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毛泽东为何会同意立案审理刘少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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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毛泽东为何会同意立案审理刘少奇?(1) 2006-05-19       　　 　　“倒刘”狂潮的形成 　　在刘少奇蒙冤的整个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起了极为卑劣的推波助澜作用。他们除了不断向毛泽东递送诬陷材料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在社会上制造“倒刘”舆论，使之成为既成事实。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发动“倒刘”行动。蒯大富从张春桥那里领受旨意后，于12月25日发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率领数千人到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倒刘”狂潮。 　　与此同时，江青等人有意发动各方面力量加强“倒刘”舆论。12月30日，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12月31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策动她起来造父亲的反。1月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随即又在社会上大肆宣传了这次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1月9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公检法系统赴京代表时，号召“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 　　由于江青等人的策动，到1966年底、1967年初，“倒刘”活动蔓延到全国，并且愈演愈烈。全国已经形成了“打倒刘少奇”的舆论环境。 　　毛泽东态度的转变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事实证明，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并非要打倒刘少奇，也没有要对他立案审查。 　　1966年11月3日，在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特地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1967年1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两派红卫兵组织几次“勒令”刘少奇到该院检查。毛泽东获悉后派人转告刘少奇不要去。1月13日，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什么时候改变了不打倒刘少奇的态度呢？ 　　1967年3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61人出狱问题的材料，在批语中用了“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变的决定”等严厉的字眼。3月21日，毛泽东同意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这段时间里，戚本禹的批刘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称刘少奇为“假革命、反革命”。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准，于3月30日公开发表。 　　毛泽东改变对刘少奇的态度，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是主要原因。 　　早在1966年，叶群两次找人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要他写成书面揭发。8月14日，林彪在家里找这个人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改成向林彪、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 　　在诬陷刘少奇的阴谋活动当中，康生是一个十分毒辣的角色。1966年8月13日，由康生妻子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并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9月16日，康生亲自给毛泽东写信，重提1936年薄一波等61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并说什么“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康生这阴险的一招，使毛泽东把刘少奇和整个干部队伍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在“怀疑一切”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群众中也捕风捉影地揭发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形形色色的揭发材料，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1967年2月发生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 　　同时，所谓“向走资派夺权”的部署在全国各地引起干部群众的不满，受到普遍抵制。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种行为。他认为刘少奇虽然被批判了，但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从上到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这样，为了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击退所谓的复辟逆流，刘少奇被作为靶子，彻底打倒。 　　专案组的组成 　　社会上冒出了一些揭发刘少奇、王光美有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1966年12月的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议论了这些情况并提议组织班子进行审查。但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设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决定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如下： 　　谢富治（组长）、江青（汪东兴）、肖华、叶群、陈伯达（顾问） 　　据当事人回忆，江青换成汪东兴，是江青出于某种原因自己提出来的，要陈伯达当顾问，是林彪提议的。这里所说的“王光美专案小组”实际上已经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历史解密]毛泽东为何会同意立案审理刘少奇?(1) 2006-05-19       　　 　　“倒刘”狂潮的形成 　　在刘少奇蒙冤的整个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起了极为卑劣的推波助澜作用。他们除了不断向毛泽东递送诬陷材料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在社会上制造“倒刘”舆论，使之成为既成事实。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发动“倒刘”行动。蒯大富从张春桥那里领受旨意后，于12月25日发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率领数千人到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倒刘”狂潮。 　　与此同时，江青等人有意发动各方面力量加强“倒刘”舆论。12月30日，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12月31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策动她起来造父亲的反。1月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随即又在社会上大肆宣传了这次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1月9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公检法系统赴京代表时，号召“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 　　由于江青等人的策动，到1966年底、1967年初，“倒刘”活动蔓延到全国，并且愈演愈烈。全国已经形成了“打倒刘少奇”的舆论环境。 　　毛泽东态度的转变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事实证明，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并非要打倒刘少奇，也没有要对他立案审查。 　　1966年11月3日，在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特地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1967年1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两派红卫兵组织几次“勒令”刘少奇到该院检查。毛泽东获悉后派人转告刘少奇不要去。1月13日，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什么时候改变了不打倒刘少奇的态度呢？ 　　1967年3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61人出狱问题的材料，在批语中用了“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变的决定”等严厉的字眼。3月21日，毛泽东同意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这段时间里，戚本禹的批刘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称刘少奇为“假革命、反革命”。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准，于3月30日公开发表。 　　毛泽东改变对刘少奇的态度，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是主要原因。 　　早在1966年，叶群两次找人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要他写成书面揭发。8月14日，林彪在家里找这个人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改成向林彪、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 　　在诬陷刘少奇的阴谋活动当中，康生是一个十分毒辣的角色。1966年8月13日，由康生妻子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并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9月16日，康生亲自给毛泽东写信，重提1936年薄一波等61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并说什么“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康生这阴险的一招，使毛泽东把刘少奇和整个干部队伍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在“怀疑一切”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群众中也捕风捉影地揭发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形形色色的揭发材料，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1967年2月发生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 　　同时，所谓“向走资派夺权”的部署在全国各地引起干部群众的不满，受到普遍抵制。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种行为。他认为刘少奇虽然被批判了，但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从上到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这样，为了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击退所谓的复辟逆流，刘少奇被作为靶子，彻底打倒。 　　专案组的组成 　　社会上冒出了一些揭发刘少奇、王光美有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1966年12月的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议论了这些情况并提议组织班子进行审查。但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设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决定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如下： 　　谢富治（组长）、江青（汪东兴）、肖华、叶群、陈伯达（顾问） 　　据当事人回忆，江青换成汪东兴，是江青出于某种原因自己提出来的，要陈伯达当顾问，是林彪提议的。这里所说的“王光美专案小组”实际上已经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历史解密]毛泽东为何会同意立案审理刘少奇?(2) 2006-05-19        　　 　　真相大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了复查。结果证明，江青、康生、谢富治搞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完全是凭伪证拼凑成的，所有指控都不能成立。 　　伪证的制造，直接的手段主要是弄虚作假、逼供信。间接的手段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先定性，后罗织罪名。1966年12月下旬，在尚未对刘少奇作任何审查的情况下，江青一伙就宣称刘少奇是打倒对象，鼓动造反派采取“倒刘”行动。在没有进行调查取证时，江青、康生等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提到刘少奇时总要毫无根据地冠以“反革命”、“大叛徒”等帽子。 　　在一段时间里，专案组费尽心机仍未找到刘少奇“自首叛变”的证据。江青对此大为恼火，她武断地说：“刘少奇可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小将整理的材料，比你们整理的好。你们现在的材料有进展，但有好多东西没有超过红卫兵的材料。” 　　二是对办案人员威逼利诱。江青、康生等人对抽调来参加专案工作的人员用又打又拉的手法不断施加压力，严密控制。当办案人员稍有不慎，或有不同的意见，轻者被他们斥为“右倾”，重者逮捕入狱。 　　三是剥夺被审查人申辩、申诉的权利。 　　一开始，江青等人曾寄希望于能找到物证。因此他们一方面动员全国各地揭发，一方面不惜劳民伤财组织大批人马从报纸堆中查找。在毫无所得的情况下，只好不择手段从犯人嘴里掏口供。据不完全统计，被专案组直接关押的有64人。至于因专案组需要或稍有嫌疑而由有关部门、单位收审的，那就更多了。 　　1967年，江青为了制造诬陷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之师）、天津市居民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和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11人。这11人都是江青亲自批示逮捕的。 　　专案组将人抓来之后，采取勒令交代、长期隔离、日夜审讯、轮番批斗软硬兼施等手段，编造假情况，拼凑假证据。1968年9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上报的三本所谓“罪证材料”，主要就是这种逼供信的产物。

