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开发西北和中国航空工业的起步

<P>陕西，东有潼关，西有散关，北有长城高原，南有秦岭险阻险阻，形成一个天然的坚固城堡，进可图中原以制天下，退可据险以御四面雄兵。故周、秦、汉、隋、唐定都西安达千年之久，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留下了厚重而辉煌的历史。元、明、清三朝，陕西依然是建都北方，以北京辅控西北、绾毂西南的政治军事轴心，其在中国版图上所据的中心位置十分重要。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长期依托浙赣财团和英美系帝国主义势力，军事上封屏陕北革命根据地，因此造成陕西工业落后，发展非常缓慢，１９５２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１．３％，与陕西的重要地理位置不相符合。

　　从一五到１９６５年国家在陕西大量投资，尤其侧重机械、电气、仪表、棉纺几种部类，使陕西工业有很大发展。宝成铁路建成，西北西南连成一体，对经济促进很大。沿西安兴平、宝鸡的秦川走廊，布建了国家１５６个重点项目中的２１个国防工业和电子工业项目，与之配套的１７个大中型项目和民主德国援建的一个项目也相继建成。尤为重要的是：在陕西良好的文化基础上，从沿海迁建、组建、合并、分设和扩建了大批高等工科院校，其中包括：西安交大、西北工业大学、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公路学院、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安音乐学院、西安美术学院、陕西中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大学、西安矿业学院等２１所高等院校，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大专院校网群。学科比较齐全，专业比较配套。在校大学生３．３万人，相当与１９４９年的１５倍。陕西省的中等专业和中等师范教育、普通中学也迅速发展，中专一度曾达１８０余所，中师６０余所，普通中学１４００余所（１９６５年）。这些大中学校，显示出陕西的文化教育资源有极大的潜力。它们未能得以充分利用，反而在文革中遭到空前剧烈的破坏，实在令人痛心。

　　到三五计划实施之前，陕西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基础。经过扩建和技术改造，６０年代初建成的陕西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西安高压电瓷厂（１５６项中的４项）组成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生产出全国最关键最急需的高压电力输送成套设备材料。铜川、韩城、澄合、蒲白矿务局已经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工业对能源的需求。９个大中型纺织企业全部采用当时的先进设备，形成从纺织到印染的完整生产体系。其生产能力、产品产量在全国纺织工业中已经举足轻重。电网电力充足，为１９４９年的３０倍，煤炭富裕，是１９４９年的７倍。建材业发达。在国防工业中，尤其以航空工业、电子工业、兵器工业，规模大、设备精、技术先进，许多是同行业中的独门产品。

　　陕西三线建设，投资重点在铁路、能源、国防科技和民用机械。１９６６年１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由刘澜涛、王林、安志文、宋平负责，机构设在西安。同年４月，陕西也成立“三线建设委员会”，与四川情况不同，陕西三线建设开始较晚，没有四川那三年“黄金时光”，刚铺摊子，就遇到文革，一下就被冲乱了。很难理解毛泽东既然铺开那么大那么艰巨的建设摊子，其工程即使处于和平环境，干部群众奋力拼命，完成也相当困难，却又发动文革，从上到下清洗领导班子，无视法制秩序，接着争权不休，大打派仗武斗，又如何能去执行他深谋远虑的三线建设战略布局署。

　　他既然不信任干部，为何又委他们以重任；他既然准备早打大打战争，却又临战内乱，自扰阵脚，他难道又不想打仗了吗？又不想在西部中国建设国防工业的铜墙铁壁了吗？果真发生战争，象彭德怀等领导过朝鲜战争那些现代化战役的老将老帅，其能力和作用难道是四野林彪、黄用胜等人（他们其实并未亲身经历朝鲜战争）所能够取代的吗？想打恶仗，（当时美国、苏联均为假想敌，再加上台湾蒋帮和印度）却又自折久经考验，战功卓著的名将，一生用兵如神的毛泽东真以为自己一人就胜似雄兵百万，猛将千员吗？从他所指挥过的战役看，显然看不出不是如此；如果中国真处于战争状态，那些少不更事，没有任何经验，私心极重（通过派仗足以看出）的造反派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就能替代几十年革命实践考验中的干练有效毫无利己动机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为代表的几十万干部群众吗？总之，文化革命在经济上破坏的，正是毛泽东精心谋划，下定决心干成的那些规模宏大的蓝图。这些计划如此之大，不但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除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工业东迁），就是国民党政府抗战时期的内迁，与之相比，形同儿戏。

　　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６９年，陕西全境在文革中动荡，风急雨骤，无人不受其累。１９６７年工农业总产值比１９６６年下降１２．７％，其中工业下降１８．４％，重工业下降达２１．８％。１９６８年，工农业总产值在很低的基础上又下降了２８．３％，其中农业下降１１．５％，工业下降３８·６％，重工业下降竟达５２．８％。从而使１９６８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大大低于５０年代末期水平。农业有些产品产量，甚至低于５０年代除的水平。仅仅两年时间，生产倒退了十年，就是发生一场战争，就是真正有某个敌国长趋入侵关陕（连日军侵华部队在整个八年战争期间也未曾做到过），所造成的破坏，也决不至于如此。

　　与川、黔、滇一样，陕西省三线建设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铁路建设。共累计完成铁路建设投资３３．１亿元，正线铺轨里程１００９公里，交付营运里程８８７公里，建成电气化铁路５１０公里。先后开工建成的线路是：阳（平关）安（康）线、西（安）韩（城）线、梅（家坪）七（里镇）线和跨省的襄渝铁路干线陕西段。

　　阳关线飞越嘉陵江、汉江等２７条江河，穿过高耸的秦岭巴山绵延不绝的山峰。全线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工程浩大，环境艰苦，任务艰巨，隧道桥梁长度占铁路总长的２６％。襄渝铁路陕西段，是整条襄渝铁路工程最艰巨的地段：从白河站到大巴山站２６２公里，隧道１８０座，桥梁２０３座，桥隧占总长８０％。山坡险陡，连支帐蓬的平地都没有。先要放炮炸出巴掌大的平地才能支帐蓬安家。汉江两岸大多地段为易碎岩石，铁路沿线又多不同公路。大大增加了施工的艰巨性。根据成昆铁路经验，铁道部工程系统、铁道兵部队、百万陕南民工和大批年轻的中学毕业生，在陕南的山沟江河畔顶风沐雨，日夜施工，仅用３年，就于１９７２年１０月铺通阳安线。由于山陡运量大，１９７３年９月铁路电气化工程上马，１９７８年全线电气化。阳安线对于加强关中和陕南的交通，开发陕南经济和三线建设，保障湖北、陕西、四川的联系，意义十分重大。

