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特色的来龙去脉

长久以来对中国文化常有一些迷惑，以至于引申到现实问题时常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中国文化号称博大精深，但也许过于庞大了吧，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模棱两可，相互矛盾的模糊空间。比如文化与宗教，道德与法律究竟如何区分，虽然理论上条理清晰，但在操作过程中却很难将之明确区分开。中国人历来不善思考，这当然不是因为智商不高，而是没有思考的氛围，甚至思考还可能是一件很冒风险的事。今天我们第一次离世界近在咫尺，可是文化差异的距离感却愈加强烈，国人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揉揉疑惑的眼睛，或迷茫或沮丧或趾高气扬，但不可否认我们的改革本质就是一个自我否定和与之融合的过程，可只有首先了解自己的文化才能谈得上融合，否则东施效颦有害无益。


一、寻根问道

中国文化很像是一个留着很长白胡子的老头，一派智者庄严，垂目坐在原地几千年不摇不动。同时，这老先生却又天真浪漫，一旦浪漫起来，就连法兰西恐怕也望尘莫及，法国人也只是在恋爱时表现一下浪漫，而中国文化却是直接对人性寄予最美好的寄托，整天仰望苍穹盼望哪天掉下个完美的人来救苦救难。即便等来的只是一顿冰雹也毫不气馁，至少还可以把梦想里的完美写进典籍，创造出心中的“完人”朝夕供奉以为寄托。中国的统治者无法容忍宗教做大，所以几千年来抚摸中国人心灵的就是这一点天真的希望，因此精神断奶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相当困难。断代史前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广为流传，虽然那是中国政治短暂的纯真，但在后人的描述里，被禅让对象的“贤”巧妙掩盖了这一点灵光，而且个顶个都“贤”的足以让今天的我们恨不能找个天坑跳进去，于是人们不禁疑惑，经过灿烂文化熏陶了几千年的人性居然还退步了。整个故事里我们完全不了解当时的社会状态，和被禅让者的个人能力等实际因素，一部历史从此就有了一个感性的开始，而且越久远，越无可考证就越离奇玄幻。在主流文化提供的评判标准下，历史应有的真实和立体完全情绪化，平面化了，永远感性看问题，这是一个错乱的开始，也成为中国人迷茫的源头。

任何成熟文明的特质都应是抑恶扬善，而不是隐恶扬善的，因为文明以人为单位组成，所以能否做到坦然直面人性是最基本的要求。对于人之初，不论是儒家的“本善”说，还是法家的“本恶”说都显得过于偏狭，而主张“道法自然”的道家似乎最接近本质，却偏偏又“道可道非常道”神秘而不具体。为什么说道家接近本质呢？这首先要探究什么是“道法”，其实掀开神秘面纱，“道法”是一个分开的整体，两者平衡共生，说白了就是人性与法则。“道”指的是人性，人之初本没有善恶之分，如果非要加以定义的话“人之初性本争”最靠谱。学过进化论的都知道，所有生物都经过漫长的自然进化，或被淘汰，或得以保留，今天能看到的所有生物，其身上任何一点特征都是其得以生存、繁衍最合理的解释。人也是动物，同样无法脱离自然法则，从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伊始，就已经开始参与各种竞争，不论是幼时本能的争乳护食，还是长大了争强好胜，以至于征伐兼并等等……都是在资源分配过程中进行的一种自然行为，这也是自然界所有生物的共性。因此人性在其发展，进化过程中就是最有道理的“道”，任何由行为习惯衍生的文明都应该是围绕这个“道”产生的。

“法”的主要内涵是管理，人性本争产生的欲望不加以限制，竞争行为不加以有效管理会失去平衡导致无序，乃至毁灭，拥有的竞争力越强，就越需要一套科学管理的规则。从本质上说人性和管理是相互对立，而又无法分割的矛盾体，因为人在进化和生存过程中，需要抵御来自大自然和其他生物的威胁，因此必须形成群体力量以求生存，也因此，虽然管理会与人性发生冲突，也不得不自觉放弃部分个人自由接受群体管理。在进化过程中，人类有幸拥有智慧，成为地球的主宰，所以也就有责任把这种竞争由蛮荒状态向制度化、程序化、理性化引导，最终建立一套有利于本性发展的规则。这应该是一套既尊重人性，不会因过度管理压制个体创造力，又不会纵使欲望无限膨胀而失控的模式，其中包括由法律主导的硬管理，和道德构成的软秩序。所以在各大文明体系中，能在人性与管理之间找到黄金平衡点，将决定其民族的前途与发展。“道”指的是人性，“法”指的是管理，“自然”指的是两者“平衡”这三个要点在一句话里体现，却构成道家主要思想基础。而道家讲“无为而治”也不是简单的放任自流，既然有了完善的“法”，只需按程序依法办理，当然不需要在规则框架之外多管闲事。

然而在中国的文明体系中，三种学说各有侧重，互不相融，最终被人为取舍形成不完整的段落式文化。法家在实践中严刑苛法，完全超出了人性的承受范围，最终被历史淘汰。道家虽是一部真正的治世经典，但区区几千字，浅尝则止，很快便虚无化、神秘化了。虽然法、道两家没有成为主流文化，但并没有像其他学说完全被边缘化，因为他们尚有可用之处。法家虽然重法，但所倡导的并不是普法，而是王法，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或缺的工具。道家则成为知识分子逃避现的一处桃花园，兵法曰“围三缺一”高压社会如果没有宣泄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而道家被误读的“无为”思想使这个宣泄口接近无害。这两家作为辅助得以保留，但与儒家相比已被大大弱化了，儒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文化，是因为他的重德轻规，虽然这是致命的缺陷，但却因其占据道德制高点，成为聚拢人心最好的选择，最终为帝王统治国家提供了一套完备的理论。经过发展，三种学说各负其责，也各有特点，法家“做而不论”道家“论而不清”儒家“论而不行”，他们既在同一政治体系内发挥各自作用，又相互没有理论交换功能。

