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毛泽东下令“九评”[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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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交恶始于一九五九年中国十周年国庆时赫鲁晓夫访华与毛泽东发生龃龉，以后逐步发展到六十年代震动世界的所谓《九评》。
在中国方面看来，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中国方面发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是为第一评)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是为第九评)，都是为了答复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
毛主席见此信后大怒，专门选定康生组织班子，在钓鱼台认真地写文章一一反驳，首先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发表了一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向全世界提出了中共集一百多年马列主义关于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之大成的文章，作为总纲。
然后就发表一篇一篇文章逐个驳斥苏共的反动论点。毛主席说本来准备要写一百篇的，后来因为赫鲁晓夫下台而就此打住。这些文章加上苏共来信，后来都收到一本叫做《关于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的书里，字数有三十余万之多，其论点之广泛，言辞之激烈，也许为人类全部国际关系史上所仅见。
毛泽东下令“九评”
从１９５８年的共同舰队事件，到１９５９年双方在北京的争吵，再到１９６０年苏联撤退专家、停止援助、撕毁合同，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但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共其他领导人，都未必想到要就此根本破裂两党关系。考虑到当时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处于空前严重的困难局面，毛泽东又退居二线，正在一线负责的中央领导人甚至未必会像毛泽东那样非得和赫鲁晓夫争个输赢不可。这也就使得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中共中央着手总结“大跃进”失误的教训时，存在着调整毛泽东激进的国内外政策的可能性。王稼祥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关系，争取和平局面，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政策性建议，集中地反映了中共内部存在的要求从实际出发进行决策的强烈愿望。只可惜，中共还没有形成一种民主决策的有效机制，毛泽东不论在“二线”在“一线”，始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意志决定着党的命运，因而也决定了中苏关系的最终走向。
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代表高薪阶层，与资产阶级差不多
１９６１年，是中国经济极端困难的年头。在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方面为缓和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做了相当的努力。苏联方面也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并且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转让先进的米格２１型歼击机的生产技术，愿意帮助中国解决一些粮食困难，比如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给中国１００万吨粮食和５０万吨古巴糖等。注意保持与苏联的团结，看来也是毛泽东所赞成的。他这时还特别表示过：“既已回头讲友谊，我们也要有一些
措施。”
但是，在１９６１年，有两件事情对中国方面形成了较大的刺激。一是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关系急剧恶化，仅仅几个月时间，苏联不仅宣布停止经济援助，撤出阿海军基地和所有苏方人员，最后干脆宣布断绝了与阿的外交关系；一是苏共召开２２大，再度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并决定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同时开除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党籍。赫鲁晓夫还率领到会的数十个各国党的领导人，激烈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
苏共２２大召开于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７日，北京选派周恩来和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出席这次大会，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证明北京没有预料到赫鲁晓夫先生会对阿尔巴尼亚发动猛烈进攻”。阿尔巴尼亚是在整个中苏争论期间唯一最坚定地支持中国，并为此受到围攻和压制的一个小党、小国。对于这样的“兄弟党”受到如此严厉的制裁，中国方面自然难以接受，不能不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而苏共２２大作出的其他一系列重要决定，包括把斯大林遗体迁出红场，开除莫洛托夫等人党籍，宣布苏联将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发展成为全民国家，２０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等等，也都让中国方面深感吃惊。对此，周恩来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不仅在１９日的大会致辞中明确表示反对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更在２１日亲率代表团向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并于两天后、即２３日晚提前离会，启程回国，以示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毛泽东亲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全体中共高层领导人到北京机场迎接，对周恩来的行动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周恩来率团前往参加苏共２２大，本意是准备去莫斯科“强调团结，强调反帝”的。但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在内心里已经判定赫鲁晓夫是改不了啦。当赫鲁晓夫７月底突然抛出一个所谓“现代的《共产党宣言》”，宣称苏联将走向全民国家，毛泽东仿佛突然悟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过去，毛一直冥思苦想，始终弄不懂赫鲁晓夫现象产生的根源，而这时，他已经开始把赫鲁晓夫现象同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挂上钩了。他在９月份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而他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际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因此反对他的人都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认定中共八大决议关于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对，断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很自然地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斗争联系了起来。只是，由于理论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他在这里还没有直接使用“阶级”这个字眼，但意思已经很清楚，即赫鲁晓夫的问题实际上是有社会根源的，即使暂时不叫阶级斗争，也同阶级斗争差不多。
出于维护好不容易重新恢复起来的中苏团结的目的，中共中央没有马上对苏共中央进行谴责。苏共２２大会后《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苏阿两党围绕这场争吵各执一辞的文章和信件，却没有做任何评论，就是一个证明。但是，毛泽东还是压抑不住他的失望与愤懑。在与苏共２２大开完后路过北京回国的亚洲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谈话时，他的态度明显地严厉起来。他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他每年总要搞一两次新花样，苏共２２大花样特别多。他指桑骂槐，明里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骂中国。现在，赫鲁晓夫、肯尼迪、铁托、尼赫鲁，都搞在一起了，东欧和西欧的共产党也都在点名骂我们了。我看赫鲁晓夫是一个反面教员。当胡志明问毛泽东团结局面万一因此被破坏怎样解决时，他生气地答复说：“怎样解决？你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
不管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如何考虑，苏共２２大之后，毛泽东显然已经开始断定苏共整个变成了修正主义。他明确讲：“马克思领导过巴黎公社，后来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第一国际，后来分裂了。恩格斯又建立起了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第二国际后来也变质了，变成修正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的政党，那时，天好像要垮下来，但是，列宁同伯恩斯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打败了伯恩斯坦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建立了第三国际代替第二国际，并且在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列宁的故乡苏联，出现了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苏共变为修正主义，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是否因此天就会垮下来呢？不会的。过去天就没有垮过嘛！今后也不会有天垮下来的事情发生。现在时代和过去不同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要革命，要反帝，苏共绝大多数党员和苏联人民也要革命，要社会主义。”
很难相信，在当时面对“大跃进”造成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在发生了上千万农民饿死的惊人惨剧之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还会有毛泽东那样的革命雄心，要去公开向苏共挑战，把苏联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事实上，不论毛泽东在党内如何为全党干部打气，强调中苏团结的情况还是持续到了１９６２年。即使是毛泽东本人，在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当着全党七千名中高级干部的面，也仍然特别强调了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他一面继续大讲“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会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面还是明确地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这段讲话在１９６６年向党内印发时毛泽东做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大段批判的内容。如今许多人引用这段话时，往往不注意毛泽东后来所做的改动，把１９６６年他加上的诸如“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之类的话，都当成他１９６２年的讲话，这是不妥当的。事实上，毛泽东当年讲话时并没有这样的看法。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王稼祥当时怎么会直截了当地向中央提出下述包括缓和中苏两党关系在内的一系列大胆建议来。）
中共元老之一王稼祥提出缓和对苏关系的建议
在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苏共中央来信，也提出了不宜在国际场合进行不必要的争论和采取特殊立场的问题。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响应，在复信中强调说：“我们的共同点是主要的”，“我们之间的分歧，毕竟是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表示赞成苏共中央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具体协商的办法。考虑到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再加上美国扩大印支战争，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中印边境争端一触即发，身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深感缓和对苏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向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避免争论、求同存异的重要建议。
