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美关系：既非朋友亦非敌人 台湾问题是关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03:26:0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牛新春
以1984年为起点回顾中美关系是一个有意义的巧合，这一年在中美关系史上恰恰是个重要标志，那年中美草签的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表明当时中美之间的互信程度相当高。它是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最好时期的起点，直到今天中美关系都未能回到当时的水平。
1984，中美建交以来的最好时期的起点
1979年的建交公报是妥协的产物，台湾问题是最大的遗留难题，因此从1979年到1982年关于美对台军售的“八·一七”公报签署之前，中美建交是建交了，但双边关系因美对台军售相当紧张。1984年1月10日至1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美，这是继1979年邓小平访美后中国第一位国家高层领导人访美，同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高层互访开启了中美关系向建设性方向发展的大门。里根访华期间，中美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等四项协定和议定书，并草签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中美能够在利用核能方面签署合作协定显示双边关系非同寻常，充分显示了当时中美之间高度的互信关系。因为和平利用核能自然会涉及相当敏感的核技术，虽说是民用核技术，但从民用转向军用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可以说，1984年的中美关系实际上有某种程度的战略合作关系，以此为起点到1989年中美关系从总体趋势上看是向前发展的。在这一时期，中美双方都将苏联视为自己的战略威胁，这是双方合作的基本前提。同时在国内政治上，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急于摆脱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孤立状态和寻求国际投资以及技术，美国当然是最好的对象。在美国方面，里根既把中国看作是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的一颗棋子，也不想错过中国正在迅速增长的大市场，同时还期待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促进“民主化”。正是双方在战略上互有所需，又拥有共同的敌人，才使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处于最佳状态。
“人权因素”和“苏联解体”促成了低谷
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美国总统布什于6月5日宣布对中国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停止中美之间的一切高层往来、停止中美之间所有军事和商业性武器交易、重新研究中国留学生在美居留问题。此后，白宫、国会先后又通过了更详尽的制裁计划，中美之间的一切往来几乎全部停止，甚至学术交流以及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姐妹城市关系也被迫中断。中美关系进入寒冬期。布什政府在保护“人权”的旗号下让中美关系停摆，充分显现出“人权”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由于中美两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差异较大，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相当不满，使中美关系总是不能完全在利益轨道上行使。美国多届的领导人都曾明确说过，只要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美关系就不可能完全恢复正常。其实，不仅美国政治人物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就在美国普通公众中，对社会主义制度误解、不解和不满的大有人在。
然而，“人权问题”只是中美关系转冷的一个因素。1989年国际上还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柏林墙”的倒塌，众多国际问题学者将此作为冷战结束的标志。冷战结束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中美共同的敌人苏联消失了，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不存在了，两国关系的性质发生变化，从此中美关系进入了曲折动荡期。“人权因素”和“苏联解体”的合力促成了中美关系的低谷，虽然中美在经济上互有所需，中美之间仍有众多共同利益，但已不能同20世纪80年代共同战略基础相比。
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双方仍希望维持一束亮光
1989年中美之间除了“制裁”和“反制裁”外，还发生了一件值得关注的事，就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秘密访华。当时，老布什看到国会有可能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亲自出面逐个给议员打电话游说。不仅如此，他还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于12月初派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访华，以维持最低限度的接触。斯考克罗夫特访华受到邓小平接见，邓小平说：“中美关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最终是要好起来的”。这件事说明，即使在中美关系最黑暗的日子里，双方希望维持一束亮光。从1992年李鹏总理在纽约联合国大时会见布什开始，中美关系开始渐渐解冻，但仍在低水平徘徊。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
