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汪精卫《日记》及“遗嘱”之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7 21:08:24
历来研究民国史和日汪史的人，都认为汪精卫是从不写日记的，更不见有遗嘱的记载。但1964年在香港出现了汪的遗嘱《最后之心情》；1987年又在上海发现了汪的《日记》。相信者谈其有，不信者道其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日记》的发现
1987年11月12日，民革成员朱景正、方铿夫妇，将汪精卫的《日记》捐献给上海市档案馆。朱、方为解放军军事医学院和上海徐汇区百货公司的退休职工。他们的举动，受到了上海市档案局、档案馆、民革上海市委、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市政府的表扬。国内媒体立即发布消息，引起了史学界的轰动，到档案局访问的历史学者，络绎不绝。
这是一册1933年美国麻省*士顿缪尔·沃德公司出品的日记本，封面为紫绛红牛皮套，配有搭扣和小锁。内页分五栏，眉头有英文和阿拉伯数字的年、月、日。每月后专门有一页，为“大事栏”。日记本长约12公分，宽约9公分，厚2公分，和现在的“工作手册”差不多。封面上印有“A line a day”（一日一行），可见只能寥寥数语，不能长篇大论。这样一册华丽的日记本，当年似乎非一般普通人所能有。
日记从1940年1月1日起，至1944年1月25日止，因汪病重，未能再记下去。《日记》怎么会在朱景正、方铿手里呢？此中关系十分复杂，涉及到方君璧一家和汪精卫的私交。方铿有篇文章说：“我们的十一姑方君璧女士，解放前在上海一家英商清洁保管公司的仓库中，寄存了约近百箱的物件，其中即包括这本《日记》。十一姑1949年离沪后，由她的妹妹方君瑞（我们称呼他为十七姑）代理付保管费等事宜。......这些物件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当时我们和十七姑都不知道。”
“文革”十年中，这些物件全部被抄。直到1972年起，才陆续分批发还。在1979年发还的物件中，朱景正夫妇发现一封英文信和一些衣物用品。这是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写给汪精卫的信，衣物用品则是孙中山的部分遗物，送给汪留作纪念的。在这些堆放的衣物中，就发现了汪的《日记》。这些东西，显然都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生前委托十一姑方君璧保管的。仔细观察研究，《日记》确是汪精卫的亲笔，故可认定为汪所写。方君璧是汪最最亲信的曾仲鸣的妻子，她一生热衷于绘画艺术、从不过问政治，她决不会写这些日记。
朱景正、方铿当即和十七姑方君瑞商量，将孙中山的遗物、宋庆龄的信件和汪的《日记》捐献给国家。十一姑方君璧在国外知道后，也表示同意。汪精卫的《日记》等物，汪交给方君璧保管，而不交给自己的子女，似乎不合情理。其实，汪、方二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且涉及到汪精卫早年的恋爱婚姻问题，所以并不奇怪。
《日记》真伪的辨别
汪精卫《日记》的消息一出，国内倒没有什么，但在国外却引起众多议论，尤其是汪家的亲属和方家的后代，均不承认，指为伪造。所有和汪精卫熟悉而现尚健在的人，也均说汪从来不写日记。方君璧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儿子，也写信给国内有关方面，指出《日记》为伪造。笔者曾将此信的复印件，交给上海档案馆，作为参考。
1987年12月18日，上海《联合时报》（市政协机关报）刊出了汪精卫之子汪文悌从香港给上海亲友的来信，也说“父亲从来不写日记”。此后，北京有一位自称是汪文悌老师的人，写信给上海档案馆，认为《日记》是汪的亲戚陈春圃所伪造。但据考证对照，此说不确。如1940年4月上旬，汪远飞华北，陈春圃并未同行，如何伪造？就是这个自称汪文悌老师的人，后来详阅了《日记》后，也就相信确是汪的真迹，放弃了自己以前的猜测。
《日记》到底是真是假，当时的上海档案馆馆长韩述之十分重视，并邀请国内专家进行鉴定。经研究论证，确认为真，并非伪造。北京师大马列教研室的蔡德金，是研究日汪史的专家，也认为《日记》是真的。上海《新民晚报》将《日记》和汪致陶希圣亲笔信的字迹对照，也有力地证明《日记》是汪的真迹。上海复旦大学研究汪伪史的专家黄美真，也肯定《日记》是真的，并且高兴地说：“这确是汪逆的手迹，这对研究抗日战争史和汪伪政权史，真是太及时太珍贵了。”