２月２７日，用王稼祥后来的话来说：“当时我觉得‘内忧’够多了，而对‘外患’的可能性，在我脑子中形成了一幅可怕的图画，于是乎我忧虑得不得了。”鉴于七千人大会提倡“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所以“抱着对党中央勇敢提意见的态度”，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写了一封信，明确提出，我们应当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中苏之间的斗争直线地尖锐下去。在对外关系的其他方面，也都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绝不能一味地采取毫不松动、一斗到底的策略，使争论愈闹愈大，关系愈弄愈僵，直至完全破裂。３月，他又进一步提出在支持别国革命问题上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他说：“我们应该支持别国的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但又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处在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空头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们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必须考虑到中共已经有了国家政权，有了外交关系，中国的做法不能不受国际关系方面的约束。６月，他更进一步提出了争取国际和平环境的外交思想，主张坚持和平共处，绝不输出革命，反对说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主张支持世界各种和平运动，他同意在原则上说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要革命的，但强调“这并不是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觉悟已经很高，世界上到处存在着革命形势”。
很明显，这时在第一线负责领导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对王稼祥的建议是倾向于赞成的。因此，在７月份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竟然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做法，既没有与苏联就全面彻底裁军可能与否的问题进行争论，也没有就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因而不能承担任何裁军义务发表强硬声明，只是笼统地对大会关于全面裁军的呼吁表示了赞同。这种态度，立即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积极肯定。为此，在苏联影响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还特别提议授予中国代表团以金质奖章。
在中国方面看来，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中国方面发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是为第一评)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是为第九评)，都是为了答复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
毛主席见此信后大怒，专门选定康生组织班子，在钓鱼台认真地写文章一一反驳，首先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发表了一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向全世界提出了中共集一百多年马列主义关于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之大成的文章，作为总纲。
然后就发表一篇一篇文章逐个驳斥苏共的反动论点。毛主席说本来准备要写一百篇的，后来因为赫鲁晓夫下台而就此打住。这些文章加上苏共来信，后来都收到一本叫做《关于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的书里，字数有三十余万之多，其论点之广泛，言辞之激烈，也许为人类全部国际关系史上所仅见。
毛泽东下令“九评”
从１９５８年的共同舰队事件，到１９５９年双方在北京的争吵，再到１９６０年苏联撤退专家、停止援助、撕毁合同，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但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共其他领导人，都未必想到要就此根本破裂两党关系。考虑到当时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处于空前严重的困难局面，毛泽东又退居二线，正在一线负责的中央领导人甚至未必会像毛泽东那样非得和赫鲁晓夫争个输赢不可。这也就使得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中共中央着手总结“大跃进”失误的教训时，存在着调整毛泽东激进的国内外政策的可能性。王稼祥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关系，争取和平局面，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政策性建议，集中地反映了中共内部存在的要求从实际出发进行决策的强烈愿望。只可惜，中共还没有形成一种民主决策的有效机制，毛泽东不论在“二线”在“一线”，始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意志决定着党的命运，因而也决定了中苏关系的最终走向。
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代表高薪阶层，与资产阶级差不多
１９６１年，是中国经济极端困难的年头。在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方面为缓和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做了相当的努力。苏联方面也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并且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转让先进的米格２１型歼击机的生产技术，愿意帮助中国解决一些粮食困难，比如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给中国１００万吨粮食和５０万吨古巴糖等。注意保持与苏联的团结，看来也是毛泽东所赞成的。他这时还特别表示过：“既已回头讲友谊，我们也要有一些
措施。”
但是，在１９６１年，有两件事情对中国方面形成了较大的刺激。一是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关系急剧恶化，仅仅几个月时间，苏联不仅宣布停止经济援助，撤出阿海军基地和所有苏方人员，最后干脆宣布断绝了与阿的外交关系；一是苏共召开２２大，再度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并决定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同时开除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党籍。赫鲁晓夫还率领到会的数十个各国党的领导人，激烈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
苏共２２大召开于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７日，北京选派周恩来和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出席这次大会，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证明北京没有预料到赫鲁晓夫先生会对阿尔巴尼亚发动猛烈进攻”。阿尔巴尼亚是在整个中苏争论期间唯一最坚定地支持中国，并为此受到围攻和压制的一个小党、小国。对于这样的“兄弟党”受到如此严厉的制裁，中国方面自然难以接受，不能不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而苏共２２大作出的其他一系列重要决定，包括把斯大林遗体迁出红场，开除莫洛托夫等人党籍，宣布苏联将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发展成为全民国家，２０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等等，也都让中国方面深感吃惊。对此，周恩来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不仅在１９日的大会致辞中明确表示反对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更在２１日亲率代表团向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并于两天后、即２３日晚提前离会，启程回国，以示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毛泽东亲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全体中共高层领导人到北京机场迎接，对周恩来的行动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周恩来率团前往参加苏共２２大，本意是准备去莫斯科“强调团结，强调反帝”的。但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在内心里已经判定赫鲁晓夫是改不了啦。当赫鲁晓夫７月底突然抛出一个所谓“现代的《共产党宣言》”，宣称苏联将走向全民国家，毛泽东仿佛突然悟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过去，毛一直冥思苦想，始终弄不懂赫鲁晓夫现象产生的根源，而这时，他已经开始把赫鲁晓夫现象同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挂上钩了。他在９月份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而他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际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因此反对他的人都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认定中共八大决议关于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对，断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很自然地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斗争联系了起来。只是，由于理论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他在这里还没有直接使用“阶级”这个字眼，但意思已经很清楚，即赫鲁晓夫的问题实际上是有社会根源的，即使暂时不叫阶级斗争，也同阶级斗争差不多。
出于维护好不容易重新恢复起来的中苏团结的目的，中共中央没有马上对苏共中央进行谴责。苏共２２大会后《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苏阿两党围绕这场争吵各执一辞的文章和信件，却没有做任何评论，就是一个证明。但是，毛泽东还是压抑不住他的失望与愤懑。在与苏共２２大开完后路过北京回国的亚洲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谈话时，他的态度明显地严厉起来。他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他每年总要搞一两次新花样，苏共２２大花样特别多。他指桑骂槐，明里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骂中国。现在，赫鲁晓夫、肯尼迪、铁托、尼赫鲁，都搞在一起了，东欧和西欧的共产党也都在点名骂我们了。我看赫鲁晓夫是一个反面教员。当胡志明问毛泽东团结局面万一因此被破坏怎样解决时，他生气地答复说：“怎样解决？你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
不管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如何考虑，苏共２２大之后，毛泽东显然已经开始断定苏共整个变成了修正主义。他明确讲：“马克思领导过巴黎公社，后来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第一国际，后来分裂了。恩格斯又建立起了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第二国际后来也变质了，变成修正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的政党，那时，天好像要垮下来，但是，列宁同伯恩斯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打败了伯恩斯坦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建立了第三国际代替第二国际，并且在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列宁的故乡苏联，出现了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苏共变为修正主义，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是否因此天就会垮下来呢？不会的。过去天就没有垮过嘛！今后也不会有天垮下来的事情发生。现在时代和过去不同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要革命，要反帝，苏共绝大多数党员和苏联人民也要革命，要社会主义。”
很难相信，在当时面对“大跃进”造成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在发生了上千万农民饿死的惊人惨剧之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还会有毛泽东那样的革命雄心，要去公开向苏共挑战，把苏联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事实上，不论毛泽东在党内如何为全党干部打气，强调中苏团结的情况还是持续到了１９６２年。即使是毛泽东本人，在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当着全党七千名中高级干部的面，也仍然特别强调了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他一面继续大讲“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会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面还是明确地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这段讲话在１９６６年向党内印发时毛泽东做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大段批判的内容。如今许多人引用这段话时，往往不注意毛泽东后来所做的改动，把１９６６年他加上的诸如“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之类的话，都当成他１９６２年的讲话，这是不妥当的。事实上，毛泽东当年讲话时并没有这样的看法。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王稼祥当时怎么会直截了当地向中央提出下述包括缓和中苏两党关系在内的一系列大胆建议来。）
