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道德思维的误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6:04:33
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道德思维的误区
国共的武装对抗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主要事件，国共之争的结果也决定了中国包括台湾在内今天的政治经济现实，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了中国政治思想上的误区。国共两党是代表两个不同思维的其实又是有相同目标的两种力量，因为在当时看来，解决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无外乎有两条途径，激进的和缓和的方式。国共两党各占一个，大体是这样。国共背后的思想是近代中国社会改造的药方的总结，所以国共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的问题，纵然国民党能在军事上彻底消灭共产党，也不见得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复杂，太严重。中国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由此涉及到的层面太多，有历史的文化的和世界局势等等，不是那一个人或那一个党能解决的，一个政党一种政治势力所能做的只能是整体进程中的一部分而已，中国的问题要靠全体中国人的努力，还有时间的积累。
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中国人缺少现代政治的概念，在这种环境里，中国人大多还没有弄清楚政治为何物，现代的政治概括说来就是管理众人事情的制度和规则。这种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在于被管理者的参与和投入，是一种社会大于政府的结构。中国两千年以来都是存在于一种政府大于社会的结构里，一切制度的制定都是至上而下产生的，几乎没有双向交流和反馈，如果有也是被动的和灾难性的，比如老百姓起来造反，皇帝才真正发现自己真的错了。中国的专制传统和中国的社会基础有很大关系，中国的社会基础是家庭，因此家庭关系对中国人思想形成的影响可能比任何因素都重要，社会就是家庭的延伸，所以管理社会的理念也就像管理家庭一样，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家长式的领袖和统治阶级。当然这种体制极可能产生权力的滥用，对于防范这种单向体制的可能危害，中国政治思想鼓吹用用道德的方式来调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由科举选拔上来的人应该是德才兼备的智者，不会滥用职权。所以孔子概括他的政治思想为由家庭的"慈孝" 延伸到政治的"忠恕" ，也就是约束君权的所谓圣人言，但从历史看来矛盾最终还是以暴力来解决的。推其缘由，并非是完全由于人心堕落，更重要的是结构上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政府朝廷一方太强，社会一方太弱，建立不起来真正的平等关系，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国家和皇权是不分的。总是官逼民反。另一方面，考试制度虽然比欧洲的贵族世袭制度优越，但并不能保证选上来的都是智者。从此可以看出，中国所谓的政治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弄权之术，一部自编自导的独角戏戏罢了。以道德方式解决矛盾的思想并没有错，错在只有思想而没有有效的体制使思想得以贯彻，最终还是不行。
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偏重于道德的，中国人的思维不是以辩证思辨的方式进行的，而是有一种先入为主为主的一元的所谓"道德" "是非"的东西在里面左右一切。“汉贼不两立”的思维就是一个例子，其实国共两党完全可以作为两种不同的路线来和平竞争，不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一般说来，中国文化是基于一种对人性的感悟而建立起来的。是由内向外的，"内圣"始能"外王"。近代西方工业文明是基于对外界的思辨改造而建立起来的逻辑体系。 大凡未进入现代社会的文明都是生活在这种以感性为主的"精神生活" 之中，这种心灵上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极其符合自然的，所以也就能长久地存在下来。生生不息。
人类社会要达到和谐大概是不能缺少这种精神生活，因为由这种精神生活所达到的平衡也许是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过分注重"道德" 的思维的错误不在于它对这种和谐的追求而在于对理性的忽视，也就是说只看到了目标而没有研究达到这个目标所必须的条件。比如说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很好，古代的大同思想也是一样，很多人都为此热血沸腾，但并没有多少人认真思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揭示阶级斗争是否就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原 因？从历史的经验看来，马克思主义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它为争取人类平等的愿望和努力，也不在于它对当时西方政治经济现实的解释，而在于它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历史发展观。它的所谓辩证法只对了一半，因为它只发现了事物的问题而并不了解事物存在的机理。社会的进步一方面是由于不同利益的对抗，更重要的是由于随之而来的和解。道德本身作为一种理念是没有错的，而且是人类思想必要的组成部分，但问题在于道德不可能和理性相对立而存在。忽视理性轻视知识从某种意义上，和忽视道德一样都是对人性的践踏，忽视理性的道德往往导致残忍和愚昧，政教合一的社会就是如此，而不顾道德的理性是一种自私和野蛮，没有道德平衡制约的理性实际上只是一种欲望的理性化。