又是老一套，圣主被奸臣蒙蔽了别忘了江青曾经说过：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

刘少奇是否是叛徒，我想毛比谁都知道

老毛脑子开窍了呗

刘少奇被“立案审理”?！文革时期除了文攻武卫还有立案审理一说？

哈~~~~~~当这位奇奇高谈阔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时候,谁又来救毛毛呢?真有政客对自然灾害的人民苦难有过哪怕只是感动么?在奇奇看来,灾害的唯一价值,就是倒毛吧~~~~~就和股市里的空方差不多.没有永恒的正确理论,只有永恒的利益.

教主来了？哇赛，敦刻尔克。

说到底还是个皇帝，生杀予夺一念之间

英明伟大如毛主席也有被欺骗的时候，可见林彪、四人帮之流却是奸诈之极。

林彪干嘛不去做演员啊，那技术一流啊

关键是历史究竟是怎么样子的？

一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少奇同志了被人赶上还了得？

刘也不是什么好鸟，斗死就对了。

给老刘翻案，，怎么不提老刘的“四清”，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老刘，王光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462532169在2006-5-25 7:53:00的发言： 给老刘翻案，，怎么不提老刘的“四清”，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老刘，王光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div>这我同意,不过毛在这事上还是有责任的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462532169在2006-5-25 7:53:00的发言： 给老刘翻案，，怎么不提老刘的“四清”，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老刘，王光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div>　　“四清”是老毛逼刘搞得，刘既然不得不搞，就硬着头皮下去了。　　其实老毛本意就是借让刘去搞“四清”来找碴。　　到后来搞了一下，老毛说不满意，因为刘把“四清”运动目标指向的是基层干部，而老毛的意思是要在高层领导干部当中“清”出东西来。　　刘少奇认为高层领导干部经过长期党的教育，并经历了工作实践的检验，绝大多数同志都是信得过，可靠的。相反，当时的村、乡、县一级干部，由于本身文化素质差，参加革命时间短，存在管理水平低、多吃多占等各种问题，需要党对他们进行加强教育。　　老毛不干，因为他就是想借整当时支持刘少奇经济政策的高层领导干部来挟制刘少奇。　　提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来打击王光美，其意也是针对刘少奇的。　　后来，因为刘的不合作，整个事情说实在的有点不愉快，但老毛也没办法。

老毛对不起老刘啊

老刘其实已经蜕变成了“买办阶级”（现在好像叫做“精英”）代言人......毛其实看出他的思想本质了......

