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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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1日至24日，即在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半年之后，“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九大召开时，笔者正在广东“支左”，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大会秘书处规定，每省可派一名工作人员与会，省革委会领导决定笔者以秘书身份参加这一工作。会议期间，笔者不仅像代表一样出席全部大小会议，还要负责办简报，参加大会秘书处召开的工作会议，并参加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的计票工作。笔者还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八大二次会议。同那两次大会相比，再对照中国共产党党章，九大的开法和大会期间发生的许多问题，令人匪夷所思。

        神秘的会议

    4月1日下午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大小车辆，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仁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而此时的会场，用厚厚的深色商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寒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

       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八大是1956年开的，到召开九大时，已经过去13年了。为什么不能按时召开九大？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她念了“文革”中“揪”出来的以刘少奇为首，被认定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一长串名单，说这些人都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是在“文革”前召开九大，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有的还会进入核心领导机构，这样，就会大权旁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要落空。江青不无得意他说，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现出了原形，一个个都被斗倒批臭，问题自然都解决了，再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而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定下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代表外，其他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个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名代表认真他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一日复一日，一月又一月，终于盼来了进京通知。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除，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终于等到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1500多名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大会的组织者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

    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由代表团秘书或指定的人员带领，迅速登车，汽车很快起动。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又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一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侧门进入会场。

    4月1日下午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大小车辆，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仁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而此时的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

       大会于17：00开始，毛泽东首先宣布了大会议程。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共176人，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毛泽东问大家赞成不赞成，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于是举手通过。然后是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秘书长，毛泽东面带微笑他说：“什么人合适呀？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会场出现了轻松活泼的气氛，代表们发出会心的笑声。林彪赶紧把嘴向扩音器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右臂，林彪高喊：“通过！”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接着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泽东接着说：“那就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热烈鼓掌。

        毛泽东又说：“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又举手，鼓掌。毛泽东高兴他说：“好，通过！”

        于是毛泽东正式致开幕词。他没有讲稿，话也不长，但多次讲到要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17：32，林彪开始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九大开幕的新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通讯社、报纸迅速报道了大会消息，或发表评论，对没有预先得知开会消息感到有些惊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对此都深感高兴，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

       “深厚的阶级感情”

       九大代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工农兵代表”占了最大比重，其中有些是“文革”期间才入党的新党员。上海代表团一个红卫兵代表，竟然是1968年12月才发展入党，入党后马上当代表，而且被选进了大会主席团，接着又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从入党到进入中央不到半年时间。这些人是“文革”的受惠者，因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由衷地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种感情，在大会期间表达得淋漓尽致，当时的说法称为“表忠”。

        4月1日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起彼伏，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来，不然就是“缺乏阶级感情”。一些党龄较长特别是来自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的代表，深感听毛泽东讲话之机会为难得，都全神贯注聆听伟大领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然而，他们的愿望被无尽的口号声浪所破坏。毛泽东一开始就讲党的历史，从一大讲起，但是，会场的气氛却对他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逐渐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649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青年代表入党时间短，不但政治理论基础差，文化程度也多数较低。但是他们也有长处，多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讲话不怯场，而且讲起来很有时代特色。汕头地区一个年仅20岁的大队妇女主任，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她离开家乡时，社员们一再嘱咐她，到北京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要多喊几声“毛主席万岁”。来到北京后，她激动得几天睡不好觉，她决心“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永远忠于毛主席，要“斗私批修”，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她说，“私”字像苦菜，挖掉还会长出来，“私”字不倒，江山不保，要坚决把“私”字扫地出门，让“公”字安家落户。一个农民是学“毛著” 积极分子代表，介绍他所在大队开展学“毛著”运动的情况，说一些人原来认为学“毛著”当积极分子吃亏，“学得通，荷包空；学得透，人要瘦”，如今学“毛著”成为风气，农村风气大变，“以前老子说了算，儿子跟着干；现在不看爹不看妈，全靠毛泽东思想来当家”。这两个青年代表讲的，都属于当时流行的“套话”。但是他们运用得极为熟练，再加上丰富的表情，确实让一些老干部相形见细。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什么？这些青年代表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阶级斗争。因而，“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最高境界就是要狠抓阶级斗争。广东省博罗县黄山洞大队是全省最有名的学“毛著”先进单位，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是个年近40岁的农民，他在小组会上介绍了他们党支部狠抓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大队有个地主口、刘少奇，“文革”前，他们把这个地主的名字当成一条罪状，狠狠地批他：“你胆大包天！凭什么和我们的国家主席叫一个名字？”逼着这个地主改了名字。“文化大革命”中，原来的国家主席一夜之间成了“五毒俱全”的最大“走资派”，地主刘少奇也跟着沾边，大队党支部又把他拉出来批斗：“你就是刘少奇！你和北京的刘少奇是穿一条裤子的！”据说，经此一番批斗，社员们认识到刘少奇就在他们身边，从而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观念。