　　陕西的三线从一开始就被冲乱了。到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陆续恢复时，结合四川经验教训略为调整了部署。为了保障已建成的庞大机加工、轻纺工业体系以及新建工程，西北电力设计院、西北电力建设局、陕西省建设公司分别设计、施工和建成了秦岭、韩城、渭河、略阳、石泉等中型火电站，使用了当时先进的２×１２．５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和４００吨／小时悬吊式中间再热直流锅炉。甘肃刘家峡大型水电站建成后，使用当时全国最高的３３万伏超高压远程输电线路（刘家峡—天水—关中输电线），于１９７２年电力输入陕西电网。

　　陕西的煤炭储量在２０００亿吨（１９９２年）以上。占全国第二位。由于文革动乱，１９６８年产量一度跌到１９５８年以下。１９７０年采开始恢复建设，又受到批林批孔影响，直到１９８０年才陆续达到矿井设计能力，全省原煤产量１７９２万吨，开始由煤炭输入省变为输出省。后来乡镇中小煤矿蓬勃发展，到８０年代末期，竟占有煤炭总产量之一半。１９８９年陕西产煤３１４９万吨，回想起国家对大中型煤矿的大量投资，而对中小煤矿窑的投资甚少（主要靠集资），所产生的利益、效率、抗冲击性（如５８年大跃进、文革）以及个人、地方得到的实惠和对其相关产业、生活的拉动、发人深省。

　　１９７０年开始的四五计划，已无法称其为一个经过周密计算建筑在客观基础上的理性计划。它本身就是一个“纲要 ”，而且还是“草案”。昔日那些睿智、精明、干练的高级行政干部已经被大量的新面孔所取代，其中大部分穿着军装，没有谁了解他们的业务能力。偶然剩下几个老干部也惊魂未定，言辞谨慎。有鉴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多数指标没有完成，６８年的经济水平倒退了３～５年，武斗峰烟刚熄，大学停办５年，研究院所门可罗雀，高级知识分子大部分失去了工作机会，谁真正相信那些抽象的数字和文章能变成行动和产品。林彪一派此刻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权利，顺着毛泽东的意愿提出许多闪光的指标：１９７５年钢产量３５００～４０００万吨（实际上１９７６年采生产了２０４６万吨）；棉花产量７２００万担（１９７５年产量４１００万担）；石油、天然气在我国动力结构中比重由１７％上升到３１～３８％，煤炭比重由８３％降为６９～６２％，南方各省区到１９７２年煤炭自给（五十无视地下资源的现实，其结果是每年把数千万吨宝贵的原油烧掉，花大量人力物力在少煤的南方图劳无益地找煤）；划分西南、西北、中南、华南、华东、华北、山东、闽赣、新疆１０个经济协作区。每个大协作区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冶金、国防、机械、燃料动力、化学等工业。山东、闽赣、新疆等地区，要建立小而全的经济体系（本来中国经济就已经够封闭了。５９年中苏之争以始，进一步封闭，尤嫌其还不够，自己又给自己划地为豁，造成完全闭死型的小农经济体系——连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未如此干过）；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大办小煤矿、小钢厂、小有色金属厂矿、小化肥厂、小电站、小水泥长和小机械厂，轻工产品除少量由资源限制，需要由国家统一调拨外，省内尽量自给。

　　划分经济区，实际上各省农业连续两年下降，已无力提供积累，重要企业的利税有被中央划去，即便有心也无力去实现纲要草案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一伙权利大大膨胀，急于巩固和消化成果，四人帮也忙于站稳脚跟，采取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的恶毒方针，根本不管中国人民的死活。他们哪里能反应下情，汇报文革带来的残烈破坏、生活凋弊，去拂逆毛泽东的意志和欲望。周恩来总理虽然页提出了计划生育等正确的方针，但无法坚决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即无力也不想去行使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绝对经济权利，说是下放，实际是一部分撒手不管，最关键的部分管起来又不会管。毛泽东此刻非常关心削弱和平衡林彪一伙大大膨胀的权利，中国国民经济象一个无头巨人，跌跌撞撞地前行。并终于在庐山会议上把想法付注实施。

　　一五、二五期间，陕西的国防工业以常规兵器为主。６０年代以后，重点投资在航空工业上。这种投资事先事后都争议颇多。

　　航空工业，属于二十世纪的新型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涡轮发动机为代表（涡轮喷气发动机、涡轮轴发动机、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涡轮风扇发动机），现代航空工业是人类科学、技术、管理智慧的结晶，它的投资量巨大，涉及的基础工业和尖端产业极广，所需的各类科研人员、管理人员、技术工人极多，倾城倾国，对决策者尤其是高级决策者，专业知识的要求十分苛刻，一念之差，一招不慎，就会使大量金钱、物质、时间付与流水。因而，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里，对航空工业敬畏有加，谁也不敢贸然投资。稍大些的项目，往往几国和办。当今世界上，也只有美国、前苏联发展出一整套军用、民用航空工业和科研体系，法国。英国仅在几种部类上有自己的或联合的航空工业科研体系，其余列强，只能望而兴叹。　　新中国刚成立，就卷入了朝鲜战争中的激烈空战，使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米格—１５喷气式战斗机。战争，使共和国认识到必须有自己的现代航空工业。旧中国的工业科研基础薄弱落后，新中国的决策者敢于优先建立现代航空工业，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其胆识魄力相当惊人。

　　最初，国家领导人对发展航空工业相当慎重。１９５２年，周恩来、陈云、聂荣臻、李富春等多次开会研究航空工业部署。李富春强调，要积极创造从修理过渡到制造必须的＝具备的几个条件：整套的技术资料，整套的技术装备，必须的生产面积，保证原材料供应和有关工业部门的配合发展。陈云指出，飞机工厂严格地说就是精密机械制造厂。由落后到先进，由简单到复杂，才合乎规律，急躁是不行的。飞机是由零件组成的，一定要把制造零件的继承打好，否则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

