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印度：和中国有关的命题

另一个印度：和中国有关的命题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7-01-05






　　另一个印度：和中国有关的命题
　　德里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制度可以保障民众起跑的权利，但没有为他们提供能够持续前行的规则　
　　
　　沿边策
　　·完结篇·
　　
　　本报记者　杨磊　印度新德里报道
　　
　　印度更加具备制度优势，这种制度上的活力可能在短时间内无法见效，但长远来看将起到作用，但事实是，在印度工商界很少有人去考虑制度上的安排，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能够在全球化的时代快速而且迅猛的分割市场。
　　
　　无边的人群像潮水一样填充着新德里的每一个街头，进口的奔驰、国产的TATA(塔塔)汽车肆无忌惮地纠缠在一起，城市的表象分裂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里：坐车的人和走路的人。
　　他们不是一个群体。
　　月收入8000美元的富裕阶层和年收入不到300美元的赤贫人群，以一种外人看来无比诡异的方式在同一个城市共生。经历了最近十年的飞速发展，印度的阶层分布仍然没有什么变化：有钱的越来越有钱，而贫穷的仍将继续贫困下去。
　　欢迎进入印度———来自中国的观察者习惯用“龙象竞争”这样的命题来定义21世纪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分工中的角色，他们热衷于谈论一个拥有民主的制度设计，以及庞大人口和资源腹地的印度将会从中国的现有市场中分走什么，但很少有人谈论，中国能够从印度身上得到什么。
　　人们容易忽略一个问题：我们在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印度？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印度的命题才会成立。
　　
　　幸福度
　　经济学家们通常说，一个和中国同样庞大的市场正在启动，他们确信，那个一度沉睡的印度已经开始苏醒，并很快就会发力。
　　数据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在针对外资的吸引中，远远落在中国后面的印度已经有逐步赶上的趋势。虽然在外汇储备上，中印之间的差距依然庞大，但印度的经济正在逐步改善却是事实。
　　更加严肃的事实是，以互联网和高新技术应用为表象的自主创新式经济模式已经成为印度的发展主要方向。每年试图进入工科学校就读的印度学生排成长龙，他们都确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而在此前，更多的印度人确信，命运必须要靠向神赎罪才能改变，所以他们宁肯将几年的积蓄换一次恒河沐浴之旅。
　　印度德里大学的一位董事担心说，目前申请工科的学生实在太多，这会降低该校的文学类专业的吸引力；而在孟买，试图进入美国一家软件公司分支机构的学生已经习惯了1000：1的筛选比例。
　　而在此时的中国，工科学生的紧缺已经成为科技创新上最大的短板。每年毕业的工科学生要么被国外高校吸收，要么被外企瓜分。这种形势曾经导致国内最大的一家高科技企业对外说，我们正在为国外培养人才。
　　这种压力可能来自班家罗尔，也可能来自新德里。此前，印度软件公司Infosys在上海说，他们预计2007年将在全球聘用6500名技术人员，在中国招聘比例最高———此前，他们在上海的员工不到250人。
　　对于已经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兴、华为们来说，每天醒来他们都会面对这个问题；而对于试图从印度市场复兴中获得利益的中国商人们来说，他们可能面临的是一个已经被占据和分割的市场———他们可能来自西方、来自印度本土，或者新加坡，但就是不会来自中国———因为印度确信，他们发展的，正是中国在过去忽视的市场，而且在短时间内，中国没法与之竞争。
　　在呼叫转移中心这个市场上，印度已经获得了这样的信心。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统计，在这个目前能够创造60亿美金并在持续扩大的市场上，印度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而且他们在十年以前就已经起步。
　　这就很容易解释UT斯达康总裁吴鹰的一个疑问———在央视举办的一个商业创新活动上，当一位选手说他的商业模式是建立软件分包联盟来分割全球软件市场时，吴鹰的直接反应是：你能竞争过印度么？
　　西方倾向于认为，和中国相比，印度更加具备制度优势，这种制度上的活力可能在短时间内无法见效，但长远来看将起到作用，但事实是，在印度工商界很少有人去考虑制度上的安排，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能够在全球化的时代快速而且迅猛的分割市场。
　　此前印度政府组织了一次针对青年群体的幸福指数的调查。绝大多数的青年们认为，“除了美国，印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三色城
　　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来自高新行业的竞争已经切实存在。中兴和华为已经成功进入了印度市场，但目前尚无法定义是否绝对成功。这是中国的创新型企业第一次在印度本土和该国企业最擅长的领域直接碰撞。
　　国内的企业通常认为，中国最擅长的领域是制造业。因而，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转移才是中国企业对外输出的重点，印度似乎是个再恰当不过的市场———日用品行业的短板使印度成了南亚最大的集贸市场，而来自小家电行业的基础之薄弱更是让很多企业垂涎。
