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贫富分异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9 08:00:08

北京城的贫富分异    　　转型期的中国，贫富分异已经成为一个社会话题。在城市中，住房问题将这种差异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梳理京城的这种现象，探寻的是这一现象的标本意义，在计划经济年代，居住空间是向权力倾斜，而到市场经济年代，则涂上了资本的色彩。这种分异在权力和资本的共同推手下，已呈现出日益加剧的态势。　　“香港模式”所示范的一种贫富不混居，但共享公共空间的居住方式，或许是消融贫富分区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新路径。　　50年前，家住北京老城区平房的，难分贫富；20年前，若还住在城区老胡同里，很可能家境已经不济了；到今天，如果你没拥有一套近郊的商品房，那就是相对落伍者了　　北京的贫富迁徙路线图　　★ 本刊记者/黄艾禾　　4月1日，在北京当建筑设计师的黄元，终于买下了他的新房。应该说，是抢到了他的新房。想买房，已经想了好几年了，但没想到，到真正拍板买的时候，却赶上了北京的房价正在猛涨。据北京市建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数据，今年1～2月，北京商品住宅预售交易平均价格为6776元/平方米，同比上涨997元，涨幅为17.3%。到了4月份，北京四环以内已经基本没有7000元以下的房子了。　　黄元买的房子，位于靠近西四环的地方，价格为8200元，去年开盘时还是7000元。现在一套房子买下来整个要花近130万元。黄元打算用20年时间来偿还。今后，他每月都要向银行交3000多元。　　如果按今天社会学家的通常意义上的划分，黄元应该可以划到中产阶层。在北京，能买得起商品房的人，对于还住在北京市旧城区里破旧平房里等待拆迁的低收入者来说，应该算是“富人”了，可是相对于住在香山脚下富人别墅区里的人们，他们也只能算“穷人”。　　今年2月份，地产界的两位老总任志强和潘石屹有过一场著名的关于“穷人区富人区”的争论。任志强以他一贯的直率风格指出，“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对此，潘石屹反驳说，“我不赞成新城市的建设中分穷人区和富人区。”他举例说，在开发建外SOHO时，尝试让整个区域和城市融合。而任志强又反驳说：“也许小潘认为建外SOHO是穷、富混住的区域，那么我所说的穷人就与小潘认为的穷人不是一回事。我所说的穷人是中国目前收入水平最低的30%的城市家庭(按国家统计局的分类)，这30%的低收入家庭，除因拆迁补偿而进入商品房住宅区的之外，(能买商品房的)几乎为零。”　　50年代：贫富混居的老城风情　　何京京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在北京的。到了今天，她也在想：我究竟算是穷人，还是富人？　　何京京还记得她在60年代在北京上小学时的情景。那时，她住在北京地安门。她家的院子，属于一座旧王爷的府邸，解放后被政府改为科学院的宿舍大院。在她所住的那条街上，这样的大院有不少，比如交通部的、外交部的。所有大院的孩子，和在胡同里居住的普通平民的孩子一样，在一个学校、一间教室里上学。　　那时，贫富的差别并不大，但却有官民的差别。何京京记得，院里科学院副院长的家，房子是非常大的。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文革十年中，北京城基本没有盖新房子。何京京明显感觉到北京人口剧增给住房带来的压力，那就是，四合院中搭起了越来越多的小房子，搬进来越来越多的住户。　　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开始了一轮新房建设，最早的标志性的房子，是“前三门”。　　80年代：旧胡同里留下了穷人　　4月3日，任志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向记者描述了这个过程：“1978年时，北京市的住房人均是低于3.6平方米，事实上就是房荒标准。1978年的启动，基本以国有资产为主，国家财政拨款。统一建设，然后谁有钱谁买。那时都是单位买，买了后再进行分配。因为是财政拨款，就这么多钱，分配这么多面积，所以前三门的计划标准是很低的。那时我们的层高是2米9，前三门的房子都没有厅，邓小平同志参观完了后说，房子没有厅是没法用的。我们说，造价是控制的，没有钱去做厅。小平就提出，把层高降下来。可以建一个4平米的厅。所以现在北京房子的层高，大部分是2米7。”　　从这时开始，北京的各个单位，只要有一点办法，都在盖房。