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毛泽东下令“九评”赫鲁晓夫的来龙去脉(续完)[ZT]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03:4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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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千人大会召开时，毛泽东就已经发觉党内对他发动的大跃进及其后果的认识存在分歧。刘少奇明确认为，当前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会后，他更进一步提出要把困难估计足，不要怕说漆黑一团。处在第一线的中央多数领导人，显然也都同意这样一种估计。正是注意到过去的政策和做法太“左”，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当时的整个工作中注意贯彻了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从实际出发的结果，一些领导人开始主张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外交上搞缓和，在党内平反冤假错案，连彭德怀也写信要求平反，这自然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还在１９６１年９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已经很不喜欢听人们老是谈大跃进的问题了，曾经很不耐烦地表示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现在，他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些人还总是揪住大跃进中的某些问题不放，甚至公开表示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呢？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的无上权威地位也开始受到怀疑。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都大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极端必要性，公开斥责过去不讲民主，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过火斗争等种种不民主的作风。矛头所向，未必不含有对中共中央内部政治生活的责难。也正因为如此，彭真才会异常勇敢地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毛泽东的责任问题来。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但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我想，该包括就得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留下恶劣影响。对此，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当场表示反对，称：彭真同志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都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但彭真似乎并未被陈伯达吓倒，仍然坚持辩解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我的意思只是说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在两年多之前彭德怀等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即被打倒的历史悲剧依然历历在目的情况下，彭真能够如此率直地讲话，可见当时党内要求民主的压力，确实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不难想象，彭真的这番谈话在毛泽东心里的反响。同样不难想象，当意识到党内出现“离心”（偏离毛核心）倾向之后，毛泽东对国防部长林彪在大会上那番歌功颂德的赞歌是何等的欣赏。林彪当时在大会上是这样为毛泽东辩解的，他说：“三面红旗”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前出现的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而我们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毛泽东通常并不是很喜欢别人过分地阿谀奉承的。众所周知，建国前后，一些人不止一次地打算提出“毛泽东主义”，都被他制止了；他甚至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街道；在“文革”中“万岁”之声响彻云霄时，他对林彪“封”他的“四个伟大”感到“讨嫌”……但是，七千人大会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听到林彪这番再明显不过的恭维话，却感到很舒服。据说他当时就对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做得出来吗？
毛泽东后来为何把林彪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并毫不留情地打倒彭真，想来与此不无关联。但最主要的是，七千人大会之后，自认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唯一正确代表的毛泽东，开始有了一种恐惧，怀疑中国也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了。而包括刘少奇在内的相当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都被他纳入到警惕的视野之内，担心他们有变成“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危险。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的无上权威地位也开始受到怀疑。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都大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极端必要性，公开斥责过去不讲民主，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过火斗争等种种不民主的作风。矛头所向，未必不含有对中共中央内部政治生活的责难。也正因为如此，彭真才会异常勇敢地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毛泽东的责任问题来。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但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我想，该包括就得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留下恶劣影响。对此，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当场表示反对，称：彭真同志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都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但彭真似乎并未被陈伯达吓倒，仍然坚持辩解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我的意思只是说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在两年多之前彭德怀等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即被打倒的历史悲剧依然历历在目的情况下，彭真能够如此率直地讲话，可见当时党内要求民主的压力，确实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不难想象，彭真的这番谈话在毛泽东心里的反响。同样不难想象，当意识到党内出现“离心”（偏离毛核心）倾向之后，毛泽东对国防部长林彪在大会上那番歌功颂德的赞歌是何等的欣赏。林彪当时在大会上是这样为毛泽东辩解的，他说：“三面红旗”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前出现的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而我们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毛泽东通常并不是很喜欢别人过分地阿谀奉承的。众所周知，建国前后，一些人不止一次地打算提出“毛泽东主义”，都被他制止了；他甚至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街道；在“文革”中“万岁”之声响彻云霄时，他对林彪“封”他的“四个伟大”感到“讨嫌”……但是，七千人大会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听到林彪这番再明显不过的恭维话，却感到很舒服。据说他当时就对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做得出来吗？
毛泽东后来为何把林彪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并毫不留情地打倒彭真，想来与此不无关联。但最主要的是，七千人大会之后，自认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唯一正确代表的毛泽东，开始有了一种恐惧，怀疑中国也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了。而包括刘少奇在内的相当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都被他纳入到警惕的视野之内，担心他们有变成“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危险。