汪精卫周围模仿汪笔迹最逼真的有3个人，即曾仲鸣（方君璧的丈夫）、林伯生和陈春圃。曾仲鸣早已于1938年在河内戴笠暗杀丧命。林柏生虽是汪“改组派”的核心人物，但还不见是汪最亲信的人，汪的许多私事，林不会知道。至于陈春圃，他是汪妻陈璧君的侄子，一向庸碌无能，对汪、陈惟命是从，他决不敢伪造汪的日记。
60年代初期，笔者在上海市监狱见过陈春圃，谈了很久，见他小心谨慎，好像树叶掉下来也怕打破头的样子。他对汪精卫，陈璧君数十年来视他为家奴这一点，耿耿于怀，反感很深。陈说：“我在他们面前，从不敢多说一句话。”当时，陈正在写一份长篇回忆录，叫《汪精卫集团投敌内幕》，将汪、陈骂得狗血喷头。像这样一个家奴式的人物，决不可能伪造日记，何况有许多汪的政治活动，陈是不知道的。
再从《日记》来看，也的确是“一日一行”，完全是本备忘录式的记事册，也无任何替自己辩解的言辞。假如有人伪造，又有什么意义？汪的亲属，虽一再声明汪不写日记，但也不能否认汪有本简单的备忘录。方君璧生前，对这“一日一行”就是默认的。历来研究民国史和日汪史的人，都认为汪精卫是从不写日记的，更不见有遗嘱的记载。但1964年在香港出现了汪的遗嘱《最后之心情》；1987年又在上海发现了汪的《日记》。相信者谈其有，不信者道其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日记》的发现
1987年11月12日，民革成员朱景正、方铿夫妇，将汪精卫的《日记》捐献给上海市档案馆。朱、方为解放军军事医学院和上海徐汇区百货公司的退休职工。他们的举动，受到了上海市档案局、档案馆、民革上海市委、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市政府的表扬。国内媒体立即发布消息，引起了史学界的轰动，到档案局访问的历史学者，络绎不绝。
这是一册1933年美国麻省*士顿缪尔·沃德公司出品的日记本，封面为紫绛红牛皮套，配有搭扣和小锁。内页分五栏，眉头有英文和阿拉伯数字的年、月、日。每月后专门有一页，为“大事栏”。日记本长约12公分，宽约9公分，厚2公分，和现在的“工作手册”差不多。封面上印有“A line a day”（一日一行），可见只能寥寥数语，不能长篇大论。这样一册华丽的日记本，当年似乎非一般普通人所能有。
日记从1940年1月1日起，至1944年1月25日止，因汪病重，未能再记下去。《日记》怎么会在朱景正、方铿手里呢？此中关系十分复杂，涉及到方君璧一家和汪精卫的私交。方铿有篇文章说：“我们的十一姑方君璧女士，解放前在上海一家英商清洁保管公司的仓库中，寄存了约近百箱的物件，其中即包括这本《日记》。十一姑1949年离沪后，由她的妹妹方君瑞（我们称呼他为十七姑）代理付保管费等事宜。......这些物件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当时我们和十七姑都不知道。”
“文革”十年中，这些物件全部被抄。直到1972年起，才陆续分批发还。在1979年发还的物件中，朱景正夫妇发现一封英文信和一些衣物用品。这是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写给汪精卫的信，衣物用品则是孙中山的部分遗物，送给汪留作纪念的。在这些堆放的衣物中，就发现了汪的《日记》。这些东西，显然都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生前委托十一姑方君璧保管的。仔细观察研究，《日记》确是汪精卫的亲笔，故可认定为汪所写。方君璧是汪最最亲信的曾仲鸣的妻子，她一生热衷于绘画艺术、从不过问政治，她决不会写这些日记。
朱景正、方铿当即和十七姑方君瑞商量，将孙中山的遗物、宋庆龄的信件和汪的《日记》捐献给国家。十一姑方君璧在国外知道后，也表示同意。汪精卫的《日记》等物，汪交给方君璧保管，而不交给自己的子女，似乎不合情理。其实，汪、方二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且涉及到汪精卫早年的恋爱婚姻问题，所以并不奇怪。
《日记》真伪的辨别
汪精卫《日记》的消息一出，国内倒没有什么，但在国外却引起众多议论，尤其是汪家的亲属和方家的后代，均不承认，指为伪造。所有和汪精卫熟悉而现尚健在的人，也均说汪从来不写日记。方君璧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儿子，也写信给国内有关方面，指出《日记》为伪造。笔者曾将此信的复印件，交给上海档案馆，作为参考。
1987年12月18日，上海《联合时报》（市政协机关报）刊出了汪精卫之子汪文悌从香港给上海亲友的来信，也说“父亲从来不写日记”。此后，北京有一位自称是汪文悌老师的人，写信给上海档案馆，认为《日记》是汪的亲戚陈春圃所伪造。但据考证对照，此说不确。如1940年4月上旬，汪远飞华北，陈春圃并未同行，如何伪造？就是这个自称汪文悌老师的人，后来详阅了《日记》后，也就相信确是汪的真迹，放弃了自己以前的猜测。