儒家脱颖而出成为主流文化，也因此儒家注定要被涂鸦，孔子或许是史上第一个“被”神圣的人，不知老先生天上有知是否会摇头苦笑，他那些在春秋时因目睹征伐杀戮而形成，本来是为了在特定环境下呼唤人性良知的理论，被后世马屁文人一再杜撰篡改，曲意媚上，却无力反抗。虽懦家偶尔也挣扎过，但通过焚书坑儒、大兴文狱等手段的残酷镇压，最终退化为王权奴性驯化的教材。可以说儒家成为文化主流，对其他学说排斥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迷失自然发展规律的过程。其对人盲目迷信的同时，反过来对人性嗤之以鼻，这一过程是逐渐形成的，从独尊儒术，到存“天理”灭人欲，一个由人构成的社会居然把人性完全否定，天理是什么，唯一能能解释的就是“天子”的道理。权利对儒家的改造从没停止过，直至满清趴在祖宗规矩下完全失去蠕动能力，完成了走向灭亡的周期。

这里不想对文化形成经过做任何评判，在历史面前捶胸顿足没有意义，因为你不可能改变什么，但我们一定要认真思考文化是如何对过去和今天产生影响的，以及这样的影响会带给我们什么。中国的主流文化有两大特征，一是具有强大的精神迷幻作用，二是拥有严酷的行为管理手段，这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历史源头。在这种氛围下形成一个保守有余，开拓不足，缓慢运行，缺乏活力的封闭体系，这个体系因封闭而长久，也因封闭而陈旧。独特的文化使中国几千年载沉载浮，在其他文明没有形成时，确实曾长期独领风骚，期间也创造过多次辉煌。必须承认，中国在合适的时机，一旦遇到合适的领袖，就会成为一个很有爆发力的国家。因为面对一群被驯化的羔羊，一只狮子很容易带领他们走向成功，但却短暂而且极具偶然性。翻看中国的历史，只有帝王将相的辉煌，不见文化的优越，满纸都是会猎天下的豪情，在这个强者逐鹿的猎场里，人们习惯陶醉、赞美胜利者的同时，似乎也忘了自己就是猎物中的一只。中国文化塑造出极度发达的个人智慧，和绝白痴的将整体弱智，这使曾经的辉煌是以个人寿数为计算单位的。原因是我们始终解决不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人性与管理失衡，和人权与王权失衡，这两条都涉及到人，可以说中国文化存在严重的先天性缺陷。

中国人张口闭口必谈道德，道德是否就可以弥补社会不足呢？看看今天，主流宣传卖力的用道德去教育官员们清廉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结果就是所有官员都被教育成了贪官，而道德反而沦为遮羞布。可见，当一个文化形成道德体系，只有理论依据，没有事实证明他的可信度时，这个道德体系最终就会只剩躯壳没有了灵魂。如果道德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虚构的，社会价值体系就不复存在了，所以今天面被“博大精深”的文化，我们急需为他找回灵魂，而不是继续顶礼膜拜。塑造文化的帝王不见了，可他们的精神还活着，依然影响着今天的人们。文化形成于漫长的历史，变革于艰辛的磨砺，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人学着思考，却因长期麻木而陷入迷茫不知所措，一百多年风云变幻，远望世界的中国人不断进行着各种尝试。时至今日虽然不在因愚昧而落后挨打，可并没有解决整体性迷茫，和创造力低下的问题，原因是统治者还在迷恋着奴颜媚笑，大众也还不愿意精神断奶。今天主流试图带领人们循着历史长河，逆流而上寻找温暖，于是很多人开始迷醉于文化博大精深的优越，却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果说一个没有自信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而无视自身缺陷，盲目自大的民族就是危险的，这种危险对别人对自己同样可怕。




二、政教合体


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在历代统治者锻造下逐渐成为主流，王权就完成了和文化的媾和。其后果就是文化特征逐渐弱化，宗教特征趋于明显，所以儒家被称为儒教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比照宗教的定义，儒家与之相比几乎符合所有特征。首先他们都属于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文化现象，也都在其主导下形成了有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唯一的区别是叩拜的对象不一样，宗教叩拜超自然的神，而儒教忽悠人民匍匐在同类的脚下。不论人或者神，久而久之在跪拜者心中都拥有无上权威，从而对其产生敬畏及崇拜，并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这在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中有很好的体现。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都经历过一段政教合一的阶段，时间有长有短，最终要么被历史修正，要么正在接受着潮流的修理。从影响范围和时间看，佛教主张“众生平等”相对温和，所以政教合一的影响范围最小。中世纪的欧洲被称为最黑暗的时期，就是因为天主教政介入王权造成的。YSL教政教合一时间最长，到今天伊朗等国依然延续着这一体制，所以在和世界融合的过程中总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发源于中国的儒教似乎不存在政教合一的问题，因为两者之间根本就是无缝连接，从出生就是连体婴儿，这种结构显然比政教合一紧密多了，以至于人们很难从直观上对其做形象区分，所以应称之为政教合体最合适不过。政教合一是神权过度膨胀介入并影响政权，因两者独立存在，神殿和王宫一目了然，所以很容清晰界定。虽然两者暂时发生联系却很难持久，就像两个相爱的人紧拥抱，体力所限总有分开的时候。而政教合体这样的连体婴儿，除非冒险做手术，否则海枯石烂也无法分开。政教合体不但隐蔽性强，而且比政教合一不论功能还是效率都更加强大，他由文化直接行使教义的功能，能使大众接受教义的同时融汇最高意志于其中，最终实现思想和行动的高度统一。这很不简单，因为宗教的神在人不可知的空间，他的教义可以由上而下，只要能够打动人心，就会很容易被信众接受。这一点文化先天不足，可是文化反其道而行，由下而上直接从底层入手，选择有一定民众基础的文化品牌，通过公权利的扬褒抑贬，形成一个社会道德伦理氛围。然后推而广之，若是遇到挑战，便由王法出面以道德的名义进行弹压，最终达到并超过宗教的单一功能。