       4月24日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那些青年代表们的无产阶级感情再次得到极致发挥。会议于16：05开始，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会场划分为七个区，每区设一个票箱，主席台上单设一个票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分两次选举。16：28，开始选举中央委员。由于主席团成员比大会场任何一个区的代表都少，因而主席台上的投票先行结束，主席团成员都回到各自的座位。突然，一个排队役票的青年代表在把选票投入票箱后，没有跟随前面的代表返回座位，却转身快步向主席台走去。但见他双手扶着主席台的前沿一撑，两腿一蹬，便轻松地跃上主席台，然后快步走到前排中央，依次把手伸向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领袖们自然都一一与他握手。这位代表的成功举动，使许多怀有同样愿望的青年代表受到极大鼓舞。霎时间，有许多青年代表从投票的队列中或从座位上向着主席台跑去。原来躲在太幕后面的警卫人员纷纷出来阻拦，却顾此失彼，还是有不少人成功地冲到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面前，如愿以偿，成了“最最幸福的人”。最后，台上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台前组成一道人墙，才使局面得以控制。

大会结束时，再次出现了狂热的“表忠”场面。林彪宣布大会闭幕，毛泽东等坐在第一排的中央领导人刚刚离席，坐在会场前部的许多青年代表几乎在同一时间锋拥而上，一瞬间把主席台上摆的茶怀、铅笔、纸张全部抢光。

        具有这种狂热表现的并不限于那些年轻的代表，个别老党员代表也不甘落后。在讨论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时，海南岛的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代表提出：新党章的总纲中，有一段对林彪的评价，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他要求把这段文字也写入政治报告中。有人笑着说：“你的意思挺好，不过，这是林副主席的报告，他怎么能说自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呢？”不料，这个代表勃然变色：“这是广大党员的心愿和要求嘛，应该把这个意见向中央反映嘛！”

       特别的选举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格局，其实早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已基本定下了。内定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八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9人，仅为在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绝大多数在“文革”中成了“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既然无权参加中央全会，自然也就不能再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按照大会议程，从4月15日开始酝酿选举中央委员。先是由各代表团提出候选人名单，很多代表在提名时表示：小组提名有不少困难，以毛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最了解全面情况，最了解党的历史，考虑问题最周到，对主席团提出的名单我们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毛泽东在4月11日和4月23日两次召集主席团部分成员，谈选举问题。毛泽东在两次会上都谈到党内“反对派”或曰“对立面”的问题。他点了10个人的名字：陈云、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邓子恢、张鼎丞，说他们这些人“功劳也有，错误也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他说：“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这时，许世友忿忿不平他说：“反一两年可以，反几十年怎么行！不过，我们坚决听主席的，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康生也说：“昨天中央机关组还叫朱德同志写书面检讨。”

        但是，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各代表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必须以“三忠于”的高度、以党性保证，按照要求投票。各代表团不敢马虎，由代表团领导亲自动员、布置，有的甚至作了演练，大会秘书处还不放心，于4月23日晚以大组为单位进行了预选，对结果感到满意。

        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以全票当选，虽然是天经地义、意料之中，大家仍报以热烈掌声。林彪获得1508票，大家也报以热烈掌声。掌声过后，可以听到会场有小声讨论。会后有权威人士透露，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叶群投了反对票。10名“对立面”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

选举中还有一件趣事。当王良恩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这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他不懂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惟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名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本文作者：迟泽厚，摘自《炎黄春秋》杂志。）



