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对外开放的酝酿和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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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实践，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对外开放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多领域来进行。目前，关于对外开放问题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成果颇丰。尽管如此，专门研究对外开放酝酿和起步过程的成果却较薄弱，而1976～1978年这一阶段虽然是一个摸索时期，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它为后来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关于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 　　20世纪70年代，一方面，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他们希望通过开辟新的途径来缓解危机;而另一方面，劳动和生产的国际化也使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相互联系更加密切。加之此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从国际形势及各自的利益出发，竭力渲染世界和平。“缓和”掩饰下的苏攻美守竞争态势使美国外交政策在70年代末表现出了摇摆的特点:既想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又想借助中国对付苏联，这就使中国地位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也有利于加快与西方的接触。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初步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思想上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眼界更加开阔，激发了向国外学习的热情;经济上逐步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为中国了解世界奠定了基础。1976～1978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走出国门，感受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1978年，仅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就有12位先后20次出访，访问的国家达51个。这样频繁的出访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这些访问不仅增进了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争取了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使中国领导人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国际局势的认识，并感受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当时中国各个领域先后派出了许多代表团出国考察，其中包括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中国代表团对西欧五国的考察、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中国基本建设代表团访问日本、中国代表团对美国农业的考察、中国财政经济考察团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考察、工业企业管理考察团对日本的考察等等，通过考察代表团收获很大。 　　第一，增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如赴西欧五国考察的代表们认为，欧洲一些国家在严重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只花了15～2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现代化。我们有比较丰富的资源，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勤劳智慧的广大人民，又有党的坚强领导，只要埋头苦干，善于学习，加强教育，重视科研，尊重人才，奋发图强，就一定能够赶上他们。 ［1］ 　　第二，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一些共同做法值得中国借鉴。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能够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其次是要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再次是应重视科学研究，把科学研究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 　　第三，了解到外国经济遇到困难，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代表团在国外明显地感觉到，西方发达国家非常乐于、急于与中国进行合作，以摆脱国内的经济危机。日本经济界人士直言不讳地承认近年来经济“不景气”、“萧条”，羡慕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迫切要求加强同中国的经济联系和技术合作，以便扩大贸易往来。有的工厂主说:“我们的技术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我们愿意出售产品而不愿意出售技术。但是现在经济不景气，我们不得已只好出售技术。” ［2］ 出访西欧五国的代表团也感觉到这种情绪，在访问联邦德国施特劳斯州时，一个企业主在宴会上就讲只要中国接受，他们一个州就可以借给中国200亿马克。谷牧到了法国，法国总理讲，你这次来很好，我不想跟你谈政治问题，就是想跟你谈经济问题。 ［3］ 　　二、对外开放的酝酿 　　1977年3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通过了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会议对“四人帮”的一些有关经济方面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十个要不要”的问题。在关于要不要引进新技术问题中，汇报提纲非常肯定地回答:要加快工农业的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大力开展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活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离开了自力更生这个立脚点，就不可能有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就不可能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提纲同时指出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先进技术，洋为中用，这样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能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善于学习前人的好经验，吸取外国的长处，这是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因素。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什么都要从头摸索起，那就会放慢我们一些工业技术的发展，那也是爬行主义。