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着做标本]有话好好说——岳飞·秦桧·汪精卫

<p>有话好好说——岳飞·秦桧·汪精卫</p><p><a href="http://bbs.muwen.com/topic421/421249.htm">http://bbs.muwen.com/topic421/421249.htm</a><br/><br/><br/><font size="3">我们都知道，岳飞的背上，有他母亲手刺下的四个涂墨大字“尽忠报国”，也都知道岳母刺字的目的，是让他为国家利益尽忠尽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有谁想过，刺字警励，为什么不刺在本人能看到的地方，却偏偏刺在本人看不到的背上呢？<br/>　　<br/>　　岳飞在高宗四年弃守泰州后，受命专事平定内乱，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以一万二千人的有限兵力，连续歼灭剧贼曹成、马友、郝通、刘忠、李通、李宗亮、张式、彭友等贼众数十万，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七年秋，高宗招见，亲书“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并制旗亲赐岳飞。史载：<br/>　　<br/>　　 “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帝命飞为之备。四年（高宗七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br/>　　<br/>　　 时岳飞已把老母接来，安家于江州（今江西九江），接高宗命令，准备渡过长江，沿汉江收复襄、邓诸州，临行，岳母把高宗专为褒奖岳飞的题字“精忠岳飞”，改为“尽忠报国”，亲手为其刺于背上，目的正是要岳飞知道，身为一方镇帅，国难当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忍辱负重”。<br/>　　<br/>　　 可遗憾的是，岳母积劳成疾，过早去世，虽在理论上为岳飞留下了这四个字，但却在实践上，没有来得及教会岳飞究竟什么是“忍辱负重”及怎样忍辱负重？<br/>　　<br/>　　 高宗十一年，南宋经过十余年苦心经营，已形成五大方面军，足以发动对伪齐的大反攻。于是，高宗发布北伐亲征令，离开临安去平江（今江苏苏州）。二月，岳飞赴平江面见高宗。三月，高宗出发去建康，让岳飞仅次韩世忠扈从左右，升湖北京西宣抚使，加太尉。岳飞顺势要求高宗将已去职的刘光世五万余淮西兵马归他指挥，高宗爽快的答应了。倒是张浚和秦桧私下提醒高宗，若把淮西兵马归其节制，则岳飞手握南宋十五万精兵，倘若一旦有变，他军无一能制，慎应防其拥兵自重，尾大难掉，高宗顿悟，合兵事罢。<br/>　　<br/>　　 按说，权在高宗，可否之间，均属正当，实在也说不出别的什么。然而，岳飞却因此负气上书，要求解职回家服母余丧，且不管高宗批不批准，竟在这关乎国家命运转折的重要时刻，擅自弃军而去。在此之前，老将张浚早对岳飞目空一切的发展趋势表示担忧，多次提请高宗注意。无奈高宗一味袒护，反以为老将们嫉妒。直到此时，张浚再次指出岳飞专意并兵，意在要君时，方如梦初醒，同意了张浚的建议，派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议军事张宗元，权领湖北、京西宣抚判官。<br/>　　<br/>　　 宋代的判官或通判一职，表面看是副手，但实质上，州、府、军政等正职所管大小事，无判同签，不得执行。这实际上给岳飞派了个监军。<br/>　　<br/>　　 岳飞弄了个偷鸡不成反蚀米，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故高宗连连下诏，让岳飞复职，岳飞均拒绝受命。高宗严令负责为岳飞筹措军需的湖北粮漕转运使、司农少卿李若虚，及岳飞属下大将王贵，一同到岳飞母亲墓地盖庐吊唁，并言如不能说服岳飞复职，二人赐死。岳飞仍不为动。相持到第六天，李若虚忍无可忍，指着岳飞的鼻子训斥道：“我二人提命相劝，死不足惜。然尔不觉有愧于我们么？尔不过一介农夫，若不是天子倾心托付，何能手握十万大军，威镇一方？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风云变幻之时，尔竟擅离职守，屡抗皇命，视天子权威如蔽屣，你难道想造反吗！”<br/>　　<br/>　　 岳飞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看着这位平时任意呼喝的属下，只剩了干嘎巴嘴、干眨巴眼，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不得不赴朝面君，上书自劾。高宗则好言抚慰。此时，他肯定相信岳飞没想造反，但恰恰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郦琼却造反了，不仅拉走了四万精兵，还把个兵部尚书给杀了！这时惊出一身冷汗的，就肯定不是岳飞，而是宋高宗了——但高宗却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派人赐给岳飞军钱十万缗……<br/>　　<br/>　　 什么是“忍辱负重”？<br/>　　 这就是忍辱负重。<br/>　　 <br/>　　 高宗十二年十月，金国派遣议和使臣来南宋，冠名“江南诏谕使”，显然不把南宋当主权国家看，而当作了自己的属国臣子，致南宋上下群情激愤。但高宗考虑再三，下诏诸大臣：<br/>　　 “遣使至境，朕以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汛扫，兄弟宗族，未得会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在庭侍从、台谏之臣，其详思所宜，条奏来上。”<br/>　　<br/>　　 试问：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向人家称臣更屈辱的事呢？无论怎么说，南宋所有人都是高宗的臣下，南宋臣金，人们尽管再感耻辱，也毕竟没有高宗的感觉强烈，况且此时南宋已今非昔比，高宗手握数十万军队，值此慷慨激昂之时，趁势豁出去与金拼个你死我活，又能怎样呢？死十万，死百万，还能死到高宗头上吗？<br/>　　<br/>　　 而高宗所以握重兵而不言战，就因为他知道，在宋、金交战的后期，汉人与真正的女真人血战的时侯并不多，大多都是女真人挟迫占领地汉人充前锋，以血肉为金人开路！即如前面提到的高宗八年陕西仙人关那场大战中——<br/>　　<br/>　　 “敌首攻玠营……璘拔刀画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退者斩！’……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铠（双层铠甲或铁甲），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璘以驻队矢（一种成排固定在架床上的硬弩，可透重铠）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敌践而登（踩着尸体积成的斜坡向上攻）。撒离喝驻马四视曰：‘吾得之矣。’”