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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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1日至24日，即在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半年之后，“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九大召开时，笔者正在广东“支左”，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大会秘书处规定，每省可派一名工作人员与会，省革委会领导决定笔者以秘书身份参加这一工作。会议期间，笔者不仅像代表一样出席全部大小会议，还要负责办简报，参加大会秘书处召开的工作会议，并参加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的计票工作。笔者还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八大二次会议。同那两次大会相比，再对照中国共产党党章，九大的开法和大会期间发生的许多问题，令人匪夷所思。

        神秘的会议

    4月1日下午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大小车辆，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仁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而此时的会场，用厚厚的深色商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寒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

       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八大是1956年开的，到召开九大时，已经过去13年了。为什么不能按时召开九大？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她念了“文革”中“揪”出来的以刘少奇为首，被认定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一长串名单，说这些人都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是在“文革”前召开九大，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有的还会进入核心领导机构，这样，就会大权旁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要落空。江青不无得意他说，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现出了原形，一个个都被斗倒批臭，问题自然都解决了，再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而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定下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代表外，其他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个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名代表认真他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一日复一日，一月又一月，终于盼来了进京通知。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除，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终于等到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1500多名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大会的组织者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

    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由代表团秘书或指定的人员带领，迅速登车，汽车很快起动。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又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一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侧门进入会场。

    4月1日下午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大小车辆，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仁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而此时的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

       大会于17：00开始，毛泽东首先宣布了大会议程。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共176人，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毛泽东问大家赞成不赞成，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于是举手通过。然后是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秘书长，毛泽东面带微笑他说：“什么人合适呀？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会场出现了轻松活泼的气氛，代表们发出会心的笑声。林彪赶紧把嘴向扩音器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右臂，林彪高喊：“通过！”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接着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泽东接着说：“那就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热烈鼓掌。

        毛泽东又说：“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又举手，鼓掌。毛泽东高兴他说：“好，通过！”

        于是毛泽东正式致开幕词。他没有讲稿，话也不长，但多次讲到要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17：32，林彪开始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九大开幕的新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通讯社、报纸迅速报道了大会消息，或发表评论，对没有预先得知开会消息感到有些惊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对此都深感高兴，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

       “深厚的阶级感情”

       九大代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工农兵代表”占了最大比重，其中有些是“文革”期间才入党的新党员。上海代表团一个红卫兵代表，竟然是1968年12月才发展入党，入党后马上当代表，而且被选进了大会主席团，接着又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从入党到进入中央不到半年时间。这些人是“文革”的受惠者，因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由衷地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种感情，在大会期间表达得淋漓尽致，当时的说法称为“表忠”。

        4月1日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起彼伏，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来，不然就是“缺乏阶级感情”。一些党龄较长特别是来自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的代表，深感听毛泽东讲话之机会为难得，都全神贯注聆听伟大领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然而，他们的愿望被无尽的口号声浪所破坏。毛泽东一开始就讲党的历史，从一大讲起，但是，会场的气氛却对他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逐渐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649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青年代表入党时间短，不但政治理论基础差，文化程度也多数较低。但是他们也有长处，多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讲话不怯场，而且讲起来很有时代特色。汕头地区一个年仅20岁的大队妇女主任，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她离开家乡时，社员们一再嘱咐她，到北京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要多喊几声“毛主席万岁”。来到北京后，她激动得几天睡不好觉，她决心“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永远忠于毛主席，要“斗私批修”，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她说，“私”字像苦菜，挖掉还会长出来，“私”字不倒，江山不保，要坚决把“私”字扫地出门，让“公”字安家落户。一个农民是学“毛著” 积极分子代表，介绍他所在大队开展学“毛著”运动的情况，说一些人原来认为学“毛著”当积极分子吃亏，“学得通，荷包空；学得透，人要瘦”，如今学“毛著”成为风气，农村风气大变，“以前老子说了算，儿子跟着干；现在不看爹不看妈，全靠毛泽东思想来当家”。这两个青年代表讲的，都属于当时流行的“套话”。但是他们运用得极为熟练，再加上丰富的表情，确实让一些老干部相形见细。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什么？这些青年代表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阶级斗争。因而，“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最高境界就是要狠抓阶级斗争。广东省博罗县黄山洞大队是全省最有名的学“毛著”先进单位，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是个年近40岁的农民，他在小组会上介绍了他们党支部狠抓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大队有个地主口、刘少奇，“文革”前，他们把这个地主的名字当成一条罪状，狠狠地批他：“你胆大包天！凭什么和我们的国家主席叫一个名字？”逼着这个地主改了名字。“文化大革命”中，原来的国家主席一夜之间成了“五毒俱全”的最大“走资派”，地主刘少奇也跟着沾边，大队党支部又把他拉出来批斗：“你就是刘少奇！你和北京的刘少奇是穿一条裤子的！”据说，经此一番批斗，社员们认识到刘少奇就在他们身边，从而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观念。

