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忽略儒家文化的先进性

这些年，“先进文化”常被中国人提及。从北京中央领导的讲话到文人墨客的随笔，“先进文化的代表”、“汲取世界先进文化”等用语铺天盖地，大有一种向前看的进取和向外望的自信。
　　很少有人向身后回眸，先进似乎与往昔不搭界，与历史无关。假如有人冷不丁地冒出一句“儒家文化是先进文化”，很有可能让人笑掉大牙，外加一句“胡言乱语”，出版社一定不会给类似的学术专著签发“出生证”。
　　首次公祭孔子，也许可看作是中国自“五四”砸了牌位、“文革”挖了祖坟后，对孔子的彻底平反。但能否以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复兴的蓝本，则是模棱两可，困惑重重，就连时常“放金屁（精辟）”的文化学者亨廷顿也一筹莫展。他画过一张文明谱系图，把世界各地的文明类型及源流清晰地标示出来。但是，他给现代中国划了一个问号，不知道该给中国一个怎样的文化定位。
　　如果把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复兴之本，那等于承认是它一种“先进文化”。那么，儒家文化究竟是不是先进文化呢？
儒家文化是先进文化
　　检测一种文化的先进与否，最直观的方式是把它放在现实比照，看能否对当代人的行为有引导作用。我们不妨做个小小的试验：如果孔子活在今天，他会是怎样一种人？
　　他可能是政府官员，怀着仁义的心从政，体察民情，且以“中庸之道”（即常识）作为政策制定之准绳。他会“坦荡荡”地接受监督，而不会“长戚戚”地抱怨媒体总在添乱。他更在乎做了多少惠及老百姓的实事，而不以大话和假话来虚构政绩，或者从外语中拾捡一些时髦的术语信口开河。
　　他知道“政”就是“正”，自己身正有德行，也劝民有礼、守法律。他对下温和恭谦而不会动辄训斥臭骂，以显权势，他对上敬重有节而不会低首阿谀，以求提拔重用，不会打压、甚至把与异己送入牢房。
　　他可能是外交官，揣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平等信念，衣着得体地站在国际舞台上宣示东方大国的立场和观点。他知道各色人种本性相近、文化各异，因此把人类的“和”，无论是和谐相处还是和平共存，作为外交活动的中心思想。
　　他机敏地吸纳世界各地能让自己生活更有色彩的东西，但不会轻易地交出中国数千年积累的“王道”、“家法”，不会面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霸气放弃原则、投下弃权票。
　　他像青铜一样坚强而严正地维护着国家尊严和人类公德，但在一番唇枪舌剑后依然彬彬有礼地与对方握手道别，为下一次会面留下余温。
　　他可能是企业家，追求财富但取之有道，盘算利润却不至于克扣可怜民工的工钱。他言而有信，无论对国际合作伙伴和国内消费者，都不会吹得天花乱坠而实际上服务得一塌糊涂。他承认社会阶层有别，坐着劳斯莱斯上下班而不失仁义和礼让，宁愿让人称他为“张子”、“王子”而不是“张总”、“王总”。
　　他可能从事任何一个行业，搞建筑不会把往昔的文化遗产如胡同和残庙一扫而光，然后突击赶制出俗气的洋衫褂，还沾沾自喜成现代化的杰作；他搞服装加工不会让老外痛斥为“血汗工厂”；即便做他最不情愿的安全套，也不会把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注册为商标。失去道义而聚得的财富，在他眼中如浮云。
　　他可能是学者，胸怀救世情怀，投身于智慧引领和驱愚辨真长旅。他以发现新的思维路向、寻到能让人们生活更富足的方法而欢悦。他不愤不咎，呕心沥血，所以他不可能一年内发表数十篇论文、出版好几本专著，他不会把“院长”、“主席”和数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顾问之类，印在名片上招摇过市。
　　他注重知，更强调识，不会昨天从卢梭著作中盗版点什么加注到自己的程序中，今天再从新自由主义的词库中搜罗点什么，换个说法就据为己有，大肆宣扬。他的脑子总不被先见和习俗之壳所局限，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一想到“学霸”、“权威”之类的字眼就感到可笑。
　　他可能是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而不是财情开处方；他可能是警察，闻义而从，慎而有礼，不会让良民害怕；他可能是旅行者，畅游各地景观而不会大声喧哗，大把扔垃圾，大胆骑在古炮筒上留影；他最可能是一位教育家，清高不乏和蔼，始终把做好人、成良才、肩负社会责任作为从业守则。
　　这些只是根据《论语》的只语片言勾勒的素描，既不显陡峭也不见过时，足见孔子的思想和他所倡导的做人风范至今有效。其实，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流长而不衰，本来就是得益于孔子及其后历代圣贤的精神滋养。如果把追求道德仁义摆在第一位的文化称作“先进文化”，那么儒家文化就是先进文化。
不是先进文化的全部
　　我希望中国人公祭孔子，是对文化身世的正式确认，是对五四“打倒孔家店”以来连绵不断的反传统思潮的抵制，对历史虚无论的矫正。但愿今后能持之以恒地祭孔，让人们在对圣贤的缅怀中体验文化血温，创造性地给世界展现一个有教养、有体面、敬而不畏的中国。