<br/>　　<br/>　　 而在此前不久的仙人关饶风岭大战中，依然是——<br/>　　 “金人被重铠，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玠军弓弩乱发，大石摧压，如是者六昼夜，死者山积而敌不退……”<br/>　　<br/>　　 这些在金人攻坚战中“死者山积”而成坡道的死者，无一是女真人，全是占领地上被强征的汉人“签军”，所以真正的女真将领从不为这些死者伤一点心，反累次催逼“签军”们以血肉为他们铺路，从而迫使宋军发明了一种仅短暂出现于当时的守城器具“铁华车”—— 由石碾子发展出来的铁铸外带狼牙刺的大铁滚子，专用于“人肉坡道形成时”顺坡下放……而金将撒离喝所以未得而言得，说明他早已习惯这种方法的屡屡“得”之了。<br/>　　<br/>　　 也正是明了女真人对汉人种种令人发指、残无人道的行为，高宗才反复多次的告诫各路宋军主帅，在金人败退时，切莫横出拦击，尽量放金军归还，因为那里面的女真人，早就骑马先退了，被拦杀的基本上都是被迫前来、只靠双腿进退的汉人“签军”。即如淮西之战时——<br/>　　<br/>　　 “秦桧奏：‘近报韩世忠距濠三十里，张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飞已离池州渡江去会师矣。’帝曰：“首祸者惟兀术，戒诸将无务多杀，惟取兀术可也。澶渊之役，达兰（辽军主帅）既死，真宗诏诸将按兵纵契丹，勿邀其归路，此朕家法也。朕兼爱南北之民，岂忍以多杀为意乎！”<br/>　　<br/>　　 而在高宗十五年，南宋已经有了稳定的财赋收入，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军需物资了，可在前面提到的淮西之战中，那个在陕西商州面对金军战略佯攻的邵隆，就在只有区区十多天的反击战中，重现十多年前岳飞放弃泰州时，在柴墟镇的“刲尸继廪”吃人肉事件！史载：<br/>　　<br/>　　 “隆既遁去，乃屯兵山岭间……隆始持十日粮，过期，食不继，士卒脔腐尸，啮草木食之，疲困日甚。及战，隆亲鼓之，呼声动山谷，无不一当百，遂大捷。”<br/>　　<br/>　　 腐尸还不如新鲜人肉。试想，北宋为中国诸朝及世界历史上当时最富有的朝代，在金人进攻下尚且大面积的出现人吃人现象，假如高宗真的为了一己之尊，再对金打一场全面而旷日持久的生死战争，那远不如北宋财力雄厚的南宋，及金占领的中原广大地区，可想而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恶劣局面了，而最倒霉、最惨痛的，无疑就是那些一任战争蹂躏的生民百姓了！<br/>　　<br/>　　 所以，高宗才对派去接金使过界的官员一再重申：<br/>　　 “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爱一己之屈！”<br/>　　 高宗“屈己求和”，究竟为了谁？<br/>　　<br/>　　 而宋、金虽已议定和约条款，但金使萧哲等至宋后，却声言“先还河南，余事徐议”。其目的，就是要以陕西之地做宋臣服的交换条件，所以他们不是到宋庭向高宗递交国书，而是要高宗到其下榻的宾馆来取，更弄得上上下下一片连声的责骂王伦，连秦桧都对王伦责怨不止，但高宗却倍加体谅，一面要王伦继续就此交涉，一面明确自己“屈己求和”的坚意，并在王伦与秦桧在众怨沸腾下畏难回避时，对身居谏官之首的勾龙如渊辞色俱历的说：<br/>　　<br/>　　 “士大夫但为身谋，向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br/>　　<br/>　　 意思是，现在他们都有能耐唱高调了，可当初我在明州被金军逼到海上追出三百里时，他们的能耐都哪去了？那时金人如果要我称臣，恐怕我就是对金人拜上一百次，他们也不会说一句话吧！言外之意：你们这些臭不要脸的东西，也就专在人家忍辱负重时唱高调骂人家汉奸卖国贼罢了，事到临头，真要自己付出时，就找不着你们了！<br/>　　<br/>　　 倒是韩世忠还算体谅高宗，接高宗诏书后，随即上书：“臣伏读宸翰，邻邦许和。臣愚思之，若王伦、蓝公佐所议，讲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迹有实，别无诬同外国诳赚本朝之意，二人之功，虽国家以王爵处之，未为过当。欲望圣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无反覆文状于朝，以为后证。如臣前后累具己见，冒犯天威，日后事成虚文，亦乞将臣重置典宪，以为狂妄之戒。”<br/>　　<br/>　　 此时我们回头再看岳飞的目无上下，及紧继其后的郦琼四万淮西军的叛变，现在你还能说金人对南宋及高宗的趾高气扬、狂妄自大中，没有岳飞和其它武人的一点责任吗？<br/>　　<br/>　　 把这些事件摆在这里，就是要明确告诉今人——宋高宗当年的屈己求和，实在是迫于内外相逼，不得已而为之，也根本就不是什么“卖国”行为，而是有利国家，有利社会，有利各族民众的行为，而遵照高宗旨意行事，并成功的完成了议和使命的王伦、秦桧等人，不管其自身有多少缺陷、缺点、错误，多么的不是东西，他们也不是出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汉奸卖国贼！<br/>　　<br/>　　 而当时真正的大汉奸，是那个在民族敌人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伪齐”儿皇帝刘豫，以及投靠在这个汉奸傀儡政权下的所有为其效犬马之劳的那些人。在这里，一个必须弄清的概念是——<br/>　　<br/>　　 凡是汉奸政权，必为傀儡政权；而傀儡政权，并不全是汉奸政权。譬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维希政府，就是一个纯粹的傀儡政权，而不是汉奸（法奸）政权。而二战时在中国出现的汪精卫南京政府，则既是一个纯粹的汉奸政权，同时又是一个十足的傀儡政权。<br/>　　<br/>　　 而这两者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就在法国的维希政府是在法国战败，全境沦陷，当时政府完全失去管理能力的情况下，以“政府名义”由占领国德国授权、并按德国人意志管理社会的“合法政权”。<br/>　　<br/>　　 而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则是在当时中国并未全境沦陷，其合法政府仍在有效领导全国抗战的情况下，原政府成员汪精卫等人私自脱离合法政府，以“个人名义”接受由正在对中国实施侵略行为的民族敌人小日本儿授权成立、并按其意志管理部分被占领土的“非法政权”。<br/>　　<br/>　　 对于纯粹的傀儡政权，不管真假，也不管你是否承认，其成员都可以使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甚至“曲线救国”论，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或遮羞。但对于汉奸傀儡政权，则不管它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喊着什么的口号，他们也不可以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或“曲线救国”这样的概念，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或遮羞，而只能是变节投敌、无耻至极的民族罪人！<br/>　　<br/>　　 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要是把“忍辱负重”的真实行为混同于汉奸卖国行为时，那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肯定就是一群没皮没脸，无一丝基本是非概念的糊涂虫。