       4月24日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那些青年代表们的无产阶级感情再次得到极致发挥。会议于16：05开始，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会场划分为七个区，每区设一个票箱，主席台上单设一个票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分两次选举。16：28，开始选举中央委员。由于主席团成员比大会场任何一个区的代表都少，因而主席台上的投票先行结束，主席团成员都回到各自的座位。突然，一个排队役票的青年代表在把选票投入票箱后，没有跟随前面的代表返回座位，却转身快步向主席台走去。但见他双手扶着主席台的前沿一撑，两腿一蹬，便轻松地跃上主席台，然后快步走到前排中央，依次把手伸向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领袖们自然都一一与他握手。这位代表的成功举动，使许多怀有同样愿望的青年代表受到极大鼓舞。霎时间，有许多青年代表从投票的队列中或从座位上向着主席台跑去。原来躲在太幕后面的警卫人员纷纷出来阻拦，却顾此失彼，还是有不少人成功地冲到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面前，如愿以偿，成了“最最幸福的人”。最后，台上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台前组成一道人墙，才使局面得以控制。

大会结束时，再次出现了狂热的“表忠”场面。林彪宣布大会闭幕，毛泽东等坐在第一排的中央领导人刚刚离席，坐在会场前部的许多青年代表几乎在同一时间锋拥而上，一瞬间把主席台上摆的茶怀、铅笔、纸张全部抢光。

        具有这种狂热表现的并不限于那些年轻的代表，个别老党员代表也不甘落后。在讨论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时，海南岛的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代表提出：新党章的总纲中，有一段对林彪的评价，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他要求把这段文字也写入政治报告中。有人笑着说：“你的意思挺好，不过，这是林副主席的报告，他怎么能说自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呢？”不料，这个代表勃然变色：“这是广大党员的心愿和要求嘛，应该把这个意见向中央反映嘛！”

       特别的选举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格局，其实早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已基本定下了。内定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八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9人，仅为在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绝大多数在“文革”中成了“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既然无权参加中央全会，自然也就不能再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按照大会议程，从4月15日开始酝酿选举中央委员。先是由各代表团提出候选人名单，很多代表在提名时表示：小组提名有不少困难，以毛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最了解全面情况，最了解党的历史，考虑问题最周到，对主席团提出的名单我们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毛泽东在4月11日和4月23日两次召集主席团部分成员，谈选举问题。毛泽东在两次会上都谈到党内“反对派”或曰“对立面”的问题。他点了10个人的名字：陈云、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邓子恢、张鼎丞，说他们这些人“功劳也有，错误也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他说：“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这时，许世友忿忿不平他说：“反一两年可以，反几十年怎么行！不过，我们坚决听主席的，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康生也说：“昨天中央机关组还叫朱德同志写书面检讨。”

        但是，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各代表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必须以“三忠于”的高度、以党性保证，按照要求投票。各代表团不敢马虎，由代表团领导亲自动员、布置，有的甚至作了演练，大会秘书处还不放心，于4月23日晚以大组为单位进行了预选，对结果感到满意。

        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以全票当选，虽然是天经地义、意料之中，大家仍报以热烈掌声。林彪获得1508票，大家也报以热烈掌声。掌声过后，可以听到会场有小声讨论。会后有权威人士透露，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叶群投了反对票。10名“对立面”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

选举中还有一件趣事。当王良恩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这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他不懂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惟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名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本文作者：迟泽厚，摘自《炎黄春秋》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