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有心戍边，无力回天——熊廷弼的是非功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2: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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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古称“辽左”。古来为各游牧民族部落势力范围。自清河以南一直到鸭绿江口地区，主要由女真人统治。此地原为古代的肃慎国，汉代称挹搂，元魏名勿吉，隋、唐叫靺鞨，辽、金曰女真，永乐中期归顺明朝，属建州卫。明中叶，各部强酋蜂起，“争为雄长，各主其他，互相攻战，甚者兄弟自残，强凌弱，众暴寡，争夺无己。”角逐的结果，建州部不断发展壮大，逐渐统一女真各部。万历三十六年三月，建州地区计有卫所二百零四个，城镇驿站五十八处，并不停地辟土开疆，扩展力量。终对明构成了威胁。四十二年，双方约定划界，立“满”字碑于界上。此为“满清”或“满族”称谓之由来。
万历四十四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称帝，建国后金。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从此崛起，成为一支不可遏止的政治力量，并逐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明对此虽并非毫无认识，然万历朝“天子又置万几不理”，“漠然不闻，致辽东大坏”。明在辽东的势力被不断削弱，却必须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允许后金向前发展，更不能让他们迫近京师，危及社稷。此种对立及其发展必然激化为战争，于是辽东之争就势在必行了。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一举攻陷辽东重镇抚顺。明廷震惊，方意识到“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危急。” 四十七年正月，任命杨镐为兵部侍郎经略辽东，兵发四路，进攻后金，师期为三月二日。于是历史上有名的萨尔浒战役爆发了。战争从三月初一至初五，历时五天，努尔哈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明军四路出师，三路败北，文武将吏死310余人，军士45800余人，名将杜松、刘铤均力战身亡。
熊廷弼就是在这个时刻受命上任，经略辽东的。《明史 列传147》载：“四十七年，杨镐既丧师，廷议以廷弼熟边事，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旋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镐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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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第二年进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赴辽东任之前，熊廷弼已经做到了大理丞，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
之所以起用熊廷弼，是因为他在万历三十六年曾巡按辽东，情况比较熟悉。但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杨镐兵败的后遗症。明廷对辽东的形势缺乏正确判断，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小看了后金的力量，以为努尔哈赤像万历朝早期的蒙古部落勃拜、云贵土司杨应龙一样，只要明军大兵压境，势必土崩瓦解。在“大彰挞伐，以振国威。”的方略受挫之后，既然进攻不成，遂改策略为防守。主守的方略自然更受重视。但一当后金退却，朝廷则又倾向于进攻，这种决策的不确定性，一直贯穿“辽左兵端”的整个进程，一直到崇祯年军事优势完全丧失，彻底放弃辽东，退守山海关之时。
熊廷弼是稳健的主守派，当初他巡按辽东时，就提出过“以辽守辽“的建议，“廷弼言辽多旷土，岁于额军八万中以三分屯种，可得粟百三十万石。帝优诏褒美，命推行于诸边。边将好捣巢，辄生衅端。廷弼言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 （《明史 列传147》）
当时方从哲为内阁首辅，朝政为浙党掌控。而熊廷弼主守的策略与浙党主张背道而驰，与浙党是敌非友。杨镐兵败后，浙党大受攻击，起用熊廷弼实非其所愿，属不得已之举。熊廷弼对此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人才到山海关，就上书求兵求饷，告白说：“乞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 熊廷弼是自负之人，按他的想法，既然任用他，朝廷就应该不遗余力地全力支持他，方略、兵饷、用人都应该照他的意见办理。但对于辽东是战是守，朝廷并无确定的国策，且朝野党争激烈，各派互相攻击漫骂，彼此掣肘，皇帝听之任之，漠不关心。大家关心的并非军国大事，而首先是私人利益和利害冲突。所以也根本无法达成一致性的决定。
熊廷弼上任伊始，未出京，开原失，“甫出关，铁岭复失，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所以皇帝见疏后赐尚方剑重其权，基本认可了他的建议。有皇帝撑腰之后，“廷弼兼程进，遇逃者，谕令归。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死节士。诛贪将陈伦，劾罢总兵官李如桢，以李怀信代。”整顿军纪之后，又加固防线，“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为守御计。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随后，又建议“请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一年时间干得有声有色，颇有成效，“辽东人心始固”。熊廷弼也一时踌躇满志，意在打造一条坚固的塞外长城。
不过，虽然熊廷弼确实治理有方，但并非一人之功，也不全是如后人所称许的全靠经略有方，使后金无隙可乘。这里面有努尔哈赤的大力“配合”。就在熊廷弼忙于整治边防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闲着，而是征讨平定东北的其他部落，先指挥骑兵数万人马直奔金台失部的营地，激战一日将其消灭。接着又挥兵攻打白羊骨部。后金大兵突至，门千骨部穷途末路被迫投降，头目被杀，叶赫部落从此灭亡。此后，其他如抄化、暖兔部落等，也相继被收买分化。联络叶赫等部牵制后金，这本来也在熊廷弼的算中，可惜那时他自顾不暇，无力相助。这样到万历四十八年，除朝鲜尚未归顺外，努尔哈赤已基本平定东北各部，势力日盛。
而在辽东布防的熊廷弼却面临大量难题。首先是兵源，按他提出的守备计划，至少需18万军队，尽管朝廷给予了配合，从四川、云贵等地均调兵入辽东增援，但实际数目也就十二、三万左右，且大多未经战阵，素质不高。新兵更是三天两头开小差，由兵部赞画主事刘国缙招幕来的新兵，被派往戍守镇江、宽甸、清河等要地，没多久几乎全部队伍都逃之夭夭了。
其次是粮饷，防守并非易事，是相当花钱的。《明史纪事本末载》，万历四十七年，天下加赋八百万，辽饷三百二十四万，另征车三万七干辆，牛七万四千头，加上打造器械、修缮城堡，构筑工事等费用，辽东饷总计每年五百多万。而这费用到崇祯末年，激增至九百多万。如此一笔军备开支，对经济衰退，正走下坡路的明朝，实为一大极为沉重的负担。而这大笔费用当然是“取之于民”的，这种竭泽而渔的盘剥让社会矛盾和冲突更为激化，反过来又使经济加速衰退，形成恶性循环。可以断定，以明当时之社会、政治、经济局面和事态，如熊廷弼设想的那样加固城垒，分兵布防，镇守要地，相机出击，在辽东构筑一条进可攻，退可守的坚固防线根本难以实现，充其量不过一条中看的“马其诺”而已。
此外，辽东战事当时为朝廷官员们的一大炒作对象。来往于朝廷的书信、奏章满天飞扬，大多是大话连篇的愚腐之见，纸上谈兵之荒谬言论，或于事无补的道德文章。且朝中党争激烈，大臣们以对骂为职业，以打倒政敌为目的，于国事未必真正关心。相互攻讦，彼此掣肘，结果是谁也干不成事情。礼教立国，文官治国的制度，一到政治严重腐败的时候，一切丑陋卑劣全都显露无遗。
