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今日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史学与新闻如何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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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9月24日 10:22北京日报
古时凡重大典礼、会盟，都有专人记录。不过，它们所做的记录，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故而这终究是历史，不是新闻记录客观事物，这是记者与史家的基本工作。中国古代最早的史家是史官，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左史、右史，便是史官,凡是最高统治者的言行及国家大事，都由他们记载下来。
汉代以后，人们把这样的记录叫做“起居注”。这在当时是颇类似于“新闻”的，但我们毕竟不能把“起居注”一类的东西称作“新闻”，而是把它们称作历史。记者的出现，是在近代报纸、杂志、广播产生以后，才有所谓“本报记者”、“本刊记者”等。顾名思义，“记者”就是记录之人也。《礼记·王制》说:“大史典礼，执简记。”《左传·僖公七年》云:“夫诸侯之会，其德行礼义，无国不记。”可见，古时凡重大典礼、会盟，都是有专人记录的。这些人都是史官，也有点像“新闻记者”。古代官府的邸抄也是用来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和政治情报的，后来发展成一种手抄的类似报纸的出版物，又称“京报”。不过，它们所做的记录，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故而这终究是历史，不是新闻。今天，凡重大事情，都有记者采访，然后写成新闻报道。这种工作，这种身份，很容易使我们回忆起古代的史官来。
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是记者与史家共同遵循的准则。中国古代正直的史官和史家，都有一个优良传统:秉笔直书。司马迁著《史记》，“不虚美，不隐恶”，被人称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对于新闻记者来说，能不能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地反映生活中的善恶、美丑，先进与落后，犹如史家能不能秉笔直书一样。年仅24岁的马克思被聘为《莱茵报》的主笔后，发挥了报纸宣传的巨大作用，发表了一批根据事实写成的文章和评论，把检查官先生们弄得“一筹莫展”。反之，如若对新闻报道进行“合理想象”、“逻辑推理”、“艺术加工”、“故意拔高”等，就脱离了客观事实。从本质上来看，这与曲笔作史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这是正直的记者所不取的。一个严肃的史家和一个正直的记者一样，他们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尊重事实，秉笔直书，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国大夫崔杼杀其国君齐庄公后，“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已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太史兄弟三人先后被杀，四弟继续书“弑”，终于成功。古代如此，近代亦然。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的邵飘萍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由于坚持披露事实真相，支持民众反帝反军阀斗争，被奉系军阀杀害。在“文革”中，不少记者不愿与“四人帮”同流合污，敢于说真话，说实话。他们虽然遭到“四人帮”的种种迫害，却表现了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的尊严。即便在今天，说真话的记者，也会受到某些人的责难和打击，但这样的记者，人民是会永远铭记他们的。
前人认为是“新闻”的，今天已视为历史资料;今天认为是“新闻”的，后人也将视为历史。这就是新闻与历史的辩证法。今天的史家著述往古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考证、辨别、分析、综合当时的“新闻”;今天的记者撰写现实的新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后人书写当代的历史。
“报纸为现代史记”
“报纸为现代史记。史记之精神鉴既往，示未来，报纸之精神亦然。故天下之新理论、新主义介绍于国民，使之习熟而不骇异，然后人之知识程度乃达于进步”。(宋军:《申报的兴衰》)报业巨子史良才的这个评论，表明了新闻形式之一的报纸与历史文献之间的关系。
1902年2月，梁启超著名的《新史学》开始在《新民丛报》连载。《新史学》被视为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它所反映的史学变革思想体现了近代科学和民主的内容与精神。它所宣传的历史观是一种进化论史观，即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探赜人类演化发展的公理、公例。同时，它还主张民众史观，认为历史是社会民众共同创造的，重视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样看来，《新史学》的历史文献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同时，《新民丛报》随着《新史学》的发表与影响在当时的报刊中脱颖而出。今天研究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维新思想，必然涉及他的新史学思想，作为传播新思想载体之一的《新民丛报》因之奠定了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地位。