功震其主，必遭大祸。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

还“功震其主”？ 刘最大的“功”也不过就是炮制出“毛泽东思想”而已。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T62在2006-5-25 15:09:00的发言： 　　“四清”是老毛逼刘搞得，刘既然不得不搞，就硬着头皮下去了。　　其实老毛本意就是借让刘去搞“四清”来找碴。　　到后来搞了一下，老毛说不满意，因为刘把“四清”运动目标指向的是基层干部，而老毛的意思是要在高层领导干部当中“清”出东西来。　　刘少奇认为高层领导干部经过长期党的教育，并经历了工作实践的检验，绝大多数同志都是信得过，可靠的。相反，当时的村、乡、县一级干部，由于本身文化素质差，参加革命时间短，存在管理水平低、多吃多占等各种问题，需要党对他们进行加强教育。　　老毛不干，因为他就是想借整当时支持刘少奇经济政策的高层领导干部来挟制刘少奇。　　提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来打击王光美，其意也是针对刘少奇的。　　后来，因为刘的不合作，整个事情说实在的有点不愉快，但老毛也没办法。</div>更加证明了毛的英明伟大！太平天国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中国共产党不是农民起义军，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就是在刘的领导下搞特殊化，脱离群众~~~这一点毛看得最清楚！上梁补正下梁歪，否定文革，改革开放以后越演越烈，现在的干部的口碑实在是……哎！而且这一切的根源是自上而下的腐败，89年矛头的是谁不用明说了吧？？中国领袖的儿子为什么当了美国人，，这一点也不用挑明了吧？

论文化革命：纪念文革发动四十周年 秋石客时光过得好快，弹指间文革发动至今整整快满四十周年了。岁月流失，并没有给文革带来磨灭，恰恰相反，经过三十来年的改革开放反证，更加使文革的光辉四射。作为一个当年文革的亲历者，数十年来一直有一个心愿，想专题写点什么，谈谈对文革的认识，一直末能如愿，或因忙于其他，或因感到难写，都不过是借口罢了。如今值文革四十大寿，不容不写了，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写出来任人评说吧！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但愿本文能填补文革的一些空白，成引玉之砖。诗《读史泪先流》曰：文革至今四十秋，恶浪涛天问缘由。黑发小将红袖章，忍凭白发爬满头。当年领袖生死斗，功亏一篑泪先流。扶正祛邪朝天笑，书生空谈悲与愁。第一章：文化革命的历史根源。文化大革命决不像一些浅薄的历史学家所言，是毛泽东的一时心血来潮，或是毛、刘权力之争的那样简单，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人类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1、  文化革命产生的阶级根源。新中国成立后，既使生产资料革命基本完成后，国内与国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一方面老的、旧的地主、资本家依然人还在，心不死，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与新生的社会相对抗，具体突出表现为一九五七年的少数右派的猖狂进攻；城乡小资产阶级（包括大量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与一般干部）同样对共产主义过渡期社会主义新事物很不习惯，或多或少地敌视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当文化革命深入发展，涉及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时敌视反映最为明显，他们一度喜欢物质刺激、经济主义、长工资、分土地等；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公有制生产关系建立后并没有建立完善的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制约，所以必然产生一个与人民利益相背离的打天下坐天下的以权力谋资本的新阶级即特权阶级。这个特权阶级的利益最大化，必然导致复辟、发展资本主义，建立野蛮的专制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说毛泽东同志讲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毫不夸张的。毛泽东为避免中国走回头路进行了一系列斗争，而文化革命则是这一系列斗争中最辉煌的篇章。2、文化革命产生的政治根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向何处去很快成为执政党内斗争的焦点。是建立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发展资本主义？还是继续前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党内产生了严重分歧。以刘少奇、薄一波为代表的多数人主张前者，以毛泽东、高岗为代表的主张后者。斗争的结果虽然毛泽东的政治路线站了上风，但付出了高岗的代价。在其后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和推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过程中，遭到了党内外反对派明里暗里的有力破坏。所谓大跃进类出现的问题，除了全党、全国人民经验不足之外，反对派以形左实右的方式进行破坏是主要原因。一九五六年的整风运动发展成反右，是毛泽东试图用和平方式解决党的官僚化、变质和分歧的重要努立，其结果以基本失败而告终，官僚力量不但没抑制反而更膨胀，相反，反右扩大化令人民的发言权受到限制。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是党内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路线的一次考评。经过激烈斗争，表面上保住了毛泽东社会主义路线的沿续权，实际上大打了折扣。随之而来的政策调整，到了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竞然敢于公开宣判大跃进前后出的问题产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影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同年，鉴于党内斗争实际，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上升到政治高度。一九六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是毛泽东和平地试图解决党内分歧的最后尝试，其结果由于刘少奇公开坚持与毛泽东不同的社会主义教育路线而告失败。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为首的党内走社派依靠广大群众用非常方法（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解决党内政治斗争的伟头尝试。文化大革命使新中国的特权与群众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公与私两种思想斗争极端尖锐化，最后由于左派分裂、力量对比等原因文革遭到历史性失败，党内基本统一，沿着与毛泽东社会主义道路相反的方向迅跑。3、  文化革命的思想根源。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诞生后，对于如何指导这个运动有不同的思想交锋，主要表现在教条派与发展派之争。在创立社会主义，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列宁、毛泽东经过艰辛努力，打败了普列汉诺夫、考茨基、陈独秀、王明等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者，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结合客观历史实际，创造性提出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俄国和中国革命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但是，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列宁和斯大林未能创造性地解决好理论问题，虽然列宁也意识和谈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但他主要看到的是旧社会阶级残余，以至于赫鲁晓夫上台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变质。毛泽东以其敏锐的目光，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深刻的思想方法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晚年形成的思想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是和马克思的小过渡理论不尽相同的。马克思的过渡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发达的先进资产阶级国家进行革命后的基础之上的，而毛泽东的过渡理论是建立在相对落后、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落后国家进行革命后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是小过渡理论，毛泽东则是大过渡理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反映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的这种判断分析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没有或没有说透的，虽然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含有阶级斗争问题，但远远比不上毛泽东透彻的论述。更为严重的是，斯大林、刘少奇等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论思想，判断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后，阶级和阶级斗争消灭了，给思想界造成很大的混乱。大量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还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成功，光有生产资料的变更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革命。同样，对此马克思也曾经提出个两个决裂问题，但远远没有达到毛泽东的认识深度和广度。毛泽东同志还认识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并不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取决于政治，要政治挂帅，要看政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要看执政党执行什么样的路线，路线决定一切。很明显，毛泽东的提法是前无古人的，也是和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物质决定论相区别的。毛泽东同志还认为，传统的封、资、修文化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思想障碍，必须得到解决，必须全面开展兴无灭资斗争，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正是基于上述思想，毛泽东以大无畏的精神，在许多条件尚末成熟的情况下，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椐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革命，发动亿万群众，夺回被走资派窃取的领导权，进行斗、批、改，以实现他的伟大理想。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是文化革命的主要思想基础。4、  文化革命的国际根源。一九六六年的文化革命，是在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形态发生很大变化，世界进入大动荡、大攺组、大分化阶段发生的。这个时期的突出表现是东西方的政治方向转换。对东方传统社会主义而言，普遍向资产阶级投降，向资本主义靠拢，匈牙利事件、南斯拉夫变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就是明证；在西方，国有化和福利化风潮此伏彼起，向社会主义靠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到了关键阶段。社会主义能否阻止倒退并向更高的目标前进具有决定性意义，文化革命就是在这种国际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如果胜利，必然极大推动世界的社会主义化，反之，如失败势必诱发世界性资本主义回潮。东方的文化大革命和西方的和平演变成了左右领军的旗帜。5、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根源。文化革命严格来说是中国及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其中不但是对新中国，而且是对旧中国、旧世界数千年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反思，是一次对世界经济人的否定，是彻底摆脱动物人的一次认真的尝试。