中共元老之一王稼祥提出缓和对苏关系的建议
在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苏共中央来信，也提出了不宜在国际场合进行不必要的争论和采取特殊立场的问题。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响应，在复信中强调说：“我们的共同点是主要的”，“我们之间的分歧，毕竟是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表示赞成苏共中央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具体协商的办法。考虑到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再加上美国扩大印支战争，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中印边境争端一触即发，身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深感缓和对苏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向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避免争论、求同存异的重要建议。
２月２７日，用王稼祥后来的话来说：“当时我觉得‘内忧’够多了，而对‘外患’的可能性，在我脑子中形成了一幅可怕的图画，于是乎我忧虑得不得了。”鉴于七千人大会提倡“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所以“抱着对党中央勇敢提意见的态度”，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写了一封信，明确提出，我们应当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中苏之间的斗争直线地尖锐下去。在对外关系的其他方面，也都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绝不能一味地采取毫不松动、一斗到底的策略，使争论愈闹愈大，关系愈弄愈僵，直至完全破裂。３月，他又进一步提出在支持别国革命问题上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他说：“我们应该支持别国的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但又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处在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空头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们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必须考虑到中共已经有了国家政权，有了外交关系，中国的做法不能不受国际关系方面的约束。６月，他更进一步提出了争取国际和平环境的外交思想，主张坚持和平共处，绝不输出革命，反对说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主张支持世界各种和平运动，他同意在原则上说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要革命的，但强调“这并不是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觉悟已经很高，世界上到处存在着革命形势”。
很明显，这时在第一线负责领导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对王稼祥的建议是倾向于赞成的。因此，在７月份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竟然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做法，既没有与苏联就全面彻底裁军可能与否的问题进行争论，也没有就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因而不能承担任何裁军义务发表强硬声明，只是笼统地对大会关于全面裁军的呼吁表示了赞同。这种态度，立即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积极肯定。为此，在苏联影响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还特别提议授予中国代表团以金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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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方面看来，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中国方面发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是为第一评)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是为第九评)，都是为了答复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
毛主席见此信后大怒，专门选定康生组织班子，在钓鱼台认真地写文章一一反驳，首先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发表了一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向全世界提出了中共集一百多年马列主义关于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之大成的文章，作为总纲。
然后就发表一篇一篇文章逐个驳斥苏共的反动论点。毛主席说本来准备要写一百篇的，后来因为赫鲁晓夫下台而就此打住。这些文章加上苏共来信，后来都收到一本叫做《关于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的书里，字数有三十余万之多，其论点之广泛，言辞之激烈，也许为人类全部国际关系史上所仅见。
毛泽东下令“九评”
从１９５８年的共同舰队事件，到１９５９年双方在北京的争吵，再到１９６０年苏联撤退专家、停止援助、撕毁合同，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但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共其他领导人，都未必想到要就此根本破裂两党关系。考虑到当时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处于空前严重的困难局面，毛泽东又退居二线，正在一线负责的中央领导人甚至未必会像毛泽东那样非得和赫鲁晓夫争个输赢不可。这也就使得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中共中央着手总结“大跃进”失误的教训时，存在着调整毛泽东激进的国内外政策的可能性。王稼祥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关系，争取和平局面，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政策性建议，集中地反映了中共内部存在的要求从实际出发进行决策的强烈愿望。只可惜，中共还没有形成一种民主决策的有效机制，毛泽东不论在“二线”在“一线”，始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意志决定着党的命运，因而也决定了中苏关系的最终走向。
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代表高薪阶层，与资产阶级差不多
１９６１年，是中国经济极端困难的年头。在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方面为缓和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做了相当的努力。苏联方面也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并且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转让先进的米格２１型歼击机的生产技术，愿意帮助中国解决一些粮食困难，比如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给中国１００万吨粮食和５０万吨古巴糖等。注意保持与苏联的团结，看来也是毛泽东所赞成的。他这时还特别表示过：“既已回头讲友谊，我们也要有一些
措施。”
但是，在１９６１年，有两件事情对中国方面形成了较大的刺激。一是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关系急剧恶化，仅仅几个月时间，苏联不仅宣布停止经济援助，撤出阿海军基地和所有苏方人员，最后干脆宣布断绝了与阿的外交关系；一是苏共召开２２大，再度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并决定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同时开除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党籍。赫鲁晓夫还率领到会的数十个各国党的领导人，激烈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
苏共２２大召开于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７日，北京选派周恩来和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出席这次大会，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证明北京没有预料到赫鲁晓夫先生会对阿尔巴尼亚发动猛烈进攻”。阿尔巴尼亚是在整个中苏争论期间唯一最坚定地支持中国，并为此受到围攻和压制的一个小党、小国。对于这样的“兄弟党”受到如此严厉的制裁，中国方面自然难以接受，不能不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而苏共２２大作出的其他一系列重要决定，包括把斯大林遗体迁出红场，开除莫洛托夫等人党籍，宣布苏联将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发展成为全民国家，２０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等等，也都让中国方面深感吃惊。对此，周恩来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不仅在１９日的大会致辞中明确表示反对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更在２１日亲率代表团向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并于两天后、即２３日晚提前离会，启程回国，以示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毛泽东亲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全体中共高层领导人到北京机场迎接，对周恩来的行动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周恩来率团前往参加苏共２２大，本意是准备去莫斯科“强调团结，强调反帝”的。但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在内心里已经判定赫鲁晓夫是改不了啦。当赫鲁晓夫７月底突然抛出一个所谓“现代的《共产党宣言》”，宣称苏联将走向全民国家，毛泽东仿佛突然悟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过去，毛一直冥思苦想，始终弄不懂赫鲁晓夫现象产生的根源，而这时，他已经开始把赫鲁晓夫现象同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挂上钩了。他在９月份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而他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际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因此反对他的人都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认定中共八大决议关于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对，断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很自然地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斗争联系了起来。只是，由于理论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他在这里还没有直接使用“阶级”这个字眼，但意思已经很清楚，即赫鲁晓夫的问题实际上是有社会根源的，即使暂时不叫阶级斗争，也同阶级斗争差不多。
出于维护好不容易重新恢复起来的中苏团结的目的，中共中央没有马上对苏共中央进行谴责。苏共２２大会后《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苏阿两党围绕这场争吵各执一辞的文章和信件，却没有做任何评论，就是一个证明。但是，毛泽东还是压抑不住他的失望与愤懑。在与苏共２２大开完后路过北京回国的亚洲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谈话时，他的态度明显地严厉起来。他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他每年总要搞一两次新花样，苏共２２大花样特别多。他指桑骂槐，明里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骂中国。现在，赫鲁晓夫、肯尼迪、铁托、尼赫鲁，都搞在一起了，东欧和西欧的共产党也都在点名骂我们了。我看赫鲁晓夫是一个反面教员。当胡志明问毛泽东团结局面万一因此被破坏怎样解决时，他生气地答复说：“怎样解决？你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
不管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如何考虑，苏共２２大之后，毛泽东显然已经开始断定苏共整个变成了修正主义。他明确讲：“马克思领导过巴黎公社，后来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第一国际，后来分裂了。恩格斯又建立起了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第二国际后来也变质了，变成修正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的政党，那时，天好像要垮下来，但是，列宁同伯恩斯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打败了伯恩斯坦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建立了第三国际代替第二国际，并且在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列宁的故乡苏联，出现了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苏共变为修正主义，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是否因此天就会垮下来呢？不会的。过去天就没有垮过嘛！今后也不会有天垮下来的事情发生。现在时代和过去不同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要革命，要反帝，苏共绝大多数党员和苏联人民也要革命，要社会主义。”