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引发中美军事关系紧张，凸显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重中之重的地位。1995年5月22日，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压力下，美国务院宣布，克林顿总统已经批准台湾的李登辉对美国进行“私人访问”，6月7日，李登辉赴美访问。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等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台湾的“台独”动作，亦对美台关系的提升非常警惕。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到1996年上半年，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多轮军事演习。然而，在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期间，美国为了显示《与台湾关系法》中对台湾安全的承诺，竟派出两个航母编队到台湾海峡附近巡视。中美军事磨擦有一触即发，双边关系达到建交以来最紧张的程度。这件事充分表明，台湾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位美国学者曾这样说：“对中美关系来说，好消息是只有一个真正的问题(指台湾问题)，坏消息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时未解决的遗留问题，一直到现在，美国坚持三个公报中载明的“一个中国”政策，但认为此政策是基于一种谅解，即中国和美国的基本政策是寻求和平解决；美国坚持台湾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以和平为前提，并认为美以《台湾关系法》为基础供台自卫武器，这符合1982年公报的精神。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在随后的几年中中美因为台湾问题而多次发生磨擦，而美国对台军售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都有提升，美台政治关系也断断续有所突破。
另一方面，美国亦担心“台独势力”把美国拉下水，让美国介入一场浩大的军事冲突，因此也担心“台独”过度膨胀。更何况，对美国来而言，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显然比美台关系重要。多年来，美主流观点认为，中美建设性关系是美亚太政策的关键，中美对立将不可避免地迫使美国的亚太盟友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中美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核武器，负有全球性责任，双方在打击恐怖主义、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增进朝鲜半岛稳定和维护亚太安全等方面有共同利益。美中尽管在重要问题上有显著分歧，但必须维持建设性关系，而非对立，这将是美亚太政策的关键因素，也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大背景。
“战略伙伴关系”昙花一现
从1989年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制裁”后，中国为了反击制裁，以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为突破后，渐渐打开了局面，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大。美国希望中国发生苏东国家式变革的企图落空，对中国的高压政策难以维持。如果美国继续制裁中国，那么被孤立的可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的大部分制裁都陆续解除了，中美之间的交往开始增多。特别是经过1996年的台海危机后，克林顿政府进一步认识到搞好中美关系对亚太安全至关重要，最终提出对华“接触”政策，以取代失灵的高压政策。
1997年10月27日至11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决定设立元首热线，增进两国间的交流。江泽民是继李先念之后第二位访问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也是自从1989年以来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最高领导人。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正式访问，两国就导弹互不瞄准达成协议。这也是自1989年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在职总统。至此，从1989年以来一直处于不正常、低迷状态的中美关系终于揭开新的一页，至少在首脑互访问题上正常化了。
在两国元首互访过程中，有一件在中美关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那就是中美“战略伙伴关系”问题。在江泽民访美期间，克林顿政府先提出在公报中写入“中美国两国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显然，克林顿政府认识到了198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缺乏战略基础，已经不是“战略合作”关系了，因此想重建中美关系的辉煌。无论这一提议的初衷如何，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幼稚”的，对中美关系起了破坏作用。由于中美之间缺乏公认的战略合作基础，美国会议员、学者纷纷认为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过于冒进，“战略伙伴”一词在美国内引起反弹，克林顿对华政策受抨击，国会制造了所谓的“考克斯报告”。此外，由于克林顿本人在执政后期受性丑闻困扰，再也没有把政治资源投到中美关系中来。实际上，从克林顿后期开始，中美关系已经开始恶化。1999年5月8日，在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空袭行动中，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到轰炸，中美关系再次跌入低谷。
“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2001年小布什提出中美“战略竞争对手”定位，同“战略伙伴关系”一样也是昙花一现。小布什在竞选中猛批克林顿的“战略伙伴关系”论，提出了“战略竞争对手论”，为其任内的中美关系设了一个不好的开局。但是，2001年9月发生了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9·11”事件，美国需要中国支持其全球反恐怖事业，中美关系再度“正常化”，甚至被鲍威尔称为“30年来最好的时期”。军事关系是两个国家关系良好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也是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不可或缺的一方面。2001年4月“撞机事件”后，美国中断了所有两国军事交流，两国军方领导人互访也一度停止。“9·11”之后，两军之间的接触渐渐开始恢复，以2003年10月底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美为标志，中美军事高层访问正常化。