因此，熊廷弼的免职也就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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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其人，虽早年乡试第一，倒也并非文弱书生。《明史》称其“有胆知兵，善左右射”。然而熊廷弼性格暴躁，心胸狭窄，且眼高于顶，盛气凌人，“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尽管早年官运亨通，那是靠考试和学问换来的，一旦独当大任，成为焦点人物之后，这种与中国人普遍认同的为人准则和官场处世规则背道而驰的特立独行，傲慢自负，就成为了别人攻击的靶子。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的话，熊廷弼后来的遭遇与其性格弱点有极大联系。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熊廷弼下令免去兵部赞画主事刘国缙，原因是刘国缙主张用辽人，但熊廷弼却坚持认为辽人不可用，于是二人争吵不休，乃至各行其是。后来“国缙主募辽人为兵，所募万七千余人，逃亡过半。”熊廷弼就以此事上闻，使刘谪官。当时巡按辽东的言官给事中姚宗文，与熊、刘本是旧相好，老交情。“廷弼为御史时，与国缙、宗文同在言路，意气相得，并以排东林、攻道学为事。国缙辈以故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益相失。”所以，姚宗文回京之后，“疏陈辽土日蹙，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复鼓其同类攻击，欲必去之。驱逐熊廷弼的风潮、由此推波逐浪，愈演愈烈。
当然，熊廷弼不是好欺负的，说到攻讦，他也是个中高手，早年就有过“与巡按御史荆养乔相讦奏。养乔投劾去”的战绩，巡按辽东时也曾夸大其词，指责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弃地驱民”之过。他反唇相讥，说姚宗文等在辽东战事不利时，“各楸然禁声，不敢进一战字。比见臣收拾才足，而楸然者又复哄然，急急责战吴。毕竟矮人观场，有何真见？”不过，姚是浙党人，背后有人撑腰，而熊廷弼以其个性，得罪人多，也不会与任何一党有密切关系，又远在关外，故而孤掌难鸣，支持者寥寥。最终皇帝“诏下廷议。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但倒熊官员们并不善罢甘休，继续上书指责，“御史张修德复劾其破坏辽阳”。把熊廷弼气的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干脆撩挑子不干了，上书自称“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缴还尚方剑，力求罢斥。” 朝议商定之后，同意让熊廷弼辞职，以袁应泰为兵部右侍郎兼前职，代为经略。
不过熊廷弼是一头犟驴，不到南墙不甘心，尚不肯罢休。心想老子辛苦了一年，好不容易才把辽东治理成这个样子，这么便宜就让那帮鸟人修理了，真他妈窝囊。天下岂能有这等不公之事？于是，天启元年，熊廷弼上疏要求调查其辽东过失，因为冯三元、董应嘉、张修德等人攻击最激烈，熊廷弼即奏请让这三人来调查。因有人反对，于是改命兵科给事中朱童蒙负责调查，调查报告更为离奇，“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呵呵，百姓拥戴也是罪过，那样将置君恩于何地？）最后的结论还是不错，“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
就这样，事情不了了之，熊廷弼功罪相抵，被闲置待用。尽管有文武之才，战略眼光也远胜同僚，但说到政治手腕，圆滑变通，熊经略却真是幼稚如童子。1
辽东古称“辽左”。古来为各游牧民族部落势力范围。自清河以南一直到鸭绿江口地区，主要由女真人统治。此地原为古代的肃慎国，汉代称挹搂，元魏名勿吉，隋、唐叫靺鞨，辽、金曰女真，永乐中期归顺明朝，属建州卫。明中叶，各部强酋蜂起，“争为雄长，各主其他，互相攻战，甚者兄弟自残，强凌弱，众暴寡，争夺无己。”角逐的结果，建州部不断发展壮大，逐渐统一女真各部。万历三十六年三月，建州地区计有卫所二百零四个，城镇驿站五十八处，并不停地辟土开疆，扩展力量。终对明构成了威胁。四十二年，双方约定划界，立“满”字碑于界上。此为“满清”或“满族”称谓之由来。
万历四十四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称帝，建国后金。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从此崛起，成为一支不可遏止的政治力量，并逐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明对此虽并非毫无认识，然万历朝“天子又置万几不理”，“漠然不闻，致辽东大坏”。明在辽东的势力被不断削弱，却必须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允许后金向前发展，更不能让他们迫近京师，危及社稷。此种对立及其发展必然激化为战争，于是辽东之争就势在必行了。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一举攻陷辽东重镇抚顺。明廷震惊，方意识到“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危急。” 四十七年正月，任命杨镐为兵部侍郎经略辽东，兵发四路，进攻后金，师期为三月二日。于是历史上有名的萨尔浒战役爆发了。战争从三月初一至初五，历时五天，努尔哈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明军四路出师，三路败北，文武将吏死310余人，军士45800余人，名将杜松、刘铤均力战身亡。
熊廷弼就是在这个时刻受命上任，经略辽东的。《明史 列传147》载：“四十七年，杨镐既丧师，廷议以廷弼熟边事，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旋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镐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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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第二年进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赴辽东任之前，熊廷弼已经做到了大理丞，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
之所以起用熊廷弼，是因为他在万历三十六年曾巡按辽东，情况比较熟悉。但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杨镐兵败的后遗症。明廷对辽东的形势缺乏正确判断，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小看了后金的力量，以为努尔哈赤像万历朝早期的蒙古部落勃拜、云贵土司杨应龙一样，只要明军大兵压境，势必土崩瓦解。在“大彰挞伐，以振国威。”的方略受挫之后，既然进攻不成，遂改策略为防守。主守的方略自然更受重视。但一当后金退却，朝廷则又倾向于进攻，这种决策的不确定性，一直贯穿“辽左兵端”的整个进程，一直到崇祯年军事优势完全丧失，彻底放弃辽东，退守山海关之时。
熊廷弼是稳健的主守派，当初他巡按辽东时，就提出过“以辽守辽“的建议，“廷弼言辽多旷土，岁于额军八万中以三分屯种，可得粟百三十万石。帝优诏褒美，命推行于诸边。边将好捣巢，辄生衅端。廷弼言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 （《明史 列传147》）
当时方从哲为内阁首辅，朝政为浙党掌控。而熊廷弼主守的策略与浙党主张背道而驰，与浙党是敌非友。杨镐兵败后，浙党大受攻击，起用熊廷弼实非其所愿，属不得已之举。熊廷弼对此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人才到山海关，就上书求兵求饷，告白说：“乞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 熊廷弼是自负之人，按他的想法，既然任用他，朝廷就应该不遗余力地全力支持他，方略、兵饷、用人都应该照他的意见办理。但对于辽东是战是守，朝廷并无确定的国策，且朝野党争激烈，各派互相攻击漫骂，彼此掣肘，皇帝听之任之，漠不关心。大家关心的并非军国大事，而首先是私人利益和利害冲突。所以也根本无法达成一致性的决定。
