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大众史学的短与长：“想当然耳”的内容太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3:49:30
大众史学的短与长：“想当然耳”的内容太多
2007年03月05日 12:02北京日报
对于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大众历史热，大家都很关注。易中天的书卖了几百万册，也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但光惊讶还不够，还要问一问为什么。在中国，讲史自有其传统，而独盛于今，却不能说没有原因。其实，早在易中天之前，讲史、读史的热潮就已经形成了。吴思、李亚平、张鸣、李零、王学泰、姜鸣、谭伯牛、张宏杰、端木赐香、完颜绍元、当年明月……这个名单还可以排下去，他们都是近年来为读者所认可的历史写作者。他们造就了数量可观的读者群，然而，他们也是读者“捧”出来的。他们的职业、身份、学养、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不谋而合地推动了历史写作的通俗化进程。他们把历史从学术的楼阁中解放出来，变成了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读物，形成了现在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史学。
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有人也许会觉得，其中一些人的写作，并不适用“大众”这个概念。他们可能不属于历史专业，但他们的写作还是体现了不同的学术背景。这么说不无道理。不过，就作品而言，他们主要的却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大众的阅读。事实上，称他们的作品为“大众史学”，也并不辱没这些作者。他们的写作固然有其学术性，却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倾向。而二者兼而有之正是这些以大众阅读为目标的历史写作所固有的特点，它们的长处和短处，将长久地纠缠在一起，斩不断，理还乱。在这方面，张宏杰的写作很有代表性。讨论张宏杰的写作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大众史学的价值、意义和局限性。
张宏杰的作品我读过两种，先读了《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最近又读了《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我的比较突出的感受是，张宏杰的历史叙述，不是以历史为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出发点。这是大众史学和传统史学最明显的区别。虽然传统史学也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讲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但是，它们和大众史学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感还是有所不同。这在张宏杰的写作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譬如他笔下的王莽、杨广和光绪，他在写到这几个皇帝的时候，他的现实感具体地表现为在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方面不再追随前人所得出的结论，他用当下更加人性化的标准重新打量这些曾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于是有了新的发现。
历史叙事大众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将论述变成了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文学手法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为讲史很重要的手段。我们有十分悠久的讲史传统，上溯唐代，敦煌变文是至今还能看到的最早的讲史文本。变文者，变相之文也，就是把史籍和佛经以及一部分儒学典籍改编为故事，王国维就把变文称为“唐朝通俗小说”，也是注意到了讲史的文学性。这是历史写作者和讲述者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必须掌握的叙事技巧。易中天和于丹都是颇善此道之人，所以，他们能把历史和典籍讲得跟评书差不多。
张宏杰也具有非常突出的文学背景，他毕业于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是他的本行。他在转向历史写作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把文学当作了自己的秘密武器。我们觉得他的书很好读，读起来很亲切，就是因为他在历史写作中融入了文学的笔法。他注重细节的运用，讲究情节、结构的安排，描摹、刻画人物的性格，还适当地运用一些当今社会流行的时尚语言，造成一种轻松、幽默的效果。写王莽就是这样开头的:“这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这是非常典型的文学形象的第一次亮相。写正德皇帝开头是这样的:“27岁那年，皇帝再也憋不住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到边疆走一趟，感受一下蒙古大漠的风霜，看一看传说中骁勇无敌的蒙古骑兵的样子。”这种疑问式的表达从一开始就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张宏杰很了解他的读者，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所以，他也很容易和读者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