《日记》到底是真是假，当时的上海档案馆馆长韩述之十分重视，并邀请国内专家进行鉴定。经研究论证，确认为真，并非伪造。北京师大马列教研室的蔡德金，是研究日汪史的专家，也认为《日记》是真的。上海《新民晚报》将《日记》和汪致陶希圣亲笔信的字迹对照，也有力地证明《日记》是汪的真迹。上海复旦大学研究汪伪史的专家黄美真，也肯定《日记》是真的，并且高兴地说：“这确是汪逆的手迹，这对研究抗日战争史和汪伪政权史，真是太及时太珍贵了。”
汪精卫周围模仿汪笔迹最逼真的有3个人，即曾仲鸣（方君璧的丈夫）、林伯生和陈春圃。曾仲鸣早已于1938年在河内戴笠暗杀丧命。林柏生虽是汪“改组派”的核心人物，但还不见是汪最亲信的人，汪的许多私事，林不会知道。至于陈春圃，他是汪妻陈璧君的侄子，一向庸碌无能，对汪、陈惟命是从，他决不敢伪造汪的日记。
60年代初期，笔者在上海市监狱见过陈春圃，谈了很久，见他小心谨慎，好像树叶掉下来也怕打破头的样子。他对汪精卫，陈璧君数十年来视他为家奴这一点，耿耿于怀，反感很深。陈说：“我在他们面前，从不敢多说一句话。”当时，陈正在写一份长篇回忆录，叫《汪精卫集团投敌内幕》，将汪、陈骂得狗血喷头。像这样一个家奴式的人物，决不可能伪造日记，何况有许多汪的政治活动，陈是不知道的。
再从《日记》来看，也的确是“一日一行”，完全是本备忘录式的记事册，也无任何替自己辩解的言辞。假如有人伪造，又有什么意义？汪的亲属，虽一再声明汪不写日记，但也不能否认汪有本简单的备忘录。方君璧生前，对这“一日一行”就是默认的。
《日记》的发现
1987年11月12日，民革成员朱景正、方铿夫妇，将汪精卫的《日记》捐献给上海市档案馆。朱、方为解放军军事医学院和上海徐汇区百货公司的退休职工。他们的举动，受到了上海市档案局、档案馆、民革上海市委、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市政府的表扬。国内媒体立即发布消息，引起了史学界的轰动，到档案局访问的历史学者，络绎不绝。
这是一册1933年美国麻省*士顿缪尔·沃德公司出品的日记本，封面为紫绛红牛皮套，配有搭扣和小锁。内页分五栏，眉头有英文和阿拉伯数字的年、月、日。每月后专门有一页，为“大事栏”。日记本长约12公分，宽约9公分，厚2公分，和现在的“工作手册”差不多。封面上印有“A line a day”（一日一行），可见只能寥寥数语，不能长篇大论。这样一册华丽的日记本，当年似乎非一般普通人所能有。
日记从1940年1月1日起，至1944年1月25日止，因汪病重，未能再记下去。《日记》怎么会在朱景正、方铿手里呢？此中关系十分复杂，涉及到方君璧一家和汪精卫的私交。方铿有篇文章说：“我们的十一姑方君璧女士，解放前在上海一家英商清洁保管公司的仓库中，寄存了约近百箱的物件，其中即包括这本《日记》。十一姑1949年离沪后，由她的妹妹方君瑞（我们称呼他为十七姑）代理付保管费等事宜。......这些物件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当时我们和十七姑都不知道。”
“文革”十年中，这些物件全部被抄。直到1972年起，才陆续分批发还。在1979年发还的物件中，朱景正夫妇发现一封英文信和一些衣物用品。这是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写给汪精卫的信，衣物用品则是孙中山的部分遗物，送给汪留作纪念的。在这些堆放的衣物中，就发现了汪的《日记》。这些东西，显然都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生前委托十一姑方君璧保管的。仔细观察研究，《日记》确是汪精卫的亲笔，故可认定为汪所写。方君璧是汪最最亲信的曾仲鸣的妻子，她一生热衷于绘画艺术、从不过问政治，她决不会写这些日记。
朱景正、方铿当即和十七姑方君瑞商量，将孙中山的遗物、宋庆龄的信件和汪的《日记》捐献给国家。十一姑方君璧在国外知道后，也表示同意。汪精卫的《日记》等物，汪交给方君璧保管，而不交给自己的子女，似乎不合情理。其实，汪、方二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且涉及到汪精卫早年的恋爱婚姻问题，所以并不奇怪。
《日记》真伪的辨别
汪精卫《日记》的消息一出，国内倒没有什么，但在国外却引起众多议论，尤其是汪家的亲属和方家的后代，均不承认，指为伪造。所有和汪精卫熟悉而现尚健在的人，也均说汪从来不写日记。方君璧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儿子，也写信给国内有关方面，指出《日记》为伪造。笔者曾将此信的复印件，交给上海档案馆，作为参考。
1987年12月18日，上海《联合时报》（市政协机关报）刊出了汪精卫之子汪文悌从香港给上海亲友的来信，也说“父亲从来不写日记”。此后，北京有一位自称是汪文悌老师的人，写信给上海档案馆，认为《日记》是汪的亲戚陈春圃所伪造。但据考证对照，此说不确。如1940年4月上旬，汪远飞华北，陈春圃并未同行，如何伪造？就是这个自称汪文悌老师的人，后来详阅了《日记》后，也就相信确是汪的真迹，放弃了自己以前的猜测。
