明军的城堡修到锦州附近【11】。四月十八，征朝鲜之兵刚回到沈阳，喘息未定，五月初六，他得知明军在进行修筑，即刻再次出师征明【12】。明军的大凌河、小凌河诸城尚未修竣，又被毁坏。但锦州已经完工，大将赵率教领兵固守，皇太极几次攻城，都不能攻克，伤亡惨重。再攻宁远，也没有机会。加上此次兴兵，原本是仓促之举，酷暑炎热，许多士兵死亡，被迫撤围退走。这就是明军著名的“宁锦大捷”。
后世论者多着眼于明军战术上的胜利，却看不到在战略上，后金其实略占便宜。明朝实际上是以牺牲朝鲜和毛部的代价，换取时间来巩固锦州一带，目的是想以此为跳板再往义州、广宁方向前进（当然，若全力救鲜，可能要提前冒险进行决战，对明亦不利）。但朝鲜三个月即已不支，皇太极达到目标后，回师攻锦实乃必然的应着。纵然仓促，却也是势在必行。从结果来看，虽然锦州不能攻下，但外围城堡都被拆毁，明军一路筑城前进之势遭到了抑制，而且在很长期间内都无法恢复，明方的战略目标终于无法实现。
事实上，锦州被围，明方损失亦重，特别是塔山被占，宁锦间顿时音信不通，沦为孤城，这使得战后朝野间立即出现了对该不该守锦州的质疑。当时的蓟辽总督阎鸣泰提出：“锦州遐僻奥区，当日议修已属失策。【13】” 他的意思是，锦州一城，本来无险可守，就算失去了，对关门重地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锦州离沈阳过近，欲修欲守，必定招来兵衅，而且锦州孤悬，又不能呼应宁远，“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14】”。既然明军还不想，也无力与后金决战，就应该退一步放弃锦州，先保宁远。同时在山海关、蓟镇练兵为上。锦州不是不守，但只能驻少量兵力“以为虚着”而不应“泥为死局”。“锦州之守，原属非策。今即误矣，岂容再误？【15】”
明朝的武将们也对守锦州提出异议，驻守该地的总兵尤世禄称锦州“城池遭雨崩颓，万不可居【16】”，撤往杏山。驻塔山的侯世禄也认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别所”【17】。
兵部侍郎霍维华比较得失后，仍然觉得“锦城已守有成效，决不当议弃。【18】”但他也提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说“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之前不久，袁崇焕已被弹劾不救锦州，“暮气难鼓”而辞去，王之臣接任督师，守锦州守到次年二月，终于放弃。在史料中一时难以找到最后弃锦的确切原因，但至少到了崇祯元年三月，明军已放弃锦州、塔山、杏山一带。该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3千，破坏了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31处【19】，更向西攻击明军大兴堡，未果【20】。至此为止，袁崇焕第一次与皇太极议和所争取到的成果已经因为各种原因，丧失殆尽，所修城堡全数被破坏，空费了时间金钱人力。后金虽有宁锦之败，但其战略目标基本达到，更破坏了明方的策略，进一步争取到了主动权。
在蒙古方面，皇太极也有意外之得。天启、崇祯之交，自小王子东迁后一直在兴安岭一带游牧的蒙古察哈尔部（明人称插汉）终于不敢和后金决战，在林丹汗（明人称虎敦兔）的率领下又往西迁。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号称全蒙古的大汗，控制40万大军，但实际上许多部落并不听从他的命令。林丹汗试图重新统一蒙古各部，发兵攻打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明人称卜失兔），将其击败，逃往鄂尔多斯。他随即又攻打喀喇沁白言台吉诸部，激起蒙古各个部落的一致反抗。天聪二年，他与各部联军在土默特赵城大战，虽然获得惨胜，但引起的仇恨越来越大，各个部落都纷纷叛去。喀尔喀五部、奈曼、敖汉、炒花、喀喇沁残部等都一窝蜂地投向后金，其中喀喇沁的投靠对于后来的入口尤为重要，后文将进一步详述【21
皇太极对于来投的蒙古诸部极为重视，给赏联姻，并于天聪二年九月率领诸部出征察哈尔。这样一来，附近的蒙古部落都成为皇太极的盟军，为绕道南下，从长城入口创造了条件
在明朝方面，天启皇帝朱由校于天启七年（1627）八月病死，其弟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皇帝。崇祯上台比皇太极要晚一年，当时年仅十七岁。这位少年皇帝马上展现出了过人的权谋，他不动声色地布置准备，然后干净利落地除掉了权倾一时的大太监魏忠贤，并清理了所谓的“阉党”。当初被魏忠贤一伙所排斥罢免的官员又被纷纷启用，崇祯元年四月，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管天津、登莱军务【22】。袁崇焕疏辞，不许，于是赴任，于七月召见于平台。他在与皇帝的对答中，慷慨自许，夸口要“五年平辽”【23】。崇祯大为宽慰，温言答之，赐其尚方剑，蟒玉、金币，并保证尽量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袁崇焕出关后，首先处理了宁远因为欠饷而致的哗变，然后修城堡，清兵额，统事权。崇祯二年六月五日，他假意召皮岛总兵毛文龙议饷，于双岛以尚方剑杀之，并收编其统辖的东江镇部队【24】。与此同时，袁崇焕又积极与皇太极展开第二次议和，双方往来的书信从崇祯二年正月起一直到皇太极出兵之前，络绎不绝【25】
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太极于十月二日突然起师伐明。这一次，金兵不再硬攻宁锦，而是取道蒙古，破长城隘口而入，直捣内地。“己巳之变”发生了。
二 缘起
许多学者认为，皇太极的这次入关，最早起于汉人副将高鸿中之提议【26】。高氏在一封不明年份的奏本中曾说：“他既无讲和意，我无别策，直抵京城，相其情形，或攻或困，再作方略。【27】”而大内档案中又有一谕旨，云：“览卿所奏，劝朕进兵勿迟，甚为确论。……稍迟时日，俟地锄完即行。【28】”然而这两件档案本身不标年份，未必便互相联系，也未必便指崇祯二年入寇或讲和之事。按陈寅恪先生所考，高鸿中之提议实乃崇祯十五年，明朝兵部尚书陈新甲遣职方郎中马绍愉来议和时，清朝众臣所提的意见之一，非崇祯二年之事【29】。
这些暂且不论，皇太极为何非要冒险深入内地呢？李光涛先生认为是后金因为讲和不成，被迫以战求和而自保【30】，这未免流于表面。皇太极自登基以来，虽然一度情形困难，但通过数次用兵，屈朝鲜，逐东江，联蒙古，毁明城，已然走出困局，连战连捷，大为改善。不可能无缘无故，或因小挫，就畏缩不前。从皇太极一生的气度手段来看，其人的野心更是不可小觑，绝非胆小如鼠，但求议和自保之人。
后金自努尔哈赤起兵反明以来，就从来没有求和停战的打算。努尔哈赤曾说：“既征大明，岂容中止？”，“不惜一时之劳……惟远大是图”【31】。从一开始，这就是两国命运之战，直到一方最终灭亡才会停止。只是努尔哈赤武勇有余，谋略不足，只知戈矛而不识樽俎，尚不及皇太极之沉雄博大，洵有韬略。后者的所谓讲和，无论从政治或军事的角度，都实在是极厉害的手段
皇太极与袁崇焕的第一次讲和，如前所述，是为了稳住正面战线，先解决朝鲜和毛文龙的后顾之忧。一旦战略达成，他立刻去信谴责明人之修锦州，更口出恫吓之言，称：“纵能加固数城，而其所有城池及田禾，能尽坚固乎？若不息兵戈，则我蒙天眷佑，以北京畀我，明帝遁往南京，其令名如何？【32】”并不顾兵马疲惫，马上出军反攻锦州一线，虽最终攻城不克，其策略并无错误，目的也基本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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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崇祯元年（天聪二年），袁崇焕已去任，王之臣代督师，不予谈判。皇太极便转向了后方的毛文龙部，甚至不惜派遣奸细去唆使他进行和谈【33】。按说毛部虽然有一定牵制之功，但只能打游击，正面对战殊不足畏。何况丁卯之役后，毛部大多数逃入海岛，并不形成直接威胁。况且毛文龙地位再高，也绝不能代表明朝皇帝进行和谈，皇太极与其大谈和议，不可能真的仅仅是为了和议本身【34】。
事实上这一年，皇太极主要的精力在于解决各个蒙古部落的问题，并于年底出征察哈尔部。该年辽西沿海各地基本平安无事，不复往年四处烽火的景象。这其中，毛部的疲势加之朝议不断固然是主要因素，所谓和谈也不无其功。
崇祯二年，袁崇焕又回来了，皇太极再次有了正面和谈的对象，于是脸色一变，开始对毛部加强剿杀。他首先责成朝鲜遵守条约，不许让毛部上岸，并同时辅以军事行动。二月，金兵突入铁山，斩毛部370人，生擒140人【35】。五月，搜剿诸岛，杀毛部数百人【36】。和毛文龙的和谈破裂，虽然其中曲折甚多，但皇太极显然只是把和谈当作一种手段而已，要说他是真心诚意想要求和，无法令人信服。
事实上，和谈若没有合理的基础，从来都只能作为一种羁縻和麻痹对方的手段。不论对于袁崇焕还是皇太极来说，和谈都另有自己的目的。袁崇焕要整顿军备，重新修缮，统一权力，以完成“五年平辽”的宏大目标，不和谈难以有余暇精力。而皇太极的和谈，更像是为入侵寻找理由，兼有麻痹和吸引对手注意力的迷惑作用。从双方第二次和谈的往来书信看【37】，大多在些繁文缛节、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缠不休，几乎没什么实质内容。若说皇太极是因为求和不成而入寇，不如说求和不成本来就是为入寇而准备好的借口，而求和本身只是个烟雾弹。
皇太极很明白，金对于明，唯一可行的战略就是持续保持攻势。后金无论人口、兵力、土地、经济、文化都不及大明，若不保持战略攻势，龟缩防守，早晚亡国灭种。“堂堂天朝，无久弱之理”，只要不施加压力，明朝纵然衰弱，迟早会恢复过来。而后金只要三年不战，人心思安，士气怠懈，便有不可测之灾祸。努尔哈赤晚年就是因为长期无战事，在宁远城下吃了大亏。当时就有一个叫刘学成的人为他分析说：“汗自取广宁以来，马步之兵，三年未战。主将怠惰，兵无战心也……故天降劳苦于汗也。【38】”明朝衰落，连吃败仗，仗着底子厚，家当多，没有所谓。但像萨尔浒、辽沈、广宁，或者后来大凌河、松锦这样的大败，只要有一次加在后金头上，恐怕从此就不得翻身。
因此，我兵强国弱，彼兵弱国强，必然要对其施加连续的军事进攻压力。若不让庞大的明朝继续放血衰弱，直至崩溃，后金就没有最终的胜算。爱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不知是否想到诸葛亮屡出祁山，坚持进攻的苦心，若非如此，小国寡民的蜀怎能撑得如此长久？
但是，从辽西走廊正面硬啃显然是不划算的。且不说后金在此前后两次吃过大亏，光就其骑兵犀利，善于野战的特点来说，屯兵坚城之下，蚁附硬攻的做法无疑是最愚蠢的。皇太极入口后曾说：“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攻其无备城邑可也。【39】”可为何他之前没有这样做呢？因为客观上，这样的绕道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当然是向导。绕道蒙古从长城入关，必定要取道于朵颜三卫，蒙古人称为兀良哈三卫，也就是后来的喀喇沁三十六营。这个蒙古部落本来一直是受明朝的抚赏，直到天聪二、三年间才最终成为后金的盟友。后文将有专节详述。在天聪三年之前，后金不具备这个客观条件可以入侵。如果要再绕得远些，从宣府、大同进入长城，当时更不可能，因为林丹汗在那里盘踞着。