由此可见，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不合实际，中美“战略竞争对手”也不现实，恐怕还是用“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有共同利益亦有冲突”来定义中美关系为好，这样中美关系可能会少点大起大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牛新春
以1984年为起点回顾中美关系是一个有意义的巧合，这一年在中美关系史上恰恰是个重要标志，那年中美草签的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表明当时中美之间的互信程度相当高。它是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最好时期的起点，直到今天中美关系都未能回到当时的水平。
1984，中美建交以来的最好时期的起点
1979年的建交公报是妥协的产物，台湾问题是最大的遗留难题，因此从1979年到1982年关于美对台军售的“八·一七”公报签署之前，中美建交是建交了，但双边关系因美对台军售相当紧张。1984年1月10日至1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美，这是继1979年邓小平访美后中国第一位国家高层领导人访美，同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高层互访开启了中美关系向建设性方向发展的大门。里根访华期间，中美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等四项协定和议定书，并草签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中美能够在利用核能方面签署合作协定显示双边关系非同寻常，充分显示了当时中美之间高度的互信关系。因为和平利用核能自然会涉及相当敏感的核技术，虽说是民用核技术，但从民用转向军用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可以说，1984年的中美关系实际上有某种程度的战略合作关系，以此为起点到1989年中美关系从总体趋势上看是向前发展的。在这一时期，中美双方都将苏联视为自己的战略威胁，这是双方合作的基本前提。同时在国内政治上，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急于摆脱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孤立状态和寻求国际投资以及技术，美国当然是最好的对象。在美国方面，里根既把中国看作是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的一颗棋子，也不想错过中国正在迅速增长的大市场，同时还期待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促进“民主化”。正是双方在战略上互有所需，又拥有共同的敌人，才使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处于最佳状态。
“人权因素”和“苏联解体”促成了低谷
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美国总统布什于6月5日宣布对中国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停止中美之间的一切高层往来、停止中美之间所有军事和商业性武器交易、重新研究中国留学生在美居留问题。此后，白宫、国会先后又通过了更详尽的制裁计划，中美之间的一切往来几乎全部停止，甚至学术交流以及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姐妹城市关系也被迫中断。中美关系进入寒冬期。布什政府在保护“人权”的旗号下让中美关系停摆，充分显现出“人权”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由于中美两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差异较大，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相当不满，使中美关系总是不能完全在利益轨道上行使。美国多届的领导人都曾明确说过，只要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美关系就不可能完全恢复正常。其实，不仅美国政治人物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就在美国普通公众中，对社会主义制度误解、不解和不满的大有人在。
然而，“人权问题”只是中美关系转冷的一个因素。1989年国际上还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柏林墙”的倒塌，众多国际问题学者将此作为冷战结束的标志。冷战结束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中美共同的敌人苏联消失了，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不存在了，两国关系的性质发生变化，从此中美关系进入了曲折动荡期。“人权因素”和“苏联解体”的合力促成了中美关系的低谷，虽然中美在经济上互有所需，中美之间仍有众多共同利益，但已不能同20世纪80年代共同战略基础相比。
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双方仍希望维持一束亮光
1989年中美之间除了“制裁”和“反制裁”外，还发生了一件值得关注的事，就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秘密访华。当时，老布什看到国会有可能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亲自出面逐个给议员打电话游说。不仅如此，他还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于12月初派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访华，以维持最低限度的接触。斯考克罗夫特访华受到邓小平接见，邓小平说：“中美关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最终是要好起来的”。这件事说明，即使在中美关系最黑暗的日子里，双方希望维持一束亮光。从1992年李鹏总理在纽约联合国大时会见布什开始，中美关系开始渐渐解冻，但仍在低水平徘徊。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
