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扼杀学生灵性的统编教材

<P>作为一位执教20年的中学教师，作者以亲身体验表示不解："统一"加上"集体"编写，再加上"层层审定"，这种教材如何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见解？如何跟得上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

　　俗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在中国，应当说"教材中才有黄金屋，教材中才有颜如玉"--教材才能给你学士、硕士、博士、职称，给你社会地位。教材用掉了读书人相当长的生命，而且是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在中国，教材这样重要，然而没什么人真正喜欢教材。人们去书店买书和藏书，不会想到教材；每年高考结束，总有一些考上了大学的学生烧教材，一副决绝的样子。笔者在中学任教，曾在学生中做过调查，问他们喜欢哪一学科的教材？学生们的回答惊人一致：没一本喜欢，而且最不喜欢语文教材。语文本该是最实用、最精彩、最吸引人的学科。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该有多少精华可纳入教材？

　　 最令人不解的是，人们普遍感到教材似乎是考过就忘的读物，真正的收获往往来自课外的读书和自学。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漫画？

　　 曾经有一位女中学生问我，教材中为什么不插一些漫画？这让我如梦初醒：我们为什么不按学生喜欢的样子来编教材呢？中国的教材编写权长期以来垄断在少数人手中，编教材的专家们往往年纪偏大，虽然他们是本学科的权威，但是他们离教学第一线较远，如何了解今天的学生之身心状况与喜好，如何对接网络时代的学生思维？

　　 美国经济学家、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斯蒂格利茨写了一套《经济学》教材，列出许多有趣的案例，配上大量漫画，语言幽默风趣，妙趣横生，老师还没讲课，许多学生已经读完而且爱不释手。这套教材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名著。可是当中国人把这套教材翻译过来时，却把那些案例和漫画全部删掉，使它更像中国的统编教材。这套化神奇为腐朽的功夫，真让人叹为观止！

　　 执掌教材生杀大权的人似乎认为，教材是用来教育下一代的，要让下一代服膺，教材就得像个教材样儿，树立权威标准，每个例子千锤百炼，写法体例标准统一，层层把关审定，一经编定便不可轻易改动，俨然中央文件。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怎么能容忍漫画、幽默风趣的语言和鲜活的案例进入教材？

　　 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许多读物都很轻松活泼，比如儒家经典《论语》就是一本孔子和弟子的对话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名著《理想国》也是一本轻松的对话集，这两本"教材"影响了人类几千年。

统编+集体+层层审定：教材编写似行政过程

　　 长期以来，中国的教材绝大部分都是"统编"的，中小学教材更是全国统一兼集体编写。现在稍有变化，开始提倡一纲多本了，但那"多本"也并不太多。更因为种种原因，"多本"的编写思路也未必多样。

　　 一个"统"字何其了得！西藏的学生和深圳的学生用完全一样的教材，照理西藏的学生应当了解一些藏传佛教，深圳的学生应当了解一些港澳文化，但一个"统"字，便将地域文化特色从教材中一笔勾销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地域文化特色越来越弥足珍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不遗余力地抢救和保护各地的文化遗产，我们的教育却主动地让下一代远离地域文化。这无异于一种文化自杀。

　　 为什么一定要"统编"呢？中国传统政治思路是最强调"统一"的，延伸至经济领域时，曾经产生了计划经济--复杂无比的经济竟让少数人去"计划"；而延伸至文化领域，教材也被要求统一了。

　　 然而政治和文化教育是根本不同的，政治上应强调政令统一，文化教育却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统和政统应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学统甚至应当超越政统。教育应更多从人性完善、人类进步的长远角度考虑问题，不应为一时的政治服务，应多让学生接触具有永恒和普世价值的文化。可我们的教育却反过来，把政令统一和计划经济的一套搬进学校，政统全面覆盖学统，把编教材更多地变成了一种行政过程，强调统一和稳定，教材也渗透了意识形态因素，语文教材尤为突出。有人说国民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看看那些计划出来的统编教材，便知此言不虚。

　　 对待教材，我们似乎还嫌"统一"不够，还要加上"集体"编写，有些大学教材竟然是十多所大学集体编写出来的。最后再来个"层层审定"，这种每章每节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要集体讨论层层把关的教材，怎么会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见解？哪里还有一丝生气？哪里还跟得上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这种"统一"加"集体"再加"审定"的做法，是对教材个性的三重扼杀。把这样的教材用到学生身上，最终的结果是对学生灵性的扼杀。没有灵性、缺乏创造性的学生，怎么在全球化时代参与国际竞争？

