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良忆抗战（对则认可，错则指正）

孙元良忆抗战






   
　　　　孙(眼圈微红)：“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是我亲手交给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中校的。他率领八百壮士，在国军主力撤离上海后，仍在原来阵地抵抗十倍之众的日军，击退六次围攻，毙敌二百多，然后完整地撤入上海公共租界。他们在租界居留四年，每天举行升旗典礼，极大地振奋了铁蹄蹂躏下的上海市民。为了捍卫国旗的尊严，有五名忠勇官兵被租界白俄警卫用机枪射死。


          谢晋元被汉奸刺杀后，有廿五万上海市民拥入孤军营房向他遗体致敬。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日军突入孤军营，将手无寸铁的孤军分别押到南京、杭州和南洋群岛做不堪忍受、无休无止的苦工。他们中间一部份人乘隙越狱，在苏南加入抗日游击队，一部份绕道浙赣湘黔回到陪都重庆。抗战胜利后，从全国各地回到上海的有一百多名幸存者，被日寇押到新畿内亚作苦役的五十八人有卅六人由澳洲政府派军舰送回上海。我们读古今中外的历史，委实还没有发现象我四行孤军这样壮烈的史迹，他们身虽辱而志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坚贞壮烈的英雄气概。
　　
　　
　　　　


      在八年抗战中，光是双方投入兵力超过十万人的会战就有廿二次，其中八?一三淞沪会战双方投入一百零七万军队，是二次大战中最大的会战，规模与伤亡都甚于诺曼地、硫磺岛之战，还有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之战、衡阳战役、缅甸战役，杀得尸横遍野、鬼哭神号，可是中共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均无一兵一卒参加。在全部廿二次大战中，十八集团军仅参加了太原会战，也只是打侧面，并未受到正面攻击，其损失甚微。



          在八年抗战中，国军将官阵亡有二百零六名，包括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张自忠、李家钰)、军长八名(郝梦龄、吴克仁、冯安邦、陈安宝、唐誉源、武士敏、王甲本、王铭章)、副军长两名(佟龄阁、郑作民)、师长廿名(饶国华、戴安澜、孙明瑾、赵登禹、石作衡、李必蕃、彭士量、刘家麒、许国璋、钟毅、方叔洪、朱世勤、寸性奇、王俊、阚维雍、刘桂五、王凤山、洪行、吕公良)、副师长十三人、旅长十七人。以上殉国二百零六名国军将领全部是国民党党员、多数是黄埔毕业生。



          与此比较，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连一个团长都没有阵亡，只是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死于病榻与轰炸，并非死于战场。请问他们抗战是怎么抗的？难道自朱德至陈赓、自陈毅至叶飞都是铜头铁骨——刀枪不入？就以我亲历的一•二八淞沪血战来说，我指挥的二五九旅伤亡军官八十九人，占全旅军官的四份之一，士兵伤亡一千四百廿四人，占全旅士兵的三份之一；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伤亡惨重，曾经补充过五次，每次都补充几个后备团，士兵全系未历战阵的新兵。在南京保卫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三个旅长阵亡了两个，六个团长阵亡了三个，营长阵亡十一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十份之八。各级军官的牺牲这么多，士兵伤亡数字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人胡诌什么“国民党消极抗战”，台湾也有人去日本庆贺日本夺占台湾一百周年，还鹦鹉学舌说什么“终战”长“终战”短，压根儿不承认抗日胜利的事实，这是有愧于长眠地下的三百多万抗日将士的！
　　
　　　




　　　　我不满廿岁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发誓要跟随中山先生救国救民，那时经常听到蒋校长的训词就是“不怕死”，要为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冒险犯难不惜牺牲，当时哪有什么“裙带风”、什么“黑金”，我每升一级都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所取得的，民国十四年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时，我高举军旗率先冲上惠州城楼才升任炮兵营长，此役黄埔学生军共死伤官兵六百余人。