过分偏重道德可能是中国人思维上的误区。走出这种误区需要中国人学会理性的妥协和真正尊重别人。这些习惯不仅仅是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更是道德的真正体现。这些习惯都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必要条件，中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于道德上的裁判而不是理性上的交流和商业上的等价交换。所以中国人的那些所谓政治不过是一些非职业的输赢游戏罢了。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是不崇尚公开的利益交换的，利益的交换都是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来完成的。也就是说表面上是道德里面是实力和利益。中国的民众也习惯了统治阶级的这种虚伪的"给予" 恩赐，而并没有意识到正在出卖自己的权力，归根结底政治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自己的事情。但在一个政府强与社会的结构里，民众只能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良心发现。
中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于一元化的思维，非黑即白，其实事实远没有这样简单。正如富兰克林指出的那样，我不可能证明凡是我认为的一定正确，也不能完全证明别人的认识全部错误，所以到最后是行为决定一切。你怎样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好像文革前后大家对毛主席的看法，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毛主席其实既不是什么救星也不是魔鬼。遗憾的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毛所能扮演的角色只有魔鬼和大救星。现在大家好像已经认识到了毛也是一个人，一个能力超群但也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
中国的落后首先是在思想上丧失了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实际上是一种源于理性的能力。中国现代的落后是中国长期领先世界以及儒家思想教条化的结果。然而就此断定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好像言之过早，中国人虽然长期沉溺于优雅的精神存在之中，但并不能依此就证明中国人不具备理性思维的能力，因为这种优雅的精神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力的结果。中国文明的优点也许正如辜鸿铭指出的那样：同时能享受儿童般的心灵生活但又有着成年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中华文明是这两者的巧妙结合。
中国的复兴一方面取决于偶然的因素，国际的局势等等，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本身有没有从本质上和现代化思想对立的东西，以及这种思想是否能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能不能以公正的态度接受消化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思想。中国文化的内涵是基于对外界的一种适应和融合，其目的不像西方文化那样是致力与对世界的分析和改造，中国人更向往一种精神上的修养。所以知识能力教育都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而不像西方文明那样作为一些上帝赋予的改造世界的工具。中国人被迫使用这种理性的工具是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发生的，也就是为了救亡。中国的革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都是这种理性的改造世界的思想和中国现实结合的产物。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中国文化不缺少理性的能力，更不缺乏道德的热忱。中国文明的延续在于中国人努力发现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样才能赋予死的道德以新的生命，中国才能得以复兴，中国的文明才能得以发扬和绵绵不断地延续下去。
总之，中国要强大必须先学会科学的思维方法，彻底抛弃那些形式上的道德式的面子思维，对假的懦弱的道德教条的恨其实就是对真理良心的爱和追求。这样才能消灭伪道德，建立起独立而真实的是非观，书本上的道德才能变成真实的行为准则，也就是知行一体。真正的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顺应世界潮流的科学的理性的选择，其目的并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要打倒某党，或者是要建立一个替代主义和纲领，其目的是要创造一个环境，一个确保公正、机会均等、自由的环境，一个法制的环境使社会民众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由此可见中国首先要建立起来人权和民权思想，要先学会怎样把"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对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以天下自居，对外是世界主义而非民族国家主义，总是以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种道德的方法。但是没有个人那来的整体呢？私德的扩展就是公德，普遍认为中国人缺少公德心，其实公德和私德都不行，因为在一个压制自由的环境里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道德。统治阶级为了政权稳定的需要 ，对民众采取欺骗和镇压的手段，社会和民众对政府的相对弱势对统治阶级来说是有利的，中国的社会于是就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无权力甚至是无权力意识的所谓顺民，弱者出于自身的自卑感而产生了对强者的憎恨，如果弱者没有可能在一个公平的环境里建立像强者一样的自尊，对强者优者的憎恨和残忍往往是弱者重建自尊的唯一途径，但这种自信自尊是病态的虚伪的，这种心理的结果往往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宗教和宗教式的政治思想正是在这种环境里产生并繁殖的，久而久之就丧失了真正的自尊和自信。宗教式的对道德理解的误区在于对人格中善的否定，真正的道德应该是基于对自身人格中"善"的肯定，而不是像宗教鼓吹的那样源于对由原罪产生的痛苦磨难的忍受和对强者的妒忌和憎恨。要救人必能先救己，中国人必须建立其真正的独立的人格。这个人格是建立在知识和道德的基础上的，是对自我能力的一种肯定而不是否定，是知识和道德的统一而不是对立，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使自己的能力得到真正的充分的发挥，人们在追求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不会妨害别人的正当权益，中国的前途在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过上一种公正的，诚实的，体面的生活，等这些东西都巩固了我们才可以谈什么兼善天下的世界主义。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道德思维的误区