统编教材五大弊端

　　 把教材编写政治化并扼杀其个性，众多弊端便由此产生了。

　　 首先，教材回避一些历史真实，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翻开中小学的统编教材，你难以看出中国曾经发生过的反右、大跃进、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怎样的意义，它们在教材中少有反映或反思，致使现在的学生对历史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而语文教材中选了不少领导人的讲话，似乎语文教材主要按政治标准选材，文化标准反而是次要的。

　　 第二，教材选择视野狭窄，缺乏新时代急需的多元价值。比如培养现代公民意识的内容根本没有，类似像现代人权意识、契约意识、维护自身权益意识、平等自由民主意识等内容尚不在教材编写者的视野内。而像陈寅恪、顾准等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他们的文章不可能入选教材。

　　 美国给中学生的推荐书目中有《共产党宣言》，倒真有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气度，而在中国的教材中，类似法国《人权宣言》、《联合国宪章》、美国《独立宣言》等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本都不会入选。似乎中国的教育界对人类进步和普世认同的价值不屑一顾，这其实有悖于全球化时代要求的国际视野。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价值判断不是多元的，容易缺乏独立人格和判断力，他们在飞速变化、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容易失去方向。

　　 第三，教材更新极慢。我上小学时学的大部分课文，我的儿子还在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学术领域都有了长足进步，可是我们的教材里却没多少反映，好像这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教育界无关。中国不少大学里用的计算机教材是三到五年前编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计算机世界尚且如此，可见教材更新与社会发展脱节到什么程度。

　　 原来编写教材有一套极为严格的组织写作、层层审定、选点适用、逐步推广的程序，一套教材推广最快也得三年以上。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作模式，已经根本无法适应高速变化的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了。

　　 第四，教材与当代实际生活脱节，重视"向后看"，忽视"向前看"。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案例"，都是老师们在企业里亲身实践和深入考察的结果，而且随时更新，保证教材始终最新、实用、具启发性。因此哈佛的"案例教学"才成了世界顶级教育名牌。

　　 而我们的教材编写者似乎与世隔绝，对飞速变化的时代麻木不仁，极其重视前人经验和历史定论，喜欢向后看，而对当代和未来漠不关心，于是教材与当代实际生活基本脱节，充满了历史陈迹，使人读了大有"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此类教材再配合学校的封闭式教学，对学生起了双重窒息作用。教材的编写要更新，必须有一个与科技经济文化第一线密切联系、反应敏捷的机制，否则将永远落后于时代。

　　 第五，教材与学生的身心成长极不协调，最突出表现的是教材太难。教材太难，曾经是传统教育的共同特点，全世界都曾经存在过这个问题。以测不准原理震惊世界的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当年也感到大学教材太难。爱因斯坦也认为大学学习太苦、太累、太难，以至于曾发誓不再从事任何与物理学有关的工作。

　　 然而，西方发达国家教材的难度早已大大降低，转而在教材的综合化上下工夫。中国却在应试教育的推波助澜下，学习内容越来越难。近年虽然降低了教材难度，但高考和课外辅导资料并未减低难度。爱因斯坦说过："负担过重必然导致肤浅。"这种负担极重的"高、精、尖"学习，不但没有使学生变得"深刻"，反而会使学生变得"肤浅"，因为学生根本没有思考的闲暇和机会。

打破体制坚冰的个性化教材

　　 林语堂先生曾说过，语文好的学生都是上课偷看课外书而学会写文章的，林语堂甚至认为教材不算"书"，根本不入流。上海育才中学在教育家段力佩先生当校长时曾经把《西游记》作为语文教材，让学生自己先读，上课时进行茶馆式的讨论，学生语文水平比别的学校反而更好。语文课就应当引导学生直接大量地读精品和名著。

　　 我曾问过一些从美国、英国、加拿大留学回来的学生，国外是怎样上母语课的。他们往往只有一个教学大纲，规定学生每学期应当读多少书，应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达到什么知识水平，却没有统编教材，教学材料老师可以任意选。同是上母语课，有些老师选莎士比亚，有些老师选荷马史诗，每个老师都不一样。教学完全是开放式的，随时可以选用最新的知识，高度的个性化。

　　 今年九月，中学将会推出新的课程标准，对语文老师的要求包括能开三到五门选修课。届时，将急需大量有独特见解的个性化教材。然而，如果不彻底改变那种统一、集体、层层审定的编教材体制，不彻底打破编教材的少数人垄断局面，中国的教材还是无法被学生喜欢，真正的教学改革也无法启动。


　　解放前，许多学者都是自己独立编写教材，那时的教育水平反而更高，像朱光潜写的《审美心理学》等教材成为名著。最近，深圳育才中学教师严凌君花了十年时间，以一己之力，编出了一套广受赞誉的《青春读书课》教材，这充分说明只要体制的坚冰被打破，那种高度个性化、充满生气的教材，就会从民间涌现，中国的教育就会充满希望。</P><P>作为一位执教20年的中学教师，作者以亲身体验表示不解："统一"加上"集体"编写，再加上"层层审定"，这种教材如何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见解？如何跟得上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