             校长三令五申“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并严令总司令以下各高级军官亲临第一线指挥督战，违则军法从事，所以当时我们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东征初期，我任职排长，在兴宁城根下，我左臂中弹，还是忍住伤疼不下火线；民国卅三年冬，日军陷贵州独山，欲深入贵阳直捣陪都重庆。






           我当时在汤恩伯的第卅一集团军任副总司令兼第廿九军军长，奉令星夜驰援，指挥先头部队九百多人抵御日军第三师团的两个联队之众，拼死奋战，终于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扭转危局，并启国军反攻胜利之机，因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当时运输车辆匮乏，廿九军新兵一万三千人从河南内乡县冒着炎日徒步廿二天行军一千五百里到达陕西汉阴县；休整不久又奉命由汉中出发徒步卅九天急行军两千六百里到达四川合川；才住下三天又接紧急命令在廿天内走完两千五百里赶到贵州马场坪，这么一支大部队徒步行军三千三百公里，其艰难险阻非笔墨所能言状，现在写历史的人，从未上过战场，却信口胡说国军“消极抗战”，究竟天理何在？光以黄埔一期六百四十五名毕业生来说，牺牲在东征(包括讨伐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邓本殷)、北伐、抗日诸役的有一百卅五员，占21%，这样的黄马褂不穿也罢！
　　
　　　　



　　
　　　自九?一八至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一直在抵抗日寇，只是没有正式宣战而已。廿一年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血战，毙敌近万，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翌年三月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廿四年调十三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都是蒋委员长亲临前线指挥的，他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





         不幸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或延缓或停顿。鉴于济南惨案之痛，中枢曾有训练卅六个师国防军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




        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假如抗战的爆发再延迟五年，征召的新兵已经练成，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初具规模，到那时才对日抗战，配合太平洋战争，那么中国绝不至于单独对法西斯作战，断不会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十亿亩耕地被破坏六亿亩、沿海区工业设备全部毁灭！




　　
　　　　当时抗日宣传运动如火如荼，民气到了沸腾的地步，南京上海两千多青年学生冒雨到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还打伤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一?二八停战谈判期间，上海民众四十人痛殴出席谈判的我国首席代表郭泰祺。在那样冲动的氛围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在激忿的民气下，未经充份准备就投入战争，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在淞沪一?二八血战中，我军民牺牲共达十万人，日军死伤合计仅两千四百十三人，加上侨民也仅两千四百卅人；在淞沪会战时，有一支部队从外地开到江湾火线后面，预定休息几天再去前线接防。他们挤在几个村庄举火造饭，炊烟四起，空地上晒满了换洗的衣服，随风飘舞。于是引来敌机，它飞得几乎要触碰屋顶，机枪乱射，炸弹滥掷，这么一来，这支还未上过火线的部队又要调回后方去补充整训了。



         还有一支在剿共时战绩彪炳的部队，被日寇炮兵猛轰了几个小时，就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他们根本没看见敌人的影踪，便被调下火线了。再说后勤方面，上海战区本来有铁路、公路和河道可资利用，那时敌机也未能切断我方的供应线路，但是前线的官兵因粮食供应困难，竟还有挨饿上阵的！



　　
　　　今日中共拥有八百枚原子弹、两千支战略导弹，他尚且不敢出兵收复弹丸之地钓鱼台列屿，可当时中日两国军力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吨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令人吃惊：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




           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战事一开始即发现伤兵无医无药，全国动员兵力三百万至五百万，可是只有步枪一百万支，而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还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成的子弹，平均每个兵分得四发，包括机关枪子弹在内。




       史迪威将军任美国驻华武官时，曾亲见一九三八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按编制应有一百挺)，每挺配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就射完了。这个团与日军激战两昼夜，死六百人，伤五百人，剩余四百人奉命后撤。