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12月再次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形成了《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谈了今后国民经济发展的15个重大政策和措施，其中第四点便是加强科研和引进新技术。汇报要点提到:中国的工业技术非常落后，很多方面基本上还是苏联四五十年代的东西，已经不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不断地提高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水平。同时，还要认真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在今后5～8年内，我们要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时机，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前提下，运用更加灵活的方式，把我们急需的国外先进技术拿到手，把学习和独创很好地结合起来。 　　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华国锋在会上作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报告，指出:“要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了解国内外的技术发展状况，制定采用和推广新技术的计划和措施，努力学习国内和世界上的先进科学技术，决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要加强技术交流，反对互相封锁的资产阶级恶劣作风。” ［4］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1976～1985年）规划的纲要》，对引进规模作了具体的确定。 　　6～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在谈到政治、经济、科学、文教等各方面的大好形势后指出:“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努力学习。要向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向我国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学习，向国外的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 ［5］ 在会上，余秋里针对中国财贸领域的具体情况，阐述了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方针、途径和方法问题。 　　7～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是酝酿对外开放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外贸部副部长崔群汇报了引进成套设备的情况，黄华传达了中央关于对外关系的指示，计委副主任李人俊谈了扩大技术引进的初步设想，一机部孙友余谈了引进新技术同国内机械制造相结合的问题。会议还讨论了积极扩大出口、增强对外支付能力以及加快积累建设资金等问题。李先念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明确指出了引进设备的范围，即应该立足于关键的项目，而有些项目可以延缓或不引进。其次，提到了引进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要注意消化引进技术;要发展它，在外国的基础上争取创造出新东西;引进要本着节约的原则，力争少花钱多办事;要积极做好各种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按部就班地引进项目。他还强调了在确定引进项目时要认真考虑和遵守的原则。关于引进项目的保证，指出要建立强有力的指挥系统;要有大量的外汇，保证引进技术和设备工作的顺利进行;要搞好与贸易国的关系，处理好各种涉外事项。对外开放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实践，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对外开放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多领域来进行。目前，关于对外开放问题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成果颇丰。尽管如此，专门研究对外开放酝酿和起步过程的成果却较薄弱，而1976～1978年这一阶段虽然是一个摸索时期，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它为后来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关于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 　　20世纪70年代，一方面，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他们希望通过开辟新的途径来缓解危机;而另一方面，劳动和生产的国际化也使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相互联系更加密切。加之此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从国际形势及各自的利益出发，竭力渲染世界和平。“缓和”掩饰下的苏攻美守竞争态势使美国外交政策在70年代末表现出了摇摆的特点:既想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又想借助中国对付苏联，这就使中国地位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也有利于加快与西方的接触。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初步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思想上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眼界更加开阔，激发了向国外学习的热情;经济上逐步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为中国了解世界奠定了基础。1976～1978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走出国门，感受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1978年，仅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就有12位先后20次出访，访问的国家达51个。这样频繁的出访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这些访问不仅增进了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争取了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使中国领导人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国际局势的认识，并感受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当时中国各个领域先后派出了许多代表团出国考察，其中包括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中国代表团对西欧五国的考察、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中国基本建设代表团访问日本、中国代表团对美国农业的考察、中国财政经济考察团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考察、工业企业管理考察团对日本的考察等等，通过考察代表团收获很大。 　　第一，增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如赴西欧五国考察的代表们认为，欧洲一些国家在严重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只花了15～2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现代化。