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台独的来龙去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1:49:09
“台独”即“台湾独立建国”的简称，其产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及国内因素。在台湾岛内外，主张“台独”的分裂势力也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演变过程。90年代以来，由于李登辉逐步推行以“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核心的分裂路线，并利用手中权力对“台独”势力极力纵容与扶持，使得“台独”势力恶性膨胀，发展成为一股阻碍两岸统一的逆流。
“台独”是在二战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个“怪胎”，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当时，日本部分驻台少壮派军官以“天皇投降诏书有假”为借口，纠集一些台湾亲日士绅，共同策划“台湾独立自治运动”，企图凭借日军在台湾尚存的实力，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但是，由于当时日本台湾总督兼驻台日军司令安藤利吉考虑到难以成功而出面劝阻，上述图谋才未能付诸实施。
台湾光复后，尤其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由于国民党在台湾实行高压统治，使得台湾人普遍对国民党政权产生反感。在国际反华势力的鼓动下，一部分人将反对国民党的情绪逐渐转移到排斥外省人以至大陆人上来，岛内开始有了“台独”的温床。
在美国一些人的积极支持与培植下，出生于日据时期“高级台人”家庭、拥有留美博士身份的廖文毅，首先开始在台湾、上海和香港等地散布“台独”思想，组建“台独”组织，成为当时“台独”势力的头面人物。1948年底至1949年初，廖曾在香港向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联合国秘书长赖依等递交请愿书，要求“台湾独立”、“公民投票”及“联合国托管台湾”。但廖的上述活动遭到了在港的台湾爱国组织的坚决反击，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廖无法在港立足，只得转往日本。
廖到达日本后，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暗中支持下，更加卖力地鼓吹“台独”，日本也逐渐成为“台独”势力的大本营。1949年，廖在日本发表《台湾发言》，系统而露骨地抛出“台独”主张。1951年，廖在其原来控制的“台独”组织基础上，大力吸收从台湾岛内逃出来的“台独”分子，拼凑出“台湾民主独立党”。该党公开标榜“亲日”，主张台湾先在联合国“托管”下实行“高度自治”，然后再建立“独立、中立的台湾国”。
1955年，廖又进一步结合其他“台独”团体，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国会议员”，此后又炮制了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任“大统领（总统）”。但是，这个“临时政府”使用日本昭和纪年，“国旗”实际上也只是在日本太阳旗上再加个月亮，“皇民化台独”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60年代，由于在日“台独”势力内部派别横生、互相倾轧，一部分人还脱离廖而另立门户，致使廖处境艰难。国民党情治单位乘机加紧对廖进行“策反”，使其于1965年公开宣布放弃“台独”主张、解散“台独”组织，并返回台湾。廖的上述举动，使得“临时政府”名存实亡，在日本的“台独”势力遭受重挫，并逐步趋于式微。“台独”势力从海外向岛内发展，岛内“台独”势力开始有了立足之地
50年代中期开始，以台湾赴美留学人员为基础的美国“台独”组织就逐渐发展起来。1958年，旅美的台籍人陈以德等在美国正式成立以“台独”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台湾独立联盟”。1961年，陈以该联盟主席的身份，选择“二·二八”当天在纽约召开记者会，公开鼓吹“台独”。
1966年，美国、加拿大的“台独”势力宣布成立“全美台湾独立联盟”。1970年，美、日、加及欧洲等地的“台独”团体共同在美国成立所谓的“全球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简称“台独联盟”），几乎聚集了当时所有的“台独”骨干分子，标志着美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台独”活动的中心。
此后，成立于1974年、曾经拥有10万余会员的“世界台湾人同乡会”（简称“世台会”）的领导层也逐渐为“台独”分子所把持，实际上沦为“台独”的外围组织，使得“台独”思潮通过同乡会的网络、以富有欺骗性的“台湾意识”为包装，在旅外台胞中得到传播与扩散。