新闻形式积淀为历史文献的过程构成了近代文化的一幅画卷，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得到证明。
——1875年5月，《申报》(1872年创刊)刊登了潘少安的《豫行日记》。作者以纪实笔法记述了豫行见闻，通过对1878年春中原地区灾民背井离乡、卖儿卖女、尸横遍野的凄惨景象的描述，流露出对民众的同情及对官府的谴责。
——1884年6月，《申报》刊登佚名的《战地通讯》。文章记述了《中法天津简明条约》签署后中国军队抗击法军的情形。《申报》此后不断报道战况，发表社论，为掀起全民抗战热潮，在舆论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16年9月15日，《申报》发表邵飘萍的《北京特别通讯(九)》。这篇报道以通讯的形式，揭露了国会议员在北京的种种不良行径，痛斥军阀党派的明争暗斗，表现出对民族前途的无限忧虑。
——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1902年创刊)刊登梁启超的《新民说》。这是一篇倡导造就新国民的重要论文，宣传了梁启超激励民志、培养公德、开通民智的主张，这个主张也是梁启超毕生追求的目标。
除了报纸上政论文章的历史文献价值外，即使是民众关心的社会新闻的报道也不同凡响。《申报》报道的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即是一例。此案发生在1873年。1874年，经余杭县初审，认定杨乃武与毕秀姑合谋毒死毕的丈夫，遂将此案报到杭州复审判定死罪，此案轰动杭州。这一年，《申报》发表了题为《记禹杭某生因奸谋命事细情》的报道。从此，随着案情的审理过程，《申报》连续发了十几篇报道、署名文章和官员就此案向朝廷上的奏折，并派人到北京采访开棺验尸的现场实况，最后认定这是一桩冤案。1877年2月2日，《申报》发表佚名《刑部审余杭案后(一)》记叙了此案经多次复审、直至刑部审讯后才真相渐明的情形。从1874年案件发生到1877年4月11日为此案平反的谕旨下达为止，《申报》有头有尾地报道了达三年之久，不仅使这桩案子轰动朝野，《申报》的发行量也因此大增，成为我国早期报纸社会新闻宣传的成功范例。
今天看来，这是一桩当时的新闻，从新闻史、戏剧史、法律史、社会史来看，都是一条重要的史料。其实，自古至今的案例在社会生活中不胜枚举，只是由于《申报》的介入和深度报道，“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案子便有了特殊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采写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报道教育、影响、打动了许多人。今天看来，这件新闻报道，已经成为反映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优秀干部的历史事迹的典型文献之一。我们可以相信，将来它们在未来的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新闻积淀都有历史文献的意义。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跃进运动中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报道只能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如所谓亩产几千斤之类的报道，今天看来，仅是当时浮夸风的证明。错误的报道，只能证明人们曾经错误地对待历史。
史学如何转化为新闻形式，需要有特定的要求
对于史学来说，史学成果转化为新闻报道的种种形式，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近代以来这方面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史学如何转化为新闻形式，还需要有特定的要求，这就是不仅要有理念，而且要有技艺。所谓技艺，不仅仅表现为必要的形式，也包括思想性和技术的要求。而这方面的问题，常常是不少史学工作者所不大关注的，这就影响到史学成果转化为新闻报道。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不揣谫陋，试着对此发表一点个人的浅见。
首先，要十分关注报纸的社会功能。这里，有两层意思值得重视。一方面，我们提倡百家争鸣，要大家发表意见;另一方面，报纸是面对社会公众的，受众广泛，它具有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责任，并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它的独特作用，是其它形式无法取代的。
其次，从史学本身来看，主要看观点、材料、表述、创新等，是否符合与适应报纸的社会功能和新闻要求，比如，关于史料。史料是史学的根基。但是，史学文章不是史料的堆积。就报纸而言，史学文章不宜排比太多史料，应选择最有代表性、反映本质、篇幅适当的材料。如果史料中的文字费解或不够通俗，作者在行文中还应该作必要的解释。再如，关于表述。报纸文章的作者要尊重阅读对象，文字要清新，尤其是历史文章。这里，以梁启超为例。在戊戌变法前后，为了激励民众，宣扬变法，梁启超写下一篇篇富有感染力的文章，这与他成功地进行文体改革有关。他把中国近代报刊的政论文体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形成了独特的“报章体”(或称“时务文体”)。这种文体打破了传统格式叙事论理，在语言上摈弃了陈词套语，同时揉和着他的丰富的感情，这对读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史学与新闻”是一个跨学科的、内容丰富的、涉及面很广泛的问题，本文仅就三个问题发表了一点认识。而就这些认识来说，也是初步的，甚至是很浮浅的。如能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一齐来关注这个问题，改进这方面的工作，这对丰富新闻内容、促进史学发展、推进历史教育，提高全民族的历史文化素质，都有重要的意义。（马宝珠）2008年09月24日 10:22北京日报
