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儒家文化对民族创造力的扼杀

我们发展了二十多年，国人一直沉浸在经济增长高比率的“骄傲自豪”中，这几年才感觉到我们似乎缺了点什么。原来我们的发展缺乏“科学性”，其中重要的是缺乏创新能力。在世界市场中，敲敲打打制造产品力气活让你们干，人家攥着核心技术就是不让，结果人家吃肉我们喝汤，给人家忙活了。叫我们中国人垂涎的诺贝尔奖，憋了几十年，就是落不到我们头上。我们是有几个中国人得了若贝尔奖，可在“华人”前面还要加上“美籍”二字，这真叫国人憋屈！。在这里没有强权，没有民族压迫和歧视，而是市场规则下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搏奕。人家这实力，正是源于国民整体的创新能力 <br/>一个民族整体创新能力，一般取决于物质能力、制度机制和文化精神，三者相互依存、作用，组合为强有力的整体，其中以文化精神为基础。天下公认，中国人是聪明的，为何创新能力却不如人家？马季大师参加一次集会，因迟到人家罚他讲个笑话，他便随即讲了下面的故事：说有一位老兄，一天不小心被一堵黄土墙倒下压着，众人慌忙要搬开黄土墙救人，这老兄伸出手来摇着：“别——别，去翻翻黄历，看看今天这日子能不能动土”。这“黄历”就是我国传统文化，我们民族的创造力被它压抑了几千年。 <br/><br/>本文并非刻意在祖先脸上抹黑。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太阳底下的万事万物，都有阳光面和背光面。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即价值体系是伦理型的，以儒家思想为内容。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倡导“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它以“克己”为前提，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 颜渊》）。“礼”的外显形式是礼仪制度，它以上下、尊卑、纲常等为内容，以崇上、敬上、服上为价值内涵。宋代儒学大家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十三）。他强调修练精神上的“天理”，即儒家的仁义纲常，来克制“人欲”。以灭“欲”扬“礼”为主旨的儒家学说，非常适合我国封建一统的专制政治制度的需要，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它有力地支撑着专制政治制度两千多年，不任千百代王朝如何更迭杀戮、斗转星移，它至尊至圣的思想统治地位始终不变。在经过历代文人大家的承袭、张扬、充实，从娃娃的启蒙教化到倾注全民心力的科举，已深深地融于民族的血脉之中了。 <br/><br/>历史地看，儒家思想在创造中华古代文明上功不可抹。比如，由于对天下臣民在政治、思想上的有力控制，建造巩固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制度，强化了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因而才有了古代中国的强盛繁荣。另外，“忠恕之道”的推己及人，“忠信之道”的言而有信，“中庸之道”的温合和谐等等修生养性的为人之道，就当今对塑造现代中国人的文明人格还是有着积极的价值。但是，到了近代，当列强的炮舰轰开了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时，它落后腐朽的主体，在现代文明面前便暴露无遗了。 <br/><br/>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源于民族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它以千千万万个体人个性的自由、独立为前提。而以灭“欲”扬“礼”为主旨思想的价值体系，则完全排斥个性的自由、独立。由于儒家的纲常伦理能给金字塔式的专制权力结构体系注入强力固化剂，巩固统治，被历朝历代统治者尊为不可逾越的神圣纲义，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体系具有单元性。这个体系的主干就是——“尊上”。它尊崇皇权、官阶、圣贤、祖先、前辈等；人们的思想言行、是非曲直，习惯于以“上”为垂范。在全部的儒家文化中，丝毫找不到具有现代文明内涵的个性自由、独立的自我价值。经这种文化几千年浸泡的华夏族群，灵魂上覆盖着一本沉重的“黄历”，民族理性精神，民族创造力被其窒息扼杀。 <br/><br/>并不是说，中华传统文化中，丝毫没有理性精神，相反还很厚实。这种理性精神，在我国偶有的历史时段内，才难得展现喷礴，因为它必须是在自由的空间里才能生成、存在，才能创造崭新的东西。 <br/><br/>在我国先秦时，由于诸侯争雄，政治未统一，客观地形成了思想、政治自由的空间，从而造就了一个诸子百家自由争鸣的辉煌时期。这百家诸子的思想，有不少有着极其丰厚的理性精神，如《孙子兵法》等，至今都被文明世界所推崇和实际运用。还有和儒家势不两立的墨家，儒家讲“亲亲”“尊尊”，墨家则倡导“兼爱”，无差别地去爱一切人；儒家讲“礼乐”、“厚葬久丧”，墨家则提倡“节用”、“节葬”、“非乐”；儒家“重义轻利”，墨家则义利并重等等。