《日记》到底是真是假，当时的上海档案馆馆长韩述之十分重视，并邀请国内专家进行鉴定。经研究论证，确认为真，并非伪造。北京师大马列教研室的蔡德金，是研究日汪史的专家，也认为《日记》是真的。上海《新民晚报》将《日记》和汪致陶希圣亲笔信的字迹对照，也有力地证明《日记》是汪的真迹。上海复旦大学研究汪伪史的专家黄美真，也肯定《日记》是真的，并且高兴地说：“这确是汪逆的手迹，这对研究抗日战争史和汪伪政权史，真是太及时太珍贵了。”
汪精卫周围模仿汪笔迹最逼真的有3个人，即曾仲鸣（方君璧的丈夫）、林伯生和陈春圃。曾仲鸣早已于1938年在河内戴笠暗杀丧命。林柏生虽是汪“改组派”的核心人物，但还不见是汪最亲信的人，汪的许多私事，林不会知道。至于陈春圃，他是汪妻陈璧君的侄子，一向庸碌无能，对汪、陈惟命是从，他决不敢伪造汪的日记。
60年代初期，笔者在上海市监狱见过陈春圃，谈了很久，见他小心谨慎，好像树叶掉下来也怕打破头的样子。他对汪精卫，陈璧君数十年来视他为家奴这一点，耿耿于怀，反感很深。陈说：“我在他们面前，从不敢多说一句话。”当时，陈正在写一份长篇回忆录，叫《汪精卫集团投敌内幕》，将汪、陈骂得狗血喷头。像这样一个家奴式的人物，决不可能伪造日记，何况有许多汪的政治活动，陈是不知道的。
再从《日记》来看，也的确是“一日一行”，完全是本备忘录式的记事册，也无任何替自己辩解的言辞。假如有人伪造，又有什么意义？汪的亲属，虽一再声明汪不写日记，但也不能否认汪有本简单的备忘录。方君璧生前，对这“一日一行”就是默认的。历来研究民国史和日汪史的人，都认为汪精卫是从不写日记的，更不见有遗嘱的记载。但1964年在香港出现了汪的遗嘱《最后之心情》；1987年又在上海发现了汪的《日记》。相信者谈其有，不信者道其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日记》的发现
1987年11月12日，民革成员朱景正、方铿夫妇，将汪精卫的《日记》捐献给上海市档案馆。朱、方为解放军军事医学院和上海徐汇区百货公司的退休职工。他们的举动，受到了上海市档案局、档案馆、民革上海市委、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市政府的表扬。国内媒体立即发布消息，引起了史学界的轰动，到档案局访问的历史学者，络绎不绝。
这是一册1933年美国麻省*士顿缪尔·沃德公司出品的日记本，封面为紫绛红牛皮套，配有搭扣和小锁。内页分五栏，眉头有英文和阿拉伯数字的年、月、日。每月后专门有一页，为“大事栏”。日记本长约12公分，宽约9公分，厚2公分，和现在的“工作手册”差不多。封面上印有“A line a day”（一日一行），可见只能寥寥数语，不能长篇大论。这样一册华丽的日记本，当年似乎非一般普通人所能有。
日记从1940年1月1日起，至1944年1月25日止，因汪病重，未能再记下去。《日记》怎么会在朱景正、方铿手里呢？此中关系十分复杂，涉及到方君璧一家和汪精卫的私交。方铿有篇文章说：“我们的十一姑方君璧女士，解放前在上海一家英商清洁保管公司的仓库中，寄存了约近百箱的物件，其中即包括这本《日记》。十一姑1949年离沪后，由她的妹妹方君瑞（我们称呼他为十七姑）代理付保管费等事宜。......这些物件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当时我们和十七姑都不知道。”
“文革”十年中，这些物件全部被抄。直到1972年起，才陆续分批发还。在1979年发还的物件中，朱景正夫妇发现一封英文信和一些衣物用品。这是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写给汪精卫的信，衣物用品则是孙中山的部分遗物，送给汪留作纪念的。在这些堆放的衣物中，就发现了汪的《日记》。这些东西，显然都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生前委托十一姑方君璧保管的。仔细观察研究，《日记》确是汪精卫的亲笔，故可认定为汪所写。方君璧是汪最最亲信的曾仲鸣的妻子，她一生热衷于绘画艺术、从不过问政治，她决不会写这些日记。
朱景正、方铿当即和十七姑方君瑞商量，将孙中山的遗物、宋庆龄的信件和汪的《日记》捐献给国家。十一姑方君璧在国外知道后，也表示同意。汪精卫的《日记》等物，汪交给方君璧保管，而不交给自己的子女，似乎不合情理。其实，汪、方二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且涉及到汪精卫早年的恋爱婚姻问题，所以并不奇怪。
《日记》真伪的辨别