70年代起，作为海外“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台独联盟”一直主张“暴力路线”，曾在美国、台湾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1970年4月24日，该联盟派出的杀手黄文雄、郑有才，借蒋经国访美之机向行进中的蒋连开两枪，但因过分紧张而未能击中目标，蒋经国侥幸逃过一劫。这一事件不仅令一直暗中纵容“台独”活动的美国反华势力非常尴尬，也引发了“台独”势力的内部争议，导致当时的“台独联盟”主席引咎辞职，部分狂热分子退出该组织。1987年，基本上停止恐怖活动的“台独联盟”重新进行了一次改组，正式定名为“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并延续至今。
与此同时，台湾岛内的“台独”活动也开始出现。五六十年代，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台独”进行坚决打击，破获了多起案件，使得岛内“台独”势力难以集结，始终不能形成气候。1964年，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彭明敏起草《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1970年，彭刑满释放后在美国特工及岛内“台独”势力的协助下逃出台湾，经瑞典进入美国。彭在美国连续举行演讲会，宣传“台独”主张，对于海外“台独”势力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彭也因炮制出体系较为完整的“台独”理论而被奉为“台独之父”。
70年代之后，随着拥有不少信徒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领导权为“台独”分子所掌控，并相继发表带有“住民自决”色彩的声明，甚至公开提出要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岛内“台独”势力开始有了立足之地。
真正标志着“台独”势力在岛内的集结与发展的则是台湾“党外反对势力”的崛起。“党外”原系对台湾非国民党籍人士的泛称，但是，自70年代初起，随着非国民党籍人士在各级选举中不断得势并开始集结，“党外”一词被大量使用，逐渐成为无党籍人士中“政治异议分子”所共同使用的称号。虽然“党外反对势力”的政治态度、统独观念不尽相同，但其主流派大多具有浓厚“台独”思想。
70年代末开始，部分“党外”人士借选举之机逐步抛出具有“台独”倾向的主张。1978年底，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等五十多名“党外”人士联名发表《国是声明》，声称“反对任何强权支配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1700万人民来决定”，公开提出了“住民自决”的主张。1979年8月，黄信介、施明德、许信良、张俊宏、吕秀莲等又创办《美丽岛》杂志。以后，虽然这股势力在年底的“美丽岛事件”中遭到重挫，但很快便利用岛内外的有利形势恢复起来，并发展成为民进党的前身。
1983年，邱义仁、吴乃仁、洪奇昌等“党外新生代”宣布成立“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该会在成立声明和组织章程中明确载明“台湾未来应由1800万住民决定”。其所出版的《新潮流》杂志更公开宣扬“台湾人民有权选择独立”。该派势力后来也成为民进党主要派系之一和激进“台独”路线的代表力量。民进党逐步发展最终蜕变成不折不扣的“台独党”
1986年9月，“党外”势力正式成立“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该党成立后，即利用其可以进行公开、“合法”活动的有利地位，逐步发展成为岛内“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不过，迫于当时仍处于“戒严”下的政治环境，而且主张统一势力在党内尚有一定影响，民进党仅在创党党纲中延续“党外”时期的“住民自决论”，宣称“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民主、普遍、公平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
此后，在岛内外形势的刺激下，加之海外“台独”分子纷纷返台，民进党内的“台独”气焰越来越嚣张，加快了走向“台独”的步伐。1990年10月，民进党在“四届二全”大会上通过了被称为“一零零七决议文”的“台湾主权决议案”，提出：台湾“主权事实上不及于中国大陆与外蒙古”，未来“宪政体制及内政、外交政策，应建立在事实领土范围之上”。岛内一家报纸就此评论道，“民进党‘住民自决’的纲领已正式化为‘台湾独立’诉求，民进党实际上已脱去外壳，蜕变成了‘台独党’”。
岛内“台独”势力之所以能在近年来得到恶性膨胀，李登辉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李登辉主政后，与“台独”势力相互勾结与利用，成为“台独”分子最大的保护伞。过去，为了防堵海外“台独”分子回台鼓吹分裂，国民党将其骨干分子列入限制入境的“列管名单”（“台独”分子称之为“黑名单”），并禁止岛内任何公职人员参加已为“台独”分子把持的“世台会”年会，更不允许“世台会”在台举行任何活动。但李登辉上台伊始，便允许“世台会”于1988年8月在岛内召开年会，使得大批长期不能进岛的海外的“台独”分子乘机返台，会议公开通过六项“政治决议”，宣称要在台湾“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此后，这些人更发起了“突破黑名单，争取返乡权”运动。到1991年底，海外“台独”势力的代表力量“台独联盟”即基本实现了“迁盟回台”计划，并集体加入民进党，成为该党内部五大派系之一，“土独”与“洋独”实现合流。1992年5月，台“立法院”通过“刑法100条”修正案，“台独”势力获得言论与结社“自由”，大部分在押的“台独”首要分子陆续获释。