毛泽东对外对内都上到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的高度
１９６２年８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开幕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突然离开会议原定的内容，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在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问题联系起来，把修正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即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产生修正主义？如果按照以往的理论，说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逐渐消亡的时期，那就很难说得通。毛泽东为此左思右想，这时已经基本上得出结论，即阶级残余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也是长期的，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苏联出修正主义，国际根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根源就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
不过，出了修正主义，能不能说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一时还难于回答。在９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讲：“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也存在”。既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自然也就存在反动阶级复辟的可能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观点由此提了出来，说是不这样讲，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
既然认定赫鲁晓夫已经是修正主义，认定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残余在共产党内的表现，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那么，在毛泽东看来，同赫鲁晓夫之流的斗争就必然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问题上到搞阶级斗争、搞革命这样的高度，任何容忍、迁就、缓和以及为了保持国家关系而采取守势的做法，都是自信已经掌握了革命主动权的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
王稼祥之受到严厉批评，也就不可避免了。当毛泽东得知同样不赞成普遍裁军的北朝鲜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在莫斯科裁军大会上的妥协态度提出异议，进而又得知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授给中国代表团金质奖章，他当即表示了严重不满，并尖锐地批评了王稼祥提出的那些主张。
事实上，对赫鲁晓夫现象的理论分析已经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中共党内来了。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现象的本质，是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妥协于资产阶级，那么中国又何尝没有类似的问题呢？除了王稼祥在对外政策上的妥协主张外，七千人大会上对形势的悲观估计，对“三面红旗”的怀疑，以及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鼓吹“包产到户”等从集体化向单干倒退的主张，总之，一切可能不利于他观念中的革命方向的主张，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回潮。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干脆把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同“修正主义”划了等号。他尖锐地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本来是对工作问题的不同看法，一转眼，到毛泽东那里就成了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了。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时代，把立场问题的大帽子悬在那里，还有谁敢于表示不同意见呢？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即八届十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在中印两国围绕有争议地区持续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之后，毛泽东忍无可忍，下令实施自卫反击作战，将进占争议地区的印军全部赶了出去。尽管中国军队随后立即单方面停火，并主动撤出了有争议地区，东西欧几个国家的兄弟党却在自己的党代会上影射甚至直接批评中国党。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在其党代会上公开指责中国党之后，《人民日报》受命开始发表一系列“批修”文章。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领导人时特别表示，陶里亚蒂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是非回答不可了。
毛泽东这种急于应战的迫切心情，在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５日他亲自审改《人民日报》社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当时挥笔写道：“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只许老爷开腔，不许小的吭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法律。”在此之后，毛泽东开始公开批评中国代表团在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做法，说１９６２年上半年一个短时期内，我们党内少数同志相当发了狂，主张“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少援助一点。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迁就了赫鲁晓夫，把我们自己搞得很狼狈。我们必须反对我们自己内部的修正主义，因为他们要“向资产阶级投降”。
１９６２年８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开幕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突然离开会议原定的内容，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在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问题联系起来，把修正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即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产生修正主义？如果按照以往的理论，说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逐渐消亡的时期，那就很难说得通。毛泽东为此左思右想，这时已经基本上得出结论，即阶级残余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也是长期的，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苏联出修正主义，国际根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根源就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
不过，出了修正主义，能不能说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一时还难于回答。在９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讲：“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也存在”。既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自然也就存在反动阶级复辟的可能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观点由此提了出来，说是不这样讲，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