第二，需要后顾无忧。后金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远征入寇，万一后方老家遭到骚扰，也算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在金后方扎营的，主要就是毛文龙的东江军，朝鲜虽然并没有完全臣服，但可忽略不计。必须承认，东江游击队的战斗力并不如何强大，至少当时并没有表现得如何强大。但所谓牵制，并非一定要强到能灭掉对方的地步，不然就不用牵制，直接剿灭罢了。当时明朝的大臣姜曰广有一个比喻，说毛文龙的东江军对于后金来讲，好比人身上的跳蚤。要抓又抓不到，不管它吧，它又咬得你痒痒【40】。历史学家谈迁对此评论说，东江的偏师果真能够震慑建州么？显然不能，皮岛离开后金的大本营还是很远的。但所谓牵制本来就是一种影响力，建虏性格多疑，有这支部队在的话，说不定会略微瞻前顾后，未必就会决计南下【41】。
这些当然都是猜测之词了，但实际情况如何呢？东江军的存在（或覆灭）到底有没有对皇太极的入寇产生过一点影响呢？
这要回到历史上考察。崇祯二年六月初五，袁崇焕以议饷为名，把毛文龙骗到双岛，出尚方剑杀之【42】。仅仅过了七天，六月十二日，皇太极便在沈阳宣布将要伐明：“定当整旅西征”，并命蒙古各部准备粮草兵马到时会师【43】。皇太极特地说明：“此朕意也【44】”，并征求各人的意见。
是什么让皇太极做出了伐明的决定？又为何刚巧赶在毛文龙被杀之后？难道是巧合吗？我认为不是的。因为皇太极在东江皮岛有奸细，有书信来往之人【45】，他对于东江军的消息是非常灵通的，对毛文龙死这么大的新闻绝不可能不第一时间得报。先不论其中有无因果关系，至少皇太极伐明的决定是在他得知毛之死讯后才做出的。
毛文龙生前即与皇太极有过多封书信来往，这其中有一部分至今仍有残档留存，另一部分也被记录在当时的满文档案中，即今天的《满文老档》。从这些信件看来，前面几封是单纯的谈和，后面几封言语暧昧，有投降的嫌疑，许多人至今为此争论不休【46】。不过在满文老档中最后有一封信件，一直被误归于毛文龙名下，但其中有“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47】”的句子，明显可以看出写信之人并不是毛文龙。相反，他是在毛文龙被袁崇焕杀死之后写这封信的，并自称毛被杀是因为他密告的结果。
写这封信的究竟是谁呢？综合各种情况来看，应该是当时从后金逃归东江之刘氏七兄弟中的一个，最可能是老二刘兴祚或者老五刘兴治【48】。
不管是哪一个，他都在毛文龙死后掌管了皮岛的一半权力【49】。这封信里又写道：“我虽在此地兼职，而归回彼地之心常存也。”“请赐我誓书一道，共同起事，我将乐于做事。”等语，显然此人正在谋划归降皇太极，比毛文龙要死心塌地得多。由此看来，皇太极实在可以放心出征，因为皮岛本来就实力不强，现在更是绝不会再来找麻烦了。难怪他一得知毛文龙被杀，马上就做了出发的决定。
这里并不是说，只要毛文龙不死，皇太极就一定不会出兵。毛文龙部究竟有多少牵制作用，现在只能推测。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后金的攻击范围并未超越宁远一带，也从没有出师数个月而不归的情况出现过。但我们完全可以合情合理地说，毛文龙被杀事件推动了皇太极出兵的决定，解决了他最后的后顾之忧。打个比方来说，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就算没有这根稻草，骆驼也未必能一直撑下去。
当上面两个客观条件都成熟之后，皇太极的绕道入关几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许多学者认为，皇太极的这次入关，最早起于汉人副将高鸿中之提议【26】。高氏在一封不明年份的奏本中曾说：“他既无讲和意，我无别策，直抵京城，相其情形，或攻或困，再作方略。【27】”而大内档案中又有一谕旨，云：“览卿所奏，劝朕进兵勿迟，甚为确论。……稍迟时日，俟地锄完即行。【28】”然而这两件档案本身不标年份，未必便互相联系，也未必便指崇祯二年入寇或讲和之事。按陈寅恪先生所考，高鸿中之提议实乃崇祯十五年，明朝兵部尚书陈新甲遣职方郎中马绍愉来议和时，清朝众臣所提的意见之一，非崇祯二年之事【29】。
这些暂且不论，皇太极为何非要冒险深入内地呢？李光涛先生认为是后金因为讲和不成，被迫以战求和而自保【30】，这未免流于表面。皇太极自登基以来，虽然一度情形困难，但通过数次用兵，屈朝鲜，逐东江，联蒙古，毁明城，已然走出困局，连战连捷，大为改善。不可能无缘无故，或因小挫，就畏缩不前。从皇太极一生的气度手段来看，其人的野心更是不可小觑，绝非胆小如鼠，但求议和自保之人。
后金自努尔哈赤起兵反明以来，就从来没有求和停战的打算。努尔哈赤曾说：“既征大明，岂容中止？”，“不惜一时之劳……惟远大是图”【31】。从一开始，这就是两国命运之战，直到一方最终灭亡才会停止。只是努尔哈赤武勇有余，谋略不足，只知戈矛而不识樽俎，尚不及皇太极之沉雄博大，洵有韬略。后者的所谓讲和，无论从政治或军事的角度，都实在是极厉害的手段
皇太极与袁崇焕的第一次讲和，如前所述，是为了稳住正面战线，先解决朝鲜和毛文龙的后顾之忧。一旦战略达成，他立刻去信谴责明人之修锦州，更口出恫吓之言，称：“纵能加固数城，而其所有城池及田禾，能尽坚固乎？若不息兵戈，则我蒙天眷佑，以北京畀我，明帝遁往南京，其令名如何？【32】”并不顾兵马疲惫，马上出军反攻锦州一线，虽最终攻城不克，其策略并无错误，目的也基本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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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崇祯元年（天聪二年），袁崇焕已去任，王之臣代督师，不予谈判。皇太极便转向了后方的毛文龙部，甚至不惜派遣奸细去唆使他进行和谈【33】。按说毛部虽然有一定牵制之功，但只能打游击，正面对战殊不足畏。何况丁卯之役后，毛部大多数逃入海岛，并不形成直接威胁。况且毛文龙地位再高，也绝不能代表明朝皇帝进行和谈，皇太极与其大谈和议，不可能真的仅仅是为了和议本身【34】。
事实上这一年，皇太极主要的精力在于解决各个蒙古部落的问题，并于年底出征察哈尔部。该年辽西沿海各地基本平安无事，不复往年四处烽火的景象。这其中，毛部的疲势加之朝议不断固然是主要因素，所谓和谈也不无其功。
崇祯二年，袁崇焕又回来了，皇太极再次有了正面和谈的对象，于是脸色一变，开始对毛部加强剿杀。他首先责成朝鲜遵守条约，不许让毛部上岸，并同时辅以军事行动。二月，金兵突入铁山，斩毛部370人，生擒140人【35】。五月，搜剿诸岛，杀毛部数百人【36】。和毛文龙的和谈破裂，虽然其中曲折甚多，但皇太极显然只是把和谈当作一种手段而已，要说他是真心诚意想要求和，无法令人信服。
事实上，和谈若没有合理的基础，从来都只能作为一种羁縻和麻痹对方的手段。不论对于袁崇焕还是皇太极来说，和谈都另有自己的目的。袁崇焕要整顿军备，重新修缮，统一权力，以完成“五年平辽”的宏大目标，不和谈难以有余暇精力。而皇太极的和谈，更像是为入侵寻找理由，兼有麻痹和吸引对手注意力的迷惑作用。从双方第二次和谈的往来书信看【37】，大多在些繁文缛节、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缠不休，几乎没什么实质内容。若说皇太极是因为求和不成而入寇，不如说求和不成本来就是为入寇而准备好的借口，而求和本身只是个烟雾弹。
皇太极很明白，金对于明，唯一可行的战略就是持续保持攻势。后金无论人口、兵力、土地、经济、文化都不及大明，若不保持战略攻势，龟缩防守，早晚亡国灭种。“堂堂天朝，无久弱之理”，只要不施加压力，明朝纵然衰弱，迟早会恢复过来。而后金只要三年不战，人心思安，士气怠懈，便有不可测之灾祸。努尔哈赤晚年就是因为长期无战事，在宁远城下吃了大亏。当时就有一个叫刘学成的人为他分析说：“汗自取广宁以来，马步之兵，三年未战。主将怠惰，兵无战心也……故天降劳苦于汗也。【38】”明朝衰落，连吃败仗，仗着底子厚，家当多，没有所谓。但像萨尔浒、辽沈、广宁，或者后来大凌河、松锦这样的大败，只要有一次加在后金头上，恐怕从此就不得翻身。
因此，我兵强国弱，彼兵弱国强，必然要对其施加连续的军事进攻压力。若不让庞大的明朝继续放血衰弱，直至崩溃，后金就没有最终的胜算。爱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不知是否想到诸葛亮屡出祁山，坚持进攻的苦心，若非如此，小国寡民的蜀怎能撑得如此长久？
但是，从辽西走廊正面硬啃显然是不划算的。且不说后金在此前后两次吃过大亏，光就其骑兵犀利，善于野战的特点来说，屯兵坚城之下，蚁附硬攻的做法无疑是最愚蠢的。皇太极入口后曾说：“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攻其无备城邑可也。【39】”可为何他之前没有这样做呢？因为客观上，这样的绕道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当然是向导。绕道蒙古从长城入关，必定要取道于朵颜三卫，蒙古人称为兀良哈三卫，也就是后来的喀喇沁三十六营。这个蒙古部落本来一直是受明朝的抚赏，直到天聪二、三年间才最终成为后金的盟友。后文将有专节详述。在天聪三年之前，后金不具备这个客观条件可以入侵。如果要再绕得远些，从宣府、大同进入长城，当时更不可能，因为林丹汗在那里盘踞着。
第二，需要后顾无忧。后金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远征入寇，万一后方老家遭到骚扰，也算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在金后方扎营的，主要就是毛文龙的东江军，朝鲜虽然并没有完全臣服，但可忽略不计。必须承认，东江游击队的战斗力并不如何强大，至少当时并没有表现得如何强大。但所谓牵制，并非一定要强到能灭掉对方的地步，不然就不用牵制，直接剿灭罢了。当时明朝的大臣姜曰广有一个比喻，说毛文龙的东江军对于后金来讲，好比人身上的跳蚤。要抓又抓不到，不管它吧，它又咬得你痒痒【40】。历史学家谈迁对此评论说，东江的偏师果真能够震慑建州么？显然不能，皮岛离开后金的大本营还是很远的。但所谓牵制本来就是一种影响力，建虏性格多疑，有这支部队在的话，说不定会略微瞻前顾后，未必就会决计南下【41】。
这些当然都是猜测之词了，但实际情况如何呢？东江军的存在（或覆灭）到底有没有对皇太极的入寇产生过一点影响呢？
这要回到历史上考察。崇祯二年六月初五，袁崇焕以议饷为名，把毛文龙骗到双岛，出尚方剑杀之【42】。仅仅过了七天，六月十二日，皇太极便在沈阳宣布将要伐明：“定当整旅西征”，并命蒙古各部准备粮草兵马到时会师【43】。皇太极特地说明：“此朕意也【44】”，并征求各人的意见。
是什么让皇太极做出了伐明的决定？又为何刚巧赶在毛文龙被杀之后？难道是巧合吗？我认为不是的。因为皇太极在东江皮岛有奸细，有书信来往之人【45】，他对于东江军的消息是非常灵通的，对毛文龙死这么大的新闻绝不可能不第一时间得报。先不论其中有无因果关系，至少皇太极伐明的决定是在他得知毛之死讯后才做出的。
毛文龙生前即与皇太极有过多封书信来往，这其中有一部分至今仍有残档留存，另一部分也被记录在当时的满文档案中，即今天的《满文老档》。从这些信件看来，前面几封是单纯的谈和，后面几封言语暧昧，有投降的嫌疑，许多人至今为此争论不休【46】。不过在满文老档中最后有一封信件，一直被误归于毛文龙名下，但其中有“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47】”的句子，明显可以看出写信之人并不是毛文龙。相反，他是在毛文龙被袁崇焕杀死之后写这封信的，并自称毛被杀是因为他密告的结果。