李登辉还以推行“政党政治”为借口，压制党内的反“台独”力量，甚至公开提出“奶水论”，即要为民进党成长壮大提供营养。1990年10月，民进党准备提出“一零零七决议文”，国民党内及社会上均有应对此“依法处理”的强烈呼声，民进党一度陷入被动处境。但李登辉适时派人与民进党“辟室密谈”，为其出谋划策，让该党在“保留原文精神”的前提下，对内容作适当调整，李登辉以此压住台当局内部的反对声浪。
1991年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后，引发了台湾社会普遍的“愤慨、不安与焦虑”。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有人提出对此案的处理意见，但李登辉不仅以“执政党不是法院”为借口表示反对，反而诬称“台独是中共逼出来的”，为民进党搞“台独”百般辩解。这使得台当局内部主张打击“台独”的力量无法下手。
李登辉还积极落实“台独”主张，做了“台独”分子无法做到的事，为“台独”势力壮威打气。民进党很早就推动“实质制宪”运动，李登辉就从1991年起，与民进党联手进行了五次“修宪”，对“民意代表”及台湾当局领导人产生方式进行变更，以“宪政体制改变”为名行改造国民党“法统”、建立与“中华民国在台湾”相适应的“宪政架构”之实。民进党一向主张台湾“加入联合国”，李登辉便从1993年起连续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运动，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民进党主张为“台独”植根，建立“命运共同体”，李登辉就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分裂路线，提出“生命共同体”、“新台湾人主义”等主张。一些“台独”分子公开表示，李登辉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向民进党领导层传话，称他讲的两岸统一都是假话，他“真正的目的与民进党一样，只是所使用的方法手段不同”。这自然让“台独”分子更加猖狂、有恃无恐。
由于李登辉大力推行分裂路线，并对“台独”势力持纵容与怂恿的态度，为民进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因而，90年代以来，民进党及“台独”势力得到恶性膨胀，逐渐发展成为可以对国民党执政权构成严重挑战的力量。去年，李登辉又一手造成国民党分裂，并公开抛出“两国论”，岛内舆论直指李登辉是在“暗助民进党”。在今年3月台湾大选进入关键阶段时，李公开表示要“和平转移政权”，其亲信人马更是一个个地跳出来，声称只有实现“政党轮替”才能延续“李登辉路线”，结果李登辉暗中推动“弃连保扁”的传言在基层广泛扩散，为民进党上台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民进党策略改变并不意味着其“台独”立场的任何实质性调整
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岛内“台独”势力欣喜若狂，声势上涨。在中国政府的震慑下，民进党被迫推动以淡化“台独”主张为核心的“政党转型”。1995年9月，当时的党主席施明德在美国公开宣称，“台湾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进党执政后“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在当年底的“三届立委”选举后，民进党又与主张统一的新党“搁置统独争议”，进行“大和解”，在“台独”势力内部引发很大争议。
1996年选举惨败后，民进党内部围绕败选原因相互指责。彭明敏愤而成立“建国会”，公开表示“台湾要独立建国，不能寄望于民进党”，声称该会的成立就是对民进党的“抗议与出走”。民进党内一批“新生代”则针锋相对地发起了“反对运动大辩论”，并发表《台湾独立运动的新世代纲领》。激进“台独”势力又反击这份纲领“首先贬低台独、模糊台独、俗化台独，甚至丑化台独，然后脱下台独旧衫”，“实际上就是‘反台独宣言’”，导致两派势力的矛盾公开化。此后，激进“台独”势力加快组党步伐，于当年10月正式成立“建国党”，公开与民进党分道扬镳，“台独”势力内部发生分裂。
必须看到，民进党内部虽然多次出现修改“台独党纲”的声音，但该党一直没有对其“台独”立场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整，在政党“转型”过程中也不断出现摇摆与反复，表明该党的政策调整不过是出于捞取选票的策略考虑，有很强的投机性，民进党还是一个“台独党”。吕秀莲充分暴露出“台独”急先锋的真面目
为了实现“台独”梦想，吕秀莲很早就选择了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在国际上制造或“一中一台”作为“突破口”。1991年，她创立“台湾加入联合国促成会”，在岛内外不断举办活动。1992年底，她在当选“立委”并进入“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后，更利用“合法”身份推动台当局开展“加入联合国”活动。此后，虽然李登辉接受民进党的主张，开始推动“参与联合国”，但吕秀莲仍不甘寂寞，频频制定各种计划，策划宣传活动，并为当局出谋划策。