很难相信，在当时面对“大跃进”造成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在发生了上千万农民饿死的惊人惨剧之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还会有毛泽东那样的革命雄心，要去公开向苏共挑战，把苏联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事实上，不论毛泽东在党内如何为全党干部打气，强调中苏团结的情况还是持续到了１９６２年。即使是毛泽东本人，在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当着全党七千名中高级干部的面，也仍然特别强调了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他一面继续大讲“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会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面还是明确地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这段讲话在１９６６年向党内印发时毛泽东做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大段批判的内容。如今许多人引用这段话时，往往不注意毛泽东后来所做的改动，把１９６６年他加上的诸如“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之类的话，都当成他１９６２年的讲话，这是不妥当的。事实上，毛泽东当年讲话时并没有这样的看法。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王稼祥当时怎么会直截了当地向中央提出下述包括缓和中苏两党关系在内的一系列大胆建议来。）
中共元老之一王稼祥提出缓和对苏关系的建议
在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苏共中央来信，也提出了不宜在国际场合进行不必要的争论和采取特殊立场的问题。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响应，在复信中强调说：“我们的共同点是主要的”，“我们之间的分歧，毕竟是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表示赞成苏共中央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具体协商的办法。考虑到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再加上美国扩大印支战争，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中印边境争端一触即发，身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深感缓和对苏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向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避免争论、求同存异的重要建议。
２月２７日，用王稼祥后来的话来说：“当时我觉得‘内忧’够多了，而对‘外患’的可能性，在我脑子中形成了一幅可怕的图画，于是乎我忧虑得不得了。”鉴于七千人大会提倡“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所以“抱着对党中央勇敢提意见的态度”，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写了一封信，明确提出，我们应当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中苏之间的斗争直线地尖锐下去。在对外关系的其他方面，也都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绝不能一味地采取毫不松动、一斗到底的策略，使争论愈闹愈大，关系愈弄愈僵，直至完全破裂。３月，他又进一步提出在支持别国革命问题上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他说：“我们应该支持别国的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但又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处在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空头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们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必须考虑到中共已经有了国家政权，有了外交关系，中国的做法不能不受国际关系方面的约束。６月，他更进一步提出了争取国际和平环境的外交思想，主张坚持和平共处，绝不输出革命，反对说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主张支持世界各种和平运动，他同意在原则上说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要革命的，但强调“这并不是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觉悟已经很高，世界上到处存在着革命形势”。
很明显，这时在第一线负责领导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对王稼祥的建议是倾向于赞成的。因此，在７月份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竟然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做法，既没有与苏联就全面彻底裁军可能与否的问题进行争论，也没有就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因而不能承担任何裁军义务发表强硬声明，只是笼统地对大会关于全面裁军的呼吁表示了赞同。这种态度，立即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积极肯定。为此，在苏联影响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还特别提议授予中国代表团以金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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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交恶始于一九五九年中国十周年国庆时赫鲁晓夫访华与毛泽东发生龃龉，以后逐步发展到六十年代震动世界的所谓《九评》。在中国方面看来，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中国方面发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是为第一评)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是为第九评)，都是为了答复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
毛主席见此信后大怒，专门选定康生组织班子，在钓鱼台认真地写文章一一反驳，首先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发表了一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向全世界提出了中共集一百多年马列主义关于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之大成的文章，作为总纲。
然后就发表一篇一篇文章逐个驳斥苏共的反动论点。毛主席说本来准备要写一百篇的，后来因为赫鲁晓夫下台而就此打住。这些文章加上苏共来信，后来都收到一本叫做《关于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的书里，字数有三十余万之多，其论点之广泛，言辞之激烈，也许为人类全部国际关系史上所仅见。
毛泽东下令“九评”
从１９５８年的共同舰队事件，到１９５９年双方在北京的争吵，再到１９６０年苏联撤退专家、停止援助、撕毁合同，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但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共其他领导人，都未必想到要就此根本破裂两党关系。考虑到当时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处于空前严重的困难局面，毛泽东又退居二线，正在一线负责的中央领导人甚至未必会像毛泽东那样非得和赫鲁晓夫争个输赢不可。这也就使得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中共中央着手总结“大跃进”失误的教训时，存在着调整毛泽东激进的国内外政策的可能性。王稼祥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关系，争取和平局面，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政策性建议，集中地反映了中共内部存在的要求从实际出发进行决策的强烈愿望。只可惜，中共还没有形成一种民主决策的有效机制，毛泽东不论在“二线”在“一线”，始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意志决定着党的命运，因而也决定了中苏关系的最终走向。
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代表高薪阶层，与资产阶级差不多
１９６１年，是中国经济极端困难的年头。在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方面为缓和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做了相当的努力。苏联方面也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并且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转让先进的米格２１型歼击机的生产技术，愿意帮助中国解决一些粮食困难，比如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给中国１００万吨粮食和５０万吨古巴糖等。注意保持与苏联的团结，看来也是毛泽东所赞成的。他这时还特别表示过：“既已回头讲友谊，我们也要有一些
措施。”
但是，在１９６１年，有两件事情对中国方面形成了较大的刺激。一是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关系急剧恶化，仅仅几个月时间，苏联不仅宣布停止经济援助，撤出阿海军基地和所有苏方人员，最后干脆宣布断绝了与阿的外交关系；一是苏共召开２２大，再度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并决定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同时开除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党籍。赫鲁晓夫还率领到会的数十个各国党的领导人，激烈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
苏共２２大召开于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７日，北京选派周恩来和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出席这次大会，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证明北京没有预料到赫鲁晓夫先生会对阿尔巴尼亚发动猛烈进攻”。阿尔巴尼亚是在整个中苏争论期间唯一最坚定地支持中国，并为此受到围攻和压制的一个小党、小国。对于这样的“兄弟党”受到如此严厉的制裁，中国方面自然难以接受，不能不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而苏共２２大作出的其他一系列重要决定，包括把斯大林遗体迁出红场，开除莫洛托夫等人党籍，宣布苏联将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发展成为全民国家，２０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等等，也都让中国方面深感吃惊。对此，周恩来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不仅在１９日的大会致辞中明确表示反对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更在２１日亲率代表团向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并于两天后、即２３日晚提前离会，启程回国，以示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毛泽东亲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全体中共高层领导人到北京机场迎接，对周恩来的行动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周恩来率团前往参加苏共２２大，本意是准备去莫斯科“强调团结，强调反帝”的。但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在内心里已经判定赫鲁晓夫是改不了啦。当赫鲁晓夫７月底突然抛出一个所谓“现代的《共产党宣言》”，宣称苏联将走向全民国家，毛泽东仿佛突然悟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过去，毛一直冥思苦想，始终弄不懂赫鲁晓夫现象产生的根源，而这时，他已经开始把赫鲁晓夫现象同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挂上钩了。他在９月份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而他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际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因此反对他的人都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认定中共八大决议关于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对，断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很自然地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斗争联系了起来。只是，由于理论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他在这里还没有直接使用“阶级”这个字眼，但意思已经很清楚，即赫鲁晓夫的问题实际上是有社会根源的，即使暂时不叫阶级斗争，也同阶级斗争差不多。