　　在苏联援华的１５６项中，航空工业占１３项，包括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和机载设备制造厂，构成了航空工业第一批骨干企业。当我们分析陕西航空工业基本建设的成败得失时，回顾一下早期那些航空项目高效建成，高效投产，很快形成生产能力的经验是有意有益的。</P>
<P>这些骨干企业在建设中，充分利用了多数厂址座落在大中城市，地质、水文条件清楚，交通运输便利，以及生产产品对象明确，并有定型的图纸技术资料等有利条件。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很有代表性。它是依托临近老的修理厂建设起来的。厂房建成一部分，就验收一部分，使用一部分。设备一面安装，一面验收，一面投入生产。为达到即建设又生产的目的，工厂在组织上实行“一长双跨”，统一指挥，老厂的成长厂长同时也是新厂的厂长。总工程师和各职能机构负责人也同样“双跨”。新厂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从老厂的相应机构中一分为二。施工队伍和工厂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紧密配合，日夜施工，有效地缩短了建设周期。在新厂建设时，老厂就开始试验新的喷气式发动机零部件。新厂每简称一个车间，老厂就连人带工艺设备、带新产品向新厂转移一个车间，并立即投入试制和批生产。所谓“在生产中建厂，在建厂中生产”，大大赢得了时间和效益。沈阳航空发动机长共投资２．１亿元，从开工到建成投产只用了一年半。这个２０００台设备万人大厂建成之时，也是新的喷气发动机试制合格之日。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一年多。

　　在这种谨慎而富有进取精神的方针指导下，在共和国主要经济领导人关怀和支持下，年轻的中国航空工业在１９５６年８月成功地试飞了一架完全由自己制造的喷气式歼击机—歼５（相当于米格１７—Ф）。对中国工业基础而言，起点相当高，成了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生产喷气式歼击机的国家之一。到１９６０年，航空工业向空军工交付了飞机１０８６架（其中歼击机７６７架，教练机２７８架，运输机４１架），向民航提供飞机２１６架。歼５飞机成为空军装备的主力，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装备开始实现从以进口为主转变为立足于国内的战略性转变。航空工业的整体水平相当于世界５０年代除的水平，对新中国而言，是一个惊人的飞跃。

　　１９５８年沈阳飞机厂首先试制米格１９Л全天候超音速歼击机。这次除图纸是由苏联提供外，工艺技术资料全部自行编制，工艺装备全部由自己设计制造。１９５９年９月，由中国制造的米格１９的改进型—歼６飞机首飞成功，然后投入大批生产和各种技术、性能、装备、机型改进。１９６６年，根据苏联转让的米格—２１及其发动机制造特许权，沈阳飞机公司试制成功高空高速的歼７飞机（飞行最大高度２万米，最大空速达音速的２．０２倍）。除此之外，中国航空工业还实质试制成功并生产了直升机（直５—１９５８年）、轻型喷气轰炸机（轰５—１９６６年）、强击机（强５—１９６５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空工业完全自己制造出与飞机相配套的航空发动机、起落架、机轮、全套液压系统、舵机、弹射座椅、航空机炮、航空磁电机组等重要部件。

　　航空工业集中了一个国家科学和技术的精华，它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尖端产业。飞机能飞上蓝天，远距离执行各种任务，除飞机本身空气动力性能和发动机动力外，还必须依赖各种各样的机载设备。对飞机的战术、技术性能，扩大功能，提高自动化程度，增强可靠性、安全性、舒适性和经济性来讲，机载设备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机载设备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现代飞机先进性的主要指标。

　　机载设备涉及领域非常宽广，除传统的精密机械、材料科学、超精加工、电器等技术外，还包括了红外、超声、激光、电子、计算机及时等新兴学科。在国产歼击机中，机载设备成本已经占整架飞机成本的一半以上。　　象歼５那样的早期歼击机，没有机载雷达，只能在白天晴空中依靠飞行员目视作战，在５０年代对抗台湾蒋机中与美制Ｆ—８６型机互由短长，尚能一争高下。但进入６０年代后，同各种先进型号的美机作战已感非常吃力，急切需要新型战机。是在西南大规模扩建新建主机工厂呢？还是不断改进机型，老厂实施技术改造，研究更先进的机载设备，机载武器系统，利用我国地面雷达网指挥系统和地空导弹的优势，形成综合性的国土防空体系呢？后者花钱少，见效快，投资效益高，几乎无需千里人员、机器大搬迁，带来许多实际生产和生活困难。如果能够集思广益，特别是倾听专家意见，一定能找出合理的途径。

　　在１９６５年的战备形势下，中国航空工业和共和国的决策者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抗击假设的敌人呢？

　　做为防御一方，显然没有足够的飞机、地空导弹以及高射炮去保卫每一个城市、交通枢纽和重要工业中心。只能三者互相配合，在地面雷达指挥下，实施机动防御，。鉴于新型飞机研制周期长（一般要３～５年才能定型生产），只能依靠增加现有防空装备的数量并局部改进它们的性能、功能和质量。通过对老厂技术改造、局部扩建、加强管理、更好地协调、高强度高密度生产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新厂从土建到进入正常生产一般３～５年，生产新式飞机，一切都没有把握，生产旧型号飞机，这段时间老厂早能生产足够的数量。

　　如果设想战争在７０年代爆发，则更是应该加强科研工作，大大改进雷达、地空导弹、空空导弹和电子战能力，也并非生产，特别是大量生产型号未定的新型飞机。１９７３年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正是采取上述方针和以色列打成平局。与１９６７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相比，阿拉伯人的飞机并没有多少改进，基本仍是米格—２１，而且他们也不相信在空中格斗中能制胜以色列人，因而把飞机藏在机窝中。但他们采用了改进电子对抗能力的萨姆６地空导弹，在战争初期就击落了几十架以色列先进的Ｆ—４战斗机（阿拉伯人在纯粹的空战中几乎从未击落过以色列飞机），打破了以色列的制空权，保障了战争初期的胜利。此战例很有说明意义。