吕秀莲从1992年起就在国际上宣扬“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还异想天开地要到大陆宣传分裂主张。1994年8月，她又在岛内变本加厉地发起所谓“我的国家叫台湾”的“为台湾正名”请愿活动，并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台湾早已不是中国领土”，首次提出了两岸是“历史远亲，地理近邻”的奇谈怪论。
1995年4月，吕秀莲竟然跑到一百年前《马关条约》的签约处———日本下关春帆楼，声称《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虽是中国的大不幸，却是台湾人的“大幸”，发表了一通“幸亏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谬论，不仅背祖忘宗、认贼作父，也是对曾顽强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先民的极大污辱。吕秀莲与五六十年代的“皇民化台独”分子完全是一丘之貉，其丑态不堪入目，即使在当今的“台独”势力内部也属罕见。“台独”即“台湾独立建国”的简称，其产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及国内因素。在台湾岛内外，主张“台独”的分裂势力也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演变过程。90年代以来，由于李登辉逐步推行以“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核心的分裂路线，并利用手中权力对“台独”势力极力纵容与扶持，使得“台独”势力恶性膨胀，发展成为一股阻碍两岸统一的逆流。
“台独”是在二战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个“怪胎”，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当时，日本部分驻台少壮派军官以“天皇投降诏书有假”为借口，纠集一些台湾亲日士绅，共同策划“台湾独立自治运动”，企图凭借日军在台湾尚存的实力，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但是，由于当时日本台湾总督兼驻台日军司令安藤利吉考虑到难以成功而出面劝阻，上述图谋才未能付诸实施。
台湾光复后，尤其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由于国民党在台湾实行高压统治，使得台湾人普遍对国民党政权产生反感。在国际反华势力的鼓动下，一部分人将反对国民党的情绪逐渐转移到排斥外省人以至大陆人上来，岛内开始有了“台独”的温床。
在美国一些人的积极支持与培植下，出生于日据时期“高级台人”家庭、拥有留美博士身份的廖文毅，首先开始在台湾、上海和香港等地散布“台独”思想，组建“台独”组织，成为当时“台独”势力的头面人物。1948年底至1949年初，廖曾在香港向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联合国秘书长赖依等递交请愿书，要求“台湾独立”、“公民投票”及“联合国托管台湾”。但廖的上述活动遭到了在港的台湾爱国组织的坚决反击，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廖无法在港立足，只得转往日本。
廖到达日本后，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暗中支持下，更加卖力地鼓吹“台独”，日本也逐渐成为“台独”势力的大本营。1949年，廖在日本发表《台湾发言》，系统而露骨地抛出“台独”主张。1951年，廖在其原来控制的“台独”组织基础上，大力吸收从台湾岛内逃出来的“台独”分子，拼凑出“台湾民主独立党”。该党公开标榜“亲日”，主张台湾先在联合国“托管”下实行“高度自治”，然后再建立“独立、中立的台湾国”。
1955年，廖又进一步结合其他“台独”团体，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国会议员”，此后又炮制了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任“大统领（总统）”。但是，这个“临时政府”使用日本昭和纪年，“国旗”实际上也只是在日本太阳旗上再加个月亮，“皇民化台独”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60年代，由于在日“台独”势力内部派别横生、互相倾轧，一部分人还脱离廖而另立门户，致使廖处境艰难。国民党情治单位乘机加紧对廖进行“策反”，使其于1965年公开宣布放弃“台独”主张、解散“台独”组织，并返回台湾。廖的上述举动，使得“临时政府”名存实亡，在日本的“台独”势力遭受重挫，并逐步趋于式微。“台独”势力从海外向岛内发展，岛内“台独”势力开始有了立足之地
50年代中期开始，以台湾赴美留学人员为基础的美国“台独”组织就逐渐发展起来。1958年，旅美的台籍人陈以德等在美国正式成立以“台独”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台湾独立联盟”。1961年，陈以该联盟主席的身份，选择“二·二八”当天在纽约召开记者会，公开鼓吹“台独”。
1966年，美国、加拿大的“台独”势力宣布成立“全美台湾独立联盟”。1970年，美、日、加及欧洲等地的“台独”团体共同在美国成立所谓的“全球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简称“台独联盟”），几乎聚集了当时所有的“台独”骨干分子，标志着美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台独”活动的中心。