我们有比较丰富的资源，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勤劳智慧的广大人民，又有党的坚强领导，只要埋头苦干，善于学习，加强教育，重视科研，尊重人才，奋发图强，就一定能够赶上他们。 ［1］ 　　第二，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一些共同做法值得中国借鉴。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能够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其次是要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再次是应重视科学研究，把科学研究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 　　第三，了解到外国经济遇到困难，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代表团在国外明显地感觉到，西方发达国家非常乐于、急于与中国进行合作，以摆脱国内的经济危机。日本经济界人士直言不讳地承认近年来经济“不景气”、“萧条”，羡慕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迫切要求加强同中国的经济联系和技术合作，以便扩大贸易往来。有的工厂主说:“我们的技术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我们愿意出售产品而不愿意出售技术。但是现在经济不景气，我们不得已只好出售技术。” ［2］ 出访西欧五国的代表团也感觉到这种情绪，在访问联邦德国施特劳斯州时，一个企业主在宴会上就讲只要中国接受，他们一个州就可以借给中国200亿马克。谷牧到了法国，法国总理讲，你这次来很好，我不想跟你谈政治问题，就是想跟你谈经济问题。 ［3］ 　　二、对外开放的酝酿 　　1977年3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通过了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会议对“四人帮”的一些有关经济方面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十个要不要”的问题。在关于要不要引进新技术问题中，汇报提纲非常肯定地回答:要加快工农业的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大力开展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活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离开了自力更生这个立脚点，就不可能有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就不可能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提纲同时指出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先进技术，洋为中用，这样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能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善于学习前人的好经验，吸取外国的长处，这是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因素。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什么都要从头摸索起，那就会放慢我们一些工业技术的发展，那也是爬行主义。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12月再次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形成了《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谈了今后国民经济发展的15个重大政策和措施，其中第四点便是加强科研和引进新技术。汇报要点提到:中国的工业技术非常落后，很多方面基本上还是苏联四五十年代的东西，已经不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不断地提高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水平。同时，还要认真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在今后5～8年内，我们要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时机，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前提下，运用更加灵活的方式，把我们急需的国外先进技术拿到手，把学习和独创很好地结合起来。 　　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华国锋在会上作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报告，指出:“要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了解国内外的技术发展状况，制定采用和推广新技术的计划和措施，努力学习国内和世界上的先进科学技术，决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要加强技术交流，反对互相封锁的资产阶级恶劣作风。” ［4］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1976～1985年）规划的纲要》，对引进规模作了具体的确定。 　　6～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在谈到政治、经济、科学、文教等各方面的大好形势后指出:“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努力学习。要向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向我国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学习，向国外的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 ［5］ 在会上，余秋里针对中国财贸领域的具体情况，阐述了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方针、途径和方法问题。 　　7～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是酝酿对外开放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外贸部副部长崔群汇报了引进成套设备的情况，黄华传达了中央关于对外关系的指示，计委副主任李人俊谈了扩大技术引进的初步设想，一机部孙友余谈了引进新技术同国内机械制造相结合的问题。会议还讨论了积极扩大出口、增强对外支付能力以及加快积累建设资金等问题。李先念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明确指出了引进设备的范围，即应该立足于关键的项目，而有些项目可以延缓或不引进。其次，提到了引进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要注意消化引进技术;要发展它，在外国的基础上争取创造出新东西;引进要本着节约的原则，力争少花钱多办事;要积极做好各种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按部就班地引进项目。他还强调了在确定引进项目时要认真考虑和遵守的原则。关于引进项目的保证，指出要建立强有力的指挥系统;要有大量的外汇，保证引进技术和设备工作的顺利进行;要搞好与贸易国的关系，处理好各种涉外事项。