　　做为反击一方，中国航空兵将深入敌境攻击。如敌方为苏军，中国的轰５、轰６均为亚音速轰炸机，在没有歼击机护航的情况下，显然无法与苏军现役的大量高性能歼击机匹敌。轰６的航程远远超过歼６，在当时中国电子战水平下，战损率肯定很高，而轰炸成果却很小。通过美军Ｂ—５２轰炸机在越战中轰炸河内的战例就可以看出。以中国之财力物力，无法生产出足够的轰６以完成整个战时的轰炸任务。如果以美军为假设敌，以日本、冲绳、泰国、南越的基地为目标，势将遭到更猛烈的舰载航空兵、陆基航空兵和地空导弹的阻截，战损率同样惊人。在英阿马尔维那斯群岛战争中，阿根廷空军就遭到这种命运。

　　由此看来，在没有远程歼击机的条件下，在没有发展出较成熟的现代电子系统前，决定早上、大上中型轰炸机项目，其命运事先就注定不会太妙。

　　但历史车轮一经滚动，即无人想、也无人能去阻止它。那金子堆成的耗资极昂贵（尤其对中国这个穷国）的中型轰炸机工业基地，就在陕西的黄土地上跌跌撞撞地往前运行。

　　从今天来看，当时最明智的决策是发展民用飞机。无论支线飞机（２０～５０座）、干线飞机（７０～１５０座）、大型干线飞机（１５０～２００座）和洲际飞机在中国都有极广阔的市场和前途。如果从６０年代初，制定出慎重周密一步一个脚印的民用飞机发展规划，以中国航空工业的能力和中国人的智慧，３０余年后，中国民用飞机早就走向第三世界的广大市场，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１９７０年印巴战争中，一架巴航波音７０７运输机在我国新疆实属失事，这是我国首次得到美国大型喷气客机可拆卸实物样品。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１日，国家计委、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原则批准了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关于上海试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决定由上海仿制波音７０７并定名为运—１０。１９８０年，最大起飞重量为１０２吨运１０在上海试飞成功。运１０的设计制造采用了大量先进技术并改变了传统的前苏联规范，首次采用了美国联邦航空局适航条例。设计师们大规模采用了电子计算机进行总体、气动、强度、结构和系统的计算，全机采用了国产新材料７６项（占总数１８％），新成品３０５项（占７０％）。选用新标准１６４项（占全部标准的１７％）。全机首次采用“安全寿命”和 “破损安全”的概念（这时民机与军机本质区别之处）设计飞机结构。由于国产材料强度不够，缩短了机身，解决了大型机翼整体油箱液密封和大型座舱的气密封问题。运１０首次采用先进的由调整片带动舵面的操纵方式以及机翼下调装发动机总体布局（我国其它飞机从未采用过）。为飞行安全和旅客生命保险，运１０进行了大规模最大的全机、全尺寸模拟试验：即操纵、液压、燃油、电网络四大系统的模拟试验。

　　在完全没有周密计划和基本建设的情况下，在文革那种动荡混乱生产科研秩序被破坏的环境下，没有全套图纸、工艺、各种专用设备和专用工、夹、量、刃、模具，没有配套的全部科研和工业基础，没有外国专家帮助，仅凭一架残破样机，仅凭中国人的智慧和干劲，横空出世地研制出如此大型的民用客机，显示了中国工业、航空工业、科研、技术和协调管理的巨大潜力。如果一切反过来，那中国的民机事业又该如何呢？

　　正是由于运１０的研制成功，震动了美国民机大厂商。麦道公司破天荒在美国境外首次与外国合资办厂组装生产民机，即上海工厂的ＭＤ—８２和ＭＤ—９０。

　　１９７０年大规模开始的陕西三线建设，其重大工程集中在汉中地区江汉河谷地带的中型运输机运８飞机生产基地。

　　运８飞机装有４台涡桨６型发动机。能空运武装士兵９６名或散装货物２０吨，起飞重量６１吨，航程５６００公里以上。它原属航空工业“三五”计划的重要目标。１９６８年航空工业部下达研制运８飞机任务。１９６９年初，西安飞机厂以苏制安—１２飞机为原型进行设计，历时二年多完成了设计。又用了二年完成了零部件制造和装配，１９７４年底，试飞成功。

　　从军民空运需要讲，运８不失为一种好机型，本来可以由西安飞机厂批量生产，即便与轰６生产有冲突，只需在附近建几个车间即可。（后来运７飞机的批生产就采用了这种办法）但时间已到１９７２年，原来航空部（第三机械工业部）的领导人大部分被“打倒”，，航空工业各系统也由“造反派”夺权，接着军管（即由使用飞机的人管理生产飞机）后来由周洪波任革委会主任，林彪一伙曾插手空军和航空工业很深，瞎指挥造成了大量浪费。林彪事件后，李际秦任航空工业部部长。从上层到基层走马灯似的换了许多领导，谁也没能制定并实施一个合理的连续的长期规划。１９７２年，航空部决定运８飞机转到陕南的陕西飞机厂生产。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９日，在西安飞机厂的协助下，由汉中基地（陕西飞机厂）生产的运８试飞上天。根据航空界“上天不易，定型更难”的俗话，直到１９８０年２月，运８飞机才正式设计定型投入批生产。

　　地处汉中的陕西飞机厂，无论从外行还是从内行的角度看，都是一个极不合理的设计主旨的产物，是一种用山区游击战思想来理解现代国防工业和现代航空工业的产物。它深深地带着那个丧失理性的年代的印迹，到今天还留着许多后患。

　　汉中运输机基地是一个专业分工协作的工厂集团。他把飞机厂和附件厂分成飞机总装、部装、机械加工、起落架、锻铸冲压、精密工具、仪表、工艺设备加工等十多个专业工厂，为总装厂配套服务。在具体厂的施工中，也曾有所创新。如：设计、施工、建设单位三结合，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在一起研究制定工艺方案。领导深入现场，具体指导，加快施工进度，尽快形成生产能力；老厂带新厂等等。但毕竟全局性的战略部署失当。同时建设几十个大中型工厂和科研机构，战线过长，超过了陕西经济的承受能力，造成粮食、日用品等物资紧张。工厂群摆在秦岭巴山崇山峻岭之中，厂所过于分散，大量建设资金被浪费，后来的科研、生产协调非常困难。这种有浓厚文革色彩的中国式战备工业布局，被实践证明弊远远大于利。