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引发中美军事关系紧张，凸显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重中之重的地位。1995年5月22日，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压力下，美国务院宣布，克林顿总统已经批准台湾的李登辉对美国进行“私人访问”，6月7日，李登辉赴美访问。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等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台湾的“台独”动作，亦对美台关系的提升非常警惕。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到1996年上半年，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多轮军事演习。然而，在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期间，美国为了显示《与台湾关系法》中对台湾安全的承诺，竟派出两个航母编队到台湾海峡附近巡视。中美军事磨擦有一触即发，双边关系达到建交以来最紧张的程度。这件事充分表明，台湾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位美国学者曾这样说：“对中美关系来说，好消息是只有一个真正的问题(指台湾问题)，坏消息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时未解决的遗留问题，一直到现在，美国坚持三个公报中载明的“一个中国”政策，但认为此政策是基于一种谅解，即中国和美国的基本政策是寻求和平解决；美国坚持台湾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以和平为前提，并认为美以《台湾关系法》为基础供台自卫武器，这符合1982年公报的精神。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在随后的几年中中美因为台湾问题而多次发生磨擦，而美国对台军售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都有提升，美台政治关系也断断续有所突破。
另一方面，美国亦担心“台独势力”把美国拉下水，让美国介入一场浩大的军事冲突，因此也担心“台独”过度膨胀。更何况，对美国来而言，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显然比美台关系重要。多年来，美主流观点认为，中美建设性关系是美亚太政策的关键，中美对立将不可避免地迫使美国的亚太盟友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中美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核武器，负有全球性责任，双方在打击恐怖主义、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增进朝鲜半岛稳定和维护亚太安全等方面有共同利益。美中尽管在重要问题上有显著分歧，但必须维持建设性关系，而非对立，这将是美亚太政策的关键因素，也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大背景。
“战略伙伴关系”昙花一现
从1989年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制裁”后，中国为了反击制裁，以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为突破后，渐渐打开了局面，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大。美国希望中国发生苏东国家式变革的企图落空，对中国的高压政策难以维持。如果美国继续制裁中国，那么被孤立的可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的大部分制裁都陆续解除了，中美之间的交往开始增多。特别是经过1996年的台海危机后，克林顿政府进一步认识到搞好中美关系对亚太安全至关重要，最终提出对华“接触”政策，以取代失灵的高压政策。
1997年10月27日至11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决定设立元首热线，增进两国间的交流。江泽民是继李先念之后第二位访问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也是自从1989年以来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最高领导人。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正式访问，两国就导弹互不瞄准达成协议。这也是自1989年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在职总统。至此，从1989年以来一直处于不正常、低迷状态的中美关系终于揭开新的一页，至少在首脑互访问题上正常化了。
在两国元首互访过程中，有一件在中美关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那就是中美“战略伙伴关系”问题。在江泽民访美期间，克林顿政府先提出在公报中写入“中美国两国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显然，克林顿政府认识到了198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缺乏战略基础，已经不是“战略合作”关系了，因此想重建中美关系的辉煌。无论这一提议的初衷如何，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幼稚”的，对中美关系起了破坏作用。由于中美之间缺乏公认的战略合作基础，美国会议员、学者纷纷认为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过于冒进，“战略伙伴”一词在美国内引起反弹，克林顿对华政策受抨击，国会制造了所谓的“考克斯报告”。此外，由于克林顿本人在执政后期受性丑闻困扰，再也没有把政治资源投到中美关系中来。实际上，从克林顿后期开始，中美关系已经开始恶化。1999年5月8日，在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空袭行动中，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到轰炸，中美关系再次跌入低谷。
“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2001年小布什提出中美“战略竞争对手”定位，同“战略伙伴关系”一样也是昙花一现。小布什在竞选中猛批克林顿的“战略伙伴关系”论，提出了“战略竞争对手论”，为其任内的中美关系设了一个不好的开局。但是，2001年9月发生了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9·11”事件，美国需要中国支持其全球反恐怖事业，中美关系再度“正常化”，甚至被鲍威尔称为“30年来最好的时期”。军事关系是两个国家关系良好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也是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不可或缺的一方面。2001年4月“撞机事件”后，美国中断了所有两国军事交流，两国军方领导人互访也一度停止。“9·11”之后，两军之间的接触渐渐开始恢复，以2003年10月底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美为标志，中美军事高层访问正常化。
由此可见，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不合实际，中美“战略竞争对手”也不现实，恐怕还是用“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有共同利益亦有冲突”来定义中美关系为好，这样中美关系可能会少点大起大落。
