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美国对伊朗的两张面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7:39:26
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里，美国总统布什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并称“邪恶轴心”；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在当年9月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时，布什政府已经将伊朗与另外两个国家分开而论。近期关于美伊(朗)关系的谈论几乎全部集中在伊朗的核问题上，而实际上，美国与伊朗有远比与伊拉克和朝鲜更为复杂的利害关系，美国对伊朗从来都是热情拥
抱时脚底下使绊子，声色俱厉时却不断暗送秋波。
盟友与敌人
美国对伊朗的关系，经历了从“坚定盟友”到“邪恶敌人”的巨大转变。但无论如何，美国都不得不与伊朗打交道，这是因为它无法忽略自己在伊朗的巨大利益。
从地缘政治和安全角度讲，国际能源市场2／5左右的石油贸易量要经过伊朗所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唯一经过伊斯兰革命的什叶派穆斯林大国，伊朗对中东和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对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什叶派，都有不小的影响力。在美国竭力打击带宗教极端主义色彩的恐怖主义的今天，伊朗的重要性自然就凸显出来。
从能源和经济角度讲，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和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早在1979年，美国总统卡特就表明了对伊朗能源的重视：“伊朗能源减产所引起的能源供应量的减少，对美国而言是每天至少50万桶。”伊朗还是个既有资金、又急需技术和先进产品的大市场。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25年里，由于美国政府对伊朗实施制裁，美国公司在伊朗市场上已经被它们的欧洲和日本同行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这些利益，决定了美国与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结为盟友，伊朗一度成为美国在波斯湾的两大利益支柱之一。这些利益，也决定了美国在与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保持敌对关系的20多年里，还不时和伊朗进行接触和私下的合作。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表述的那样，“任何态度审慎的美国政府都愿意与伊朗改善关系。”
在“9·１1事件”之前的几年里，美国已经开始酝酿调整对伊朗的遏制战略。“9·１1”后，美国虽然将伊朗“打入另册”，但双方在打击“基地”组织残余、推翻萨达姆政权乃至确保伊拉克不发生分裂等方面，也一直进行着“只做不说”的对话和合作。这意味着，布什政府在处理对伊朗的关系时，也是“态度审慎”的，它对伊朗的政策不会像其公开表现的那样，一股脑地强硬下去。
双轨政策主导
历史地看，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基本框架是“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双轨政策”。这个政策，在布什政府中也不会出现大的改变。
所谓“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就是着眼于解决伊朗核开发、支持恐怖主义和反对巴以和平进程等具体问题，消除伊朗的现实威胁，美国的长期目标是把伊朗变成美国在反恐、反扩散、构建中东安全机制等方面的伙伴。所谓“双轨”，就是既施以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又保持有限接触和合作；既强调单方强势压迫，又调动多边联合施压；既从外部以压促变，又指望伊朗国内民主运动出现重大突破；既注重消除现实威胁，又力争实现美国在伊朗的潜在和长远利益。
其实，“双轨”一直是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基本特点。卡特政府既支持巴列维国王也支持与国王不和的政府；里根政府既在毛拉领导层中拉拢希望改善对美关系的温和派，又向反对霍梅尼政权的组织提供帮助；历届美国政府表面上要求盟国共同制裁伊朗，暗地里却与伊朗进行武器交易；既向伊朗提供武器，又向伊拉克提供情报、助其打击伊朗。
由于是“双轨”推进，所以美国对伊朗的政策选择就有了回旋的空间和操作的灵活性，这有助于防止双方的矛盾过度激化。美伊(朗)关系也因而呈现出斗争与合作交织的复杂局面：既不至于爆发战争，也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与此同时，“双轨”是有主有次的：在当前，美国对伊朗就是强硬斗争突出，而接触和合作有限。这也正表现出伊朗对于美国所具有的威胁和利益的双重性，以及“9·１1”后美国认为伊朗“威胁远远大于利益”的基本态度。