出于维护好不容易重新恢复起来的中苏团结的目的，中共中央没有马上对苏共中央进行谴责。苏共２２大会后《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苏阿两党围绕这场争吵各执一辞的文章和信件，却没有做任何评论，就是一个证明。但是，毛泽东还是压抑不住他的失望与愤懑。在与苏共２２大开完后路过北京回国的亚洲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谈话时，他的态度明显地严厉起来。他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他每年总要搞一两次新花样，苏共２２大花样特别多。他指桑骂槐，明里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骂中国。现在，赫鲁晓夫、肯尼迪、铁托、尼赫鲁，都搞在一起了，东欧和西欧的共产党也都在点名骂我们了。我看赫鲁晓夫是一个反面教员。当胡志明问毛泽东团结局面万一因此被破坏怎样解决时，他生气地答复说：“怎样解决？你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
不管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如何考虑，苏共２２大之后，毛泽东显然已经开始断定苏共整个变成了修正主义。他明确讲：“马克思领导过巴黎公社，后来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第一国际，后来分裂了。恩格斯又建立起了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第二国际后来也变质了，变成修正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的政党，那时，天好像要垮下来，但是，列宁同伯恩斯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打败了伯恩斯坦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建立了第三国际代替第二国际，并且在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列宁的故乡苏联，出现了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苏共变为修正主义，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是否因此天就会垮下来呢？不会的。过去天就没有垮过嘛！今后也不会有天垮下来的事情发生。现在时代和过去不同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要革命，要反帝，苏共绝大多数党员和苏联人民也要革命，要社会主义。”
很难相信，在当时面对“大跃进”造成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在发生了上千万农民饿死的惊人惨剧之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还会有毛泽东那样的革命雄心，要去公开向苏共挑战，把苏联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事实上，不论毛泽东在党内如何为全党干部打气，强调中苏团结的情况还是持续到了１９６２年。即使是毛泽东本人，在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当着全党七千名中高级干部的面，也仍然特别强调了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他一面继续大讲“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会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面还是明确地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这段讲话在１９６６年向党内印发时毛泽东做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大段批判的内容。如今许多人引用这段话时，往往不注意毛泽东后来所做的改动，把１９６６年他加上的诸如“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之类的话，都当成他１９６２年的讲话，这是不妥当的。事实上，毛泽东当年讲话时并没有这样的看法。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王稼祥当时怎么会直截了当地向中央提出下述包括缓和中苏两党关系在内的一系列大胆建议来。）
中共元老之一王稼祥提出缓和对苏关系的建议
在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苏共中央来信，也提出了不宜在国际场合进行不必要的争论和采取特殊立场的问题。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响应，在复信中强调说：“我们的共同点是主要的”，“我们之间的分歧，毕竟是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表示赞成苏共中央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具体协商的办法。考虑到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再加上美国扩大印支战争，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中印边境争端一触即发，身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深感缓和对苏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向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避免争论、求同存异的重要建议。
２月２７日，用王稼祥后来的话来说：“当时我觉得‘内忧’够多了，而对‘外患’的可能性，在我脑子中形成了一幅可怕的图画，于是乎我忧虑得不得了。”鉴于七千人大会提倡“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所以“抱着对党中央勇敢提意见的态度”，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写了一封信，明确提出，我们应当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中苏之间的斗争直线地尖锐下去。在对外关系的其他方面，也都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绝不能一味地采取毫不松动、一斗到底的策略，使争论愈闹愈大，关系愈弄愈僵，直至完全破裂。３月，他又进一步提出在支持别国革命问题上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他说：“我们应该支持别国的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但又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处在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空头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们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必须考虑到中共已经有了国家政权，有了外交关系，中国的做法不能不受国际关系方面的约束。６月，他更进一步提出了争取国际和平环境的外交思想，主张坚持和平共处，绝不输出革命，反对说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主张支持世界各种和平运动，他同意在原则上说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要革命的，但强调“这并不是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觉悟已经很高，世界上到处存在着革命形势”。
很明显，这时在第一线负责领导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对王稼祥的建议是倾向于赞成的。因此，在７月份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竟然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做法，既没有与苏联就全面彻底裁军可能与否的问题进行争论，也没有就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因而不能承担任何裁军义务发表强硬声明，只是笼统地对大会关于全面裁军的呼吁表示了赞同。这种态度，立即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积极肯定。为此，在苏联影响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还特别提议授予中国代表团以金质奖章。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9-25 20:22:05编辑过]
“大跃进”动摇了毛泽东威信 毛断言中国也有修正主义
１９６２年春，伴随着中苏分歧和严重经济困难等多种原因，爆发了新疆伊犁哈萨克斯坦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干塔城地区少数民族边民集体逃亡事件，共有数万人逃往境外苏联一方。这一集体逃亡事件的发生，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与几乎同时发生在广东的大批难民外逃香港的情况相联系，不难想象它可能与当时国内的饥荒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显然在于当时伊犁地区存在着大量具有中苏双重国籍的少数民族边民，历史上又长期受到苏联影响这一特殊的情况。由于当时这些边民仍可来往于中苏之间，中苏之间严重的政治分歧和经济差距不免对他们产生影响，再加上有着苏联背景的少数人蓄意挑拨，就造成了这一严重事件。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方面虽仍表示不能让当前的事件破坏中苏的团结，但又越来越强烈地指责苏联特务的挑唆了。不久，中国外交部更明确要求苏联方面关闭他们驻新疆的各个领事馆，使中苏关系再度呈现紧张。
一方面是新疆少数民族受苏方挑唆集体逃亡，另方面一些欧洲国家的党这时又致信中共中央，尖锐批评中国党的路线和政策。这不能不进一步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感。６月２１日他接见朝鲜劳动党代表时就公开断言：“修正主义不会改了。”
毛泽东批评苏共态度的升温，既与苏方的做法有关，也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思考的发展，和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认识的升级有关。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时，毛泽东就已经发觉党内对他发动的大跃进及其后果的认识存在分歧。刘少奇明确认为，当前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会后，他更进一步提出要把困难估计足，不要怕说漆黑一团。处在第一线的中央多数领导人，显然也都同意这样一种估计。正是注意到过去的政策和做法太“左”，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当时的整个工作中注意贯彻了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从实际出发的结果，一些领导人开始主张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外交上搞缓和，在党内平反冤假错案，连彭德怀也写信要求平反，这自然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还在１９６１年９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已经很不喜欢听人们老是谈大跃进的问题了，曾经很不耐烦地表示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现在，他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些人还总是揪住大跃进中的某些问题不放，甚至公开表示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呢？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的无上权威地位也开始受到怀疑。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都大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极端必要性，公开斥责过去不讲民主，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过火斗争等种种不民主的作风。矛头所向，未必不含有对中共中央内部政治生活的责难。也正因为如此，彭真才会异常勇敢地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毛泽东的责任问题来。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但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我想，该包括就得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留下恶劣影响。对此，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当场表示反对，称：彭真同志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都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但彭真似乎并未被陈伯达吓倒，仍然坚持辩解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我的意思只是说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在两年多之前彭德怀等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即被打倒的历史悲剧依然历历在目的情况下，彭真能够如此率直地讲话，可见当时党内要求民主的压力，确实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不难想象，彭真的这番谈话在毛泽东心里的反响。同样不难想象，当意识到党内出现“离心”（偏离毛核心）倾向之后，毛泽东对国防部长林彪在大会上那番歌功颂德的赞歌是何等的欣赏。林彪当时在大会上是这样为毛泽东辩解的，他说：“三面红旗”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前出现的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而我们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毛泽东通常并不是很喜欢别人过分地阿谀奉承的。众所周知，建国前后，一些人不止一次地打算提出“毛泽东主义”，都被他制止了；他甚至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街道；在“文革”中“万岁”之声响彻云霄时，他对林彪“封”他的“四个伟大”感到“讨嫌”……但是，七千人大会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听到林彪这番再明显不过的恭维话，却感到很舒服。据说他当时就对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做得出来吗？