以1984年为起点回顾中美关系是一个有意义的巧合，这一年在中美关系史上恰恰是个重要标志，那年中美草签的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表明当时中美之间的互信程度相当高。它是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最好时期的起点，直到今天中美关系都未能回到当时的水平。
1984，中美建交以来的最好时期的起点
1979年的建交公报是妥协的产物，台湾问题是最大的遗留难题，因此从1979年到1982年关于美对台军售的“八·一七”公报签署之前，中美建交是建交了，但双边关系因美对台军售相当紧张。1984年1月10日至1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美，这是继1979年邓小平访美后中国第一位国家高层领导人访美，同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高层互访开启了中美关系向建设性方向发展的大门。里根访华期间，中美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等四项协定和议定书，并草签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中美能够在利用核能方面签署合作协定显示双边关系非同寻常，充分显示了当时中美之间高度的互信关系。因为和平利用核能自然会涉及相当敏感的核技术，虽说是民用核技术，但从民用转向军用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可以说，1984年的中美关系实际上有某种程度的战略合作关系，以此为起点到1989年中美关系从总体趋势上看是向前发展的。在这一时期，中美双方都将苏联视为自己的战略威胁，这是双方合作的基本前提。同时在国内政治上，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急于摆脱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孤立状态和寻求国际投资以及技术，美国当然是最好的对象。在美国方面，里根既把中国看作是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的一颗棋子，也不想错过中国正在迅速增长的大市场，同时还期待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促进“民主化”。正是双方在战略上互有所需，又拥有共同的敌人，才使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处于最佳状态。
“人权因素”和“苏联解体”促成了低谷
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美国总统布什于6月5日宣布对中国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停止中美之间的一切高层往来、停止中美之间所有军事和商业性武器交易、重新研究中国留学生在美居留问题。此后，白宫、国会先后又通过了更详尽的制裁计划，中美之间的一切往来几乎全部停止，甚至学术交流以及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姐妹城市关系也被迫中断。中美关系进入寒冬期。布什政府在保护“人权”的旗号下让中美关系停摆，充分显现出“人权”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由于中美两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差异较大，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相当不满，使中美关系总是不能完全在利益轨道上行使。美国多届的领导人都曾明确说过，只要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美关系就不可能完全恢复正常。其实，不仅美国政治人物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就在美国普通公众中，对社会主义制度误解、不解和不满的大有人在。
然而，“人权问题”只是中美关系转冷的一个因素。1989年国际上还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柏林墙”的倒塌，众多国际问题学者将此作为冷战结束的标志。冷战结束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中美共同的敌人苏联消失了，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不存在了，两国关系的性质发生变化，从此中美关系进入了曲折动荡期。“人权因素”和“苏联解体”的合力促成了中美关系的低谷，虽然中美在经济上互有所需，中美之间仍有众多共同利益，但已不能同20世纪80年代共同战略基础相比。
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双方仍希望维持一束亮光
1989年中美之间除了“制裁”和“反制裁”外，还发生了一件值得关注的事，就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秘密访华。当时，老布什看到国会有可能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亲自出面逐个给议员打电话游说。不仅如此，他还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于12月初派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访华，以维持最低限度的接触。斯考克罗夫特访华受到邓小平接见，邓小平说：“中美关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最终是要好起来的”。这件事说明，即使在中美关系最黑暗的日子里，双方希望维持一束亮光。从1992年李鹏总理在纽约联合国大时会见布什开始，中美关系开始渐渐解冻，但仍在低水平徘徊。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