有人担心，大众史学的写作，由于注重了文学性，学术性可能会差一些，其真实性也是打了折扣的。但也不是千篇一律。张宏杰的历史写作，文学性很强，却不能说没有学术价值，他对社会历史和人物命运的思考，就带有比较浓厚的历史哲学意味；他写朱元璋那篇，也表现出历史心理传记的某些特点。至于文学性，中外的历史写作，都没有绝对排斥过；文史不分家，更是我们的传统。《左传》、《史记》等优秀的史传作品，同时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么说也不会有人反对。问题在于分寸和尺度，多少比较合适？有没有一个标准？《左传》是被认为“公言私语，盖无不有”的，但也给后人留下许多疑问。钱钟书曾经批评《左传》:“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而左氏的优点是还能“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容易了，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的情况也还是比较多的。
在当下的大众史学写作中，这种“想当然耳”就更多了。经常的表现是用推论代替举证。有时是因为作者所掌握的材料太少了。譬如杨广带兵灭陈后，有史书记载，他要和张丽华发生关系。但张宏杰不相信这种说法，他认为不合情理。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从《隋书》、《陈书》和《南史》中分别找到一个记载，说明张丽华当时的确是被杀死了，而且，杀死张丽华的命令还是杨广发布的。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杨广在那个时候是不好色的。你没有更多的材料，读者就会觉得你的立论基础不牢靠，从而产生疑问。如果这种情况多了，就会影响读者对于作品的认知度。毕竟这是一种历史写作，人们总是希望见到历史的真相。而历史真相的显现，既需要见识，也需要史实，二者一个都不能少。甚至，历史写作如果过分强调现实性，强调今天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也会在写作中产生一些偏颇，对历史做出曲解。 大众史学的短与长：“想当然耳”的内容太多
2007年03月05日 12:02北京日报
对于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大众历史热，大家都很关注。易中天的书卖了几百万册，也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但光惊讶还不够，还要问一问为什么。在中国，讲史自有其传统，而独盛于今，却不能说没有原因。其实，早在易中天之前，讲史、读史的热潮就已经形成了。吴思、李亚平、张鸣、李零、王学泰、姜鸣、谭伯牛、张宏杰、端木赐香、完颜绍元、当年明月……这个名单还可以排下去，他们都是近年来为读者所认可的历史写作者。他们造就了数量可观的读者群，然而，他们也是读者“捧”出来的。他们的职业、身份、学养、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不谋而合地推动了历史写作的通俗化进程。他们把历史从学术的楼阁中解放出来，变成了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读物，形成了现在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史学。
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有人也许会觉得，其中一些人的写作，并不适用“大众”这个概念。他们可能不属于历史专业，但他们的写作还是体现了不同的学术背景。这么说不无道理。不过，就作品而言，他们主要的却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大众的阅读。事实上，称他们的作品为“大众史学”，也并不辱没这些作者。他们的写作固然有其学术性，却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倾向。而二者兼而有之正是这些以大众阅读为目标的历史写作所固有的特点，它们的长处和短处，将长久地纠缠在一起，斩不断，理还乱。在这方面，张宏杰的写作很有代表性。讨论张宏杰的写作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大众史学的价值、意义和局限性。
张宏杰的作品我读过两种，先读了《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最近又读了《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我的比较突出的感受是，张宏杰的历史叙述，不是以历史为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出发点。这是大众史学和传统史学最明显的区别。虽然传统史学也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讲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但是，它们和大众史学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感还是有所不同。这在张宏杰的写作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譬如他笔下的王莽、杨广和光绪，他在写到这几个皇帝的时候，他的现实感具体地表现为在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方面不再追随前人所得出的结论，他用当下更加人性化的标准重新打量这些曾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于是有了新的发现。
历史叙事大众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将论述变成了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文学手法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为讲史很重要的手段。我们有十分悠久的讲史传统，上溯唐代，敦煌变文是至今还能看到的最早的讲史文本。变文者，变相之文也，就是把史籍和佛经以及一部分儒学典籍改编为故事，王国维就把变文称为“唐朝通俗小说”，也是注意到了讲史的文学性。这是历史写作者和讲述者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必须掌握的叙事技巧。易中天和于丹都是颇善此道之人，所以，他们能把历史和典籍讲得跟评书差不多。