正是在“双轨政策”的框架下，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就显得既清晰又模糊。说其“清晰”，是因为美国有这个政策框架和强硬的基本政策路线；说其“模糊”，是因为这个政策本身是“双轨”，布什政府在不同形势下、处理不同问题时，会选择不同的“轨道”，并时有变化，外界难以把握。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布什政府一边宣布继续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一边与伊朗就阿富汗局势和伊拉克重建等问题保持低级别磋商；一边强调“决不会容忍伊朗发展核武器”，一边谋求俄罗斯、欧盟等方面的合作以联合施压；一边指责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一边又要与伊朗加强反恐合作；一边做出放弃支持民选的哈塔米政府的姿态，一边又表示“支持伊朗人民的民主运动”。
因此，即使是布什政府中最具鹰派色彩的“改变政权”的对伊(朗)政策主张，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伊拉克模式”——“更长和更具思想性的答案，源自伊朗国内需求而非外部力量强加的政权变化”。布什政府所拥有的针对伊朗的政策手段也不只是军事打击，还包括从公共外交到秘密行动的各种措施。在这些问题上，布什政府很可能让世界更多地认识它灵活的一面。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里，美国总统布什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并称“邪恶轴心”；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在当年9月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时，布什政府已经将伊朗与另外两个国家分开而论。近期关于美伊(朗)关系的谈论几乎全部集中在伊朗的核问题上，而实际上，美国与伊朗有远比与伊拉克和朝鲜更为复杂的利害关系，美国对伊朗从来都是热情拥
抱时脚底下使绊子，声色俱厉时却不断暗送秋波。
盟友与敌人
美国对伊朗的关系，经历了从“坚定盟友”到“邪恶敌人”的巨大转变。但无论如何，美国都不得不与伊朗打交道，这是因为它无法忽略自己在伊朗的巨大利益。
从地缘政治和安全角度讲，国际能源市场2／5左右的石油贸易量要经过伊朗所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唯一经过伊斯兰革命的什叶派穆斯林大国，伊朗对中东和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对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什叶派，都有不小的影响力。在美国竭力打击带宗教极端主义色彩的恐怖主义的今天，伊朗的重要性自然就凸显出来。
从能源和经济角度讲，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和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早在1979年，美国总统卡特就表明了对伊朗能源的重视：“伊朗能源减产所引起的能源供应量的减少，对美国而言是每天至少50万桶。”伊朗还是个既有资金、又急需技术和先进产品的大市场。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25年里，由于美国政府对伊朗实施制裁，美国公司在伊朗市场上已经被它们的欧洲和日本同行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这些利益，决定了美国与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结为盟友，伊朗一度成为美国在波斯湾的两大利益支柱之一。这些利益，也决定了美国在与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保持敌对关系的20多年里，还不时和伊朗进行接触和私下的合作。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表述的那样，“任何态度审慎的美国政府都愿意与伊朗改善关系。”
在“9·１1事件”之前的几年里，美国已经开始酝酿调整对伊朗的遏制战略。“9·１1”后，美国虽然将伊朗“打入另册”，但双方在打击“基地”组织残余、推翻萨达姆政权乃至确保伊拉克不发生分裂等方面，也一直进行着“只做不说”的对话和合作。这意味着，布什政府在处理对伊朗的关系时，也是“态度审慎”的，它对伊朗的政策不会像其公开表现的那样，一股脑地强硬下去。
双轨政策主导
历史地看，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基本框架是“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双轨政策”。这个政策，在布什政府中也不会出现大的改变。
