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和谐权”的语言学质疑

　　　　　　　　　　　对“和谐权”的语言学质疑
　　　　　　　　　　　　　　　　思宁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学专家徐显明教授发表了“和谐权是第四代人权”的高论。思宁根据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解释以及汉语词义、词组知识，从语言学角度提出质疑。
　　首先，“和谐”的词性与“自由”、“生存”、“发展”不和谐。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以下关键词的解释部分均根据该词典），“和谐”是形容词，指“配合得适当”的意思。
　　按照徐显明教授的人权发展阶段论，前三个阶段分别是自由权本位的人权、生存权本位的人权和发展权本位的人权。可见，徐显明教授把“自由”、“生存”、“发展”、“和谐”视为可以并列地分别修饰“权”的同类词。
　　但是，这里使用的“自由”、“生存”、“发展”、“和谐”并不是同类词。
　　“自由”是名词、形容词。在“人身自由”“自由平等”含义，也就是“自由权”含义中的“自由”是名词。“生存”和“发展”都是动词。“和谐”与“自由”、“生存”、“发展”三个词的词性不和谐。
　　其次，“和谐”的词义不能搭配“权”。
　　“配合得适当”，顾名思义，“配合”来自双方或者多方。和谐社会的“和谐”是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人与人的和谐来说，双数或者多数（群体）才有和谐不和谐的问题，单独的个人没有这种和谐不和谐的问题。
　　“权”是“权利”的意思。从人权角度分析，“权利”只能是公民这个人的权利，而不是公民与别人的“配合”权。“权利”是人自身拥有的权利，不是与他人“配合”中才有的权利。比如，法律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种权利是公民自身拥有的。公民不“配合”别人要求选谁不选谁的外界压力，才算拥有选举权。如果被别人施加要求“配合”的压力，不能自由地表达，那权利就被侵犯了，或者说就没有了。
　　“权利”的行使应当是公民这个人自由意志的表现。干预公民这个人自由意志的外在的“配合”要求，恰恰是对人权的侵犯。所以，“和谐”的词义不能与“权”搭配。
　　再次，“和谐权”这个词组与“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不和谐。
　　“和谐”的词性与“自由”、“生存”、“发展”不和谐，“和谐”的词义又不能搭配“权”。这样生造出来的“和谐权”这个词组，是“形容词＋名词”结构。而“自由权”是“名词＋名词”结构、“生存权”是“动词＋名词”结构、“发展权”也是“动词＋名词”结构。使用“和谐权”这个词组是以“和谐”来形容人权，缺乏名词的确定性和动词的能动性，把人权“形”“容”化了，变成外在的东西。把人权变成外在的东西，就可能否定其内在的本质。
　　“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行使都是公民这个人内在的自由意志的表现，别人不“配合”，甚至认定不“适当”，人依然拥有这些权利。按照天赋人权论，这些人权是天赋的，不管别人配合不配合，它们都存在。即使按照法定人权论，人权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也不管别人配合不配合，规定有人权就该有人权。
　　显然，否定了人权内在性的“形”“容”化的“和谐权”与承认人权内在性的“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是不和谐的，甚至是对立的。因此，所谓“和谐权”，不能与“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和谐地构成连续的人权发展阶段。况且，“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是否三个阶段，也有人提出质疑。
　　从语言学分析的角度，就可以发现，徐显明教授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和谐地表达汉语的能力。一个在基本概念、主要名词和词组的运用上思维混乱的人，怎么可能提出和建立令人信服的人权理论呢？
　　顺便带一句，语言学分析还可以发现，“和谐权”高论本身隐含着反人权的“毒素”。当然，点出这一点，已经超出本文的任务了，就此打住。
　　　　　　　　　　　　　　　　　　　　　　 200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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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宁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学专家徐显明教授发表了“和谐权是第四代人权”的高论。思宁根据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解释以及汉语词义、词组知识，从语言学角度提出质疑。
　　首先，“和谐”的词性与“自由”、“生存”、“发展”不和谐。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以下关键词的解释部分均根据该词典），“和谐”是形容词，指“配合得适当”的意思。
　　按照徐显明教授的人权发展阶段论，前三个阶段分别是自由权本位的人权、生存权本位的人权和发展权本位的人权。可见，徐显明教授把“自由”、“生存”、“发展”、“和谐”视为可以并列地分别修饰“权”的同类词。
　　但是，这里使用的“自由”、“生存”、“发展”、“和谐”并不是同类词。
　　“自由”是名词、形容词。在“人身自由”“自由平等”含义，也就是“自由权”含义中的“自由”是名词。“生存”和“发展”都是动词。“和谐”与“自由”、“生存”、“发展”三个词的词性不和谐。
　　其次，“和谐”的词义不能搭配“权”。
　　“配合得适当”，顾名思义，“配合”来自双方或者多方。和谐社会的“和谐”是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人与人的和谐来说，双数或者多数（群体）才有和谐不和谐的问题，单独的个人没有这种和谐不和谐的问题。
　　“权”是“权利”的意思。从人权角度分析，“权利”只能是公民这个人的权利，而不是公民与别人的“配合”权。“权利”是人自身拥有的权利，不是与他人“配合”中才有的权利。比如，法律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种权利是公民自身拥有的。公民不“配合”别人要求选谁不选谁的外界压力，才算拥有选举权。如果被别人施加要求“配合”的压力，不能自由地表达，那权利就被侵犯了，或者说就没有了。
　　“权利”的行使应当是公民这个人自由意志的表现。干预公民这个人自由意志的外在的“配合”要求，恰恰是对人权的侵犯。所以，“和谐”的词义不能与“权”搭配。
　　再次，“和谐权”这个词组与“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不和谐。
　　“和谐”的词性与“自由”、“生存”、“发展”不和谐，“和谐”的词义又不能搭配“权”。这样生造出来的“和谐权”这个词组，是“形容词＋名词”结构。而“自由权”是“名词＋名词”结构、“生存权”是“动词＋名词”结构、“发展权”也是“动词＋名词”结构。使用“和谐权”这个词组是以“和谐”来形容人权，缺乏名词的确定性和动词的能动性，把人权“形”“容”化了，变成外在的东西。把人权变成外在的东西，就可能否定其内在的本质。
　　“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行使都是公民这个人内在的自由意志的表现，别人不“配合”，甚至认定不“适当”，人依然拥有这些权利。按照天赋人权论，这些人权是天赋的，不管别人配合不配合，它们都存在。即使按照法定人权论，人权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也不管别人配合不配合，规定有人权就该有人权。
　　显然，否定了人权内在性的“形”“容”化的“和谐权”与承认人权内在性的“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是不和谐的，甚至是对立的。因此，所谓“和谐权”，不能与“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和谐地构成连续的人权发展阶段。况且，“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是否三个阶段，也有人提出质疑。
　　从语言学分析的角度，就可以发现，徐显明教授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和谐地表达汉语的能力。一个在基本概念、主要名词和词组的运用上思维混乱的人，怎么可能提出和建立令人信服的人权理论呢？
　　顺便带一句，语言学分析还可以发现，“和谐权”高论本身隐含着反人权的“毒素”。当然，点出这一点，已经超出本文的任务了，就此打住。
　　　　　　　　　　　　　　　　　　　　　　 200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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