写这封信的究竟是谁呢？综合各种情况来看，应该是当时从后金逃归东江之刘氏七兄弟中的一个，最可能是老二刘兴祚或者老五刘兴治【48】。
不管是哪一个，他都在毛文龙死后掌管了皮岛的一半权力【49】。这封信里又写道：“我虽在此地兼职，而归回彼地之心常存也。”“请赐我誓书一道，共同起事，我将乐于做事。”等语，显然此人正在谋划归降皇太极，比毛文龙要死心塌地得多。由此看来，皇太极实在可以放心出征，因为皮岛本来就实力不强，现在更是绝不会再来找麻烦了。难怪他一得知毛文龙被杀，马上就做了出发的决定。
这里并不是说，只要毛文龙不死，皇太极就一定不会出兵。毛文龙部究竟有多少牵制作用，现在只能推测。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后金的攻击范围并未超越宁远一带，也从没有出师数个月而不归的情况出现过。但我们完全可以合情合理地说，毛文龙被杀事件推动了皇太极出兵的决定，解决了他最后的后顾之忧。打个比方来说，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就算没有这根稻草，骆驼也未必能一直撑下去。
当上面两个客观条件都成熟之后，皇太极的绕道入关几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 喀喇沁部的投金
明朝后期对于边疆蒙古各部的策略，有时是征讨，有时是抚赏。隆庆四年（1570）俺答封贡，被封为“顺义王”之后，则以抚赏为主【50】。所谓“抚赏”说得好听，其实无非就是给钱并开市贸易，以此加以笼络。一方面，这比出兵征讨来得省钱划算，尤其是明末军费猛增的时候。另一方面，这可以拉拢一部分部落打击另一些，实现明朝一贯的“以夷制夷”策略。但自始至终，明朝都把蒙古看作北方最大的威胁和潜在的最大敌人，这种看法甚至一直维持到后金兴起，连续几次大败明军之后。也没有改变。
后金兴起的时候，它四周最强大的蒙古部落是察哈尔部（插汉），由林丹汗（虎墩兔）统领。林丹汗是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子孙，自称“四十万蒙古之主巴图鲁成吉思汗【51】”，世袭蒙古大汗位。察哈尔蒙古原本在宣府、大同一带的长城外游牧，嘉靖二十六年前后，因为俺答强盛，由小王子率领，东迁至辽河河套一带【52】，相当靠近后金的领土。另外附近还有喀尔喀五部，嫩江流域有科尔沁部，向西有敖汉、奈曼、土默特等部【53】，喀喇沁部则分布在明朝人所称“朵颜三卫”的地方。
朵颜三卫，即朵颜、福余、泰宁三卫。三卫设立之初，原在今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交界一带，但明中叶后，逐渐南迁，最后河北长城以外一直到辽东，尽为其地。从地理上来说：“自大宁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曰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自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54】”察哈尔部东迁之后，泰宁和福余两卫被破坏，唯有朵颜的地势险峻，得以留存并繁荣起来。
喀喇沁占据的这块地方对明朝来说，是一个最为敏感的地区，向来被称为“京师肩背”。只要看看地图，就会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它和大明的首都北京只隔着一道薄薄的长城而已。就算敌人攻破山海关，距京城好歹还有七百多里路，大军要赶个七八天的才能到达。而蓟镇诸隘口一破，最近离北京不到两百里，对骑兵来说当真是朝发朝至，夕发夕至。因此，它向来是明朝历史上最大的威胁之一，明特地设立蓟辽总督，专为防御它的入侵【55】。
明朝若对朵颜卫控制得好，它无疑可以成为京蓟的藩篱。比如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首领也先本来想从蓟东入犯，结果朵颜不从，大掠而去【56】。改从大同进入，击败并俘虏了明英宗，造成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但更多的时候，朵颜卫充当了“向导”的角色，不是勾引东夷，就是带领西夷入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大举入侵，朵颜为其卖力，号称“辽阳军”。三十八年，又为把都儿，辛爱等做向导，从蓟州入犯【57】。在这前后，哈喇慎部（即喀喇沁）已经逐渐占据了朵颜卫的地方，从此朵颜卫就又称为哈喇慎三十六营，之后屡屡骚扰明朝边界。茅元仪在天启元年（1621）所编的军事百科全书《武备志》中记录说：
“朵颜虽强，阳顺阴逆，时为虏向导
当努尔哈赤迅速兴起之时，明朝以重金诱惑诸蒙古部落，想借其力量遏制后金，至少不要和自己再来作对。这种策略本来是很成功的，喀尔喀部就数次在利诱之下，背叛后金，与其开战。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败明军，不久又灭了叶赫，其首领金台石自杀而死。叶赫先祖本是蒙古土默特部，金台石的孙女又是林丹汗的苏泰汗后。明朝看准机会，又以金钱拉拢林丹汗，让他联合蒙古各部，一起抵抗后金【59】。林丹汗果然写信给努尔哈赤，态度傲慢，以“四十万蒙古之主”的名义命令“水滨三万诸申之主”努尔哈赤，不得攻打广宁，不然“将钳制于尔”【60】。努尔哈赤见信大怒，双方关系极度紧张，明朝成功地挑拨了两个最强对手之间的争斗【61】。后来王化贞想借用蒙古的力量来收复辽沈，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大败亏输，广宁失陷，那也只能说是王化贞太过无能，还没有等到蒙古兵主力来到就把城丢了，不能把主要责任推到联络蒙古的战略上【62】。事实上，王、熊二人逃跑的时候，还仰赖了蒙古军帮他们阻挡金兵的追击【63】。
广宁陷落后，熊廷弼和王化贞决定捐弃全辽，退回山海关。一时间引发辽东数十万军民大溃逃，明朝在关外经营几十年的堡垒兵备，粮食物资，全部烧毁。整个辽西地区一夜间满目疮痍，人烟绝迹。于是察哈尔、喀喇沁诸部乘机占据了这一块空白地带【64】。此时喀喇沁表面上仍然表现得恭顺，说是当“皇爷肉边墙”【65】，其实是“胁赏”，逼着明朝给保护费。明方也是心知肚明，但时势所迫，只好凑钱对付了再说。饷银不够，蓟辽总督王象乾请发内帑救急【66】。
明对于蒙古诸部，始终便是这样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利用关系。明朝大洒银两，在崇祯二年前和蒙古诸部总算勉强保持了一个大致稳定的局面。整体来说，这种对策不能算是错误，以明朝的军事实力，实在无法同时应付后金，又防备长城沿线的蒙古诸部。另一方面，从财政上讲，“抚虏”比练兵要经济得多。长期主持对蒙古招抚工作的老督师王象乾在广宁陷落后，曾为崇祯算了一笔帐：倘若招募两万名蒙古兵为己方守前线，每年只需36万两银子。再加上发给察哈尔、喀尔喀、喀喇沁诸部的“岁赏”，加上鼓励他们进兵收复失地的“悬红”，包括使者的衣食车马费用全部算在内，一年是100万银子出头。而这两万兵如果从内地招募的话，安家、马价、衣械、月粮等费用加起来要高达一年194.4万两【67】。
可蒙古诸部毕竟是靠不住的，明朝始终对其防范有加。一向主张“抚”的王象乾也再三强调，哪怕拉来一个三尺高的小孩子，问他：蒙古真的可以付托么？他也必然回答：不能【68】。可是蒙古人多，后金兵强，两方如果联合，明朝就危险了。后金在两河，蒙古在九边，若是同时为敌，则万里边疆处处吃紧。因此这只能是权宜之计，明方最终还是要自己练兵守城，等于是多出了额外的开销。到了天启后期，明朝的财政陷于崩溃，“抚赏”之费也终于变成了极大的包袱和负担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建立在利益关系上的联盟是极为脆弱的。蒙古之附明，完全是为了赏钱而已。一旦明朝军事上的形势吃紧，或是不能支付赏钱，各部落就纷纷起兵趁火打劫，或者威胁恫吓。广宁失陷，罕索罗势准备进攻哈口、进犯蓟镇、永平，被王象乾说回【69】。努尔哈赤攻宁远时，喀喇沁乘机攻打平川、三山堡、中卫所【70】。皇太极攻打朝鲜、东江、宁锦，察哈尔部便在宣府出没要挟【71】。而明朝的大臣对蒙古的态度也大大不同，孙承宗是个强硬派，他督师后，赶走喀喇沁部，修复宁远、中前一带，主张以自强固守为主，不愿过分招抚。察哈尔部到处侵掠，赵率教斩其四人。当时的蓟辽总督王象乾担心破坏抚局，欲杀赵而谢蒙古，孙承宗则力保赵率教【72】。主防和主抚两派矛盾越来越大，喀喇沁有一首领叫朗素，老家在喜峰口一带，本来在辽东并无赏银。但他声称自己有“堵东夷功”，要求加赏，给孙承宗拒绝。朗素怀恨在心，伏击杀死了守中右所的明将王楹，孙承宗大怒，令马世龙带军进剿，歼灭朗素，不料给其逃走。王象乾不愿以“一将之故，授奴酋鹬蚌之利”，急忙招抚他，并允诺加其赏银千余两。孙承宗恼怒事权不统一，一度上疏请求辞职【73】。
袁崇焕在对待蒙古的问题上，也是个抚派。他复出后，力荐年已83岁的王象乾再度出山，主持对蒙古的招抚，称赞他“其控驭夷虏也，如童子舞象，象舞童子”【74】。袁崇焕清楚地认识到，当务之急是不能让“奴与虏合”，不然“东自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75】”因此不遗余力地招抚察哈尔、喀喇沁等部落。
然而，到了崇祯二年，客观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察哈尔部的再次西迁，打乱了明朝的所有部署。
如前所述，察哈尔的林丹汗是全蒙古名义上的大汗，其实力也最为强劲，明朝一向对其施以重金抚赏。在这种情况下，林丹汗与后金交恶。但是他看到后金兵锋锐利，心中害怕，虽然自吹控弦四十万，却始终不敢与其决战。努尔哈赤把他派去的使者杀了【76】，他也只是忍气吞声。天启五年（1625），他进攻后金的盟友蒙古科尔沁部，围城攻打。皇太极受命率5千骑兵救援，林丹汗一听说后金兵到，马上“连夜退去”【77】。
在后金的强大压力之下，林丹汗决定西迁以避其锋芒。天启七年四月，他向西来到明朝的宣府、大同境外，一时间蓟门，张家口警报频传【78】。察哈尔西迁，必然与原本就在兴安岭以西的各个部落，如土默特、喀喇沁等发生冲突。加上林丹汗被人逼走，心里愤恨不平，想要再次统一蒙古各部壮大实力，于是蒙古之间的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天启七年（1627）秋冬之际，林丹汗率大军，与蒙古诸部联军大战于土默特赵城。蒙古联军中包括喀喇沁的白言台吉、顺义王博硕克图汗（卜失兔），鄂尔多斯济农、同雍谢布、阿索特、阿巴噶、喀尔喀等【79】。喀喇沁在第二年写给后金的求援信中，把这次战役吹嘘为以十万之众，歼灭察哈尔四万人的大胜【80】，但实际上是惨败。此战过后，土默特和喀喇沁的昆都仑王一系就此覆灭，博硕克图汗所藏的元传国玉玺被夺走，大片土地为察哈尔所占据。喀喇沁部只剩下兀良哈济拉玛一系据守朵颜卫一带，苟延残喘【81】。
此时此刻，喀喇沁残部西抗察哈尔，东临后金、南面是明朝的长城，被包夹在三大势力当中，情况万分危急。对于这个小部落来说，若不选择一方依附，下场可想而知，唯有全体覆灭而已。从当时情况来说，察哈尔是最大的敌人，旧仇新恨，这个方向不用考虑。明朝自顾不暇，龟缩在长城内和辽东的几个城堡中，军事上不可能提供任何帮助。若要依附明朝，则喀喇沁立刻处于察哈尔和后金两大兵锋的左右夹击之下，东北边的蒙古势力，也尽是亲金的部落，后果不堪设想。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明朝所能提供的唯一好处，只不过是每年数万两银子的“赏钱”而已，从感情上说，明的王公大臣对蒙古只有防范，而无丝毫亲近。在各种奏折中，“虏性犬羊”，“腥膻逼人”之类的词句数不胜数。边界上更是冲突不断，蒙古时常侵掠明朝的市集，关口，明军也时常扑杀小股的蒙古部队以请赏。双方的宿怨纠结200多年，很难完全化解。而后金与蒙古同为关外少数民族，在服饰、风俗上有着先天的亲近。努尔哈赤、皇太极又把笼络蒙古看作是最重要的外交策略，联姻封赏，无所不用其极。当是时，由于察哈尔西遁，兴安岭一带所有的蒙古部落立即失去屏障，直接面临后金的军事压力。在胡萝卜加大棒之下，奈曼、敖汉、喀尔喀、甚至察哈尔的一些部族都已经纷纷投向了皇太极【82】。