熊廷弼上任伊始，未出京，开原失，“甫出关，铁岭复失，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所以皇帝见疏后赐尚方剑重其权，基本认可了他的建议。有皇帝撑腰之后，“廷弼兼程进，遇逃者，谕令归。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死节士。诛贪将陈伦，劾罢总兵官李如桢，以李怀信代。”整顿军纪之后，又加固防线，“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为守御计。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随后，又建议“请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一年时间干得有声有色，颇有成效，“辽东人心始固”。熊廷弼也一时踌躇满志，意在打造一条坚固的塞外长城。
不过，虽然熊廷弼确实治理有方，但并非一人之功，也不全是如后人所称许的全靠经略有方，使后金无隙可乘。这里面有努尔哈赤的大力“配合”。就在熊廷弼忙于整治边防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闲着，而是征讨平定东北的其他部落，先指挥骑兵数万人马直奔金台失部的营地，激战一日将其消灭。接着又挥兵攻打白羊骨部。后金大兵突至，门千骨部穷途末路被迫投降，头目被杀，叶赫部落从此灭亡。此后，其他如抄化、暖兔部落等，也相继被收买分化。联络叶赫等部牵制后金，这本来也在熊廷弼的算中，可惜那时他自顾不暇，无力相助。这样到万历四十八年，除朝鲜尚未归顺外，努尔哈赤已基本平定东北各部，势力日盛。
而在辽东布防的熊廷弼却面临大量难题。首先是兵源，按他提出的守备计划，至少需18万军队，尽管朝廷给予了配合，从四川、云贵等地均调兵入辽东增援，但实际数目也就十二、三万左右，且大多未经战阵，素质不高。新兵更是三天两头开小差，由兵部赞画主事刘国缙招幕来的新兵，被派往戍守镇江、宽甸、清河等要地，没多久几乎全部队伍都逃之夭夭了。
其次是粮饷，防守并非易事，是相当花钱的。《明史纪事本末载》，万历四十七年，天下加赋八百万，辽饷三百二十四万，另征车三万七干辆，牛七万四千头，加上打造器械、修缮城堡，构筑工事等费用，辽东饷总计每年五百多万。而这费用到崇祯末年，激增至九百多万。如此一笔军备开支，对经济衰退，正走下坡路的明朝，实为一大极为沉重的负担。而这大笔费用当然是“取之于民”的，这种竭泽而渔的盘剥让社会矛盾和冲突更为激化，反过来又使经济加速衰退，形成恶性循环。可以断定，以明当时之社会、政治、经济局面和事态，如熊廷弼设想的那样加固城垒，分兵布防，镇守要地，相机出击，在辽东构筑一条进可攻，退可守的坚固防线根本难以实现，充其量不过一条中看的“马其诺”而已。
此外，辽东战事当时为朝廷官员们的一大炒作对象。来往于朝廷的书信、奏章满天飞扬，大多是大话连篇的愚腐之见，纸上谈兵之荒谬言论，或于事无补的道德文章。且朝中党争激烈，大臣们以对骂为职业，以打倒政敌为目的，于国事未必真正关心。相互攻讦，彼此掣肘，结果是谁也干不成事情。礼教立国，文官治国的制度，一到政治严重腐败的时候，一切丑陋卑劣全都显露无遗。
因此，熊廷弼的免职也就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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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其人，虽早年乡试第一，倒也并非文弱书生。《明史》称其“有胆知兵，善左右射”。然而熊廷弼性格暴躁，心胸狭窄，且眼高于顶，盛气凌人，“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尽管早年官运亨通，那是靠考试和学问换来的，一旦独当大任，成为焦点人物之后，这种与中国人普遍认同的为人准则和官场处世规则背道而驰的特立独行，傲慢自负，就成为了别人攻击的靶子。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的话，熊廷弼后来的遭遇与其性格弱点有极大联系。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熊廷弼下令免去兵部赞画主事刘国缙，原因是刘国缙主张用辽人，但熊廷弼却坚持认为辽人不可用，于是二人争吵不休，乃至各行其是。后来“国缙主募辽人为兵，所募万七千余人，逃亡过半。”熊廷弼就以此事上闻，使刘谪官。当时巡按辽东的言官给事中姚宗文，与熊、刘本是旧相好，老交情。“廷弼为御史时，与国缙、宗文同在言路，意气相得，并以排东林、攻道学为事。国缙辈以故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益相失。”所以，姚宗文回京之后，“疏陈辽土日蹙，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复鼓其同类攻击，欲必去之。驱逐熊廷弼的风潮、由此推波逐浪，愈演愈烈。
当然，熊廷弼不是好欺负的，说到攻讦，他也是个中高手，早年就有过“与巡按御史荆养乔相讦奏。养乔投劾去”的战绩，巡按辽东时也曾夸大其词，指责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弃地驱民”之过。他反唇相讥，说姚宗文等在辽东战事不利时，“各楸然禁声，不敢进一战字。比见臣收拾才足，而楸然者又复哄然，急急责战吴。毕竟矮人观场，有何真见？”不过，姚是浙党人，背后有人撑腰，而熊廷弼以其个性，得罪人多，也不会与任何一党有密切关系，又远在关外，故而孤掌难鸣，支持者寥寥。最终皇帝“诏下廷议。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但倒熊官员们并不善罢甘休，继续上书指责，“御史张修德复劾其破坏辽阳”。把熊廷弼气的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干脆撩挑子不干了，上书自称“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缴还尚方剑，力求罢斥。” 朝议商定之后，同意让熊廷弼辞职，以袁应泰为兵部右侍郎兼前职，代为经略。
不过熊廷弼是一头犟驴，不到南墙不甘心，尚不肯罢休。心想老子辛苦了一年，好不容易才把辽东治理成这个样子，这么便宜就让那帮鸟人修理了，真他妈窝囊。天下岂能有这等不公之事？于是，天启元年，熊廷弼上疏要求调查其辽东过失，因为冯三元、董应嘉、张修德等人攻击最激烈，熊廷弼即奏请让这三人来调查。因有人反对，于是改命兵科给事中朱童蒙负责调查，调查报告更为离奇，“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呵呵，百姓拥戴也是罪过，那样将置君恩于何地？）最后的结论还是不错，“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
就这样，事情不了了之，熊廷弼功罪相抵，被闲置待用。尽管有文武之才，战略眼光也远胜同僚，但说到政治手腕，圆滑变通，熊经略却真是幼稚如童子。
辽东古称“辽左”。古来为各游牧民族部落势力范围。自清河以南一直到鸭绿江口地区，主要由女真人统治。此地原为古代的肃慎国，汉代称挹搂，元魏名勿吉，隋、唐叫靺鞨，辽、金曰女真，永乐中期归顺明朝，属建州卫。明中叶，各部强酋蜂起，“争为雄长，各主其他，互相攻战，甚者兄弟自残，强凌弱，众暴寡，争夺无己。”角逐的结果，建州部不断发展壮大，逐渐统一女真各部。万历三十六年三月，建州地区计有卫所二百零四个，城镇驿站五十八处，并不停地辟土开疆，扩展力量。终对明构成了威胁。四十二年，双方约定划界，立“满”字碑于界上。此为“满清”或“满族”称谓之由来。
万历四十四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称帝，建国后金。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从此崛起，成为一支不可遏止的政治力量，并逐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明对此虽并非毫无认识，然万历朝“天子又置万几不理”，“漠然不闻，致辽东大坏”。明在辽东的势力被不断削弱，却必须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允许后金向前发展，更不能让他们迫近京师，危及社稷。此种对立及其发展必然激化为战争，于是辽东之争就势在必行了。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一举攻陷辽东重镇抚顺。明廷震惊，方意识到“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危急。” 四十七年正月，任命杨镐为兵部侍郎经略辽东，兵发四路，进攻后金，师期为三月二日。于是历史上有名的萨尔浒战役爆发了。战争从三月初一至初五，历时五天，努尔哈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明军四路出师，三路败北，文武将吏死310余人，军士45800余人，名将杜松、刘铤均力战身亡。