汪精卫《日记》的消息一出，国内倒没有什么，但在国外却引起众多议论，尤其是汪家的亲属和方家的后代，均不承认，指为伪造。所有和汪精卫熟悉而现尚健在的人，也均说汪从来不写日记。方君璧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儿子，也写信给国内有关方面，指出《日记》为伪造。笔者曾将此信的复印件，交给上海档案馆，作为参考。
1987年12月18日，上海《联合时报》（市政协机关报）刊出了汪精卫之子汪文悌从香港给上海亲友的来信，也说“父亲从来不写日记”。此后，北京有一位自称是汪文悌老师的人，写信给上海档案馆，认为《日记》是汪的亲戚陈春圃所伪造。但据考证对照，此说不确。如1940年4月上旬，汪远飞华北，陈春圃并未同行，如何伪造？就是这个自称汪文悌老师的人，后来详阅了《日记》后，也就相信确是汪的真迹，放弃了自己以前的猜测。
《日记》到底是真是假，当时的上海档案馆馆长韩述之十分重视，并邀请国内专家进行鉴定。经研究论证，确认为真，并非伪造。北京师大马列教研室的蔡德金，是研究日汪史的专家，也认为《日记》是真的。上海《新民晚报》将《日记》和汪致陶希圣亲笔信的字迹对照，也有力地证明《日记》是汪的真迹。上海复旦大学研究汪伪史的专家黄美真，也肯定《日记》是真的，并且高兴地说：“这确是汪逆的手迹，这对研究抗日战争史和汪伪政权史，真是太及时太珍贵了。”
汪精卫周围模仿汪笔迹最逼真的有3个人，即曾仲鸣（方君璧的丈夫）、林伯生和陈春圃。曾仲鸣早已于1938年在河内戴笠暗杀丧命。林柏生虽是汪“改组派”的核心人物，但还不见是汪最亲信的人，汪的许多私事，林不会知道。至于陈春圃，他是汪妻陈璧君的侄子，一向庸碌无能，对汪、陈惟命是从，他决不敢伪造汪的日记。
60年代初期，笔者在上海市监狱见过陈春圃，谈了很久，见他小心谨慎，好像树叶掉下来也怕打破头的样子。他对汪精卫，陈璧君数十年来视他为家奴这一点，耿耿于怀，反感很深。陈说：“我在他们面前，从不敢多说一句话。”当时，陈正在写一份长篇回忆录，叫《汪精卫集团投敌内幕》，将汪、陈骂得狗血喷头。像这样一个家奴式的人物，决不可能伪造日记，何况有许多汪的政治活动，陈是不知道的。
再从《日记》来看，也的确是“一日一行”，完全是本备忘录式的记事册，也无任何替自己辩解的言辞。假如有人伪造，又有什么意义？汪的亲属，虽一再声明汪不写日记，但也不能否认汪有本简单的备忘录。方君璧生前，对这“一日一行”就是默认的。
另有个证据，可以证明汪的《日记》是真迹。1989年4月8日，上海《新民晚报》刊有汪写给李圣吾（大汉奸，汪伪“司法行政部”部长，是多年前尚健在于香港）的亲笔手迹。汪的日记发现后，海外人士曾去问李，他未加可否。汪这封致李的手书，共有6页，写于1941年8月17日，信内有一段是：“士群兄因特工组织关系复杂，约见稍多耳。凡此事死后检阅日记，即可大白。”
笔者曾以此致函在港有关人士，转问李圣吾，李承认确有此信。因当时汪精卫和李士群来往过密，汪的亲信很有意见，故汪在信上才如此说。李士群即汪伪上海特工机关“76号”的负责人，杀人如麻，名声极坏。汪说要等他死后检阅他的日记，可见汪是写过日记的。
专家们同时将汪的《日记》和《周佛海日记》对照，也证明汪的日记并非伪造。例如，1943年5月4日汪的《日记》为“晚宴各院部长于北极阁”，而《周佛海日记》在同日也记着：“赴北极阁宴汪先生，因今日为汪先生61大庆也。”（注：此处记载有误，1943年汪为60岁）；又如：1943年4月29日，《周佛海日记》中写着：“最高国防会议第13次会议，实业部长梅思平跪地大哭，请求辞职，汪先生亦跪。余初扶思平，嗣见汪先生跪，改扶先生。”而汪的《日记》则简记为：“最高国防会议。梅思平。”由此可见，汪、周二人的日记是吻合的。
梅思平所以要跪地大哭，其原因有二：梅是汪精卫投敌时最初到上海和日本谈判密约之人，故梅自认为是“和平运动”第一功臣，结果只捞到一个“实业部长”，心有不甘，故要辞职；汪伪政权成立后，汪和梅等发现日本军阀不遵守密约规定（例如有关日军撤军问题），而且飞扬跋扈，难以应付，故梅跪地大哭。
此外，汪的《日记》还记了一些身边琐事，非他人可知。如1940年5月22日记着：“阿六与人争吵，为人击死，可惜之至。”阿六为汪的仆人，别人即使要伪造，也根本不会写这些事。
细看《日记》的内容，也不存在伪造的可能。《日记》是从1940年1月开始的，完全是备忘录式的记事。如“1月20日”仅4个字：“宴影佐等”。影佐祯昭是日特“梅机关”的负责人，汪政权的后台老板。“1月7日”仅3个字：“晤陈诚”。张原为国民党军委会高参。“1月15日”为15个字：“致蒋、王、梁电”。3人指蒋介石、王克敏（伪华北临时政府首脑）、梁鸿志（伪南京维新政府首脑）。“2月4日”为10个字：“七、要、杰、佩晨7时广州”。（均为汪的亲信）。
最长的要算“1月28日”，也只30多个字：“上午自9时至12时半，下午自2时至5时半，招集中委20余人会议（尚有党外人）。”即使是汪伪政府成立，所为还都南京的“3月30日”，也仅22个字：“国民政府还都典礼。读还都宣言。向东京广播。开中政会。”