不幸的是，儒家思想被统治者相中而成为几千年中华文化唯一的至尊至圣；而华夏族群厚实的理性精神，因它具有稀解专制政治结构的特性，不但没有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反而窒息于儒家伦理纲常的压抑之下。 <br/><br/>中国的大门被轰开后，西人的理性精神随着现代文明，逐渐渗入于高层智识者思维方式中。辛亥革命后，国家陷入各种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的纷争混战时期。这又给中国造就了一个短期的政治、思想自由的空间。在这个难得的自由时期，以北大为大本营，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形成了传播现代文明的新文化运动。北大校长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现代文明精神为治校理念，容忍并倡导西方各种现代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种思想、政治的自由，在中国这块封闭古老大地上播下理性的种子，其中最具生命力的是马克思主义，并因此而产生了共产党。遗撼的是，能吸纳现代思想的，只是中国少数中上层智识者，作为全民价值体系的儒家传统的根基并未撼动。 <br/><br/>在我国，虽然国民的理性精神普遍贫泛低下，却始终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理性力量，它通过最高的权力或独立的权力来表达。因为在我国，最高权力或独立权力有最大的自由，可砸碎任何思想行为的枷锁。如历代帝王霸主，他们有着最大的思想行为自由，也就占有着强大的理性精神，他们中的杰出者，为创造中华灿烂的古代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再比如，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农民革命相结合，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革命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书呆子不敢想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破除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束缚，创造了不是你那样的，也不是他那样的，而是我们自己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先驱者们的这种创新可谓枚不胜数。但这种创新，自由的独立权力和巨大的胆魄是必备条件。虽然如果正确，对社会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毕竟是少数领袖精英所独有，不能替代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全民价值化的理性精神。当年安徽小岗农民的分田，我们现在说它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还不如说是为了生存把身家性命压上的赌博更准确，因为这是“犯上”的“创造”，只有“上”才能进行这种“创造”。庆幸的是这帮“饥不惧险”的农民的“创造”，甚合“上意”而幸免一难。 <br/><br/>改革开放后，国人的思想、人性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大限度的自由，被压抑的理性精神得以释放、暴发，今天的一切辉煌正得益于此。由于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压在人们心头上沉重的“黄历”，即这“主义”那“主义”被搬掉，取代于理性的“猫论”。这二十多年来，总有一些人，手捧着“黄历”，不停地喝斥着这违反什么圣言，那背逆什么经典。这种声音虽然在历史车轮向前的轰呜声中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儒家文化“克己尊上”的价值倾向和思维定势，还是深深地圈固着国民的理性精神，压抑着人们的创造力。具体地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br/><br/>首先，儒家文化的单元特性，扼杀了人性中自由的天性。儒家的圣言经典，经几千年来专制统治者的暴力与教化，在臣民们心底里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它把是非好歹的价值判断座标，设定在偏狭的一个高点上或极少几个高点上，用它来度量一切相关的事物。这种单一性的价值标准，致使我国当今社会多元化程度不高，社会的宽容度和个性的自由度不高，从而扼杀了民族的理性精神和创造力。 <br/><br/>据〈南方周末〉2002年9月19日报导，江苏溧阳市上兴中学28岁的体育教师陈八斤，于1998年5月4是被三名警察驾着送进了常洲市精神病院，病症表现为：对抗领导，说学校及领导坏话；打骂学生；穿红风衣，格子衬衫和马靴等奇装异服；冰天雪地跳进河里洗澡，并说很舒服；冬天剃光头；中学时把自己的自行车给同学骑，自己跟在后面每天跑几十里……领导同事因此把他视为异类。他在医院进行了“捆绑”、“电棍”、“安眠药”的三年治疗，后历经艰辛周折，经上海、解放军等大医院权威专家鉴定为非精神病。这种极端事例虽少见，可我们族群宽容度极低的现象却处处可见。