ＺＴ突厥汗国的军事战术

蔡鸿生

　　突厥军队的战术，以高速度的运动为特征，即唐太宗所说的"风驰电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突厥兵的出击毫无规律性。张鷟《朝野金载》记突厥人人塞有如下征兆："唐调露之后，有鸟大如鸠，色如乌雀，飞若风声，千万为队，时人谓之突厥雀。若来，突厥必至，后则无差。"这项记载并非无稽之谈（另详本书《突厥方物志》关于突厥雀的论述）。突厥雀分布于沙漠或半沙漠地带，在谢米列契，沙鸡常居于热海（伊塞克湖）北岸的山区，靠水草之地觅食，冬季迁徙，飞行极速。据此可知，唐代突厥雀南飞必在冬天，因为"胡地隆冬，草枯泉涸"。至于这种鸟性为什么会成为突厥人入塞的征兆，那显然是由于"每岁河冰合后，突厥即来寇掠"。一个"冰"字就这样把突厥雀南飞和突厥兵入塞联系起来了。突厥在"冰合"时节人侵中原是一种常例。《通典·突厥传》中云："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祠，突厥将人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候冰合渡河。"难怪唐代文士用"冰合贼过"一事拟题："将军守敬状：被差防河，恐冰合贼过，请差州兵上下数千里推冰，庶存通镇。"冰合便于渡河，不习水性的突厥骑兵选择这个时节入侵中原，是理所当然的。更有进者，兵强与马壮分不开，紧跟着"秋马肥"之后到来的冬天，成为突厥用武的"旺季"，就更容易理解了。此外，还应估计到"胡地隆冬，草枯泉涸"，此时掠夺临近的农业地区，正是为了解决草原地区人畜的给养问题。由此看来，突厥入侵的季节性，不外是游牧生活对军事行动的制约性的反映。

大名鼎鼎的马木留克：早期突厥人主力

　　像行猎应先摸清野兽的分布状况一样，作战之前也必须侦察敌人的动静，因此在突厥大队人马前头有一支刺探敌情的尖兵。贞观四年（630），张公谨行军至阴山，曾遇突厥"斥候千余帐"。这种"斥候"部队，犹如蒙古的"哨马"，十分机敏。所以唐太宗要王仁恭仿效这种办法，"远置斥候"。后来张廷圭也提醒过唐玄宗应对"贼有斥候"保持警惕。显然它是突厥行兵时重要的一环。中国文献所记的这种"斥候"，大概相当于突厥文的Komg，即"侦探"。

突厥人的回身反射

　　尽管"突厥所长，惟恃骑射"（前引唐太宗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突厥军队是单兵种作战的。如像游牧的畜牧业有手工业和农业作为辅助性的生产部门一样，步兵在突厥军队中也有一定比重。如七世纪后期，突厥复国时有"三分之二骑兵、三分之一步兵"。突厥骑兵与步兵配合行动，曾取得辉煌战果，"阙特勤步战冲锋，俘王都督及其兵械献于可汗"，就是例证。

　步兵在突厥军队中虽然只是辅助兵种，但却是一个起源最早的古老兵种。古突厥语用su字表示"军队"，"下令行军"为SuJorytdym,"集结兵力"为su buk。su字与"马"字at没有语义关系，但却与"矛"sugug直接相关。古老的突厥兵，是一支持矛而战的队伍。他们正如中国文献所说是"工于铁作"，还谈不上"善骑射"。"马队"即atlyr su，是在掌握驯马技术和发明鞍镫之后，才成为突厥兵的主体的。

　　骑兵既占突厥军队三分之二，行军禁忌自然是以马的动向为准的。据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二《后突厥三台》"一时争喷北风嘶"句注云："突厥凡征战，恶马喷、马嘶，以为将败之征。" 从现存史料中，还可看出突厥统帅在部署战斗时，通常是让属部兵员打头阵的。《暾欲谷碑》第43-44行有如下记载："我令十箭军队进发，我们也随其后作战。"看来，这是与《旧唐书·回纥传》所谓"每行止战斗，常以二客部落为军锋"相同的。因为客部落的附庸地位，使它们不得不在战斗中承担更带危险性的任务。

　此外，在突厥战术中，也有"斗将"这种方式，如："贼中有一骁将，超出来斗。""突厥许诺，因遣一将挑战，（窦）荣定遣（史）万岁应之。"看来，武德七年（624）唐太宗与颉利可汗在豳州城西骂阵，也就是一次斗将，只不过"唇枪"比刀枪更为突出而已。