　　</P><P>陕西，东有潼关，西有散关，北有长城高原，南有秦岭险阻险阻，形成一个天然的坚固城堡，进可图中原以制天下，退可据险以御四面雄兵。故周、秦、汉、隋、唐定都西安达千年之久，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留下了厚重而辉煌的历史。元、明、清三朝，陕西依然是建都北方，以北京辅控西北、绾毂西南的政治军事轴心，其在中国版图上所据的中心位置十分重要。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长期依托浙赣财团和英美系帝国主义势力，军事上封屏陕北革命根据地，因此造成陕西工业落后，发展非常缓慢，１９５２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１．３％，与陕西的重要地理位置不相符合。

　　从一五到１９６５年国家在陕西大量投资，尤其侧重机械、电气、仪表、棉纺几种部类，使陕西工业有很大发展。宝成铁路建成，西北西南连成一体，对经济促进很大。沿西安兴平、宝鸡的秦川走廊，布建了国家１５６个重点项目中的２１个国防工业和电子工业项目，与之配套的１７个大中型项目和民主德国援建的一个项目也相继建成。尤为重要的是：在陕西良好的文化基础上，从沿海迁建、组建、合并、分设和扩建了大批高等工科院校，其中包括：西安交大、西北工业大学、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公路学院、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安音乐学院、西安美术学院、陕西中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大学、西安矿业学院等２１所高等院校，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大专院校网群。学科比较齐全，专业比较配套。在校大学生３．３万人，相当与１９４９年的１５倍。陕西省的中等专业和中等师范教育、普通中学也迅速发展，中专一度曾达１８０余所，中师６０余所，普通中学１４００余所（１９６５年）。这些大中学校，显示出陕西的文化教育资源有极大的潜力。它们未能得以充分利用，反而在文革中遭到空前剧烈的破坏，实在令人痛心。

　　到三五计划实施之前，陕西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基础。经过扩建和技术改造，６０年代初建成的陕西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西安高压电瓷厂（１５６项中的４项）组成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生产出全国最关键最急需的高压电力输送成套设备材料。铜川、韩城、澄合、蒲白矿务局已经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工业对能源的需求。９个大中型纺织企业全部采用当时的先进设备，形成从纺织到印染的完整生产体系。其生产能力、产品产量在全国纺织工业中已经举足轻重。电网电力充足，为１９４９年的３０倍，煤炭富裕，是１９４９年的７倍。建材业发达。在国防工业中，尤其以航空工业、电子工业、兵器工业，规模大、设备精、技术先进，许多是同行业中的独门产品。

　　陕西三线建设，投资重点在铁路、能源、国防科技和民用机械。１９６６年１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由刘澜涛、王林、安志文、宋平负责，机构设在西安。同年４月，陕西也成立“三线建设委员会”，与四川情况不同，陕西三线建设开始较晚，没有四川那三年“黄金时光”，刚铺摊子，就遇到文革，一下就被冲乱了。很难理解毛泽东既然铺开那么大那么艰巨的建设摊子，其工程即使处于和平环境，干部群众奋力拼命，完成也相当困难，却又发动文革，从上到下清洗领导班子，无视法制秩序，接着争权不休，大打派仗武斗，又如何能去执行他深谋远虑的三线建设战略布局署。

　　他既然不信任干部，为何又委他们以重任；他既然准备早打大打战争，却又临战内乱，自扰阵脚，他难道又不想打仗了吗？又不想在西部中国建设国防工业的铜墙铁壁了吗？果真发生战争，象彭德怀等领导过朝鲜战争那些现代化战役的老将老帅，其能力和作用难道是四野林彪、黄用胜等人（他们其实并未亲身经历朝鲜战争）所能够取代的吗？想打恶仗，（当时美国、苏联均为假想敌，再加上台湾蒋帮和印度）却又自折久经考验，战功卓著的名将，一生用兵如神的毛泽东真以为自己一人就胜似雄兵百万，猛将千员吗？从他所指挥过的战役看，显然看不出不是如此；如果中国真处于战争状态，那些少不更事，没有任何经验，私心极重（通过派仗足以看出）的造反派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就能替代几十年革命实践考验中的干练有效毫无利己动机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为代表的几十万干部群众吗？总之，文化革命在经济上破坏的，正是毛泽东精心谋划，下定决心干成的那些规模宏大的蓝图。这些计划如此之大，不但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除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工业东迁），就是国民党政府抗战时期的内迁，与之相比，形同儿戏。

　　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６９年，陕西全境在文革中动荡，风急雨骤，无人不受其累。１９６７年工农业总产值比１９６６年下降１２．７％，其中工业下降１８．４％，重工业下降达２１．８％。１９６８年，工农业总产值在很低的基础上又下降了２８．３％，其中农业下降１１．５％，工业下降３８·６％，重工业下降竟达５２．８％。从而使１９６８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大大低于５０年代末期水平。农业有些产品产量，甚至低于５０年代除的水平。仅仅两年时间，生产倒退了十年，就是发生一场战争，就是真正有某个敌国长趋入侵关陕（连日军侵华部队在整个八年战争期间也未曾做到过），所造成的破坏，也决不至于如此。

　　与川、黔、滇一样，陕西省三线建设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铁路建设。共累计完成铁路建设投资３３．１亿元，正线铺轨里程１００９公里，交付营运里程８８７公里，建成电气化铁路５１０公里。先后开工建成的线路是：阳（平关）安（康）线、西（安）韩（城）线、梅（家坪）七（里镇）线和跨省的襄渝铁路干线陕西段。

　　阳关线飞越嘉陵江、汉江等２７条江河，穿过高耸的秦岭巴山绵延不绝的山峰。全线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工程浩大，环境艰苦，任务艰巨，隧道桥梁长度占铁路总长的２６％。襄渝铁路陕西段，是整条襄渝铁路工程最艰巨的地段：从白河站到大巴山站２６２公里，隧道１８０座，桥梁２０３座，桥隧占总长８０％。山坡险陡，连支帐蓬的平地都没有。先要放炮炸出巴掌大的平地才能支帐蓬安家。汉江两岸大多地段为易碎岩石，铁路沿线又多不同公路。大大增加了施工的艰巨性。根据成昆铁路经验，铁道部工程系统、铁道兵部队、百万陕南民工和大批年轻的中学毕业生，在陕南的山沟江河畔顶风沐雨，日夜施工，仅用３年，就于１９７２年１０月铺通阳安线。由于山陡运量大，１９７３年９月铁路电气化工程上马，１９７８年全线电气化。阳安线对于加强关中和陕南的交通，开发陕南经济和三线建设，保障湖北、陕西、四川的联系，意义十分重大。