政教合体的另一特点是排他性极强，对外体现为：非黑即白，非敌即友，这曾使中国长期闭关锁国，久而久之，形成中国人平面、简单的是非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一反具反，一同具同。而且这种是非观带有强烈的集体意识，上层意志反对的，民间喜闻乐见也要排斥，比如台湾绿营群众面对ECFA，我们对待谷歌不同程度都存在这一特征。对内表现为：取同伐异，等级分明，这是为了确保全方位垄断而设计的，所谓垄断不只是针对物质资源，还要对非物质资源，也就是智慧资源实现垄断。于是愚民教育成为主要手段被独裁者广泛采用，这显然有利于统治，却因遏制个人创造能力使社会发展后劲不足。传统宗教相信神拥有无上大智慧，脱离政教合一后，人的智慧被宽松下放给世俗社会，西方成为现代科技发展的源头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时宗教对于物质欲求相对单薄，这意味着宗教和世俗社会并不构成直接利益重叠。而政教合体由人主宰，主宰者和大众同属世俗社会，自然就会产生利益冲突撞。更重要的是统治者不存在神的能力，却偏要以神的状态出现，为了保持绝对控制力和神秘感，就必须想办法和民众之间拉开距离，所以剥夺民众对物质分配的参与权，通过全方位垄断，来凸显自己的绝对支配能力，使民众产生所得既所赐的错觉而臣服敬畏。比如今天中国人依然不认为政府救灾、援助等行为是本职，民众习惯于对此类行为感激叩拜，政府也心安理得受用，原因是文化已经习惯性认同了这种绝对垄断合理性。

政教合体的第三个特点是稳定性差，超自然的神在人的心里，所以神不会犯错误，就算出了问题，人也只会反省自己。西方教会势力曾劣迹斑斑，比如烧死科学家等等，但那也只是神职人员的过错，丝毫不损神的形象。儒教膜拜的对象是人，被膜拜的人虽然尽可能远离人群，把自己关在戒备森严的大红门里，可还是无法脱离大众的视线，反而因其高高在上故作神秘更加引人瞩目。作为实质的人，统治者所有的劣性和弱点都逃不过大众的眼睛，所谓高处不胜寒，所有独裁者们都具有胆怯、敏感、神经质的多重性格。因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独裁者那么看重言论导向，哪怕是人尽皆知的谎言，作为遮羞布也会死死捂住不放，因为构成统治的伦理基础是简陋、虚构的，真相会使统治者失去安全感，所以统治者必备的职业装毫无例外都是“皇帝的新衣”。这很像一只当上猴王的猴子，每每穿上袍子装人，目的是让猴群知道它与众不同，没有和大家一样的红屁股，可它偏偏又要蹲在最高的树枝上，众猴仰头一看立时一览无遗。人不是神，既没办法修补劣根，又不可能超脱生死，不论是寿终正寝，还是恶贯满盈，政教合体都不得不频繁置换膜拜的对象，这使得大众经常无所是从，一次次互信链条断裂后，久而久之表面上只剩下礼节性恭敬，心中的逆反逐渐畸形发展起来，这大概就是中国人两面性格的由来，或者说这叫做含蓄。

根据政教合体的几个特点看，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虽然在儒教熏染下基本形成，却没办法对顶礼膜拜者保持长久的信任。在面对未知世界时，由于心灵缺失了神的安慰，现实资源分配过程中，又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所以中国人被训练出极强的自保意识，所谓小农意识就是在这种氛围下产生的。前面说过统治者没有安全感，其实大众同样没有安全感，这源于两者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互信。脆弱的社会结构，在没有外来文明冲击时，主要矛盾就围绕这种不信任做循环式演变。俯瞰历史，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国人努力维系着大一统的框架，而且相当成功。比起那些文化特征不明显，只能依靠单一威权手段的独裁者，中国的统治模式优势明显，原因是中国借助文化优势，可以把威权统治和思维统治相结合，形成一套完善的统治理论，使集权统治可以在文化形成的框架内反复循环。在这里，文化是决定集权统治模式是昙花一现，还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但是这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因为文化造就的仅仅是统治模式，对于统治者本身，面对周期过于频繁的轮回实际上是一种灾难，所以中国文化是造就王权的，也是高于王权的。看似文化既得利益者的统治者们，同时又是淘汰规则的牺牲品，而每次进行这种文化框架内轮回，不只是针对统治者的淘汰，更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这决定了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内部消耗型社会，难以向外发展。




三、合理存在


中国在错乱的文化、宗教影响下，形成今天的非理性事实，但如果一个体系存在了几千年，即便是有明显错误的也具有了某种合理性，所谓存在就是合理的。所以今天认清文化缺失并不是要抛弃她，事实上也不可能抛弃，只能在不断认识中修补、探索适合我们生存的方向。这不是简单的姑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太强大了，所有被文明涵盖的人，包括笔者，不论是价值观、是非观、还是伦理观都已经被深深影响，形成了由个人性格到民族性格的统一。悠久文明可以很学术的被骄傲，因为懵懂中我们更早睁开眼睛，但开蒙早并不等于发展好，文明可以带来光明，同样也可以使人失去本性。人在文明形成过程中很像驯兽师指挥棒下的狗熊，恩威并用下逐渐被脱去本性，由反抗到服从，最后机械执行各种指令，人虽高级，却也是动物，也一样被惯性所服从着。满清入主中原，曾严令剃发束辫，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很多有气节之士宁死也要留下那半边头发，据说当时剃头师傅身后都要跟着刽子手。但辛亥革命要剪掉那根辫子同样大费周章，虽然不用再麻烦刽子手，可老夫子们即便剪了辫子也依然半发披肩，独特发型成为民国初期一景。缠足陋习反人性反自然的，久而久之不但被人们接受了，而且审美观也随之畸形、变态，缠的痛苦，放的候挣扎，人类的可塑性由此可见一般，这当然是历史的悲哀，却也是未来的希望。