所谓“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就是着眼于解决伊朗核开发、支持恐怖主义和反对巴以和平进程等具体问题，消除伊朗的现实威胁，美国的长期目标是把伊朗变成美国在反恐、反扩散、构建中东安全机制等方面的伙伴。所谓“双轨”，就是既施以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又保持有限接触和合作；既强调单方强势压迫，又调动多边联合施压；既从外部以压促变，又指望伊朗国内民主运动出现重大突破；既注重消除现实威胁，又力争实现美国在伊朗的潜在和长远利益。
其实，“双轨”一直是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基本特点。卡特政府既支持巴列维国王也支持与国王不和的政府；里根政府既在毛拉领导层中拉拢希望改善对美关系的温和派，又向反对霍梅尼政权的组织提供帮助；历届美国政府表面上要求盟国共同制裁伊朗，暗地里却与伊朗进行武器交易；既向伊朗提供武器，又向伊拉克提供情报、助其打击伊朗。
由于是“双轨”推进，所以美国对伊朗的政策选择就有了回旋的空间和操作的灵活性，这有助于防止双方的矛盾过度激化。美伊(朗)关系也因而呈现出斗争与合作交织的复杂局面：既不至于爆发战争，也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与此同时，“双轨”是有主有次的：在当前，美国对伊朗就是强硬斗争突出，而接触和合作有限。这也正表现出伊朗对于美国所具有的威胁和利益的双重性，以及“9·１1”后美国认为伊朗“威胁远远大于利益”的基本态度。
正是在“双轨政策”的框架下，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就显得既清晰又模糊。说其“清晰”，是因为美国有这个政策框架和强硬的基本政策路线；说其“模糊”，是因为这个政策本身是“双轨”，布什政府在不同形势下、处理不同问题时，会选择不同的“轨道”，并时有变化，外界难以把握。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布什政府一边宣布继续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一边与伊朗就阿富汗局势和伊拉克重建等问题保持低级别磋商；一边强调“决不会容忍伊朗发展核武器”，一边谋求俄罗斯、欧盟等方面的合作以联合施压；一边指责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一边又要与伊朗加强反恐合作；一边做出放弃支持民选的哈塔米政府的姿态，一边又表示“支持伊朗人民的民主运动”。
因此，即使是布什政府中最具鹰派色彩的“改变政权”的对伊(朗)政策主张，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伊拉克模式”——“更长和更具思想性的答案，源自伊朗国内需求而非外部力量强加的政权变化”。布什政府所拥有的针对伊朗的政策手段也不只是军事打击，还包括从公共外交到秘密行动的各种措施。在这些问题上，布什政府很可能让世界更多地认识它灵活的一面。
抱时脚底下使绊子，声色俱厉时却不断暗送秋波。
盟友与敌人
美国对伊朗的关系，经历了从“坚定盟友”到“邪恶敌人”的巨大转变。但无论如何，美国都不得不与伊朗打交道，这是因为它无法忽略自己在伊朗的巨大利益。
从地缘政治和安全角度讲，国际能源市场2／5左右的石油贸易量要经过伊朗所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唯一经过伊斯兰革命的什叶派穆斯林大国，伊朗对中东和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对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什叶派，都有不小的影响力。在美国竭力打击带宗教极端主义色彩的恐怖主义的今天，伊朗的重要性自然就凸显出来。
从能源和经济角度讲，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和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早在1979年，美国总统卡特就表明了对伊朗能源的重视：“伊朗能源减产所引起的能源供应量的减少，对美国而言是每天至少50万桶。”伊朗还是个既有资金、又急需技术和先进产品的大市场。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25年里，由于美国政府对伊朗实施制裁，美国公司在伊朗市场上已经被它们的欧洲和日本同行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这些利益，决定了美国与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结为盟友，伊朗一度成为美国在波斯湾的两大利益支柱之一。这些利益，也决定了美国在与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保持敌对关系的20多年里，还不时和伊朗进行接触和私下的合作。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表述的那样，“任何态度审慎的美国政府都愿意与伊朗改善关系。”