熊廷弼就是在这个时刻受命上任，经略辽东的。《明史 列传147》载：“四十七年，杨镐既丧师，廷议以廷弼熟边事，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旋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镐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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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第二年进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赴辽东任之前，熊廷弼已经做到了大理丞，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
之所以起用熊廷弼，是因为他在万历三十六年曾巡按辽东，情况比较熟悉。但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杨镐兵败的后遗症。明廷对辽东的形势缺乏正确判断，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小看了后金的力量，以为努尔哈赤像万历朝早期的蒙古部落勃拜、云贵土司杨应龙一样，只要明军大兵压境，势必土崩瓦解。在“大彰挞伐，以振国威。”的方略受挫之后，既然进攻不成，遂改策略为防守。主守的方略自然更受重视。但一当后金退却，朝廷则又倾向于进攻，这种决策的不确定性，一直贯穿“辽左兵端”的整个进程，一直到崇祯年军事优势完全丧失，彻底放弃辽东，退守山海关之时。
熊廷弼是稳健的主守派，当初他巡按辽东时，就提出过“以辽守辽“的建议，“廷弼言辽多旷土，岁于额军八万中以三分屯种，可得粟百三十万石。帝优诏褒美，命推行于诸边。边将好捣巢，辄生衅端。廷弼言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 （《明史 列传147》）
当时方从哲为内阁首辅，朝政为浙党掌控。而熊廷弼主守的策略与浙党主张背道而驰，与浙党是敌非友。杨镐兵败后，浙党大受攻击，起用熊廷弼实非其所愿，属不得已之举。熊廷弼对此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人才到山海关，就上书求兵求饷，告白说：“乞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 熊廷弼是自负之人，按他的想法，既然任用他，朝廷就应该不遗余力地全力支持他，方略、兵饷、用人都应该照他的意见办理。但对于辽东是战是守，朝廷并无确定的国策，且朝野党争激烈，各派互相攻击漫骂，彼此掣肘，皇帝听之任之，漠不关心。大家关心的并非军国大事，而首先是私人利益和利害冲突。所以也根本无法达成一致性的决定。
熊廷弼上任伊始，未出京，开原失，“甫出关，铁岭复失，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所以皇帝见疏后赐尚方剑重其权，基本认可了他的建议。有皇帝撑腰之后，“廷弼兼程进，遇逃者，谕令归。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死节士。诛贪将陈伦，劾罢总兵官李如桢，以李怀信代。”整顿军纪之后，又加固防线，“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为守御计。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随后，又建议“请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一年时间干得有声有色，颇有成效，“辽东人心始固”。熊廷弼也一时踌躇满志，意在打造一条坚固的塞外长城。
不过，虽然熊廷弼确实治理有方，但并非一人之功，也不全是如后人所称许的全靠经略有方，使后金无隙可乘。这里面有努尔哈赤的大力“配合”。就在熊廷弼忙于整治边防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闲着，而是征讨平定东北的其他部落，先指挥骑兵数万人马直奔金台失部的营地，激战一日将其消灭。接着又挥兵攻打白羊骨部。后金大兵突至，门千骨部穷途末路被迫投降，头目被杀，叶赫部落从此灭亡。此后，其他如抄化、暖兔部落等，也相继被收买分化。联络叶赫等部牵制后金，这本来也在熊廷弼的算中，可惜那时他自顾不暇，无力相助。这样到万历四十八年，除朝鲜尚未归顺外，努尔哈赤已基本平定东北各部，势力日盛。
而在辽东布防的熊廷弼却面临大量难题。首先是兵源，按他提出的守备计划，至少需18万军队，尽管朝廷给予了配合，从四川、云贵等地均调兵入辽东增援，但实际数目也就十二、三万左右，且大多未经战阵，素质不高。新兵更是三天两头开小差，由兵部赞画主事刘国缙招幕来的新兵，被派往戍守镇江、宽甸、清河等要地，没多久几乎全部队伍都逃之夭夭了。
其次是粮饷，防守并非易事，是相当花钱的。《明史纪事本末载》，万历四十七年，天下加赋八百万，辽饷三百二十四万，另征车三万七干辆，牛七万四千头，加上打造器械、修缮城堡，构筑工事等费用，辽东饷总计每年五百多万。而这费用到崇祯末年，激增至九百多万。如此一笔军备开支，对经济衰退，正走下坡路的明朝，实为一大极为沉重的负担。而这大笔费用当然是“取之于民”的，这种竭泽而渔的盘剥让社会矛盾和冲突更为激化，反过来又使经济加速衰退，形成恶性循环。可以断定，以明当时之社会、政治、经济局面和事态，如熊廷弼设想的那样加固城垒，分兵布防，镇守要地，相机出击，在辽东构筑一条进可攻，退可守的坚固防线根本难以实现，充其量不过一条中看的“马其诺”而已。
此外，辽东战事当时为朝廷官员们的一大炒作对象。来往于朝廷的书信、奏章满天飞扬，大多是大话连篇的愚腐之见，纸上谈兵之荒谬言论，或于事无补的道德文章。且朝中党争激烈，大臣们以对骂为职业，以打倒政敌为目的，于国事未必真正关心。相互攻讦，彼此掣肘，结果是谁也干不成事情。礼教立国，文官治国的制度，一到政治严重腐败的时候，一切丑陋卑劣全都显露无遗。
因此，熊廷弼的免职也就在所难免了。
3
熊廷弼其人，虽早年乡试第一，倒也并非文弱书生。《明史》称其“有胆知兵，善左右射”。然而熊廷弼性格暴躁，心胸狭窄，且眼高于顶，盛气凌人，“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尽管早年官运亨通，那是靠考试和学问换来的，一旦独当大任，成为焦点人物之后，这种与中国人普遍认同的为人准则和官场处世规则背道而驰的特立独行，傲慢自负，就成为了别人攻击的靶子。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的话，熊廷弼后来的遭遇与其性格弱点有极大联系。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熊廷弼下令免去兵部赞画主事刘国缙，原因是刘国缙主张用辽人，但熊廷弼却坚持认为辽人不可用，于是二人争吵不休，乃至各行其是。后来“国缙主募辽人为兵，所募万七千余人，逃亡过半。”熊廷弼就以此事上闻，使刘谪官。当时巡按辽东的言官给事中姚宗文，与熊、刘本是旧相好，老交情。“廷弼为御史时，与国缙、宗文同在言路，意气相得，并以排东林、攻道学为事。国缙辈以故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益相失。”所以，姚宗文回京之后，“疏陈辽土日蹙，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复鼓其同类攻击，欲必去之。驱逐熊廷弼的风潮、由此推波逐浪，愈演愈烈。
当然，熊廷弼不是好欺负的，说到攻讦，他也是个中高手，早年就有过“与巡按御史荆养乔相讦奏。养乔投劾去”的战绩，巡按辽东时也曾夸大其词，指责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弃地驱民”之过。他反唇相讥，说姚宗文等在辽东战事不利时，“各楸然禁声，不敢进一战字。比见臣收拾才足，而楸然者又复哄然，急急责战吴。毕竟矮人观场，有何真见？”不过，姚是浙党人，背后有人撑腰，而熊廷弼以其个性，得罪人多，也不会与任何一党有密切关系，又远在关外，故而孤掌难鸣，支持者寥寥。最终皇帝“诏下廷议。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但倒熊官员们并不善罢甘休，继续上书指责，“御史张修德复劾其破坏辽阳”。把熊廷弼气的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干脆撩挑子不干了，上书自称“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缴还尚方剑，力求罢斥。” 朝议商定之后，同意让熊廷弼辞职，以袁应泰为兵部右侍郎兼前职，代为经略。
不过熊廷弼是一头犟驴，不到南墙不甘心，尚不肯罢休。心想老子辛苦了一年，好不容易才把辽东治理成这个样子，这么便宜就让那帮鸟人修理了，真他妈窝囊。天下岂能有这等不公之事？于是，天启元年，熊廷弼上疏要求调查其辽东过失，因为冯三元、董应嘉、张修德等人攻击最激烈，熊廷弼即奏请让这三人来调查。因有人反对，于是改命兵科给事中朱童蒙负责调查，调查报告更为离奇，“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呵呵，百姓拥戴也是罪过，那样将置君恩于何地？）最后的结论还是不错，“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