发展到今天文明成为民族符号，就像一所巨大的房子容纳着家族所有人，或许这房子布局不合理，里面衙门林立，庙堂繁多，开门就作揖，出门就磕头住的很不舒服。可是建成这所房子用了几千年，若摧毁重盖，就意味着所有居民几百甚至上千年无家可归。人没有住的地方还可以结庐而居，栖洞而眠，可是十几亿人精神没有皈依必然会天下大乱，祸及自身，殃及比邻。文明发展不像鸟巢、水立方可以快速建成，是经过漫长进化，伴随无数战争和浩劫才形成的。这代价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在文化框架内改造是最好的办法，这也是所有谋求复兴的古老文明唯一的出路。其实文明本应该是动态的，任何拒绝更新的文明不管多强大都将被淘汰。很多时候国人怀着复杂心情嘲笑日本人是墙头草，看到哪边强大就往哪边倒，但日本却赶上了每次发展潮流的班车，而我们号称东方雄鸡，泱泱大国，今天却还在那只“东方之虫”后面呼哧带喘的追赶着。说到文化，至少柔道早已是奥运项目，至少和服、武士刀比旗袍、龙泉剑更具国际化，至少我们没能揣着人民币去日本搜罗他们的古董文物，可见文明不会因为开放和融合而失色，反而会因此魅力无限。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开放胸怀，坚持己长，克服己短，诚实面对自己的弱点，首先看得懂自己才能面向世界，整天蹲在家里靠忽悠老百姓给自己壮胆，只能是自欺其人，很难有大出息。

作为一个民族林立，人口众多的文化大国，不管我们是否喜欢，都要承认现在，以及可预见的未来需要一个强势的政府，因为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否则就是一盘散沙。就像一群从小就被圈养的动物，放养过程肯定比圈养更艰难。灿烂文明里找不到理性管理的办法，管理的理论、制度、意识都严重空白的情况下放任自流，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不但各方利益无法平衡，资源调配难以协调，就连粮食安全恐怕都得不到保障。记得吴小莉采访栗战书时，他回忆两会期间温家宝到黑龙江代表团，进门头句话大意是：“黑龙江大粮仓，中国粮食安全拜托你们了”。假设各省拥有更多自由，那么粮食大省完全可以把富饶的土地用来开发，以追求本省利益最大化。打个比方，但凡遇到大军被困粮草短缺的情况，都会把有限资源集中进行平均调配，中国十几亿人口和资源的比例失衡就面临这种局面。这是中国情，可惜，中国人对人口与资源失衡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使中国的可选性被大大压缩了。假设中国只有5亿人口，那么人的价值就会大不一样，一旦走向革新，不管是政改还是文改都会轻松得多，因为操作空间加大，人的价值会因社会需求而变化。自然界的另一法则是，少则为宝，多则为害，成为稀缺物种才会得到尊重和保护，熊猫要是和野猫一样多，卧龙基地那些保姆们大概也会变成狩猎队了。

顺应变革是历史必然，中国需要强势政府是要保证改革效率，但强势不等于强横，因为这30年进行的是半吊子改革，率先迈出经济改革这一步，另一只脚却被文化沉渣坠累迟迟不能跟进。政教合体的中国，主流文化和政治异名同体，陷住那只脚就是政治改革。今天中国面对一个尴尬局面，经济改革到了一个阶段，正在面临发展方式的转变，但不管怎么变，中国因人口规模巨大只能发展制造业，但低层次的制造业，廉价代工在日益严重的国际壁垒面前即将走到尽头。虽然国人常常因此被激起类似民族主义的愤怒，宏观的看，那是自由经济发展过头后的合理反弹，潮流之前，愤怒无济于事。所以由劳动密集型，向自主创新型制造业发展是必由之路。中国人是很聪明的，没有一个合理的人才选拔氛围，人们只能把聪明才智都用在造假、恶搞上，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一种浪费。政治改革就是要解放人民的思想，进而使智慧得到理性释放，否则拉关系、拍马、送礼成风，一个举国卑奴的社会创造力从何而来？改变这些，不敢触动整个社会结构不可能成功，没有文化革新这一结构无从改起。如果我们的另一条腿跟不上来，现阶段的经济改革很难再挪动半步，行百里者半九十，改革不进则退，一定要认识到，现阶段导致中国发展瓶颈的不是经济而是文化。

梳理前面的论述：
一，文化体系是可以塑造的，需要动力和时间。
二、文明动态运行，是保持其活力的唯一办法。
三、中国需要强势政府，而不是强人政府。
四、中国改革遭遇瓶颈，文化改革滞后是最主要的原因。
明白这些就知道，中国的改革才刚刚起步，未来会更具挑战性。如果把经济改革比作青藏铁路或三峡工程，虽然工程浩大，但看得见摸得着，方向、方法都一目了然。而文化改革既没有施工图纸，也没有成熟模式，可控性极差，又无法回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只能发展经济，因此必须开放社会和外来文明深层接触，而接触过程中，我们文化体系中所有错误、虚假的东西都将通过对比被翻出来摆上台面，这是相当痛苦，也是相当危险的过程。此时没有强势政府肯定会出现混乱，而政府如不能因势利导，也一定会造成混乱。中国社会一直带病运行，施以猛药必会要命，姑息拖延更没有出路，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强而理性的政府，他必须清醒认识到，暂时的纠结是新旧价值观更替的正常表现，既要为思想再启蒙提供一个宽松空间，又要在出现极端状态时驾驭全局。当问题出现时虚心面对，冷静分析后加以改进，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中国改革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政府要有全局观，不要把自己当做分段承包商，只顾眼前平静不求进取。不要惧怕“折腾”，没有“折腾”社会就没有进步，如果只是以“和谐”的名义压制变革，未来的反弹力度会更大、更猛，那才是翻天覆地的大折腾。长久以来对中国文化常有一些迷惑，以至于引申到现实问题时常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中国文化号称博大精深，但也许过于庞大了吧，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模棱两可，相互矛盾的模糊空间。比如文化与宗教，道德与法律究竟如何区分，虽然理论上条理清晰，但在操作过程中却很难将之明确区分开。中国人历来不善思考，这当然不是因为智商不高，而是没有思考的氛围，甚至思考还可能是一件很冒风险的事。今天我们第一次离世界近在咫尺，可是文化差异的距离感却愈加强烈，国人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揉揉疑惑的眼睛，或迷茫或沮丧或趾高气扬，但不可否认我们的改革本质就是一个自我否定和与之融合的过程，可只有首先了解自己的文化才能谈得上融合，否则东施效颦有害无益。