即如前面提到的那个杨么，就曾在相当一段时期、甚至现在仍被当作“农民起义领袖”，反把岳飞因“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而坚决平叛的正确行为，说成是错误的“镇压农民起义”，这不是毫无基本是非概念的为汉奸张目行为，又能是什么？<br/>　　<br/>　　 而造成社会基本是非概念丢失的内在原因，就是文化概念的丢失；外在原因，则是人与人之间基本行为准则“礼”的丢失——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br/>　　<br/>　　 刑者，法也；<br/>　　 庶人者，平民也；<br/>　　 大夫者，中层以上官员也；<br/>　　<br/>　　 刑不上大夫，并非象一些望文生义者讲的那样，说是官员可以不守法，或法不可治官，而是说官员为受过教育的人，本应知书识礼；而礼讲的是自我约束，法则讲的是强制执行，故官员不能象庶民那样，非法强制而不作为。反之，庶民因没接受过正规教育而不知礼，故不能象要求官员那样的要求他们自觉约束自己行为。而庶民面对的是一己的生存与发展，接触的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他们必须在法律的监督下，解决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对者是之，错者非之，丝毫不能含乎。<br/>　　<br/>　　 而“大夫”们面对的却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就不能以“个人”态度对待，因为很多问题的看法，由于各自学养、经历等因素而不可能完全相同，甚至常常完全相反，任何人都无法在一时之间判断谁对谁错。所以，作为社会管理层的“大夫”们，就必须要懂得并遵守“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在彼此尊重对方意见的基础上，尊重管理层做出的各种决定，并全力执行。对则共荣，错则共辱。<br/>　　<br/>　　 这就是“礼”。<br/>　　 法，告诉社会的是“你不该这样做”，所以它是以强制的手段让人与人之间保持彼此的距离；<br/>　　 礼，告诉社会的是“你应该这样做”，因此它是以自觉的行为约束让人与人之间保持彼此的尊重。<br/>　　 尊重，带给社会的是“凝聚”；<br/>　　 距离，带给社会的是“对立”。<br/>　　<br/>　　 即如面对议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就曾上疏曰：“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日，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br/>　　<br/>　　 王伦身为南宋和议全权大使，所行均为国家社会，这与他的出身“市井无赖”有什么关系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不顾一己性命，四次往来交战国，终于说服金人还宋河南、陕西地，凭什么就该为此杀他的脑袋呢？他的“区区之心”与胡铨的“区区之心”，难道真就无相同之处吗？难道真的就是“不共戴天”吗？<br/>　　 而一个社会的管理层，在民族危亡关头，内部竟闹得这样生死对立，又究竟对谁有利呢？<br/>　　 这就是失礼必然导致的情绪化社会性对抗！<br/>　　<br/>　　 而在这样的情绪化社会性对抗中，对抗双方往往看到的只是对立方的缺点，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又是完美无缺的呢？即如老都督张浚，“人号‘小元祐’，所荐虞允文、汪应辰、王十朋、刘珙等为名臣；拔吴玠、吴璘于行间，谓韩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见刘锜奇之，付以事任，卒皆为名将，有成功，一时称浚为知人。”但他却错失陕西，冤杀曲端，误用吕祉，坐叛淮西军，焉称完美？但历史却并未因此而否定他在民族抗战中应有的历史地位。<br/>　　<br/>　　 同样，刘光世畏战，张俊贪暴，吴玠好色，秦桧忌贤，王伦无赖……就连韩世忠也尽有可说之种种不完美，但就是这些不完美的文臣武将，支撑起了南宋初年的抗金大局。而领导这个抗金大局的唯一中心人物，则是也许比这些不完美的人物更不完美的宋高宗。可在这些不完美的人中，可以没有谁，也不可以没有宋高宗，否则，“南宋”这个概念，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在民族危亡面前，任何人无权以任何理由将自己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满，上升为情绪化的社会性对抗，因而造成上下猜忌，社会离心，从而影响民族大计的原因。<br/>　　<br/>　　 “岳家军”肯定不是岳飞自己叫起来的，但面对这样明显的有损上下一心的称呼，或混然无知，或明知而不加制止，甚至自矜自得，以为地球少了自己就会不转了或起码会转得慢一些的态度，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不知道自己多少钱一斤！<br/>　　<br/>　　 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全局的行为，大本营既要你撤军或进军，就自有它的道理。也许这个道理在你看来是毫无道理，但你的看法仅仅是你自己的道理，并不代表全局的道理，为什么非得要下十二道金牌才肯执行、甚至十七道御札也不肯切实执行呢？其时各路友军都处在必撤之地，或必战之地，都在苦撑着等你一同撤下来，或戮力同心攻上去，倘若此时人家只顾自己，不管你的死活，你到想撤的时侯还撤得回来或想攻时还攻得上去吗？<br/>　　<br/>　　 岳飞治军之严，尽人皆知，“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底下的兵卒拿了老百姓一缕麻捆粮袋就立斩不贷，而且其统制还要打一百军棍，你说战场上若有人胆敢拒不服从岳飞的命令，岳飞有可能迁就他吗？如果可能，“岳家军”还能有那么强的战斗力吗？如果不可能，那岳飞杀了这样的人，你会为这样的人叫屈吗？<br/>　　 更何况仅仅是拿了一缕麻……<br/>　　<br/>　　 而岳飞在通、泰镇抚使任上时，前军统制傅庆不服岳飞，想回老领导刘光世身边，岳飞得报，暗记于心。从承州前线回来后不久，岳飞招集部将比试箭法。诸将弓力都没能超过一百五十步射程，只这傅庆箭箭射程都在一百七十步。随后岳飞将高宗赏赐的战袍等颁赏承州战功。傅庆因没有自己的，便上来争功，遭岳飞喝斥，傅庆竟跑过去毁坏战袍等物，岳飞怒而斩其首！<br/>　　<br/>　　 傅庆确实不象话，但岳飞在杀他时，是否想过自己的不服王彦，及擅自脱离河北战场的行为呢？是否想过王彦和宗泽对他死罪行为的两次宽大为怀呢？而傅庆的目无上下，与岳飞的目无上下，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及形式上的不同呢？这不是只许自己放火，不许他人点灯，又能是什么呢？<br/>　　<br/>　　 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但这国法与军规，可不是哪个人自己定的，也不能任由哪个人随意更改。