毛泽东后来为何把林彪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并毫不留情地打倒彭真，想来与此不无关联。但最主要的是，七千人大会之后，自认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唯一正确代表的毛泽东，开始有了一种恐惧，怀疑中国也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了。而包括刘少奇在内的相当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都被他纳入到警惕的视野之内，担心他们有变成“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危险。
１９６２年春，伴随着中苏分歧和严重经济困难等多种原因，爆发了新疆伊犁哈萨克斯坦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干塔城地区少数民族边民集体逃亡事件，共有数万人逃往境外苏联一方。这一集体逃亡事件的发生，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与几乎同时发生在广东的大批难民外逃香港的情况相联系，不难想象它可能与当时国内的饥荒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显然在于当时伊犁地区存在着大量具有中苏双重国籍的少数民族边民，历史上又长期受到苏联影响这一特殊的情况。由于当时这些边民仍可来往于中苏之间，中苏之间严重的政治分歧和经济差距不免对他们产生影响，再加上有着苏联背景的少数人蓄意挑拨，就造成了这一严重事件。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方面虽仍表示不能让当前的事件破坏中苏的团结，但又越来越强烈地指责苏联特务的挑唆了。不久，中国外交部更明确要求苏联方面关闭他们驻新疆的各个领事馆，使中苏关系再度呈现紧张。
一方面是新疆少数民族受苏方挑唆集体逃亡，另方面一些欧洲国家的党这时又致信中共中央，尖锐批评中国党的路线和政策。这不能不进一步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感。６月２１日他接见朝鲜劳动党代表时就公开断言：“修正主义不会改了。”
毛泽东批评苏共态度的升温，既与苏方的做法有关，也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思考的发展，和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认识的升级有关。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时，毛泽东就已经发觉党内对他发动的大跃进及其后果的认识存在分歧。刘少奇明确认为，当前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会后，他更进一步提出要把困难估计足，不要怕说漆黑一团。处在第一线的中央多数领导人，显然也都同意这样一种估计。正是注意到过去的政策和做法太“左”，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当时的整个工作中注意贯彻了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从实际出发的结果，一些领导人开始主张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外交上搞缓和，在党内平反冤假错案，连彭德怀也写信要求平反，这自然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还在１９６１年９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已经很不喜欢听人们老是谈大跃进的问题了，曾经很不耐烦地表示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现在，他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些人还总是揪住大跃进中的某些问题不放，甚至公开表示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呢？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的无上权威地位也开始受到怀疑。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都大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极端必要性，公开斥责过去不讲民主，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过火斗争等种种不民主的作风。矛头所向，未必不含有对中共中央内部政治生活的责难。也正因为如此，彭真才会异常勇敢地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毛泽东的责任问题来。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但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我想，该包括就得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留下恶劣影响。对此，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当场表示反对，称：彭真同志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都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但彭真似乎并未被陈伯达吓倒，仍然坚持辩解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我的意思只是说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在两年多之前彭德怀等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即被打倒的历史悲剧依然历历在目的情况下，彭真能够如此率直地讲话，可见当时党内要求民主的压力，确实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不难想象，彭真的这番谈话在毛泽东心里的反响。同样不难想象，当意识到党内出现“离心”（偏离毛核心）倾向之后，毛泽东对国防部长林彪在大会上那番歌功颂德的赞歌是何等的欣赏。林彪当时在大会上是这样为毛泽东辩解的，他说：“三面红旗”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前出现的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而我们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毛泽东通常并不是很喜欢别人过分地阿谀奉承的。众所周知，建国前后，一些人不止一次地打算提出“毛泽东主义”，都被他制止了；他甚至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街道；在“文革”中“万岁”之声响彻云霄时，他对林彪“封”他的“四个伟大”感到“讨嫌”……但是，七千人大会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听到林彪这番再明显不过的恭维话，却感到很舒服。据说他当时就对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做得出来吗？
毛泽东后来为何把林彪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并毫不留情地打倒彭真，想来与此不无关联。但最主要的是，七千人大会之后，自认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唯一正确代表的毛泽东，开始有了一种恐惧，怀疑中国也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了。而包括刘少奇在内的相当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都被他纳入到警惕的视野之内，担心他们有变成“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危险。
毛泽东对外对内都上到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的高度
１９６２年８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开幕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突然离开会议原定的内容，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在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问题联系起来，把修正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即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产生修正主义？如果按照以往的理论，说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逐渐消亡的时期，那就很难说得通。毛泽东为此左思右想，这时已经基本上得出结论，即阶级残余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也是长期的，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苏联出修正主义，国际根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根源就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
不过，出了修正主义，能不能说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一时还难于回答。在９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讲：“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也存在”。既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自然也就存在反动阶级复辟的可能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观点由此提了出来，说是不这样讲，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
既然认定赫鲁晓夫已经是修正主义，认定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残余在共产党内的表现，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那么，在毛泽东看来，同赫鲁晓夫之流的斗争就必然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问题上到搞阶级斗争、搞革命这样的高度，任何容忍、迁就、缓和以及为了保持国家关系而采取守势的做法，都是自信已经掌握了革命主动权的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
王稼祥之受到严厉批评，也就不可避免了。当毛泽东得知同样不赞成普遍裁军的北朝鲜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在莫斯科裁军大会上的妥协态度提出异议，进而又得知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授给中国代表团金质奖章，他当即表示了严重不满，并尖锐地批评了王稼祥提出的那些主张。
事实上，对赫鲁晓夫现象的理论分析已经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中共党内来了。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现象的本质，是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妥协于资产阶级，那么中国又何尝没有类似的问题呢？除了王稼祥在对外政策上的妥协主张外，七千人大会上对形势的悲观估计，对“三面红旗”的怀疑，以及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鼓吹“包产到户”等从集体化向单干倒退的主张，总之，一切可能不利于他观念中的革命方向的主张，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回潮。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干脆把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同“修正主义”划了等号。他尖锐地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本来是对工作问题的不同看法，一转眼，到毛泽东那里就成了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了。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时代，把立场问题的大帽子悬在那里，还有谁敢于表示不同意见呢？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即八届十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在中印两国围绕有争议地区持续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之后，毛泽东忍无可忍，下令实施自卫反击作战，将进占争议地区的印军全部赶了出去。尽管中国军队随后立即单方面停火，并主动撤出了有争议地区，东西欧几个国家的兄弟党却在自己的党代会上影射甚至直接批评中国党。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在其党代会上公开指责中国党之后，《人民日报》受命开始发表一系列“批修”文章。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领导人时特别表示，陶里亚蒂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是非回答不可了。