一、寻根问道

中国文化很像是一个留着很长白胡子的老头，一派智者庄严，垂目坐在原地几千年不摇不动。同时，这老先生却又天真浪漫，一旦浪漫起来，就连法兰西恐怕也望尘莫及，法国人也只是在恋爱时表现一下浪漫，而中国文化却是直接对人性寄予最美好的寄托，整天仰望苍穹盼望哪天掉下个完美的人来救苦救难。即便等来的只是一顿冰雹也毫不气馁，至少还可以把梦想里的完美写进典籍，创造出心中的“完人”朝夕供奉以为寄托。中国的统治者无法容忍宗教做大，所以几千年来抚摸中国人心灵的就是这一点天真的希望，因此精神断奶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相当困难。断代史前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广为流传，虽然那是中国政治短暂的纯真，但在后人的描述里，被禅让对象的“贤”巧妙掩盖了这一点灵光，而且个顶个都“贤”的足以让今天的我们恨不能找个天坑跳进去，于是人们不禁疑惑，经过灿烂文化熏陶了几千年的人性居然还退步了。整个故事里我们完全不了解当时的社会状态，和被禅让者的个人能力等实际因素，一部历史从此就有了一个感性的开始，而且越久远，越无可考证就越离奇玄幻。在主流文化提供的评判标准下，历史应有的真实和立体完全情绪化，平面化了，永远感性看问题，这是一个错乱的开始，也成为中国人迷茫的源头。

任何成熟文明的特质都应是抑恶扬善，而不是隐恶扬善的，因为文明以人为单位组成，所以能否做到坦然直面人性是最基本的要求。对于人之初，不论是儒家的“本善”说，还是法家的“本恶”说都显得过于偏狭，而主张“道法自然”的道家似乎最接近本质，却偏偏又“道可道非常道”神秘而不具体。为什么说道家接近本质呢？这首先要探究什么是“道法”，其实掀开神秘面纱，“道法”是一个分开的整体，两者平衡共生，说白了就是人性与法则。“道”指的是人性，人之初本没有善恶之分，如果非要加以定义的话“人之初性本争”最靠谱。学过进化论的都知道，所有生物都经过漫长的自然进化，或被淘汰，或得以保留，今天能看到的所有生物，其身上任何一点特征都是其得以生存、繁衍最合理的解释。人也是动物，同样无法脱离自然法则，从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伊始，就已经开始参与各种竞争，不论是幼时本能的争乳护食，还是长大了争强好胜，以至于征伐兼并等等……都是在资源分配过程中进行的一种自然行为，这也是自然界所有生物的共性。因此人性在其发展，进化过程中就是最有道理的“道”，任何由行为习惯衍生的文明都应该是围绕这个“道”产生的。

“法”的主要内涵是管理，人性本争产生的欲望不加以限制，竞争行为不加以有效管理会失去平衡导致无序，乃至毁灭，拥有的竞争力越强，就越需要一套科学管理的规则。从本质上说人性和管理是相互对立，而又无法分割的矛盾体，因为人在进化和生存过程中，需要抵御来自大自然和其他生物的威胁，因此必须形成群体力量以求生存，也因此，虽然管理会与人性发生冲突，也不得不自觉放弃部分个人自由接受群体管理。在进化过程中，人类有幸拥有智慧，成为地球的主宰，所以也就有责任把这种竞争由蛮荒状态向制度化、程序化、理性化引导，最终建立一套有利于本性发展的规则。这应该是一套既尊重人性，不会因过度管理压制个体创造力，又不会纵使欲望无限膨胀而失控的模式，其中包括由法律主导的硬管理，和道德构成的软秩序。所以在各大文明体系中，能在人性与管理之间找到黄金平衡点，将决定其民族的前途与发展。“道”指的是人性，“法”指的是管理，“自然”指的是两者“平衡”这三个要点在一句话里体现，却构成道家主要思想基础。而道家讲“无为而治”也不是简单的放任自流，既然有了完善的“法”，只需按程序依法办理，当然不需要在规则框架之外多管闲事。

然而在中国的文明体系中，三种学说各有侧重，互不相融，最终被人为取舍形成不完整的段落式文化。法家在实践中严刑苛法，完全超出了人性的承受范围，最终被历史淘汰。道家虽是一部真正的治世经典，但区区几千字，浅尝则止，很快便虚无化、神秘化了。虽然法、道两家没有成为主流文化，但并没有像其他学说完全被边缘化，因为他们尚有可用之处。法家虽然重法，但所倡导的并不是普法，而是王法，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或缺的工具。道家则成为知识分子逃避现的一处桃花园，兵法曰“围三缺一”高压社会如果没有宣泄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而道家被误读的“无为”思想使这个宣泄口接近无害。这两家作为辅助得以保留，但与儒家相比已被大大弱化了，儒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文化，是因为他的重德轻规，虽然这是致命的缺陷，但却因其占据道德制高点，成为聚拢人心最好的选择，最终为帝王统治国家提供了一套完备的理论。经过发展，三种学说各负其责，也各有特点，法家“做而不论”道家“论而不清”儒家“论而不行”，他们既在同一政治体系内发挥各自作用，又相互没有理论交换功能。