　　陕西的三线从一开始就被冲乱了。到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陆续恢复时，结合四川经验教训略为调整了部署。为了保障已建成的庞大机加工、轻纺工业体系以及新建工程，西北电力设计院、西北电力建设局、陕西省建设公司分别设计、施工和建成了秦岭、韩城、渭河、略阳、石泉等中型火电站，使用了当时先进的２×１２．５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和４００吨／小时悬吊式中间再热直流锅炉。甘肃刘家峡大型水电站建成后，使用当时全国最高的３３万伏超高压远程输电线路（刘家峡—天水—关中输电线），于１９７２年电力输入陕西电网。

　　陕西的煤炭储量在２０００亿吨（１９９２年）以上。占全国第二位。由于文革动乱，１９６８年产量一度跌到１９５８年以下。１９７０年采开始恢复建设，又受到批林批孔影响，直到１９８０年才陆续达到矿井设计能力，全省原煤产量１７９２万吨，开始由煤炭输入省变为输出省。后来乡镇中小煤矿蓬勃发展，到８０年代末期，竟占有煤炭总产量之一半。１９８９年陕西产煤３１４９万吨，回想起国家对大中型煤矿的大量投资，而对中小煤矿窑的投资甚少（主要靠集资），所产生的利益、效率、抗冲击性（如５８年大跃进、文革）以及个人、地方得到的实惠和对其相关产业、生活的拉动、发人深省。

　　１９７０年开始的四五计划，已无法称其为一个经过周密计算建筑在客观基础上的理性计划。它本身就是一个“纲要 ”，而且还是“草案”。昔日那些睿智、精明、干练的高级行政干部已经被大量的新面孔所取代，其中大部分穿着军装，没有谁了解他们的业务能力。偶然剩下几个老干部也惊魂未定，言辞谨慎。有鉴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多数指标没有完成，６８年的经济水平倒退了３～５年，武斗峰烟刚熄，大学停办５年，研究院所门可罗雀，高级知识分子大部分失去了工作机会，谁真正相信那些抽象的数字和文章能变成行动和产品。林彪一派此刻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权利，顺着毛泽东的意愿提出许多闪光的指标：１９７５年钢产量３５００～４０００万吨（实际上１９７６年采生产了２０４６万吨）；棉花产量７２００万担（１９７５年产量４１００万担）；石油、天然气在我国动力结构中比重由１７％上升到３１～３８％，煤炭比重由８３％降为６９～６２％，南方各省区到１９７２年煤炭自给（五十无视地下资源的现实，其结果是每年把数千万吨宝贵的原油烧掉，花大量人力物力在少煤的南方图劳无益地找煤）；划分西南、西北、中南、华南、华东、华北、山东、闽赣、新疆１０个经济协作区。每个大协作区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冶金、国防、机械、燃料动力、化学等工业。山东、闽赣、新疆等地区，要建立小而全的经济体系（本来中国经济就已经够封闭了。５９年中苏之争以始，进一步封闭，尤嫌其还不够，自己又给自己划地为豁，造成完全闭死型的小农经济体系——连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未如此干过）；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大办小煤矿、小钢厂、小有色金属厂矿、小化肥厂、小电站、小水泥长和小机械厂，轻工产品除少量由资源限制，需要由国家统一调拨外，省内尽量自给。

　　划分经济区，实际上各省农业连续两年下降，已无力提供积累，重要企业的利税有被中央划去，即便有心也无力去实现纲要草案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一伙权利大大膨胀，急于巩固和消化成果，四人帮也忙于站稳脚跟，采取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的恶毒方针，根本不管中国人民的死活。他们哪里能反应下情，汇报文革带来的残烈破坏、生活凋弊，去拂逆毛泽东的意志和欲望。周恩来总理虽然页提出了计划生育等正确的方针，但无法坚决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即无力也不想去行使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绝对经济权利，说是下放，实际是一部分撒手不管，最关键的部分管起来又不会管。毛泽东此刻非常关心削弱和平衡林彪一伙大大膨胀的权利，中国国民经济象一个无头巨人，跌跌撞撞地前行。并终于在庐山会议上把想法付注实施。

　　一五、二五期间，陕西的国防工业以常规兵器为主。６０年代以后，重点投资在航空工业上。这种投资事先事后都争议颇多。

　　航空工业，属于二十世纪的新型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涡轮发动机为代表（涡轮喷气发动机、涡轮轴发动机、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涡轮风扇发动机），现代航空工业是人类科学、技术、管理智慧的结晶，它的投资量巨大，涉及的基础工业和尖端产业极广，所需的各类科研人员、管理人员、技术工人极多，倾城倾国，对决策者尤其是高级决策者，专业知识的要求十分苛刻，一念之差，一招不慎，就会使大量金钱、物质、时间付与流水。因而，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里，对航空工业敬畏有加，谁也不敢贸然投资。稍大些的项目，往往几国和办。当今世界上，也只有美国、前苏联发展出一整套军用、民用航空工业和科研体系，法国。英国仅在几种部类上有自己的或联合的航空工业科研体系，其余列强，只能望而兴叹。　　新中国刚成立，就卷入了朝鲜战争中的激烈空战，使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米格—１５喷气式战斗机。战争，使共和国认识到必须有自己的现代航空工业。旧中国的工业科研基础薄弱落后，新中国的决策者敢于优先建立现代航空工业，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其胆识魄力相当惊人。

　　最初，国家领导人对发展航空工业相当慎重。１９５２年，周恩来、陈云、聂荣臻、李富春等多次开会研究航空工业部署。李富春强调，要积极创造从修理过渡到制造必须的＝具备的几个条件：整套的技术资料，整套的技术装备，必须的生产面积，保证原材料供应和有关工业部门的配合发展。陈云指出，飞机工厂严格地说就是精密机械制造厂。由落后到先进，由简单到复杂，才合乎规律，急躁是不行的。飞机是由零件组成的，一定要把制造零件的继承打好，否则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