如婚丧嫁娶，明知普发请贴是为敛财，尽管平常为几块钱争执相骂，甚至大打出手，而对此却还得强忍剜肉之痛，包上至少百八十元的红包。是什么力量使我们自觉自愿乐呵呵地做自己不愿做的痛苦事？就是怕众人戳自己为古怪不通情理而伦为异类，而为社会族群所不容。 <br/><br/>可在西方文明社会里，社会宽容度之高，让人惊叹不已。英国通过了同性恋者可以结婚的法律，前些日子就有几十对同性者登记结婚，并大张旗鼓地大办婚礼。这种极其“荒唐”之事在我们这种文化背景下是不可想象的。前几年，南京市有德国人一家四口，被四个入室抢劫者全部杀害，歹徒不久全被捕获。可被害人在德国的亲人通过我驻德使馆，向我国政府提出请求，请求不要处决这几个人。这在我们看来，这等不思为亲人报仇的无情无义之人，简直不可容忍！ <br/><br/>这种文化上的单元性与多元性的差别，是人类共同的现代文明价值与我国儒家传统价值显著差别之一。胡锦涛最近在耶鲁大学讲演谈到世界文化多元性时说：钢琴不能是一个音符，而应是几十个音符，这样才能弹出美妙的音乐。这个十分形象的比喻，简单明了地阐述了文化价值的多元化是人类社会繁荣和谐的人文基础。 <br/><br/>其次，我国传统官制的导向机制，致使民族智慧扭曲变形。我国小官源于大官，大官源于中央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尊上”的儒家文化支撑下延续至今，它基本上适应我国国民“克己尊上”的普遍价值现状的。但是它衍生出的“官本位”价值，吸附了民族的大部分精英于官场。他们优良的智慧、意志、品格，尽内耗于与上司及左右关系的激烈竟争中。这种事实在我们周围脚下俯拾皆是。 <br/><br/>另外，这种官制下对上的依附关系，自然产生思想行为方式上的依附心态，从言语衣着到治政方略无不一一模彷复制。如一个几千人的小乡镇开个百把人的工作会，象国家代表大会一样，台上姓名牌后论级就坐着满满一台官员；一个十万人口的小县，节日文艺演出结束后，几套班子领导一大溜，象中央首长一样，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在美女包围簇拥下拍照留影；省城有亮化、绿化、广场、工业园区、步行街……小地方当然也不能少，至于百姓财力能否承受，效益如何，那是没有“开拓”精神的“迂腐”者考虑的事。这类模彷复制的政绩工程一时间曾大跃进式地遍地开花，现在就可看到它们大量闲置茺芫的破败惨状。就是腐败方式也是多有彷造，如上边有子女国外渡金，下边的小县爷们也纷纷变着招送儿女留洋；上边收我的礼，我为什么不收下边的礼；上边往国外洗钱，我们就往七大姑八大姨账上洗吧……总之，官场上从吃喝拉撤到为政治民，几乎在上边都能找到“原创”。 <br/><br/>但是，中国人总是聪明的，并非什么事都创不了新，在对付对自己不利的，约束自己的政策措施时，个个都是发明家，有些招术会让你拍案叫绝。在此不便泄露，因有教唆之效。 <br/><br/>“崇上”的文化心理，以及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利益机制，致使聚集了大部分民族精英的官员群体的创造力退化、窒息、变态。 <br/><br/>再次，儒家文化的尊上、敬上的价值倾向，繁育催化出对位高权重的富贵者的依仰、崇拜、攀附的奴媚型心理行为取向。在我们这种权贵引领人生价值走向、掌控社会资源的社会里，人们通过对权贵的依仰、攀附，便可获得所需所求，何必去进行什么艰辛的创造、劳作？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会见第二届中国论坛的与会者时说：“今天我到了，很多人要跟我照相，我也理解这种心情。我们国家现在有一种毛病，有时候跟国家领导人照相就是领导的支持。”他强调，“要靠自己的实力去创造财富，而不是靠照片去创造财富”（《新京报》4月19日）。这种照片现象太普遍了。我们无任走进那家学校医院、工矿企业，在显眼的地方向社会展示的就是领导人视察、会见的大幅照片，门口的厂名校名皆为领导人的题字“墨宝”。还有人用电脑换头术，制作成与领导人合影的照片，招摇于官场上下，畅通无阻，大获其利。这就是中国人的创造力！ <br/><br/>对此，我们不能仅仅指责这些行为的鄙俗低下，病根在于国民普遍的“崇上”文化心理。是这种祖宗传下的对“上”敬畏的心理以及权力利益机制，导引了攀附行为，如果权贵们没人作兴，再好的照片和垃圾没有两样。 <br/><br/>这种对上的依仰、攀附，除了对位高权重的领导外，对权威圣贤之言行，同样如此。在学术理论、科学研究上，特别是对自己的恩师，崇拜的权威或自己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名利立足的学术之理受到挑战时，往往会从“忠孝仁义”的伦理观出发，奋起抗争，捍卫权威。如果自己去向这些权威挑战，就要有相当大的勇气，来担当不仁不义的骂名或可能退出学术圈的后果。古往今来，这类事并不少见。 <br/>第四、儒家伦理对人或事的道德判断，最易掩蔽理性视线。几千年儒家伦理的熏染训化，形成了一种相袭至今的思维定势：对任何人或事的认知，首先是道德伦理的判断。当然，社会道德水准的高低，对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因道德最能掀起人的爱憎情感波澜，使精神能量迅速聚集迸发。这在一定条件下或特定情境中，对社会有巨大的进步作用。如为救民族于危难，为解百姓于倒悬，古今中外，不乏英雄义士为此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是，这种力量有时往往仅仅是道德燃烧起的情感化的烈焰，而并非源于冷静的理性。