儒家脱颖而出成为主流文化，也因此儒家注定要被涂鸦，孔子或许是史上第一个“被”神圣的人，不知老先生天上有知是否会摇头苦笑，他那些在春秋时因目睹征伐杀戮而形成，本来是为了在特定环境下呼唤人性良知的理论，被后世马屁文人一再杜撰篡改，曲意媚上，却无力反抗。虽懦家偶尔也挣扎过，但通过焚书坑儒、大兴文狱等手段的残酷镇压，最终退化为王权奴性驯化的教材。可以说儒家成为文化主流，对其他学说排斥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迷失自然发展规律的过程。其对人盲目迷信的同时，反过来对人性嗤之以鼻，这一过程是逐渐形成的，从独尊儒术，到存“天理”灭人欲，一个由人构成的社会居然把人性完全否定，天理是什么，唯一能能解释的就是“天子”的道理。权利对儒家的改造从没停止过，直至满清趴在祖宗规矩下完全失去蠕动能力，完成了走向灭亡的周期。

这里不想对文化形成经过做任何评判，在历史面前捶胸顿足没有意义，因为你不可能改变什么，但我们一定要认真思考文化是如何对过去和今天产生影响的，以及这样的影响会带给我们什么。中国的主流文化有两大特征，一是具有强大的精神迷幻作用，二是拥有严酷的行为管理手段，这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历史源头。在这种氛围下形成一个保守有余，开拓不足，缓慢运行，缺乏活力的封闭体系，这个体系因封闭而长久，也因封闭而陈旧。独特的文化使中国几千年载沉载浮，在其他文明没有形成时，确实曾长期独领风骚，期间也创造过多次辉煌。必须承认，中国在合适的时机，一旦遇到合适的领袖，就会成为一个很有爆发力的国家。因为面对一群被驯化的羔羊，一只狮子很容易带领他们走向成功，但却短暂而且极具偶然性。翻看中国的历史，只有帝王将相的辉煌，不见文化的优越，满纸都是会猎天下的豪情，在这个强者逐鹿的猎场里，人们习惯陶醉、赞美胜利者的同时，似乎也忘了自己就是猎物中的一只。中国文化塑造出极度发达的个人智慧，和绝白痴的将整体弱智，这使曾经的辉煌是以个人寿数为计算单位的。原因是我们始终解决不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人性与管理失衡，和人权与王权失衡，这两条都涉及到人，可以说中国文化存在严重的先天性缺陷。

中国人张口闭口必谈道德，道德是否就可以弥补社会不足呢？看看今天，主流宣传卖力的用道德去教育官员们清廉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结果就是所有官员都被教育成了贪官，而道德反而沦为遮羞布。可见，当一个文化形成道德体系，只有理论依据，没有事实证明他的可信度时，这个道德体系最终就会只剩躯壳没有了灵魂。如果道德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虚构的，社会价值体系就不复存在了，所以今天面被“博大精深”的文化，我们急需为他找回灵魂，而不是继续顶礼膜拜。塑造文化的帝王不见了，可他们的精神还活着，依然影响着今天的人们。文化形成于漫长的历史，变革于艰辛的磨砺，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人学着思考，却因长期麻木而陷入迷茫不知所措，一百多年风云变幻，远望世界的中国人不断进行着各种尝试。时至今日虽然不在因愚昧而落后挨打，可并没有解决整体性迷茫，和创造力低下的问题，原因是统治者还在迷恋着奴颜媚笑，大众也还不愿意精神断奶。今天主流试图带领人们循着历史长河，逆流而上寻找温暖，于是很多人开始迷醉于文化博大精深的优越，却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果说一个没有自信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而无视自身缺陷，盲目自大的民族就是危险的，这种危险对别人对自己同样可怕。




二、政教合体


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在历代统治者锻造下逐渐成为主流，王权就完成了和文化的媾和。其后果就是文化特征逐渐弱化，宗教特征趋于明显，所以儒家被称为儒教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比照宗教的定义，儒家与之相比几乎符合所有特征。首先他们都属于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文化现象，也都在其主导下形成了有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唯一的区别是叩拜的对象不一样，宗教叩拜超自然的神，而儒教忽悠人民匍匐在同类的脚下。不论人或者神，久而久之在跪拜者心中都拥有无上权威，从而对其产生敬畏及崇拜，并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这在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中有很好的体现。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都经历过一段政教合一的阶段，时间有长有短，最终要么被历史修正，要么正在接受着潮流的修理。从影响范围和时间看，佛教主张“众生平等”相对温和，所以政教合一的影响范围最小。中世纪的欧洲被称为最黑暗的时期，就是因为天主教政介入王权造成的。YSL教政教合一时间最长，到今天伊朗等国依然延续着这一体制，所以在和世界融合的过程中总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发源于中国的儒教似乎不存在政教合一的问题，因为两者之间根本就是无缝连接，从出生就是连体婴儿，这种结构显然比政教合一紧密多了，以至于人们很难从直观上对其做形象区分，所以应称之为政教合体最合适不过。政教合一是神权过度膨胀介入并影响政权，因两者独立存在，神殿和王宫一目了然，所以很容清晰界定。虽然两者暂时发生联系却很难持久，就像两个相爱的人紧拥抱，体力所限总有分开的时候。而政教合体这样的连体婴儿，除非冒险做手术，否则海枯石烂也无法分开。政教合体不但隐蔽性强，而且比政教合一不论功能还是效率都更加强大，他由文化直接行使教义的功能，能使大众接受教义的同时融汇最高意志于其中，最终实现思想和行动的高度统一。这很不简单，因为宗教的神在人不可知的空间，他的教义可以由上而下，只要能够打动人心，就会很容易被信众接受。这一点文化先天不足，可是文化反其道而行，由下而上直接从底层入手，选择有一定民众基础的文化品牌，通过公权利的扬褒抑贬，形成一个社会道德伦理氛围。然后推而广之，若是遇到挑战，便由王法出面以道德的名义进行弹压，最终达到并超过宗教的单一功能。