就这样，事情不了了之，熊廷弼功罪相抵，被闲置待用。尽管有文武之才，战略眼光也远胜同僚，但说到政治手腕，圆滑变通，熊经略却真是幼稚如童子。1
辽东古称“辽左”。古来为各游牧民族部落势力范围。自清河以南一直到鸭绿江口地区，主要由女真人统治。此地原为古代的肃慎国，汉代称挹搂，元魏名勿吉，隋、唐叫靺鞨，辽、金曰女真，永乐中期归顺明朝，属建州卫。明中叶，各部强酋蜂起，“争为雄长，各主其他，互相攻战，甚者兄弟自残，强凌弱，众暴寡，争夺无己。”角逐的结果，建州部不断发展壮大，逐渐统一女真各部。万历三十六年三月，建州地区计有卫所二百零四个，城镇驿站五十八处，并不停地辟土开疆，扩展力量。终对明构成了威胁。四十二年，双方约定划界，立“满”字碑于界上。此为“满清”或“满族”称谓之由来。
万历四十四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称帝，建国后金。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从此崛起，成为一支不可遏止的政治力量，并逐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明对此虽并非毫无认识，然万历朝“天子又置万几不理”，“漠然不闻，致辽东大坏”。明在辽东的势力被不断削弱，却必须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允许后金向前发展，更不能让他们迫近京师，危及社稷。此种对立及其发展必然激化为战争，于是辽东之争就势在必行了。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一举攻陷辽东重镇抚顺。明廷震惊，方意识到“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危急。” 四十七年正月，任命杨镐为兵部侍郎经略辽东，兵发四路，进攻后金，师期为三月二日。于是历史上有名的萨尔浒战役爆发了。战争从三月初一至初五，历时五天，努尔哈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明军四路出师，三路败北，文武将吏死310余人，军士45800余人，名将杜松、刘铤均力战身亡。
熊廷弼就是在这个时刻受命上任，经略辽东的。《明史 列传147》载：“四十七年，杨镐既丧师，廷议以廷弼熟边事，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旋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镐经略。”
2
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第二年进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赴辽东任之前，熊廷弼已经做到了大理丞，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
之所以起用熊廷弼，是因为他在万历三十六年曾巡按辽东，情况比较熟悉。但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杨镐兵败的后遗症。明廷对辽东的形势缺乏正确判断，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小看了后金的力量，以为努尔哈赤像万历朝早期的蒙古部落勃拜、云贵土司杨应龙一样，只要明军大兵压境，势必土崩瓦解。在“大彰挞伐，以振国威。”的方略受挫之后，既然进攻不成，遂改策略为防守。主守的方略自然更受重视。但一当后金退却，朝廷则又倾向于进攻，这种决策的不确定性，一直贯穿“辽左兵端”的整个进程，一直到崇祯年军事优势完全丧失，彻底放弃辽东，退守山海关之时。
熊廷弼是稳健的主守派，当初他巡按辽东时，就提出过“以辽守辽“的建议，“廷弼言辽多旷土，岁于额军八万中以三分屯种，可得粟百三十万石。帝优诏褒美，命推行于诸边。边将好捣巢，辄生衅端。廷弼言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 （《明史 列传147》）
当时方从哲为内阁首辅，朝政为浙党掌控。而熊廷弼主守的策略与浙党主张背道而驰，与浙党是敌非友。杨镐兵败后，浙党大受攻击，起用熊廷弼实非其所愿，属不得已之举。熊廷弼对此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人才到山海关，就上书求兵求饷，告白说：“乞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 熊廷弼是自负之人，按他的想法，既然任用他，朝廷就应该不遗余力地全力支持他，方略、兵饷、用人都应该照他的意见办理。但对于辽东是战是守，朝廷并无确定的国策，且朝野党争激烈，各派互相攻击漫骂，彼此掣肘，皇帝听之任之，漠不关心。大家关心的并非军国大事，而首先是私人利益和利害冲突。所以也根本无法达成一致性的决定。
熊廷弼上任伊始，未出京，开原失，“甫出关，铁岭复失，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所以皇帝见疏后赐尚方剑重其权，基本认可了他的建议。有皇帝撑腰之后，“廷弼兼程进，遇逃者，谕令归。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死节士。诛贪将陈伦，劾罢总兵官李如桢，以李怀信代。”整顿军纪之后，又加固防线，“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为守御计。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随后，又建议“请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一年时间干得有声有色，颇有成效，“辽东人心始固”。熊廷弼也一时踌躇满志，意在打造一条坚固的塞外长城。
不过，虽然熊廷弼确实治理有方，但并非一人之功，也不全是如后人所称许的全靠经略有方，使后金无隙可乘。这里面有努尔哈赤的大力“配合”。就在熊廷弼忙于整治边防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闲着，而是征讨平定东北的其他部落，先指挥骑兵数万人马直奔金台失部的营地，激战一日将其消灭。接着又挥兵攻打白羊骨部。后金大兵突至，门千骨部穷途末路被迫投降，头目被杀，叶赫部落从此灭亡。此后，其他如抄化、暖兔部落等，也相继被收买分化。联络叶赫等部牵制后金，这本来也在熊廷弼的算中，可惜那时他自顾不暇，无力相助。这样到万历四十八年，除朝鲜尚未归顺外，努尔哈赤已基本平定东北各部，势力日盛。
而在辽东布防的熊廷弼却面临大量难题。首先是兵源，按他提出的守备计划，至少需18万军队，尽管朝廷给予了配合，从四川、云贵等地均调兵入辽东增援，但实际数目也就十二、三万左右，且大多未经战阵，素质不高。新兵更是三天两头开小差，由兵部赞画主事刘国缙招幕来的新兵，被派往戍守镇江、宽甸、清河等要地，没多久几乎全部队伍都逃之夭夭了。
其次是粮饷，防守并非易事，是相当花钱的。《明史纪事本末载》，万历四十七年，天下加赋八百万，辽饷三百二十四万，另征车三万七干辆，牛七万四千头，加上打造器械、修缮城堡，构筑工事等费用，辽东饷总计每年五百多万。而这费用到崇祯末年，激增至九百多万。如此一笔军备开支，对经济衰退，正走下坡路的明朝，实为一大极为沉重的负担。而这大笔费用当然是“取之于民”的，这种竭泽而渔的盘剥让社会矛盾和冲突更为激化，反过来又使经济加速衰退，形成恶性循环。可以断定，以明当时之社会、政治、经济局面和事态，如熊廷弼设想的那样加固城垒，分兵布防，镇守要地，相机出击，在辽东构筑一条进可攻，退可守的坚固防线根本难以实现，充其量不过一条中看的“马其诺”而已。
此外，辽东战事当时为朝廷官员们的一大炒作对象。来往于朝廷的书信、奏章满天飞扬，大多是大话连篇的愚腐之见，纸上谈兵之荒谬言论，或于事无补的道德文章。且朝中党争激烈，大臣们以对骂为职业，以打倒政敌为目的，于国事未必真正关心。相互攻讦，彼此掣肘，结果是谁也干不成事情。礼教立国，文官治国的制度，一到政治严重腐败的时候，一切丑陋卑劣全都显露无遗。
因此，熊廷弼的免职也就在所难免了。
3
熊廷弼其人，虽早年乡试第一，倒也并非文弱书生。《明史》称其“有胆知兵，善左右射”。然而熊廷弼性格暴躁，心胸狭窄，且眼高于顶，盛气凌人，“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尽管早年官运亨通，那是靠考试和学问换来的，一旦独当大任，成为焦点人物之后，这种与中国人普遍认同的为人准则和官场处世规则背道而驰的特立独行，傲慢自负，就成为了别人攻击的靶子。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的话，熊廷弼后来的遭遇与其性格弱点有极大联系。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熊廷弼下令免去兵部赞画主事刘国缙，原因是刘国缙主张用辽人，但熊廷弼却坚持认为辽人不可用，于是二人争吵不休，乃至各行其是。后来“国缙主募辽人为兵，所募万七千余人，逃亡过半。”熊廷弼就以此事上闻，使刘谪官。当时巡按辽东的言官给事中姚宗文，与熊、刘本是旧相好，老交情。“廷弼为御史时，与国缙、宗文同在言路，意气相得，并以排东林、攻道学为事。国缙辈以故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益相失。”所以，姚宗文回京之后，“疏陈辽土日蹙，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复鼓其同类攻击，欲必去之。驱逐熊廷弼的风潮、由此推波逐浪，愈演愈烈。