古时凡重大典礼、会盟，都有专人记录。不过，它们所做的记录，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故而这终究是历史，不是新闻记录客观事物，这是记者与史家的基本工作。中国古代最早的史家是史官，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左史、右史，便是史官,凡是最高统治者的言行及国家大事，都由他们记载下来。
汉代以后，人们把这样的记录叫做“起居注”。这在当时是颇类似于“新闻”的，但我们毕竟不能把“起居注”一类的东西称作“新闻”，而是把它们称作历史。记者的出现，是在近代报纸、杂志、广播产生以后，才有所谓“本报记者”、“本刊记者”等。顾名思义，“记者”就是记录之人也。《礼记·王制》说:“大史典礼，执简记。”《左传·僖公七年》云:“夫诸侯之会，其德行礼义，无国不记。”可见，古时凡重大典礼、会盟，都是有专人记录的。这些人都是史官，也有点像“新闻记者”。古代官府的邸抄也是用来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和政治情报的，后来发展成一种手抄的类似报纸的出版物，又称“京报”。不过，它们所做的记录，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故而这终究是历史，不是新闻。今天，凡重大事情，都有记者采访，然后写成新闻报道。这种工作，这种身份，很容易使我们回忆起古代的史官来。
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是记者与史家共同遵循的准则。中国古代正直的史官和史家，都有一个优良传统:秉笔直书。司马迁著《史记》，“不虚美，不隐恶”，被人称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对于新闻记者来说，能不能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地反映生活中的善恶、美丑，先进与落后，犹如史家能不能秉笔直书一样。年仅24岁的马克思被聘为《莱茵报》的主笔后，发挥了报纸宣传的巨大作用，发表了一批根据事实写成的文章和评论，把检查官先生们弄得“一筹莫展”。反之，如若对新闻报道进行“合理想象”、“逻辑推理”、“艺术加工”、“故意拔高”等，就脱离了客观事实。从本质上来看，这与曲笔作史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这是正直的记者所不取的。一个严肃的史家和一个正直的记者一样，他们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尊重事实，秉笔直书，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国大夫崔杼杀其国君齐庄公后，“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已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太史兄弟三人先后被杀，四弟继续书“弑”，终于成功。古代如此，近代亦然。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的邵飘萍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由于坚持披露事实真相，支持民众反帝反军阀斗争，被奉系军阀杀害。在“文革”中，不少记者不愿与“四人帮”同流合污，敢于说真话，说实话。他们虽然遭到“四人帮”的种种迫害，却表现了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的尊严。即便在今天，说真话的记者，也会受到某些人的责难和打击，但这样的记者，人民是会永远铭记他们的。
前人认为是“新闻”的，今天已视为历史资料;今天认为是“新闻”的，后人也将视为历史。这就是新闻与历史的辩证法。今天的史家著述往古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考证、辨别、分析、综合当时的“新闻”;今天的记者撰写现实的新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后人书写当代的历史。
“报纸为现代史记”
“报纸为现代史记。史记之精神鉴既往，示未来，报纸之精神亦然。故天下之新理论、新主义介绍于国民，使之习熟而不骇异，然后人之知识程度乃达于进步”。(宋军:《申报的兴衰》)报业巨子史良才的这个评论，表明了新闻形式之一的报纸与历史文献之间的关系。
1902年2月，梁启超著名的《新史学》开始在《新民丛报》连载。《新史学》被视为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它所反映的史学变革思想体现了近代科学和民主的内容与精神。它所宣传的历史观是一种进化论史观，即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探赜人类演化发展的公理、公例。同时，它还主张民众史观，认为历史是社会民众共同创造的，重视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样看来，《新史学》的历史文献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同时，《新民丛报》随着《新史学》的发表与影响在当时的报刊中脱颖而出。今天研究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维新思想，必然涉及他的新史学思想，作为传播新思想载体之一的《新民丛报》因之奠定了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地位。