         韩战爆发后，我在日本经商多年，看遍了日本军部文件与战史，他们记载说国军遗弃在阵地上的尸体往往是日军的廿倍以上，这真使人伤心难过，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在我亲历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伤亡十八万人，日军伤亡仅五万人。



           从整个抗战八年来算，国军伤亡官兵三百廿一万，加上平民被空袭、被屠杀、逃难途中饥病力竭而毙者，共计伤亡三千二百万人；而日军因武器精良，死伤仅五十二万人，它在我国领土作战，加上其本土平民伤亡亦仅二百四十六万人，与中国军民伤亡相比，十三比一确系事实。





　　
　　　八十五个师是累计，八月下旬国军在淞沪战场只有十四个师，即使后期(十一月上旬)也没有九十万兵力，有些部队调来，另有些调走。正因为备战并不充份就急忙开战，后勤运输脱节，所以很难在短期内一次集中两倍于敌军的兵力，事实上在日军炮火杀害成千上万我国民众时，那沸腾的民气根本不允许有一支部队停留在上海外围阵地两个月等候友军到齐了再打，也没有一位主帅能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无动于衷，所以只好以总兵力来补救质量上的缺陷、以自己的消耗来换取敌军的消耗、以官兵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暴敌的枪口炮口，以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




          在淞沪会战中，一个师被击溃了就用另一个师顶上去，我的八十八师自始至终没有换下去，但是蒋委员长耗十年心血训练的廿个德械师全都丧送在黄浦江畔，我们雏型的空军也折损了逾半战机，海军舰只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沈以封锁长江航道。






        抗战初期库存的弹药装备全部耗用在八? 一三沪战、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以及豫南会战，到衡阳巷战时，国军官兵只能用旧式的刀矛来对抗日军的机枪大炮，这怎能不伤亡巨大呢？在我们单独对抗国际法西斯时，法国政府封闭滇越铁路、英国政府封闭滇缅公路，使我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法国还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日签订同盟，苏日互不侵犯，美国则运废铁支援日本的军火工业，然而国军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在长沙会战、衡阳之战中，国军官兵士气高昂，可是当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施放毒气弹时，即使国军士兵个个勇如“兰保”都无济于事。日寇若非使用糜烂性毒气，绝不可能强渡耒河。战后在衡阳地区捡拾到国军头骨逾万，这还能说蒋委员长“消极不抵抗”吗？



　　
　　　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




          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以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



         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拋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我奉命在安亭等待，看见左侧的友军纷纷后移，经联络才知全线继续向昆山以西退却。我很惊异，何以前敌总司令不及时下令，以致我措手不及，没时间部署一切。三天后我退到青阳港附近，同追击的日军隔河而战，鏖战六个小时挡住敌军的前进，才遵命缓缓向南京转进。
　　



　　　在昆山，我发现了一件可鄙可恨的事，这才知道紧要关头未接到行动命令的原因—— 前敌总司令(按：陈诚)带了几个勤务兵，藏在一座远离公路的宝塔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正搬着手指头数着“第一师、第二师……”计算忘掉了什么部队。大军转进途中，士气不振，人马杂沓，敌军进逼，指挥上百万大军的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竟象连排长一样搬手指头来决定近百万部属的命运，整个前敌总司令部百多名参谋人员养了何用？原来前敌总司令部和参谋人员纤毫未损，只因此人害怕人多会招惹日机轰炸，便只带几个勤务兵躲在孤零零的宝塔里搬着手指头指挥千军万马。这么乱搞，弄到张发奎部和我的八十八师吃尽了苦头。