　　在苏联援华的１５６项中，航空工业占１３项，包括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和机载设备制造厂，构成了航空工业第一批骨干企业。当我们分析陕西航空工业基本建设的成败得失时，回顾一下早期那些航空项目高效建成，高效投产，很快形成生产能力的经验是有意有益的。</P>
<P>这些骨干企业在建设中，充分利用了多数厂址座落在大中城市，地质、水文条件清楚，交通运输便利，以及生产产品对象明确，并有定型的图纸技术资料等有利条件。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很有代表性。它是依托临近老的修理厂建设起来的。厂房建成一部分，就验收一部分，使用一部分。设备一面安装，一面验收，一面投入生产。为达到即建设又生产的目的，工厂在组织上实行“一长双跨”，统一指挥，老厂的成长厂长同时也是新厂的厂长。总工程师和各职能机构负责人也同样“双跨”。新厂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从老厂的相应机构中一分为二。施工队伍和工厂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紧密配合，日夜施工，有效地缩短了建设周期。在新厂建设时，老厂就开始试验新的喷气式发动机零部件。新厂每简称一个车间，老厂就连人带工艺设备、带新产品向新厂转移一个车间，并立即投入试制和批生产。所谓“在生产中建厂，在建厂中生产”，大大赢得了时间和效益。沈阳航空发动机长共投资２．１亿元，从开工到建成投产只用了一年半。这个２０００台设备万人大厂建成之时，也是新的喷气发动机试制合格之日。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一年多。

　　在这种谨慎而富有进取精神的方针指导下，在共和国主要经济领导人关怀和支持下，年轻的中国航空工业在１９５６年８月成功地试飞了一架完全由自己制造的喷气式歼击机—歼５（相当于米格１７—Ф）。对中国工业基础而言，起点相当高，成了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生产喷气式歼击机的国家之一。到１９６０年，航空工业向空军工交付了飞机１０８６架（其中歼击机７６７架，教练机２７８架，运输机４１架），向民航提供飞机２１６架。歼５飞机成为空军装备的主力，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装备开始实现从以进口为主转变为立足于国内的战略性转变。航空工业的整体水平相当于世界５０年代除的水平，对新中国而言，是一个惊人的飞跃。

　　１９５８年沈阳飞机厂首先试制米格１９Л全天候超音速歼击机。这次除图纸是由苏联提供外，工艺技术资料全部自行编制，工艺装备全部由自己设计制造。１９５９年９月，由中国制造的米格１９的改进型—歼６飞机首飞成功，然后投入大批生产和各种技术、性能、装备、机型改进。１９６６年，根据苏联转让的米格—２１及其发动机制造特许权，沈阳飞机公司试制成功高空高速的歼７飞机（飞行最大高度２万米，最大空速达音速的２．０２倍）。除此之外，中国航空工业还实质试制成功并生产了直升机（直５—１９５８年）、轻型喷气轰炸机（轰５—１９６６年）、强击机（强５—１９６５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空工业完全自己制造出与飞机相配套的航空发动机、起落架、机轮、全套液压系统、舵机、弹射座椅、航空机炮、航空磁电机组等重要部件。

　　航空工业集中了一个国家科学和技术的精华，它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尖端产业。飞机能飞上蓝天，远距离执行各种任务，除飞机本身空气动力性能和发动机动力外，还必须依赖各种各样的机载设备。对飞机的战术、技术性能，扩大功能，提高自动化程度，增强可靠性、安全性、舒适性和经济性来讲，机载设备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机载设备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现代飞机先进性的主要指标。

　　机载设备涉及领域非常宽广，除传统的精密机械、材料科学、超精加工、电器等技术外，还包括了红外、超声、激光、电子、计算机及时等新兴学科。在国产歼击机中，机载设备成本已经占整架飞机成本的一半以上。　　象歼５那样的早期歼击机，没有机载雷达，只能在白天晴空中依靠飞行员目视作战，在５０年代对抗台湾蒋机中与美制Ｆ—８６型机互由短长，尚能一争高下。但进入６０年代后，同各种先进型号的美机作战已感非常吃力，急切需要新型战机。是在西南大规模扩建新建主机工厂呢？还是不断改进机型，老厂实施技术改造，研究更先进的机载设备，机载武器系统，利用我国地面雷达网指挥系统和地空导弹的优势，形成综合性的国土防空体系呢？后者花钱少，见效快，投资效益高，几乎无需千里人员、机器大搬迁，带来许多实际生产和生活困难。如果能够集思广益，特别是倾听专家意见，一定能找出合理的途径。

　　在１９６５年的战备形势下，中国航空工业和共和国的决策者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抗击假设的敌人呢？

　　做为防御一方，显然没有足够的飞机、地空导弹以及高射炮去保卫每一个城市、交通枢纽和重要工业中心。只能三者互相配合，在地面雷达指挥下，实施机动防御，。鉴于新型飞机研制周期长（一般要３～５年才能定型生产），只能依靠增加现有防空装备的数量并局部改进它们的性能、功能和质量。通过对老厂技术改造、局部扩建、加强管理、更好地协调、高强度高密度生产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新厂从土建到进入正常生产一般３～５年，生产新式飞机，一切都没有把握，生产旧型号飞机，这段时间老厂早能生产足够的数量。

　　如果设想战争在７０年代爆发，则更是应该加强科研工作，大大改进雷达、地空导弹、空空导弹和电子战能力，也并非生产，特别是大量生产型号未定的新型飞机。１９７３年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正是采取上述方针和以色列打成平局。与１９６７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相比，阿拉伯人的飞机并没有多少改进，基本仍是米格—２１，而且他们也不相信在空中格斗中能制胜以色列人，因而把飞机藏在机窝中。但他们采用了改进电子对抗能力的萨姆６地空导弹，在战争初期就击落了几十架以色列先进的Ｆ—４战斗机（阿拉伯人在纯粹的空战中几乎从未击落过以色列飞机），打破了以色列的制空权，保障了战争初期的胜利。此战例很有说明意义。