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说，除了投向后金一途，喀喇沁根本就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崇祯元年（1628）二月，喀喇沁诸首领给皇太极写信求助，询问是否愿意一同出兵征讨察哈尔【83】。皇太极立即回复，但使者却都给察哈尔多罗特部截杀。为此皇太极起兵攻打该部，击破之，其首领多尔济哈坦巴图鲁负伤逃走。皇太极再次写信给喀喇沁部，称如欲和好，共征察哈尔，需各首领遣使前来面谈即可【84】。七月十九日，喀喇沁派出530人的庞大使团到达沈阳，双方誓告天地，正式联盟【85】。九月，皇太极立刻召集所有的蒙古部落，出征盘踞在哈喇慎旧地的察哈尔部。驰击图尔噶、锡伯图、英、汤图四路，俱克之，“获人畜甚众”【86】。第二年正月，皇太极命令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和喀喇沁等蒙古部“悉遵我朝制度”【87】，编为外藩，可以说就此收编了这些部落。
与此同时，明朝也没有放弃继续笼络喀喇沁部的努力，只是由于客观形势，这些努力注定是徒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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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天启七年四月察哈尔西迁，明朝便认识到它与喀喇沁等必有一战。宣府奏报说：“插酋……横生枝节，控弦十万，加于白言等部，如千钧之压卵，势必无幸。【88】”但明朝自身难保，不可能出兵援救喀喇沁，就算能够，也绝不愿意因此而得罪了更强大的察哈尔部。兵部上奏说：“我若助哈喇，则虎酋必肆蛰于我，不助则哈酋不能无怨。【89】”无奈之下，只好居中“和解”，敷衍了事，推脱责任，自然没有达到任何效果。喀喇沁战败，眼见明朝根本靠不住，向后金乞师，也是理所当然。
崇祯元年年底，喀喇沁和后金联盟已成定局，明朝也颇有风闻，但拿不出什么实际的手段来挽回此事。蓟辽督师袁崇焕，总督张凤翼分别对其抚谕，张凤翼建议其和顺义王卜失兔联合，不要投靠后金【90】，可是卜失兔早就在去年被击败，这不啻是画饼充饥。袁崇焕认识到“其逼处于我为患切肤者，哈喇慎三十六家也。”“为今之计，急修我备务，诱致之。倘其归我，则厚费之不妨。若不可致，则相机剿逐。【91】”意思是能抚则抚，不能抚就剿。但实际上，袁仍是以抚为主，喀喇沁表面上“皆听命”【92】，但投靠后金的步伐从没有停止过。归根到底，明朝根本就没有真正能够拉拢喀喇沁部的条件，勉强不来的。
有些史料上说喀喇沁之投东，是因为崇祯元年七月，明朝把他们的抚赏都革掉了【93】。这一方面忽视了察哈尔的侵袭才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与历史不符。首先早在崇祯元年二月，喀喇沁就已经开始谋划投归后金。其次，明朝在得知喀、金相通后，也仍然没有立即革掉对它的抚赏。当年九月，察哈尔在宣大肆虐，崇祯听从袁崇焕建议，召回长期主持对蒙古招抚的83岁老臣王象乾，令其督师宣大。王上奏呈对方略时说，可以联络哈喇慎残部并朵颜三十六家，再加上永绍卜部，约30万人，便能抵御察哈尔【94】。崇祯同意，当月二十三日，立即增加了对喀喇沁和察哈尔两部的抚赏。本来全部赏金加起来7万，每年赏两次，即14万，崇祯增加了一倍，至36万【95】。
这种赏赐不可能留住喀喇沁诸部。第二年二月，喀喇沁定旗分，完全被收编，其“通夷”的情况闹得天下皆知。之前不久，连明朝亲自册封，一向最为顺服的“顺义王”卜失兔也已经投向后金【96】。明朝朝廷知道大事无可挽回，再行抚赏只能是白白资敌，便开始严禁对其通商贸易。当时塞外饥荒大作，蒙古诸部无食，要求明朝开边市粜米。边臣都说不行，唯有袁崇焕仍想拉拢喀喇沁部，独自许之【97】。当时边界上纷纷扰扰，流言大起，都传说喀喇沁部和后金同谋，实际上是为后金买米囤积，为南下作准备。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当地两进士报告说，喀喇沁束不的部【98】在此买米，整个部落不满万人，在宁远关外就有七八千，二千多人前来开市，其中还混杂了四百多后金的哨探【99】。
三月，崇祯得知情况后，立即去旨责问袁崇焕，说：“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袁回奏解释，说西夷投靠后金，是因为察哈尔攻占其故地，我又不能相助，再加上当地大饥，只有依附后金以自固。今开市卖米救其活命，是为了树德，使其为我藩篱。再加上以前我方欠粮时，他们曾运粮来卖，解我之急，也算报答。若任其自生自灭，则是驱使他们与后金联合，一旦诱导入犯，祸不可知。这些人哀求备至，愿以妻子为质，保证不敢诱后金入犯蓟辽。今我兵马盔甲都不齐备，只有笼络为上【100】。
应该说袁崇焕的认识和分析都是十分有理的，但他仍幻想能以怀柔手段拉回喀喇沁部，其实当时它已然投靠后金，大势所逼，天下皆知，再要挽回已经完全不可能。崇祯再次去旨，驳回袁疏，称“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崇祯命令，但有前来投靠的蒙古人，只能计口粮换米，不准再行贸易，不然“以通夷论罪”【101】。袁崇焕复出督师，许以五年平辽，崇祯对其的恩宠无以复加。自复出至金兵入寇其间，如今能见于各种史料的袁的奏折大约40条左右，崇祯基本没有驳过一条，包括请饷、调动、任命将官、裁撤编制、甚至杀毛文龙，不是“从之”，就是“优诏以闻”，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次粜米事件【102】，而且言辞里说得相当严重，甚至威胁要以通夷论处。若不是有强烈的理由，绝不至此。袁崇焕徒然给人留下一个借口，成为未来杀身之祸的一个因素。
六月，皇太极得知毛文龙被杀，立即宣布起兵伐明。两天后，喀喇沁的布尔噶都到沈阳朝见【103】，想必表达了愿作向导的意思。不久束不的也来，直到八月初八才回去【104】。九月二十二，布尔噶都最后一次来沈阳朝贡【105】，一切商议完毕。后金的借道入犯势不可免了。
明朝后期对于边疆蒙古各部的策略，有时是征讨，有时是抚赏。隆庆四年（1570）俺答封贡，被封为“顺义王”之后，则以抚赏为主【50】。所谓“抚赏”说得好听，其实无非就是给钱并开市贸易，以此加以笼络。一方面，这比出兵征讨来得省钱划算，尤其是明末军费猛增的时候。另一方面，这可以拉拢一部分部落打击另一些，实现明朝一贯的“以夷制夷”策略。但自始至终，明朝都把蒙古看作北方最大的威胁和潜在的最大敌人，这种看法甚至一直维持到后金兴起，连续几次大败明军之后。也没有改变。
后金兴起的时候，它四周最强大的蒙古部落是察哈尔部（插汉），由林丹汗（虎墩兔）统领。林丹汗是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子孙，自称“四十万蒙古之主巴图鲁成吉思汗【51】”，世袭蒙古大汗位。察哈尔蒙古原本在宣府、大同一带的长城外游牧，嘉靖二十六年前后，因为俺答强盛，由小王子率领，东迁至辽河河套一带【52】，相当靠近后金的领土。另外附近还有喀尔喀五部，嫩江流域有科尔沁部，向西有敖汉、奈曼、土默特等部【53】，喀喇沁部则分布在明朝人所称“朵颜三卫”的地方。
朵颜三卫，即朵颜、福余、泰宁三卫。三卫设立之初，原在今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交界一带，但明中叶后，逐渐南迁，最后河北长城以外一直到辽东，尽为其地。从地理上来说：“自大宁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曰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自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54】”察哈尔部东迁之后，泰宁和福余两卫被破坏，唯有朵颜的地势险峻，得以留存并繁荣起来。
喀喇沁占据的这块地方对明朝来说，是一个最为敏感的地区，向来被称为“京师肩背”。只要看看地图，就会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它和大明的首都北京只隔着一道薄薄的长城而已。就算敌人攻破山海关，距京城好歹还有七百多里路，大军要赶个七八天的才能到达。而蓟镇诸隘口一破，最近离北京不到两百里，对骑兵来说当真是朝发朝至，夕发夕至。因此，它向来是明朝历史上最大的威胁之一，明特地设立蓟辽总督，专为防御它的入侵【55】。
明朝若对朵颜卫控制得好，它无疑可以成为京蓟的藩篱。比如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首领也先本来想从蓟东入犯，结果朵颜不从，大掠而去【56】。改从大同进入，击败并俘虏了明英宗，造成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但更多的时候，朵颜卫充当了“向导”的角色，不是勾引东夷，就是带领西夷入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大举入侵，朵颜为其卖力，号称“辽阳军”。三十八年，又为把都儿，辛爱等做向导，从蓟州入犯【57】。在这前后，哈喇慎部（即喀喇沁）已经逐渐占据了朵颜卫的地方，从此朵颜卫就又称为哈喇慎三十六营，之后屡屡骚扰明朝边界。茅元仪在天启元年（1621）所编的军事百科全书《武备志》中记录说：
“朵颜虽强，阳顺阴逆，时为虏向导
当努尔哈赤迅速兴起之时，明朝以重金诱惑诸蒙古部落，想借其力量遏制后金，至少不要和自己再来作对。这种策略本来是很成功的，喀尔喀部就数次在利诱之下，背叛后金，与其开战。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败明军，不久又灭了叶赫，其首领金台石自杀而死。叶赫先祖本是蒙古土默特部，金台石的孙女又是林丹汗的苏泰汗后。明朝看准机会，又以金钱拉拢林丹汗，让他联合蒙古各部，一起抵抗后金【59】。林丹汗果然写信给努尔哈赤，态度傲慢，以“四十万蒙古之主”的名义命令“水滨三万诸申之主”努尔哈赤，不得攻打广宁，不然“将钳制于尔”【60】。努尔哈赤见信大怒，双方关系极度紧张，明朝成功地挑拨了两个最强对手之间的争斗【61】。后来王化贞想借用蒙古的力量来收复辽沈，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大败亏输，广宁失陷，那也只能说是王化贞太过无能，还没有等到蒙古兵主力来到就把城丢了，不能把主要责任推到联络蒙古的战略上【62】。事实上，王、熊二人逃跑的时候，还仰赖了蒙古军帮他们阻挡金兵的追击【63】。
广宁陷落后，熊廷弼和王化贞决定捐弃全辽，退回山海关。一时间引发辽东数十万军民大溃逃，明朝在关外经营几十年的堡垒兵备，粮食物资，全部烧毁。整个辽西地区一夜间满目疮痍，人烟绝迹。于是察哈尔、喀喇沁诸部乘机占据了这一块空白地带【64】。此时喀喇沁表面上仍然表现得恭顺，说是当“皇爷肉边墙”【65】，其实是“胁赏”，逼着明朝给保护费。明方也是心知肚明，但时势所迫，只好凑钱对付了再说。饷银不够，蓟辽总督王象乾请发内帑救急【66】。