      几十个师退却，前敌总司令却忘了指派掩护部队，我师在青阳港堵击日军，是这位大将军临时抓了个差。更可恨者，他自己的心腹部队罗卓英、霍揆彰部就在他手边，他不拿来使用，却让八十八师单独作战。这种自私自利的恶劣作风，实为败坏与分裂国军的始作俑者！苏州本应是大军休整的要津，然大将军事先全无布置。大军还未转进苏州，地方秩序已紊乱不可收拾，给予全局极坏的影响！
　　
　　
　　
　　　　南京保卫战中首当敌锋的是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王敬久的七十一军及我的七十二军，敌人从首都东南面发动攻势，我的部队据守着安德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南郊最重要的阵地，日军几次攀上城头都被我部下击毙。后来唐生智下令撤守，我辗转经苏北、徐州，到了武汉。蒋委员长见了我道：“有人说你在上海军纪不好，发通行证向老百姓要钱。你到军法处去辩明好了。”我气极了，于是自动向武昌银元局街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后由戴笠、康泽派人到上海调查，证明前述指控全属捏造，我白白坐了四十二天牢，以“完全无罪”四字开释。过了很久才知道，陷害我坐牢的是宋子文。



      原来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宋子文曾向我追问税警总团的下落，他埋怨我没有照顾好他的“亲兵”。我当时年少气盛，率直说税警总团不归我指挥，我管不了他们，黄杰部给养困难时，我曾送去大批干粮，我已经尽了友军的义务了。他跟我喋喋不休，我勃然大怒，冲出了他的门。国家不幸出了那些佞臣内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宋子文对大陆陷共负有不可推托的罪责，迁台后蒋总统不再起用他，那可是明智之举！
　　
　　　
　　
　　　　我以一个抗日老兵的亲身经历表达我的肺腑之言，总统蒋公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领导亿万民众拖垮、打败日本侵略军，重光国土，这一万古奇勋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他一生廉洁，朴素，勤勉，自律，不抽烟，不喝酒，住陋室，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敌人豁达大度，慈悲为怀，象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



          近代中国的政治领袖很少能象他那样德厚流光。然他也是凡人，而非圣人，他一生的错误无过于轻信小人佞臣，象陈诚张群宋子文那帮奸臣葬送了他带领我们黄埔学生辛辛苦苦北伐抗日打下的江山，历史老人是无孙元良忆抗战






   
　　　　孙(眼圈微红)：“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是我亲手交给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中校的。他率领八百壮士，在国军主力撤离上海后，仍在原来阵地抵抗十倍之众的日军，击退六次围攻，毙敌二百多，然后完整地撤入上海公共租界。他们在租界居留四年，每天举行升旗典礼，极大地振奋了铁蹄蹂躏下的上海市民。为了捍卫国旗的尊严，有五名忠勇官兵被租界白俄警卫用机枪射死。


          谢晋元被汉奸刺杀后，有廿五万上海市民拥入孤军营房向他遗体致敬。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日军突入孤军营，将手无寸铁的孤军分别押到南京、杭州和南洋群岛做不堪忍受、无休无止的苦工。他们中间一部份人乘隙越狱，在苏南加入抗日游击队，一部份绕道浙赣湘黔回到陪都重庆。抗战胜利后，从全国各地回到上海的有一百多名幸存者，被日寇押到新畿内亚作苦役的五十八人有卅六人由澳洲政府派军舰送回上海。我们读古今中外的历史，委实还没有发现象我四行孤军这样壮烈的史迹，他们身虽辱而志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坚贞壮烈的英雄气概。
　　
　　
　　　　


      在八年抗战中，光是双方投入兵力超过十万人的会战就有廿二次，其中八?一三淞沪会战双方投入一百零七万军队，是二次大战中最大的会战，规模与伤亡都甚于诺曼地、硫磺岛之战，还有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之战、衡阳战役、缅甸战役，杀得尸横遍野、鬼哭神号，可是中共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均无一兵一卒参加。在全部廿二次大战中，十八集团军仅参加了太原会战，也只是打侧面，并未受到正面攻击，其损失甚微。