当然，熊廷弼不是好欺负的，说到攻讦，他也是个中高手，早年就有过“与巡按御史荆养乔相讦奏。养乔投劾去”的战绩，巡按辽东时也曾夸大其词，指责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弃地驱民”之过。他反唇相讥，说姚宗文等在辽东战事不利时，“各楸然禁声，不敢进一战字。比见臣收拾才足，而楸然者又复哄然，急急责战吴。毕竟矮人观场，有何真见？”不过，姚是浙党人，背后有人撑腰，而熊廷弼以其个性，得罪人多，也不会与任何一党有密切关系，又远在关外，故而孤掌难鸣，支持者寥寥。最终皇帝“诏下廷议。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但倒熊官员们并不善罢甘休，继续上书指责，“御史张修德复劾其破坏辽阳”。把熊廷弼气的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干脆撩挑子不干了，上书自称“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缴还尚方剑，力求罢斥。” 朝议商定之后，同意让熊廷弼辞职，以袁应泰为兵部右侍郎兼前职，代为经略。
不过熊廷弼是一头犟驴，不到南墙不甘心，尚不肯罢休。心想老子辛苦了一年，好不容易才把辽东治理成这个样子，这么便宜就让那帮鸟人修理了，真他妈窝囊。天下岂能有这等不公之事？于是，天启元年，熊廷弼上疏要求调查其辽东过失，因为冯三元、董应嘉、张修德等人攻击最激烈，熊廷弼即奏请让这三人来调查。因有人反对，于是改命兵科给事中朱童蒙负责调查，调查报告更为离奇，“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呵呵，百姓拥戴也是罪过，那样将置君恩于何地？）最后的结论还是不错，“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
就这样，事情不了了之，熊廷弼功罪相抵，被闲置待用。尽管有文武之才，战略眼光也远胜同僚，但说到政治手腕，圆滑变通，熊经略却真是幼稚如童子。
4
接替熊廷弼的辽东新经略袁应泰也为浙党，虽授任时“即刑白马祭神，誓以身委辽”，欲有所为，然缺乏兵机才能，虽在边有年，却因视野所限，未能另创宏观规划，又鉴于熊廷弼治辽之规虽有成效，却为主政党人所不喜而得咎，故为自家前途计力图迎合浙党，而对前任规划“多所更易”。熊氏以严治军，他则“以宽矫之”，又招降蒙古饥民补充军力，安插于辽、沈，“进谋进取”。
天启三年三月，辽东形势忽变。经过休养生息后的努尔哈赤率后金大军卷土重来，靠内应协助攻陷沈阳。经略袁应泰应泰撤奉集、威宁诸军力守辽阳，布阵城外迎击，双方激战了五日，明军败退，辽阳城又告陷落，袁应泰自刎而死。
辽沈一失，“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馀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辽东仅剩锦州一道屏障，“狼来了”不再是一句戏言。熊廷弼守疆的功劳也重新开始被人重新提起，东林党人刘一燝、江秉谦等主张非熊廷弼重出镇辽，不能令辽局有转机。浙党一系则力荐张鹤鸣。皇帝下谕推许熊经略辽东一年，“威慑夷虏，力保危城”之功，并降旨惩罚姚文宗、冯三元等，亲为洗冤。“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贬三元、修德、应嘉、巩三秩，除宗文名。”熊廷弼有前次的教训，并不情愿，几番推辞。但皇帝下诏劝慰，并晓以君臣大义。熊廷弼没法，只得接受任命。
七月，熊廷粥到京，加兵部尚书，经略辽东，赐敕书、尚方剑，副总兵以下先斩后奏，发放国库银解决军需供应问题。另赐一品官服，出行前在都城外设宴招待．朝廷大臣们坐陪为其饯行，隆重欢送，又安排京营选五千兵马随行。这可真是个异数，熊廷弼这回真的是被重视了？
熊廷弼本人却是有苦难言的，他是力主防守的，也善于策划防守，但这回皇帝和朝廷对他的希望可不是守疆，而是收复辽沈失地。所以他提了个比较稳妥的三方布置策，“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按熊廷弼的计划，所谓“三方布置”还需要联络朝鲜，募集失土辽人为策应，是个长久方案。可明廷是没有这份耐心的，想要的是速战速胜，是要马上就能见到成效的东西。所以，熊廷弼再度让其失望了。就连当初力主他上任的江秉谦也指责说，熊廷粥起用于田间，深受皇恩，然手握兵权，疆场战事却不服从朝廷指挥，数月以来，作为经略没拿出什么计策。
熊廷弼还面临更棘手的难题，那就是权力掣肘。当时辽东巡抚薛国用因病久不应事，由王化贞接替。巡抚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至于经略，是战事开始后才增设的，二者的统属关系并无制度上的明确，熊廷弼上一次守辽东时，正好巡抚周永春被“言官追论开原失陷罪，遣戍。”所以算是身兼二职，尚无掣肘。这回问题来了，尤其对熊廷弼这样的不知变通的性格，问题就更严重了。
5
王化贞，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分守广宁。“会辽、沈相继亡，廷议将起廷弼，御史方震孺请加化贞秩，便宜从事，令与薛国用同守河西。乃进化贞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 王化贞守广宁已有多年多年，颇有成绩，“蒙古炒花诸部长乘机窥塞下，化贞抚之，皆不敢动。硃童蒙勘事还，极言化贞得西人心，勿轻调，隳抚事。”
王化贞不是大将之才，不过后人将其定性为庸才也有所不公，辽沈被陷之后，“化贞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中朝亦谓其才足倚，悉以河西事付之。” 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以“广宁止孱卒千，化贞招集散亡，复得万余人，激厉士民，联络西部，人心稍定。”对溃败后的辽东局势的稳定，王化贞是功不可没的。
此时王化贞拥兵十三万镇守广宁，正与后金大军对峙，而在山海关“全面节制”的熊廷弼对其戍守策略却不以为然，多有指责。王化贞不满，就让熊廷弼来制定具体措施，熊廷弼也毫不客气，“乃请申谕化贞，不得藉口节制，坐失事机。” 对四方援辽之师，王化贞定名为“平辽”，熊廷弼不满意：“辽人未叛，乞改为‘平东’或‘征东’，以慰其心。”熊廷弼想实施的是“三方布阵”，名为复地，其实还是以守为主的稳健策略，但王化贞激进的多，他更热衷于支持毛文龙，扶持蒙古势力对抗后金。二人看法相距甚远，无法配合，互相攻击的奏章不断地上达朝廷。
熊廷弼为人刻薄，记恨，上书多有侮辱人格言语语， “廷弼亦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厌恶之”，王化贞则显得更为理直气壮。所以大臣们多袒护王化贞。再联系熊以往的言行，认定是熊廷弼伤了和气，助长不和的情绪。至此，皇帝命令九卿、科、道等官员开会讨论．定出意见，批件呈复。结论是主王化贞之说，敦促熊廷弼出关入辽。熊廷弼耿耿于怀，心中不乐。只进兵至右屯，离广宁尚有40里。王化贞写信给熊廷粥，提起军队士气旺盛，希望渡河收复辽阳。熊廷弼嗤之以鼻。冷言“宜如抚臣约，亟罢臣以鼓士气。”
这实在是个讽刺，熊廷弼被委以重任，其三方布阵的构思也曾经被认同，而实际上根本无法实施。王化贞急功近利的冒险战略更为朝廷看重，经略成了傀儡指挥官。熊、王不和，本来只是战与守的立场不同，不过这立场却决定了谁控制了实际指挥权。如熊廷弼上书所言“臣有经略名，无其实，辽左事惟枢臣与抚臣共为之。”
毛文龙镇江之捷后，“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唯熊廷弼不以为然，认为：“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 王化贞以此为战绩，“自谓发踪奇功”，熊廷弼则“贻书京师，力诋化贞”。
次年春，后金兵围西平，王化贞听信孙得功的诱骗，贸然出击决战，导致又是一场惨败。
我突发奇想，假如王化贞没那么书生气，而是胸有韬略，一战成功。不知道后人将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如何看待熊廷弼。可惜这没有出现。王化贞的失败说明统帅无能，军队暗弱。未必说明熊廷弼的主张一定正确，很难讲耗费国家巨额财政打造并不十分稳固的辽东防线，与后金拼经济实力就一定是很高明的策略。王化贞是失败者，但熊廷弼因为自己的主张无法实施，经略的权力被巡抚压制而心生不满，事事龃龉，亦当不起后人赠与的忠义之名。