国共的武装对抗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主要事件，国共之争的结果也决定了中国包括台湾在内今天的政治经济现实，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了中国政治思想上的误区。国共两党是代表两个不同思维的其实又是有相同目标的两种力量，因为在当时看来，解决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无外乎有两条途径，激进的和缓和的方式。国共两党各占一个，大体是这样。国共背后的思想是近代中国社会改造的药方的总结，所以国共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的问题，纵然国民党能在军事上彻底消灭共产党，也不见得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复杂，太严重。中国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由此涉及到的层面太多，有历史的文化的和世界局势等等，不是那一个人或那一个党能解决的，一个政党一种政治势力所能做的只能是整体进程中的一部分而已，中国的问题要靠全体中国人的努力，还有时间的积累。
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中国人缺少现代政治的概念，在这种环境里，中国人大多还没有弄清楚政治为何物，现代的政治概括说来就是管理众人事情的制度和规则。这种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在于被管理者的参与和投入，是一种社会大于政府的结构。中国两千年以来都是存在于一种政府大于社会的结构里，一切制度的制定都是至上而下产生的，几乎没有双向交流和反馈，如果有也是被动的和灾难性的，比如老百姓起来造反，皇帝才真正发现自己真的错了。中国的专制传统和中国的社会基础有很大关系，中国的社会基础是家庭，因此家庭关系对中国人思想形成的影响可能比任何因素都重要，社会就是家庭的延伸，所以管理社会的理念也就像管理家庭一样，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家长式的领袖和统治阶级。当然这种体制极可能产生权力的滥用，对于防范这种单向体制的可能危害，中国政治思想鼓吹用用道德的方式来调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由科举选拔上来的人应该是德才兼备的智者，不会滥用职权。所以孔子概括他的政治思想为由家庭的"慈孝" 延伸到政治的"忠恕" ，也就是约束君权的所谓圣人言，但从历史看来矛盾最终还是以暴力来解决的。推其缘由，并非是完全由于人心堕落，更重要的是结构上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政府朝廷一方太强，社会一方太弱，建立不起来真正的平等关系，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国家和皇权是不分的。总是官逼民反。另一方面，考试制度虽然比欧洲的贵族世袭制度优越，但并不能保证选上来的都是智者。从此可以看出，中国所谓的政治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弄权之术，一部自编自导的独角戏戏罢了。以道德方式解决矛盾的思想并没有错，错在只有思想而没有有效的体制使思想得以贯彻，最终还是不行。
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偏重于道德的，中国人的思维不是以辩证思辨的方式进行的，而是有一种先入为主为主的一元的所谓"道德" "是非"的东西在里面左右一切。“汉贼不两立”的思维就是一个例子，其实国共两党完全可以作为两种不同的路线来和平竞争，不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一般说来，中国文化是基于一种对人性的感悟而建立起来的。是由内向外的，"内圣"始能"外王"。近代西方工业文明是基于对外界的思辨改造而建立起来的逻辑体系。 大凡未进入现代社会的文明都是生活在这种以感性为主的"精神生活" 之中，这种心灵上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极其符合自然的，所以也就能长久地存在下来。生生不息。
人类社会要达到和谐大概是不能缺少这种精神生活，因为由这种精神生活所达到的平衡也许是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过分注重"道德" 的思维的错误不在于它对这种和谐的追求而在于对理性的忽视，也就是说只看到了目标而没有研究达到这个目标所必须的条件。比如说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很好，古代的大同思想也是一样，很多人都为此热血沸腾，但并没有多少人认真思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揭示阶级斗争是否就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原 因？从历史的经验看来，马克思主义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它为争取人类平等的愿望和努力，也不在于它对当时西方政治经济现实的解释，而在于它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历史发展观。它的所谓辩证法只对了一半，因为它只发现了事物的问题而并不了解事物存在的机理。社会的进步一方面是由于不同利益的对抗，更重要的是由于随之而来的和解。道德本身作为一种理念是没有错的，而且是人类思想必要的组成部分，但问题在于道德不可能和理性相对立而存在。忽视理性轻视知识从某种意义上，和忽视道德一样都是对人性的践踏，忽视理性的道德往往导致残忍和愚昧，政教合一的社会就是如此，而不顾道德的理性是一种自私和野蛮，没有道德平衡制约的理性实际上只是一种欲望的理性化。
过分偏重道德可能是中国人思维上的误区。走出这种误区需要中国人学会理性的妥协和真正尊重别人。这些习惯不仅仅是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更是道德的真正体现。这些习惯都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必要条件，中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于道德上的裁判而不是理性上的交流和商业上的等价交换。所以中国人的那些所谓政治不过是一些非职业的输赢游戏罢了。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是不崇尚公开的利益交换的，利益的交换都是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来完成的。也就是说表面上是道德里面是实力和利益。中国的民众也习惯了统治阶级的这种虚伪的"给予" 恩赐，而并没有意识到正在出卖自己的权力，归根结底政治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自己的事情。但在一个政府强与社会的结构里，民众只能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良心发现。