　　儒家文化当然不是先进文化的全部，孔孟之道中同样存在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谬论，比如“民可使由知不可使知之”、“父母在，不远游”等等。孔子周游的列国，现在不过是中国的几个省市，而今的“列国”包括地球上所有国家以及月球、宇宙。
　　孔子的世界里主要是锄头、长矛、牛车、茅屋，而今的世界则充满数不尽的新鲜玩意儿，如飞机、手机、计算机。用农耕时代的社会管理方式来治理现代国家，不是专制就是沦陷成外强的玩偶。中国近代史已表明，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在对传统的整修中加注新的基因，死抱“祖宗之法不可变”只能挨打；中国当代改革实践证实，在政经体制和社会管理上有更多独特的创造才会冲入强林，却也不能把中国文化的核心知识产权出让出去。
　　祭孔只是理清了文化上的“我是谁”，如何回答“我将是谁”，则靠不上孔子而要靠现代人自己。从某种角度看，文化复兴是按照中国的文化结构，吸收西方先进的制度，是新文明的创造过程。
　　实际上，儒家文化与西方制度并不是水火不容。比如民主制度，按照中国儒家的王道政治，符合“天下归往”的民意合法性，应该可以吸收。民主通过制度性的程序安排，可以较及时、准确、全面地表达并实现民意，比君主制度要可靠得多。
　　深圳儒学家蒋庆先生根据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所构想的民主制度，超越了西方民主的功利化、平面化特征，实在值得关注和讨论。他依据“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民意的合法性”原则，提出未来中国的民主制度应是立体化的“三院制”：鸿儒院、国体院、俗民院，革除西方制度中“民意独大”的弊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像台独这样割断历史文化的丑事就不会发生。
　　再如，儒家文化和研制先进武器也不矛盾。儒家的“王道”并不是不讲武力，而是讲要在道德的意义上来使用武力，如征伐不义，驱逐夷狄。儒家不是天真的和平主义者，而是认为武力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有其价值，具有直道而行的阳刚性格。中国发展先进武器，只是防御止恶，以保卫自己不被侵犯，符合儒家价值观。
　　中国人应当自信，儒家思想的先进性为新文化的创造和拓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应当好好珍惜并加以承续。孔圣人已为中国形象划出了“仁、义、礼、智、信”的框架，留给我们的是如何添砖加瓦。孔子的中国，是让世界敬重的中国。这些年，“先进文化”常被中国人提及。从北京中央领导的讲话到文人墨客的随笔，“先进文化的代表”、“汲取世界先进文化”等用语铺天盖地，大有一种向前看的进取和向外望的自信。
　　很少有人向身后回眸，先进似乎与往昔不搭界，与历史无关。假如有人冷不丁地冒出一句“儒家文化是先进文化”，很有可能让人笑掉大牙，外加一句“胡言乱语”，出版社一定不会给类似的学术专著签发“出生证”。
　　首次公祭孔子，也许可看作是中国自“五四”砸了牌位、“文革”挖了祖坟后，对孔子的彻底平反。但能否以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复兴的蓝本，则是模棱两可，困惑重重，就连时常“放金屁（精辟）”的文化学者亨廷顿也一筹莫展。他画过一张文明谱系图，把世界各地的文明类型及源流清晰地标示出来。但是，他给现代中国划了一个问号，不知道该给中国一个怎样的文化定位。
　　如果把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复兴之本，那等于承认是它一种“先进文化”。那么，儒家文化究竟是不是先进文化呢？
儒家文化是先进文化
　　检测一种文化的先进与否，最直观的方式是把它放在现实比照，看能否对当代人的行为有引导作用。我们不妨做个小小的试验：如果孔子活在今天，他会是怎样一种人？
　　他可能是政府官员，怀着仁义的心从政，体察民情，且以“中庸之道”（即常识）作为政策制定之准绳。他会“坦荡荡”地接受监督，而不会“长戚戚”地抱怨媒体总在添乱。他更在乎做了多少惠及老百姓的实事，而不以大话和假话来虚构政绩，或者从外语中拾捡一些时髦的术语信口开河。
　　他知道“政”就是“正”，自己身正有德行，也劝民有礼、守法律。他对下温和恭谦而不会动辄训斥臭骂，以显权势，他对上敬重有节而不会低首阿谀，以求提拔重用，不会打压、甚至把与异己送入牢房。
　　他可能是外交官，揣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平等信念，衣着得体地站在国际舞台上宣示东方大国的立场和观点。他知道各色人种本性相近、文化各异，因此把人类的“和”，无论是和谐相处还是和平共存，作为外交活动的中心思想。
　　他机敏地吸纳世界各地能让自己生活更有色彩的东西，但不会轻易地交出中国数千年积累的“王道”、“家法”，不会面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霸气放弃原则、投下弃权票。
　　他像青铜一样坚强而严正地维护着国家尊严和人类公德，但在一番唇枪舌剑后依然彬彬有礼地与对方握手道别，为下一次会面留下余温。