新闻形式积淀为历史文献的过程构成了近代文化的一幅画卷，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得到证明。
——1875年5月，《申报》(1872年创刊)刊登了潘少安的《豫行日记》。作者以纪实笔法记述了豫行见闻，通过对1878年春中原地区灾民背井离乡、卖儿卖女、尸横遍野的凄惨景象的描述，流露出对民众的同情及对官府的谴责。
——1884年6月，《申报》刊登佚名的《战地通讯》。文章记述了《中法天津简明条约》签署后中国军队抗击法军的情形。《申报》此后不断报道战况，发表社论，为掀起全民抗战热潮，在舆论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16年9月15日，《申报》发表邵飘萍的《北京特别通讯(九)》。这篇报道以通讯的形式，揭露了国会议员在北京的种种不良行径，痛斥军阀党派的明争暗斗，表现出对民族前途的无限忧虑。
——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1902年创刊)刊登梁启超的《新民说》。这是一篇倡导造就新国民的重要论文，宣传了梁启超激励民志、培养公德、开通民智的主张，这个主张也是梁启超毕生追求的目标。
除了报纸上政论文章的历史文献价值外，即使是民众关心的社会新闻的报道也不同凡响。《申报》报道的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即是一例。此案发生在1873年。1874年，经余杭县初审，认定杨乃武与毕秀姑合谋毒死毕的丈夫，遂将此案报到杭州复审判定死罪，此案轰动杭州。这一年，《申报》发表了题为《记禹杭某生因奸谋命事细情》的报道。从此，随着案情的审理过程，《申报》连续发了十几篇报道、署名文章和官员就此案向朝廷上的奏折，并派人到北京采访开棺验尸的现场实况，最后认定这是一桩冤案。1877年2月2日，《申报》发表佚名《刑部审余杭案后(一)》记叙了此案经多次复审、直至刑部审讯后才真相渐明的情形。从1874年案件发生到1877年4月11日为此案平反的谕旨下达为止，《申报》有头有尾地报道了达三年之久，不仅使这桩案子轰动朝野，《申报》的发行量也因此大增，成为我国早期报纸社会新闻宣传的成功范例。
今天看来，这是一桩当时的新闻，从新闻史、戏剧史、法律史、社会史来看，都是一条重要的史料。其实，自古至今的案例在社会生活中不胜枚举，只是由于《申报》的介入和深度报道，“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案子便有了特殊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采写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报道教育、影响、打动了许多人。今天看来，这件新闻报道，已经成为反映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优秀干部的历史事迹的典型文献之一。我们可以相信，将来它们在未来的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新闻积淀都有历史文献的意义。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跃进运动中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报道只能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如所谓亩产几千斤之类的报道，今天看来，仅是当时浮夸风的证明。错误的报道，只能证明人们曾经错误地对待历史。
史学如何转化为新闻形式，需要有特定的要求
对于史学来说，史学成果转化为新闻报道的种种形式，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近代以来这方面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史学如何转化为新闻形式，还需要有特定的要求，这就是不仅要有理念，而且要有技艺。所谓技艺，不仅仅表现为必要的形式，也包括思想性和技术的要求。而这方面的问题，常常是不少史学工作者所不大关注的，这就影响到史学成果转化为新闻报道。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不揣谫陋，试着对此发表一点个人的浅见。
首先，要十分关注报纸的社会功能。这里，有两层意思值得重视。一方面，我们提倡百家争鸣，要大家发表意见;另一方面，报纸是面对社会公众的，受众广泛，它具有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责任，并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它的独特作用，是其它形式无法取代的。
其次，从史学本身来看，主要看观点、材料、表述、创新等，是否符合与适应报纸的社会功能和新闻要求，比如，关于史料。史料是史学的根基。但是，史学文章不是史料的堆积。就报纸而言，史学文章不宜排比太多史料，应选择最有代表性、反映本质、篇幅适当的材料。如果史料中的文字费解或不够通俗，作者在行文中还应该作必要的解释。再如，关于表述。报纸文章的作者要尊重阅读对象，文字要清新，尤其是历史文章。这里，以梁启超为例。在戊戌变法前后，为了激励民众，宣扬变法，梁启超写下一篇篇富有感染力的文章，这与他成功地进行文体改革有关。他把中国近代报刊的政论文体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形成了独特的“报章体”(或称“时务文体”)。这种文体打破了传统格式叙事论理，在语言上摈弃了陈词套语，同时揉和着他的丰富的感情，这对读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史学与新闻”是一个跨学科的、内容丰富的、涉及面很广泛的问题，本文仅就三个问题发表了一点认识。而就这些认识来说，也是初步的，甚至是很浮浅的。如能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一齐来关注这个问题，改进这方面的工作，这对丰富新闻内容、促进史学发展、推进历史教育，提高全民族的历史文化素质，都有重要的意义。（马宝珠）