　　做为反击一方，中国航空兵将深入敌境攻击。如敌方为苏军，中国的轰５、轰６均为亚音速轰炸机，在没有歼击机护航的情况下，显然无法与苏军现役的大量高性能歼击机匹敌。轰６的航程远远超过歼６，在当时中国电子战水平下，战损率肯定很高，而轰炸成果却很小。通过美军Ｂ—５２轰炸机在越战中轰炸河内的战例就可以看出。以中国之财力物力，无法生产出足够的轰６以完成整个战时的轰炸任务。如果以美军为假设敌，以日本、冲绳、泰国、南越的基地为目标，势将遭到更猛烈的舰载航空兵、陆基航空兵和地空导弹的阻截，战损率同样惊人。在英阿马尔维那斯群岛战争中，阿根廷空军就遭到这种命运。

　　由此看来，在没有远程歼击机的条件下，在没有发展出较成熟的现代电子系统前，决定早上、大上中型轰炸机项目，其命运事先就注定不会太妙。

　　但历史车轮一经滚动，即无人想、也无人能去阻止它。那金子堆成的耗资极昂贵（尤其对中国这个穷国）的中型轰炸机工业基地，就在陕西的黄土地上跌跌撞撞地往前运行。

　　从今天来看，当时最明智的决策是发展民用飞机。无论支线飞机（２０～５０座）、干线飞机（７０～１５０座）、大型干线飞机（１５０～２００座）和洲际飞机在中国都有极广阔的市场和前途。如果从６０年代初，制定出慎重周密一步一个脚印的民用飞机发展规划，以中国航空工业的能力和中国人的智慧，３０余年后，中国民用飞机早就走向第三世界的广大市场，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１９７０年印巴战争中，一架巴航波音７０７运输机在我国新疆实属失事，这是我国首次得到美国大型喷气客机可拆卸实物样品。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１日，国家计委、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原则批准了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关于上海试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决定由上海仿制波音７０７并定名为运—１０。１９８０年，最大起飞重量为１０２吨运１０在上海试飞成功。运１０的设计制造采用了大量先进技术并改变了传统的前苏联规范，首次采用了美国联邦航空局适航条例。设计师们大规模采用了电子计算机进行总体、气动、强度、结构和系统的计算，全机采用了国产新材料７６项（占总数１８％），新成品３０５项（占７０％）。选用新标准１６４项（占全部标准的１７％）。全机首次采用“安全寿命”和 “破损安全”的概念（这时民机与军机本质区别之处）设计飞机结构。由于国产材料强度不够，缩短了机身，解决了大型机翼整体油箱液密封和大型座舱的气密封问题。运１０首次采用先进的由调整片带动舵面的操纵方式以及机翼下调装发动机总体布局（我国其它飞机从未采用过）。为飞行安全和旅客生命保险，运１０进行了大规模最大的全机、全尺寸模拟试验：即操纵、液压、燃油、电网络四大系统的模拟试验。

　　在完全没有周密计划和基本建设的情况下，在文革那种动荡混乱生产科研秩序被破坏的环境下，没有全套图纸、工艺、各种专用设备和专用工、夹、量、刃、模具，没有配套的全部科研和工业基础，没有外国专家帮助，仅凭一架残破样机，仅凭中国人的智慧和干劲，横空出世地研制出如此大型的民用客机，显示了中国工业、航空工业、科研、技术和协调管理的巨大潜力。如果一切反过来，那中国的民机事业又该如何呢？

　　正是由于运１０的研制成功，震动了美国民机大厂商。麦道公司破天荒在美国境外首次与外国合资办厂组装生产民机，即上海工厂的ＭＤ—８２和ＭＤ—９０。

　　１９７０年大规模开始的陕西三线建设，其重大工程集中在汉中地区江汉河谷地带的中型运输机运８飞机生产基地。

　　运８飞机装有４台涡桨６型发动机。能空运武装士兵９６名或散装货物２０吨，起飞重量６１吨，航程５６００公里以上。它原属航空工业“三五”计划的重要目标。１９６８年航空工业部下达研制运８飞机任务。１９６９年初，西安飞机厂以苏制安—１２飞机为原型进行设计，历时二年多完成了设计。又用了二年完成了零部件制造和装配，１９７４年底，试飞成功。

　　从军民空运需要讲，运８不失为一种好机型，本来可以由西安飞机厂批量生产，即便与轰６生产有冲突，只需在附近建几个车间即可。（后来运７飞机的批生产就采用了这种办法）但时间已到１９７２年，原来航空部（第三机械工业部）的领导人大部分被“打倒”，，航空工业各系统也由“造反派”夺权，接着军管（即由使用飞机的人管理生产飞机）后来由周洪波任革委会主任，林彪一伙曾插手空军和航空工业很深，瞎指挥造成了大量浪费。林彪事件后，李际秦任航空工业部部长。从上层到基层走马灯似的换了许多领导，谁也没能制定并实施一个合理的连续的长期规划。１９７２年，航空部决定运８飞机转到陕南的陕西飞机厂生产。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９日，在西安飞机厂的协助下，由汉中基地（陕西飞机厂）生产的运８试飞上天。根据航空界“上天不易，定型更难”的俗话，直到１９８０年２月，运８飞机才正式设计定型投入批生产。

　　地处汉中的陕西飞机厂，无论从外行还是从内行的角度看，都是一个极不合理的设计主旨的产物，是一种用山区游击战思想来理解现代国防工业和现代航空工业的产物。它深深地带着那个丧失理性的年代的印迹，到今天还留着许多后患。

　　汉中运输机基地是一个专业分工协作的工厂集团。他把飞机厂和附件厂分成飞机总装、部装、机械加工、起落架、锻铸冲压、精密工具、仪表、工艺设备加工等十多个专业工厂，为总装厂配套服务。在具体厂的施工中，也曾有所创新。如：设计、施工、建设单位三结合，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在一起研究制定工艺方案。领导深入现场，具体指导，加快施工进度，尽快形成生产能力；老厂带新厂等等。但毕竟全局性的战略部署失当。同时建设几十个大中型工厂和科研机构，战线过长，超过了陕西经济的承受能力，造成粮食、日用品等物资紧张。工厂群摆在秦岭巴山崇山峻岭之中，厂所过于分散，大量建设资金被浪费，后来的科研、生产协调非常困难。这种有浓厚文革色彩的中国式战备工业布局，被实践证明弊远远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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