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引发中美军事关系紧张，凸显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重中之重的地位。1995年5月22日，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压力下，美国务院宣布，克林顿总统已经批准台湾的李登辉对美国进行“私人访问”，6月7日，李登辉赴美访问。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等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台湾的“台独”动作，亦对美台关系的提升非常警惕。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到1996年上半年，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多轮军事演习。然而，在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期间，美国为了显示《与台湾关系法》中对台湾安全的承诺，竟派出两个航母编队到台湾海峡附近巡视。中美军事磨擦有一触即发，双边关系达到建交以来最紧张的程度。这件事充分表明，台湾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位美国学者曾这样说：“对中美关系来说，好消息是只有一个真正的问题(指台湾问题)，坏消息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时未解决的遗留问题，一直到现在，美国坚持三个公报中载明的“一个中国”政策，但认为此政策是基于一种谅解，即中国和美国的基本政策是寻求和平解决；美国坚持台湾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以和平为前提，并认为美以《台湾关系法》为基础供台自卫武器，这符合1982年公报的精神。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在随后的几年中中美因为台湾问题而多次发生磨擦，而美国对台军售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都有提升，美台政治关系也断断续有所突破。
另一方面，美国亦担心“台独势力”把美国拉下水，让美国介入一场浩大的军事冲突，因此也担心“台独”过度膨胀。更何况，对美国来而言，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显然比美台关系重要。多年来，美主流观点认为，中美建设性关系是美亚太政策的关键，中美对立将不可避免地迫使美国的亚太盟友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中美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核武器，负有全球性责任，双方在打击恐怖主义、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增进朝鲜半岛稳定和维护亚太安全等方面有共同利益。美中尽管在重要问题上有显著分歧，但必须维持建设性关系，而非对立，这将是美亚太政策的关键因素，也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大背景。
“战略伙伴关系”昙花一现
从1989年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制裁”后，中国为了反击制裁，以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为突破后，渐渐打开了局面，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大。美国希望中国发生苏东国家式变革的企图落空，对中国的高压政策难以维持。如果美国继续制裁中国，那么被孤立的可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的大部分制裁都陆续解除了，中美之间的交往开始增多。特别是经过1996年的台海危机后，克林顿政府进一步认识到搞好中美关系对亚太安全至关重要，最终提出对华“接触”政策，以取代失灵的高压政策。
1997年10月27日至11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决定设立元首热线，增进两国间的交流。江泽民是继李先念之后第二位访问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也是自从1989年以来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最高领导人。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正式访问，两国就导弹互不瞄准达成协议。这也是自1989年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在职总统。至此，从1989年以来一直处于不正常、低迷状态的中美关系终于揭开新的一页，至少在首脑互访问题上正常化了。
在两国元首互访过程中，有一件在中美关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那就是中美“战略伙伴关系”问题。在江泽民访美期间，克林顿政府先提出在公报中写入“中美国两国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显然，克林顿政府认识到了198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缺乏战略基础，已经不是“战略合作”关系了，因此想重建中美关系的辉煌。无论这一提议的初衷如何，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幼稚”的，对中美关系起了破坏作用。由于中美之间缺乏公认的战略合作基础，美国会议员、学者纷纷认为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过于冒进，“战略伙伴”一词在美国内引起反弹，克林顿对华政策受抨击，国会制造了所谓的“考克斯报告”。此外，由于克林顿本人在执政后期受性丑闻困扰，再也没有把政治资源投到中美关系中来。实际上，从克林顿后期开始，中美关系已经开始恶化。1999年5月8日，在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空袭行动中，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到轰炸，中美关系再次跌入低谷。
“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2001年小布什提出中美“战略竞争对手”定位，同“战略伙伴关系”一样也是昙花一现。小布什在竞选中猛批克林顿的“战略伙伴关系”论，提出了“战略竞争对手论”，为其任内的中美关系设了一个不好的开局。但是，2001年9月发生了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9·11”事件，美国需要中国支持其全球反恐怖事业，中美关系再度“正常化”，甚至被鲍威尔称为“30年来最好的时期”。军事关系是两个国家关系良好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也是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不可或缺的一方面。2001年4月“撞机事件”后，美国中断了所有两国军事交流，两国军方领导人互访也一度停止。“9·11”之后，两军之间的接触渐渐开始恢复，以2003年10月底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美为标志，中美军事高层访问正常化。
由此可见，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不合实际，中美“战略竞争对手”也不现实，恐怕还是用“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有共同利益亦有冲突”来定义中美关系为好，这样中美关系可能会少点大起大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牛新春
