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共九大：陈云等“对立面”按毛泽东意图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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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 2012年06月09日 08:54
来源：快乐老人报 作者：迟泽厚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09/15168140_0.shtml
核心提示：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2年6月7日第16版，作者：迟泽厚，原题：中共九大细节琐忆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的开法和大会期间发生的许多问题，令人匪夷所思。
提前三个多月秘密集中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除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代表外，其他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个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名代表认真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一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侧门进入会场。
4月1日下午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伫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九大开幕的新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通讯社、报纸迅速报道了大会消息，或发表评论，对没有预先得知开会消息感到有些惊讶。一些中央领导人则对此深感高兴，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
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时间
九大代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工农兵代表”占了最大比重，其中有些是“文革”期间才入党的新党员。上海代表团一个红卫兵代表，竟然是1968年12月才发展入党，入党后马上当代表，而且被选进了大会主席团，接着又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从入党到进入中央不到半年时间。这些人是“文革”的受惠者，因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由衷地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4月1日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起彼伏，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来，不然就是“缺乏阶级感情”。一些党龄较长特别是来自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的代表，深感听毛泽东讲话之机会难得，都全神贯注聆听伟大领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然而，他们的愿望被无尽的口号声浪所破坏。毛泽东一开始就讲党的历史，从一大讲起，但是，会场的气氛却对他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逐渐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649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在讨论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时，海南岛的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代表提出：新党章的总纲中，有一段对林彪的评价，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他要求把这段文字也写入政治报告中。有人笑着说：“你的意思挺好，不过，这是林副主席的报告，他怎么能说自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呢？”不料，这个代表勃然变色：“这是广大党员的心愿和要求嘛，应该把这个意见向中央反映嘛！”
10名“对立面”要入选又不能高票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格局，其实早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已基本定下了。内定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八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9人，仅为在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绝大多数在“文革”中成了“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既然无权参加中央全会，自然也就不能再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按照大会议程，从4月15日开始酝酿选举中央委员。先是由各代表团提出候选人名单，很多代表在提名时表示：小组提名有不少困难，以毛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最了解全面情况，最了解党的历史，考虑问题最周到，对主席团提出的名单我们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毛泽东在4月11日和4月23日两次召集主席团部分成员，谈选举问题。毛泽东在两次会上都谈到党内“反对派”或曰“对立面”的问题。他点了10个人的名字：陈云、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邓子恢、张鼎丞，说他们这些人“功劳也有，错误也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他说：“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
但是，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
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10名“对立面”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摘编自《兰台世界》文/迟泽厚，“九大”召开时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 2012年06月09日 08:54
来源：快乐老人报 作者：迟泽厚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09/15168140_0.shtml
核心提示：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2年6月7日第16版，作者：迟泽厚，原题：中共九大细节琐忆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的开法和大会期间发生的许多问题，令人匪夷所思。
提前三个多月秘密集中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除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代表外，其他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个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名代表认真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一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侧门进入会场。
4月1日下午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伫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九大开幕的新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通讯社、报纸迅速报道了大会消息，或发表评论，对没有预先得知开会消息感到有些惊讶。一些中央领导人则对此深感高兴，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
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时间
九大代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工农兵代表”占了最大比重，其中有些是“文革”期间才入党的新党员。上海代表团一个红卫兵代表，竟然是1968年12月才发展入党，入党后马上当代表，而且被选进了大会主席团，接着又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从入党到进入中央不到半年时间。这些人是“文革”的受惠者，因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由衷地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4月1日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起彼伏，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来，不然就是“缺乏阶级感情”。一些党龄较长特别是来自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的代表，深感听毛泽东讲话之机会难得，都全神贯注聆听伟大领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然而，他们的愿望被无尽的口号声浪所破坏。毛泽东一开始就讲党的历史，从一大讲起，但是，会场的气氛却对他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逐渐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649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在讨论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时，海南岛的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代表提出：新党章的总纲中，有一段对林彪的评价，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他要求把这段文字也写入政治报告中。有人笑着说：“你的意思挺好，不过，这是林副主席的报告，他怎么能说自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呢？”不料，这个代表勃然变色：“这是广大党员的心愿和要求嘛，应该把这个意见向中央反映嘛！”
10名“对立面”要入选又不能高票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格局，其实早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已基本定下了。内定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八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9人，仅为在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绝大多数在“文革”中成了“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既然无权参加中央全会，自然也就不能再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按照大会议程，从4月15日开始酝酿选举中央委员。先是由各代表团提出候选人名单，很多代表在提名时表示：小组提名有不少困难，以毛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最了解全面情况，最了解党的历史，考虑问题最周到，对主席团提出的名单我们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毛泽东在4月11日和4月23日两次召集主席团部分成员，谈选举问题。毛泽东在两次会上都谈到党内“反对派”或曰“对立面”的问题。他点了10个人的名字：陈云、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邓子恢、张鼎丞，说他们这些人“功劳也有，错误也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他说：“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
但是，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
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10名“对立面”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摘编自《兰台世界》文/迟泽厚，“九大”召开时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