中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于一元化的思维，非黑即白，其实事实远没有这样简单。正如富兰克林指出的那样，我不可能证明凡是我认为的一定正确，也不能完全证明别人的认识全部错误，所以到最后是行为决定一切。你怎样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好像文革前后大家对毛主席的看法，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毛主席其实既不是什么救星也不是魔鬼。遗憾的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毛所能扮演的角色只有魔鬼和大救星。现在大家好像已经认识到了毛也是一个人，一个能力超群但也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
中国的落后首先是在思想上丧失了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实际上是一种源于理性的能力。中国现代的落后是中国长期领先世界以及儒家思想教条化的结果。然而就此断定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好像言之过早，中国人虽然长期沉溺于优雅的精神存在之中，但并不能依此就证明中国人不具备理性思维的能力，因为这种优雅的精神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力的结果。中国文明的优点也许正如辜鸿铭指出的那样：同时能享受儿童般的心灵生活但又有着成年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中华文明是这两者的巧妙结合。
中国的复兴一方面取决于偶然的因素，国际的局势等等，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本身有没有从本质上和现代化思想对立的东西，以及这种思想是否能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能不能以公正的态度接受消化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思想。中国文化的内涵是基于对外界的一种适应和融合，其目的不像西方文化那样是致力与对世界的分析和改造，中国人更向往一种精神上的修养。所以知识能力教育都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而不像西方文明那样作为一些上帝赋予的改造世界的工具。中国人被迫使用这种理性的工具是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发生的，也就是为了救亡。中国的革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都是这种理性的改造世界的思想和中国现实结合的产物。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中国文化不缺少理性的能力，更不缺乏道德的热忱。中国文明的延续在于中国人努力发现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样才能赋予死的道德以新的生命，中国才能得以复兴，中国的文明才能得以发扬和绵绵不断地延续下去。
总之，中国要强大必须先学会科学的思维方法，彻底抛弃那些形式上的道德式的面子思维，对假的懦弱的道德教条的恨其实就是对真理良心的爱和追求。这样才能消灭伪道德，建立起独立而真实的是非观，书本上的道德才能变成真实的行为准则，也就是知行一体。真正的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顺应世界潮流的科学的理性的选择，其目的并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要打倒某党，或者是要建立一个替代主义和纲领，其目的是要创造一个环境，一个确保公正、机会均等、自由的环境，一个法制的环境使社会民众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由此可见中国首先要建立起来人权和民权思想，要先学会怎样把"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对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以天下自居，对外是世界主义而非民族国家主义，总是以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种道德的方法。但是没有个人那来的整体呢？私德的扩展就是公德，普遍认为中国人缺少公德心，其实公德和私德都不行，因为在一个压制自由的环境里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道德。统治阶级为了政权稳定的需要 ，对民众采取欺骗和镇压的手段，社会和民众对政府的相对弱势对统治阶级来说是有利的，中国的社会于是就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无权力甚至是无权力意识的所谓顺民，弱者出于自身的自卑感而产生了对强者的憎恨，如果弱者没有可能在一个公平的环境里建立像强者一样的自尊，对强者优者的憎恨和残忍往往是弱者重建自尊的唯一途径，但这种自信自尊是病态的虚伪的，这种心理的结果往往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宗教和宗教式的政治思想正是在这种环境里产生并繁殖的，久而久之就丧失了真正的自尊和自信。宗教式的对道德理解的误区在于对人格中善的否定，真正的道德应该是基于对自身人格中"善"的肯定，而不是像宗教鼓吹的那样源于对由原罪产生的痛苦磨难的忍受和对强者的妒忌和憎恨。要救人必能先救己，中国人必须建立其真正的独立的人格。这个人格是建立在知识和道德的基础上的，是对自我能力的一种肯定而不是否定，是知识和道德的统一而不是对立，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使自己的能力得到真正的充分的发挥，人们在追求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不会妨害别人的正当权益，中国的前途在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过上一种公正的，诚实的，体面的生活，等这些东西都巩固了我们才可以谈什么兼善天下的世界主义。