毛泽东这种急于应战的迫切心情，在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５日他亲自审改《人民日报》社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当时挥笔写道：“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只许老爷开腔，不许小的吭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法律。”在此之后，毛泽东开始公开批评中国代表团在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做法，说１９６２年上半年一个短时期内，我们党内少数同志相当发了狂，主张“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少援助一点。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迁就了赫鲁晓夫，把我们自己搞得很狼狈。我们必须反对我们自己内部的修正主义，因为他们要“向资产阶级投降”。
１９６２年８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开幕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突然离开会议原定的内容，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在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问题联系起来，把修正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即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产生修正主义？如果按照以往的理论，说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逐渐消亡的时期，那就很难说得通。毛泽东为此左思右想，这时已经基本上得出结论，即阶级残余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也是长期的，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苏联出修正主义，国际根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根源就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
不过，出了修正主义，能不能说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一时还难于回答。在９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讲：“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也存在”。既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自然也就存在反动阶级复辟的可能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观点由此提了出来，说是不这样讲，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
既然认定赫鲁晓夫已经是修正主义，认定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残余在共产党内的表现，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那么，在毛泽东看来，同赫鲁晓夫之流的斗争就必然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问题上到搞阶级斗争、搞革命这样的高度，任何容忍、迁就、缓和以及为了保持国家关系而采取守势的做法，都是自信已经掌握了革命主动权的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
王稼祥之受到严厉批评，也就不可避免了。当毛泽东得知同样不赞成普遍裁军的北朝鲜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在莫斯科裁军大会上的妥协态度提出异议，进而又得知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授给中国代表团金质奖章，他当即表示了严重不满，并尖锐地批评了王稼祥提出的那些主张。
事实上，对赫鲁晓夫现象的理论分析已经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中共党内来了。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现象的本质，是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妥协于资产阶级，那么中国又何尝没有类似的问题呢？除了王稼祥在对外政策上的妥协主张外，七千人大会上对形势的悲观估计，对“三面红旗”的怀疑，以及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鼓吹“包产到户”等从集体化向单干倒退的主张，总之，一切可能不利于他观念中的革命方向的主张，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回潮。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干脆把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同“修正主义”划了等号。他尖锐地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本来是对工作问题的不同看法，一转眼，到毛泽东那里就成了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了。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时代，把立场问题的大帽子悬在那里，还有谁敢于表示不同意见呢？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即八届十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在中印两国围绕有争议地区持续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之后，毛泽东忍无可忍，下令实施自卫反击作战，将进占争议地区的印军全部赶了出去。尽管中国军队随后立即单方面停火，并主动撤出了有争议地区，东西欧几个国家的兄弟党却在自己的党代会上影射甚至直接批评中国党。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在其党代会上公开指责中国党之后，《人民日报》受命开始发表一系列“批修”文章。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领导人时特别表示，陶里亚蒂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是非回答不可了。
毛泽东这种急于应战的迫切心情，在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５日他亲自审改《人民日报》社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当时挥笔写道：“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只许老爷开腔，不许小的吭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法律。”在此之后，毛泽东开始公开批评中国代表团在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做法，说１９６２年上半年一个短时期内，我们党内少数同志相当发了狂，主张“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少援助一点。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迁就了赫鲁晓夫，把我们自己搞得很狼狈。我们必须反对我们自己内部的修正主义，因为他们要“向资产阶级投降”。
毛泽东宣布：“我们现在转入了反攻”，要来一个大闹天宫
就在毛泽东准备全面反击的同时，又意外地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１日，苏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议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两党举行高级会议。２３日，毛泽东因感冒未愈，躺在床上接见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他说：我刚刚看到你们中央给我的信，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态度好，但我有一点是不满意的，那就是赫鲁晓夫同志一面提出停止论战，一面自己继续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有四篇，赫鲁晓夫的就有两篇。我们从２０日起登你们这些文章，今天登完。明天恐怕要登法国、意大利的了。全世界九十几个党里头，有四十二个党公开骂我们。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在这里，毛泽东固然也表示赞成休战，特别是对苏共的批评可以暂时挂上一笔帐，但他实际上并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他尖锐地质问：是谁首先攻击我们的？是谁发动这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的？是谁首先开始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共产党的？吵了这么几年可以休息一下，但真理愈辩愈明，为什么不可以都把对方的文章发表出来，“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哪！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我看不会。……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经过反复交涉，中共中央于５月６日决定接受苏方建议，派邓小平、彭真率团参加两党高级会谈。但是，在看到苏共中央３月３０日来信提出会谈需要讨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注意到苏方毫无改变态度的迹象之后，毛泽东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了。他很快指示由康生负责，组织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对苏共中央这一来信的答复。对于这个文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两条方针，一是要公开发表，二是要锋芒毕露。也就是说，不仅要针锋相对，把牌全部打出去，而且要来一个“索性展开论战”，不做任何妥协的准备。当然，为了心里有数，并且言之有据，毛泽东还是尽可能事先了解了一些兄弟党的反应。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分别向在京和路过北京的兄弟党有关人士征求了意见。由于这些人士大都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共产党领导人，得到的意见也就大都是对中共中央的做法表示支持。比如，毛泽东问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你认为“是以软体（指措辞客气一些）对软体好，还是现在这样的形式好”？这位总书记立即很强硬地表示：“我不要软体动物，宁愿要这个。”就连北朝鲜的金日成也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略有不同的是需要求助于苏联的越南党的领导人，他们在无力劝阻中共的情况下，建议文章中还是应多加点糖，少放些辣椒为好。
６月１４日，锋芒毕露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公开发表，中心思想是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强调革命的不间断性和彻底性，反对赫鲁晓夫所主张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政策，反对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彻底消灭阶级，形成所谓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文章明确提出：我们把那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毫无根据的攻击”你们的文章也在苏联统统公开发表出来呢？既然争论已经开始，“谁都没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辩就下令‘停止公开争论’。”
在此之前，中苏之间的分歧已经通过各国党的言论和文章，通过中国党的公开答辩，暴露于全世界舆论面前。中苏两党报刊上的影射文章也不在少数，只是尚未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对方。面对毛泽东把中苏分歧全面公开的做法，苏联方面的反应可想而知。在６月１８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严辞抨击毛泽东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并拒绝接受中方的建议。全会不仅就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作出决定，要求苏方代表团必须坚持苏共２０大、２１大、２２大所确定的路线，而且决定以牙还牙，在更大的范围里公开批评中国党的路线。据中方统计，从７月１４日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之后的不长时间里，仅苏联境内发表的指名攻击中国党的文章和材料就有３００篇之多。当然，中方发表的类似文章，数量也相当可观。
７月５日，由邓小平率领，包括彭真、康生在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双方会谈一直持续到２０日。在这种气氛下的会谈结果可想而知。代表团于会谈结束后回国时，毛泽东再度亲率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很明显，毛泽东并不在意会谈的结果，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与苏联的分歧是敌对性质的矛盾了，只是我们还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解决罢了。
“九评”及苏方更大规模的文字讨伐，使两党冲突达到白热化