政教合体的另一特点是排他性极强，对外体现为：非黑即白，非敌即友，这曾使中国长期闭关锁国，久而久之，形成中国人平面、简单的是非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一反具反，一同具同。而且这种是非观带有强烈的集体意识，上层意志反对的，民间喜闻乐见也要排斥，比如台湾绿营群众面对ECFA，我们对待谷歌不同程度都存在这一特征。对内表现为：取同伐异，等级分明，这是为了确保全方位垄断而设计的，所谓垄断不只是针对物质资源，还要对非物质资源，也就是智慧资源实现垄断。于是愚民教育成为主要手段被独裁者广泛采用，这显然有利于统治，却因遏制个人创造能力使社会发展后劲不足。传统宗教相信神拥有无上大智慧，脱离政教合一后，人的智慧被宽松下放给世俗社会，西方成为现代科技发展的源头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时宗教对于物质欲求相对单薄，这意味着宗教和世俗社会并不构成直接利益重叠。而政教合体由人主宰，主宰者和大众同属世俗社会，自然就会产生利益冲突撞。更重要的是统治者不存在神的能力，却偏要以神的状态出现，为了保持绝对控制力和神秘感，就必须想办法和民众之间拉开距离，所以剥夺民众对物质分配的参与权，通过全方位垄断，来凸显自己的绝对支配能力，使民众产生所得既所赐的错觉而臣服敬畏。比如今天中国人依然不认为政府救灾、援助等行为是本职，民众习惯于对此类行为感激叩拜，政府也心安理得受用，原因是文化已经习惯性认同了这种绝对垄断合理性。

政教合体的第三个特点是稳定性差，超自然的神在人的心里，所以神不会犯错误，就算出了问题，人也只会反省自己。西方教会势力曾劣迹斑斑，比如烧死科学家等等，但那也只是神职人员的过错，丝毫不损神的形象。儒教膜拜的对象是人，被膜拜的人虽然尽可能远离人群，把自己关在戒备森严的大红门里，可还是无法脱离大众的视线，反而因其高高在上故作神秘更加引人瞩目。作为实质的人，统治者所有的劣性和弱点都逃不过大众的眼睛，所谓高处不胜寒，所有独裁者们都具有胆怯、敏感、神经质的多重性格。因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独裁者那么看重言论导向，哪怕是人尽皆知的谎言，作为遮羞布也会死死捂住不放，因为构成统治的伦理基础是简陋、虚构的，真相会使统治者失去安全感，所以统治者必备的职业装毫无例外都是“皇帝的新衣”。这很像一只当上猴王的猴子，每每穿上袍子装人，目的是让猴群知道它与众不同，没有和大家一样的红屁股，可它偏偏又要蹲在最高的树枝上，众猴仰头一看立时一览无遗。人不是神，既没办法修补劣根，又不可能超脱生死，不论是寿终正寝，还是恶贯满盈，政教合体都不得不频繁置换膜拜的对象，这使得大众经常无所是从，一次次互信链条断裂后，久而久之表面上只剩下礼节性恭敬，心中的逆反逐渐畸形发展起来，这大概就是中国人两面性格的由来，或者说这叫做含蓄。

根据政教合体的几个特点看，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虽然在儒教熏染下基本形成，却没办法对顶礼膜拜者保持长久的信任。在面对未知世界时，由于心灵缺失了神的安慰，现实资源分配过程中，又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所以中国人被训练出极强的自保意识，所谓小农意识就是在这种氛围下产生的。前面说过统治者没有安全感，其实大众同样没有安全感，这源于两者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互信。脆弱的社会结构，在没有外来文明冲击时，主要矛盾就围绕这种不信任做循环式演变。俯瞰历史，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国人努力维系着大一统的框架，而且相当成功。比起那些文化特征不明显，只能依靠单一威权手段的独裁者，中国的统治模式优势明显，原因是中国借助文化优势，可以把威权统治和思维统治相结合，形成一套完善的统治理论，使集权统治可以在文化形成的框架内反复循环。在这里，文化是决定集权统治模式是昙花一现，还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但是这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因为文化造就的仅仅是统治模式，对于统治者本身，面对周期过于频繁的轮回实际上是一种灾难，所以中国文化是造就王权的，也是高于王权的。看似文化既得利益者的统治者们，同时又是淘汰规则的牺牲品，而每次进行这种文化框架内轮回，不只是针对统治者的淘汰，更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这决定了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内部消耗型社会，难以向外发展。




三、合理存在


中国在错乱的文化、宗教影响下，形成今天的非理性事实，但如果一个体系存在了几千年，即便是有明显错误的也具有了某种合理性，所谓存在就是合理的。所以今天认清文化缺失并不是要抛弃她，事实上也不可能抛弃，只能在不断认识中修补、探索适合我们生存的方向。这不是简单的姑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太强大了，所有被文明涵盖的人，包括笔者，不论是价值观、是非观、还是伦理观都已经被深深影响，形成了由个人性格到民族性格的统一。悠久文明可以很学术的被骄傲，因为懵懂中我们更早睁开眼睛，但开蒙早并不等于发展好，文明可以带来光明，同样也可以使人失去本性。人在文明形成过程中很像驯兽师指挥棒下的狗熊，恩威并用下逐渐被脱去本性，由反抗到服从，最后机械执行各种指令，人虽高级，却也是动物，也一样被惯性所服从着。满清入主中原，曾严令剃发束辫，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很多有气节之士宁死也要留下那半边头发，据说当时剃头师傅身后都要跟着刽子手。但辛亥革命要剪掉那根辫子同样大费周章，虽然不用再麻烦刽子手，可老夫子们即便剪了辫子也依然半发披肩，独特发型成为民国初期一景。缠足陋习反人性反自然的，久而久之不但被人们接受了，而且审美观也随之畸形、变态，缠的痛苦，放的候挣扎，人类的可塑性由此可见一般，这当然是历史的悲哀，却也是未来的希望。