国共的武装对抗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主要事件，国共之争的结果也决定了中国包括台湾在内今天的政治经济现实，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了中国政治思想上的误区。国共两党是代表两个不同思维的其实又是有相同目标的两种力量，因为在当时看来，解决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无外乎有两条途径，激进的和缓和的方式。国共两党各占一个，大体是这样。国共背后的思想是近代中国社会改造的药方的总结，所以国共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的问题，纵然国民党能在军事上彻底消灭共产党，也不见得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复杂，太严重。中国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由此涉及到的层面太多，有历史的文化的和世界局势等等，不是那一个人或那一个党能解决的，一个政党一种政治势力所能做的只能是整体进程中的一部分而已，中国的问题要靠全体中国人的努力，还有时间的积累。
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中国人缺少现代政治的概念，在这种环境里，中国人大多还没有弄清楚政治为何物，现代的政治概括说来就是管理众人事情的制度和规则。这种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在于被管理者的参与和投入，是一种社会大于政府的结构。中国两千年以来都是存在于一种政府大于社会的结构里，一切制度的制定都是至上而下产生的，几乎没有双向交流和反馈，如果有也是被动的和灾难性的，比如老百姓起来造反，皇帝才真正发现自己真的错了。中国的专制传统和中国的社会基础有很大关系，中国的社会基础是家庭，因此家庭关系对中国人思想形成的影响可能比任何因素都重要，社会就是家庭的延伸，所以管理社会的理念也就像管理家庭一样，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家长式的领袖和统治阶级。当然这种体制极可能产生权力的滥用，对于防范这种单向体制的可能危害，中国政治思想鼓吹用用道德的方式来调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由科举选拔上来的人应该是德才兼备的智者，不会滥用职权。所以孔子概括他的政治思想为由家庭的"慈孝" 延伸到政治的"忠恕" ，也就是约束君权的所谓圣人言，但从历史看来矛盾最终还是以暴力来解决的。推其缘由，并非是完全由于人心堕落，更重要的是结构上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政府朝廷一方太强，社会一方太弱，建立不起来真正的平等关系，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国家和皇权是不分的。总是官逼民反。另一方面，考试制度虽然比欧洲的贵族世袭制度优越，但并不能保证选上来的都是智者。从此可以看出，中国所谓的政治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弄权之术，一部自编自导的独角戏戏罢了。以道德方式解决矛盾的思想并没有错，错在只有思想而没有有效的体制使思想得以贯彻，最终还是不行。
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偏重于道德的，中国人的思维不是以辩证思辨的方式进行的，而是有一种先入为主为主的一元的所谓"道德" "是非"的东西在里面左右一切。“汉贼不两立”的思维就是一个例子，其实国共两党完全可以作为两种不同的路线来和平竞争，不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一般说来，中国文化是基于一种对人性的感悟而建立起来的。是由内向外的，"内圣"始能"外王"。近代西方工业文明是基于对外界的思辨改造而建立起来的逻辑体系。 大凡未进入现代社会的文明都是生活在这种以感性为主的"精神生活" 之中，这种心灵上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极其符合自然的，所以也就能长久地存在下来。生生不息。
人类社会要达到和谐大概是不能缺少这种精神生活，因为由这种精神生活所达到的平衡也许是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过分注重"道德" 的思维的错误不在于它对这种和谐的追求而在于对理性的忽视，也就是说只看到了目标而没有研究达到这个目标所必须的条件。比如说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很好，古代的大同思想也是一样，很多人都为此热血沸腾，但并没有多少人认真思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揭示阶级斗争是否就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原 因？从历史的经验看来，马克思主义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它为争取人类平等的愿望和努力，也不在于它对当时西方政治经济现实的解释，而在于它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历史发展观。它的所谓辩证法只对了一半，因为它只发现了事物的问题而并不了解事物存在的机理。社会的进步一方面是由于不同利益的对抗，更重要的是由于随之而来的和解。道德本身作为一种理念是没有错的，而且是人类思想必要的组成部分，但问题在于道德不可能和理性相对立而存在。忽视理性轻视知识从某种意义上，和忽视道德一样都是对人性的践踏，忽视理性的道德往往导致残忍和愚昧，政教合一的社会就是如此，而不顾道德的理性是一种自私和野蛮，没有道德平衡制约的理性实际上只是一种欲望的理性化。
过分偏重道德可能是中国人思维上的误区。走出这种误区需要中国人学会理性的妥协和真正尊重别人。这些习惯不仅仅是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更是道德的真正体现。这些习惯都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必要条件，中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于道德上的裁判而不是理性上的交流和商业上的等价交换。所以中国人的那些所谓政治不过是一些非职业的输赢游戏罢了。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是不崇尚公开的利益交换的，利益的交换都是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来完成的。也就是说表面上是道德里面是实力和利益。中国的民众也习惯了统治阶级的这种虚伪的"给予" 恩赐，而并没有意识到正在出卖自己的权力，归根结底政治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自己的事情。但在一个政府强与社会的结构里，民众只能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良心发现。