强烈的情感和冷静的理性，在心理上常常处于对立状态，而且是彼此你强我弱，我们常用的一句话：“理智一点，别感情用事”，说的就是这个理。 <br/><br/>某地有一刑警队长，在抓捕逃犯中，打开逃犯轿车门时，不小心被逃犯击中而牺牲。一时间媒体用汉语中最好的词，铺天盖地的赞美颂扬，政府用能用的最高荣誉授予烈士，百姓自发地洒泪祭烈士。在赞美颂扬，热爱悲痛滚滚的感情波涛中，冷静的理性思维自然无立锥之地了。该刑警是不小心没注意被击中而牺牲的，严格地说，应当是责任事故，理应认真检讨、总结，以防往后抓捕再付出生命代价才是，可这理性正举被巨大的情感波澜所掩没。再比如，前两年松花江冰破一人落水，引来附近一学校没救援能力和经验的一群孩子，他们不顾一切地一个个往江里跳。让人们撕肝裂肺的是，结果人没救上来，还搭进好几条鲜丽少年的生命。按惯例，还是铺天盖地的宣传、表彰、授奖、鲜花、感动、眼泪……天啦，我们的社会、学校，只知向孩子教导传统伦理的舍生取义，却不向孩子传授保护自己的理性思维，这和矿难责任事故几乎没有两样！ <br/><br/>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种附有极端情感化的精神，蕴含巨大能量，但一定要在理性的力量的支配下才有社会价值。可我们的社会总是彰显倡导“仁”和“义”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不屑于向国民传导理性思维方式，张扬理性精神。 <br/><br/>2005年，“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中，有一位为金训华守墓三十七年的陈健入选，理由是因为他始终如一地实践为金训华守一辈子墓的承诺。颁奖词称，他“为此坚守了三十七年，放弃了梦想、幸福和亲情……他身上有古典意识的风范，无任那个时代，坚守承诺始终是支撑人性的基石，对人是如此，对一个民族更是如此”。放弃自己的“梦想、幸福和亲情”，放弃许许多多正经有益的事不做，为一个故去的人（无任他是谁）守墓三十七年，这等迂腐、病状、毫无理性的行为，能感动初步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中国人，成为亿里挑一的皎皎者，真要为这个民族哭泣！诚然，坚守承诺是人类高尚的美德，理应彰扬。可要看承诺的是什么内容。摧残折磨自己三十七年去实现守护一堆白骨的承诺，这事能如此地感动中国人，那要实现为他殉葬的承诺，不要把全宇宙的外星人都给感动了？ <br/><br/>这等到事能登上年度“感动”榜，大概确能感动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最容易被那些极端道德行为所感动，而对这些行为却不屑于作理性判析，唯恐昏蔽了道德神圣的光辉。如八十年代初，人们为张志新、遇罗克用生命去证明真理的大仁大义精神深深感动。可我们理性地想想，如果他们的头颅鲜血象孙志刚的生命一样，能引发社会某方面的变革，那怕是对部分民众起个警醒作用，那也值。可这是鸡蛋撞顽石，明知撞不开，为“成仁”“取义”还要去撞，结果除了自己撞得粉身碎骨外，对当时的大局小局都毫无影响，如果不是邓小平把天翻了个个，说不定永远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果他们对那些愚蛮的当权者认个错，写份检讨，留下鲜活的生命和思想的脑袋，于己于社会该多好啊！象这类有害无益或害大利小却让中国人感动的事太多了，如宁可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在敌人监牢里只要写份自白书便可自由，却宁可挺起胸膛走向刑场；为护卫党旗军旗而不惜生命；……等等这些都无叫国民感动不已。可见在国民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社会导向机制中，理性的力量是何等贫乏弱小。 <br/><br/>儒家文化缺乏理性精神，直接造成思维的畸型变态，扼制了思维的创造力。清华大学教授曾国屏在谈到我国“零若贝尔奖”的历史原因时认为，“从文化传统上看，有深刻的原因：中国人的思维体系中，缺乏逻辑的和数学的传统，模糊而不求精确”（《社会人文》南方出版社101页）。 传统文化中这种畸型的思维因子为现代国人所传承，以致民族创新能力残缺贫弱。 <br/><br/>儒家伦理文化以“克己崇上”为主筋骨，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传承几千年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机制。它排斥人的个性自由、独立，压抑民族理性精神，使我们民族的整体创新能力十分低下。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命题，在多少年前，已为理论学术界的明白人所广泛透彻地解析，可当今还有不少人总想在老祖宗那里找亮点，却把个“癞疮疤”当作“发光灯”。一直提倡用儒家思想治国的李光耀，在2001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改变了先前的观点。他认为，“儒家思想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了”，为儒家思想浸润的新加坡因此缺乏企业家精神和强劲的企业文化（见〈南方周末〉2003年10月2日第10版）。我们民族缺乏创新能力，以为高喊一些个口号，掀起个什么高潮，就能赶上人家，却不知，或不愿知儒家文化是压在我们身上的一堵黄土墙，是压在我们灵魂上的一本沉重的“黄历”！ <br/>我们发展了二十多年，国人一直沉浸在经济增长高比率的“骄傲自豪”中，这几年才感觉到我们似乎缺了点什么。原来我们的发展缺乏“科学性”，其中重要的是缺乏创新能力。在世界市场中，敲敲打打制造产品力气活让你们干，人家攥着核心技术就是不让，结果人家吃肉我们喝汤，给人家忙活了。叫我们中国人垂涎的诺贝尔奖，憋了几十年，就是落不到我们头上。我们是有几个中国人得了若贝尔奖，可在“华人”前面还要加上“美籍”二字，这真叫国人憋屈！。在这里没有强权，没有民族压迫和歧视，而是市场规则下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搏奕。人家这实力，正是源于国民整体的创新能力 <br/>一个民族整体创新能力，一般取决于物质能力、制度机制和文化精神，三者相互依存、作用，组合为强有力的整体，其中以文化精神为基础。天下公认，中国人是聪明的，为何创新能力却不如人家？马季大师参加一次集会，因迟到人家罚他讲个笑话，他便随即讲了下面的故事：说有一位老兄，一天不小心被一堵黄土墙倒下压着，众人慌忙要搬开黄土墙救人，这老兄伸出手来摇着：“别——别，去翻翻黄历，看看今天这日子能不能动土”。这“黄历”就是我国传统文化，我们民族的创造力被它压抑了几千年。 <br/><br/>本文并非刻意在祖先脸上抹黑。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太阳底下的万事万物，都有阳光面和背光面。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即价值体系是伦理型的，以儒家思想为内容。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倡导“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它以“克己”为前提，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 颜渊》）。“礼”的外显形式是礼仪制度，它以上下、尊卑、纲常等为内容，以崇上、敬上、服上为价值内涵。宋代儒学大家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十三）。他强调修练精神上的“天理”，即儒家的仁义纲常，来克制“人欲”。以灭“欲”扬“礼”为主旨的儒家学说，非常适合我国封建一统的专制政治制度的需要，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它有力地支撑着专制政治制度两千多年，不任千百代王朝如何更迭杀戮、斗转星移，它至尊至圣的思想统治地位始终不变。在经过历代文人大家的承袭、张扬、充实，从娃娃的启蒙教化到倾注全民心力的科举，已深深地融于民族的血脉之中了。 <br/><br/>历史地看，儒家思想在创造中华古代文明上功不可抹。比如，由于对天下臣民在政治、思想上的有力控制，建造巩固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制度，强化了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因而才有了古代中国的强盛繁荣。另外，“忠恕之道”的推己及人，“忠信之道”的言而有信，“中庸之道”的温合和谐等等修生养性的为人之道，就当今对塑造现代中国人的文明人格还是有着积极的价值。但是，到了近代，当列强的炮舰轰开了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时，它落后腐朽的主体，在现代文明面前便暴露无遗了。 <br/><br/>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源于民族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它以千千万万个体人个性的自由、独立为前提。而以灭“欲”扬“礼”为主旨思想的价值体系，则完全排斥个性的自由、独立。由于儒家的纲常伦理能给金字塔式的专制权力结构体系注入强力固化剂，巩固统治，被历朝历代统治者尊为不可逾越的神圣纲义，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体系具有单元性。这个体系的主干就是——“尊上”。它尊崇皇权、官阶、圣贤、祖先、前辈等；人们的思想言行、是非曲直，习惯于以“上”为垂范。在全部的儒家文化中，丝毫找不到具有现代文明内涵的个性自由、独立的自我价值。经这种文化几千年浸泡的华夏族群，灵魂上覆盖着一本沉重的“黄历”，民族理性精神，民族创造力被其窒息扼杀。 <br/><br/>并不是说，中华传统文化中，丝毫没有理性精神，相反还很厚实。这种理性精神，在我国偶有的历史时段内，才难得展现喷礴，因为它必须是在自由的空间里才能生成、存在，才能创造崭新的东西。 <br/><br/>在我国先秦时，由于诸侯争雄，政治未统一，客观地形成了思想、政治自由的空间，从而造就了一个诸子百家自由争鸣的辉煌时期。这百家诸子的思想，有不少有着极其丰厚的理性精神，如《孙子兵法》等，至今都被文明世界所推崇和实际运用。还有和儒家势不两立的墨家，儒家讲“亲亲”“尊尊”，墨家则倡导“兼爱”，无差别地去爱一切人；儒家讲“礼乐”、“厚葬久丧”，墨家则提倡“节用”、“节葬”、“非乐”；儒家“重义轻利”，墨家则义利并重等等。不幸的是，儒家思想被统治者相中而成为几千年中华文化唯一的至尊至圣；而华夏族群厚实的理性精神，因它具有稀解专制政治结构的特性，不但没有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反而窒息于儒家伦理纲常的压抑之下。 <br/><br/>中国的大门被轰开后，西人的理性精神随着现代文明，逐渐渗入于高层智识者思维方式中。辛亥革命后，国家陷入各种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的纷争混战时期。这又给中国造就了一个短期的政治、思想自由的空间。在这个难得的自由时期，以北大为大本营，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形成了传播现代文明的新文化运动。北大校长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现代文明精神为治校理念，容忍并倡导西方各种现代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种思想、政治的自由，在中国这块封闭古老大地上播下理性的种子，其中最具生命力的是马克思主义，并因此而产生了共产党。遗撼的是，能吸纳现代思想的，只是中国少数中上层智识者，作为全民价值体系的儒家传统的根基并未撼动。 <br/><br/>在我国，虽然国民的理性精神普遍贫泛低下，却始终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理性力量，它通过最高的权力或独立的权力来表达。因为在我国，最高权力或独立权力有最大的自由，可砸碎任何思想行为的枷锁。如历代帝王霸主，他们有着最大的思想行为自由，也就占有着强大的理性精神，他们中的杰出者，为创造中华灿烂的古代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再比如，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农民革命相结合，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革命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书呆子不敢想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破除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束缚，创造了不是你那样的，也不是他那样的，而是我们自己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先驱者们的这种创新可谓枚不胜数。但这种创新，自由的独立权力和巨大的胆魄是必备条件。虽然如果正确，对社会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毕竟是少数领袖精英所独有，不能替代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全民价值化的理性精神。当年安徽小岗农民的分田，我们现在说它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还不如说是为了生存把身家性命压上的赌博更准确，因为这是“犯上”的“创造”，只有“上”才能进行这种“创造”。庆幸的是这帮“饥不惧险”的农民的“创造”，甚合“上意”而幸免一难。 <br/><br/>改革开放后，国人的思想、人性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大限度的自由，被压抑的理性精神得以释放、暴发，今天的一切辉煌正得益于此。由于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压在人们心头上沉重的“黄历”，即这“主义”那“主义”被搬掉，取代于理性的“猫论”。这二十多年来，总有一些人，手捧着“黄历”，不停地喝斥着这违反什么圣言，那背逆什么经典。这种声音虽然在历史车轮向前的轰呜声中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儒家文化“克己尊上”的价值倾向和思维定势，还是深深地圈固着国民的理性精神，压抑着人们的创造力。具体地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br/><br/>首先，儒家文化的单元特性，扼杀了人性中自由的天性。儒家的圣言经典，经几千年来专制统治者的暴力与教化，在臣民们心底里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它把是非好歹的价值判断座标，设定在偏狭的一个高点上或极少几个高点上，用它来度量一切相关的事物。这种单一性的价值标准，致使我国当今社会多元化程度不高，社会的宽容度和个性的自由度不高，从而扼杀了民族的理性精神和创造力。 <br/><br/>据〈南方周末〉2002年9月19日报导，江苏溧阳市上兴中学28岁的体育教师陈八斤，于1998年5月4是被三名警察驾着送进了常洲市精神病院，病症表现为：对抗领导，说学校及领导坏话；打骂学生；穿红风衣，格子衬衫和马靴等奇装异服；冰天雪地跳进河里洗澡，并说很舒服；冬天剃光头；中学时把自己的自行车给同学骑，自己跟在后面每天跑几十里……领导同事因此把他视为异类。他在医院进行了“捆绑”、“电棍”、“安眠药”的三年治疗，后历经艰辛周折，经上海、解放军等大医院权威专家鉴定为非精神病。这种极端事例虽少见，可我们族群宽容度极低的现象却处处可见。如婚丧嫁娶，明知普发请贴是为敛财，尽管平常为几块钱争执相骂，甚至大打出手，而对此却还得强忍剜肉之痛，包上至少百八十元的红包。