　　俗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在中国，应当说"教材中才有黄金屋，教材中才有颜如玉"--教材才能给你学士、硕士、博士、职称，给你社会地位。教材用掉了读书人相当长的生命，而且是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在中国，教材这样重要，然而没什么人真正喜欢教材。人们去书店买书和藏书，不会想到教材；每年高考结束，总有一些考上了大学的学生烧教材，一副决绝的样子。笔者在中学任教，曾在学生中做过调查，问他们喜欢哪一学科的教材？学生们的回答惊人一致：没一本喜欢，而且最不喜欢语文教材。语文本该是最实用、最精彩、最吸引人的学科。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该有多少精华可纳入教材？

　　 最令人不解的是，人们普遍感到教材似乎是考过就忘的读物，真正的收获往往来自课外的读书和自学。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漫画？

　　 曾经有一位女中学生问我，教材中为什么不插一些漫画？这让我如梦初醒：我们为什么不按学生喜欢的样子来编教材呢？中国的教材编写权长期以来垄断在少数人手中，编教材的专家们往往年纪偏大，虽然他们是本学科的权威，但是他们离教学第一线较远，如何了解今天的学生之身心状况与喜好，如何对接网络时代的学生思维？

　　 美国经济学家、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斯蒂格利茨写了一套《经济学》教材，列出许多有趣的案例，配上大量漫画，语言幽默风趣，妙趣横生，老师还没讲课，许多学生已经读完而且爱不释手。这套教材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名著。可是当中国人把这套教材翻译过来时，却把那些案例和漫画全部删掉，使它更像中国的统编教材。这套化神奇为腐朽的功夫，真让人叹为观止！

　　 执掌教材生杀大权的人似乎认为，教材是用来教育下一代的，要让下一代服膺，教材就得像个教材样儿，树立权威标准，每个例子千锤百炼，写法体例标准统一，层层把关审定，一经编定便不可轻易改动，俨然中央文件。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怎么能容忍漫画、幽默风趣的语言和鲜活的案例进入教材？

　　 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许多读物都很轻松活泼，比如儒家经典《论语》就是一本孔子和弟子的对话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名著《理想国》也是一本轻松的对话集，这两本"教材"影响了人类几千年。

统编+集体+层层审定：教材编写似行政过程

　　 长期以来，中国的教材绝大部分都是"统编"的，中小学教材更是全国统一兼集体编写。现在稍有变化，开始提倡一纲多本了，但那"多本"也并不太多。更因为种种原因，"多本"的编写思路也未必多样。

　　 一个"统"字何其了得！西藏的学生和深圳的学生用完全一样的教材，照理西藏的学生应当了解一些藏传佛教，深圳的学生应当了解一些港澳文化，但一个"统"字，便将地域文化特色从教材中一笔勾销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地域文化特色越来越弥足珍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不遗余力地抢救和保护各地的文化遗产，我们的教育却主动地让下一代远离地域文化。这无异于一种文化自杀。

　　 为什么一定要"统编"呢？中国传统政治思路是最强调"统一"的，延伸至经济领域时，曾经产生了计划经济--复杂无比的经济竟让少数人去"计划"；而延伸至文化领域，教材也被要求统一了。

　　 然而政治和文化教育是根本不同的，政治上应强调政令统一，文化教育却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统和政统应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学统甚至应当超越政统。教育应更多从人性完善、人类进步的长远角度考虑问题，不应为一时的政治服务，应多让学生接触具有永恒和普世价值的文化。可我们的教育却反过来，把政令统一和计划经济的一套搬进学校，政统全面覆盖学统，把编教材更多地变成了一种行政过程，强调统一和稳定，教材也渗透了意识形态因素，语文教材尤为突出。有人说国民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看看那些计划出来的统编教材，便知此言不虚。

　　 对待教材，我们似乎还嫌"统一"不够，还要加上"集体"编写，有些大学教材竟然是十多所大学集体编写出来的。最后再来个"层层审定"，这种每章每节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要集体讨论层层把关的教材，怎么会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见解？哪里还有一丝生气？哪里还跟得上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这种"统一"加"集体"再加"审定"的做法，是对教材个性的三重扼杀。把这样的教材用到学生身上，最终的结果是对学生灵性的扼杀。没有灵性、缺乏创造性的学生，怎么在全球化时代参与国际竞争？