以1984年为起点回顾中美关系是一个有意义的巧合，这一年在中美关系史上恰恰是个重要标志，那年中美草签的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表明当时中美之间的互信程度相当高。它是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最好时期的起点，直到今天中美关系都未能回到当时的水平。
1984，中美建交以来的最好时期的起点
1979年的建交公报是妥协的产物，台湾问题是最大的遗留难题，因此从1979年到1982年关于美对台军售的“八·一七”公报签署之前，中美建交是建交了，但双边关系因美对台军售相当紧张。1984年1月10日至1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美，这是继1979年邓小平访美后中国第一位国家高层领导人访美，同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高层互访开启了中美关系向建设性方向发展的大门。里根访华期间，中美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等四项协定和议定书，并草签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中美能够在利用核能方面签署合作协定显示双边关系非同寻常，充分显示了当时中美之间高度的互信关系。因为和平利用核能自然会涉及相当敏感的核技术，虽说是民用核技术，但从民用转向军用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可以说，1984年的中美关系实际上有某种程度的战略合作关系，以此为起点到1989年中美关系从总体趋势上看是向前发展的。在这一时期，中美双方都将苏联视为自己的战略威胁，这是双方合作的基本前提。同时在国内政治上，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急于摆脱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孤立状态和寻求国际投资以及技术，美国当然是最好的对象。在美国方面，里根既把中国看作是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的一颗棋子，也不想错过中国正在迅速增长的大市场，同时还期待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促进“民主化”。正是双方在战略上互有所需，又拥有共同的敌人，才使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处于最佳状态。
“人权因素”和“苏联解体”促成了低谷
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美国总统布什于6月5日宣布对中国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停止中美之间的一切高层往来、停止中美之间所有军事和商业性武器交易、重新研究中国留学生在美居留问题。此后，白宫、国会先后又通过了更详尽的制裁计划，中美之间的一切往来几乎全部停止，甚至学术交流以及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姐妹城市关系也被迫中断。中美关系进入寒冬期。布什政府在保护“人权”的旗号下让中美关系停摆，充分显现出“人权”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由于中美两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差异较大，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相当不满，使中美关系总是不能完全在利益轨道上行使。美国多届的领导人都曾明确说过，只要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美关系就不可能完全恢复正常。其实，不仅美国政治人物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就在美国普通公众中，对社会主义制度误解、不解和不满的大有人在。
然而，“人权问题”只是中美关系转冷的一个因素。1989年国际上还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柏林墙”的倒塌，众多国际问题学者将此作为冷战结束的标志。冷战结束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中美共同的敌人苏联消失了，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不存在了，两国关系的性质发生变化，从此中美关系进入了曲折动荡期。“人权因素”和“苏联解体”的合力促成了中美关系的低谷，虽然中美在经济上互有所需，中美之间仍有众多共同利益，但已不能同20世纪80年代共同战略基础相比。
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双方仍希望维持一束亮光
1989年中美之间除了“制裁”和“反制裁”外，还发生了一件值得关注的事，就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秘密访华。当时，老布什看到国会有可能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亲自出面逐个给议员打电话游说。不仅如此，他还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于12月初派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访华，以维持最低限度的接触。斯考克罗夫特访华受到邓小平接见，邓小平说：“中美关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最终是要好起来的”。这件事说明，即使在中美关系最黑暗的日子里，双方希望维持一束亮光。从1992年李鹏总理在纽约联合国大时会见布什开始，中美关系开始渐渐解冻，但仍在低水平徘徊。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