从上可知，《日记》确确实实是“一日一行”的备忘录。严格的说，不能算是日记，仅是供自己备忘参考而已。《日记》内容，别人根本看不懂，在刊出前上海档案馆是费了极大人力精力考证注解的（可惜只刊出两期就停刊了）。《日记》复印本流传到海外后，汪、曾（曾仲鸣）、方（方君璧）的后代，也客观承认，汪精卫虽然不写日记，但每天的琐事摘录，则是完全可能的。如一定要说伪造，这样的内容又有什么伪造的价值呢？古人摹临书画函件，以假乱真，大多为了赚钱，但汪的《日记》长年沉睡在杂物堆里，连捐献人也分文未得，内容更只有进一步证明汪的汉奸罪行。综上所观，可以肯定，《日记》确是真迹。
从《汪精卫恋爱史》说起
汪精卫的《日记》为什么交给方君璧，而不交给自己的子女亲戚呢？这就得将汪和方家的关系从头说起。汪、方、曾、陈四姓，一直有通家之好，在现代史上也值得一提。
方家是福州的大族，和辛亥革命有很大关系。方家男女分开排行，方君璧排在第十一，故称十一姑。“七姑”方君瑛，可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一度和汪精卫的私交非常好，故以前坊间曾出现《汪精卫恋爱史》的书籍。方家儿子排行第四的方声濂（早故），他的妻子曾醒，是早年同盟会的一员女将。后来被军统特务在河内暗杀的曾仲鸣，就是曾醒的弟弟。老七方声洞，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后来参加广州起义，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1905年时，21岁的七姑方君瑛，携带寡嫂曾醒，一起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孙中山对她们十分尊重。当时，无政府主义特别流行，方君瑛正担任同盟会暗杀部部长。汪精卫、曾醒、方君瑛、黎仲实4人，天天商量如何暗杀清廷大员，借以振奋人心。此时，远在南洋马来西亚的橡胶富商女儿陈璧君，为了逃婚，独自来到了东京，加入同盟会，和方君瑛住在一起。汪精卫当时长相英俊，风流倜傥，本和七姑君瑛十分要好。陈璧君来后，就拼命追求汪，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方君瑛是个很识大体的女人，见此情况，就默默地退了出来。后来，社会上流行的《汪精卫恋爱史》，就是说汪、方、陈的三角关系。
识者以为，倘汪和方结合，汪的一生历史，可能重写，因方君瑛是个十分自谦、也了不起的女人，不像陈璧君那样凶悍跋扈。汪精卫当年谋刺摄政王载沣，就是在方君瑛这位“暗杀部长”的主持下进行的。陈璧君小方君瑛7岁，当年大家叫陈为“七妹”，叫曾醒为“三姐”。汪精卫、方君瑛和和陈璧君，都是订过婚的人，但都先后解除了封建婚约，方君瑛且终身未嫁。1909年，汪精卫、黎仲实等去北京谋刺摄政王，陈璧君坚持偷偷跟去，虽方君瑛力劝也无效。从此，方君瑛毅然割断了对汪的情丝，成全了陈璧君。但汪、方、曾、陈四姓的关系一直极好，由于方君瑛的豁达大度，四姓胜于手足姐妹。
“七姑”方君瑛在同盟会的威信很高，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等对她和曾醒，均十分尊重。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要方君瑛出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但她力辞不就，说：“革命无成，不想做官。”后来，方君瑛勉强同意担任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由曾醒为监学（教导主任）。1914年，方君瑛和曾醒辞去工作，和汪精卫、陈璧君等一起去法国。曾醒带了幼弟曾仲鸣，方君瑛带了十一妹方君璧，这二人长大，就在法国结婚。方君瑛在法国，身边有不少四姓求学的子弟，故生活十分艰苦，但方君瑛不仅安排得妥妥贴贴，而自己也在1921年秋，终于获得数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女性在法国得此殊荣的第一人。
期间方君瑛独自忍受着感情上的痛苦，顾全大局。始终把已和汪精卫结婚的陈璧君，当作亲妹妹看待。汪精卫后来虽成为大汉奸，但他在私生活上却不乱来，汪对方君瑛的情感一直埋在心底。1914年，汪的第一个儿子在法国出生，名位汪文晋，一切全由方君瑛精心照料。汪为了感谢方君瑛，特为儿子取了个号，叫“文婴”。“婴”、“瑛”同音，留作永久纪念。方君璧的名字，也是汪精卫起的。方君璧原名“君玉”，君瑛嫌“玉”字太俗，就叫汪改名。汪笑说：“七妹叫壁君，这真巧了，两家都是以‘君’字排行。陈家的‘君’字排在下面，你家的‘君’排在上面。七妹既然那么喜欢十一妹，不如将名字倒一倒，就叫‘君壁’吧。”从此，方君玉改名为方君璧。由此可见，汪、陈对方家关系之深了。方君璧虽从不过问政治，但她的丈夫曾仲鸣，却是汪精卫“改组派”最最重要的人物，地位在顾孟余、陈公博之上。