　　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印度对于制造业也在复兴中。2006年底的时候，中国的纺织业已经对此表示过震惊：是年印度棉花丰收，来自印度的棉花制品第一次在原材料和初制品行业成为中国纺织品的直接对手，而且是在全球市场上。
　　印度德里大学的报告说，中国以极度压缩成本为前提的利润制造方式已经不能成为印度的学习方向。印度必须要确定将来的利润通道何在，是不是必须要从制造业的路径开始。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也就是印度之前大力提倡和中国进行全球化分工的根源所在。在印度商界看来，印度没必要重复中国的发展路线，他们应该切入更高端的领域，回避中国经过20年发展形成的制造业产能和成本优势，从而使中印避免在贸易上产生摩擦。
　　他们正在如此前行。在此前的达沃斯论坛上，由印度官方组织的商业代表团承包了一个酒店，用来展示印度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只有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印度的面目才会更真切地出现在面前：来自以高新技术为导向的新型产业制造了大量的新阶层，他们信奉技术至上。他们说着并不标准的英语，穿着可能还有些别扭的西装，开始用西方熟悉的商业规则进入全球分工体系。
　　而更大的一部分人却依然生活在贫穷线以下，他们可能更关心的是下一顿饭，但他们和这些新贵们生活在一起，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这会使人留意到新德里的市容———在这个城市里，白色的豪宅是政治家和富豪的专属，而黄色的公寓楼则是政府公务员的住所，其余的分不出颜色的住宅则是贫民阶层的。三种颜色构成了这个城市，所有人在里面悠然自得。
　　很多人说，这是印度的诡异所在———贫民窟和豪华酒店纠缠在一起，赤贫阶层和极富阶层可能就是邻居。
　　
　　印度的逻辑
　　美国记者JANE说，很多人仍然试图用曾经广泛适用各个经济体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印度，最终他们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印度就是印度”。
　　这似乎是一个很滑稽的自圆自说的过程，每个人都说自己真实的认识了印度，每个人都确信自己正在介入印度这个庞大经济体的苏醒过程。但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是印度改变了他们，而不是他们改变了印度。只不过没有人乐意说明这一点，因为这就意味着逻辑的混乱。
　　但恰恰就是印度存在的根本。在过去的十年间，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都超过了8％，西方的经济学家们说，如果采取更准确的计算方法的话，它的年经济增长应该在10％左右———在世界的经济版图中，曾经只有中国能够保持这样稳定而且高速的增长。
　　而且与中国的高速增长有赖于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不同，印度经济增长曾经被视为一个全球化经济模型的缩影———全球分工体系下的产业转移承接，先进制度设计下的金融和法制体系以及庞大的内部需求市场拉动———这几乎就是目前全球化热潮中一个落后经济体能够展示的全部动力，印度恰如其分的利用了这一点。
　　但这并不能说明印度本身的发展是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运行。持续不断的经济攀升速度将财富迅速向某一个阶层聚集，他们在过去十年间实现了先辈用了50年都没有达到的财富，而且掌握着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权力，控制着资金和资源；与之相对应的，更加庞大的农村阶层在经济的促动下进入城市，但却没有生存的资本和空间———他们发现，这种经济的增长非但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生活甚至有恶化的趋势。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印度特有的逻辑才能发挥作用。一方面，至少在制度层面上，它能够给所有人提供在一个平台上发展的机会，并使之在阶层层面上处于同一位置；但另一方面，经济的急速推进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前行机会为前提的，“在起跑的时候，大家位于同一位置，但有些人先天的体质不好，必然掉队”。
　　印度德里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制度可以保障民众起跑的权利，但却没有为他们提供能够持续前行的规则，“一个足球运动员和一个板球运动员在一起比赛，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因为大家的规则不同”。
　　因而，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政府说，政府主导的政策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企的刺激下显得是正确的，但在保障普通民众的生活上是错误的———但问题是，“印度这种混乱的逻辑正在发挥作用”。
　　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曾经真实而详细的记录了几十年前的印度这种悖论，他最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说，“我不是在攻击印度，因为印度确实存在诡异的逻辑，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而现在的事实是，更长的时间过去了，决定印度前行的逻辑仍然没有改变。另一个印度：和中国有关的命题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7-01-05