张宏杰也具有非常突出的文学背景，他毕业于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是他的本行。他在转向历史写作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把文学当作了自己的秘密武器。我们觉得他的书很好读，读起来很亲切，就是因为他在历史写作中融入了文学的笔法。他注重细节的运用，讲究情节、结构的安排，描摹、刻画人物的性格，还适当地运用一些当今社会流行的时尚语言，造成一种轻松、幽默的效果。写王莽就是这样开头的:“这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这是非常典型的文学形象的第一次亮相。写正德皇帝开头是这样的:“27岁那年，皇帝再也憋不住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到边疆走一趟，感受一下蒙古大漠的风霜，看一看传说中骁勇无敌的蒙古骑兵的样子。”这种疑问式的表达从一开始就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张宏杰很了解他的读者，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所以，他也很容易和读者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
有人担心，大众史学的写作，由于注重了文学性，学术性可能会差一些，其真实性也是打了折扣的。但也不是千篇一律。张宏杰的历史写作，文学性很强，却不能说没有学术价值，他对社会历史和人物命运的思考，就带有比较浓厚的历史哲学意味；他写朱元璋那篇，也表现出历史心理传记的某些特点。至于文学性，中外的历史写作，都没有绝对排斥过；文史不分家，更是我们的传统。《左传》、《史记》等优秀的史传作品，同时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么说也不会有人反对。问题在于分寸和尺度，多少比较合适？有没有一个标准？《左传》是被认为“公言私语，盖无不有”的，但也给后人留下许多疑问。钱钟书曾经批评《左传》:“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而左氏的优点是还能“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容易了，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的情况也还是比较多的。
在当下的大众史学写作中，这种“想当然耳”就更多了。经常的表现是用推论代替举证。有时是因为作者所掌握的材料太少了。譬如杨广带兵灭陈后，有史书记载，他要和张丽华发生关系。但张宏杰不相信这种说法，他认为不合情理。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从《隋书》、《陈书》和《南史》中分别找到一个记载，说明张丽华当时的确是被杀死了，而且，杀死张丽华的命令还是杨广发布的。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杨广在那个时候是不好色的。你没有更多的材料，读者就会觉得你的立论基础不牢靠，从而产生疑问。如果这种情况多了，就会影响读者对于作品的认知度。毕竟这是一种历史写作，人们总是希望见到历史的真相。而历史真相的显现，既需要见识，也需要史实，二者一个都不能少。甚至，历史写作如果过分强调现实性，强调今天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也会在写作中产生一些偏颇，对历史做出曲解。
2007年03月05日 12:02北京日报
对于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大众历史热，大家都很关注。易中天的书卖了几百万册，也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但光惊讶还不够，还要问一问为什么。在中国，讲史自有其传统，而独盛于今，却不能说没有原因。其实，早在易中天之前，讲史、读史的热潮就已经形成了。吴思、李亚平、张鸣、李零、王学泰、姜鸣、谭伯牛、张宏杰、端木赐香、完颜绍元、当年明月……这个名单还可以排下去，他们都是近年来为读者所认可的历史写作者。他们造就了数量可观的读者群，然而，他们也是读者“捧”出来的。他们的职业、身份、学养、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不谋而合地推动了历史写作的通俗化进程。他们把历史从学术的楼阁中解放出来，变成了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读物，形成了现在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史学。
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有人也许会觉得，其中一些人的写作，并不适用“大众”这个概念。他们可能不属于历史专业，但他们的写作还是体现了不同的学术背景。这么说不无道理。不过，就作品而言，他们主要的却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大众的阅读。事实上，称他们的作品为“大众史学”，也并不辱没这些作者。他们的写作固然有其学术性，却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倾向。而二者兼而有之正是这些以大众阅读为目标的历史写作所固有的特点，它们的长处和短处，将长久地纠缠在一起，斩不断，理还乱。在这方面，张宏杰的写作很有代表性。讨论张宏杰的写作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大众史学的价值、意义和局限性。
张宏杰的作品我读过两种，先读了《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最近又读了《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我的比较突出的感受是，张宏杰的历史叙述，不是以历史为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出发点。这是大众史学和传统史学最明显的区别。虽然传统史学也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讲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但是，它们和大众史学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感还是有所不同。这在张宏杰的写作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譬如他笔下的王莽、杨广和光绪，他在写到这几个皇帝的时候，他的现实感具体地表现为在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方面不再追随前人所得出的结论，他用当下更加人性化的标准重新打量这些曾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于是有了新的发现。