崔之元答香港星导日报记者关于文革问题问  在文革研究上持左派立场的内地学者中，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显得很特别：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教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谈话时满口英文术语并且拥有个人的英文网站。他甚至也是少有的明确以"新左派"自居的内地学者："左派这个概念在西方有着明确的出处，最初是指坐在国王左边的、代表平民利益的那部分人，与坐在国王右边、代表贵族利益的人相对。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确是新左派。"－－ 与其他绝大多数研究文革的学者不同，崔之元对文革称不上有多少亲身经历。文革爆发时崔之元才三岁，很难说能有什么感性认识。但他强调，反思文革，感性经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必须能够超越"受难者"的感性认识、冷静思考文革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未来的意义。 "反思，就是要超越简单的控诉，"崔之元提到《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作者、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的祖父上了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但是他本人还是能够超越恩怨，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予以肯定。"文革从总体上勿庸置疑是失败的，但我们要总结的是导致它失败的具体原因和教训，而不是把它简单概括成一场疯狂的群众运动。"崔之元说。 他指出，从四九年建国到文革开始的六六年年，这短短17年对于一个新建立的国家来说，在体制上还处在一个实验阶段，并不能定性说这个体制已经是集权体制。"法国革命从1789年到戴高乐建立的第五共和国，其间经历了多少回合的革命和复辟？"崔之元认为，毛泽东和他创建的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对民主的追求，"但这种民主不能狭隘地从多党制或选举制度上理解，它基本的理念是相信每个普通人的创造力，这种理念在当时已经深入到人的内心，并成为极为深刻的民主成果。" 关于文革的发端，毛泽东说要反修防修、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崔之元认为这未尝不是他发动这场运动的真实意图。 "毛泽东说他一生干了两件最重要的事，一件是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可见文革在他心目中多么重要。" 崔之元认为，理性分析一下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他们都不是为私利而争斗，他们共同的诉求的都是建设一个符合最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区别是在措施上。"比如，崔之元若有所指地表示，吸引外资也可以是措施之一，"但绝对不会在目的和结果上变成为外资服务。" 毛泽东说文革这样的运动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崔之元将毛泽东的这一文革思想与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弗逊的一个深刻的民主信念进行类比，即杰弗逊认为，每隔十九年，新起的一代应该有权利重写宪法，因为要让人们主动而非被迫服从一个外在的法律或制度，唯一合理的情况就是自己以某种形式参与过它的制定。"虽然杰弗逊的这套想法在可操作性上可能会遇到问题，但重要的是他有这样一个理念，并且这个理念影响着美国宪法的操作和修改的程序。"崔之元强调，毛泽东作为开国者，他要思考的是这个新的制度如何持续下去，以及新一代人愿不愿意持续下去。他相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他同时还总结了中苏论战和大跃进失败的教训，"毛泽东真正的兴趣是建立一个共和国，而并不是就要专制下去，为此要建立一个真正能维持下去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制度。所以毛泽东把开展文革这一寻找把国家维持下去的方式的事件看得和建国同等重要。"崔之元因此把毛泽东形容称为"马基雅维利意义上的新君主"，即他在创建国家后，他的新的维持这个国家的方式是建立一个共和国。 崔之元认为，毛泽东做这个实验需要很大勇气，"如果从个人利益考虑不会去冒这个风险。一般的选举、国会、多党制等等中国当时都经历过了，毛泽东看到那些都不能成功，所以他要探索制度上的创新，比如他强调普通大众的参与、想培养三结合式的干部。" 总结文革经验 崔之元强调文革这场实验从整体上是失败的，但是这一失败有很多复杂因素，包括比如党内干部在执行过程中将运动的方向和矛头转移了。谈到文革的得失，崔之元说到他的一个观察，发觉较之港、台或新加坡等地的华人，大陆人可能显得相对较没有礼貌，但是他们跟他人平起平坐的平等意识和民主意识都远远强过来自那些民主选举地区的同胞，"这种恰恰是中国革命极为深刻的民主成果，这种成果对我来说其意义远远高于形式上的选举的意义。" 崔之元认为，毛泽东所说的"七八年再来一次"，可以制度化成一种更公开、透明的人民群众参与的民主选举，但操作上不一定要完全照搬目前西方多党制的那种形式，因为现今社会信息化的发达程度，已经使得选民的选择有条件从以政党为导向（party-oriented）转为以议题为导向（issue-oriented）。 "要真正依靠人民，创造一种新的民主的文化，在此大方向和思路下可以再继续进行具体的探索，而不是只有精英化一种选择。在这方面要尊重文革的制度化积累。"观照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与矛盾，崔之元表示："改革不能完全走精英化路线，而不去考虑普通人的利益，要为他们开通制度化渠道。