当王化贞兵败，弃广宁仓皇而逃，途中路遇熊廷弼时，“化贞哭，廷弼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这个时候，熊廷弼居然笑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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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贞兵败，广宁不战而陷的消息传至北京，上下大震，“大小臣工，惟思避难。甚且托故移家”，闹到了“京师戒严，士大夫日夜潜发其币南还，首鼠观望”，连熹宗也闻风出面下旨禁止的地步。浙党一派也由主战转而主守，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竟主张弃全辽，退守山海关。新任辽东经略王在晋上疏云：“东事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原)、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辽东之争至此，是为无局。或者换个说法，就是大局已定，即使后来明还有一点还手之力，那也不过是固守几个战略要地，坐等辽东被后金慢慢蚕食而已。
这一年二月，辽东巡抚王化贞下狱待审，经略熊廷弼革职，打回原籍听候处理。围绕如何处置的问题，朝臣争论不休，不过，当时比较主流看法是王化贞功罪相等，熊廷弼有罪无功。熊廷弼本人则不以为然，甚至主动要求入狱受审。他是一根筋之人，只觉得实践证明了自己主张的正确，辽东今日如此严重局面与己无关，广宁失守，罪在王化贞一人。
四月，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三部共同审理此案，审理期间，熊廷粥坚持己见，态度也非常傲慢。倒是王化贞十分痛苦，痛悔自己的过失。但三堂审理之后，将二人罪定入狱，“廷弼、化贞并论死。后当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及杨涟等下狱，诬以受廷弼贿，甚其罪。”就这样，熊廷弼又被卷入了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中，成了魏忠贤打击杨琏、左光斗等人的工具。当时民间有一本名为《辽东传》的书在市面悄悄流传，多有称颂熊廷弼的言论。于是阉党向皇帝进言：“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皇帝愤怒，就这样，熊廷弼的判决被立即执行了。
《明史纪事本末》是这样描述的：四月二十八日五更，皇帝处斩熊廷弼的圣旨到，山东司主事张时雍听后，命看守监狱官员骗他出来。熊廷弼已经觉察到，从容不迫，洗脸梳头整衣，然后走出，说：“我是大臣，一定要拜读圣旨，怎能草率行事？”到庭院，张时雍迎接他说：“把封疆大地失守，应得一死。还有什么说的?”熊廷弼不以为然。张时雍见他胸前挂了一个小袋子，问：“何物?”答曰：“这是谢恩的上疏。”张时雍说：“你没读过李斯传吗?囚徒怎能上书?”熊廷弼瞪大眼睛．旁若无人，说：“这是赵高的说法。”张时雍难以再开口。于是牵出，在西市问斩，将头传到九边镇示众，尸弃荒野。
熊廷弼就这么被处决了，为平众议，以示公平。三年后，王化贞也被斩首。熊廷弼诏许其子持首归葬。
王化贞全然不知兵，想利用敌人，而反为敌人所利用，依靠间谍制敌，而反被间谍所制，渡河决战失利之后，敌人尚百里之外而仓皇放弃广宁。王化贞有忧国之心，无为国之才，自然逃脱罪责。
那么熊廷弼呢？后人多认为这是一桩冤案。冤是有点冤，但并不尽然。熊廷弼的能力和见识当然远远超过王化贞。首次治理辽东也颇有成绩。但性格缺陷明显，自高自大，自私记恨，顽固不化。与王化贞二人又都以豪杰自许，盛气凌人，且水火不容，争得你死我活。互不相让。而将军政大事完全置之度外。可是最后王化贞出战时，熊廷弼也是赞同了的，而且亲为督师。度其心理，大概是因为战事胜负难料。如果胜利了，作为经略功劳自然有一份。即使失败了，也可以证明与己无关。这不过是私心作祟，可以理解。但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王化贞出逃路遇熊廷弼时，“化贞惭，议守宁远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护溃民入关可耳。”乃以己所将五千人授化贞为殿，尽焚积聚。二十六日，偕初命护溃民入关。” 如果当日，熊廷弼肯负起经略职责，赶去固守广宁，收拾残部明军，与敌对抗，虽未必转败为胜，至少尽到了守土之责。不走这条路，径奔山海关，把一切罪责推给王化贞，别的不说，就这一份置大敌当前不顾而一心计较私人恩怨的狭窄心态，或者以大局之不可挽回来证明自己当初如何英明正确的幸灾乐祸心理就不容原谅。
值得注意的是，历任辽东的军事领导人很少得以善终，熊廷弼之后，孙承宗、袁崇涣、洪承畴、吴三桂等都未能幸免。明是一个虚伪和矫情的时代，尤其后期，政治上的腐败堕落和社会风气的败坏都是空前的，让即便是菁英也难免不被腐蚀。熊廷弼们即使有守土之志和卫疆之才，却因大时代的环境所制难以施展。“无力回天”既是熊廷弼的悲哀，也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接替熊廷弼的辽东新经略袁应泰也为浙党，虽授任时“即刑白马祭神，誓以身委辽”，欲有所为，然缺乏兵机才能，虽在边有年，却因视野所限，未能另创宏观规划，又鉴于熊廷弼治辽之规虽有成效，却为主政党人所不喜而得咎，故为自家前途计力图迎合浙党，而对前任规划“多所更易”。熊氏以严治军，他则“以宽矫之”，又招降蒙古饥民补充军力，安插于辽、沈，“进谋进取”。
天启三年三月，辽东形势忽变。经过休养生息后的努尔哈赤率后金大军卷土重来，靠内应协助攻陷沈阳。经略袁应泰应泰撤奉集、威宁诸军力守辽阳，布阵城外迎击，双方激战了五日，明军败退，辽阳城又告陷落，袁应泰自刎而死。
辽沈一失，“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馀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辽东仅剩锦州一道屏障，“狼来了”不再是一句戏言。熊廷弼守疆的功劳也重新开始被人重新提起，东林党人刘一燝、江秉谦等主张非熊廷弼重出镇辽，不能令辽局有转机。浙党一系则力荐张鹤鸣。皇帝下谕推许熊经略辽东一年，“威慑夷虏，力保危城”之功，并降旨惩罚姚文宗、冯三元等，亲为洗冤。“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贬三元、修德、应嘉、巩三秩，除宗文名。”熊廷弼有前次的教训，并不情愿，几番推辞。但皇帝下诏劝慰，并晓以君臣大义。熊廷弼没法，只得接受任命。
七月，熊廷粥到京，加兵部尚书，经略辽东，赐敕书、尚方剑，副总兵以下先斩后奏，发放国库银解决军需供应问题。另赐一品官服，出行前在都城外设宴招待．朝廷大臣们坐陪为其饯行，隆重欢送，又安排京营选五千兵马随行。这可真是个异数，熊廷弼这回真的是被重视了？
熊廷弼本人却是有苦难言的，他是力主防守的，也善于策划防守，但这回皇帝和朝廷对他的希望可不是守疆，而是收复辽沈失地。所以他提了个比较稳妥的三方布置策，“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按熊廷弼的计划，所谓“三方布置”还需要联络朝鲜，募集失土辽人为策应，是个长久方案。可明廷是没有这份耐心的，想要的是速战速胜，是要马上就能见到成效的东西。所以，熊廷弼再度让其失望了。就连当初力主他上任的江秉谦也指责说，熊廷粥起用于田间，深受皇恩，然手握兵权，疆场战事却不服从朝廷指挥，数月以来，作为经略没拿出什么计策。
熊廷弼还面临更棘手的难题，那就是权力掣肘。当时辽东巡抚薛国用因病久不应事，由王化贞接替。巡抚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至于经略，是战事开始后才增设的，二者的统属关系并无制度上的明确，熊廷弼上一次守辽东时，正好巡抚周永春被“言官追论开原失陷罪，遣戍。”所以算是身兼二职，尚无掣肘。这回问题来了，尤其对熊廷弼这样的不知变通的性格，问题就更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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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贞，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分守广宁。“会辽、沈相继亡，廷议将起廷弼，御史方震孺请加化贞秩，便宜从事，令与薛国用同守河西。乃进化贞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 王化贞守广宁已有多年多年，颇有成绩，“蒙古炒花诸部长乘机窥塞下，化贞抚之，皆不敢动。硃童蒙勘事还，极言化贞得西人心，勿轻调，隳抚事。”
王化贞不是大将之才，不过后人将其定性为庸才也有所不公，辽沈被陷之后，“化贞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中朝亦谓其才足倚，悉以河西事付之。” 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以“广宁止孱卒千，化贞招集散亡，复得万余人，激厉士民，联络西部，人心稍定。”对溃败后的辽东局势的稳定，王化贞是功不可没的。