于是，整个中国大陆的上空开始不断地回响起著名播音员夏青那抑扬顿挫、令人亢奋的声音。中共中央从１９６３年９月６日这一天起，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即所谓“九评”。大概所有那个时候已经成人的中国人，都曾经被夏青那充满魅力的播音和文章的煽动力莫名地激动过。他们绝不会想到，二十多年之后，曾经参加组织文章起草工作的邓小平会做出另外一种评价。他说：中苏之间当年的那场争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为什么说是“空话”呢？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各国的事情一定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寻找道路，解决问题，各国党的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然而我们自己也犯了对人家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
其实，一个党、一个国家所选择的道路和政策是对还是错，也不是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在一时之间所能判断的。只有经过实践的长期检验和比较之后，在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其优劣之后，人们才能得出最终的判断。经历了中苏论战那段沉重的历史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够了解，毛泽东当年关于苏联绝大多数党员和人民是要革命的、不要修正主义的说法，其实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中苏两党的决策，靠两党自己和本国人民在当时也是判断不出来的。事实上，当亿万中国人被“九评”所激动的同时，亿万苏联人也同样在被苏共中央的论战文章激动着。说到底，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当时所掀起的这场意识形态斗争，更多地导致的其实只是中苏两个民族之间的敌对和冲突而已。
“九评”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苏方发动的更大规模的文字讨伐，使得中苏两党的矛盾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显而易见，在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大张挞伐、无限上纲之后，要想再使激烈的相互攻击停止下来，不仅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已不大可能，就是在两党和两国民众的情感上也不大可能了。但是，在经过了几年的反复，总是憋着一股气之后，毛泽东反倒是对这种形势比较满意了。他公开说：从苏共２０大到１９６３年７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大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至于这样做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他的态度是：“我们不要分裂，但是我们对分裂有思想准备。”他早在１９６１年１月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就讲过：我们不怕分裂，不外乎不做生意就是了。要准备文化、经济往来完全断绝，只保持外交关系。要做这样一个准备，他要分裂也就不怕
了。
大约两年之后，毛泽东在下发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时，改写了其中有关对苏联评价的部分，写下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这句分量很重的话。不过事实上，在“九评”写作的过程中，这个判断就已经得出了。如果再往早些说，应当说还在１９６２年毛泽东断定赫鲁晓夫代表高薪阶层时，就已经决定了双方冲突之不可调和。只是，两个执政党之间的交恶，多半不会仅仅局限在毛泽东所说的文化、经济往来方面，它终将要反映在整个国家关系，即外交关系上。也就是说，中苏国家关系的全面破裂，不论毛泽东希望与否，都已经无法改变了。而它所带来的危险，远不是毛泽东当时所能够预见到的。
就在毛泽东准备全面反击的同时，又意外地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１日，苏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议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两党举行高级会议。２３日，毛泽东因感冒未愈，躺在床上接见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他说：我刚刚看到你们中央给我的信，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态度好，但我有一点是不满意的，那就是赫鲁晓夫同志一面提出停止论战，一面自己继续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有四篇，赫鲁晓夫的就有两篇。我们从２０日起登你们这些文章，今天登完。明天恐怕要登法国、意大利的了。全世界九十几个党里头，有四十二个党公开骂我们。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在这里，毛泽东固然也表示赞成休战，特别是对苏共的批评可以暂时挂上一笔帐，但他实际上并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他尖锐地质问：是谁首先攻击我们的？是谁发动这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的？是谁首先开始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共产党的？吵了这么几年可以休息一下，但真理愈辩愈明，为什么不可以都把对方的文章发表出来，“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哪！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我看不会。……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经过反复交涉，中共中央于５月６日决定接受苏方建议，派邓小平、彭真率团参加两党高级会谈。但是，在看到苏共中央３月３０日来信提出会谈需要讨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注意到苏方毫无改变态度的迹象之后，毛泽东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了。他很快指示由康生负责，组织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对苏共中央这一来信的答复。对于这个文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两条方针，一是要公开发表，二是要锋芒毕露。也就是说，不仅要针锋相对，把牌全部打出去，而且要来一个“索性展开论战”，不做任何妥协的准备。当然，为了心里有数，并且言之有据，毛泽东还是尽可能事先了解了一些兄弟党的反应。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分别向在京和路过北京的兄弟党有关人士征求了意见。由于这些人士大都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共产党领导人，得到的意见也就大都是对中共中央的做法表示支持。比如，毛泽东问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你认为“是以软体（指措辞客气一些）对软体好，还是现在这样的形式好”？这位总书记立即很强硬地表示：“我不要软体动物，宁愿要这个。”就连北朝鲜的金日成也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略有不同的是需要求助于苏联的越南党的领导人，他们在无力劝阻中共的情况下，建议文章中还是应多加点糖，少放些辣椒为好。
６月１４日，锋芒毕露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公开发表，中心思想是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强调革命的不间断性和彻底性，反对赫鲁晓夫所主张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政策，反对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彻底消灭阶级，形成所谓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文章明确提出：我们把那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毫无根据的攻击”你们的文章也在苏联统统公开发表出来呢？既然争论已经开始，“谁都没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辩就下令‘停止公开争论’。”
在此之前，中苏之间的分歧已经通过各国党的言论和文章，通过中国党的公开答辩，暴露于全世界舆论面前。中苏两党报刊上的影射文章也不在少数，只是尚未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对方。面对毛泽东把中苏分歧全面公开的做法，苏联方面的反应可想而知。在６月１８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严辞抨击毛泽东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并拒绝接受中方的建议。全会不仅就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作出决定，要求苏方代表团必须坚持苏共２０大、２１大、２２大所确定的路线，而且决定以牙还牙，在更大的范围里公开批评中国党的路线。据中方统计，从７月１４日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之后的不长时间里，仅苏联境内发表的指名攻击中国党的文章和材料就有３００篇之多。当然，中方发表的类似文章，数量也相当可观。
７月５日，由邓小平率领，包括彭真、康生在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双方会谈一直持续到２０日。在这种气氛下的会谈结果可想而知。代表团于会谈结束后回国时，毛泽东再度亲率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很明显，毛泽东并不在意会谈的结果，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与苏联的分歧是敌对性质的矛盾了，只是我们还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解决罢了。
“九评”及苏方更大规模的文字讨伐，使两党冲突达到白热化
于是，整个中国大陆的上空开始不断地回响起著名播音员夏青那抑扬顿挫、令人亢奋的声音。中共中央从１９６３年９月６日这一天起，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即所谓“九评”。大概所有那个时候已经成人的中国人，都曾经被夏青那充满魅力的播音和文章的煽动力莫名地激动过。他们绝不会想到，二十多年之后，曾经参加组织文章起草工作的邓小平会做出另外一种评价。他说：中苏之间当年的那场争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为什么说是“空话”呢？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各国的事情一定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寻找道路，解决问题，各国党的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然而我们自己也犯了对人家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
其实，一个党、一个国家所选择的道路和政策是对还是错，也不是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在一时之间所能判断的。只有经过实践的长期检验和比较之后，在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其优劣之后，人们才能得出最终的判断。经历了中苏论战那段沉重的历史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够了解，毛泽东当年关于苏联绝大多数党员和人民是要革命的、不要修正主义的说法，其实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中苏两党的决策，靠两党自己和本国人民在当时也是判断不出来的。事实上，当亿万中国人被“九评”所激动的同时，亿万苏联人也同样在被苏共中央的论战文章激动着。说到底，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当时所掀起的这场意识形态斗争，更多地导致的其实只是中苏两个民族之间的敌对和冲突而已。
“九评”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苏方发动的更大规模的文字讨伐，使得中苏两党的矛盾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显而易见，在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大张挞伐、无限上纲之后，要想再使激烈的相互攻击停止下来，不仅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已不大可能，就是在两党和两国民众的情感上也不大可能了。但是，在经过了几年的反复，总是憋着一股气之后，毛泽东反倒是对这种形势比较满意了。他公开说：从苏共２０大到１９６３年７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大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至于这样做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他的态度是：“我们不要分裂，但是我们对分裂有思想准备。”他早在１９６１年１月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就讲过：我们不怕分裂，不外乎不做生意就是了。要准备文化、经济往来完全断绝，只保持外交关系。要做这样一个准备，他要分裂也就不怕
了。
大约两年之后，毛泽东在下发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时，改写了其中有关对苏联评价的部分，写下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这句分量很重的话。不过事实上，在“九评”写作的过程中，这个判断就已经得出了。如果再往早些说，应当说还在１９６２年毛泽东断定赫鲁晓夫代表高薪阶层时，就已经决定了双方冲突之不可调和。只是，两个执政党之间的交恶，多半不会仅仅局限在毛泽东所说的文化、经济往来方面，它终将要反映在整个国家关系，即外交关系上。也就是说，中苏国家关系的全面破裂，不论毛泽东希望与否，都已经无法改变了。而它所带来的危险，远不是毛泽东当时所能够预见到的。
哪里的资料？？
好长……………………
这个<九评>哪里还有或者下载的
写的非常不错的
写的非常不错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9-30 12:05:40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