　以上所述尽管不够完整，但仍然能够说明突厥人的战术是与其兵制和装备相适应的。
　　
　最后，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事例，来考察突厥汗庭如何根据它的兵制和战术进行军事部署。《旧唐书·梁师都传》云："（武德三年十一月）师都大惧，遣其尚书陆季览说处罗可汗日：‘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灭，唐国益大，师都甘从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愿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师都请为向导。‘处罗从之，谋合莫贺咄设人自原州，泥步设与梁师都入自延州，处罗人自并州，突利可汗与奚、契丹、鞨鞨入自幽州，合于窦建德，经滏口道，来会于晋绛。兵临发，遇处罗死，乃止。"

　这段记载，虽未全面反映突厥军队的活动，但其中有数点与本文所论甚合

　　第一，时在十一月，按节气已近"冰合"。

　　第二，梁师都北附突厥后受"大度毗伽可汗"称号，此处"请为向导"，正是以客部落身份充当"军锋"。

　　第三，两名"设"自原州、延州人侵，均属西路，即右翼。突利率奚诸部从幽州来，方位在东，即左翼。处罗人自并州，显然是亲率中军。所谓"会于晋绛"，实际上就是左右翼朝中路靠拢。毫无疑问，处罗可汗的作战计划也是遵循左中右三军的配置原则的。顺便指出，这次行军路线是沿袭历来塞北与中原交通的故道，即汉唐期间的"入塞三道"。

　　突厥军队最主要的装备是战马和兵器，中国史书虽有记录，但颇嫌简略。因此必须用考古资料来诠释文献，才能提供一个关于突厥军队装备的具体概念：

　《唐会要》卷七二《诸蕃马印》条云："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这里已经概括地描述了突厥马的体质结构和工作性能，下面根据考古资料作些补充。前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研究所考古队，曾在阿尔泰的牧民古墓中，掘出马的残骸23副，其中属于七、八世纪即突厥时代的共12副，包括肢骨10件、头骨6件。据查勒金研究，这12副马骸有11副可归入体高134--142厘米的"草原"马型，即几乎占总数的92％。因此可以确定，突厥时代阿尔泰马群基本部分的体型与现代哈萨克马近似。哈萨克马即我国所谓"伊犁马"，是良种之一。《唐会要》的上述记载，看来是可信的。

　　有马必有马具，但文献失载，因此只能全部征引考古资料。马鞍大概因质料不便长久保存，所以没有遗留到今天，但马衔和马镫则曾大量出土。突厥时代阿尔泰的马衔是铁制，成对，但不完全相称。衔有两环，环端穿孔系带。带扣由铁、铜或骨制成，扣里有活轴，使带可松可紧。马镫据库莱墓葬群出土所见，可分三类：

　　（l）最流行的是宽镫板、小革孔的8字形马镫

　　（2）形制略简，环孔顶端扁平，开一革孔

　　（3）此类形制最繁，环孔上方有高鼻，革孔横开。

　　这些马镫制作甚巧，环孔及楼板镂刻花纹，有的镫还镶上草木纹银错。马橙的使用对突厥军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骑士的脚有了着力点，便能变砍击为切击，从而提高杀伤效果。
　　
　　突厥军队使用的兵器，据《周书·突厥传》云："兵器有弓矢、鸣镝、甲鞘、刀剑。"现参照考古资料，分为射远器、卫体武器、短兵和长兵四类，逐项进行考释。

　　（l）射远器：包括弓矢和鸣镝。阿尔泰人在铜器和铁器时代早期，用简单的曲体木引七至九世纪才使用形制较繁的引从阿尔泰突厥墓的发掘中，可知这种弓具有如下结构：木胎，把手及两端以骨为社。卸弦平放时其长度为1.25米，持满时两端曲屈成M字形。这种骨衬M字形弓，其射程、强度和准确性均较古弓为佳。铁制箭镞多为三角形的三叶镞。镞叶穿孔，镞的下方附有钻孔的骨质球体，射出时遇风发响，这就是"鸣镝"。

　　（2）卫体武器：阿尔泰古墓至今尚未发现突厥人服用的盔甲。但中国文献对此屡次提及，如唐太宗说突厥"以甲胄为常服"（见前引），黑齿常之"见贼徒（指突厥兵）争下马著甲"，皆是。古米列夫认为有无甲胄是侍卫之士与控弦之士在装备上的重要差别。这可能是甲胄不见于阿尔泰墓的原因之一。