古时凡重大典礼、会盟，都有专人记录。不过，它们所做的记录，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故而这终究是历史，不是新闻记录客观事物，这是记者与史家的基本工作。中国古代最早的史家是史官，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左史、右史，便是史官,凡是最高统治者的言行及国家大事，都由他们记载下来。
汉代以后，人们把这样的记录叫做“起居注”。这在当时是颇类似于“新闻”的，但我们毕竟不能把“起居注”一类的东西称作“新闻”，而是把它们称作历史。记者的出现，是在近代报纸、杂志、广播产生以后，才有所谓“本报记者”、“本刊记者”等。顾名思义，“记者”就是记录之人也。《礼记·王制》说:“大史典礼，执简记。”《左传·僖公七年》云:“夫诸侯之会，其德行礼义，无国不记。”可见，古时凡重大典礼、会盟，都是有专人记录的。这些人都是史官，也有点像“新闻记者”。古代官府的邸抄也是用来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和政治情报的，后来发展成一种手抄的类似报纸的出版物，又称“京报”。不过，它们所做的记录，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故而这终究是历史，不是新闻。今天，凡重大事情，都有记者采访，然后写成新闻报道。这种工作，这种身份，很容易使我们回忆起古代的史官来。
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是记者与史家共同遵循的准则。中国古代正直的史官和史家，都有一个优良传统:秉笔直书。司马迁著《史记》，“不虚美，不隐恶”，被人称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对于新闻记者来说，能不能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地反映生活中的善恶、美丑，先进与落后，犹如史家能不能秉笔直书一样。年仅24岁的马克思被聘为《莱茵报》的主笔后，发挥了报纸宣传的巨大作用，发表了一批根据事实写成的文章和评论，把检查官先生们弄得“一筹莫展”。反之，如若对新闻报道进行“合理想象”、“逻辑推理”、“艺术加工”、“故意拔高”等，就脱离了客观事实。从本质上来看，这与曲笔作史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这是正直的记者所不取的。一个严肃的史家和一个正直的记者一样，他们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尊重事实，秉笔直书，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国大夫崔杼杀其国君齐庄公后，“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已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太史兄弟三人先后被杀，四弟继续书“弑”，终于成功。古代如此，近代亦然。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的邵飘萍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由于坚持披露事实真相，支持民众反帝反军阀斗争，被奉系军阀杀害。在“文革”中，不少记者不愿与“四人帮”同流合污，敢于说真话，说实话。他们虽然遭到“四人帮”的种种迫害，却表现了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的尊严。即便在今天，说真话的记者，也会受到某些人的责难和打击，但这样的记者，人民是会永远铭记他们的。
前人认为是“新闻”的，今天已视为历史资料;今天认为是“新闻”的，后人也将视为历史。这就是新闻与历史的辩证法。今天的史家著述往古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考证、辨别、分析、综合当时的“新闻”;今天的记者撰写现实的新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后人书写当代的历史。
“报纸为现代史记”
“报纸为现代史记。史记之精神鉴既往，示未来，报纸之精神亦然。故天下之新理论、新主义介绍于国民，使之习熟而不骇异，然后人之知识程度乃达于进步”。(宋军:《申报的兴衰》)报业巨子史良才的这个评论，表明了新闻形式之一的报纸与历史文献之间的关系。
1902年2月，梁启超著名的《新史学》开始在《新民丛报》连载。《新史学》被视为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它所反映的史学变革思想体现了近代科学和民主的内容与精神。它所宣传的历史观是一种进化论史观，即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探赜人类演化发展的公理、公例。同时，它还主张民众史观，认为历史是社会民众共同创造的，重视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样看来，《新史学》的历史文献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同时，《新民丛报》随着《新史学》的发表与影响在当时的报刊中脱颖而出。今天研究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维新思想，必然涉及他的新史学思想，作为传播新思想载体之一的《新民丛报》因之奠定了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地位。