此后，成立于1974年、曾经拥有10万余会员的“世界台湾人同乡会”（简称“世台会”）的领导层也逐渐为“台独”分子所把持，实际上沦为“台独”的外围组织，使得“台独”思潮通过同乡会的网络、以富有欺骗性的“台湾意识”为包装，在旅外台胞中得到传播与扩散。
70年代起，作为海外“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台独联盟”一直主张“暴力路线”，曾在美国、台湾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1970年4月24日，该联盟派出的杀手黄文雄、郑有才，借蒋经国访美之机向行进中的蒋连开两枪，但因过分紧张而未能击中目标，蒋经国侥幸逃过一劫。这一事件不仅令一直暗中纵容“台独”活动的美国反华势力非常尴尬，也引发了“台独”势力的内部争议，导致当时的“台独联盟”主席引咎辞职，部分狂热分子退出该组织。1987年，基本上停止恐怖活动的“台独联盟”重新进行了一次改组，正式定名为“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并延续至今。
与此同时，台湾岛内的“台独”活动也开始出现。五六十年代，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台独”进行坚决打击，破获了多起案件，使得岛内“台独”势力难以集结，始终不能形成气候。1964年，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彭明敏起草《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1970年，彭刑满释放后在美国特工及岛内“台独”势力的协助下逃出台湾，经瑞典进入美国。彭在美国连续举行演讲会，宣传“台独”主张，对于海外“台独”势力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彭也因炮制出体系较为完整的“台独”理论而被奉为“台独之父”。
70年代之后，随着拥有不少信徒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领导权为“台独”分子所掌控，并相继发表带有“住民自决”色彩的声明，甚至公开提出要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岛内“台独”势力开始有了立足之地。
真正标志着“台独”势力在岛内的集结与发展的则是台湾“党外反对势力”的崛起。“党外”原系对台湾非国民党籍人士的泛称，但是，自70年代初起，随着非国民党籍人士在各级选举中不断得势并开始集结，“党外”一词被大量使用，逐渐成为无党籍人士中“政治异议分子”所共同使用的称号。虽然“党外反对势力”的政治态度、统独观念不尽相同，但其主流派大多具有浓厚“台独”思想。
70年代末开始，部分“党外”人士借选举之机逐步抛出具有“台独”倾向的主张。1978年底，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等五十多名“党外”人士联名发表《国是声明》，声称“反对任何强权支配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1700万人民来决定”，公开提出了“住民自决”的主张。1979年8月，黄信介、施明德、许信良、张俊宏、吕秀莲等又创办《美丽岛》杂志。以后，虽然这股势力在年底的“美丽岛事件”中遭到重挫，但很快便利用岛内外的有利形势恢复起来，并发展成为民进党的前身。
1983年，邱义仁、吴乃仁、洪奇昌等“党外新生代”宣布成立“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该会在成立声明和组织章程中明确载明“台湾未来应由1800万住民决定”。其所出版的《新潮流》杂志更公开宣扬“台湾人民有权选择独立”。该派势力后来也成为民进党主要派系之一和激进“台独”路线的代表力量。民进党逐步发展最终蜕变成不折不扣的“台独党”
1986年9月，“党外”势力正式成立“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该党成立后，即利用其可以进行公开、“合法”活动的有利地位，逐步发展成为岛内“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不过，迫于当时仍处于“戒严”下的政治环境，而且主张统一势力在党内尚有一定影响，民进党仅在创党党纲中延续“党外”时期的“住民自决论”，宣称“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民主、普遍、公平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
此后，在岛内外形势的刺激下，加之海外“台独”分子纷纷返台，民进党内的“台独”气焰越来越嚣张，加快了走向“台独”的步伐。1990年10月，民进党在“四届二全”大会上通过了被称为“一零零七决议文”的“台湾主权决议案”，提出：台湾“主权事实上不及于中国大陆与外蒙古”，未来“宪政体制及内政、外交政策，应建立在事实领土范围之上”。岛内一家报纸就此评论道，“民进党‘住民自决’的纲领已正式化为‘台湾独立’诉求，民进党实际上已脱去外壳，蜕变成了‘台独党’”。