　　（3）短兵：根据阿尔泰突厥墓葬品及蒙古和南西伯利亚突厥石人像的佩饰，可把马刀、匕首和剑归人这一类。马刀柄直，有十字形的腊（也有弯柄无腊的），刀身厚重。匕首也是直柄，惟刀锋有楔。剑制作甚精，剑身楼刻图案，可能是贵族佩用的外来品。

　　（4）长兵：目前仅知有长矛和马绊两种。阿尔泰墓出士的铁矛，其形制为銎管颇长，矛尖狭长成校形，以利戳甲。马绊即套马索，既是游牧人的牧具，又是一种武器。由于它有这样的价值，所以突厥法规定盗马绊者处死。

　　　突厥军队的上述装备，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相当优越的，难怪毗伽可汗十分自豪："我父可汗的军队有如狼，他的敌人有如羊！"

　　　突厥军队的优异装备，除自身"工于铁作"并继承前代游牧人的技术遗产外，还与直接利用局部的资源有关。例如黠戛斯"每雨，俗必得铁，号迦沙，为兵绝犀利，常以输突厥"。难怪有人把黠戛斯所在的米努申盆地称作"突厥汗国铁器制作和兵器生产的基地"。至于当时先进汉文化的影响也值得注意。隋唐两代突厥与中原连年文兵，通过俘掠和投奔等途径，人突厥的汉人为数甚多。据《隋书·突厥传》云："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可知突厥的"强盛"与这些"中国人"有关。至于他们对突厥军事技术有何影响，史无明载，下面所述只是一些迹象："突厥颉利可汗攻马邑，以（高）开道兵善为攻具，引之陷马邑而去。"看来，突厥人是在中原降兵帮助下获得有效的攻城手段的。此外，唐代河东道"北边突厥"，这个地区以产弓著称，故李德裕"请甲于安定"，同时又请"弓人于河东"。弓既是重要的兵器，而河东又屡遭突厥践踏，很可能有一批弓匠被掳入突厥，成为促进漠北制弓技术发展的外来因素。蔡鸿生

　　突厥军队的战术，以高速度的运动为特征，即唐太宗所说的"风驰电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突厥兵的出击毫无规律性。张鷟《朝野金载》记突厥人人塞有如下征兆："唐调露之后，有鸟大如鸠，色如乌雀，飞若风声，千万为队，时人谓之突厥雀。若来，突厥必至，后则无差。"这项记载并非无稽之谈（另详本书《突厥方物志》关于突厥雀的论述）。突厥雀分布于沙漠或半沙漠地带，在谢米列契，沙鸡常居于热海（伊塞克湖）北岸的山区，靠水草之地觅食，冬季迁徙，飞行极速。据此可知，唐代突厥雀南飞必在冬天，因为"胡地隆冬，草枯泉涸"。至于这种鸟性为什么会成为突厥人入塞的征兆，那显然是由于"每岁河冰合后，突厥即来寇掠"。一个"冰"字就这样把突厥雀南飞和突厥兵入塞联系起来了。突厥在"冰合"时节人侵中原是一种常例。《通典·突厥传》中云："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祠，突厥将人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候冰合渡河。"难怪唐代文士用"冰合贼过"一事拟题："将军守敬状：被差防河，恐冰合贼过，请差州兵上下数千里推冰，庶存通镇。"冰合便于渡河，不习水性的突厥骑兵选择这个时节入侵中原，是理所当然的。更有进者，兵强与马壮分不开，紧跟着"秋马肥"之后到来的冬天，成为突厥用武的"旺季"，就更容易理解了。此外，还应估计到"胡地隆冬，草枯泉涸"，此时掠夺临近的农业地区，正是为了解决草原地区人畜的给养问题。由此看来，突厥入侵的季节性，不外是游牧生活对军事行动的制约性的反映。

大名鼎鼎的马木留克：早期突厥人主力

　　像行猎应先摸清野兽的分布状况一样，作战之前也必须侦察敌人的动静，因此在突厥大队人马前头有一支刺探敌情的尖兵。贞观四年（630），张公谨行军至阴山，曾遇突厥"斥候千余帐"。这种"斥候"部队，犹如蒙古的"哨马"，十分机敏。所以唐太宗要王仁恭仿效这种办法，"远置斥候"。后来张廷圭也提醒过唐玄宗应对"贼有斥候"保持警惕。显然它是突厥行兵时重要的一环。中国文献所记的这种"斥候"，大概相当于突厥文的Komg，即"侦探"。