来源：快乐老人报 作者：迟泽厚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09/15168140_0.shtml
核心提示：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2年6月7日第16版，作者：迟泽厚，原题：中共九大细节琐忆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的开法和大会期间发生的许多问题，令人匪夷所思。
提前三个多月秘密集中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除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代表外，其他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个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名代表认真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一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侧门进入会场。
4月1日下午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伫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九大开幕的新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通讯社、报纸迅速报道了大会消息，或发表评论，对没有预先得知开会消息感到有些惊讶。一些中央领导人则对此深感高兴，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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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代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工农兵代表”占了最大比重，其中有些是“文革”期间才入党的新党员。上海代表团一个红卫兵代表，竟然是1968年12月才发展入党，入党后马上当代表，而且被选进了大会主席团，接着又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从入党到进入中央不到半年时间。这些人是“文革”的受惠者，因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由衷地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4月1日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起彼伏，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来，不然就是“缺乏阶级感情”。一些党龄较长特别是来自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的代表，深感听毛泽东讲话之机会难得，都全神贯注聆听伟大领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然而，他们的愿望被无尽的口号声浪所破坏。毛泽东一开始就讲党的历史，从一大讲起，但是，会场的气氛却对他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逐渐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649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在讨论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时，海南岛的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代表提出：新党章的总纲中，有一段对林彪的评价，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他要求把这段文字也写入政治报告中。有人笑着说：“你的意思挺好，不过，这是林副主席的报告，他怎么能说自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呢？”不料，这个代表勃然变色：“这是广大党员的心愿和要求嘛，应该把这个意见向中央反映嘛！”
10名“对立面”要入选又不能高票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格局，其实早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已基本定下了。内定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八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9人，仅为在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绝大多数在“文革”中成了“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既然无权参加中央全会，自然也就不能再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按照大会议程，从4月15日开始酝酿选举中央委员。先是由各代表团提出候选人名单，很多代表在提名时表示：小组提名有不少困难，以毛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最了解全面情况，最了解党的历史，考虑问题最周到，对主席团提出的名单我们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毛泽东在4月11日和4月23日两次召集主席团部分成员，谈选举问题。毛泽东在两次会上都谈到党内“反对派”或曰“对立面”的问题。他点了10个人的名字：陈云、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邓子恢、张鼎丞，说他们这些人“功劳也有，错误也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他说：“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
但是，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
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10名“对立面”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摘编自《兰台世界》文/迟泽厚，“九大”召开时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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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快乐老人报 作者：迟泽厚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09/15168140_0.shtml
核心提示：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2年6月7日第16版，作者：迟泽厚，原题：中共九大细节琐忆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的开法和大会期间发生的许多问题，令人匪夷所思。
提前三个多月秘密集中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除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代表外，其他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个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名代表认真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一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侧门进入会场。
4月1日下午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伫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九大开幕的新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通讯社、报纸迅速报道了大会消息，或发表评论，对没有预先得知开会消息感到有些惊讶。一些中央领导人则对此深感高兴，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
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时间
九大代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工农兵代表”占了最大比重，其中有些是“文革”期间才入党的新党员。上海代表团一个红卫兵代表，竟然是1968年12月才发展入党，入党后马上当代表，而且被选进了大会主席团，接着又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从入党到进入中央不到半年时间。这些人是“文革”的受惠者，因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由衷地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4月1日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起彼伏，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来，不然就是“缺乏阶级感情”。一些党龄较长特别是来自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的代表，深感听毛泽东讲话之机会难得，都全神贯注聆听伟大领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然而，他们的愿望被无尽的口号声浪所破坏。毛泽东一开始就讲党的历史，从一大讲起，但是，会场的气氛却对他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逐渐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649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在讨论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时，海南岛的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代表提出：新党章的总纲中，有一段对林彪的评价，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他要求把这段文字也写入政治报告中。有人笑着说：“你的意思挺好，不过，这是林副主席的报告，他怎么能说自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呢？”不料，这个代表勃然变色：“这是广大党员的心愿和要求嘛，应该把这个意见向中央反映嘛！”
10名“对立面”要入选又不能高票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格局，其实早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已基本定下了。内定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八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9人，仅为在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绝大多数在“文革”中成了“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既然无权参加中央全会，自然也就不能再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按照大会议程，从4月15日开始酝酿选举中央委员。先是由各代表团提出候选人名单，很多代表在提名时表示：小组提名有不少困难，以毛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最了解全面情况，最了解党的历史，考虑问题最周到，对主席团提出的名单我们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毛泽东在4月11日和4月23日两次召集主席团部分成员，谈选举问题。毛泽东在两次会上都谈到党内“反对派”或曰“对立面”的问题。他点了10个人的名字：陈云、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邓子恢、张鼎丞，说他们这些人“功劳也有，错误也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他说：“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
但是，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
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10名“对立面”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摘编自《兰台世界》文/迟泽厚，“九大”召开时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
他喜欢一个当甩手掌柜的永远健康，不喜欢一个积极参政的永远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