在《北京地产十五年》中，北京澳林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杨建平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在1998年北京市停止福利分房之前，北京各大部委只要是自己院子里还有地，就都会抢着在取消福利分房政策前盖房，并尽快分配给员工。有地、有资源的，房子会盖得好一些，盖出的房子相当于今天市场上的板楼，而土地、资源有限的，就只能凑合建一些塔楼了。　　所以，在当时，能不能住上好房子，关键是看你进了一家什么单位。　　1982年，当何京京一家搬到中关村的一栋科学院建的宿舍楼时，觉得那房子简直是天堂。　　何再没有回过她在东四曾经住过的大杂院。她的一个邻居回去过，回来说，那个院子，生活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人都变老了——他们的子女，单位分了房都搬走了，院子里有钱的，有办法的也都搬走了，“上楼”了，只剩下老人和没钱的人。　　何京京觉得，北京旧城区中的胡同平房，从那时开始，就变得越来越像“穷人区”了。　　进入新世纪：花钱买套好房子　　1998年，国务院发布了23号令，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北京福利分房制度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的。任志强对本刊记者这样回忆道：“1998年以前，北京市的个人购房，大概只占百分之十几。1998年以后才大幅上升。北京是到2000年3月才最后彻底停止福利分房。我估计，2000年以前，北京的住房仍有50%的公款市场。2000年以后，私有购房一下子就上来了。”　　何京京周围的朋友们，也大都是从2000年开始陆续买房的。何京京曾问他的一位朋友：为什么你已经有了单位分配的一套住房，还要买房？是为保值吗？　　“不，我纯粹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她的那位在媒体供职的朋友回答。　　这时的商品房，不再受计划经济年代投入不足的所谓“标准”限制。“从2002年以后，富人区好房子开始出现。没有福利分配以后，房子的个性化越来越突出，竞争使得户型和设备越来越好。”任志强说。　　究竟这几年有多少人买了房搬到了近郊的商品房里，很难统计。因为北京存在大量的“人户分离”，人走了，户口却没有走。任志强估计，在西城区的80余万城市居民中，大约迁出去了20余万。　　何京京看到，现在住在机关院老式楼房里的越来越多是租房子的外地人，和一堆一堆的老年人。　　“有钱的人都买房搬走了”，何京京的爱人叹道，“咱们这里快成了穷人区了”。★ 北京城的贫富分异    　　转型期的中国，贫富分异已经成为一个社会话题。在城市中，住房问题将这种差异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梳理京城的这种现象，探寻的是这一现象的标本意义，在计划经济年代，居住空间是向权力倾斜，而到市场经济年代，则涂上了资本的色彩。这种分异在权力和资本的共同推手下，已呈现出日益加剧的态势。　　“香港模式”所示范的一种贫富不混居，但共享公共空间的居住方式，或许是消融贫富分区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新路径。　　50年前，家住北京老城区平房的，难分贫富；20年前，若还住在城区老胡同里，很可能家境已经不济了；到今天，如果你没拥有一套近郊的商品房，那就是相对落伍者了　　北京的贫富迁徙路线图　　★ 本刊记者/黄艾禾　　4月1日，在北京当建筑设计师的黄元，终于买下了他的新房。应该说，是抢到了他的新房。想买房，已经想了好几年了，但没想到，到真正拍板买的时候，却赶上了北京的房价正在猛涨。据北京市建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数据，今年1～2月，北京商品住宅预售交易平均价格为6776元/平方米，同比上涨997元，涨幅为17.3%。到了4月份，北京四环以内已经基本没有7000元以下的房子了。　　黄元买的房子，位于靠近西四环的地方，价格为8200元，去年开盘时还是7000元。现在一套房子买下来整个要花近130万元。黄元打算用20年时间来偿还。今后，他每月都要向银行交3000多元。　　如果按今天社会学家的通常意义上的划分，黄元应该可以划到中产阶层。在北京，能买得起商品房的人，对于还住在北京市旧城区里破旧平房里等待拆迁的低收入者来说，应该算是“富人”了，可是相对于住在香山脚下富人别墅区里的人们，他们也只能算“穷人”。　　今年2月份，地产界的两位老总任志强和潘石屹有过一场著名的关于“穷人区富人区”的争论。任志强以他一贯的直率风格指出，“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对此，潘石屹反驳说，“我不赞成新城市的建设中分穷人区和富人区。”他举例说，在开发建外SOHO时，尝试让整个区域和城市融合。而任志强又反驳说：“也许小潘认为建外SOHO是穷、富混住的区域，那么我所说的穷人就与小潘认为的穷人不是一回事。