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评判标准 一；将文革看成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大事件，而把此事件中任何领袖和主要人物的个人特性都当作事件中的非必然性因素。就如当人们看待急风暴雨的法国大革命时不会留连于罗伯斯庇尔和马拉的品行操守，看待马其顿帝国与蒙古帝国时不会纠缠于他们是否具有亚历山大或者成吉思汗的个人性格烙印。而是把文革放在以全世界为其背景的舞台上，以中华民族做为事件的载体，以民族文化、民族特性为内部因素，以当时的世界现实为外部因素来观察这一事件对中华民族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这一事件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未来所产生的持续性、辐射性、覆盖性的影响。  二；讨论文革也好、反思文革也好、总结文革也好，总之就是希望得到一个是非对错的评判。如果想获得这样的评判首先就必须建立一个评判的标准。只要有标准就会有评判结果，有多少个标准就将有多少个结果。之所以对于文革众口纷纭、莫衷一是皆源于其判别标准选择的光怪陆离、千变万化。 经历过文革的人会很正常的以个人的经历感受来评论文革，也有人会以文革中某一部分人的经历感受来评论文革，还有人能以综合文革一代人的经历感受来评论文革。以古道看来，无论集合了多少人的感受来做为评判标准都只是建立了一个主观的判断标准。随着这些感受者的离去这些标准也必将被淡化和忘却。对于人类长河而言，这一部分人仅仅是极少数。凡是建立在某个人或某群人意愿选择上的标准只能是一种可以满足、安慰一部分人情绪，但却是短命和与真伪对错没有任何对应关系的主观标准。 那么是否有一个评判的客观标准呢？所谓客观标准就是它起码是不依任何主观个体的立场、倾向可以进行变化性选择的标准。有句老话‘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随着后人的逐渐久远，是非功过评价的反差幅度将会逐步缩小最终总会收敛于某一结论。 如果接受上述的评判标准似乎等于否定了我们今天谈论文革的意义。其实不然，犹如一个投资者购买股票，当他购买的哪个时刻甚至当他持有股票的那个时期谁也不具备资格判定他的购买行为是对或者错。因为结论必然产生于他出仓的那个时刻。但是这个投资者在做出购买股票决定的时候不仅有一个对未来的预期和判断，而且对自己的预期和判断持有相当坚定的信念。 事非理同，所以当今天我们谈论文革是非功过的时候，首先要明确我们是否对人类社会未来有一个明晰的和信念坚定的预期和判断。如果有你就用后人的观点来评判，而你评判的对错将相似于投资者的盈亏，基本取决于你对未来预期的对错。 由于人类今日的理性还不足以建立具有更为复杂参数的社会科学模型，所以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任何预期和判断仍然被归结为一种信仰。无疑信仰是属于思想自由的范畴，她绝不是仅仅用依靠逻辑为工具的辩论就可以解决谁是谁非的。所以对于社会未来具有不同预期的两个人之间讨论文革的是非功过，或者是各执一个主观标准相互批驳，或者是因为基本前提大相径庭而自拉自唱。  文革这汪水太深了，她含盖的、包容的、涉及的都太多了。 (古道老井)