此时王化贞拥兵十三万镇守广宁，正与后金大军对峙，而在山海关“全面节制”的熊廷弼对其戍守策略却不以为然，多有指责。王化贞不满，就让熊廷弼来制定具体措施，熊廷弼也毫不客气，“乃请申谕化贞，不得藉口节制，坐失事机。” 对四方援辽之师，王化贞定名为“平辽”，熊廷弼不满意：“辽人未叛，乞改为‘平东’或‘征东’，以慰其心。”熊廷弼想实施的是“三方布阵”，名为复地，其实还是以守为主的稳健策略，但王化贞激进的多，他更热衷于支持毛文龙，扶持蒙古势力对抗后金。二人看法相距甚远，无法配合，互相攻击的奏章不断地上达朝廷。
熊廷弼为人刻薄，记恨，上书多有侮辱人格言语语， “廷弼亦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厌恶之”，王化贞则显得更为理直气壮。所以大臣们多袒护王化贞。再联系熊以往的言行，认定是熊廷弼伤了和气，助长不和的情绪。至此，皇帝命令九卿、科、道等官员开会讨论．定出意见，批件呈复。结论是主王化贞之说，敦促熊廷弼出关入辽。熊廷弼耿耿于怀，心中不乐。只进兵至右屯，离广宁尚有40里。王化贞写信给熊廷粥，提起军队士气旺盛，希望渡河收复辽阳。熊廷弼嗤之以鼻。冷言“宜如抚臣约，亟罢臣以鼓士气。”
这实在是个讽刺，熊廷弼被委以重任，其三方布阵的构思也曾经被认同，而实际上根本无法实施。王化贞急功近利的冒险战略更为朝廷看重，经略成了傀儡指挥官。熊、王不和，本来只是战与守的立场不同，不过这立场却决定了谁控制了实际指挥权。如熊廷弼上书所言“臣有经略名，无其实，辽左事惟枢臣与抚臣共为之。”
毛文龙镇江之捷后，“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唯熊廷弼不以为然，认为：“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 王化贞以此为战绩，“自谓发踪奇功”，熊廷弼则“贻书京师，力诋化贞”。
次年春，后金兵围西平，王化贞听信孙得功的诱骗，贸然出击决战，导致又是一场惨败。
我突发奇想，假如王化贞没那么书生气，而是胸有韬略，一战成功。不知道后人将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如何看待熊廷弼。可惜这没有出现。王化贞的失败说明统帅无能，军队暗弱。未必说明熊廷弼的主张一定正确，很难讲耗费国家巨额财政打造并不十分稳固的辽东防线，与后金拼经济实力就一定是很高明的策略。王化贞是失败者，但熊廷弼因为自己的主张无法实施，经略的权力被巡抚压制而心生不满，事事龃龉，亦当不起后人赠与的忠义之名。
当王化贞兵败，弃广宁仓皇而逃，途中路遇熊廷弼时，“化贞哭，廷弼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这个时候，熊廷弼居然笑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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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贞兵败，广宁不战而陷的消息传至北京，上下大震，“大小臣工，惟思避难。甚且托故移家”，闹到了“京师戒严，士大夫日夜潜发其币南还，首鼠观望”，连熹宗也闻风出面下旨禁止的地步。浙党一派也由主战转而主守，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竟主张弃全辽，退守山海关。新任辽东经略王在晋上疏云：“东事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原)、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辽东之争至此，是为无局。或者换个说法，就是大局已定，即使后来明还有一点还手之力，那也不过是固守几个战略要地，坐等辽东被后金慢慢蚕食而已。
这一年二月，辽东巡抚王化贞下狱待审，经略熊廷弼革职，打回原籍听候处理。围绕如何处置的问题，朝臣争论不休，不过，当时比较主流看法是王化贞功罪相等，熊廷弼有罪无功。熊廷弼本人则不以为然，甚至主动要求入狱受审。他是一根筋之人，只觉得实践证明了自己主张的正确，辽东今日如此严重局面与己无关，广宁失守，罪在王化贞一人。
四月，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三部共同审理此案，审理期间，熊廷粥坚持己见，态度也非常傲慢。倒是王化贞十分痛苦，痛悔自己的过失。但三堂审理之后，将二人罪定入狱，“廷弼、化贞并论死。后当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及杨涟等下狱，诬以受廷弼贿，甚其罪。”就这样，熊廷弼又被卷入了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中，成了魏忠贤打击杨琏、左光斗等人的工具。当时民间有一本名为《辽东传》的书在市面悄悄流传，多有称颂熊廷弼的言论。于是阉党向皇帝进言：“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皇帝愤怒，就这样，熊廷弼的判决被立即执行了。
《明史纪事本末》是这样描述的：四月二十八日五更，皇帝处斩熊廷弼的圣旨到，山东司主事张时雍听后，命看守监狱官员骗他出来。熊廷弼已经觉察到，从容不迫，洗脸梳头整衣，然后走出，说：“我是大臣，一定要拜读圣旨，怎能草率行事？”到庭院，张时雍迎接他说：“把封疆大地失守，应得一死。还有什么说的?”熊廷弼不以为然。张时雍见他胸前挂了一个小袋子，问：“何物?”答曰：“这是谢恩的上疏。”张时雍说：“你没读过李斯传吗?囚徒怎能上书?”熊廷弼瞪大眼睛．旁若无人，说：“这是赵高的说法。”张时雍难以再开口。于是牵出，在西市问斩，将头传到九边镇示众，尸弃荒野。
熊廷弼就这么被处决了，为平众议，以示公平。三年后，王化贞也被斩首。熊廷弼诏许其子持首归葬。
王化贞全然不知兵，想利用敌人，而反为敌人所利用，依靠间谍制敌，而反被间谍所制，渡河决战失利之后，敌人尚百里之外而仓皇放弃广宁。王化贞有忧国之心，无为国之才，自然逃脱罪责。
那么熊廷弼呢？后人多认为这是一桩冤案。冤是有点冤，但并不尽然。熊廷弼的能力和见识当然远远超过王化贞。首次治理辽东也颇有成绩。但性格缺陷明显，自高自大，自私记恨，顽固不化。与王化贞二人又都以豪杰自许，盛气凌人，且水火不容，争得你死我活。互不相让。而将军政大事完全置之度外。可是最后王化贞出战时，熊廷弼也是赞同了的，而且亲为督师。度其心理，大概是因为战事胜负难料。如果胜利了，作为经略功劳自然有一份。即使失败了，也可以证明与己无关。这不过是私心作祟，可以理解。但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王化贞出逃路遇熊廷弼时，“化贞惭，议守宁远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护溃民入关可耳。”乃以己所将五千人授化贞为殿，尽焚积聚。二十六日，偕初命护溃民入关。” 如果当日，熊廷弼肯负起经略职责，赶去固守广宁，收拾残部明军，与敌对抗，虽未必转败为胜，至少尽到了守土之责。不走这条路，径奔山海关，把一切罪责推给王化贞，别的不说，就这一份置大敌当前不顾而一心计较私人恩怨的狭窄心态，或者以大局之不可挽回来证明自己当初如何英明正确的幸灾乐祸心理就不容原谅。
值得注意的是，历任辽东的军事领导人很少得以善终，熊廷弼之后，孙承宗、袁崇涣、洪承畴、吴三桂等都未能幸免。明是一个虚伪和矫情的时代，尤其后期，政治上的腐败堕落和社会风气的败坏都是空前的，让即便是菁英也难免不被腐蚀。熊廷弼们即使有守土之志和卫疆之才，却因大时代的环境所制难以施展。“无力回天”既是熊廷弼的悲哀，也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哎 悲剧．．．．．．．
明朝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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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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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比那些就知道骂皇帝,搞英雄崇拜的极左言论好多了.虽然看过,还是要顶一下的.
"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
怎么搞出所谓"民族共同体"这个词的呢?恐怕又是后世所谓的民族融合论吧.如果这也算民族共同体,那千万不要少了和族.
怎么搞出所谓"民族共同体"这个词的呢?恐怕又是后世所谓的民族融合论吧.如果这也算民族共同体,那千万不要少了和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