我所说的穷人是中国目前收入水平最低的30%的城市家庭(按国家统计局的分类)，这30%的低收入家庭，除因拆迁补偿而进入商品房住宅区的之外，(能买商品房的)几乎为零。”　　50年代：贫富混居的老城风情　　何京京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在北京的。到了今天，她也在想：我究竟算是穷人，还是富人？　　何京京还记得她在60年代在北京上小学时的情景。那时，她住在北京地安门。她家的院子，属于一座旧王爷的府邸，解放后被政府改为科学院的宿舍大院。在她所住的那条街上，这样的大院有不少，比如交通部的、外交部的。所有大院的孩子，和在胡同里居住的普通平民的孩子一样，在一个学校、一间教室里上学。　　那时，贫富的差别并不大，但却有官民的差别。何京京记得，院里科学院副院长的家，房子是非常大的。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文革十年中，北京城基本没有盖新房子。何京京明显感觉到北京人口剧增给住房带来的压力，那就是，四合院中搭起了越来越多的小房子，搬进来越来越多的住户。　　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开始了一轮新房建设，最早的标志性的房子，是“前三门”。　　80年代：旧胡同里留下了穷人　　4月3日，任志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向记者描述了这个过程：“1978年时，北京市的住房人均是低于3.6平方米，事实上就是房荒标准。1978年的启动，基本以国有资产为主，国家财政拨款。统一建设，然后谁有钱谁买。那时都是单位买，买了后再进行分配。因为是财政拨款，就这么多钱，分配这么多面积，所以前三门的计划标准是很低的。那时我们的层高是2米9，前三门的房子都没有厅，邓小平同志参观完了后说，房子没有厅是没法用的。我们说，造价是控制的，没有钱去做厅。小平就提出，把层高降下来。可以建一个4平米的厅。所以现在北京房子的层高，大部分是2米7。”　　从这时开始，北京的各个单位，只要有一点办法，都在盖房。在《北京地产十五年》中，北京澳林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杨建平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在1998年北京市停止福利分房之前，北京各大部委只要是自己院子里还有地，就都会抢着在取消福利分房政策前盖房，并尽快分配给员工。有地、有资源的，房子会盖得好一些，盖出的房子相当于今天市场上的板楼，而土地、资源有限的，就只能凑合建一些塔楼了。　　所以，在当时，能不能住上好房子，关键是看你进了一家什么单位。　　1982年，当何京京一家搬到中关村的一栋科学院建的宿舍楼时，觉得那房子简直是天堂。　　何再没有回过她在东四曾经住过的大杂院。她的一个邻居回去过，回来说，那个院子，生活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人都变老了——他们的子女，单位分了房都搬走了，院子里有钱的，有办法的也都搬走了，“上楼”了，只剩下老人和没钱的人。　　何京京觉得，北京旧城区中的胡同平房，从那时开始，就变得越来越像“穷人区”了。　　进入新世纪：花钱买套好房子　　1998年，国务院发布了23号令，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北京福利分房制度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的。任志强对本刊记者这样回忆道：“1998年以前，北京市的个人购房，大概只占百分之十几。1998年以后才大幅上升。北京是到2000年3月才最后彻底停止福利分房。我估计，2000年以前，北京的住房仍有50%的公款市场。2000年以后，私有购房一下子就上来了。”　　何京京周围的朋友们，也大都是从2000年开始陆续买房的。何京京曾问他的一位朋友：为什么你已经有了单位分配的一套住房，还要买房？是为保值吗？　　“不，我纯粹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她的那位在媒体供职的朋友回答。　　这时的商品房，不再受计划经济年代投入不足的所谓“标准”限制。“从2002年以后，富人区好房子开始出现。没有福利分配以后，房子的个性化越来越突出，竞争使得户型和设备越来越好。”任志强说。　　究竟这几年有多少人买了房搬到了近郊的商品房里，很难统计。因为北京存在大量的“人户分离”，人走了，户口却没有走。任志强估计，在西城区的80余万城市居民中，大约迁出去了20余万。　　何京京看到，现在住在机关院老式楼房里的越来越多是租房子的外地人，和一堆一堆的老年人。　　“有钱的人都买房搬走了”，何京京的爱人叹道，“咱们这里快成了穷人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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