“卒取民麻一缕”是不对，但充其量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而不是一个大大的“罪行”，你最多可以超限“责罚”人家，而不能随意“处决”人家，因为人家也是与你一样身份的“国民”，一样身份的“军人”，一样在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国家拼命作战，你有什么权力，有什么资格随便剥夺人家的生命权呢？<br/>　　<br/>　　 这些话，可不只是今天的道理，也不只是岳飞时代的道理，而是远在岳飞尚未生下来之前的之前的数千年前就有了 的道理！也是我们的先人一直在坚持，并努力传接下来的道理。可惜的是，这个道理只有春秋时期的宋襄公懂得一些，及此时的宋高宗多少还明白点，也多少还能坚持点，而岳飞和今人，却早已任着自己的性子，梗着脖子扔到一边子去了。<br/>　　<br/>　　 郦琼为了让国家的军队目无国家，只听自己的，他仅仅是采取用了放纵部下，以小慧邀结人心的方式，就达到了变国家军队为一己军队的目的；而岳飞为部下争功闹意气及取民麻一缕而擅杀部下的草菅人命行为，不过是变郦琼以小慧结人心为恐怖镇人心的方式罢了，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变国家军队为一己军队的目的！<br/>　　<br/>　　 这就是典型的军阀及军阀行为！<br/>　　 这种行为对国家百害而无一利！<br/>　　 而任何时代及任何人，都有权对这样的行为采取必要的措施及相应的手段，毫不留情的给予坚决打击！<br/>　　<br/>　　 反过来，高宗真的愿意杀岳飞吗？要真的愿意，何以还只以谋反罪判岳云区区两年徒刑呢？显然是在等岳飞象韩世忠那样来见他。不管怎么说，儿子犯了谋反罪，又是自己的下属，知情不知情，冤枉不冤枉，也都要负首责！<br/>　　<br/>　　 然岳飞却硬是梗着脖子，在随后追加的“不救淮西”、“弃守山阳”、“妄议立储”等罪行面前，始终不服气，终逼得高宗盛怒之下改判岳云死刑，同杀三人！<br/>　　 可见，最不愿杀岳飞的，就是宋高宗！<br/>　　<br/>　　 而最不敢杀岳飞的，则是秦桧。否则，他就不会在接到高宗要岳飞自尽的手令后犹豫不决了。显然，他也是想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遗憾的是他找不到，所以唉声叹气，闷闷不乐。可当他听到老婆王氏的一句“缚虎容易放虎难”，却使他顿下决心，立即就执行了高宗的命令！<br/>　　 为什么？<br/>　　<br/>　　 因为岳飞可远比一只虎历害得多，你抓了他，若说数罪是实，你不杀他还有什么纲记可言？这以后更没人拿大本营当回事了！更重要的是，放了岳飞，要是他不服气造起反来，不管他有没有兵权，凭他的名声和号召力及军事才能，南宋都怕是没戏了。我们今天当然可以保证岳飞不会叛变了，但当时谁敢保证呢？譬如那个郦琼，他毕竟还没敢自称“郦家军”，可说个叛变就叛变了！而对南宋威胁最大的那个刘豫，要是高宗对他不倚重、不信任，能在高宗刚继位时就被派去知济南府治理山东么？可他也是说个叛变就叛变了，还被金人立为伪齐皇帝，占据山东与河南，屡与金人合侵南宋，充当金人的看门狗及马前卒。人心难测，赵构在众人的屡次提醒下，面对岳飞毫无节制的行为，实行敲山震虎，杀鸡吓猴之策，难道真的还有什么“莫须有”的千古之谜解不开吗？<br/>　　<br/>　　 而“莫须有”这三个字，也并不是史家与今人解说的“不须有”或“也许有”，而是数百年前杭州土话中的一个问句“是不是”？《续资治通鉴·宋记》载——<br/>　　<br/>　　 “……如渊回曰：‘今日事势，与在明州时不同。’谊曰：‘此事莫须召三大将来，与之商议，取其稳当乃可？’帝不答，久之曰：‘王伦本奉使，至此亦持两端；秦桧素主此议，今亦求去矣。’”<br/>　　<br/>　　 这是前面说到的秦桧与王伦迫于百官压力回避时，勾龙如渊与左正言李谊去见高宗，高宗疾言历色的说了“向在明州”一番话后接下来的对话。显然，“此事莫须召三大将来”，是在说明百官阻拦及秦桧、王伦回避后，李谊向高宗建议“是不是把三位统兵大将军叫来商议一下，如他们能支持，百官就好说了”的询问句。而当岳飞入狱后，韩世忠找秦桧去问作为“谋反”罪证的岳云寄张宪书到底是怎么回事时，秦桧告诉韩世忠，张宪在将这些信给王贵等人看过后，早就烧掉了，因回韩世忠：“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br/>　　<br/>　　 在这里，“莫须”二字，已由询问句转为反问句。“莫须有”三个字，就是秦桧在代高宗反问韩世忠，也是在反问所有的武人——“岳飞的罪状，就算没有那封信的事，他的种种行状，还需要有吗？”——言外之意，就是你们难道非得等到再出第二个郦琼才甘心吗？<br/>　　<br/>　　 无庸讳言，“莫须有”三字，的确不足以服天下，但当一个社会都不知“礼”为何物的时侯，人与人之间最可怕的就是没有诚信可谈。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不能以“礼”来明理的时侯，就只能以“法”来执理了。<br/>　　<br/>　　 史家与后人每言至此，无不捶胸痛呼：“自毁长城！自毁长城！”然在这自毁长城的过程中，史家和我们每一个自己，是不是也应想想自己在这只有“凝聚众志，才能成城”的历史长城上，是否也曾拆下过或正在干那拆下一块砖的事呢？是否也应为这个“自毁长城”的惨痛负一份责任呢？<br/>　　<br/>　　 也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缺陷，所以我们才必须要看到每个人都有的良性一面，更应看到自己不良的一面，而不应文过饰非，讳疾忌医，从而才能勇于面对自己的不完美，面对他人的不完美，进而才能正确的面对社会的不完美。<br/>　　<br/>　　 而在这一切的不完美中，那些凡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最大化竭尽一己之力的人，不管其自身尚有多么的不完美，无疑都应是本民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因此，岳飞是宋、金时期汉民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金兀术则是女真民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而这样的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民族英雄”概念，不能因为后世出现的民族融合而改变。所以，这里指出岳飞的缺点，也并不是要否定他在民族抗战中应有的“民族英雄”历史地位，而是为了让今人、后人从中汲取教训，避免这样的历史悲剧一代代重复上演。<br/>　　<br/>　　 岳飞的父亲死得早，故知子莫若母，岳飞在那个战乱年代的成长过程中，其性格上存在的必然性缺陷，没有任何人能比岳母看得更加清楚。“精忠岳飞”是以宋高宗为首的大本营对岳飞为国家、民族、社会作出贡献的肯定及褒奖，而岳母改“精忠岳飞”为“尽忠报国”，则是在警诫岳飞：国难当头，千万不要固步自封，而要不断走出自我，竭尽己力，舍己为国——<br/>　　<br/>　　 岳飞能打仗，会带兵，身先士卒，同甘共苦，不忘国耻，不忘己责，但就是不懂得如何做人，只知执理，不知尊礼，立身难坚，立家难兴，立国难厚！而中华民族则早在岳飞那个时代之前而至今，就无时不面临着危机，面临着耻辱，做为他的一分子，要是不懂得这个“忍辱负重”及如何负重的话，那你就很难保证不会在力行堂堂君子之时，却意外的做了个区区小人……<br/>　　<br/>　　 “不知礼，无以立也！”<br/>　　 君子者立人，小人者立事。<br/>　　 立人者克己知礼，立事者纵己执理。<br/>　　 岳母的良苦用心，岳飞明白吗？<br/>　　 今人明白吗？<br/>　　 悲夫！ <br/></font></p><p>有话好好说——岳飞·秦桧·汪精卫</p><p><a href="http://bbs.muwen.com/topic421/421249.htm">http://bbs.muwen.com/topic421/421249.htm</a><br/><br/><br/><font size="3">我们都知道，岳飞的背上，有他母亲手刺下的四个涂墨大字“尽忠报国”，也都知道岳母刺字的目的，是让他为国家利益尽忠尽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有谁想过，刺字警励，为什么不刺在本人能看到的地方，却偏偏刺在本人看不到的背上呢？<br/>　　<br/>　　岳飞在高宗四年弃守泰州后，受命专事平定内乱，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以一万二千人的有限兵力，连续歼灭剧贼曹成、马友、郝通、刘忠、李通、李宗亮、张式、彭友等贼众数十万，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七年秋，高宗招见，亲书“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并制旗亲赐岳飞。史载：<br/>　　<br/>　　 “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帝命飞为之备。四年（高宗七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br/>　　<br/>　　 时岳飞已把老母接来，安家于江州（今江西九江），接高宗命令，准备渡过长江，沿汉江收复襄、邓诸州，临行，岳母把高宗专为褒奖岳飞的题字“精忠岳飞”，改为“尽忠报国”，亲手为其刺于背上，目的正是要岳飞知道，身为一方镇帅，国难当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忍辱负重”。<br/>　　<br/>　　 可遗憾的是，岳母积劳成疾，过早去世，虽在理论上为岳飞留下了这四个字，但却在实践上，没有来得及教会岳飞究竟什么是“忍辱负重”及怎样忍辱负重？<br/>　　<br/>　　 高宗十一年，南宋经过十余年苦心经营，已形成五大方面军，足以发动对伪齐的大反攻。于是，高宗发布北伐亲征令，离开临安去平江（今江苏苏州）。二月，岳飞赴平江面见高宗。三月，高宗出发去建康，让岳飞仅次韩世忠扈从左右，升湖北京西宣抚使，加太尉。岳飞顺势要求高宗将已去职的刘光世五万余淮西兵马归他指挥，高宗爽快的答应了。倒是张浚和秦桧私下提醒高宗，若把淮西兵马归其节制，则岳飞手握南宋十五万精兵，倘若一旦有变，他军无一能制，慎应防其拥兵自重，尾大难掉，高宗顿悟，合兵事罢。<br/>　　<br/>　　 按说，权在高宗，可否之间，均属正当，实在也说不出别的什么。然而，岳飞却因此负气上书，要求解职回家服母余丧，且不管高宗批不批准，竟在这关乎国家命运转折的重要时刻，擅自弃军而去。在此之前，老将张浚早对岳飞目空一切的发展趋势表示担忧，多次提请高宗注意。无奈高宗一味袒护，反以为老将们嫉妒。直到此时，张浚再次指出岳飞专意并兵，意在要君时，方如梦初醒，同意了张浚的建议，派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议军事张宗元，权领湖北、京西宣抚判官。<br/>　　<br/>　　 宋代的判官或通判一职，表面看是副手，但实质上，州、府、军政等正职所管大小事，无判同签，不得执行。这实际上给岳飞派了个监军。<br/>　　<br/>　　 岳飞弄了个偷鸡不成反蚀米，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故高宗连连下诏，让岳飞复职，岳飞均拒绝受命。高宗严令负责为岳飞筹措军需的湖北粮漕转运使、司农少卿李若虚，及岳飞属下大将王贵，一同到岳飞母亲墓地盖庐吊唁，并言如不能说服岳飞复职，二人赐死。岳飞仍不为动。相持到第六天，李若虚忍无可忍，指着岳飞的鼻子训斥道：“我二人提命相劝，死不足惜。然尔不觉有愧于我们么？尔不过一介农夫，若不是天子倾心托付，何能手握十万大军，威镇一方？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风云变幻之时，尔竟擅离职守，屡抗皇命，视天子权威如蔽屣，你难道想造反吗！”<br/>　　<br/>　　 岳飞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看着这位平时任意呼喝的属下，只剩了干嘎巴嘴、干眨巴眼，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不得不赴朝面君，上书自劾。高宗则好言抚慰。此时，他肯定相信岳飞没想造反，但恰恰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郦琼却造反了，不仅拉走了四万精兵，还把个兵部尚书给杀了！这时惊出一身冷汗的，就肯定不是岳飞，而是宋高宗了——但高宗却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派人赐给岳飞军钱十万缗……<br/>　　<br/>　　 什么是“忍辱负重”？<br/>　　 这就是忍辱负重。<br/>　　 <br/>　　 高宗十二年十月，金国派遣议和使臣来南宋，冠名“江南诏谕使”，显然不把南宋当主权国家看，而当作了自己的属国臣子，致南宋上下群情激愤。但高宗考虑再三，下诏诸大臣：<br/>　　 “遣使至境，朕以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汛扫，兄弟宗族，未得会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在庭侍从、台谏之臣，其详思所宜，条奏来上。”<br/>　　<br/>　　 试问：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向人家称臣更屈辱的事呢？无论怎么说，南宋所有人都是高宗的臣下，南宋臣金，人们尽管再感耻辱，也毕竟没有高宗的感觉强烈，况且此时南宋已今非昔比，高宗手握数十万军队，值此慷慨激昂之时，趁势豁出去与金拼个你死我活，又能怎样呢？死十万，死百万，还能死到高宗头上吗？<br/>　　<br/>　　 而高宗所以握重兵而不言战，就因为他知道，在宋、金交战的后期，汉人与真正的女真人血战的时侯并不多，大多都是女真人挟迫占领地汉人充前锋，以血肉为金人开路！即如前面提到的高宗八年陕西仙人关那场大战中——<br/>　　<br/>　　 “敌首攻玠营……璘拔刀画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退者斩！’……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铠（双层铠甲或铁甲），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璘以驻队矢（一种成排固定在架床上的硬弩，可透重铠）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敌践而登（踩着尸体积成的斜坡向上攻）。撒离喝驻马四视曰：‘吾得之矣。’”