明对于蒙古诸部，始终便是这样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利用关系。明朝大洒银两，在崇祯二年前和蒙古诸部总算勉强保持了一个大致稳定的局面。整体来说，这种对策不能算是错误，以明朝的军事实力，实在无法同时应付后金，又防备长城沿线的蒙古诸部。另一方面，从财政上讲，“抚虏”比练兵要经济得多。长期主持对蒙古招抚工作的老督师王象乾在广宁陷落后，曾为崇祯算了一笔帐：倘若招募两万名蒙古兵为己方守前线，每年只需36万两银子。再加上发给察哈尔、喀尔喀、喀喇沁诸部的“岁赏”，加上鼓励他们进兵收复失地的“悬红”，包括使者的衣食车马费用全部算在内，一年是100万银子出头。而这两万兵如果从内地招募的话，安家、马价、衣械、月粮等费用加起来要高达一年194.4万两【67】。
可蒙古诸部毕竟是靠不住的，明朝始终对其防范有加。一向主张“抚”的王象乾也再三强调，哪怕拉来一个三尺高的小孩子，问他：蒙古真的可以付托么？他也必然回答：不能【68】。可是蒙古人多，后金兵强，两方如果联合，明朝就危险了。后金在两河，蒙古在九边，若是同时为敌，则万里边疆处处吃紧。因此这只能是权宜之计，明方最终还是要自己练兵守城，等于是多出了额外的开销。到了天启后期，明朝的财政陷于崩溃，“抚赏”之费也终于变成了极大的包袱和负担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建立在利益关系上的联盟是极为脆弱的。蒙古之附明，完全是为了赏钱而已。一旦明朝军事上的形势吃紧，或是不能支付赏钱，各部落就纷纷起兵趁火打劫，或者威胁恫吓。广宁失陷，罕索罗势准备进攻哈口、进犯蓟镇、永平，被王象乾说回【69】。努尔哈赤攻宁远时，喀喇沁乘机攻打平川、三山堡、中卫所【70】。皇太极攻打朝鲜、东江、宁锦，察哈尔部便在宣府出没要挟【71】。而明朝的大臣对蒙古的态度也大大不同，孙承宗是个强硬派，他督师后，赶走喀喇沁部，修复宁远、中前一带，主张以自强固守为主，不愿过分招抚。察哈尔部到处侵掠，赵率教斩其四人。当时的蓟辽总督王象乾担心破坏抚局，欲杀赵而谢蒙古，孙承宗则力保赵率教【72】。主防和主抚两派矛盾越来越大，喀喇沁有一首领叫朗素，老家在喜峰口一带，本来在辽东并无赏银。但他声称自己有“堵东夷功”，要求加赏，给孙承宗拒绝。朗素怀恨在心，伏击杀死了守中右所的明将王楹，孙承宗大怒，令马世龙带军进剿，歼灭朗素，不料给其逃走。王象乾不愿以“一将之故，授奴酋鹬蚌之利”，急忙招抚他，并允诺加其赏银千余两。孙承宗恼怒事权不统一，一度上疏请求辞职【73】。
袁崇焕在对待蒙古的问题上，也是个抚派。他复出后，力荐年已83岁的王象乾再度出山，主持对蒙古的招抚，称赞他“其控驭夷虏也，如童子舞象，象舞童子”【74】。袁崇焕清楚地认识到，当务之急是不能让“奴与虏合”，不然“东自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75】”因此不遗余力地招抚察哈尔、喀喇沁等部落。
然而，到了崇祯二年，客观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察哈尔部的再次西迁，打乱了明朝的所有部署。
如前所述，察哈尔的林丹汗是全蒙古名义上的大汗，其实力也最为强劲，明朝一向对其施以重金抚赏。在这种情况下，林丹汗与后金交恶。但是他看到后金兵锋锐利，心中害怕，虽然自吹控弦四十万，却始终不敢与其决战。努尔哈赤把他派去的使者杀了【76】，他也只是忍气吞声。天启五年（1625），他进攻后金的盟友蒙古科尔沁部，围城攻打。皇太极受命率5千骑兵救援，林丹汗一听说后金兵到，马上“连夜退去”【77】。
在后金的强大压力之下，林丹汗决定西迁以避其锋芒。天启七年四月，他向西来到明朝的宣府、大同境外，一时间蓟门，张家口警报频传【78】。察哈尔西迁，必然与原本就在兴安岭以西的各个部落，如土默特、喀喇沁等发生冲突。加上林丹汗被人逼走，心里愤恨不平，想要再次统一蒙古各部壮大实力，于是蒙古之间的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天启七年（1627）秋冬之际，林丹汗率大军，与蒙古诸部联军大战于土默特赵城。蒙古联军中包括喀喇沁的白言台吉、顺义王博硕克图汗（卜失兔），鄂尔多斯济农、同雍谢布、阿索特、阿巴噶、喀尔喀等【79】。喀喇沁在第二年写给后金的求援信中，把这次战役吹嘘为以十万之众，歼灭察哈尔四万人的大胜【80】，但实际上是惨败。此战过后，土默特和喀喇沁的昆都仑王一系就此覆灭，博硕克图汗所藏的元传国玉玺被夺走，大片土地为察哈尔所占据。喀喇沁部只剩下兀良哈济拉玛一系据守朵颜卫一带，苟延残喘【81】。
此时此刻，喀喇沁残部西抗察哈尔，东临后金、南面是明朝的长城，被包夹在三大势力当中，情况万分危急。对于这个小部落来说，若不选择一方依附，下场可想而知，唯有全体覆灭而已。从当时情况来说，察哈尔是最大的敌人，旧仇新恨，这个方向不用考虑。明朝自顾不暇，龟缩在长城内和辽东的几个城堡中，军事上不可能提供任何帮助。若要依附明朝，则喀喇沁立刻处于察哈尔和后金两大兵锋的左右夹击之下，东北边的蒙古势力，也尽是亲金的部落，后果不堪设想。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明朝所能提供的唯一好处，只不过是每年数万两银子的“赏钱”而已，从感情上说，明的王公大臣对蒙古只有防范，而无丝毫亲近。在各种奏折中，“虏性犬羊”，“腥膻逼人”之类的词句数不胜数。边界上更是冲突不断，蒙古时常侵掠明朝的市集，关口，明军也时常扑杀小股的蒙古部队以请赏。双方的宿怨纠结200多年，很难完全化解。而后金与蒙古同为关外少数民族，在服饰、风俗上有着先天的亲近。努尔哈赤、皇太极又把笼络蒙古看作是最重要的外交策略，联姻封赏，无所不用其极。当是时，由于察哈尔西遁，兴安岭一带所有的蒙古部落立即失去屏障，直接面临后金的军事压力。在胡萝卜加大棒之下，奈曼、敖汉、喀尔喀、甚至察哈尔的一些部族都已经纷纷投向了皇太极【82】。
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说，除了投向后金一途，喀喇沁根本就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崇祯元年（1628）二月，喀喇沁诸首领给皇太极写信求助，询问是否愿意一同出兵征讨察哈尔【83】。皇太极立即回复，但使者却都给察哈尔多罗特部截杀。为此皇太极起兵攻打该部，击破之，其首领多尔济哈坦巴图鲁负伤逃走。皇太极再次写信给喀喇沁部，称如欲和好，共征察哈尔，需各首领遣使前来面谈即可【84】。七月十九日，喀喇沁派出530人的庞大使团到达沈阳，双方誓告天地，正式联盟【85】。九月，皇太极立刻召集所有的蒙古部落，出征盘踞在哈喇慎旧地的察哈尔部。驰击图尔噶、锡伯图、英、汤图四路，俱克之，“获人畜甚众”【86】。第二年正月，皇太极命令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和喀喇沁等蒙古部“悉遵我朝制度”【87】，编为外藩，可以说就此收编了这些部落。
与此同时，明朝也没有放弃继续笼络喀喇沁部的努力，只是由于客观形势，这些努力注定是徒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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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天启七年四月察哈尔西迁，明朝便认识到它与喀喇沁等必有一战。宣府奏报说：“插酋……横生枝节，控弦十万，加于白言等部，如千钧之压卵，势必无幸。【88】”但明朝自身难保，不可能出兵援救喀喇沁，就算能够，也绝不愿意因此而得罪了更强大的察哈尔部。兵部上奏说：“我若助哈喇，则虎酋必肆蛰于我，不助则哈酋不能无怨。【89】”无奈之下，只好居中“和解”，敷衍了事，推脱责任，自然没有达到任何效果。喀喇沁战败，眼见明朝根本靠不住，向后金乞师，也是理所当然。
崇祯元年年底，喀喇沁和后金联盟已成定局，明朝也颇有风闻，但拿不出什么实际的手段来挽回此事。蓟辽督师袁崇焕，总督张凤翼分别对其抚谕，张凤翼建议其和顺义王卜失兔联合，不要投靠后金【90】，可是卜失兔早就在去年被击败，这不啻是画饼充饥。袁崇焕认识到“其逼处于我为患切肤者，哈喇慎三十六家也。”“为今之计，急修我备务，诱致之。倘其归我，则厚费之不妨。若不可致，则相机剿逐。【91】”意思是能抚则抚，不能抚就剿。但实际上，袁仍是以抚为主，喀喇沁表面上“皆听命”【92】，但投靠后金的步伐从没有停止过。归根到底，明朝根本就没有真正能够拉拢喀喇沁部的条件，勉强不来的。
有些史料上说喀喇沁之投东，是因为崇祯元年七月，明朝把他们的抚赏都革掉了【93】。这一方面忽视了察哈尔的侵袭才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与历史不符。首先早在崇祯元年二月，喀喇沁就已经开始谋划投归后金。其次，明朝在得知喀、金相通后，也仍然没有立即革掉对它的抚赏。当年九月，察哈尔在宣大肆虐，崇祯听从袁崇焕建议，召回长期主持对蒙古招抚的83岁老臣王象乾，令其督师宣大。王上奏呈对方略时说，可以联络哈喇慎残部并朵颜三十六家，再加上永绍卜部，约30万人，便能抵御察哈尔【94】。崇祯同意，当月二十三日，立即增加了对喀喇沁和察哈尔两部的抚赏。本来全部赏金加起来7万，每年赏两次，即14万，崇祯增加了一倍，至36万【95】。
这种赏赐不可能留住喀喇沁诸部。第二年二月，喀喇沁定旗分，完全被收编，其“通夷”的情况闹得天下皆知。之前不久，连明朝亲自册封，一向最为顺服的“顺义王”卜失兔也已经投向后金【96】。明朝朝廷知道大事无可挽回，再行抚赏只能是白白资敌，便开始严禁对其通商贸易。当时塞外饥荒大作，蒙古诸部无食，要求明朝开边市粜米。边臣都说不行，唯有袁崇焕仍想拉拢喀喇沁部，独自许之【97】。当时边界上纷纷扰扰，流言大起，都传说喀喇沁部和后金同谋，实际上是为后金买米囤积，为南下作准备。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当地两进士报告说，喀喇沁束不的部【98】在此买米，整个部落不满万人，在宁远关外就有七八千，二千多人前来开市，其中还混杂了四百多后金的哨探【99】。
三月，崇祯得知情况后，立即去旨责问袁崇焕，说：“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袁回奏解释，说西夷投靠后金，是因为察哈尔攻占其故地，我又不能相助，再加上当地大饥，只有依附后金以自固。今开市卖米救其活命，是为了树德，使其为我藩篱。再加上以前我方欠粮时，他们曾运粮来卖，解我之急，也算报答。若任其自生自灭，则是驱使他们与后金联合，一旦诱导入犯，祸不可知。这些人哀求备至，愿以妻子为质，保证不敢诱后金入犯蓟辽。今我兵马盔甲都不齐备，只有笼络为上【100】。
应该说袁崇焕的认识和分析都是十分有理的，但他仍幻想能以怀柔手段拉回喀喇沁部，其实当时它已然投靠后金，大势所逼，天下皆知，再要挽回已经完全不可能。崇祯再次去旨，驳回袁疏，称“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崇祯命令，但有前来投靠的蒙古人，只能计口粮换米，不准再行贸易，不然“以通夷论罪”【101】。袁崇焕复出督师，许以五年平辽，崇祯对其的恩宠无以复加。自复出至金兵入寇其间，如今能见于各种史料的袁的奏折大约40条左右，崇祯基本没有驳过一条，包括请饷、调动、任命将官、裁撤编制、甚至杀毛文龙，不是“从之”，就是“优诏以闻”，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次粜米事件【102】，而且言辞里说得相当严重，甚至威胁要以通夷论处。若不是有强烈的理由，绝不至此。袁崇焕徒然给人留下一个借口，成为未来杀身之祸的一个因素。