新闻形式积淀为历史文献的过程构成了近代文化的一幅画卷，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得到证明。
——1875年5月，《申报》(1872年创刊)刊登了潘少安的《豫行日记》。作者以纪实笔法记述了豫行见闻，通过对1878年春中原地区灾民背井离乡、卖儿卖女、尸横遍野的凄惨景象的描述，流露出对民众的同情及对官府的谴责。
——1884年6月，《申报》刊登佚名的《战地通讯》。文章记述了《中法天津简明条约》签署后中国军队抗击法军的情形。《申报》此后不断报道战况，发表社论，为掀起全民抗战热潮，在舆论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16年9月15日，《申报》发表邵飘萍的《北京特别通讯(九)》。这篇报道以通讯的形式，揭露了国会议员在北京的种种不良行径，痛斥军阀党派的明争暗斗，表现出对民族前途的无限忧虑。
——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1902年创刊)刊登梁启超的《新民说》。这是一篇倡导造就新国民的重要论文，宣传了梁启超激励民志、培养公德、开通民智的主张，这个主张也是梁启超毕生追求的目标。
除了报纸上政论文章的历史文献价值外，即使是民众关心的社会新闻的报道也不同凡响。《申报》报道的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即是一例。此案发生在1873年。1874年，经余杭县初审，认定杨乃武与毕秀姑合谋毒死毕的丈夫，遂将此案报到杭州复审判定死罪，此案轰动杭州。这一年，《申报》发表了题为《记禹杭某生因奸谋命事细情》的报道。从此，随着案情的审理过程，《申报》连续发了十几篇报道、署名文章和官员就此案向朝廷上的奏折，并派人到北京采访开棺验尸的现场实况，最后认定这是一桩冤案。1877年2月2日，《申报》发表佚名《刑部审余杭案后(一)》记叙了此案经多次复审、直至刑部审讯后才真相渐明的情形。从1874年案件发生到1877年4月11日为此案平反的谕旨下达为止，《申报》有头有尾地报道了达三年之久，不仅使这桩案子轰动朝野，《申报》的发行量也因此大增，成为我国早期报纸社会新闻宣传的成功范例。
今天看来，这是一桩当时的新闻，从新闻史、戏剧史、法律史、社会史来看，都是一条重要的史料。其实，自古至今的案例在社会生活中不胜枚举，只是由于《申报》的介入和深度报道，“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案子便有了特殊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采写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报道教育、影响、打动了许多人。今天看来，这件新闻报道，已经成为反映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优秀干部的历史事迹的典型文献之一。我们可以相信，将来它们在未来的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新闻积淀都有历史文献的意义。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跃进运动中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报道只能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如所谓亩产几千斤之类的报道，今天看来，仅是当时浮夸风的证明。错误的报道，只能证明人们曾经错误地对待历史。
史学如何转化为新闻形式，需要有特定的要求
对于史学来说，史学成果转化为新闻报道的种种形式，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近代以来这方面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史学如何转化为新闻形式，还需要有特定的要求，这就是不仅要有理念，而且要有技艺。所谓技艺，不仅仅表现为必要的形式，也包括思想性和技术的要求。而这方面的问题，常常是不少史学工作者所不大关注的，这就影响到史学成果转化为新闻报道。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不揣谫陋，试着对此发表一点个人的浅见。
首先，要十分关注报纸的社会功能。这里，有两层意思值得重视。一方面，我们提倡百家争鸣，要大家发表意见;另一方面，报纸是面对社会公众的，受众广泛，它具有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责任，并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它的独特作用，是其它形式无法取代的。
其次，从史学本身来看，主要看观点、材料、表述、创新等，是否符合与适应报纸的社会功能和新闻要求，比如，关于史料。史料是史学的根基。但是，史学文章不是史料的堆积。就报纸而言，史学文章不宜排比太多史料，应选择最有代表性、反映本质、篇幅适当的材料。如果史料中的文字费解或不够通俗，作者在行文中还应该作必要的解释。再如，关于表述。报纸文章的作者要尊重阅读对象，文字要清新，尤其是历史文章。这里，以梁启超为例。在戊戌变法前后，为了激励民众，宣扬变法，梁启超写下一篇篇富有感染力的文章，这与他成功地进行文体改革有关。他把中国近代报刊的政论文体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形成了独特的“报章体”(或称“时务文体”)。这种文体打破了传统格式叙事论理，在语言上摈弃了陈词套语，同时揉和着他的丰富的感情，这对读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史学与新闻”是一个跨学科的、内容丰富的、涉及面很广泛的问题，本文仅就三个问题发表了一点认识。而就这些认识来说，也是初步的，甚至是很浮浅的。如能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一齐来关注这个问题，改进这方面的工作，这对丰富新闻内容、促进史学发展、推进历史教育，提高全民族的历史文化素质，都有重要的意义。（马宝珠）2008年09月24日 10:22北京日报