<br/>　　<br/>　　 而在此前不久的仙人关饶风岭大战中，依然是——<br/>　　 “金人被重铠，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玠军弓弩乱发，大石摧压，如是者六昼夜，死者山积而敌不退……”<br/>　　<br/>　　 这些在金人攻坚战中“死者山积”而成坡道的死者，无一是女真人，全是占领地上被强征的汉人“签军”，所以真正的女真将领从不为这些死者伤一点心，反累次催逼“签军”们以血肉为他们铺路，从而迫使宋军发明了一种仅短暂出现于当时的守城器具“铁华车”—— 由石碾子发展出来的铁铸外带狼牙刺的大铁滚子，专用于“人肉坡道形成时”顺坡下放……而金将撒离喝所以未得而言得，说明他早已习惯这种方法的屡屡“得”之了。<br/>　　<br/>　　 也正是明了女真人对汉人种种令人发指、残无人道的行为，高宗才反复多次的告诫各路宋军主帅，在金人败退时，切莫横出拦击，尽量放金军归还，因为那里面的女真人，早就骑马先退了，被拦杀的基本上都是被迫前来、只靠双腿进退的汉人“签军”。即如淮西之战时——<br/>　　<br/>　　 “秦桧奏：‘近报韩世忠距濠三十里，张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飞已离池州渡江去会师矣。’帝曰：“首祸者惟兀术，戒诸将无务多杀，惟取兀术可也。澶渊之役，达兰（辽军主帅）既死，真宗诏诸将按兵纵契丹，勿邀其归路，此朕家法也。朕兼爱南北之民，岂忍以多杀为意乎！”<br/>　　<br/>　　 而在高宗十五年，南宋已经有了稳定的财赋收入，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军需物资了，可在前面提到的淮西之战中，那个在陕西商州面对金军战略佯攻的邵隆，就在只有区区十多天的反击战中，重现十多年前岳飞放弃泰州时，在柴墟镇的“刲尸继廪”吃人肉事件！史载：<br/>　　<br/>　　 “隆既遁去，乃屯兵山岭间……隆始持十日粮，过期，食不继，士卒脔腐尸，啮草木食之，疲困日甚。及战，隆亲鼓之，呼声动山谷，无不一当百，遂大捷。”<br/>　　<br/>　　 腐尸还不如新鲜人肉。试想，北宋为中国诸朝及世界历史上当时最富有的朝代，在金人进攻下尚且大面积的出现人吃人现象，假如高宗真的为了一己之尊，再对金打一场全面而旷日持久的生死战争，那远不如北宋财力雄厚的南宋，及金占领的中原广大地区，可想而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恶劣局面了，而最倒霉、最惨痛的，无疑就是那些一任战争蹂躏的生民百姓了！<br/>　　<br/>　　 所以，高宗才对派去接金使过界的官员一再重申：<br/>　　 “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爱一己之屈！”<br/>　　 高宗“屈己求和”，究竟为了谁？<br/>　　<br/>　　 而宋、金虽已议定和约条款，但金使萧哲等至宋后，却声言“先还河南，余事徐议”。其目的，就是要以陕西之地做宋臣服的交换条件，所以他们不是到宋庭向高宗递交国书，而是要高宗到其下榻的宾馆来取，更弄得上上下下一片连声的责骂王伦，连秦桧都对王伦责怨不止，但高宗却倍加体谅，一面要王伦继续就此交涉，一面明确自己“屈己求和”的坚意，并在王伦与秦桧在众怨沸腾下畏难回避时，对身居谏官之首的勾龙如渊辞色俱历的说：<br/>　　<br/>　　 “士大夫但为身谋，向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br/>　　<br/>　　 意思是，现在他们都有能耐唱高调了，可当初我在明州被金军逼到海上追出三百里时，他们的能耐都哪去了？那时金人如果要我称臣，恐怕我就是对金人拜上一百次，他们也不会说一句话吧！言外之意：你们这些臭不要脸的东西，也就专在人家忍辱负重时唱高调骂人家汉奸卖国贼罢了，事到临头，真要自己付出时，就找不着你们了！<br/>　　<br/>　　 倒是韩世忠还算体谅高宗，接高宗诏书后，随即上书：“臣伏读宸翰，邻邦许和。臣愚思之，若王伦、蓝公佐所议，讲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迹有实，别无诬同外国诳赚本朝之意，二人之功，虽国家以王爵处之，未为过当。欲望圣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无反覆文状于朝，以为后证。如臣前后累具己见，冒犯天威，日后事成虚文，亦乞将臣重置典宪，以为狂妄之戒。”<br/>　　<br/>　　 此时我们回头再看岳飞的目无上下，及紧继其后的郦琼四万淮西军的叛变，现在你还能说金人对南宋及高宗的趾高气扬、狂妄自大中，没有岳飞和其它武人的一点责任吗？<br/>　　<br/>　　 把这些事件摆在这里，就是要明确告诉今人——宋高宗当年的屈己求和，实在是迫于内外相逼，不得已而为之，也根本就不是什么“卖国”行为，而是有利国家，有利社会，有利各族民众的行为，而遵照高宗旨意行事，并成功的完成了议和使命的王伦、秦桧等人，不管其自身有多少缺陷、缺点、错误，多么的不是东西，他们也不是出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汉奸卖国贼！<br/>　　<br/>　　 而当时真正的大汉奸，是那个在民族敌人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伪齐”儿皇帝刘豫，以及投靠在这个汉奸傀儡政权下的所有为其效犬马之劳的那些人。在这里，一个必须弄清的概念是——<br/>　　<br/>　　 凡是汉奸政权，必为傀儡政权；而傀儡政权，并不全是汉奸政权。譬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维希政府，就是一个纯粹的傀儡政权，而不是汉奸（法奸）政权。而二战时在中国出现的汪精卫南京政府，则既是一个纯粹的汉奸政权，同时又是一个十足的傀儡政权。<br/>　　<br/>　　 而这两者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就在法国的维希政府是在法国战败，全境沦陷，当时政府完全失去管理能力的情况下，以“政府名义”由占领国德国授权、并按德国人意志管理社会的“合法政权”。<br/>　　<br/>　　 而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则是在当时中国并未全境沦陷，其合法政府仍在有效领导全国抗战的情况下，原政府成员汪精卫等人私自脱离合法政府，以“个人名义”接受由正在对中国实施侵略行为的民族敌人小日本儿授权成立、并按其意志管理部分被占领土的“非法政权”。<br/>　　<br/>　　 对于纯粹的傀儡政权，不管真假，也不管你是否承认，其成员都可以使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甚至“曲线救国”论，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或遮羞。但对于汉奸傀儡政权，则不管它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喊着什么的口号，他们也不可以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或“曲线救国”这样的概念，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或遮羞，而只能是变节投敌、无耻至极的民族罪人！<br/>　　<br/>　　 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要是把“忍辱负重”的真实行为混同于汉奸卖国行为时，那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肯定就是一群没皮没脸，无一丝基本是非概念的糊涂虫。