六月，皇太极得知毛文龙被杀，立即宣布起兵伐明。两天后，喀喇沁的布尔噶都到沈阳朝见【103】，想必表达了愿作向导的意思。不久束不的也来，直到八月初八才回去【104】。九月二十二，布尔噶都最后一次来沈阳朝贡【105】，一切商议完毕。后金的借道入犯势不可免了。
四 蓟镇的废弛
蒙古喀喇沁部一旦对后金屈服，明朝的蓟镇边区便立刻暴露在皇太极的兵锋之下。
当年，朱元璋赶走了元朝的皇帝，但明朝从未能够完全消灭北方蒙古势力，因此只好在北部边界修筑长城，并在其沿线设立了九大军区以设防，这就是所谓的“九边”。自东往西，分别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榆林（延绥）、固原、宁夏和甘肃。而从地理形势上来说，对于京师最为要紧的，莫过于大同、宣府以及蓟州三边了。
首先要澄清一些概念。广义上的蓟州大边，包括了蓟州、密云、永平、昌平、保定、易州、井陉。“已上七处，俱总称蓟镇【106】”。但实际上，只有蓟州、昌平、保定三处设有总兵官，可以严格地称为“军镇”。本文中若指广义上的蓟州，会称为“蓟州大边”或“蓟州边区”，而若单提“蓟镇”，则指的是狭义上的蓟州，即蓟州镇。后金军便是从此地破关而入的。
蓟州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大水谷，抵昌镇慕田峪界，边长一千余里。【107】”，基本上包括了蓟州大边的全部北方长城边界。它有东、中、西三路协守，因此也经常称为“蓟镇三协”。按明朝兵制，这里原来设总兵一员，在东中西三路地方各有一个副总兵驻扎。东路副总兵管辖燕河营、台头营、石门寨、山海关；中路副总兵管辖马兰峪、松棚峪、喜峰口、太平寨；西路副总兵管辖墙子岭、曹家寨、古北口、石塘岭【108】。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从蓟镇古北口入犯，直逼京师，大掠而去。明朝认识到蓟辽地区的边警实乃心腹之患，于是特地设立蓟辽总督一职，节制顺天、保定、辽东三个地方的巡抚，军事上则管辖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个总兵【109】。隆庆元年，因为蒙古人不停的侵扰，朝廷调抗倭名将戚继光北上驻守蓟州，练兵守备。戚继光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军事奇才，他在蓟州16年，修茸边墙，训练士卒，整顿纪律，总结军事理论，又屡次击败来犯之寇，把蓟镇的防御搞得固若金汤。以至于《明史》上说，因为蓟镇太坚固，敌人根本就不敢打过来，于是尽皆转向辽东，反而成全了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声名【110】。
但是自从努尔哈赤起兵，明朝在东北的最大威胁迅速从蒙古诸部变成了女真。随着抚顺、辽阳、沈阳、广宁等地的相继失陷，明朝的军事重心完全转到了山海关以及辽西走廊一带，几乎绝大部分的资源都被分配到了这一方向，山海关的重要性也前所未有地突显了出来。辽东于是脱离蓟镇，成为一个独 立的军区，明朝专门设立辽东经略，来管理这个方向上的军事。经略之名，原起于万历二十年的援朝鲜之役，明朝委任侍郎宋应昌为“经略”，以显示其名位更在总督之上【111】。其后杨镐、熊廷弼等出战辽东，也都称经略。到了孙承宗，他以大学士，兵部尚书的身份出关镇守，便又称督师。这一职位成了东北边防的最高长官。如此一来，原本统管辽东、蓟镇和保定的蓟辽总督，其职权就被分化，实际上形成了辽督和蓟督两人，督师（经略）侧重辽东方向，总督则侧重蓟镇、保定方向。
蓟镇本来的兵额并不为多，据天启元年成书的《武备志》记载，此地原有额兵39,339人，当时则为31,658人【112】。但因为天启以来，辽东诸城尽皆陷落，蓟镇东协的山海关从内地变为前线，成为明朝国防的第一要地，其地位之重要性急剧上升。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天启二年，朝廷把蓟镇三协拆开，本来全蓟只有一个总兵，现在改为三个总兵，每人各领一协【113】，调全国之兵增守。到了天启六年六月，蓟镇三协的额兵总数已经高达123,513人【114】。当然，这其中的东协一路实际上就是关门总兵，驻山海关划归督师管辖，不再直属于顺天巡抚和蓟辽总督【115】。总督所负责的边境，实际上只是中、西二协，后来又从东协划出二路归入中协，于是到了崇祯二年，双方的辖境分界大约在长城界岭口一带【116】。
从表面上看，蓟镇的兵马是增加了，但是因为明朝上下的注意力几乎全都放到了山海关方向，对于蓟镇的重视实际上大为减弱。首先，蓟镇的兵饷严重不足，该镇在万历初年的额饷，一共是57万余两，一多半可以由自己军屯解决【117】。但因为到了明末，原来的卫所制被逐渐破坏，朝廷不得不改用募兵，这些饷银便被迫大多数改由京城发送，称为“京运”。到了天启后期，每年北京按例应该发给蓟镇饷银42万多两【118】，再加上少数本地的军屯，可见虽然兵数增加，但饷银总额不会高于万历初年。就算撇开东协山海关不算，单记中、西二协，蓟镇也至少有8万8千多兵【119】，按50多万两平均摊到每人头上，则一个兵每年最多6两银子，每月5钱，微薄之至。对比一下关宁方面，按袁崇焕崇祯元年十一月的报告，山海关和关外共兵13万3千多，换算一年饷银，不包括米、豆等实物在内，折色银便高达277万余两【120】，平均一兵一年约20两，是蓟镇的3倍以上【121】。
且不说这些饷银朝廷还时常拖欠不发（后详），单从规定的饷额来说，已经可见蓟镇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顺天巡抚刘诏上疏报告情况，称蓟州、昌平“二镇士马粮饷至薄”【122】，并非虚言。
其次，蓟镇的军事设施、马匹盔甲等严重缺少或失修。辽西地区是一条狭长的走廊，敌人只能一步步地沿途逐点攻入，但蓟州大边却是一条千余里长的防线，每一点都有被人突破的可能，从地理上来说，远比辽西来得难守。宁锦防线上只要有几个硬啃不下的点，就能保证山海关的安全，但蓟边沿线长城77个关口【123】，只要一个防守薄弱，整条防线就会被全线突破。
可因为关宁方向压力过大，明朝不得不把有限的资源全部分配到那里，甚至还从蓟镇挖人去补足关宁。天启六年六月，山海关6处边城被雨淋坍，从蓟镇调走了约1/6的守兵去协助修筑【124】。而当时山海关以西，已经“数载不闻版筑之役矣”【125】。稍早前，巡边的太监刘应坤就报告说，桃林口，喜峰口等处城堡“倾颓不堪”【126】，后来虽马马虎虎地修了一次，但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天启七年三月，阎鸣泰，刘诏再次请求修筑喜峰口、董家口等处，但因为蓟镇的班兵都给调走其他地方，留在当地的“仅一万余”【127】，而且就这些人还不发粮饷，到了四月份已经“四月无粮，汹汹难待”【128】，以致修筑的计划从未完整地实现。此后，欠饷的问题进一步闹得朝廷焦头烂额，更没有多余的一分钱来重修诸隘口。
马匹也缺得厉害，据刘诏的报告，蓟镇三协原有马44,112匹，到了天启六年仅存27,458匹，差额达40%之多【129】。
更严重的问题是，蓟镇纸面上的兵数存在着很大的水分，一多半是虚报的。崇祯二年四月，当时的蓟辽总督喻安性上疏说，蓟军“一千五百兵只有五百，就五百中还有虚弱”【130】，可见实际的兵力其实远少于呈报的数量。多报的虚兵可以冒饷，这些饷自然不会分给真正的军士改善待遇，而无疑是给各级将官给私吞了。这并非蓟镇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九边处处皆然，早就惹得朝廷大为光火：“平日索饷则有兵，一旦临敌则无兵”【131】。崇祯上台后，因此下令各地严格清汰冗兵，核算粮饷，此是另话不提。
毫不奇怪，到了皇太极入口的时候，蓟镇各关口“塞垣颓落，军伍废驰”【132】，根本不堪一击。
要说明朝没有注意到蓟镇薄弱这个问题，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崇祯元年十月，袁崇焕曾奏：“（喀喇沁）若仍诱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133】”第二年三月，袁在解释对喀喇沁粜米问题的时候又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134】”很多人拿这些奏折来证明袁崇焕眼光独到，高瞻远瞩。可如果稍微翻查一下当时的记录，就会发现“蓟门可虑”的问题在当时简直是妇孺皆知，一众大臣天天奏，月月奏，恐怕皇帝一年内听不上100次，总也得有50次。事实上，自辽东有事以来，就从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最初都是怕蒙古人乘火打劫，入口抢掠而已。对蒙古招抚还是防备的争论，也由来已久，大多数都是围绕拱卫蓟门的话题展开。
单拿天启六年以后来说，努尔哈赤攻宁远，大学士顾秉谦就提出：“经督同守关门，蓟镇空虚，最为可虑。【135】”宁远大捷后，御史门克新认为当下最紧切的第一条任务就是“修边墙”，不然倘若后金因为失败，转而联合蒙古，长驱直入，如何抵挡【136】？他还建议寻访戚继光的遗制来修筑，并在喜峰、古北各增加“强兵数千”，以为提防。蓟辽总督阎鸣泰也说，昌平、蓟镇一带，可以直通内地的地方甚多，但纸上的兵马虽有，阵前的兵马偏无【137】，要求加强蓟镇的守备，并开市收买蒙古。六月，监军内臣刘应坤则说：“万一东西告警，声东击西，山海虽坚，恐无所赖。【138】”一时间众口一词，人人都说要注意蓟镇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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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是袁崇焕上奏说，论者都担心金兵席卷西边蒙古，越辽而攻山海、喜峰等处。他们岂不知道有此奇道可走？但奇道同时也是险道，从他们起兵以来，非万全之策不举，我料定其断断不会越过关外去进攻其他地方【139】。
然而这种警告从未间断。顺天巡抚刘诏说，后金一直在谋划喜峰口，之前在宁远不得志，一定会假道蒙古入犯【140】。兵部尚书王在晋说“边患切在蓟门”【141】，并呈五策防御。崇祯元年十一月，御史陈睿谟上了一道长疏，痛陈如今之军情，认为蓟比辽更为紧急【142】。其分析长城外蒙古诸部形势，后金的假道战略，蓟门的防备疏松等等，对比一年后的发展，无不切中要害，颇令今天的读史者拍案惊奇。就连远在皮岛的毛文龙，也曾多次警告后金有意入犯喜峰等处【143】。
以上只是挂一漏万，事实上明朝大臣众议纷纷，都强调要重视蓟镇，那为何蓟镇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呢？很简单，归根到底，因为没钱。
明末的一切问题，事实上都可以归结于财政崩溃，而且是制度性的崩溃。学者们普遍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144】，但其原因并不是因为明末所加的赋税超过了民间百姓的负担能力，而是因为分配不均，以及明代的财政机构本身被庞大的赋税额及其转运而拖垮之缘故。这是一个大问题，也并非本文所讨论的范围，我们在此所关注的只是这种财政崩溃本身。
大明朝廷感到财政吃力，其实是一个经常性的问题。明朝除了宫廷开销所用的内府之外，国库叫做太仓，在万历年间，其一般性的年收入是折色400余万两【145】。对于朝廷来说，这个数字实在偏低，只要稍有战事，便远远不够开销。而万历间的三大征更是早把张居正执政时期稍有的盈余都挥霍一空。自辽左战火起后，明朝每年仅辽东军费开销即达750万两之多【146】，一个战场的支出，就几乎高达国库平均年收入的两倍。为此，万历四十六年，明朝不得不加派田赋，至万历四十八年，前后共加三次，每亩田增派9厘，每年共计银520多万两，这就是明末著名三饷之一的辽饷【147】。