古时凡重大典礼、会盟，都有专人记录。不过，它们所做的记录，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故而这终究是历史，不是新闻记录客观事物，这是记者与史家的基本工作。中国古代最早的史家是史官，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左史、右史，便是史官,凡是最高统治者的言行及国家大事，都由他们记载下来。
汉代以后，人们把这样的记录叫做“起居注”。这在当时是颇类似于“新闻”的，但我们毕竟不能把“起居注”一类的东西称作“新闻”，而是把它们称作历史。记者的出现，是在近代报纸、杂志、广播产生以后，才有所谓“本报记者”、“本刊记者”等。顾名思义，“记者”就是记录之人也。《礼记·王制》说:“大史典礼，执简记。”《左传·僖公七年》云:“夫诸侯之会，其德行礼义，无国不记。”可见，古时凡重大典礼、会盟，都是有专人记录的。这些人都是史官，也有点像“新闻记者”。古代官府的邸抄也是用来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和政治情报的，后来发展成一种手抄的类似报纸的出版物，又称“京报”。不过，它们所做的记录，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故而这终究是历史，不是新闻。今天，凡重大事情，都有记者采访，然后写成新闻报道。这种工作，这种身份，很容易使我们回忆起古代的史官来。
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是记者与史家共同遵循的准则。中国古代正直的史官和史家，都有一个优良传统:秉笔直书。司马迁著《史记》，“不虚美，不隐恶”，被人称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对于新闻记者来说，能不能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地反映生活中的善恶、美丑，先进与落后，犹如史家能不能秉笔直书一样。年仅24岁的马克思被聘为《莱茵报》的主笔后，发挥了报纸宣传的巨大作用，发表了一批根据事实写成的文章和评论，把检查官先生们弄得“一筹莫展”。反之，如若对新闻报道进行“合理想象”、“逻辑推理”、“艺术加工”、“故意拔高”等，就脱离了客观事实。从本质上来看，这与曲笔作史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这是正直的记者所不取的。一个严肃的史家和一个正直的记者一样，他们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尊重事实，秉笔直书，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国大夫崔杼杀其国君齐庄公后，“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已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太史兄弟三人先后被杀，四弟继续书“弑”，终于成功。古代如此，近代亦然。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的邵飘萍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由于坚持披露事实真相，支持民众反帝反军阀斗争，被奉系军阀杀害。在“文革”中，不少记者不愿与“四人帮”同流合污，敢于说真话，说实话。他们虽然遭到“四人帮”的种种迫害，却表现了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的尊严。即便在今天，说真话的记者，也会受到某些人的责难和打击，但这样的记者，人民是会永远铭记他们的。
前人认为是“新闻”的，今天已视为历史资料;今天认为是“新闻”的，后人也将视为历史。这就是新闻与历史的辩证法。今天的史家著述往古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考证、辨别、分析、综合当时的“新闻”;今天的记者撰写现实的新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后人书写当代的历史。
“报纸为现代史记”
“报纸为现代史记。史记之精神鉴既往，示未来，报纸之精神亦然。故天下之新理论、新主义介绍于国民，使之习熟而不骇异，然后人之知识程度乃达于进步”。(宋军:《申报的兴衰》)报业巨子史良才的这个评论，表明了新闻形式之一的报纸与历史文献之间的关系。
1902年2月，梁启超著名的《新史学》开始在《新民丛报》连载。《新史学》被视为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它所反映的史学变革思想体现了近代科学和民主的内容与精神。它所宣传的历史观是一种进化论史观，即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探赜人类演化发展的公理、公例。同时，它还主张民众史观，认为历史是社会民众共同创造的，重视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样看来，《新史学》的历史文献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同时，《新民丛报》随着《新史学》的发表与影响在当时的报刊中脱颖而出。今天研究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维新思想，必然涉及他的新史学思想，作为传播新思想载体之一的《新民丛报》因之奠定了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地位。
新闻形式积淀为历史文献的过程构成了近代文化的一幅画卷，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得到证明。