          在八年抗战中，国军将官阵亡有二百零六名，包括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张自忠、李家钰)、军长八名(郝梦龄、吴克仁、冯安邦、陈安宝、唐誉源、武士敏、王甲本、王铭章)、副军长两名(佟龄阁、郑作民)、师长廿名(饶国华、戴安澜、孙明瑾、赵登禹、石作衡、李必蕃、彭士量、刘家麒、许国璋、钟毅、方叔洪、朱世勤、寸性奇、王俊、阚维雍、刘桂五、王凤山、洪行、吕公良)、副师长十三人、旅长十七人。以上殉国二百零六名国军将领全部是国民党党员、多数是黄埔毕业生。



          与此比较，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连一个团长都没有阵亡，只是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死于病榻与轰炸，并非死于战场。请问他们抗战是怎么抗的？难道自朱德至陈赓、自陈毅至叶飞都是铜头铁骨——刀枪不入？就以我亲历的一•二八淞沪血战来说，我指挥的二五九旅伤亡军官八十九人，占全旅军官的四份之一，士兵伤亡一千四百廿四人，占全旅士兵的三份之一；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伤亡惨重，曾经补充过五次，每次都补充几个后备团，士兵全系未历战阵的新兵。在南京保卫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三个旅长阵亡了两个，六个团长阵亡了三个，营长阵亡十一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十份之八。各级军官的牺牲这么多，士兵伤亡数字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人胡诌什么“国民党消极抗战”，台湾也有人去日本庆贺日本夺占台湾一百周年，还鹦鹉学舌说什么“终战”长“终战”短，压根儿不承认抗日胜利的事实，这是有愧于长眠地下的三百多万抗日将士的！
　　
　　　




　　　　我不满廿岁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发誓要跟随中山先生救国救民，那时经常听到蒋校长的训词就是“不怕死”，要为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冒险犯难不惜牺牲，当时哪有什么“裙带风”、什么“黑金”，我每升一级都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所取得的，民国十四年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时，我高举军旗率先冲上惠州城楼才升任炮兵营长，此役黄埔学生军共死伤官兵六百余人。





             校长三令五申“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并严令总司令以下各高级军官亲临第一线指挥督战，违则军法从事，所以当时我们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东征初期，我任职排长，在兴宁城根下，我左臂中弹，还是忍住伤疼不下火线；民国卅三年冬，日军陷贵州独山，欲深入贵阳直捣陪都重庆。






           我当时在汤恩伯的第卅一集团军任副总司令兼第廿九军军长，奉令星夜驰援，指挥先头部队九百多人抵御日军第三师团的两个联队之众，拼死奋战，终于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扭转危局，并启国军反攻胜利之机，因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当时运输车辆匮乏，廿九军新兵一万三千人从河南内乡县冒着炎日徒步廿二天行军一千五百里到达陕西汉阴县；休整不久又奉命由汉中出发徒步卅九天急行军两千六百里到达四川合川；才住下三天又接紧急命令在廿天内走完两千五百里赶到贵州马场坪，这么一支大部队徒步行军三千三百公里，其艰难险阻非笔墨所能言状，现在写历史的人，从未上过战场，却信口胡说国军“消极抗战”，究竟天理何在？光以黄埔一期六百四十五名毕业生来说，牺牲在东征(包括讨伐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邓本殷)、北伐、抗日诸役的有一百卅五员，占21%，这样的黄马褂不穿也罢！
　　
　　　　



　　
　　　自九?一八至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一直在抵抗日寇，只是没有正式宣战而已。廿一年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血战，毙敌近万，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翌年三月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廿四年调十三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都是蒋委员长亲临前线指挥的，他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





         不幸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或延缓或停顿。鉴于济南惨案之痛，中枢曾有训练卅六个师国防军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




        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假如抗战的爆发再延迟五年，征召的新兵已经练成，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初具规模，到那时才对日抗战，配合太平洋战争，那么中国绝不至于单独对法西斯作战，断不会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十亿亩耕地被破坏六亿亩、沿海区工业设备全部毁灭！