几乎与国务院务虚会同时，在9月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会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其中之一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状态上来。在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以后，全党在对外开放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 　　其一，应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都很重视引进国外的新技术、新设备”，它们的“好多零部件也是别的国家制造的”。根据这些经验，“有一些原材料，我们一时解决不了、必须进口的，还是要进口一些”。至于进口的方式问题，“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 ［6］ 　　其二，应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要改变在经济发展中人为因素过浓的状况，“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 ［6］（p.150） 。 　　其三，从“两个不干”到突破“禁区”的转变。在粉碎“四人铩焙蟮囊欢问奔淅铮泄圆辉市硗夤时炯依纯⒆试矗膊辉市碛胪夤时靖懔暇?978年4月22日，外贸部长李强就灵活贸易做法问题明确指出:以下几种做法在“四人帮”干扰时我们不能做，现在可以做: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用外商商标牌号定牌;协作生产;寄售;分期付款、延期付款。但是以下两种做法，我们是坚决不干的:一是借款，二是不搞合资。 ① 可见，政府之间的贷款和中外合资是当时的两个“禁区”。 　　此后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提到了引进外资问题。据邓力群讲:“从五届人大到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读一读李副主席在务虚会上的讲话，再同十年规划对比一下，再同华主席十一大的报告、五届人大的报告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制订了很多新的方针，就是说，十一大路线，五届人大的报告大大地发展了，大大地丰富了，大大地前进了。那时候有些问题还没有想到，引进外国设备，在五届人大以后有过几次的补充;那个时候还没提出引用外资，借用外国钱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作了决定了。” ［3］ 可见，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对引进外资的问题，中央已经予以重视。 　　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当有人问到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贷款给中国的态度时，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还没有考虑，今后将研究这个问题。” ［7］ 在这里，邓小平虽未对所提问题作出明确的正面回答，但对外国贷款并没有拒绝之意，这与“两个不干”是截然不同的。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民社党访华团时对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说:“我们的方针是，尽量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加速我们的发展。”“当然，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资金，这也要量力而行，处理恰当”。 ［8］ 当有人问怎样看待接受日本政府的贷款时，邓小平回答:“可以接受。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方式。我曾请教过土光敏夫会长，他说巨额贷款需要政府间来办。民间不能解决的，需要政府间解决。” ② 　　12月15日，外贸部长李强在香港向世界公布了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今天我们做贸易有了很大的改变，采取了很多灵活的做法。不久以前，我们在外贸上还有两个‘禁区':第一，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贷款不干，只有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商业贷款;第二，外商在中国投资不干。最近，我们决定把这两个‘禁区'取消了。”在进一步谈到贷款问题时，李强指出:“有一个先决条件，我国是在什么基础上借钱?这要建立在我国有还钱能力的基础上，不能还的就不借。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有些国家没有考虑这点，我国却不能这样做。” ［9］ 其四，要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同时注意引进国外的人才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11月27日，国家科委、外交部报请国务院《关于加强引进人才工作的请示报告》指出:“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加快我国现代化的步伐，从国外引进设备、专利资料是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引进人才，也必须加以重视”。报告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人才起到的重要作用，认为在引进人才方面，必须采取有力的政策和措施:第一，成立国务院引进人才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组织有关方面的工作;第二，为便于统一管理和接待，建议将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改为国务院专家局;第三，对于来我国短期工作或长期定居的科技人员，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应亲自抓好接待工作，政治上热情关怀，主动和他们交朋友，增进友谊，增进了解，还在生活待遇、保密工作等方面也做了规定。 　　其五，要正确处理好自力更生与学习西方的关系。中国政府强调，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最终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学习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勇于创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我国自己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 ［10］ ，这是学习西方的立足点。“但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靠自己从头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 ［11］ 。这就辩证地处理了独立自主和学习西方的关系问题。 　　其六，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是中国经济建设的起点。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邓小平强调，首先要学会别人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提高、创新，这样中国的经济建设就可以少走弯路。鉴于中国目前经济落后的状况，“抢时间很重要，全国准备引进上千个项目。凡是引进的技术设备都应该是现代化的，必须是七十年代的，配套也要是七十年代的……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6］（p.129） 。 　　其七，向西方学习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 ［6］（p.133） 。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利的。 　　这些思想，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实践创造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12］ 。虽然公报涉及对外开放的内容不多，但是会议肯定了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上的正确观点，经过了全党的讨论，并最终作出了对外开放的决定，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三、对外开放的起步 　　1976～1978年对外开放在酝酿的过程中开始起步。 　　