——1875年5月，《申报》(1872年创刊)刊登了潘少安的《豫行日记》。作者以纪实笔法记述了豫行见闻，通过对1878年春中原地区灾民背井离乡、卖儿卖女、尸横遍野的凄惨景象的描述，流露出对民众的同情及对官府的谴责。
——1884年6月，《申报》刊登佚名的《战地通讯》。文章记述了《中法天津简明条约》签署后中国军队抗击法军的情形。《申报》此后不断报道战况，发表社论，为掀起全民抗战热潮，在舆论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16年9月15日，《申报》发表邵飘萍的《北京特别通讯(九)》。这篇报道以通讯的形式，揭露了国会议员在北京的种种不良行径，痛斥军阀党派的明争暗斗，表现出对民族前途的无限忧虑。
——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1902年创刊)刊登梁启超的《新民说》。这是一篇倡导造就新国民的重要论文，宣传了梁启超激励民志、培养公德、开通民智的主张，这个主张也是梁启超毕生追求的目标。
除了报纸上政论文章的历史文献价值外，即使是民众关心的社会新闻的报道也不同凡响。《申报》报道的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即是一例。此案发生在1873年。1874年，经余杭县初审，认定杨乃武与毕秀姑合谋毒死毕的丈夫，遂将此案报到杭州复审判定死罪，此案轰动杭州。这一年，《申报》发表了题为《记禹杭某生因奸谋命事细情》的报道。从此，随着案情的审理过程，《申报》连续发了十几篇报道、署名文章和官员就此案向朝廷上的奏折，并派人到北京采访开棺验尸的现场实况，最后认定这是一桩冤案。1877年2月2日，《申报》发表佚名《刑部审余杭案后(一)》记叙了此案经多次复审、直至刑部审讯后才真相渐明的情形。从1874年案件发生到1877年4月11日为此案平反的谕旨下达为止，《申报》有头有尾地报道了达三年之久，不仅使这桩案子轰动朝野，《申报》的发行量也因此大增，成为我国早期报纸社会新闻宣传的成功范例。
今天看来，这是一桩当时的新闻，从新闻史、戏剧史、法律史、社会史来看，都是一条重要的史料。其实，自古至今的案例在社会生活中不胜枚举，只是由于《申报》的介入和深度报道，“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案子便有了特殊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采写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报道教育、影响、打动了许多人。今天看来，这件新闻报道，已经成为反映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优秀干部的历史事迹的典型文献之一。我们可以相信，将来它们在未来的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新闻积淀都有历史文献的意义。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跃进运动中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报道只能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如所谓亩产几千斤之类的报道，今天看来，仅是当时浮夸风的证明。错误的报道，只能证明人们曾经错误地对待历史。
史学如何转化为新闻形式，需要有特定的要求
对于史学来说，史学成果转化为新闻报道的种种形式，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近代以来这方面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史学如何转化为新闻形式，还需要有特定的要求，这就是不仅要有理念，而且要有技艺。所谓技艺，不仅仅表现为必要的形式，也包括思想性和技术的要求。而这方面的问题，常常是不少史学工作者所不大关注的，这就影响到史学成果转化为新闻报道。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不揣谫陋，试着对此发表一点个人的浅见。
首先，要十分关注报纸的社会功能。这里，有两层意思值得重视。一方面，我们提倡百家争鸣，要大家发表意见;另一方面，报纸是面对社会公众的，受众广泛，它具有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责任，并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它的独特作用，是其它形式无法取代的。
其次，从史学本身来看，主要看观点、材料、表述、创新等，是否符合与适应报纸的社会功能和新闻要求，比如，关于史料。史料是史学的根基。但是，史学文章不是史料的堆积。就报纸而言，史学文章不宜排比太多史料，应选择最有代表性、反映本质、篇幅适当的材料。如果史料中的文字费解或不够通俗，作者在行文中还应该作必要的解释。再如，关于表述。报纸文章的作者要尊重阅读对象，文字要清新，尤其是历史文章。这里，以梁启超为例。在戊戌变法前后，为了激励民众，宣扬变法，梁启超写下一篇篇富有感染力的文章，这与他成功地进行文体改革有关。他把中国近代报刊的政论文体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形成了独特的“报章体”(或称“时务文体”)。这种文体打破了传统格式叙事论理，在语言上摈弃了陈词套语，同时揉和着他的丰富的感情，这对读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史学与新闻”是一个跨学科的、内容丰富的、涉及面很广泛的问题，本文仅就三个问题发表了一点认识。而就这些认识来说，也是初步的，甚至是很浮浅的。如能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一齐来关注这个问题，改进这方面的工作，这对丰富新闻内容、促进史学发展、推进历史教育，提高全民族的历史文化素质，都有重要的意义。（马宝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