文革的性质 关于文革的性质通常有两种流行的说法，一个是把文革定性为权力之争、宫廷内斗，一个是把文革定性为路线之争，所谓进步、光明的路线和倒退、黑暗的路线之争。凡是接受第一个观点的几乎都是否定文革的。因为从这个前提出发自然就会得到否定的结论。春秋尚且无义战，权争岂可有义举。不能说持第二种观点的人都是肯定文革的，但肯定文革者几乎都包含在其中。 中国古代有位思想家几百年前说过‘凡君王者皆为贼也’，对此话古道深以为然。基于此，对于权力场中心各个角色为了保有和获取更多、更大的权力从而采取的各种尔虞我诈、卑鄙龌龊、厚黑无耻的手段都理解为天经地义。不仅把它当作权力场中人的自然本能，而是把它看作等级社会的正常规律。 任何社会大事件都必然会剧烈的搅动权力中心的旋涡，因此权争是所有大事件的必然伴生现象。当某些人用许许多多文革中和文革前与文革有关联的具体权争事例来向古道讲事实摆道理的时候，古道通常并不持有异议。可是当对方把这些事例集合起来便归纳出文革就是一场权力争斗的结论时，古道就不以为意了。因为用罗列一堆任何大事件都必然存在的伴生现象，然后便认定这些现象就反映这一事件本质内容的推理方式无法让人接受。套用这种逻辑，古往今来天下所有事件无它，全都是一小撮人的权力争斗了。 古道认为文革实际上是一个路线之争。 一；文革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的一场由国家最高统治层发动下层民众向他们头顶上的官僚管理层、权贵精英层造反，以摧毁整个国家管理机器为代价将官僚精英打翻下马的运动，令他们尊严尽失，斯文扫地。而让泥腿子、粗手掌之流登堂入殿、行立章台。纵览古今中外，还没有那个最高当权派用这样的方式实施权谋之术。因为自有人类文明和等级社会以来，所有的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是本国权贵精英阶层利益的代表，他们之间的任何权力争斗都不必以统一的下层民众为其依靠力量。 二；文革具有很明确的目的性，打倒走资派、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打倒牛鬼蛇神仅仅是容易鼓动群众的行动口号，而文革真正的目标是“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继续革命理论其实也只是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纲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类运动有与此相同的目标。这也就是所谓的毛路线。 许多人以为另一条刘邓路线就是今天中国实行的路线，其实不然。毛反对的另一条路线在文革中是家喻户晓的，就是当时苏联所实行的路线，从60年代的9评文章中可以看出，那时毛就已经深信苏联的道路必然将社会主义引进死胡同。而毛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防止苏联那套路线在中国被得以实行。 有一种观点认为恰恰是由于文革才使得中国在苏东波巨变浪潮中没有沦落到苏联的下场，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在此处似乎有两个问题需要格外澄清；一个是关于共产党，一个是关于资产阶级法权。 自1949年以来中国就是由共产党执政，而共产党这个党与其它所有形形色色以执政为根本目的的党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从1846共产党宣言发布和共产主义者联盟成立，共产党就是以一个使命党的形象表现于世界舞台上。她从不把得取政权和执掌政权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而仅仅当作是她实现使命的手段。而她的使命也既她的最高纲领用口号语言表述就是‘砸烂一切锁链，解放全人类’，用平白直接的语言说呢就是‘消灭分工，人人平等’。 消灭分工一语来源于马克思原话，字面上理解简单，但包含的内容却极其复杂了。想谈或许谈不尽或许谈不清。干脆就把他放放吧。那么人人平等应该算个耳熟能详的凡句了。可是古道却认为就这个凡句还真有值得品嚼之处。 ‘所有的平等，归根到底就是经济平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可这一观点又确实给那些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带出很多困惑。以后总会讨论到的。 依古道看来，平等的对偶概念就是等级。所谓等级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序关系。而这些决定序关系的因素可以是；支配统治、依附从属、歧视排斥等。它们依次对应的便是政治等级、经济等级、机会等级。 一些人习惯于将机会平等理解为公平，实际上公平不仅包含机会平等，还包含机会过程中的权力平等。 因此实现人人平等就是消灭人与人之间所有的支配、依附、歧视关系。 不过上面所说的平等只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西方价值理念里也谈平等。 (古道老井)

文革的意义任务目标 在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那一天，古道听到过如下的一个观点: “文化革命一定会被后来者否定，但是文化革命的否定将被再否定，文化革命是人类社会第二次文艺复兴最波澜壮阔、意义深远的运动。” 没有文革经历的人永远也无法理解在那个时期敢预言文化革命将被否定需要多大的勇气，它所承担的风险绝对不比今天跑美国去筹划基地组织同盟会来的风险小。 尽管那时古道也很小，但这句话对古道影响极深。 经过几次反复，时至今日，古道赞成上述观点。 为了说明不妨简单叙述一下人类的第一次文艺复兴运动。虽然这个运动的发起人但丁是位极其虔诚的基督徒，甚至这个运动领袖人物中最激进的《10日谈》作者薄茄丘也是一个教徒。可是今天没有人否认第一次人类文艺复兴运动的目标就是要推翻神和神权统治。 那么什么是神权统治的理论基础呢？基石有两个；等级永恒学说和托勒密的地心理论。（因为由地心理论才可以推导、证明神的存在）这两个理论都可以被实证观察检验而且符合逻辑要求。尤其地心说更是集当时人类最高级的实践知识和数学理论而成。 神权统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是圣、托马斯。结论就是神权统治是人类社会最完美、最合理的普世、终极结构。（类似于普选、议会、法治的表现形式，神权统治是教宗、教会、忏悔等）有兴趣的不妨去了解一下他的理论，在逻辑和严谨性方面绝对比现代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理论强很多。 随着哥白尼学说的普及，更重要的是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第一次文艺复兴运动取得了彻底胜利。把神从高高再上的头顶拉到了平起平坐的位置。人类不是在理论或逻辑上否认了神的存在和托勒密学说，而是为了满足生产力的继续发展采用了更合理、更进步、更优化的认知手段。（就如恩格斯也说依靠逻辑和实证是无法证明神不存在的，同样在逻辑和实证上也无法推翻托勒密理论，可能很多人对此会深感疑惑，疑惑就疑惑吧，毕竟这个离本帖主题太远。） 神权统治的结束带来的是资本统治的建立。因为神和人平等了，核心消失了。统治理论的基石少了一块。因此资本统治的最主要理论奠基人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便应运而生了。这个经济人假设相当于说人人都是核心了。再由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发现。等级永恒便被 ‘丛林法则’ 这一具有科学色彩的说法取代了。 资本统治是依靠继承一个，推翻一个神权统治基石后建立起来的。 以丛林法则和经济人假设为基石，今天的理论家们也建立了一套和当年圣、托马斯类似的理论即；资本统治是人类最完美、最合理的普世、终极结构。 回想上世纪初，当时人类最杰出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都曾经宣布过他们已经完成了数学和物理学的全部主要工作，后来人只剩下修修补补和计算小数点6位以外的事了。遗憾的是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和歌德尔不完备定理的出现，人类才发现自己的数学和物理学还仅仅是稚子学步的阶段。不过由此倒能看出我们人类确实充满了充当终结者的情怀。   (古道老井)