在“9·１1事件”之前的几年里，美国已经开始酝酿调整对伊朗的遏制战略。“9·１1”后，美国虽然将伊朗“打入另册”，但双方在打击“基地”组织残余、推翻萨达姆政权乃至确保伊拉克不发生分裂等方面，也一直进行着“只做不说”的对话和合作。这意味着，布什政府在处理对伊朗的关系时，也是“态度审慎”的，它对伊朗的政策不会像其公开表现的那样，一股脑地强硬下去。
双轨政策主导
历史地看，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基本框架是“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双轨政策”。这个政策，在布什政府中也不会出现大的改变。
所谓“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就是着眼于解决伊朗核开发、支持恐怖主义和反对巴以和平进程等具体问题，消除伊朗的现实威胁，美国的长期目标是把伊朗变成美国在反恐、反扩散、构建中东安全机制等方面的伙伴。所谓“双轨”，就是既施以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又保持有限接触和合作；既强调单方强势压迫，又调动多边联合施压；既从外部以压促变，又指望伊朗国内民主运动出现重大突破；既注重消除现实威胁，又力争实现美国在伊朗的潜在和长远利益。
其实，“双轨”一直是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基本特点。卡特政府既支持巴列维国王也支持与国王不和的政府；里根政府既在毛拉领导层中拉拢希望改善对美关系的温和派，又向反对霍梅尼政权的组织提供帮助；历届美国政府表面上要求盟国共同制裁伊朗，暗地里却与伊朗进行武器交易；既向伊朗提供武器，又向伊拉克提供情报、助其打击伊朗。
由于是“双轨”推进，所以美国对伊朗的政策选择就有了回旋的空间和操作的灵活性，这有助于防止双方的矛盾过度激化。美伊(朗)关系也因而呈现出斗争与合作交织的复杂局面：既不至于爆发战争，也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与此同时，“双轨”是有主有次的：在当前，美国对伊朗就是强硬斗争突出，而接触和合作有限。这也正表现出伊朗对于美国所具有的威胁和利益的双重性，以及“9·１1”后美国认为伊朗“威胁远远大于利益”的基本态度。
正是在“双轨政策”的框架下，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就显得既清晰又模糊。说其“清晰”，是因为美国有这个政策框架和强硬的基本政策路线；说其“模糊”，是因为这个政策本身是“双轨”，布什政府在不同形势下、处理不同问题时，会选择不同的“轨道”，并时有变化，外界难以把握。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布什政府一边宣布继续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一边与伊朗就阿富汗局势和伊拉克重建等问题保持低级别磋商；一边强调“决不会容忍伊朗发展核武器”，一边谋求俄罗斯、欧盟等方面的合作以联合施压；一边指责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一边又要与伊朗加强反恐合作；一边做出放弃支持民选的哈塔米政府的姿态，一边又表示“支持伊朗人民的民主运动”。
因此，即使是布什政府中最具鹰派色彩的“改变政权”的对伊(朗)政策主张，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伊拉克模式”——“更长和更具思想性的答案，源自伊朗国内需求而非外部力量强加的政权变化”。布什政府所拥有的针对伊朗的政策手段也不只是军事打击，还包括从公共外交到秘密行动的各种措施。在这些问题上，布什政府很可能让世界更多地认识它灵活的一面。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里，美国总统布什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并称“邪恶轴心”；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在当年9月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时，布什政府已经将伊朗与另外两个国家分开而论。近期关于美伊(朗)关系的谈论几乎全部集中在伊朗的核问题上，而实际上，美国与伊朗有远比与伊拉克和朝鲜更为复杂的利害关系，美国对伊朗从来都是热情拥
抱时脚底下使绊子，声色俱厉时却不断暗送秋波。
盟友与敌人
美国对伊朗的关系，经历了从“坚定盟友”到“邪恶敌人”的巨大转变。但无论如何，美国都不得不与伊朗打交道，这是因为它无法忽略自己在伊朗的巨大利益。
从地缘政治和安全角度讲，国际能源市场2／5左右的石油贸易量要经过伊朗所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唯一经过伊斯兰革命的什叶派穆斯林大国，伊朗对中东和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对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什叶派，都有不小的影响力。在美国竭力打击带宗教极端主义色彩的恐怖主义的今天，伊朗的重要性自然就凸显出来。