中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于一元化的思维，非黑即白，其实事实远没有这样简单。正如富兰克林指出的那样，我不可能证明凡是我认为的一定正确，也不能完全证明别人的认识全部错误，所以到最后是行为决定一切。你怎样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好像文革前后大家对毛主席的看法，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毛主席其实既不是什么救星也不是魔鬼。遗憾的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毛所能扮演的角色只有魔鬼和大救星。现在大家好像已经认识到了毛也是一个人，一个能力超群但也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
中国的落后首先是在思想上丧失了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实际上是一种源于理性的能力。中国现代的落后是中国长期领先世界以及儒家思想教条化的结果。然而就此断定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好像言之过早，中国人虽然长期沉溺于优雅的精神存在之中，但并不能依此就证明中国人不具备理性思维的能力，因为这种优雅的精神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力的结果。中国文明的优点也许正如辜鸿铭指出的那样：同时能享受儿童般的心灵生活但又有着成年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中华文明是这两者的巧妙结合。
中国的复兴一方面取决于偶然的因素，国际的局势等等，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本身有没有从本质上和现代化思想对立的东西，以及这种思想是否能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能不能以公正的态度接受消化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思想。中国文化的内涵是基于对外界的一种适应和融合，其目的不像西方文化那样是致力与对世界的分析和改造，中国人更向往一种精神上的修养。所以知识能力教育都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而不像西方文明那样作为一些上帝赋予的改造世界的工具。中国人被迫使用这种理性的工具是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发生的，也就是为了救亡。中国的革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都是这种理性的改造世界的思想和中国现实结合的产物。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中国文化不缺少理性的能力，更不缺乏道德的热忱。中国文明的延续在于中国人努力发现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样才能赋予死的道德以新的生命，中国才能得以复兴，中国的文明才能得以发扬和绵绵不断地延续下去。
总之，中国要强大必须先学会科学的思维方法，彻底抛弃那些形式上的道德式的面子思维，对假的懦弱的道德教条的恨其实就是对真理良心的爱和追求。这样才能消灭伪道德，建立起独立而真实的是非观，书本上的道德才能变成真实的行为准则，也就是知行一体。真正的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顺应世界潮流的科学的理性的选择，其目的并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要打倒某党，或者是要建立一个替代主义和纲领，其目的是要创造一个环境，一个确保公正、机会均等、自由的环境，一个法制的环境使社会民众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由此可见中国首先要建立起来人权和民权思想，要先学会怎样把"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对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以天下自居，对外是世界主义而非民族国家主义，总是以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种道德的方法。但是没有个人那来的整体呢？私德的扩展就是公德，普遍认为中国人缺少公德心，其实公德和私德都不行，因为在一个压制自由的环境里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道德。统治阶级为了政权稳定的需要 ，对民众采取欺骗和镇压的手段，社会和民众对政府的相对弱势对统治阶级来说是有利的，中国的社会于是就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无权力甚至是无权力意识的所谓顺民，弱者出于自身的自卑感而产生了对强者的憎恨，如果弱者没有可能在一个公平的环境里建立像强者一样的自尊，对强者优者的憎恨和残忍往往是弱者重建自尊的唯一途径，但这种自信自尊是病态的虚伪的，这种心理的结果往往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宗教和宗教式的政治思想正是在这种环境里产生并繁殖的，久而久之就丧失了真正的自尊和自信。宗教式的对道德理解的误区在于对人格中善的否定，真正的道德应该是基于对自身人格中"善"的肯定，而不是像宗教鼓吹的那样源于对由原罪产生的痛苦磨难的忍受和对强者的妒忌和憎恨。要救人必能先救己，中国人必须建立其真正的独立的人格。这个人格是建立在知识和道德的基础上的，是对自我能力的一种肯定而不是否定，是知识和道德的统一而不是对立，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使自己的能力得到真正的充分的发挥，人们在追求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不会妨害别人的正当权益，中国的前途在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过上一种公正的，诚实的，体面的生活，等这些东西都巩固了我们才可以谈什么兼善天下的世界主义。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道德思维的误区