历史叙事大众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将论述变成了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文学手法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为讲史很重要的手段。我们有十分悠久的讲史传统，上溯唐代，敦煌变文是至今还能看到的最早的讲史文本。变文者，变相之文也，就是把史籍和佛经以及一部分儒学典籍改编为故事，王国维就把变文称为“唐朝通俗小说”，也是注意到了讲史的文学性。这是历史写作者和讲述者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必须掌握的叙事技巧。易中天和于丹都是颇善此道之人，所以，他们能把历史和典籍讲得跟评书差不多。
张宏杰也具有非常突出的文学背景，他毕业于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是他的本行。他在转向历史写作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把文学当作了自己的秘密武器。我们觉得他的书很好读，读起来很亲切，就是因为他在历史写作中融入了文学的笔法。他注重细节的运用，讲究情节、结构的安排，描摹、刻画人物的性格，还适当地运用一些当今社会流行的时尚语言，造成一种轻松、幽默的效果。写王莽就是这样开头的:“这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这是非常典型的文学形象的第一次亮相。写正德皇帝开头是这样的:“27岁那年，皇帝再也憋不住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到边疆走一趟，感受一下蒙古大漠的风霜，看一看传说中骁勇无敌的蒙古骑兵的样子。”这种疑问式的表达从一开始就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张宏杰很了解他的读者，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所以，他也很容易和读者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
有人担心，大众史学的写作，由于注重了文学性，学术性可能会差一些，其真实性也是打了折扣的。但也不是千篇一律。张宏杰的历史写作，文学性很强，却不能说没有学术价值，他对社会历史和人物命运的思考，就带有比较浓厚的历史哲学意味；他写朱元璋那篇，也表现出历史心理传记的某些特点。至于文学性，中外的历史写作，都没有绝对排斥过；文史不分家，更是我们的传统。《左传》、《史记》等优秀的史传作品，同时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么说也不会有人反对。问题在于分寸和尺度，多少比较合适？有没有一个标准？《左传》是被认为“公言私语，盖无不有”的，但也给后人留下许多疑问。钱钟书曾经批评《左传》:“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而左氏的优点是还能“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容易了，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的情况也还是比较多的。
在当下的大众史学写作中，这种“想当然耳”就更多了。经常的表现是用推论代替举证。有时是因为作者所掌握的材料太少了。譬如杨广带兵灭陈后，有史书记载，他要和张丽华发生关系。但张宏杰不相信这种说法，他认为不合情理。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从《隋书》、《陈书》和《南史》中分别找到一个记载，说明张丽华当时的确是被杀死了，而且，杀死张丽华的命令还是杨广发布的。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杨广在那个时候是不好色的。你没有更多的材料，读者就会觉得你的立论基础不牢靠，从而产生疑问。如果这种情况多了，就会影响读者对于作品的认知度。毕竟这是一种历史写作，人们总是希望见到历史的真相。而历史真相的显现，既需要见识，也需要史实，二者一个都不能少。甚至，历史写作如果过分强调现实性，强调今天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也会在写作中产生一些偏颇，对历史做出曲解。 大众史学的短与长：“想当然耳”的内容太多
2007年03月05日 12:02北京日报
对于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大众历史热，大家都很关注。易中天的书卖了几百万册，也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但光惊讶还不够，还要问一问为什么。在中国，讲史自有其传统，而独盛于今，却不能说没有原因。其实，早在易中天之前，讲史、读史的热潮就已经形成了。吴思、李亚平、张鸣、李零、王学泰、姜鸣、谭伯牛、张宏杰、端木赐香、完颜绍元、当年明月……这个名单还可以排下去，他们都是近年来为读者所认可的历史写作者。他们造就了数量可观的读者群，然而，他们也是读者“捧”出来的。他们的职业、身份、学养、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不谋而合地推动了历史写作的通俗化进程。他们把历史从学术的楼阁中解放出来，变成了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读物，形成了现在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史学。