　　另一个印度：和中国有关的命题
　　德里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制度可以保障民众起跑的权利，但没有为他们提供能够持续前行的规则　
　　
　　沿边策
　　·完结篇·
　　
　　本报记者　杨磊　印度新德里报道
　　
　　印度更加具备制度优势，这种制度上的活力可能在短时间内无法见效，但长远来看将起到作用，但事实是，在印度工商界很少有人去考虑制度上的安排，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能够在全球化的时代快速而且迅猛的分割市场。
　　
　　无边的人群像潮水一样填充着新德里的每一个街头，进口的奔驰、国产的TATA(塔塔)汽车肆无忌惮地纠缠在一起，城市的表象分裂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里：坐车的人和走路的人。
　　他们不是一个群体。
　　月收入8000美元的富裕阶层和年收入不到300美元的赤贫人群，以一种外人看来无比诡异的方式在同一个城市共生。经历了最近十年的飞速发展，印度的阶层分布仍然没有什么变化：有钱的越来越有钱，而贫穷的仍将继续贫困下去。
　　欢迎进入印度———来自中国的观察者习惯用“龙象竞争”这样的命题来定义21世纪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分工中的角色，他们热衷于谈论一个拥有民主的制度设计，以及庞大人口和资源腹地的印度将会从中国的现有市场中分走什么，但很少有人谈论，中国能够从印度身上得到什么。
　　人们容易忽略一个问题：我们在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印度？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印度的命题才会成立。
　　
　　幸福度
　　经济学家们通常说，一个和中国同样庞大的市场正在启动，他们确信，那个一度沉睡的印度已经开始苏醒，并很快就会发力。
　　数据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在针对外资的吸引中，远远落在中国后面的印度已经有逐步赶上的趋势。虽然在外汇储备上，中印之间的差距依然庞大，但印度的经济正在逐步改善却是事实。
　　更加严肃的事实是，以互联网和高新技术应用为表象的自主创新式经济模式已经成为印度的发展主要方向。每年试图进入工科学校就读的印度学生排成长龙，他们都确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而在此前，更多的印度人确信，命运必须要靠向神赎罪才能改变，所以他们宁肯将几年的积蓄换一次恒河沐浴之旅。
　　印度德里大学的一位董事担心说，目前申请工科的学生实在太多，这会降低该校的文学类专业的吸引力；而在孟买，试图进入美国一家软件公司分支机构的学生已经习惯了1000：1的筛选比例。
　　而在此时的中国，工科学生的紧缺已经成为科技创新上最大的短板。每年毕业的工科学生要么被国外高校吸收，要么被外企瓜分。这种形势曾经导致国内最大的一家高科技企业对外说，我们正在为国外培养人才。
　　这种压力可能来自班家罗尔，也可能来自新德里。此前，印度软件公司Infosys在上海说，他们预计2007年将在全球聘用6500名技术人员，在中国招聘比例最高———此前，他们在上海的员工不到250人。
　　对于已经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兴、华为们来说，每天醒来他们都会面对这个问题；而对于试图从印度市场复兴中获得利益的中国商人们来说，他们可能面临的是一个已经被占据和分割的市场———他们可能来自西方、来自印度本土，或者新加坡，但就是不会来自中国———因为印度确信，他们发展的，正是中国在过去忽视的市场，而且在短时间内，中国没法与之竞争。
　　在呼叫转移中心这个市场上，印度已经获得了这样的信心。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统计，在这个目前能够创造60亿美金并在持续扩大的市场上，印度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而且他们在十年以前就已经起步。
　　这就很容易解释UT斯达康总裁吴鹰的一个疑问———在央视举办的一个商业创新活动上，当一位选手说他的商业模式是建立软件分包联盟来分割全球软件市场时，吴鹰的直接反应是：你能竞争过印度么？
　　西方倾向于认为，和中国相比，印度更加具备制度优势，这种制度上的活力可能在短时间内无法见效，但长远来看将起到作用，但事实是，在印度工商界很少有人去考虑制度上的安排，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能够在全球化的时代快速而且迅猛的分割市场。
　　此前印度政府组织了一次针对青年群体的幸福指数的调查。绝大多数的青年们认为，“除了美国，印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三色城
　　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来自高新行业的竞争已经切实存在。中兴和华为已经成功进入了印度市场，但目前尚无法定义是否绝对成功。这是中国的创新型企业第一次在印度本土和该国企业最擅长的领域直接碰撞。
　　国内的企业通常认为，中国最擅长的领域是制造业。因而，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转移才是中国企业对外输出的重点，印度似乎是个再恰当不过的市场———日用品行业的短板使印度成了南亚最大的集贸市场，而来自小家电行业的基础之薄弱更是让很多企业垂涎。