突厥人的回身反射

　　尽管"突厥所长，惟恃骑射"（前引唐太宗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突厥军队是单兵种作战的。如像游牧的畜牧业有手工业和农业作为辅助性的生产部门一样，步兵在突厥军队中也有一定比重。如七世纪后期，突厥复国时有"三分之二骑兵、三分之一步兵"。突厥骑兵与步兵配合行动，曾取得辉煌战果，"阙特勤步战冲锋，俘王都督及其兵械献于可汗"，就是例证。

　步兵在突厥军队中虽然只是辅助兵种，但却是一个起源最早的古老兵种。古突厥语用su字表示"军队"，"下令行军"为SuJorytdym,"集结兵力"为su buk。su字与"马"字at没有语义关系，但却与"矛"sugug直接相关。古老的突厥兵，是一支持矛而战的队伍。他们正如中国文献所说是"工于铁作"，还谈不上"善骑射"。"马队"即atlyr su，是在掌握驯马技术和发明鞍镫之后，才成为突厥兵的主体的。

　　骑兵既占突厥军队三分之二，行军禁忌自然是以马的动向为准的。据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二《后突厥三台》"一时争喷北风嘶"句注云："突厥凡征战，恶马喷、马嘶，以为将败之征。" 从现存史料中，还可看出突厥统帅在部署战斗时，通常是让属部兵员打头阵的。《暾欲谷碑》第43-44行有如下记载："我令十箭军队进发，我们也随其后作战。"看来，这是与《旧唐书·回纥传》所谓"每行止战斗，常以二客部落为军锋"相同的。因为客部落的附庸地位，使它们不得不在战斗中承担更带危险性的任务。

　此外，在突厥战术中，也有"斗将"这种方式，如："贼中有一骁将，超出来斗。""突厥许诺，因遣一将挑战，（窦）荣定遣（史）万岁应之。"看来，武德七年（624）唐太宗与颉利可汗在豳州城西骂阵，也就是一次斗将，只不过"唇枪"比刀枪更为突出而已。

　以上所述尽管不够完整，但仍然能够说明突厥人的战术是与其兵制和装备相适应的。
　　
　最后，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事例，来考察突厥汗庭如何根据它的兵制和战术进行军事部署。《旧唐书·梁师都传》云："（武德三年十一月）师都大惧，遣其尚书陆季览说处罗可汗日：‘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灭，唐国益大，师都甘从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愿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师都请为向导。‘处罗从之，谋合莫贺咄设人自原州，泥步设与梁师都入自延州，处罗人自并州，突利可汗与奚、契丹、鞨鞨入自幽州，合于窦建德，经滏口道，来会于晋绛。兵临发，遇处罗死，乃止。"

　这段记载，虽未全面反映突厥军队的活动，但其中有数点与本文所论甚合

　　第一，时在十一月，按节气已近"冰合"。

　　第二，梁师都北附突厥后受"大度毗伽可汗"称号，此处"请为向导"，正是以客部落身份充当"军锋"。

　　第三，两名"设"自原州、延州人侵，均属西路，即右翼。突利率奚诸部从幽州来，方位在东，即左翼。处罗人自并州，显然是亲率中军。所谓"会于晋绛"，实际上就是左右翼朝中路靠拢。毫无疑问，处罗可汗的作战计划也是遵循左中右三军的配置原则的。顺便指出，这次行军路线是沿袭历来塞北与中原交通的故道，即汉唐期间的"入塞三道"。

　　突厥军队最主要的装备是战马和兵器，中国史书虽有记录，但颇嫌简略。因此必须用考古资料来诠释文献，才能提供一个关于突厥军队装备的具体概念：

　《唐会要》卷七二《诸蕃马印》条云："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这里已经概括地描述了突厥马的体质结构和工作性能，下面根据考古资料作些补充。前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研究所考古队，曾在阿尔泰的牧民古墓中，掘出马的残骸23副，其中属于七、八世纪即突厥时代的共12副，包括肢骨10件、头骨6件。据查勒金研究，这12副马骸有11副可归入体高134--142厘米的"草原"马型，即几乎占总数的92％。因此可以确定，突厥时代阿尔泰马群基本部分的体型与现代哈萨克马近似。哈萨克马即我国所谓"伊犁马"，是良种之一。《唐会要》的上述记载，看来是可信的。