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引发中美军事关系紧张，凸显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重中之重的地位。1995年5月22日，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压力下，美国务院宣布，克林顿总统已经批准台湾的李登辉对美国进行“私人访问”，6月7日，李登辉赴美访问。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等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台湾的“台独”动作，亦对美台关系的提升非常警惕。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到1996年上半年，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多轮军事演习。然而，在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期间，美国为了显示《与台湾关系法》中对台湾安全的承诺，竟派出两个航母编队到台湾海峡附近巡视。中美军事磨擦有一触即发，双边关系达到建交以来最紧张的程度。这件事充分表明，台湾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位美国学者曾这样说：“对中美关系来说，好消息是只有一个真正的问题(指台湾问题)，坏消息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时未解决的遗留问题，一直到现在，美国坚持三个公报中载明的“一个中国”政策，但认为此政策是基于一种谅解，即中国和美国的基本政策是寻求和平解决；美国坚持台湾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以和平为前提，并认为美以《台湾关系法》为基础供台自卫武器，这符合1982年公报的精神。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在随后的几年中中美因为台湾问题而多次发生磨擦，而美国对台军售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都有提升，美台政治关系也断断续有所突破。
另一方面，美国亦担心“台独势力”把美国拉下水，让美国介入一场浩大的军事冲突，因此也担心“台独”过度膨胀。更何况，对美国来而言，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显然比美台关系重要。多年来，美主流观点认为，中美建设性关系是美亚太政策的关键，中美对立将不可避免地迫使美国的亚太盟友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中美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核武器，负有全球性责任，双方在打击恐怖主义、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增进朝鲜半岛稳定和维护亚太安全等方面有共同利益。美中尽管在重要问题上有显著分歧，但必须维持建设性关系，而非对立，这将是美亚太政策的关键因素，也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大背景。
“战略伙伴关系”昙花一现
从1989年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制裁”后，中国为了反击制裁，以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为突破后，渐渐打开了局面，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大。美国希望中国发生苏东国家式变革的企图落空，对中国的高压政策难以维持。如果美国继续制裁中国，那么被孤立的可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的大部分制裁都陆续解除了，中美之间的交往开始增多。特别是经过1996年的台海危机后，克林顿政府进一步认识到搞好中美关系对亚太安全至关重要，最终提出对华“接触”政策，以取代失灵的高压政策。
1997年10月27日至11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决定设立元首热线，增进两国间的交流。江泽民是继李先念之后第二位访问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也是自从1989年以来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最高领导人。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正式访问，两国就导弹互不瞄准达成协议。这也是自1989年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在职总统。至此，从1989年以来一直处于不正常、低迷状态的中美关系终于揭开新的一页，至少在首脑互访问题上正常化了。
在两国元首互访过程中，有一件在中美关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那就是中美“战略伙伴关系”问题。在江泽民访美期间，克林顿政府先提出在公报中写入“中美国两国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显然，克林顿政府认识到了198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缺乏战略基础，已经不是“战略合作”关系了，因此想重建中美关系的辉煌。无论这一提议的初衷如何，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幼稚”的，对中美关系起了破坏作用。由于中美之间缺乏公认的战略合作基础，美国会议员、学者纷纷认为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过于冒进，“战略伙伴”一词在美国内引起反弹，克林顿对华政策受抨击，国会制造了所谓的“考克斯报告”。此外，由于克林顿本人在执政后期受性丑闻困扰，再也没有把政治资源投到中美关系中来。实际上，从克林顿后期开始，中美关系已经开始恶化。1999年5月8日，在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空袭行动中，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到轰炸，中美关系再次跌入低谷。
“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2001年小布什提出中美“战略竞争对手”定位，同“战略伙伴关系”一样也是昙花一现。小布什在竞选中猛批克林顿的“战略伙伴关系”论，提出了“战略竞争对手论”，为其任内的中美关系设了一个不好的开局。但是，2001年9月发生了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9·11”事件，美国需要中国支持其全球反恐怖事业，中美关系再度“正常化”，甚至被鲍威尔称为“30年来最好的时期”。军事关系是两个国家关系良好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也是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不可或缺的一方面。2001年4月“撞机事件”后，美国中断了所有两国军事交流，两国军方领导人互访也一度停止。“9·11”之后，两军之间的接触渐渐开始恢复，以2003年10月底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美为标志，中美军事高层访问正常化。
由此可见，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不合实际，中美“战略竞争对手”也不现实，恐怕还是用“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有共同利益亦有冲突”来定义中美关系为好，这样中美关系可能会少点大起大落。
文章很好，有历史有现实，虽然不是很深入，但是给人的的感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