从能源和经济角度讲，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和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早在1979年，美国总统卡特就表明了对伊朗能源的重视：“伊朗能源减产所引起的能源供应量的减少，对美国而言是每天至少50万桶。”伊朗还是个既有资金、又急需技术和先进产品的大市场。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25年里，由于美国政府对伊朗实施制裁，美国公司在伊朗市场上已经被它们的欧洲和日本同行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这些利益，决定了美国与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结为盟友，伊朗一度成为美国在波斯湾的两大利益支柱之一。这些利益，也决定了美国在与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保持敌对关系的20多年里，还不时和伊朗进行接触和私下的合作。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表述的那样，“任何态度审慎的美国政府都愿意与伊朗改善关系。”
在“9·１1事件”之前的几年里，美国已经开始酝酿调整对伊朗的遏制战略。“9·１1”后，美国虽然将伊朗“打入另册”，但双方在打击“基地”组织残余、推翻萨达姆政权乃至确保伊拉克不发生分裂等方面，也一直进行着“只做不说”的对话和合作。这意味着，布什政府在处理对伊朗的关系时，也是“态度审慎”的，它对伊朗的政策不会像其公开表现的那样，一股脑地强硬下去。
双轨政策主导
历史地看，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基本框架是“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双轨政策”。这个政策，在布什政府中也不会出现大的改变。
所谓“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就是着眼于解决伊朗核开发、支持恐怖主义和反对巴以和平进程等具体问题，消除伊朗的现实威胁，美国的长期目标是把伊朗变成美国在反恐、反扩散、构建中东安全机制等方面的伙伴。所谓“双轨”，就是既施以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又保持有限接触和合作；既强调单方强势压迫，又调动多边联合施压；既从外部以压促变，又指望伊朗国内民主运动出现重大突破；既注重消除现实威胁，又力争实现美国在伊朗的潜在和长远利益。
其实，“双轨”一直是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基本特点。卡特政府既支持巴列维国王也支持与国王不和的政府；里根政府既在毛拉领导层中拉拢希望改善对美关系的温和派，又向反对霍梅尼政权的组织提供帮助；历届美国政府表面上要求盟国共同制裁伊朗，暗地里却与伊朗进行武器交易；既向伊朗提供武器，又向伊拉克提供情报、助其打击伊朗。
由于是“双轨”推进，所以美国对伊朗的政策选择就有了回旋的空间和操作的灵活性，这有助于防止双方的矛盾过度激化。美伊(朗)关系也因而呈现出斗争与合作交织的复杂局面：既不至于爆发战争，也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与此同时，“双轨”是有主有次的：在当前，美国对伊朗就是强硬斗争突出，而接触和合作有限。这也正表现出伊朗对于美国所具有的威胁和利益的双重性，以及“9·１1”后美国认为伊朗“威胁远远大于利益”的基本态度。
正是在“双轨政策”的框架下，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就显得既清晰又模糊。说其“清晰”，是因为美国有这个政策框架和强硬的基本政策路线；说其“模糊”，是因为这个政策本身是“双轨”，布什政府在不同形势下、处理不同问题时，会选择不同的“轨道”，并时有变化，外界难以把握。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布什政府一边宣布继续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一边与伊朗就阿富汗局势和伊拉克重建等问题保持低级别磋商；一边强调“决不会容忍伊朗发展核武器”，一边谋求俄罗斯、欧盟等方面的合作以联合施压；一边指责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一边又要与伊朗加强反恐合作；一边做出放弃支持民选的哈塔米政府的姿态，一边又表示“支持伊朗人民的民主运动”。
因此，即使是布什政府中最具鹰派色彩的“改变政权”的对伊(朗)政策主张，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伊拉克模式”——“更长和更具思想性的答案，源自伊朗国内需求而非外部力量强加的政权变化”。布什政府所拥有的针对伊朗的政策手段也不只是军事打击，还包括从公共外交到秘密行动的各种措施。在这些问题上，布什政府很可能让世界更多地认识它灵活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