岛内“台独”势力之所以能在近年来得到恶性膨胀，李登辉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李登辉主政后，与“台独”势力相互勾结与利用，成为“台独”分子最大的保护伞。过去，为了防堵海外“台独”分子回台鼓吹分裂，国民党将其骨干分子列入限制入境的“列管名单”（“台独”分子称之为“黑名单”），并禁止岛内任何公职人员参加已为“台独”分子把持的“世台会”年会，更不允许“世台会”在台举行任何活动。但李登辉上台伊始，便允许“世台会”于1988年8月在岛内召开年会，使得大批长期不能进岛的海外的“台独”分子乘机返台，会议公开通过六项“政治决议”，宣称要在台湾“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此后，这些人更发起了“突破黑名单，争取返乡权”运动。到1991年底，海外“台独”势力的代表力量“台独联盟”即基本实现了“迁盟回台”计划，并集体加入民进党，成为该党内部五大派系之一，“土独”与“洋独”实现合流。1992年5月，台“立法院”通过“刑法100条”修正案，“台独”势力获得言论与结社“自由”，大部分在押的“台独”首要分子陆续获释。
李登辉还以推行“政党政治”为借口，压制党内的反“台独”力量，甚至公开提出“奶水论”，即要为民进党成长壮大提供营养。1990年10月，民进党准备提出“一零零七决议文”，国民党内及社会上均有应对此“依法处理”的强烈呼声，民进党一度陷入被动处境。但李登辉适时派人与民进党“辟室密谈”，为其出谋划策，让该党在“保留原文精神”的前提下，对内容作适当调整，李登辉以此压住台当局内部的反对声浪。
1991年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后，引发了台湾社会普遍的“愤慨、不安与焦虑”。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有人提出对此案的处理意见，但李登辉不仅以“执政党不是法院”为借口表示反对，反而诬称“台独是中共逼出来的”，为民进党搞“台独”百般辩解。这使得台当局内部主张打击“台独”的力量无法下手。
李登辉还积极落实“台独”主张，做了“台独”分子无法做到的事，为“台独”势力壮威打气。民进党很早就推动“实质制宪”运动，李登辉就从1991年起，与民进党联手进行了五次“修宪”，对“民意代表”及台湾当局领导人产生方式进行变更，以“宪政体制改变”为名行改造国民党“法统”、建立与“中华民国在台湾”相适应的“宪政架构”之实。民进党一向主张台湾“加入联合国”，李登辉便从1993年起连续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运动，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民进党主张为“台独”植根，建立“命运共同体”，李登辉就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分裂路线，提出“生命共同体”、“新台湾人主义”等主张。一些“台独”分子公开表示，李登辉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向民进党领导层传话，称他讲的两岸统一都是假话，他“真正的目的与民进党一样，只是所使用的方法手段不同”。这自然让“台独”分子更加猖狂、有恃无恐。
由于李登辉大力推行分裂路线，并对“台独”势力持纵容与怂恿的态度，为民进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因而，90年代以来，民进党及“台独”势力得到恶性膨胀，逐渐发展成为可以对国民党执政权构成严重挑战的力量。去年，李登辉又一手造成国民党分裂，并公开抛出“两国论”，岛内舆论直指李登辉是在“暗助民进党”。在今年3月台湾大选进入关键阶段时，李公开表示要“和平转移政权”，其亲信人马更是一个个地跳出来，声称只有实现“政党轮替”才能延续“李登辉路线”，结果李登辉暗中推动“弃连保扁”的传言在基层广泛扩散，为民进党上台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民进党策略改变并不意味着其“台独”立场的任何实质性调整
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岛内“台独”势力欣喜若狂，声势上涨。在中国政府的震慑下，民进党被迫推动以淡化“台独”主张为核心的“政党转型”。1995年9月，当时的党主席施明德在美国公开宣称，“台湾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进党执政后“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在当年底的“三届立委”选举后，民进党又与主张统一的新党“搁置统独争议”，进行“大和解”，在“台独”势力内部引发很大争议。
1996年选举惨败后，民进党内部围绕败选原因相互指责。彭明敏愤而成立“建国会”，公开表示“台湾要独立建国，不能寄望于民进党”，声称该会的成立就是对民进党的“抗议与出走”。民进党内一批“新生代”则针锋相对地发起了“反对运动大辩论”，并发表《台湾独立运动的新世代纲领》。激进“台独”势力又反击这份纲领“首先贬低台独、模糊台独、俗化台独，甚至丑化台独，然后脱下台独旧衫”，“实际上就是‘反台独宣言’”，导致两派势力的矛盾公开化。此后，激进“台独”势力加快组党步伐，于当年10月正式成立“建国党”，公开与民进党分道扬镳，“台独”势力内部发生分裂。
必须看到，民进党内部虽然多次出现修改“台独党纲”的声音，但该党一直没有对其“台独”立场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整，在政党“转型”过程中也不断出现摇摆与反复，表明该党的政策调整不过是出于捞取选票的策略考虑，有很强的投机性，民进党还是一个“台独党”。吕秀莲充分暴露出“台独”急先锋的真面目