（一）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 　　1978年前后，通过对经济先进国家的实地考察，结合中国发展经济的客观需要，加快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股大胆引进、加快发展速度的热潮在全国兴起。1978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的述评《大胆引进，加快速度》，指出:大胆引进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引进是为了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过去世界上技术的进步以世纪计，现在科技的发展以年代计，甚至一年一代”，时不我待。中国不能在落后的基础上一步步地爬行，而要迎头赶上当代的科学技术水平。 ［13］ 而只有加快引进，才能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为了保证引进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1977年7月17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了今后八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计划，并成立了以余秋里为组长的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其次，召开了全国性的会议，完善相关的法规。1978年9月5～8日，国家建设委员会和对外贸易部联合召开了全国进口成套设备检验工作会议。12月18日，国务院批转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报告，通过了《进口成套设备检验工作的试行规定》，强调了进口成套设备检验工作的重要性。第三，吸引外国到中国办展览会，为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创造了条件。仅1978年就有9月的日本建筑材料和机械加工展览会、10月的外国农业机械展览会、11月的英国仪器展览会和12月的法国石油和天然气设备仪器展览会。第四，成立新产品样本样品介绍中心，订购外国报刊，以便了解国外动态，沟通国内外的联系。1977年初，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成立了新产品样本样品介绍中心。它的任务是收集国外赠送最新产品的样本、样品、厂刊、科技杂志、科技报刊和科技影片等，通过展览、散发、借阅、放映等方式向有关部门进行广泛的介绍，使有关人员对国外各种产品的最新发展有进一步的了解，为进口选购、了解同类产品差距、学习国外新技术等提供资料。 ① 第五，积累外汇，为引进项目提供资金保证。为了保证外汇逐年增加，197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草案）的报告》，强调实现今后八年进口规划，关键在于增加出口货源，增加外汇收入。 　　70年代末大规模的引进集中在1978年。在这一年，中国同国外签订了宝钢等22个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项目，共需外汇130亿美元（1978年已签约部分为78亿美元），是建国以来技术引进规模最大、进展最快的一年，成交额相当于前五年（1973～1977年）成交总额的两倍，涉及十几个国家几百个厂商。 　　（二）对外贸易有了新的发展 　　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的发展”，“要认真总结对外贸易工作的经验，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把生意做好做活。” ［3］ “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的发展”的号召，在全国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上海市决心充分运用有利的条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对外贸易。北京市组织外贸学习组赴上海学习。天津市委召开外贸工作动员大会，提出把天津市建设成现代化的工业基地、科学技术基地和外贸出口基地。辽宁、河南、四川、湖南、云南等省都结合本省情况积极发展对外贸易。1978年被称作是“中国外贸活动的一个活跃的春天”。正如法国《国际贸易箴言》杂志所说，中国正以一种新的精神加强对外贸易，“同中国人增加贸易的前景是宽广的” ［14］ 。 　　1.采取措施为发展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一，完善对外贸易机构。1978年底，中国共设有国营外贸专业总公司11个，外贸专业公司130多家。1978年12月4日，对外贸易部和外交部就在国外设立外贸公司代表机构一事联合向国务院请示，建议根据不同情况在国外设立不同的代表机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对此作了批示，邓小平副总理和当时国务院其他领导人也同意了这一请示。 ［15］ 从此，中国境外贸易公司和常驻企业机构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中国对外贸易及经营管理座谈会。1978年10月16日至11月2日，由中国对外贸易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共同在上海主办了“中国对外贸易及经营管理座谈会”，这是中国举办的第一次这种类型的活动。中国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上海市有关方面负责人，来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官员，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中心和亚太经社理事会的代表共3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就“中国对外贸易方针政策和计划”、“中国对外贸易组织与机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联合国贸发会议官员拉索德拉维格先生高度赞扬了这次会议。 ［16］ 　　第三，派出出国推销小组，对国外市场进行调研。出国推销小组是一个考察兼推销的组织，其调查研究项目的重点是:当地市场需要什么东西，花色品种、交易条件如何。此外，还需要掌握一些基本情况，如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统计资料，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进出口贸易额、外汇收支、贸易国别等。 ［17］

2.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 　　当时，各类商品交易会很多，有广州出口交易会、1977年的中国地毯交易会、中国裘皮制品交易会等等，在众多的交易会中最有影响的是广州出口交易会。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出口商品品种繁多，而且分散在全国各地，广交会把全国各地的商品集中展出，并且把全国各外贸公司都集中组织起来，海外客商只要派出少量人员、用较少的费用在较短的时间即可在会上选购到中国的各种出口产品，因此深受广大客户、特别是经营多种商品的中小商人的欢迎。广交会期间，客商云集，实际上形成一个定期的、地区性的国际市场。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广交会共举办了5届，即1976年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1977年春季和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1978年春季和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其中1978年的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盛况空前，是1957年4月创办以来最有意义、最有成果的一次交易会，国外舆论界认为，“中国人终于把大门敞开，并同意接受国际贸易的原则和标准做法”，“我们完全可能已经处在中国贸易的一个崭新时代的门口”。 ［18］ 　　3.