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有人也许会觉得，其中一些人的写作，并不适用“大众”这个概念。他们可能不属于历史专业，但他们的写作还是体现了不同的学术背景。这么说不无道理。不过，就作品而言，他们主要的却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大众的阅读。事实上，称他们的作品为“大众史学”，也并不辱没这些作者。他们的写作固然有其学术性，却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倾向。而二者兼而有之正是这些以大众阅读为目标的历史写作所固有的特点，它们的长处和短处，将长久地纠缠在一起，斩不断，理还乱。在这方面，张宏杰的写作很有代表性。讨论张宏杰的写作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大众史学的价值、意义和局限性。
张宏杰的作品我读过两种，先读了《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最近又读了《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我的比较突出的感受是，张宏杰的历史叙述，不是以历史为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出发点。这是大众史学和传统史学最明显的区别。虽然传统史学也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讲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但是，它们和大众史学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感还是有所不同。这在张宏杰的写作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譬如他笔下的王莽、杨广和光绪，他在写到这几个皇帝的时候，他的现实感具体地表现为在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方面不再追随前人所得出的结论，他用当下更加人性化的标准重新打量这些曾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于是有了新的发现。
历史叙事大众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将论述变成了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文学手法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为讲史很重要的手段。我们有十分悠久的讲史传统，上溯唐代，敦煌变文是至今还能看到的最早的讲史文本。变文者，变相之文也，就是把史籍和佛经以及一部分儒学典籍改编为故事，王国维就把变文称为“唐朝通俗小说”，也是注意到了讲史的文学性。这是历史写作者和讲述者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必须掌握的叙事技巧。易中天和于丹都是颇善此道之人，所以，他们能把历史和典籍讲得跟评书差不多。
张宏杰也具有非常突出的文学背景，他毕业于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是他的本行。他在转向历史写作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把文学当作了自己的秘密武器。我们觉得他的书很好读，读起来很亲切，就是因为他在历史写作中融入了文学的笔法。他注重细节的运用，讲究情节、结构的安排，描摹、刻画人物的性格，还适当地运用一些当今社会流行的时尚语言，造成一种轻松、幽默的效果。写王莽就是这样开头的:“这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这是非常典型的文学形象的第一次亮相。写正德皇帝开头是这样的:“27岁那年，皇帝再也憋不住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到边疆走一趟，感受一下蒙古大漠的风霜，看一看传说中骁勇无敌的蒙古骑兵的样子。”这种疑问式的表达从一开始就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张宏杰很了解他的读者，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所以，他也很容易和读者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
有人担心，大众史学的写作，由于注重了文学性，学术性可能会差一些，其真实性也是打了折扣的。但也不是千篇一律。张宏杰的历史写作，文学性很强，却不能说没有学术价值，他对社会历史和人物命运的思考，就带有比较浓厚的历史哲学意味；他写朱元璋那篇，也表现出历史心理传记的某些特点。至于文学性，中外的历史写作，都没有绝对排斥过；文史不分家，更是我们的传统。《左传》、《史记》等优秀的史传作品，同时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么说也不会有人反对。问题在于分寸和尺度，多少比较合适？有没有一个标准？《左传》是被认为“公言私语，盖无不有”的，但也给后人留下许多疑问。钱钟书曾经批评《左传》:“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而左氏的优点是还能“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容易了，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的情况也还是比较多的。
在当下的大众史学写作中，这种“想当然耳”就更多了。经常的表现是用推论代替举证。有时是因为作者所掌握的材料太少了。譬如杨广带兵灭陈后，有史书记载，他要和张丽华发生关系。但张宏杰不相信这种说法，他认为不合情理。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从《隋书》、《陈书》和《南史》中分别找到一个记载，说明张丽华当时的确是被杀死了，而且，杀死张丽华的命令还是杨广发布的。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杨广在那个时候是不好色的。你没有更多的材料，读者就会觉得你的立论基础不牢靠，从而产生疑问。如果这种情况多了，就会影响读者对于作品的认知度。毕竟这是一种历史写作，人们总是希望见到历史的真相。而历史真相的显现，既需要见识，也需要史实，二者一个都不能少。甚至，历史写作如果过分强调现实性，强调今天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也会在写作中产生一些偏颇，对历史做出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