为了实现“台独”梦想，吕秀莲很早就选择了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在国际上制造或“一中一台”作为“突破口”。1991年，她创立“台湾加入联合国促成会”，在岛内外不断举办活动。1992年底，她在当选“立委”并进入“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后，更利用“合法”身份推动台当局开展“加入联合国”活动。此后，虽然李登辉接受民进党的主张，开始推动“参与联合国”，但吕秀莲仍不甘寂寞，频频制定各种计划，策划宣传活动，并为当局出谋划策。
吕秀莲从1992年起就在国际上宣扬“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还异想天开地要到大陆宣传分裂主张。1994年8月，她又在岛内变本加厉地发起所谓“我的国家叫台湾”的“为台湾正名”请愿活动，并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台湾早已不是中国领土”，首次提出了两岸是“历史远亲，地理近邻”的奇谈怪论。
1995年4月，吕秀莲竟然跑到一百年前《马关条约》的签约处———日本下关春帆楼，声称《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虽是中国的大不幸，却是台湾人的“大幸”，发表了一通“幸亏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谬论，不仅背祖忘宗、认贼作父，也是对曾顽强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先民的极大污辱。吕秀莲与五六十年代的“皇民化台独”分子完全是一丘之貉，其丑态不堪入目，即使在当今的“台独”势力内部也属罕见。
“台独”是在二战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个“怪胎”，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当时，日本部分驻台少壮派军官以“天皇投降诏书有假”为借口，纠集一些台湾亲日士绅，共同策划“台湾独立自治运动”，企图凭借日军在台湾尚存的实力，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但是，由于当时日本台湾总督兼驻台日军司令安藤利吉考虑到难以成功而出面劝阻，上述图谋才未能付诸实施。
台湾光复后，尤其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由于国民党在台湾实行高压统治，使得台湾人普遍对国民党政权产生反感。在国际反华势力的鼓动下，一部分人将反对国民党的情绪逐渐转移到排斥外省人以至大陆人上来，岛内开始有了“台独”的温床。
在美国一些人的积极支持与培植下，出生于日据时期“高级台人”家庭、拥有留美博士身份的廖文毅，首先开始在台湾、上海和香港等地散布“台独”思想，组建“台独”组织，成为当时“台独”势力的头面人物。1948年底至1949年初，廖曾在香港向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联合国秘书长赖依等递交请愿书，要求“台湾独立”、“公民投票”及“联合国托管台湾”。但廖的上述活动遭到了在港的台湾爱国组织的坚决反击，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廖无法在港立足，只得转往日本。
廖到达日本后，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暗中支持下，更加卖力地鼓吹“台独”，日本也逐渐成为“台独”势力的大本营。1949年，廖在日本发表《台湾发言》，系统而露骨地抛出“台独”主张。1951年，廖在其原来控制的“台独”组织基础上，大力吸收从台湾岛内逃出来的“台独”分子，拼凑出“台湾民主独立党”。该党公开标榜“亲日”，主张台湾先在联合国“托管”下实行“高度自治”，然后再建立“独立、中立的台湾国”。
1955年，廖又进一步结合其他“台独”团体，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国会议员”，此后又炮制了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任“大统领（总统）”。但是，这个“临时政府”使用日本昭和纪年，“国旗”实际上也只是在日本太阳旗上再加个月亮，“皇民化台独”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60年代，由于在日“台独”势力内部派别横生、互相倾轧，一部分人还脱离廖而另立门户，致使廖处境艰难。国民党情治单位乘机加紧对廖进行“策反”，使其于1965年公开宣布放弃“台独”主张、解散“台独”组织，并返回台湾。廖的上述举动，使得“临时政府”名存实亡，在日本的“台独”势力遭受重挫，并逐步趋于式微。“台独”势力从海外向岛内发展，岛内“台独”势力开始有了立足之地
50年代中期开始，以台湾赴美留学人员为基础的美国“台独”组织就逐渐发展起来。1958年，旅美的台籍人陈以德等在美国正式成立以“台独”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台湾独立联盟”。1961年，陈以该联盟主席的身份，选择“二·二八”当天在纽约召开记者会，公开鼓吹“台独”。
1966年，美国、加拿大的“台独”势力宣布成立“全美台湾独立联盟”。1970年，美、日、加及欧洲等地的“台独”团体共同在美国成立所谓的“全球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简称“台独联盟”），几乎聚集了当时所有的“台独”骨干分子，标志着美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台独”活动的中心。