1938年，军统戴笠要刺汪精卫，却在河内误杀了曾仲鸣。方君璧也身中三枪，受了重伤，后幸而痊愈。汪夫妇就她当作自己的女儿，更加爱护了。所有心腹之事，全对她讲，重要的东西，也都交她收藏。汪精卫有二子三女：长子汪文晋、次子汪文悌，虽非纨绔子弟，却都是庸才，不成大器。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恂，均为一般人物。三女汪文彬，则一直在印度尼西亚当修女，就更不问世事了。因此，汪夫妇在日伪即将失败之时，将上百箱有历史价值的重要东西，包括那本《日记》交给方君璧保管，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方君瑛这个女人，柔情内藏，外向刚烈。她既割断了汪的情丝，又目睹了国事的腐败，无力回天，竟于1923年6月12日，在上海吞服大量吗啡，自杀身亡。她在遗书上写到：“君瑛之死，乃出于自愿，非他人所迫也。盖因见社会之腐败，不可救药，且自己无能，不能改良之，唯有一死耳！在世甚觉无聊。我对不起所有爱我者，我已去矣，所有之恩惠，来生再报吧。”遗书中语意含蓄，识者均认为“所有爱我者”一语，主要是指汪精卫。方君瑛死时，汪正在广州，得讯如丧考妣，接连发电及写信给曾仲鸣和方君璧，字里行间，除痛悼死者外，充满了一腔深情。
笔者曾以此致函在港有关人士，转问李圣吾，李承认确有此信。因当时汪精卫和李士群来往过密，汪的亲信很有意见，故汪在信上才如此说。李士群即汪伪上海特工机关“76号”的负责人，杀人如麻，名声极坏。汪说要等他死后检阅他的日记，可见汪是写过日记的。
专家们同时将汪的《日记》和《周佛海日记》对照，也证明汪的日记并非伪造。例如，1943年5月4日汪的《日记》为“晚宴各院部长于北极阁”，而《周佛海日记》在同日也记着：“赴北极阁宴汪先生，因今日为汪先生61大庆也。”（注：此处记载有误，1943年汪为60岁）；又如：1943年4月29日，《周佛海日记》中写着：“最高国防会议第13次会议，实业部长梅思平跪地大哭，请求辞职，汪先生亦跪。余初扶思平，嗣见汪先生跪，改扶先生。”而汪的《日记》则简记为：“最高国防会议。梅思平。”由此可见，汪、周二人的日记是吻合的。
梅思平所以要跪地大哭，其原因有二：梅是汪精卫投敌时最初到上海和日本谈判密约之人，故梅自认为是“和平运动”第一功臣，结果只捞到一个“实业部长”，心有不甘，故要辞职；汪伪政权成立后，汪和梅等发现日本军阀不遵守密约规定（例如有关日军撤军问题），而且飞扬跋扈，难以应付，故梅跪地大哭。
此外，汪的《日记》还记了一些身边琐事，非他人可知。如1940年5月22日记着：“阿六与人争吵，为人击死，可惜之至。”阿六为汪的仆人，别人即使要伪造，也根本不会写这些事。
细看《日记》的内容，也不存在伪造的可能。《日记》是从1940年1月开始的，完全是备忘录式的记事。如“1月20日”仅4个字：“宴影佐等”。影佐祯昭是日特“梅机关”的负责人，汪政权的后台老板。“1月7日”仅3个字：“晤陈诚”。张原为国民党军委会高参。“1月15日”为15个字：“致蒋、王、梁电”。3人指蒋介石、王克敏（伪华北临时政府首脑）、梁鸿志（伪南京维新政府首脑）。“2月4日”为10个字：“七、要、杰、佩晨7时广州”。（均为汪的亲信）。
最长的要算“1月28日”，也只30多个字：“上午自9时至12时半，下午自2时至5时半，招集中委20余人会议（尚有党外人）。”即使是汪伪政府成立，所为还都南京的“3月30日”，也仅22个字：“国民政府还都典礼。读还都宣言。向东京广播。开中政会。”
从上可知，《日记》确确实实是“一日一行”的备忘录。严格的说，不能算是日记，仅是供自己备忘参考而已。《日记》内容，别人根本看不懂，在刊出前上海档案馆是费了极大人力精力考证注解的（可惜只刊出两期就停刊了）。《日记》复印本流传到海外后，汪、曾（曾仲鸣）、方（方君璧）的后代，也客观承认，汪精卫虽然不写日记，但每天的琐事摘录，则是完全可能的。如一定要说伪造，这样的内容又有什么伪造的价值呢？古人摹临书画函件，以假乱真，大多为了赚钱，但汪的《日记》长年沉睡在杂物堆里，连捐献人也分文未得，内容更只有进一步证明汪的汉奸罪行。综上所观，可以肯定，《日记》确是真迹。
从《汪精卫恋爱史》说起
汪精卫的《日记》为什么交给方君璧，而不交给自己的子女亲戚呢？这就得将汪和方家的关系从头说起。汪、方、曾、陈四姓，一直有通家之好，在现代史上也值得一提。