　　
　　　　当时抗日宣传运动如火如荼，民气到了沸腾的地步，南京上海两千多青年学生冒雨到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还打伤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一?二八停战谈判期间，上海民众四十人痛殴出席谈判的我国首席代表郭泰祺。在那样冲动的氛围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在激忿的民气下，未经充份准备就投入战争，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在淞沪一?二八血战中，我军民牺牲共达十万人，日军死伤合计仅两千四百十三人，加上侨民也仅两千四百卅人；在淞沪会战时，有一支部队从外地开到江湾火线后面，预定休息几天再去前线接防。他们挤在几个村庄举火造饭，炊烟四起，空地上晒满了换洗的衣服，随风飘舞。于是引来敌机，它飞得几乎要触碰屋顶，机枪乱射，炸弹滥掷，这么一来，这支还未上过火线的部队又要调回后方去补充整训了。



         还有一支在剿共时战绩彪炳的部队，被日寇炮兵猛轰了几个小时，就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他们根本没看见敌人的影踪，便被调下火线了。再说后勤方面，上海战区本来有铁路、公路和河道可资利用，那时敌机也未能切断我方的供应线路，但是前线的官兵因粮食供应困难，竟还有挨饿上阵的！



　　
　　　今日中共拥有八百枚原子弹、两千支战略导弹，他尚且不敢出兵收复弹丸之地钓鱼台列屿，可当时中日两国军力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吨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令人吃惊：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




           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战事一开始即发现伤兵无医无药，全国动员兵力三百万至五百万，可是只有步枪一百万支，而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还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成的子弹，平均每个兵分得四发，包括机关枪子弹在内。




       史迪威将军任美国驻华武官时，曾亲见一九三八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按编制应有一百挺)，每挺配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就射完了。这个团与日军激战两昼夜，死六百人，伤五百人，剩余四百人奉命后撤。




         韩战爆发后，我在日本经商多年，看遍了日本军部文件与战史，他们记载说国军遗弃在阵地上的尸体往往是日军的廿倍以上，这真使人伤心难过，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在我亲历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伤亡十八万人，日军伤亡仅五万人。



           从整个抗战八年来算，国军伤亡官兵三百廿一万，加上平民被空袭、被屠杀、逃难途中饥病力竭而毙者，共计伤亡三千二百万人；而日军因武器精良，死伤仅五十二万人，它在我国领土作战，加上其本土平民伤亡亦仅二百四十六万人，与中国军民伤亡相比，十三比一确系事实。





　　
　　　八十五个师是累计，八月下旬国军在淞沪战场只有十四个师，即使后期(十一月上旬)也没有九十万兵力，有些部队调来，另有些调走。正因为备战并不充份就急忙开战，后勤运输脱节，所以很难在短期内一次集中两倍于敌军的兵力，事实上在日军炮火杀害成千上万我国民众时，那沸腾的民气根本不允许有一支部队停留在上海外围阵地两个月等候友军到齐了再打，也没有一位主帅能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无动于衷，所以只好以总兵力来补救质量上的缺陷、以自己的消耗来换取敌军的消耗、以官兵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暴敌的枪口炮口，以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




          在淞沪会战中，一个师被击溃了就用另一个师顶上去，我的八十八师自始至终没有换下去，但是蒋委员长耗十年心血训练的廿个德械师全都丧送在黄浦江畔，我们雏型的空军也折损了逾半战机，海军舰只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沈以封锁长江航道。






        抗战初期库存的弹药装备全部耗用在八? 一三沪战、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以及豫南会战，到衡阳巷战时，国军官兵只能用旧式的刀矛来对抗日军的机枪大炮，这怎能不伤亡巨大呢？在我们单独对抗国际法西斯时，法国政府封闭滇越铁路、英国政府封闭滇缅公路，使我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法国还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日签订同盟，苏日互不侵犯，美国则运废铁支援日本的军火工业，然而国军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在长沙会战、衡阳之战中，国军官兵士气高昂，可是当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施放毒气弹时，即使国军士兵个个勇如“兰保”都无济于事。日寇若非使用糜烂性毒气，绝不可能强渡耒河。战后在衡阳地区捡拾到国军头骨逾万，这还能说蒋委员长“消极不抵抗”吗？