统编教材五大弊端

　　 把教材编写政治化并扼杀其个性，众多弊端便由此产生了。

　　 首先，教材回避一些历史真实，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翻开中小学的统编教材，你难以看出中国曾经发生过的反右、大跃进、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怎样的意义，它们在教材中少有反映或反思，致使现在的学生对历史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而语文教材中选了不少领导人的讲话，似乎语文教材主要按政治标准选材，文化标准反而是次要的。

　　 第二，教材选择视野狭窄，缺乏新时代急需的多元价值。比如培养现代公民意识的内容根本没有，类似像现代人权意识、契约意识、维护自身权益意识、平等自由民主意识等内容尚不在教材编写者的视野内。而像陈寅恪、顾准等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他们的文章不可能入选教材。

　　 美国给中学生的推荐书目中有《共产党宣言》，倒真有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气度，而在中国的教材中，类似法国《人权宣言》、《联合国宪章》、美国《独立宣言》等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本都不会入选。似乎中国的教育界对人类进步和普世认同的价值不屑一顾，这其实有悖于全球化时代要求的国际视野。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价值判断不是多元的，容易缺乏独立人格和判断力，他们在飞速变化、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容易失去方向。

　　 第三，教材更新极慢。我上小学时学的大部分课文，我的儿子还在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学术领域都有了长足进步，可是我们的教材里却没多少反映，好像这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教育界无关。中国不少大学里用的计算机教材是三到五年前编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计算机世界尚且如此，可见教材更新与社会发展脱节到什么程度。

　　 原来编写教材有一套极为严格的组织写作、层层审定、选点适用、逐步推广的程序，一套教材推广最快也得三年以上。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作模式，已经根本无法适应高速变化的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了。

　　 第四，教材与当代实际生活脱节，重视"向后看"，忽视"向前看"。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案例"，都是老师们在企业里亲身实践和深入考察的结果，而且随时更新，保证教材始终最新、实用、具启发性。因此哈佛的"案例教学"才成了世界顶级教育名牌。

　　 而我们的教材编写者似乎与世隔绝，对飞速变化的时代麻木不仁，极其重视前人经验和历史定论，喜欢向后看，而对当代和未来漠不关心，于是教材与当代实际生活基本脱节，充满了历史陈迹，使人读了大有"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此类教材再配合学校的封闭式教学，对学生起了双重窒息作用。教材的编写要更新，必须有一个与科技经济文化第一线密切联系、反应敏捷的机制，否则将永远落后于时代。

　　 第五，教材与学生的身心成长极不协调，最突出表现的是教材太难。教材太难，曾经是传统教育的共同特点，全世界都曾经存在过这个问题。以测不准原理震惊世界的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当年也感到大学教材太难。爱因斯坦也认为大学学习太苦、太累、太难，以至于曾发誓不再从事任何与物理学有关的工作。

　　 然而，西方发达国家教材的难度早已大大降低，转而在教材的综合化上下工夫。中国却在应试教育的推波助澜下，学习内容越来越难。近年虽然降低了教材难度，但高考和课外辅导资料并未减低难度。爱因斯坦说过："负担过重必然导致肤浅。"这种负担极重的"高、精、尖"学习，不但没有使学生变得"深刻"，反而会使学生变得"肤浅"，因为学生根本没有思考的闲暇和机会。

打破体制坚冰的个性化教材

　　 林语堂先生曾说过，语文好的学生都是上课偷看课外书而学会写文章的，林语堂甚至认为教材不算"书"，根本不入流。上海育才中学在教育家段力佩先生当校长时曾经把《西游记》作为语文教材，让学生自己先读，上课时进行茶馆式的讨论，学生语文水平比别的学校反而更好。语文课就应当引导学生直接大量地读精品和名著。

　　 我曾问过一些从美国、英国、加拿大留学回来的学生，国外是怎样上母语课的。他们往往只有一个教学大纲，规定学生每学期应当读多少书，应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达到什么知识水平，却没有统编教材，教学材料老师可以任意选。同是上母语课，有些老师选莎士比亚，有些老师选荷马史诗，每个老师都不一样。教学完全是开放式的，随时可以选用最新的知识，高度的个性化。

　　 今年九月，中学将会推出新的课程标准，对语文老师的要求包括能开三到五门选修课。届时，将急需大量有独特见解的个性化教材。然而，如果不彻底改变那种统一、集体、层层审定的编教材体制，不彻底打破编教材的少数人垄断局面，中国的教材还是无法被学生喜欢，真正的教学改革也无法启动。


　　解放前，许多学者都是自己独立编写教材，那时的教育水平反而更高，像朱光潜写的《审美心理学》等教材成为名著。最近，深圳育才中学教师严凌君花了十年时间，以一己之力，编出了一套广受赞誉的《青春读书课》教材，这充分说明只要体制的坚冰被打破，那种高度个性化、充满生气的教材，就会从民间涌现，中国的教育就会充满希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