即如前面提到的那个杨么，就曾在相当一段时期、甚至现在仍被当作“农民起义领袖”，反把岳飞因“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而坚决平叛的正确行为，说成是错误的“镇压农民起义”，这不是毫无基本是非概念的为汉奸张目行为，又能是什么？<br/>　　<br/>　　 而造成社会基本是非概念丢失的内在原因，就是文化概念的丢失；外在原因，则是人与人之间基本行为准则“礼”的丢失——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br/>　　<br/>　　 刑者，法也；<br/>　　 庶人者，平民也；<br/>　　 大夫者，中层以上官员也；<br/>　　<br/>　　 刑不上大夫，并非象一些望文生义者讲的那样，说是官员可以不守法，或法不可治官，而是说官员为受过教育的人，本应知书识礼；而礼讲的是自我约束，法则讲的是强制执行，故官员不能象庶民那样，非法强制而不作为。反之，庶民因没接受过正规教育而不知礼，故不能象要求官员那样的要求他们自觉约束自己行为。而庶民面对的是一己的生存与发展，接触的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他们必须在法律的监督下，解决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对者是之，错者非之，丝毫不能含乎。<br/>　　<br/>　　 而“大夫”们面对的却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就不能以“个人”态度对待，因为很多问题的看法，由于各自学养、经历等因素而不可能完全相同，甚至常常完全相反，任何人都无法在一时之间判断谁对谁错。所以，作为社会管理层的“大夫”们，就必须要懂得并遵守“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在彼此尊重对方意见的基础上，尊重管理层做出的各种决定，并全力执行。对则共荣，错则共辱。<br/>　　<br/>　　 这就是“礼”。<br/>　　 法，告诉社会的是“你不该这样做”，所以它是以强制的手段让人与人之间保持彼此的距离；<br/>　　 礼，告诉社会的是“你应该这样做”，因此它是以自觉的行为约束让人与人之间保持彼此的尊重。<br/>　　 尊重，带给社会的是“凝聚”；<br/>　　 距离，带给社会的是“对立”。<br/>　　<br/>　　 即如面对议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就曾上疏曰：“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日，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br/>　　<br/>　　 王伦身为南宋和议全权大使，所行均为国家社会，这与他的出身“市井无赖”有什么关系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不顾一己性命，四次往来交战国，终于说服金人还宋河南、陕西地，凭什么就该为此杀他的脑袋呢？他的“区区之心”与胡铨的“区区之心”，难道真就无相同之处吗？难道真的就是“不共戴天”吗？<br/>　　 而一个社会的管理层，在民族危亡关头，内部竟闹得这样生死对立，又究竟对谁有利呢？<br/>　　 这就是失礼必然导致的情绪化社会性对抗！<br/>　　<br/>　　 而在这样的情绪化社会性对抗中，对抗双方往往看到的只是对立方的缺点，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又是完美无缺的呢？即如老都督张浚，“人号‘小元祐’，所荐虞允文、汪应辰、王十朋、刘珙等为名臣；拔吴玠、吴璘于行间，谓韩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见刘锜奇之，付以事任，卒皆为名将，有成功，一时称浚为知人。”但他却错失陕西，冤杀曲端，误用吕祉，坐叛淮西军，焉称完美？但历史却并未因此而否定他在民族抗战中应有的历史地位。<br/>　　<br/>　　 同样，刘光世畏战，张俊贪暴，吴玠好色，秦桧忌贤，王伦无赖……就连韩世忠也尽有可说之种种不完美，但就是这些不完美的文臣武将，支撑起了南宋初年的抗金大局。而领导这个抗金大局的唯一中心人物，则是也许比这些不完美的人物更不完美的宋高宗。可在这些不完美的人中，可以没有谁，也不可以没有宋高宗，否则，“南宋”这个概念，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在民族危亡面前，任何人无权以任何理由将自己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满，上升为情绪化的社会性对抗，因而造成上下猜忌，社会离心，从而影响民族大计的原因。<br/>　　<br/>　　 “岳家军”肯定不是岳飞自己叫起来的，但面对这样明显的有损上下一心的称呼，或混然无知，或明知而不加制止，甚至自矜自得，以为地球少了自己就会不转了或起码会转得慢一些的态度，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不知道自己多少钱一斤！<br/>　　<br/>　　 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全局的行为，大本营既要你撤军或进军，就自有它的道理。也许这个道理在你看来是毫无道理，但你的看法仅仅是你自己的道理，并不代表全局的道理，为什么非得要下十二道金牌才肯执行、甚至十七道御札也不肯切实执行呢？其时各路友军都处在必撤之地，或必战之地，都在苦撑着等你一同撤下来，或戮力同心攻上去，倘若此时人家只顾自己，不管你的死活，你到想撤的时侯还撤得回来或想攻时还攻得上去吗？<br/>　　<br/>　　 岳飞治军之严，尽人皆知，“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底下的兵卒拿了老百姓一缕麻捆粮袋就立斩不贷，而且其统制还要打一百军棍，你说战场上若有人胆敢拒不服从岳飞的命令，岳飞有可能迁就他吗？如果可能，“岳家军”还能有那么强的战斗力吗？如果不可能，那岳飞杀了这样的人，你会为这样的人叫屈吗？<br/>　　 更何况仅仅是拿了一缕麻……<br/>　　<br/>　　 而岳飞在通、泰镇抚使任上时，前军统制傅庆不服岳飞，想回老领导刘光世身边，岳飞得报，暗记于心。从承州前线回来后不久，岳飞招集部将比试箭法。诸将弓力都没能超过一百五十步射程，只这傅庆箭箭射程都在一百七十步。随后岳飞将高宗赏赐的战袍等颁赏承州战功。傅庆因没有自己的，便上来争功，遭岳飞喝斥，傅庆竟跑过去毁坏战袍等物，岳飞怒而斩其首！<br/>　　<br/>　　 傅庆确实不象话，但岳飞在杀他时，是否想过自己的不服王彦，及擅自脱离河北战场的行为呢？是否想过王彦和宗泽对他死罪行为的两次宽大为怀呢？而傅庆的目无上下，与岳飞的目无上下，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及形式上的不同呢？这不是只许自己放火，不许他人点灯，又能是什么呢？<br/>　　<br/>　　 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但这国法与军规，可不是哪个人自己定的，也不能任由哪个人随意更改。“卒取民麻一缕”是不对，但充其量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而不是一个大大的“罪行”，你最多可以超限“责罚”人家，而不能随意“处决”人家，因为人家也是与你一样身份的“国民”，一样身份的“军人”，一样在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国家拼命作战，你有什么权力，有什么资格随便剥夺人家的生命权呢？