　　他可能是企业家，追求财富但取之有道，盘算利润却不至于克扣可怜民工的工钱。他言而有信，无论对国际合作伙伴和国内消费者，都不会吹得天花乱坠而实际上服务得一塌糊涂。他承认社会阶层有别，坐着劳斯莱斯上下班而不失仁义和礼让，宁愿让人称他为“张子”、“王子”而不是“张总”、“王总”。
　　他可能从事任何一个行业，搞建筑不会把往昔的文化遗产如胡同和残庙一扫而光，然后突击赶制出俗气的洋衫褂，还沾沾自喜成现代化的杰作；他搞服装加工不会让老外痛斥为“血汗工厂”；即便做他最不情愿的安全套，也不会把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注册为商标。失去道义而聚得的财富，在他眼中如浮云。
　　他可能是学者，胸怀救世情怀，投身于智慧引领和驱愚辨真长旅。他以发现新的思维路向、寻到能让人们生活更富足的方法而欢悦。他不愤不咎，呕心沥血，所以他不可能一年内发表数十篇论文、出版好几本专著，他不会把“院长”、“主席”和数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顾问之类，印在名片上招摇过市。
　　他注重知，更强调识，不会昨天从卢梭著作中盗版点什么加注到自己的程序中，今天再从新自由主义的词库中搜罗点什么，换个说法就据为己有，大肆宣扬。他的脑子总不被先见和习俗之壳所局限，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一想到“学霸”、“权威”之类的字眼就感到可笑。
　　他可能是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而不是财情开处方；他可能是警察，闻义而从，慎而有礼，不会让良民害怕；他可能是旅行者，畅游各地景观而不会大声喧哗，大把扔垃圾，大胆骑在古炮筒上留影；他最可能是一位教育家，清高不乏和蔼，始终把做好人、成良才、肩负社会责任作为从业守则。
　　这些只是根据《论语》的只语片言勾勒的素描，既不显陡峭也不见过时，足见孔子的思想和他所倡导的做人风范至今有效。其实，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流长而不衰，本来就是得益于孔子及其后历代圣贤的精神滋养。如果把追求道德仁义摆在第一位的文化称作“先进文化”，那么儒家文化就是先进文化。
不是先进文化的全部
　　我希望中国人公祭孔子，是对文化身世的正式确认，是对五四“打倒孔家店”以来连绵不断的反传统思潮的抵制，对历史虚无论的矫正。但愿今后能持之以恒地祭孔，让人们在对圣贤的缅怀中体验文化血温，创造性地给世界展现一个有教养、有体面、敬而不畏的中国。
　　儒家文化当然不是先进文化的全部，孔孟之道中同样存在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谬论，比如“民可使由知不可使知之”、“父母在，不远游”等等。孔子周游的列国，现在不过是中国的几个省市，而今的“列国”包括地球上所有国家以及月球、宇宙。
　　孔子的世界里主要是锄头、长矛、牛车、茅屋，而今的世界则充满数不尽的新鲜玩意儿，如飞机、手机、计算机。用农耕时代的社会管理方式来治理现代国家，不是专制就是沦陷成外强的玩偶。中国近代史已表明，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在对传统的整修中加注新的基因，死抱“祖宗之法不可变”只能挨打；中国当代改革实践证实，在政经体制和社会管理上有更多独特的创造才会冲入强林，却也不能把中国文化的核心知识产权出让出去。
　　祭孔只是理清了文化上的“我是谁”，如何回答“我将是谁”，则靠不上孔子而要靠现代人自己。从某种角度看，文化复兴是按照中国的文化结构，吸收西方先进的制度，是新文明的创造过程。
　　实际上，儒家文化与西方制度并不是水火不容。比如民主制度，按照中国儒家的王道政治，符合“天下归往”的民意合法性，应该可以吸收。民主通过制度性的程序安排，可以较及时、准确、全面地表达并实现民意，比君主制度要可靠得多。
　　深圳儒学家蒋庆先生根据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所构想的民主制度，超越了西方民主的功利化、平面化特征，实在值得关注和讨论。他依据“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民意的合法性”原则，提出未来中国的民主制度应是立体化的“三院制”：鸿儒院、国体院、俗民院，革除西方制度中“民意独大”的弊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像台独这样割断历史文化的丑事就不会发生。
　　再如，儒家文化和研制先进武器也不矛盾。儒家的“王道”并不是不讲武力，而是讲要在道德的意义上来使用武力，如征伐不义，驱逐夷狄。儒家不是天真的和平主义者，而是认为武力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有其价值，具有直道而行的阳刚性格。中国发展先进武器，只是防御止恶，以保卫自己不被侵犯，符合儒家价值观。
　　中国人应当自信，儒家思想的先进性为新文化的创造和拓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应当好好珍惜并加以承续。孔圣人已为中国形象划出了“仁、义、礼、智、信”的框架，留给我们的是如何添砖加瓦。孔子的中国，是让世界敬重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