那么什么是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的任务和目标呢？ 神权统治的两个理论基石本质上服务于大土地的私人世袭占有（等级永恒）和农奴役使（地心说=以神为本）。 资本统治的两个理论基石本质上服务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丛林法则=等级合理）和劳动力解放（经济人假设）。 文艺复兴否定了神以及自由经济理论建立的经济人假设两者为工业革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提供了理论准备和根据。 文艺复兴今天所以被普遍肯定还是源于工业革命在人类社会中的彻底胜利。起决定性的因素毕竟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进步。 等级永恒主张等级角色不变而丛林法则主张等级角色可以换位。这个是由于土地产出的稳定性和资本攫利的风险性而决定的。其实理论依然是为现存的经济基础服务。 实质上当今资本统治遵循的法则就是两个1；资本平等法则，2；资本自由法则。 所谓丛林法则、经济人假设无非是这两个法则改头换面的说法而已。 现今社会建立的一切规则、秩序、上层建筑都服从于这两个法则。而资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攫取最大利润。但是在资本公平条件下资本决策执行的是多头统治原则。前面说过在这样的决策机制下，充分自由不会在小资本身上体现。 何为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资本平等和资本自由原则在人类社会大行其道之权。就是资本这个人造物可以肆意异化人类的权力。 神权统治了人类上千年，摆脱了神权后的人类又进入了资本统治时代。人制造了神，人成为了神的奴仆。人又制造了资本，人成为资本的奴仆。不论神也罢，资本也罢都不关心人类的利益。自然要问；什么时候人才能够不是这类自造物的奴仆啊。 马克思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方面阐述了神权统治和资本统治在历史上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由此分析方法得出人类终将抛弃资本统治的枷锁而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 那么马克思理论的两个基石是什么呢？1。否定等级社会。2；理性个人主义。 不难看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否定一个和继承（修改）一个资本统治理论基石而来的。（经济人假设按西方理论算是真正个人主义）。资本统治理论实现了对神权统治理论的半否定，马克思理论完成了对神权统治理论的彻底否定。  共产党人的民主观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观是不同的。马克思的民主其实就是社会消灭分工后社会成员间的自然关系。消灭分工意味着消灭等级。所以在他的叙述里民主社会是；无国家，无官僚的全民平等自治。（很象古希腊城堡式的民主，只不过那时侯的生产、劳动都是由城堡外的奴隶完成，城堡内的公民除了处理具体事物就是思考哲学和数学问题了） 到了列宁，因为他创立了一个GCD领导的国家，所以他的民主就是一种国家形式。按他的话说“民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以及后来的GCD人的民主观是建立在有阶级的等级社会里，因此在他们眼里是否定了社会里某一部分成员具有民的资格。 斯大林以后，苏联领导人认为实现了生产资料国有化后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主张三和一少、全民国家、全民党。苏联逐步演变为一个有精英有权贵的官僚特权社会。 60年代的中国领袖们，尤其是最高领袖都具有强烈的平民情节，基于信仰他们喜欢马克思的那种无等级无官僚无特权的全民自治，不喜欢苏联的官僚特权。 因为当时的中国国家体制基本上都是模仿苏联而建立。所以最高领袖恐惧照此下去中国也迟早会成为苏联第二。并且认为苏联之所以形成官僚等级社会的主要原因是苏联GCD放弃了阶级斗争学说。 从66年聂元梓的大字报到68年的三结合革委会成立是文革的主要时期。文革的失败是以革委会成立为标志的。实际上文革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她是一次实践，验证了仅仅依靠人的意志、肌肉去蹬自行车是实现不了约会嫦娥MM的这一艰巨目标的。文革的目的是消灭官僚，其结局是用新旧混合官僚替代旧官僚，再结局是旧官僚复辟。 当文革领袖们将苏联的蜕变解释为是由于苏联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从而彻底的实行、贯彻阶级斗争理论。可是结果依然是官僚体制的存在和强化。(古道老井)