　　有马必有马具，但文献失载，因此只能全部征引考古资料。马鞍大概因质料不便长久保存，所以没有遗留到今天，但马衔和马镫则曾大量出土。突厥时代阿尔泰的马衔是铁制，成对，但不完全相称。衔有两环，环端穿孔系带。带扣由铁、铜或骨制成，扣里有活轴，使带可松可紧。马镫据库莱墓葬群出土所见，可分三类：

　　（l）最流行的是宽镫板、小革孔的8字形马镫

　　（2）形制略简，环孔顶端扁平，开一革孔

　　（3）此类形制最繁，环孔上方有高鼻，革孔横开。

　　这些马镫制作甚巧，环孔及楼板镂刻花纹，有的镫还镶上草木纹银错。马橙的使用对突厥军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骑士的脚有了着力点，便能变砍击为切击，从而提高杀伤效果。
　　
　　突厥军队使用的兵器，据《周书·突厥传》云："兵器有弓矢、鸣镝、甲鞘、刀剑。"现参照考古资料，分为射远器、卫体武器、短兵和长兵四类，逐项进行考释。

　　（l）射远器：包括弓矢和鸣镝。阿尔泰人在铜器和铁器时代早期，用简单的曲体木引七至九世纪才使用形制较繁的引从阿尔泰突厥墓的发掘中，可知这种弓具有如下结构：木胎，把手及两端以骨为社。卸弦平放时其长度为1.25米，持满时两端曲屈成M字形。这种骨衬M字形弓，其射程、强度和准确性均较古弓为佳。铁制箭镞多为三角形的三叶镞。镞叶穿孔，镞的下方附有钻孔的骨质球体，射出时遇风发响，这就是"鸣镝"。

　　（2）卫体武器：阿尔泰古墓至今尚未发现突厥人服用的盔甲。但中国文献对此屡次提及，如唐太宗说突厥"以甲胄为常服"（见前引），黑齿常之"见贼徒（指突厥兵）争下马著甲"，皆是。古米列夫认为有无甲胄是侍卫之士与控弦之士在装备上的重要差别。这可能是甲胄不见于阿尔泰墓的原因之一。

　　（3）短兵：根据阿尔泰突厥墓葬品及蒙古和南西伯利亚突厥石人像的佩饰，可把马刀、匕首和剑归人这一类。马刀柄直，有十字形的腊（也有弯柄无腊的），刀身厚重。匕首也是直柄，惟刀锋有楔。剑制作甚精，剑身楼刻图案，可能是贵族佩用的外来品。

　　（4）长兵：目前仅知有长矛和马绊两种。阿尔泰墓出士的铁矛，其形制为銎管颇长，矛尖狭长成校形，以利戳甲。马绊即套马索，既是游牧人的牧具，又是一种武器。由于它有这样的价值，所以突厥法规定盗马绊者处死。

　　　突厥军队的上述装备，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相当优越的，难怪毗伽可汗十分自豪："我父可汗的军队有如狼，他的敌人有如羊！"

　　　突厥军队的优异装备，除自身"工于铁作"并继承前代游牧人的技术遗产外，还与直接利用局部的资源有关。例如黠戛斯"每雨，俗必得铁，号迦沙，为兵绝犀利，常以输突厥"。难怪有人把黠戛斯所在的米努申盆地称作"突厥汗国铁器制作和兵器生产的基地"。至于当时先进汉文化的影响也值得注意。隋唐两代突厥与中原连年文兵，通过俘掠和投奔等途径，人突厥的汉人为数甚多。据《隋书·突厥传》云："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可知突厥的"强盛"与这些"中国人"有关。至于他们对突厥军事技术有何影响，史无明载，下面所述只是一些迹象："突厥颉利可汗攻马邑，以（高）开道兵善为攻具，引之陷马邑而去。"看来，突厥人是在中原降兵帮助下获得有效的攻城手段的。此外，唐代河东道"北边突厥"，这个地区以产弓著称，故李德裕"请甲于安定"，同时又请"弓人于河东"。弓既是重要的兵器，而河东又屡遭突厥践踏，很可能有一批弓匠被掳入突厥，成为促进漠北制弓技术发展的外来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