　　
　　　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




          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以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



         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拋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我奉命在安亭等待，看见左侧的友军纷纷后移，经联络才知全线继续向昆山以西退却。我很惊异，何以前敌总司令不及时下令，以致我措手不及，没时间部署一切。三天后我退到青阳港附近，同追击的日军隔河而战，鏖战六个小时挡住敌军的前进，才遵命缓缓向南京转进。
　　



　　　在昆山，我发现了一件可鄙可恨的事，这才知道紧要关头未接到行动命令的原因—— 前敌总司令(按：陈诚)带了几个勤务兵，藏在一座远离公路的宝塔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正搬着手指头数着“第一师、第二师……”计算忘掉了什么部队。大军转进途中，士气不振，人马杂沓，敌军进逼，指挥上百万大军的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竟象连排长一样搬手指头来决定近百万部属的命运，整个前敌总司令部百多名参谋人员养了何用？原来前敌总司令部和参谋人员纤毫未损，只因此人害怕人多会招惹日机轰炸，便只带几个勤务兵躲在孤零零的宝塔里搬着手指头指挥千军万马。这么乱搞，弄到张发奎部和我的八十八师吃尽了苦头。



      几十个师退却，前敌总司令却忘了指派掩护部队，我师在青阳港堵击日军，是这位大将军临时抓了个差。更可恨者，他自己的心腹部队罗卓英、霍揆彰部就在他手边，他不拿来使用，却让八十八师单独作战。这种自私自利的恶劣作风，实为败坏与分裂国军的始作俑者！苏州本应是大军休整的要津，然大将军事先全无布置。大军还未转进苏州，地方秩序已紊乱不可收拾，给予全局极坏的影响！
　　
　　
　　
　　　　南京保卫战中首当敌锋的是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王敬久的七十一军及我的七十二军，敌人从首都东南面发动攻势，我的部队据守着安德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南郊最重要的阵地，日军几次攀上城头都被我部下击毙。后来唐生智下令撤守，我辗转经苏北、徐州，到了武汉。蒋委员长见了我道：“有人说你在上海军纪不好，发通行证向老百姓要钱。你到军法处去辩明好了。”我气极了，于是自动向武昌银元局街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后由戴笠、康泽派人到上海调查，证明前述指控全属捏造，我白白坐了四十二天牢，以“完全无罪”四字开释。过了很久才知道，陷害我坐牢的是宋子文。



      原来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宋子文曾向我追问税警总团的下落，他埋怨我没有照顾好他的“亲兵”。我当时年少气盛，率直说税警总团不归我指挥，我管不了他们，黄杰部给养困难时，我曾送去大批干粮，我已经尽了友军的义务了。他跟我喋喋不休，我勃然大怒，冲出了他的门。国家不幸出了那些佞臣内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宋子文对大陆陷共负有不可推托的罪责，迁台后蒋总统不再起用他，那可是明智之举！
　　
　　　
　　
　　　　我以一个抗日老兵的亲身经历表达我的肺腑之言，总统蒋公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领导亿万民众拖垮、打败日本侵略军，重光国土，这一万古奇勋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他一生廉洁，朴素，勤勉，自律，不抽烟，不喝酒，住陋室，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敌人豁达大度，慈悲为怀，象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



          近代中国的政治领袖很少能象他那样德厚流光。然他也是凡人，而非圣人，他一生的错误无过于轻信小人佞臣，象陈诚张群宋子文那帮奸臣葬送了他带领我们黄埔学生辛辛苦苦北伐抗日打下的江山，历史老人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