是否文革领袖们的理论中就有致命的缺欠呢？ 现在说说文革理论家与共产主义导师们的理论渊源。 依照马克思而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以农民对土地和地主的依附以及工人对资本及资本家的依附是农业和工业生产期间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必然的生产关系。农业社会以人类使用铁器为标志，工业社会以人类使用机械和电力为标志。马克思相信人类将会创造更高级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而在新生产力条件下人类将实现消灭分工和人人平等。既消灭国家、消灭等级、消灭官僚。马克思预言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资本将渗透到世界任何角落，就是资本全球化。并且拉平各国工人阶级的待遇水平。（现在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比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收入能高几十倍）只有到那时全世界的被雇佣者才能够消除他们互相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例如今天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由工会组织的排外活动）。才如马克思所说达到“工人没有祖国”的境界。马克思认为那时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而从消灭了私有制到共产主义中间的过渡过程被称为社会主义。 由自然科学的实践人们知道当了解和掌握了自然规律后人可以改变、适应自然让自然为人服务。从此出发，马克思相信在社会实践上人类也可以如此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所以马克思理论中，GCD是一个认识到社会发展规律从而能自觉引导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的使命党。 列宁实现了GCD领导一个国家，这也是列宁对马克思理论的最大修正。由于要在一个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与此配合的理论便成为必要。在列宁时期便有著名的马列理论家写出“国家、政党、领袖”方面的理论书籍。（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这个理论的基本概要是： 因为人已经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人就应该按照社会的规律行事。所以社会就应该由那些掌握和理解社会规律的人来领导。而GCD是这些人的组织。所以国家应该在GCD领导之下。但是GCD能否始终如一的利用人自觉的主观能动性去适应和发展社会就取决于GCD的核心或者领袖是否始终能够坚定的执行正确路线。在这个理论下自然就形成了如下的定式；国家方向是否正确等同于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等同于党的领袖们是否正确。 马克思主义坚信在新生产力条件下人类将实现人人平等的生产关系，封建社会以铁工具的使用以及资本社会以蒸汽机械动力为标志形成当时的生产关系。但马克思并没有指出什么是实现共产主义新生产力的标志。（古道希冀超级计算机会成为其标志）列宁倒是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但用今天的观点看显然是错了。 所以领袖们是否正确和党的路线、国家方向是否正确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者就缺乏一个客观的判别标准。以至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利用国家机器和主观意愿去强化什么都在正确之中的倾向。在此倾向下领袖的作用和地位便自然被强力拔高。 由于第一第二代领袖们有巨大的功绩和资历，因此他们得到和享有极高的威望和崇拜也顺理成章。可是到第三代以后的领袖就不具备这种条件了。所以此时就得向党的正确性方面靠拢，结果就是得照顾其他高级和各级领导的利益。似乎官僚阶层便由此产生和发展形成了。 文革中接受了下面的观点； 1；建立无官僚的人民自治。2；社会发展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3；在国家内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4；苏联关于国家、政党、领袖方面的学说。 因为实行了国有体制，所以消除了资本家存在的物质条件。可是社会依然是个等级社会。只不过是有特权、支配权的官僚精英替代了资本家集团。文革领袖从当时苏联的现状认为这个官僚集团仍然是压迫在劳动民众头上的统治阶层。因此文革的目的就是铲除这个官僚集团和寻找使得这样的集团不能再生的手段。 前面已经说过，文革领袖认为苏联之所以变修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苏联领导集团放弃了阶级斗争学说。文革便在狠抓阶级斗争的旗帜下首先执行打倒走资派和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行动。显然当权派和学术权威是官僚和精英的代名词。经过一年多的群众运动，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威严和原有的光环确实被一扫而光。 文革就面临着新的任务；1.建立无官僚的人民自治体制，2.铲除能够滋生新官僚或新资产阶级的土壤。结论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是人类用铁血为资本主义的壮大打开了胜利之路，那么古道相信文革也是人类用刮骨疗毒的方式为共产主义的未来探寻一个成功之路．因为现在的时代人们还习惯于用自己的感受去评论文革，还摆脱不了前历史观的干扰和影响．所以在如何看待文革的观点上自然各说各话．但有一点是这两个革命极其相似的，那就是当法国大革命失败后的很长时期，她在法国和整个欧洲都是被彻底否定和妖魔化的，而且续之而来的督政府时期是一个经济突飞猛进但却空前腐败的时期． (古道老井)

俺认为文化大革命使得我们现代的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明显出现了一条巨大的裂痕，我们新的一代有多少能够象读白话文一样读懂古文？中国古代文章里面所蕴涵的精华，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法宝之一，可是现在又有多少人在学习呢？俺有几个台湾的同学，明显就感觉他们的名字起的很文雅，很想中国古代那种书香门第的名字，他们甚至于可以说更好的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们中有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事实上他们骨子里还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从23楼以后连续的帖子讲的着实不错，看问题有高度，有深度。

毛泽东改变对刘少奇的态度，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是主要原因。    说这话的人弱智啊！

[历史解密]毛泽东为何会同意立案审理刘少奇?(1) 毛泽东为何同意立案审理刘少奇？新观察：为何说愤青历史懂得少毛泽东访苏尘封历史解密：敌特曾欲炸毁火车专列『超大转帖』历史解密：唐朝贵族为何不愿娶公主解密：毛泽东为啥痛斥卡扎菲历史地看毛泽东中国企业家为何崇拜毛泽东解密红旗车当年为何停产！！！解密为何存在文艺将军崇拜毛泽东为何遭歧视？毛泽东为何倡议创办《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