<br/>　　<br/>　　 这些话，可不只是今天的道理，也不只是岳飞时代的道理，而是远在岳飞尚未生下来之前的之前的数千年前就有了 的道理！也是我们的先人一直在坚持，并努力传接下来的道理。可惜的是，这个道理只有春秋时期的宋襄公懂得一些，及此时的宋高宗多少还明白点，也多少还能坚持点，而岳飞和今人，却早已任着自己的性子，梗着脖子扔到一边子去了。<br/>　　<br/>　　 郦琼为了让国家的军队目无国家，只听自己的，他仅仅是采取用了放纵部下，以小慧邀结人心的方式，就达到了变国家军队为一己军队的目的；而岳飞为部下争功闹意气及取民麻一缕而擅杀部下的草菅人命行为，不过是变郦琼以小慧结人心为恐怖镇人心的方式罢了，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变国家军队为一己军队的目的！<br/>　　<br/>　　 这就是典型的军阀及军阀行为！<br/>　　 这种行为对国家百害而无一利！<br/>　　 而任何时代及任何人，都有权对这样的行为采取必要的措施及相应的手段，毫不留情的给予坚决打击！<br/>　　<br/>　　 反过来，高宗真的愿意杀岳飞吗？要真的愿意，何以还只以谋反罪判岳云区区两年徒刑呢？显然是在等岳飞象韩世忠那样来见他。不管怎么说，儿子犯了谋反罪，又是自己的下属，知情不知情，冤枉不冤枉，也都要负首责！<br/>　　<br/>　　 然岳飞却硬是梗着脖子，在随后追加的“不救淮西”、“弃守山阳”、“妄议立储”等罪行面前，始终不服气，终逼得高宗盛怒之下改判岳云死刑，同杀三人！<br/>　　 可见，最不愿杀岳飞的，就是宋高宗！<br/>　　<br/>　　 而最不敢杀岳飞的，则是秦桧。否则，他就不会在接到高宗要岳飞自尽的手令后犹豫不决了。显然，他也是想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遗憾的是他找不到，所以唉声叹气，闷闷不乐。可当他听到老婆王氏的一句“缚虎容易放虎难”，却使他顿下决心，立即就执行了高宗的命令！<br/>　　 为什么？<br/>　　<br/>　　 因为岳飞可远比一只虎历害得多，你抓了他，若说数罪是实，你不杀他还有什么纲记可言？这以后更没人拿大本营当回事了！更重要的是，放了岳飞，要是他不服气造起反来，不管他有没有兵权，凭他的名声和号召力及军事才能，南宋都怕是没戏了。我们今天当然可以保证岳飞不会叛变了，但当时谁敢保证呢？譬如那个郦琼，他毕竟还没敢自称“郦家军”，可说个叛变就叛变了！而对南宋威胁最大的那个刘豫，要是高宗对他不倚重、不信任，能在高宗刚继位时就被派去知济南府治理山东么？可他也是说个叛变就叛变了，还被金人立为伪齐皇帝，占据山东与河南，屡与金人合侵南宋，充当金人的看门狗及马前卒。人心难测，赵构在众人的屡次提醒下，面对岳飞毫无节制的行为，实行敲山震虎，杀鸡吓猴之策，难道真的还有什么“莫须有”的千古之谜解不开吗？<br/>　　<br/>　　 而“莫须有”这三个字，也并不是史家与今人解说的“不须有”或“也许有”，而是数百年前杭州土话中的一个问句“是不是”？《续资治通鉴·宋记》载——<br/>　　<br/>　　 “……如渊回曰：‘今日事势，与在明州时不同。’谊曰：‘此事莫须召三大将来，与之商议，取其稳当乃可？’帝不答，久之曰：‘王伦本奉使，至此亦持两端；秦桧素主此议，今亦求去矣。’”<br/>　　<br/>　　 这是前面说到的秦桧与王伦迫于百官压力回避时，勾龙如渊与左正言李谊去见高宗，高宗疾言历色的说了“向在明州”一番话后接下来的对话。显然，“此事莫须召三大将来”，是在说明百官阻拦及秦桧、王伦回避后，李谊向高宗建议“是不是把三位统兵大将军叫来商议一下，如他们能支持，百官就好说了”的询问句。而当岳飞入狱后，韩世忠找秦桧去问作为“谋反”罪证的岳云寄张宪书到底是怎么回事时，秦桧告诉韩世忠，张宪在将这些信给王贵等人看过后，早就烧掉了，因回韩世忠：“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br/>　　<br/>　　 在这里，“莫须”二字，已由询问句转为反问句。“莫须有”三个字，就是秦桧在代高宗反问韩世忠，也是在反问所有的武人——“岳飞的罪状，就算没有那封信的事，他的种种行状，还需要有吗？”——言外之意，就是你们难道非得等到再出第二个郦琼才甘心吗？<br/>　　<br/>　　 无庸讳言，“莫须有”三字，的确不足以服天下，但当一个社会都不知“礼”为何物的时侯，人与人之间最可怕的就是没有诚信可谈。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不能以“礼”来明理的时侯，就只能以“法”来执理了。<br/>　　<br/>　　 史家与后人每言至此，无不捶胸痛呼：“自毁长城！自毁长城！”然在这自毁长城的过程中，史家和我们每一个自己，是不是也应想想自己在这只有“凝聚众志，才能成城”的历史长城上，是否也曾拆下过或正在干那拆下一块砖的事呢？是否也应为这个“自毁长城”的惨痛负一份责任呢？<br/>　　<br/>　　 也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缺陷，所以我们才必须要看到每个人都有的良性一面，更应看到自己不良的一面，而不应文过饰非，讳疾忌医，从而才能勇于面对自己的不完美，面对他人的不完美，进而才能正确的面对社会的不完美。<br/>　　<br/>　　 而在这一切的不完美中，那些凡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最大化竭尽一己之力的人，不管其自身尚有多么的不完美，无疑都应是本民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因此，岳飞是宋、金时期汉民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金兀术则是女真民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而这样的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民族英雄”概念，不能因为后世出现的民族融合而改变。所以，这里指出岳飞的缺点，也并不是要否定他在民族抗战中应有的“民族英雄”历史地位，而是为了让今人、后人从中汲取教训，避免这样的历史悲剧一代代重复上演。<br/>　　<br/>　　 岳飞的父亲死得早，故知子莫若母，岳飞在那个战乱年代的成长过程中，其性格上存在的必然性缺陷，没有任何人能比岳母看得更加清楚。“精忠岳飞”是以宋高宗为首的大本营对岳飞为国家、民族、社会作出贡献的肯定及褒奖，而岳母改“精忠岳飞”为“尽忠报国”，则是在警诫岳飞：国难当头，千万不要固步自封，而要不断走出自我，竭尽己力，舍己为国——<br/>　　<br/>　　 岳飞能打仗，会带兵，身先士卒，同甘共苦，不忘国耻，不忘己责，但就是不懂得如何做人，只知执理，不知尊礼，立身难坚，立家难兴，立国难厚！而中华民族则早在岳飞那个时代之前而至今，就无时不面临着危机，面临着耻辱，做为他的一分子，要是不懂得这个“忍辱负重”及如何负重的话，那你就很难保证不会在力行堂堂君子之时，却意外的做了个区区小人……<br/>　　<br/>　　 “不知礼，无以立也！”<br/>　　 君子者立人，小人者立事。<br/>　　 立人者克己知礼，立事者纵己执理。<br/>　　 岳母的良苦用心，岳飞明白吗？<br/>　　 今人明白吗？<br/>　　 悲夫！ <br/></fon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