然而随着军事形势的恶化，军费进一步激增，每年500余万辽饷仍不敷用。泰昌元年到天启元年的仅仅14个月里，在辽东战场上支出了925万两银子，却短缺235万两【148】。因此天启以来，明朝虽暂时不敢再加田赋，却又从杂项、关税、盐课等项目上大动脑筋，实际上每年都有增派。至天启五年，每年加派的银饷已经比万历四十八年时更多出约240万，高达770余万两【149】。可即便加到这种程度，仍然入不敷出，一方面如此高额的税收无法顺利地从各地征收并运到京城，各省逐渐开始拖欠应缴税款；另一方面西南又爆发了奢崇明和安邦彦之乱，相当一部分饷银被截留以应付当地的战争。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疏说，哪怕每岁的加派毫厘不亏全数收到，尽充山海关的饷银，每年也还差35万两【150】。
在财政左支右绌之下，最糟糕的情况终于在天启末期出现了，那就是边军大规模的欠饷。
欠饷的情况其实在万历末就一早存在，但是还远没有败坏到像天启五、六年之后那般拖欠面积广大，时间长久，数额惊人，几至不可救药的程度。单就天启七年宁锦之战后而论，七月，镇守宣大的太监葛九思报称说宣镇缺饷数月，乞求马上催运，以防生变【151】。八月，陕西巡抚胡廷宴上疏，称临巩边饷已经缺了五六年，靖虏边堡缺了两三年，固原镇自万历四十七年以来共欠京运银约16万【152】。军士一开始还能“典衣卖箭”、“沿街乞食”，现在则只好“鬻子出妻”、“离伍潜逃”，甚至“公然噪喊”【153】。十月，甘肃巡抚张三杰上疏，称平凉镇累年积欠达70多万，西安欠了80多万【154】。崇祯元年三月，三边总督史永安和延绥巡抚岳和声、巡按李应公上疏，称延绥饷银自天启元年以来，积欠竟达150余万两，军士长达27个月拿不到饷。“千里荒沙，数万饥兵，食不裹腹，衣不覆体【155】”，有人拿军器去换半顿饭吃；有的没有东西喂马，畏惧自杀而死；有的饥饿难耐，剪自己的头发卖钱。哗变随时可能发生。同月，户科给事中段国璋上疏称，榆关缺饷累计也达60余万两，“军士枵腹可虑”【156】。八月，袁崇焕复出上任前，连边防第一要地的辽东也是缺饷四五个月，军士愤而哗变，震动朝野。而同时，宣镇又缺了五个月的粮饷【157】。
可以说，崇祯上台后，面对的是一个糜烂至极的局面。九边没有一处不是缺粮少饷，人心思变，而朝廷偏偏又力竭计穷，根本筹措不出。
蓟镇就属于欠饷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如前所述，天启七年四月，顺天巡抚刘诏就报告说，蓟镇的班军已经四月无粮，而永平、密云、昌平的情况大致类似。崇祯元年正月，新巡抚王应豸报称，蓟门已经缺饷六个月，积欠至43万【158】。对此户部一筹莫展，到了三月，蓟镇守台士兵已经欠饷七个月，“下台聚噪”【159】，当时的蓟辽总督张凤翼上疏报急，好不容易筹措到1万两银子，买粮暂时缓解了众人的愤恨，同时镇压了乱兵。
但之后，粮饷仍然不发。甚至因为财政极度困难，又扣发整个蓟边盐菜银22万两，总计扣发蓟镇等地饷银33万之多【160】。士兵们衣食无着，于是在崇祯元年八月再次哗变。该月二十日，饥饿的军兵“鼓噪索饷”，并“焚抢火药”【161】。巡抚王应豸告急，并请发三个月的欠饷以求安抚，但仍然是杯水车薪。自袁崇焕上任后，崇祯保持对他的许诺，把辽东视为第一优先，饷银尽可能地发往关外，从《长编》的记载来看，几乎是对索饷有求必应，尽了最大努力满足。相形之下，蓟镇欠饷的问题愈发严重，终于在崇祯二年三月又一次鼓噪索饷。参政好不容易暂时说服了众人，但巡抚王应豸却采取了一个相当愚蠢的举动：可能他平时也有克扣饷银的劣状，再加上对兵士一再变乱忍无可忍，于是竟然投毒在饼饭之中，想要把鼓噪的人干脆全部毒死，结果给众人发现。兵士哗然，立刻重新叛乱，在遵化城外结营围攻，导致事态严重失控【162】。
崇祯得知后大怒，将王应豸论死，这也成了他在位17年，总共杀死21个督抚级别人物的开端。与此同时，刚上任半年多的蓟辽总督喻安性也因此牵连下台，以刘策接替。刘策接手只过了半年多，皇太极就打进了长城。
以上的叙述是想说明，虽然大臣们口上都说要重视蓟镇防备云云，但实际上，客观上根本不存在能够真正实施的可能。从当时的情形来说，只要能把军饷发全了，已经算是对某地最大的照顾。而这种照顾给了耗饷最多的辽东，其余八个边区，没有一个不是缺饷几个月甚至三十几个月的。以崇祯二年的情况而言，最为要紧，而花钱也最多的地方是辽东；欠饷最多最苦的地方是延绥；形势最为危险的地方是宣大，因为察哈尔在那里侵袭，双方摩擦不断，一时氛围相当紧张；最需要安抚的地方是刚刚失去主帅的东江；最需要奖励的地方是刚刚平定西南土司奢安之乱的云贵川等省；另外还要筹措银两“抚赏”察哈尔蒙古诸部。蓟镇虽急，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马上排到号，何况千余里边墙都要加固整修，实在不是当时明朝政府的财力可能做到的事情。众大臣虽然在嘴上叫得凶，实际上也从来没有拿出过一条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法。
因此，蓟镇的废弛，其症结并不完全在于主观疏忽，而主要是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果往后看，皇太极生前一共入塞5次，第一次走蓟镇，第二次走宣大，第三次走昌平，第四次走密云，第五次走蓟镇和山海关之间的界岭口，明军基本上都是毫无防御之力。不能说明朝布防得不紧密，警惕性不高，而实在是无财力人力来修葺如此漫长的防区
蒙古喀喇沁部一旦对后金屈服，明朝的蓟镇边区便立刻暴露在皇太极的兵锋之下。
当年，朱元璋赶走了元朝的皇帝，但明朝从未能够完全消灭北方蒙古势力，因此只好在北部边界修筑长城，并在其沿线设立了九大军区以设防，这就是所谓的“九边”。自东往西，分别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榆林（延绥）、固原、宁夏和甘肃。而从地理形势上来说，对于京师最为要紧的，莫过于大同、宣府以及蓟州三边了。
首先要澄清一些概念。广义上的蓟州大边，包括了蓟州、密云、永平、昌平、保定、易州、井陉。“已上七处，俱总称蓟镇【106】”。但实际上，只有蓟州、昌平、保定三处设有总兵官，可以严格地称为“军镇”。本文中若指广义上的蓟州，会称为“蓟州大边”或“蓟州边区”，而若单提“蓟镇”，则指的是狭义上的蓟州，即蓟州镇。后金军便是从此地破关而入的。
蓟州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大水谷，抵昌镇慕田峪界，边长一千余里。【107】”，基本上包括了蓟州大边的全部北方长城边界。它有东、中、西三路协守，因此也经常称为“蓟镇三协”。按明朝兵制，这里原来设总兵一员，在东中西三路地方各有一个副总兵驻扎。东路副总兵管辖燕河营、台头营、石门寨、山海关；中路副总兵管辖马兰峪、松棚峪、喜峰口、太平寨；西路副总兵管辖墙子岭、曹家寨、古北口、石塘岭【108】。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从蓟镇古北口入犯，直逼京师，大掠而去。明朝认识到蓟辽地区的边警实乃心腹之患，于是特地设立蓟辽总督一职，节制顺天、保定、辽东三个地方的巡抚，军事上则管辖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个总兵【109】。隆庆元年，因为蒙古人不停的侵扰，朝廷调抗倭名将戚继光北上驻守蓟州，练兵守备。戚继光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军事奇才，他在蓟州16年，修茸边墙，训练士卒，整顿纪律，总结军事理论，又屡次击败来犯之寇，把蓟镇的防御搞得固若金汤。以至于《明史》上说，因为蓟镇太坚固，敌人根本就不敢打过来，于是尽皆转向辽东，反而成全了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声名【110】。
但是自从努尔哈赤起兵，明朝在东北的最大威胁迅速从蒙古诸部变成了女真。随着抚顺、辽阳、沈阳、广宁等地的相继失陷，明朝的军事重心完全转到了山海关以及辽西走廊一带，几乎绝大部分的资源都被分配到了这一方向，山海关的重要性也前所未有地突显了出来。辽东于是脱离蓟镇，成为一个独 立的军区，明朝专门设立辽东经略，来管理这个方向上的军事。经略之名，原起于万历二十年的援朝鲜之役，明朝委任侍郎宋应昌为“经略”，以显示其名位更在总督之上【111】。其后杨镐、熊廷弼等出战辽东，也都称经略。到了孙承宗，他以大学士，兵部尚书的身份出关镇守，便又称督师。这一职位成了东北边防的最高长官。如此一来，原本统管辽东、蓟镇和保定的蓟辽总督，其职权就被分化，实际上形成了辽督和蓟督两人，督师（经略）侧重辽东方向，总督则侧重蓟镇、保定方向。
蓟镇本来的兵额并不为多，据天启元年成书的《武备志》记载，此地原有额兵39,339人，当时则为31,658人【112】。但因为天启以来，辽东诸城尽皆陷落，蓟镇东协的山海关从内地变为前线，成为明朝国防的第一要地，其地位之重要性急剧上升。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天启二年，朝廷把蓟镇三协拆开，本来全蓟只有一个总兵，现在改为三个总兵，每人各领一协【113】，调全国之兵增守。到了天启六年六月，蓟镇三协的额兵总数已经高达123,513人【114】。当然，这其中的东协一路实际上就是关门总兵，驻山海关划归督师管辖，不再直属于顺天巡抚和蓟辽总督【115】。总督所负责的边境，实际上只是中、西二协，后来又从东协划出二路归入中协，于是到了崇祯二年，双方的辖境分界大约在长城界岭口一带【116】。
从表面上看，蓟镇的兵马是增加了，但是因为明朝上下的注意力几乎全都放到了山海关方向，对于蓟镇的重视实际上大为减弱。首先，蓟镇的兵饷严重不足，该镇在万历初年的额饷，一共是57万余两，一多半可以由自己军屯解决【117】。但因为到了明末，原来的卫所制被逐渐破坏，朝廷不得不改用募兵，这些饷银便被迫大多数改由京城发送，称为“京运”。到了天启后期，每年北京按例应该发给蓟镇饷银42万多两【118】，再加上少数本地的军屯，可见虽然兵数增加，但饷银总额不会高于万历初年。就算撇开东协山海关不算，单记中、西二协，蓟镇也至少有8万8千多兵【119】，按50多万两平均摊到每人头上，则一个兵每年最多6两银子，每月5钱，微薄之至。对比一下关宁方面，按袁崇焕崇祯元年十一月的报告，山海关和关外共兵13万3千多，换算一年饷银，不包括米、豆等实物在内，折色银便高达277万余两【120】，平均一兵一年约20两，是蓟镇的3倍以上【121】。
且不说这些饷银朝廷还时常拖欠不发（后详），单从规定的饷额来说，已经可见蓟镇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顺天巡抚刘诏上疏报告情况，称蓟州、昌平“二镇士马粮饷至薄”【122】，并非虚言。
其次，蓟镇的军事设施、马匹盔甲等严重缺少或失修。辽西地区是一条狭长的走廊，敌人只能一步步地沿途逐点攻入，但蓟州大边却是一条千余里长的防线，每一点都有被人突破的可能，从地理上来说，远比辽西来得难守。宁锦防线上只要有几个硬啃不下的点，就能保证山海关的安全，但蓟边沿线长城77个关口【123】，只要一个防守薄弱，整条防线就会被全线突破。
可因为关宁方向压力过大，明朝不得不把有限的资源全部分配到那里，甚至还从蓟镇挖人去补足关宁。天启六年六月，山海关6处边城被雨淋坍，从蓟镇调走了约1/6的守兵去协助修筑【124】。而当时山海关以西，已经“数载不闻版筑之役矣”【125】。稍早前，巡边的太监刘应坤就报告说，桃林口，喜峰口等处城堡“倾颓不堪”【126】，后来虽马马虎虎地修了一次，但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天启七年三月，阎鸣泰，刘诏再次请求修筑喜峰口、董家口等处，但因为蓟镇的班兵都给调走其他地方，留在当地的“仅一万余”【127】，而且就这些人还不发粮饷，到了四月份已经“四月无粮，汹汹难待”【128】，以致修筑的计划从未完整地实现。此后，欠饷的问题进一步闹得朝廷焦头烂额，更没有多余的一分钱来重修诸隘口。