方家是福州的大族，和辛亥革命有很大关系。方家男女分开排行，方君璧排在第十一，故称十一姑。“七姑”方君瑛，可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一度和汪精卫的私交非常好，故以前坊间曾出现《汪精卫恋爱史》的书籍。方家儿子排行第四的方声濂（早故），他的妻子曾醒，是早年同盟会的一员女将。后来被军统特务在河内暗杀的曾仲鸣，就是曾醒的弟弟。老七方声洞，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后来参加广州起义，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1905年时，21岁的七姑方君瑛，携带寡嫂曾醒，一起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孙中山对她们十分尊重。当时，无政府主义特别流行，方君瑛正担任同盟会暗杀部部长。汪精卫、曾醒、方君瑛、黎仲实4人，天天商量如何暗杀清廷大员，借以振奋人心。此时，远在南洋马来西亚的橡胶富商女儿陈璧君，为了逃婚，独自来到了东京，加入同盟会，和方君瑛住在一起。汪精卫当时长相英俊，风流倜傥，本和七姑君瑛十分要好。陈璧君来后，就拼命追求汪，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方君瑛是个很识大体的女人，见此情况，就默默地退了出来。后来，社会上流行的《汪精卫恋爱史》，就是说汪、方、陈的三角关系。
识者以为，倘汪和方结合，汪的一生历史，可能重写，因方君瑛是个十分自谦、也了不起的女人，不像陈璧君那样凶悍跋扈。汪精卫当年谋刺摄政王载沣，就是在方君瑛这位“暗杀部长”的主持下进行的。陈璧君小方君瑛7岁，当年大家叫陈为“七妹”，叫曾醒为“三姐”。汪精卫、方君瑛和和陈璧君，都是订过婚的人，但都先后解除了封建婚约，方君瑛且终身未嫁。1909年，汪精卫、黎仲实等去北京谋刺摄政王，陈璧君坚持偷偷跟去，虽方君瑛力劝也无效。从此，方君瑛毅然割断了对汪的情丝，成全了陈璧君。但汪、方、曾、陈四姓的关系一直极好，由于方君瑛的豁达大度，四姓胜于手足姐妹。
“七姑”方君瑛在同盟会的威信很高，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等对她和曾醒，均十分尊重。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要方君瑛出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但她力辞不就，说：“革命无成，不想做官。”后来，方君瑛勉强同意担任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由曾醒为监学（教导主任）。1914年，方君瑛和曾醒辞去工作，和汪精卫、陈璧君等一起去法国。曾醒带了幼弟曾仲鸣，方君瑛带了十一妹方君璧，这二人长大，就在法国结婚。方君瑛在法国，身边有不少四姓求学的子弟，故生活十分艰苦，但方君瑛不仅安排得妥妥贴贴，而自己也在1921年秋，终于获得数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女性在法国得此殊荣的第一人。
期间方君瑛独自忍受着感情上的痛苦，顾全大局。始终把已和汪精卫结婚的陈璧君，当作亲妹妹看待。汪精卫后来虽成为大汉奸，但他在私生活上却不乱来，汪对方君瑛的情感一直埋在心底。1914年，汪的第一个儿子在法国出生，名位汪文晋，一切全由方君瑛精心照料。汪为了感谢方君瑛，特为儿子取了个号，叫“文婴”。“婴”、“瑛”同音，留作永久纪念。方君璧的名字，也是汪精卫起的。方君璧原名“君玉”，君瑛嫌“玉”字太俗，就叫汪改名。汪笑说：“七妹叫壁君，这真巧了，两家都是以‘君’字排行。陈家的‘君’字排在下面，你家的‘君’排在上面。七妹既然那么喜欢十一妹，不如将名字倒一倒，就叫‘君壁’吧。”从此，方君玉改名为方君璧。由此可见，汪、陈对方家关系之深了。方君璧虽从不过问政治，但她的丈夫曾仲鸣，却是汪精卫“改组派”最最重要的人物，地位在顾孟余、陈公博之上。
1938年，军统戴笠要刺汪精卫，却在河内误杀了曾仲鸣。方君璧也身中三枪，受了重伤，后幸而痊愈。汪夫妇就她当作自己的女儿，更加爱护了。所有心腹之事，全对她讲，重要的东西，也都交她收藏。汪精卫有二子三女：长子汪文晋、次子汪文悌，虽非纨绔子弟，却都是庸才，不成大器。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恂，均为一般人物。三女汪文彬，则一直在印度尼西亚当修女，就更不问世事了。因此，汪夫妇在日伪即将失败之时，将上百箱有历史价值的重要东西，包括那本《日记》交给方君璧保管，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方君瑛这个女人，柔情内藏，外向刚烈。她既割断了汪的情丝，又目睹了国事的腐败，无力回天，竟于1923年6月12日，在上海吞服大量吗啡，自杀身亡。她在遗书上写到：“君瑛之死，乃出于自愿，非他人所迫也。盖因见社会之腐败，不可救药，且自己无能，不能改良之，唯有一死耳！在世甚觉无聊。我对不起所有爱我者，我已去矣，所有之恩惠，来生再报吧。”遗书中语意含蓄，识者均认为“所有爱我者”一语，主要是指汪精卫。方君瑛死时，汪正在广州，得讯如丧考妣，接连发电及写信给曾仲鸣和方君璧，字里行间，除痛悼死者外，充满了一腔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