国共的武装对抗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主要事件，国共之争的结果也决定了中国包括台湾在内今天的政治经济现实，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了中国政治思想上的误区。国共两党是代表两个不同思维的其实又是有相同目标的两种力量，因为在当时看来，解决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无外乎有两条途径，激进的和缓和的方式。国共两党各占一个，大体是这样。国共背后的思想是近代中国社会改造的药方的总结，所以国共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的问题，纵然国民党能在军事上彻底消灭共产党，也不见得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复杂，太严重。中国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由此涉及到的层面太多，有历史的文化的和世界局势等等，不是那一个人或那一个党能解决的，一个政党一种政治势力所能做的只能是整体进程中的一部分而已，中国的问题要靠全体中国人的努力，还有时间的积累。
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中国人缺少现代政治的概念，在这种环境里，中国人大多还没有弄清楚政治为何物，现代的政治概括说来就是管理众人事情的制度和规则。这种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在于被管理者的参与和投入，是一种社会大于政府的结构。中国两千年以来都是存在于一种政府大于社会的结构里，一切制度的制定都是至上而下产生的，几乎没有双向交流和反馈，如果有也是被动的和灾难性的，比如老百姓起来造反，皇帝才真正发现自己真的错了。中国的专制传统和中国的社会基础有很大关系，中国的社会基础是家庭，因此家庭关系对中国人思想形成的影响可能比任何因素都重要，社会就是家庭的延伸，所以管理社会的理念也就像管理家庭一样，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家长式的领袖和统治阶级。当然这种体制极可能产生权力的滥用，对于防范这种单向体制的可能危害，中国政治思想鼓吹用用道德的方式来调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由科举选拔上来的人应该是德才兼备的智者，不会滥用职权。所以孔子概括他的政治思想为由家庭的"慈孝" 延伸到政治的"忠恕" ，也就是约束君权的所谓圣人言，但从历史看来矛盾最终还是以暴力来解决的。推其缘由，并非是完全由于人心堕落，更重要的是结构上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政府朝廷一方太强，社会一方太弱，建立不起来真正的平等关系，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国家和皇权是不分的。总是官逼民反。另一方面，考试制度虽然比欧洲的贵族世袭制度优越，但并不能保证选上来的都是智者。从此可以看出，中国所谓的政治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弄权之术，一部自编自导的独角戏戏罢了。以道德方式解决矛盾的思想并没有错，错在只有思想而没有有效的体制使思想得以贯彻，最终还是不行。
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偏重于道德的，中国人的思维不是以辩证思辨的方式进行的，而是有一种先入为主为主的一元的所谓"道德" "是非"的东西在里面左右一切。“汉贼不两立”的思维就是一个例子，其实国共两党完全可以作为两种不同的路线来和平竞争，不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一般说来，中国文化是基于一种对人性的感悟而建立起来的。是由内向外的，"内圣"始能"外王"。近代西方工业文明是基于对外界的思辨改造而建立起来的逻辑体系。 大凡未进入现代社会的文明都是生活在这种以感性为主的"精神生活" 之中，这种心灵上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极其符合自然的，所以也就能长久地存在下来。生生不息。
人类社会要达到和谐大概是不能缺少这种精神生活，因为由这种精神生活所达到的平衡也许是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过分注重"道德" 的思维的错误不在于它对这种和谐的追求而在于对理性的忽视，也就是说只看到了目标而没有研究达到这个目标所必须的条件。比如说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很好，古代的大同思想也是一样，很多人都为此热血沸腾，但并没有多少人认真思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揭示阶级斗争是否就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原 因？从历史的经验看来，马克思主义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它为争取人类平等的愿望和努力，也不在于它对当时西方政治经济现实的解释，而在于它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历史发展观。它的所谓辩证法只对了一半，因为它只发现了事物的问题而并不了解事物存在的机理。社会的进步一方面是由于不同利益的对抗，更重要的是由于随之而来的和解。道德本身作为一种理念是没有错的，而且是人类思想必要的组成部分，但问题在于道德不可能和理性相对立而存在。忽视理性轻视知识从某种意义上，和忽视道德一样都是对人性的践踏，忽视理性的道德往往导致残忍和愚昧，政教合一的社会就是如此，而不顾道德的理性是一种自私和野蛮，没有道德平衡制约的理性实际上只是一种欲望的理性化。
过分偏重道德可能是中国人思维上的误区。走出这种误区需要中国人学会理性的妥协和真正尊重别人。这些习惯不仅仅是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更是道德的真正体现。这些习惯都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必要条件，中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于道德上的裁判而不是理性上的交流和商业上的等价交换。所以中国人的那些所谓政治不过是一些非职业的输赢游戏罢了。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是不崇尚公开的利益交换的，利益的交换都是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来完成的。也就是说表面上是道德里面是实力和利益。中国的民众也习惯了统治阶级的这种虚伪的"给予" 恩赐，而并没有意识到正在出卖自己的权力，归根结底政治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自己的事情。但在一个政府强与社会的结构里，民众只能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良心发现。