马匹也缺得厉害，据刘诏的报告，蓟镇三协原有马44,112匹，到了天启六年仅存27,458匹，差额达40%之多【129】。
更严重的问题是，蓟镇纸面上的兵数存在着很大的水分，一多半是虚报的。崇祯二年四月，当时的蓟辽总督喻安性上疏说，蓟军“一千五百兵只有五百，就五百中还有虚弱”【130】，可见实际的兵力其实远少于呈报的数量。多报的虚兵可以冒饷，这些饷自然不会分给真正的军士改善待遇，而无疑是给各级将官给私吞了。这并非蓟镇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九边处处皆然，早就惹得朝廷大为光火：“平日索饷则有兵，一旦临敌则无兵”【131】。崇祯上台后，因此下令各地严格清汰冗兵，核算粮饷，此是另话不提。
毫不奇怪，到了皇太极入口的时候，蓟镇各关口“塞垣颓落，军伍废驰”【132】，根本不堪一击。
要说明朝没有注意到蓟镇薄弱这个问题，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崇祯元年十月，袁崇焕曾奏：“（喀喇沁）若仍诱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133】”第二年三月，袁在解释对喀喇沁粜米问题的时候又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134】”很多人拿这些奏折来证明袁崇焕眼光独到，高瞻远瞩。可如果稍微翻查一下当时的记录，就会发现“蓟门可虑”的问题在当时简直是妇孺皆知，一众大臣天天奏，月月奏，恐怕皇帝一年内听不上100次，总也得有50次。事实上，自辽东有事以来，就从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最初都是怕蒙古人乘火打劫，入口抢掠而已。对蒙古招抚还是防备的争论，也由来已久，大多数都是围绕拱卫蓟门的话题展开。
单拿天启六年以后来说，努尔哈赤攻宁远，大学士顾秉谦就提出：“经督同守关门，蓟镇空虚，最为可虑。【135】”宁远大捷后，御史门克新认为当下最紧切的第一条任务就是“修边墙”，不然倘若后金因为失败，转而联合蒙古，长驱直入，如何抵挡【136】？他还建议寻访戚继光的遗制来修筑，并在喜峰、古北各增加“强兵数千”，以为提防。蓟辽总督阎鸣泰也说，昌平、蓟镇一带，可以直通内地的地方甚多，但纸上的兵马虽有，阵前的兵马偏无【137】，要求加强蓟镇的守备，并开市收买蒙古。六月，监军内臣刘应坤则说：“万一东西告警，声东击西，山海虽坚，恐无所赖。【138】”一时间众口一词，人人都说要注意蓟镇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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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是袁崇焕上奏说，论者都担心金兵席卷西边蒙古，越辽而攻山海、喜峰等处。他们岂不知道有此奇道可走？但奇道同时也是险道，从他们起兵以来，非万全之策不举，我料定其断断不会越过关外去进攻其他地方【139】。
然而这种警告从未间断。顺天巡抚刘诏说，后金一直在谋划喜峰口，之前在宁远不得志，一定会假道蒙古入犯【140】。兵部尚书王在晋说“边患切在蓟门”【141】，并呈五策防御。崇祯元年十一月，御史陈睿谟上了一道长疏，痛陈如今之军情，认为蓟比辽更为紧急【142】。其分析长城外蒙古诸部形势，后金的假道战略，蓟门的防备疏松等等，对比一年后的发展，无不切中要害，颇令今天的读史者拍案惊奇。就连远在皮岛的毛文龙，也曾多次警告后金有意入犯喜峰等处【143】。
以上只是挂一漏万，事实上明朝大臣众议纷纷，都强调要重视蓟镇，那为何蓟镇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呢？很简单，归根到底，因为没钱。
明末的一切问题，事实上都可以归结于财政崩溃，而且是制度性的崩溃。学者们普遍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144】，但其原因并不是因为明末所加的赋税超过了民间百姓的负担能力，而是因为分配不均，以及明代的财政机构本身被庞大的赋税额及其转运而拖垮之缘故。这是一个大问题，也并非本文所讨论的范围，我们在此所关注的只是这种财政崩溃本身。
大明朝廷感到财政吃力，其实是一个经常性的问题。明朝除了宫廷开销所用的内府之外，国库叫做太仓，在万历年间，其一般性的年收入是折色400余万两【145】。对于朝廷来说，这个数字实在偏低，只要稍有战事，便远远不够开销。而万历间的三大征更是早把张居正执政时期稍有的盈余都挥霍一空。自辽左战火起后，明朝每年仅辽东军费开销即达750万两之多【146】，一个战场的支出，就几乎高达国库平均年收入的两倍。为此，万历四十六年，明朝不得不加派田赋，至万历四十八年，前后共加三次，每亩田增派9厘，每年共计银520多万两，这就是明末著名三饷之一的辽饷【147】。
然而随着军事形势的恶化，军费进一步激增，每年500余万辽饷仍不敷用。泰昌元年到天启元年的仅仅14个月里，在辽东战场上支出了925万两银子，却短缺235万两【148】。因此天启以来，明朝虽暂时不敢再加田赋，却又从杂项、关税、盐课等项目上大动脑筋，实际上每年都有增派。至天启五年，每年加派的银饷已经比万历四十八年时更多出约240万，高达770余万两【149】。可即便加到这种程度，仍然入不敷出，一方面如此高额的税收无法顺利地从各地征收并运到京城，各省逐渐开始拖欠应缴税款；另一方面西南又爆发了奢崇明和安邦彦之乱，相当一部分饷银被截留以应付当地的战争。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疏说，哪怕每岁的加派毫厘不亏全数收到，尽充山海关的饷银，每年也还差35万两【150】。
在财政左支右绌之下，最糟糕的情况终于在天启末期出现了，那就是边军大规模的欠饷。
欠饷的情况其实在万历末就一早存在，但是还远没有败坏到像天启五、六年之后那般拖欠面积广大，时间长久，数额惊人，几至不可救药的程度。单就天启七年宁锦之战后而论，七月，镇守宣大的太监葛九思报称说宣镇缺饷数月，乞求马上催运，以防生变【151】。八月，陕西巡抚胡廷宴上疏，称临巩边饷已经缺了五六年，靖虏边堡缺了两三年，固原镇自万历四十七年以来共欠京运银约16万【152】。军士一开始还能“典衣卖箭”、“沿街乞食”，现在则只好“鬻子出妻”、“离伍潜逃”，甚至“公然噪喊”【153】。十月，甘肃巡抚张三杰上疏，称平凉镇累年积欠达70多万，西安欠了80多万【154】。崇祯元年三月，三边总督史永安和延绥巡抚岳和声、巡按李应公上疏，称延绥饷银自天启元年以来，积欠竟达150余万两，军士长达27个月拿不到饷。“千里荒沙，数万饥兵，食不裹腹，衣不覆体【155】”，有人拿军器去换半顿饭吃；有的没有东西喂马，畏惧自杀而死；有的饥饿难耐，剪自己的头发卖钱。哗变随时可能发生。同月，户科给事中段国璋上疏称，榆关缺饷累计也达60余万两，“军士枵腹可虑”【156】。八月，袁崇焕复出上任前，连边防第一要地的辽东也是缺饷四五个月，军士愤而哗变，震动朝野。而同时，宣镇又缺了五个月的粮饷【157】。
可以说，崇祯上台后，面对的是一个糜烂至极的局面。九边没有一处不是缺粮少饷，人心思变，而朝廷偏偏又力竭计穷，根本筹措不出。
蓟镇就属于欠饷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如前所述，天启七年四月，顺天巡抚刘诏就报告说，蓟镇的班军已经四月无粮，而永平、密云、昌平的情况大致类似。崇祯元年正月，新巡抚王应豸报称，蓟门已经缺饷六个月，积欠至43万【158】。对此户部一筹莫展，到了三月，蓟镇守台士兵已经欠饷七个月，“下台聚噪”【159】，当时的蓟辽总督张凤翼上疏报急，好不容易筹措到1万两银子，买粮暂时缓解了众人的愤恨，同时镇压了乱兵。
但之后，粮饷仍然不发。甚至因为财政极度困难，又扣发整个蓟边盐菜银22万两，总计扣发蓟镇等地饷银33万之多【160】。士兵们衣食无着，于是在崇祯元年八月再次哗变。该月二十日，饥饿的军兵“鼓噪索饷”，并“焚抢火药”【161】。巡抚王应豸告急，并请发三个月的欠饷以求安抚，但仍然是杯水车薪。自袁崇焕上任后，崇祯保持对他的许诺，把辽东视为第一优先，饷银尽可能地发往关外，从《长编》的记载来看，几乎是对索饷有求必应，尽了最大努力满足。相形之下，蓟镇欠饷的问题愈发严重，终于在崇祯二年三月又一次鼓噪索饷。参政好不容易暂时说服了众人，但巡抚王应豸却采取了一个相当愚蠢的举动：可能他平时也有克扣饷银的劣状，再加上对兵士一再变乱忍无可忍，于是竟然投毒在饼饭之中，想要把鼓噪的人干脆全部毒死，结果给众人发现。兵士哗然，立刻重新叛乱，在遵化城外结营围攻，导致事态严重失控【162】。
崇祯得知后大怒，将王应豸论死，这也成了他在位17年，总共杀死21个督抚级别人物的开端。与此同时，刚上任半年多的蓟辽总督喻安性也因此牵连下台，以刘策接替。刘策接手只过了半年多，皇太极就打进了长城。
以上的叙述是想说明，虽然大臣们口上都说要重视蓟镇防备云云，但实际上，客观上根本不存在能够真正实施的可能。从当时的情形来说，只要能把军饷发全了，已经算是对某地最大的照顾。而这种照顾给了耗饷最多的辽东，其余八个边区，没有一个不是缺饷几个月甚至三十几个月的。以崇祯二年的情况而言，最为要紧，而花钱也最多的地方是辽东；欠饷最多最苦的地方是延绥；形势最为危险的地方是宣大，因为察哈尔在那里侵袭，双方摩擦不断，一时氛围相当紧张；最需要安抚的地方是刚刚失去主帅的东江；最需要奖励的地方是刚刚平定西南土司奢安之乱的云贵川等省；另外还要筹措银两“抚赏”察哈尔蒙古诸部。蓟镇虽急，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马上排到号，何况千余里边墙都要加固整修，实在不是当时明朝政府的财力可能做到的事情。众大臣虽然在嘴上叫得凶，实际上也从来没有拿出过一条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法。
因此，蓟镇的废弛，其症结并不完全在于主观疏忽，而主要是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果往后看，皇太极生前一共入塞5次，第一次走蓟镇，第二次走宣大，第三次走昌平，第四次走密云，第五次走蓟镇和山海关之间的界岭口，明军基本上都是毫无防御之力。不能说明朝布防得不紧密，警惕性不高，而实在是无财力人力来修葺如此漫长的防区
唉~
明其实是有很多机会滴~
当然了~我等也是放马后炮而已~
;P ;P :P
明其实是有很多机会滴~
当然了~我等也是放马后炮而已~
;P ;P :P
关键的是机动，海上机动是明军唯一可靠的机动方式，明朝本应扩大海上力量，从海上登陆朝鲜或者辽东半岛。
我觉着明朝的灭亡和民国的灭亡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外忧内患里外夹击
风卷云
你终于把那张恶心的头像换掉了!:D
你终于把那张恶心的头像换掉了!:D
虽然看过,还是要支持的.请楼主继续.
原帖由 风卷云 于 2007-3-11 11:55 发表
我觉着明朝的灭亡和民国的灭亡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外忧内患里外夹击
说的没错， :victory: 明白人。
不好意思,作者又在挖坑了 ,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