签订一系列贸易协定 　　1976～1978年间，在“对外贸易大发展”的精神指导下，中国与一些国家签订了许多贸易协定，如1977年的中国与阿根廷、朝鲜、阿富汗等国的贸易协定，1978年的中国与日本、法国的贸易协定。这些贸易协定，都是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精神，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签订的。协定不仅使中国和各协议签订国的人民受益，对于加强中国与各国友好关系也有着重大的贡献。 　　由于多方的努力，1976～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迅速增长。1977年外贸额创建国以来最高水平，进出口总额比1976年增长12% ［19］ 。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年各项计划，到11月30日为止，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比1977年同期增长39%，比1977年全年的贸易额增长20%， ［20］ 对外贸易额达到206.38亿美元，其中出口额达到97.45亿美元、增长28.6%，进口额达到108.93亿美元、增长51% ［21］ 。中国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对外贸易方式也比过去灵活，有补偿贸易、生产协作、来样加工、进料和来料加工以及展卖和寄售等等。 　　（三）开展对外援助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在这一阶段，虽然从总体而言中国缩小了对外援助的规模，但还是尽其所能，在成套设备、技术援助、提供贷款和援外专家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中国还在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同联合国的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四、几点认识 　　综观1976～1978年对外开放的历史，由于处在刚刚起步阶段，难免会带有明显的不成熟性。当时的对外开放从两个方面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一方面有的人顾虑重重，不敢打破旧的框框;另一方面又急躁冒进，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时脱离中国的国情，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是以下几点是应当肯定的。 　　第一，对外开放的总体方向是正确的，它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在1978年前的一段时间里，在是否开放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在怎样开放的问题上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第二，对外开放已经起步，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这一时期通过对国外的访问与考察，对世界形势有了比较客观的了解，看到了中国的差距。为了尽快发展经济，迅速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在这期间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带来了比较好的效益。中国的贸易方式更加灵活，贸易额也有所增加。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广泛，合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宽阔。 　　第三，对外开放的侧重点开始发生转变，探索立足于经济角度的对外开放。此时的领导人在谈到对外开放时总是与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表明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国内的经济，而不是为了促进世界革命，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明显变化。 　　第四，有了鲜明的向先进学习的心理和思维。这一时期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的改变，是中国走向强大的起点。 　　第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奠定了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而这一国策的确立是两年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外开放探索的结果。上述1976～1978年的一系列活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对外开放的国策奠定了实践基础，而此期间在理论上的酝酿也为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参引文献］ 　　［1］杨波:《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百年潮》2002年第2期。 　　［2］《中国基本建设代表团访日汇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24期，1979年2月9日。 　　［3］邓力群:《讲讲我的学习体会》，《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期，1979年1月1日。 　　［4］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红旗》1978年第3期。 　　［5］《华主席在全国财贸“双学”会上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1978年7月8日，第1版。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 　　［7］转引自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8］《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4～95页。 　　［9］《突破“禁区”，为四个现代化大干贸易》，《经济导报》第1600期，1978年12月20日。 　　［10］《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人民日报》1977年9月23日，第3版。 　　［11］《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 　　［1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13］《大胆引进，加快速度》，《人民日报》1978年9月17日，第1版。 　　［14］《法中贸易的前景宽广》，《经济导报》第1555期，1978年1月25日。 　　［15］《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16］参考茂千《加深了解、交流经验的好形式》，《国际贸易问题》1979年第1期。 　　［17］参见《出国小组怎样进行调查研究》，《国际贸易问题》1977年第2期。 　　［18］《思想解放，外贸兴旺》，《经济导报》第1596期，1978年11月22日。 　　［19］《清除“四害”外贸兴旺》，《人民日报》1978年1月16日，第1版。 　　［20］参见《外贸提前完成全年计划》，《人民日报》1978年12月6日，第1版。 　　［21］《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289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对外开放的酝酿和起步 [转帖]开发西北和中国航空工业的起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进程是怎样改变的? 求一战和二战前夕国际关系的文章揭秘:1978年一次比十一届三中全会更重要的会议中国海洋强国的起步艰难的起步现在的日本和二战前夕的德国何其相似我国起步航母的意义发展未来军事对外开放的智战略建军80周年前夕的悲哀和无奈，南京的军友进来！ 38军万岁军的由来和朝鲜战争前夕斯大林对美国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