中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于一元化的思维，非黑即白，其实事实远没有这样简单。正如富兰克林指出的那样，我不可能证明凡是我认为的一定正确，也不能完全证明别人的认识全部错误，所以到最后是行为决定一切。你怎样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好像文革前后大家对毛主席的看法，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毛主席其实既不是什么救星也不是魔鬼。遗憾的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毛所能扮演的角色只有魔鬼和大救星。现在大家好像已经认识到了毛也是一个人，一个能力超群但也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
中国的落后首先是在思想上丧失了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实际上是一种源于理性的能力。中国现代的落后是中国长期领先世界以及儒家思想教条化的结果。然而就此断定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好像言之过早，中国人虽然长期沉溺于优雅的精神存在之中，但并不能依此就证明中国人不具备理性思维的能力，因为这种优雅的精神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力的结果。中国文明的优点也许正如辜鸿铭指出的那样：同时能享受儿童般的心灵生活但又有着成年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中华文明是这两者的巧妙结合。
中国的复兴一方面取决于偶然的因素，国际的局势等等，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本身有没有从本质上和现代化思想对立的东西，以及这种思想是否能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能不能以公正的态度接受消化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思想。中国文化的内涵是基于对外界的一种适应和融合，其目的不像西方文化那样是致力与对世界的分析和改造，中国人更向往一种精神上的修养。所以知识能力教育都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而不像西方文明那样作为一些上帝赋予的改造世界的工具。中国人被迫使用这种理性的工具是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发生的，也就是为了救亡。中国的革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都是这种理性的改造世界的思想和中国现实结合的产物。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中国文化不缺少理性的能力，更不缺乏道德的热忱。中国文明的延续在于中国人努力发现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样才能赋予死的道德以新的生命，中国才能得以复兴，中国的文明才能得以发扬和绵绵不断地延续下去。
总之，中国要强大必须先学会科学的思维方法，彻底抛弃那些形式上的道德式的面子思维，对假的懦弱的道德教条的恨其实就是对真理良心的爱和追求。这样才能消灭伪道德，建立起独立而真实的是非观，书本上的道德才能变成真实的行为准则，也就是知行一体。真正的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顺应世界潮流的科学的理性的选择，其目的并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要打倒某党，或者是要建立一个替代主义和纲领，其目的是要创造一个环境，一个确保公正、机会均等、自由的环境，一个法制的环境使社会民众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由此可见中国首先要建立起来人权和民权思想，要先学会怎样把"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对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以天下自居，对外是世界主义而非民族国家主义，总是以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种道德的方法。但是没有个人那来的整体呢？私德的扩展就是公德，普遍认为中国人缺少公德心，其实公德和私德都不行，因为在一个压制自由的环境里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道德。统治阶级为了政权稳定的需要 ，对民众采取欺骗和镇压的手段，社会和民众对政府的相对弱势对统治阶级来说是有利的，中国的社会于是就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无权力甚至是无权力意识的所谓顺民，弱者出于自身的自卑感而产生了对强者的憎恨，如果弱者没有可能在一个公平的环境里建立像强者一样的自尊，对强者优者的憎恨和残忍往往是弱者重建自尊的唯一途径，但这种自信自尊是病态的虚伪的，这种心理的结果往往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宗教和宗教式的政治思想正是在这种环境里产生并繁殖的，久而久之就丧失了真正的自尊和自信。宗教式的对道德理解的误区在于对人格中善的否定，真正的道德应该是基于对自身人格中"善"的肯定，而不是像宗教鼓吹的那样源于对由原罪产生的痛苦磨难的忍受和对强者的妒忌和憎恨。要救人必能先救己，中国人必须建立其真正的独立的人格。这个人格是建立在知识和道德的基础上的，是对自我能力的一种肯定而不是否定，是知识和道德的统一而不是对立，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使自己的能力得到真正的充分的发挥，人们在追求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不会妨害别人的正当权益，中国的前途在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过上一种公正的，诚实的，体面的生活，等这些东西都巩固了我们才可以谈什么兼善天下的世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