既然认定赫鲁晓夫已经是修正主义，认定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残余在共产党内的表现，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那么，在毛泽东看来，同赫鲁晓夫之流的斗争就必然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问题上到搞阶级斗争、搞革命这样的高度，任何容忍、迁就、缓和以及为了保持国家关系而采取守势的做法，都是自信已经掌握了革命主动权的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
王稼祥之受到严厉批评，也就不可避免了。当毛泽东得知同样不赞成普遍裁军的北朝鲜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在莫斯科裁军大会上的妥协态度提出异议，进而又得知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授给中国代表团金质奖章，他当即表示了严重不满，并尖锐地批评了王稼祥提出的那些主张。
事实上，对赫鲁晓夫现象的理论分析已经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中共党内来了。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现象的本质，是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妥协于资产阶级，那么中国又何尝没有类似的问题呢？除了王稼祥在对外政策上的妥协主张外，七千人大会上对形势的悲观估计，对“三面红旗”的怀疑，以及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鼓吹“包产到户”等从集体化向单干倒退的主张，总之，一切可能不利于他观念中的革命方向的主张，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回潮。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干脆把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同“修正主义”划了等号。他尖锐地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本来是对工作问题的不同看法，一转眼，到毛泽东那里就成了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了。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时代，把立场问题的大帽子悬在那里，还有谁敢于表示不同意见呢？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即八届十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在中印两国围绕有争议地区持续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之后，毛泽东忍无可忍，下令实施自卫反击作战，将进占争议地区的印军全部赶了出去。尽管中国军队随后立即单方面停火，并主动撤出了有争议地区，东西欧几个国家的兄弟党却在自己的党代会上影射甚至直接批评中国党。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在其党代会上公开指责中国党之后，《人民日报》受命开始发表一系列“批修”文章。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领导人时特别表示，陶里亚蒂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是非回答不可了。
毛泽东这种急于应战的迫切心情，在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５日他亲自审改《人民日报》社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当时挥笔写道：“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只许老爷开腔，不许小的吭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法律。”在此之后，毛泽东开始公开批评中国代表团在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做法，说１９６２年上半年一个短时期内，我们党内少数同志相当发了狂，主张“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少援助一点。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迁就了赫鲁晓夫，把我们自己搞得很狼狈。我们必须反对我们自己内部的修正主义，因为他们要“向资产阶级投降”。
毛泽东宣布：“我们现在转入了反攻”，要来一个大闹天宫
就在毛泽东准备全面反击的同时，又意外地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１日，苏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议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两党举行高级会议。２３日，毛泽东因感冒未愈，躺在床上接见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他说：我刚刚看到你们中央给我的信，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态度好，但我有一点是不满意的，那就是赫鲁晓夫同志一面提出停止论战，一面自己继续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有四篇，赫鲁晓夫的就有两篇。我们从２０日起登你们这些文章，今天登完。明天恐怕要登法国、意大利的了。全世界九十几个党里头，有四十二个党公开骂我们。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在这里，毛泽东固然也表示赞成休战，特别是对苏共的批评可以暂时挂上一笔帐，但他实际上并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他尖锐地质问：是谁首先攻击我们的？是谁发动这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的？是谁首先开始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共产党的？吵了这么几年可以休息一下，但真理愈辩愈明，为什么不可以都把对方的文章发表出来，“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哪！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我看不会。……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经过反复交涉，中共中央于５月６日决定接受苏方建议，派邓小平、彭真率团参加两党高级会谈。但是，在看到苏共中央３月３０日来信提出会谈需要讨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注意到苏方毫无改变态度的迹象之后，毛泽东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了。他很快指示由康生负责，组织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对苏共中央这一来信的答复。对于这个文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两条方针，一是要公开发表，二是要锋芒毕露。也就是说，不仅要针锋相对，把牌全部打出去，而且要来一个“索性展开论战”，不做任何妥协的准备。当然，为了心里有数，并且言之有据，毛泽东还是尽可能事先了解了一些兄弟党的反应。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分别向在京和路过北京的兄弟党有关人士征求了意见。由于这些人士大都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共产党领导人，得到的意见也就大都是对中共中央的做法表示支持。比如，毛泽东问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你认为“是以软体（指措辞客气一些）对软体好，还是现在这样的形式好”？这位总书记立即很强硬地表示：“我不要软体动物，宁愿要这个。”就连北朝鲜的金日成也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略有不同的是需要求助于苏联的越南党的领导人，他们在无力劝阻中共的情况下，建议文章中还是应多加点糖，少放些辣椒为好。
６月１４日，锋芒毕露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公开发表，中心思想是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强调革命的不间断性和彻底性，反对赫鲁晓夫所主张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政策，反对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彻底消灭阶级，形成所谓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文章明确提出：我们把那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毫无根据的攻击”你们的文章也在苏联统统公开发表出来呢？既然争论已经开始，“谁都没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辩就下令‘停止公开争论’。”