发展到今天文明成为民族符号，就像一所巨大的房子容纳着家族所有人，或许这房子布局不合理，里面衙门林立，庙堂繁多，开门就作揖，出门就磕头住的很不舒服。可是建成这所房子用了几千年，若摧毁重盖，就意味着所有居民几百甚至上千年无家可归。人没有住的地方还可以结庐而居，栖洞而眠，可是十几亿人精神没有皈依必然会天下大乱，祸及自身，殃及比邻。文明发展不像鸟巢、水立方可以快速建成，是经过漫长进化，伴随无数战争和浩劫才形成的。这代价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在文化框架内改造是最好的办法，这也是所有谋求复兴的古老文明唯一的出路。其实文明本应该是动态的，任何拒绝更新的文明不管多强大都将被淘汰。很多时候国人怀着复杂心情嘲笑日本人是墙头草，看到哪边强大就往哪边倒，但日本却赶上了每次发展潮流的班车，而我们号称东方雄鸡，泱泱大国，今天却还在那只“东方之虫”后面呼哧带喘的追赶着。说到文化，至少柔道早已是奥运项目，至少和服、武士刀比旗袍、龙泉剑更具国际化，至少我们没能揣着人民币去日本搜罗他们的古董文物，可见文明不会因为开放和融合而失色，反而会因此魅力无限。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开放胸怀，坚持己长，克服己短，诚实面对自己的弱点，首先看得懂自己才能面向世界，整天蹲在家里靠忽悠老百姓给自己壮胆，只能是自欺其人，很难有大出息。

作为一个民族林立，人口众多的文化大国，不管我们是否喜欢，都要承认现在，以及可预见的未来需要一个强势的政府，因为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否则就是一盘散沙。就像一群从小就被圈养的动物，放养过程肯定比圈养更艰难。灿烂文明里找不到理性管理的办法，管理的理论、制度、意识都严重空白的情况下放任自流，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不但各方利益无法平衡，资源调配难以协调，就连粮食安全恐怕都得不到保障。记得吴小莉采访栗战书时，他回忆两会期间温家宝到黑龙江代表团，进门头句话大意是：“黑龙江大粮仓，中国粮食安全拜托你们了”。假设各省拥有更多自由，那么粮食大省完全可以把富饶的土地用来开发，以追求本省利益最大化。打个比方，但凡遇到大军被困粮草短缺的情况，都会把有限资源集中进行平均调配，中国十几亿人口和资源的比例失衡就面临这种局面。这是中国情，可惜，中国人对人口与资源失衡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使中国的可选性被大大压缩了。假设中国只有5亿人口，那么人的价值就会大不一样，一旦走向革新，不管是政改还是文改都会轻松得多，因为操作空间加大，人的价值会因社会需求而变化。自然界的另一法则是，少则为宝，多则为害，成为稀缺物种才会得到尊重和保护，熊猫要是和野猫一样多，卧龙基地那些保姆们大概也会变成狩猎队了。

顺应变革是历史必然，中国需要强势政府是要保证改革效率，但强势不等于强横，因为这30年进行的是半吊子改革，率先迈出经济改革这一步，另一只脚却被文化沉渣坠累迟迟不能跟进。政教合体的中国，主流文化和政治异名同体，陷住那只脚就是政治改革。今天中国面对一个尴尬局面，经济改革到了一个阶段，正在面临发展方式的转变，但不管怎么变，中国因人口规模巨大只能发展制造业，但低层次的制造业，廉价代工在日益严重的国际壁垒面前即将走到尽头。虽然国人常常因此被激起类似民族主义的愤怒，宏观的看，那是自由经济发展过头后的合理反弹，潮流之前，愤怒无济于事。所以由劳动密集型，向自主创新型制造业发展是必由之路。中国人是很聪明的，没有一个合理的人才选拔氛围，人们只能把聪明才智都用在造假、恶搞上，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一种浪费。政治改革就是要解放人民的思想，进而使智慧得到理性释放，否则拉关系、拍马、送礼成风，一个举国卑奴的社会创造力从何而来？改变这些，不敢触动整个社会结构不可能成功，没有文化革新这一结构无从改起。如果我们的另一条腿跟不上来，现阶段的经济改革很难再挪动半步，行百里者半九十，改革不进则退，一定要认识到，现阶段导致中国发展瓶颈的不是经济而是文化。

梳理前面的论述：
一，文化体系是可以塑造的，需要动力和时间。
二、文明动态运行，是保持其活力的唯一办法。
三、中国需要强势政府，而不是强人政府。
四、中国改革遭遇瓶颈，文化改革滞后是最主要的原因。
明白这些就知道，中国的改革才刚刚起步，未来会更具挑战性。如果把经济改革比作青藏铁路或三峡工程，虽然工程浩大，但看得见摸得着，方向、方法都一目了然。而文化改革既没有施工图纸，也没有成熟模式，可控性极差，又无法回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只能发展经济，因此必须开放社会和外来文明深层接触，而接触过程中，我们文化体系中所有错误、虚假的东西都将通过对比被翻出来摆上台面，这是相当痛苦，也是相当危险的过程。此时没有强势政府肯定会出现混乱，而政府如不能因势利导，也一定会造成混乱。中国社会一直带病运行，施以猛药必会要命，姑息拖延更没有出路，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强而理性的政府，他必须清醒认识到，暂时的纠结是新旧价值观更替的正常表现，既要为思想再启蒙提供一个宽松空间，又要在出现极端状态时驾驭全局。当问题出现时虚心面对，冷静分析后加以改进，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中国改革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政府要有全局观，不要把自己当做分段承包商，只顾眼前平静不求进取。不要惧怕“折腾”，没有“折腾”社会就没有进步，如果只是以“和谐”的名义压制变革，未来的反弹力度会更大、更猛，那才是翻天覆地的大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