　　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印度对于制造业也在复兴中。2006年底的时候，中国的纺织业已经对此表示过震惊：是年印度棉花丰收，来自印度的棉花制品第一次在原材料和初制品行业成为中国纺织品的直接对手，而且是在全球市场上。
　　印度德里大学的报告说，中国以极度压缩成本为前提的利润制造方式已经不能成为印度的学习方向。印度必须要确定将来的利润通道何在，是不是必须要从制造业的路径开始。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也就是印度之前大力提倡和中国进行全球化分工的根源所在。在印度商界看来，印度没必要重复中国的发展路线，他们应该切入更高端的领域，回避中国经过20年发展形成的制造业产能和成本优势，从而使中印避免在贸易上产生摩擦。
　　他们正在如此前行。在此前的达沃斯论坛上，由印度官方组织的商业代表团承包了一个酒店，用来展示印度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只有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印度的面目才会更真切地出现在面前：来自以高新技术为导向的新型产业制造了大量的新阶层，他们信奉技术至上。他们说着并不标准的英语，穿着可能还有些别扭的西装，开始用西方熟悉的商业规则进入全球分工体系。
　　而更大的一部分人却依然生活在贫穷线以下，他们可能更关心的是下一顿饭，但他们和这些新贵们生活在一起，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这会使人留意到新德里的市容———在这个城市里，白色的豪宅是政治家和富豪的专属，而黄色的公寓楼则是政府公务员的住所，其余的分不出颜色的住宅则是贫民阶层的。三种颜色构成了这个城市，所有人在里面悠然自得。
　　很多人说，这是印度的诡异所在———贫民窟和豪华酒店纠缠在一起，赤贫阶层和极富阶层可能就是邻居。
　　
　　印度的逻辑
　　美国记者JANE说，很多人仍然试图用曾经广泛适用各个经济体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印度，最终他们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印度就是印度”。
　　这似乎是一个很滑稽的自圆自说的过程，每个人都说自己真实的认识了印度，每个人都确信自己正在介入印度这个庞大经济体的苏醒过程。但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是印度改变了他们，而不是他们改变了印度。只不过没有人乐意说明这一点，因为这就意味着逻辑的混乱。
　　但恰恰就是印度存在的根本。在过去的十年间，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都超过了8％，西方的经济学家们说，如果采取更准确的计算方法的话，它的年经济增长应该在10％左右———在世界的经济版图中，曾经只有中国能够保持这样稳定而且高速的增长。
　　而且与中国的高速增长有赖于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不同，印度经济增长曾经被视为一个全球化经济模型的缩影———全球分工体系下的产业转移承接，先进制度设计下的金融和法制体系以及庞大的内部需求市场拉动———这几乎就是目前全球化热潮中一个落后经济体能够展示的全部动力，印度恰如其分的利用了这一点。
　　但这并不能说明印度本身的发展是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运行。持续不断的经济攀升速度将财富迅速向某一个阶层聚集，他们在过去十年间实现了先辈用了50年都没有达到的财富，而且掌握着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权力，控制着资金和资源；与之相对应的，更加庞大的农村阶层在经济的促动下进入城市，但却没有生存的资本和空间———他们发现，这种经济的增长非但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生活甚至有恶化的趋势。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印度特有的逻辑才能发挥作用。一方面，至少在制度层面上，它能够给所有人提供在一个平台上发展的机会，并使之在阶层层面上处于同一位置；但另一方面，经济的急速推进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前行机会为前提的，“在起跑的时候，大家位于同一位置，但有些人先天的体质不好，必然掉队”。
　　印度德里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制度可以保障民众起跑的权利，但却没有为他们提供能够持续前行的规则，“一个足球运动员和一个板球运动员在一起比赛，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因为大家的规则不同”。
　　因而，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政府说，政府主导的政策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企的刺激下显得是正确的，但在保障普通民众的生活上是错误的———但问题是，“印度这种混乱的逻辑正在发挥作用”。
　　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曾经真实而详细的记录了几十年前的印度这种悖论，他最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说，“我不是在攻击印度，因为印度确实存在诡异的逻辑，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而现在的事实是，更长的时间过去了，决定印度前行的逻辑仍然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