在此之前，中苏之间的分歧已经通过各国党的言论和文章，通过中国党的公开答辩，暴露于全世界舆论面前。中苏两党报刊上的影射文章也不在少数，只是尚未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对方。面对毛泽东把中苏分歧全面公开的做法，苏联方面的反应可想而知。在６月１８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严辞抨击毛泽东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并拒绝接受中方的建议。全会不仅就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作出决定，要求苏方代表团必须坚持苏共２０大、２１大、２２大所确定的路线，而且决定以牙还牙，在更大的范围里公开批评中国党的路线。据中方统计，从７月１４日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之后的不长时间里，仅苏联境内发表的指名攻击中国党的文章和材料就有３００篇之多。当然，中方发表的类似文章，数量也相当可观。
７月５日，由邓小平率领，包括彭真、康生在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双方会谈一直持续到２０日。在这种气氛下的会谈结果可想而知。代表团于会谈结束后回国时，毛泽东再度亲率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很明显，毛泽东并不在意会谈的结果，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与苏联的分歧是敌对性质的矛盾了，只是我们还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解决罢了。
就在毛泽东准备全面反击的同时，又意外地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１日，苏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议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两党举行高级会议。２３日，毛泽东因感冒未愈，躺在床上接见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他说：我刚刚看到你们中央给我的信，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态度好，但我有一点是不满意的，那就是赫鲁晓夫同志一面提出停止论战，一面自己继续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有四篇，赫鲁晓夫的就有两篇。我们从２０日起登你们这些文章，今天登完。明天恐怕要登法国、意大利的了。全世界九十几个党里头，有四十二个党公开骂我们。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在这里，毛泽东固然也表示赞成休战，特别是对苏共的批评可以暂时挂上一笔帐，但他实际上并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他尖锐地质问：是谁首先攻击我们的？是谁发动这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的？是谁首先开始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共产党的？吵了这么几年可以休息一下，但真理愈辩愈明，为什么不可以都把对方的文章发表出来，“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哪！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我看不会。……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经过反复交涉，中共中央于５月６日决定接受苏方建议，派邓小平、彭真率团参加两党高级会谈。但是，在看到苏共中央３月３０日来信提出会谈需要讨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注意到苏方毫无改变态度的迹象之后，毛泽东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了。他很快指示由康生负责，组织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对苏共中央这一来信的答复。对于这个文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两条方针，一是要公开发表，二是要锋芒毕露。也就是说，不仅要针锋相对，把牌全部打出去，而且要来一个“索性展开论战”，不做任何妥协的准备。当然，为了心里有数，并且言之有据，毛泽东还是尽可能事先了解了一些兄弟党的反应。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分别向在京和路过北京的兄弟党有关人士征求了意见。由于这些人士大都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共产党领导人，得到的意见也就大都是对中共中央的做法表示支持。比如，毛泽东问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你认为“是以软体（指措辞客气一些）对软体好，还是现在这样的形式好”？这位总书记立即很强硬地表示：“我不要软体动物，宁愿要这个。”就连北朝鲜的金日成也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略有不同的是需要求助于苏联的越南党的领导人，他们在无力劝阻中共的情况下，建议文章中还是应多加点糖，少放些辣椒为好。
６月１４日，锋芒毕露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公开发表，中心思想是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强调革命的不间断性和彻底性，反对赫鲁晓夫所主张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政策，反对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彻底消灭阶级，形成所谓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文章明确提出：我们把那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毫无根据的攻击”你们的文章也在苏联统统公开发表出来呢？既然争论已经开始，“谁都没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辩就下令‘停止公开争论’。”
在此之前，中苏之间的分歧已经通过各国党的言论和文章，通过中国党的公开答辩，暴露于全世界舆论面前。中苏两党报刊上的影射文章也不在少数，只是尚未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对方。面对毛泽东把中苏分歧全面公开的做法，苏联方面的反应可想而知。在６月１８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严辞抨击毛泽东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并拒绝接受中方的建议。全会不仅就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作出决定，要求苏方代表团必须坚持苏共２０大、２１大、２２大所确定的路线，而且决定以牙还牙，在更大的范围里公开批评中国党的路线。据中方统计，从７月１４日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之后的不长时间里，仅苏联境内发表的指名攻击中国党的文章和材料就有３００篇之多。当然，中方发表的类似文章，数量也相当可观。
７月５日，由邓小平率领，包括彭真、康生在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双方会谈一直持续到２０日。在这种气氛下的会谈结果可想而知。代表团于会谈结束后回国时，毛泽东再度亲率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很明显，毛泽东并不在意会谈的结果，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与苏联的分歧是敌对性质的矛盾了，只是我们还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解决罢了。
看来“九评”一词并非海外民运等的原创，而是古已有之了。
原帖由 kutoo 于 2008-2-26 13:02 发表
看来“九评”一词并非海外民运等的原创，而是古已有之了。
海外民运分子也只是学到了主席的一点皮毛，没有学到主席的精髓阿
如果在google上搜一下九评这两个字，到第一页最后两个才是这个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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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zhq8989 于 2008-2-26 14:07 发表
海外民运分子也只是学到了主席的一点皮毛，没有学到主席的精髓阿
他们的那所谓九评实在太恶搞了，像这样根本成不了气候！;P
毛对苏联可谓“怨气十足”。
当年毛在中央苏区丢了权力，就是苏联扶植反毛集团的结果。
当年毛在中央苏区丢了权力，就是苏联扶植反毛集团的结果。
原帖由 kutoo 于 2008-2-26 13:02 发表
看来“九评”一词并非海外民运等的原创，而是古已有之了。
九评当时好出名的
海外民运分子当年用的都是文革语言和方式，早就落伍了。
随着中国现在民主化进程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已经越来越没得玩了。
另外那个达赖最初追随他的有几万人，后来大部分都偷偷跑回来了。印度生活苦啊，那点海外援助哪里够用。在接受访问时说他们两边走，看到西藏的牧民都用手机，看彩电，羡幕的不行。后来就干脆搬回来了。
“打倒新沙皇”“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比美帝国主义更加穷凶极恶的敌人”都是九评语言，很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