是什么力量使我们自觉自愿乐呵呵地做自己不愿做的痛苦事？就是怕众人戳自己为古怪不通情理而伦为异类，而为社会族群所不容。 <br/><br/>可在西方文明社会里，社会宽容度之高，让人惊叹不已。英国通过了同性恋者可以结婚的法律，前些日子就有几十对同性者登记结婚，并大张旗鼓地大办婚礼。这种极其“荒唐”之事在我们这种文化背景下是不可想象的。前几年，南京市有德国人一家四口，被四个入室抢劫者全部杀害，歹徒不久全被捕获。可被害人在德国的亲人通过我驻德使馆，向我国政府提出请求，请求不要处决这几个人。这在我们看来，这等不思为亲人报仇的无情无义之人，简直不可容忍！ <br/><br/>这种文化上的单元性与多元性的差别，是人类共同的现代文明价值与我国儒家传统价值显著差别之一。胡锦涛最近在耶鲁大学讲演谈到世界文化多元性时说：钢琴不能是一个音符，而应是几十个音符，这样才能弹出美妙的音乐。这个十分形象的比喻，简单明了地阐述了文化价值的多元化是人类社会繁荣和谐的人文基础。 <br/><br/>其次，我国传统官制的导向机制，致使民族智慧扭曲变形。我国小官源于大官，大官源于中央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尊上”的儒家文化支撑下延续至今，它基本上适应我国国民“克己尊上”的普遍价值现状的。但是它衍生出的“官本位”价值，吸附了民族的大部分精英于官场。他们优良的智慧、意志、品格，尽内耗于与上司及左右关系的激烈竟争中。这种事实在我们周围脚下俯拾皆是。 <br/><br/>另外，这种官制下对上的依附关系，自然产生思想行为方式上的依附心态，从言语衣着到治政方略无不一一模彷复制。如一个几千人的小乡镇开个百把人的工作会，象国家代表大会一样，台上姓名牌后论级就坐着满满一台官员；一个十万人口的小县，节日文艺演出结束后，几套班子领导一大溜，象中央首长一样，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在美女包围簇拥下拍照留影；省城有亮化、绿化、广场、工业园区、步行街……小地方当然也不能少，至于百姓财力能否承受，效益如何，那是没有“开拓”精神的“迂腐”者考虑的事。这类模彷复制的政绩工程一时间曾大跃进式地遍地开花，现在就可看到它们大量闲置茺芫的破败惨状。就是腐败方式也是多有彷造，如上边有子女国外渡金，下边的小县爷们也纷纷变着招送儿女留洋；上边收我的礼，我为什么不收下边的礼；上边往国外洗钱，我们就往七大姑八大姨账上洗吧……总之，官场上从吃喝拉撤到为政治民，几乎在上边都能找到“原创”。 <br/><br/>但是，中国人总是聪明的，并非什么事都创不了新，在对付对自己不利的，约束自己的政策措施时，个个都是发明家，有些招术会让你拍案叫绝。在此不便泄露，因有教唆之效。 <br/><br/>“崇上”的文化心理，以及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利益机制，致使聚集了大部分民族精英的官员群体的创造力退化、窒息、变态。 <br/><br/>再次，儒家文化的尊上、敬上的价值倾向，繁育催化出对位高权重的富贵者的依仰、崇拜、攀附的奴媚型心理行为取向。在我们这种权贵引领人生价值走向、掌控社会资源的社会里，人们通过对权贵的依仰、攀附，便可获得所需所求，何必去进行什么艰辛的创造、劳作？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会见第二届中国论坛的与会者时说：“今天我到了，很多人要跟我照相，我也理解这种心情。我们国家现在有一种毛病，有时候跟国家领导人照相就是领导的支持。”他强调，“要靠自己的实力去创造财富，而不是靠照片去创造财富”（《新京报》4月19日）。这种照片现象太普遍了。我们无任走进那家学校医院、工矿企业，在显眼的地方向社会展示的就是领导人视察、会见的大幅照片，门口的厂名校名皆为领导人的题字“墨宝”。还有人用电脑换头术，制作成与领导人合影的照片，招摇于官场上下，畅通无阻，大获其利。这就是中国人的创造力！ <br/><br/>对此，我们不能仅仅指责这些行为的鄙俗低下，病根在于国民普遍的“崇上”文化心理。是这种祖宗传下的对“上”敬畏的心理以及权力利益机制，导引了攀附行为，如果权贵们没人作兴，再好的照片和垃圾没有两样。 <br/><br/>这种对上的依仰、攀附，除了对位高权重的领导外，对权威圣贤之言行，同样如此。在学术理论、科学研究上，特别是对自己的恩师，崇拜的权威或自己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名利立足的学术之理受到挑战时，往往会从“忠孝仁义”的伦理观出发，奋起抗争，捍卫权威。如果自己去向这些权威挑战，就要有相当大的勇气，来担当不仁不义的骂名或可能退出学术圈的后果。古往今来，这类事并不少见。 <br/>第四、儒家伦理对人或事的道德判断，最易掩蔽理性视线。几千年儒家伦理的熏染训化，形成了一种相袭至今的思维定势：对任何人或事的认知，首先是道德伦理的判断。当然，社会道德水准的高低，对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因道德最能掀起人的爱憎情感波澜，使精神能量迅速聚集迸发。这在一定条件下或特定情境中，对社会有巨大的进步作用。如为救民族于危难，为解百姓于倒悬，古今中外，不乏英雄义士为此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是，这种力量有时往往仅仅是道德燃烧起的情感化的烈焰，而并非源于冷静的理性。强烈的情感和冷静的理性，在心理上常常处于对立状态，而且是彼此你强我弱，我们常用的一句话：“理智一点，别感情用事”，说的就是这个理。 <br/><br/>某地有一刑警队长，在抓捕逃犯中，打开逃犯轿车门时，不小心被逃犯击中而牺牲。一时间媒体用汉语中最好的词，铺天盖地的赞美颂扬，政府用能用的最高荣誉授予烈士，百姓自发地洒泪祭烈士。在赞美颂扬，热爱悲痛滚滚的感情波涛中，冷静的理性思维自然无立锥之地了。该刑警是不小心没注意被击中而牺牲的，严格地说，应当是责任事故，理应认真检讨、总结，以防往后抓捕再付出生命代价才是，可这理性正举被巨大的情感波澜所掩没。再比如，前两年松花江冰破一人落水，引来附近一学校没救援能力和经验的一群孩子，他们不顾一切地一个个往江里跳。让人们撕肝裂肺的是，结果人没救上来，还搭进好几条鲜丽少年的生命。按惯例，还是铺天盖地的宣传、表彰、授奖、鲜花、感动、眼泪……天啦，我们的社会、学校，只知向孩子教导传统伦理的舍生取义，却不向孩子传授保护自己的理性思维，这和矿难责任事故几乎没有两样！ <br/><br/>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种附有极端情感化的精神，蕴含巨大能量，但一定要在理性的力量的支配下才有社会价值。可我们的社会总是彰显倡导“仁”和“义”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不屑于向国民传导理性思维方式，张扬理性精神。 <br/><br/>2005年，“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中，有一位为金训华守墓三十七年的陈健入选，理由是因为他始终如一地实践为金训华守一辈子墓的承诺。颁奖词称，他“为此坚守了三十七年，放弃了梦想、幸福和亲情……他身上有古典意识的风范，无任那个时代，坚守承诺始终是支撑人性的基石，对人是如此，对一个民族更是如此”。放弃自己的“梦想、幸福和亲情”，放弃许许多多正经有益的事不做，为一个故去的人（无任他是谁）守墓三十七年，这等迂腐、病状、毫无理性的行为，能感动初步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中国人，成为亿里挑一的皎皎者，真要为这个民族哭泣！诚然，坚守承诺是人类高尚的美德，理应彰扬。可要看承诺的是什么内容。摧残折磨自己三十七年去实现守护一堆白骨的承诺，这事能如此地感动中国人，那要实现为他殉葬的承诺，不要把全宇宙的外星人都给感动了？ <br/><br/>这等到事能登上年度“感动”榜，大概确能感动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最容易被那些极端道德行为所感动，而对这些行为却不屑于作理性判析，唯恐昏蔽了道德神圣的光辉。如八十年代初，人们为张志新、遇罗克用生命去证明真理的大仁大义精神深深感动。可我们理性地想想，如果他们的头颅鲜血象孙志刚的生命一样，能引发社会某方面的变革，那怕是对部分民众起个警醒作用，那也值。可这是鸡蛋撞顽石，明知撞不开，为“成仁”“取义”还要去撞，结果除了自己撞得粉身碎骨外，对当时的大局小局都毫无影响，如果不是邓小平把天翻了个个，说不定永远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果他们对那些愚蛮的当权者认个错，写份检讨，留下鲜活的生命和思想的脑袋，于己于社会该多好啊！象这类有害无益或害大利小却让中国人感动的事太多了，如宁可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在敌人监牢里只要写份自白书便可自由，却宁可挺起胸膛走向刑场；为护卫党旗军旗而不惜生命；……等等这些都无叫国民感动不已。可见在国民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社会导向机制中，理性的力量是何等贫乏弱小。 <br/><br/>儒家文化缺乏理性精神，直接造成思维的畸型变态，扼制了思维的创造力。清华大学教授曾国屏在谈到我国“零若贝尔奖”的历史原因时认为，“从文化传统上看，有深刻的原因：中国人的思维体系中，缺乏逻辑的和数学的传统，模糊而不求精确”（《社会人文》南方出版社101页）。 传统文化中这种畸型的思维因子为现代国人所传承，以致民族创新能力残缺贫弱。 <br/><br/>儒家伦理文化以“克己崇上”为主筋骨，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传承几千年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机制。它排斥人的个性自由、独立，压抑民族理性精神，使我们民族的整体创新能力十分低下。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命题，在多少年前，已为理论学术界的明白人所广泛透彻地解析，可当今还有不少人总想在老祖宗那里找亮点，却把个“癞疮疤”当作“发光灯”。一直提倡用儒家思想治国的李光耀，在2001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改变了先前的观点。他认为，“儒家思想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了”，为儒家思想浸润的新加坡因此缺乏企业家精神和强劲的企业文化（见〈南方周末〉2003年10月2日第10版）。我们民族缺乏创新能力，以为高喊一些个口号，掀起个什么高潮，就能赶上人家，却不知，或不愿知儒家文化是压在我们身上的一堵黄土墙，是压在我们灵魂上的一本沉重的“黄历”！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