此后，成立于1974年、曾经拥有10万余会员的“世界台湾人同乡会”（简称“世台会”）的领导层也逐渐为“台独”分子所把持，实际上沦为“台独”的外围组织，使得“台独”思潮通过同乡会的网络、以富有欺骗性的“台湾意识”为包装，在旅外台胞中得到传播与扩散。
70年代起，作为海外“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台独联盟”一直主张“暴力路线”，曾在美国、台湾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1970年4月24日，该联盟派出的杀手黄文雄、郑有才，借蒋经国访美之机向行进中的蒋连开两枪，但因过分紧张而未能击中目标，蒋经国侥幸逃过一劫。这一事件不仅令一直暗中纵容“台独”活动的美国反华势力非常尴尬，也引发了“台独”势力的内部争议，导致当时的“台独联盟”主席引咎辞职，部分狂热分子退出该组织。1987年，基本上停止恐怖活动的“台独联盟”重新进行了一次改组，正式定名为“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并延续至今。
与此同时，台湾岛内的“台独”活动也开始出现。五六十年代，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台独”进行坚决打击，破获了多起案件，使得岛内“台独”势力难以集结，始终不能形成气候。1964年，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彭明敏起草《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1970年，彭刑满释放后在美国特工及岛内“台独”势力的协助下逃出台湾，经瑞典进入美国。彭在美国连续举行演讲会，宣传“台独”主张，对于海外“台独”势力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彭也因炮制出体系较为完整的“台独”理论而被奉为“台独之父”。
70年代之后，随着拥有不少信徒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领导权为“台独”分子所掌控，并相继发表带有“住民自决”色彩的声明，甚至公开提出要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岛内“台独”势力开始有了立足之地。
真正标志着“台独”势力在岛内的集结与发展的则是台湾“党外反对势力”的崛起。“党外”原系对台湾非国民党籍人士的泛称，但是，自70年代初起，随着非国民党籍人士在各级选举中不断得势并开始集结，“党外”一词被大量使用，逐渐成为无党籍人士中“政治异议分子”所共同使用的称号。虽然“党外反对势力”的政治态度、统独观念不尽相同，但其主流派大多具有浓厚“台独”思想。
70年代末开始，部分“党外”人士借选举之机逐步抛出具有“台独”倾向的主张。1978年底，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等五十多名“党外”人士联名发表《国是声明》，声称“反对任何强权支配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1700万人民来决定”，公开提出了“住民自决”的主张。1979年8月，黄信介、施明德、许信良、张俊宏、吕秀莲等又创办《美丽岛》杂志。以后，虽然这股势力在年底的“美丽岛事件”中遭到重挫，但很快便利用岛内外的有利形势恢复起来，并发展成为民进党的前身。
1983年，邱义仁、吴乃仁、洪奇昌等“党外新生代”宣布成立“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该会在成立声明和组织章程中明确载明“台湾未来应由1800万住民决定”。其所出版的《新潮流》杂志更公开宣扬“台湾人民有权选择独立”。该派势力后来也成为民进党主要派系之一和激进“台独”路线的代表力量。民进党逐步发展最终蜕变成不折不扣的“台独党”
1986年9月，“党外”势力正式成立“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该党成立后，即利用其可以进行公开、“合法”活动的有利地位，逐步发展成为岛内“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不过，迫于当时仍处于“戒严”下的政治环境，而且主张统一势力在党内尚有一定影响，民进党仅在创党党纲中延续“党外”时期的“住民自决论”，宣称“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民主、普遍、公平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
此后，在岛内外形势的刺激下，加之海外“台独”分子纷纷返台，民进党内的“台独”气焰越来越嚣张，加快了走向“台独”的步伐。1990年10月，民进党在“四届二全”大会上通过了被称为“一零零七决议文”的“台湾主权决议案”，提出：台湾“主权事实上不及于中国大陆与外蒙古”，未来“宪政体制及内政、外交政策，应建立在事实领土范围之上”。岛内一家报纸就此评论道，“民进党‘住民自决’的纲领已正式化为‘台湾独立’诉求，民进党实际上已脱去外壳，蜕变成了‘台独党’”。
岛内“台独”势力之所以能在近年来得到恶性膨胀，李登辉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李登辉主政后，与“台独”势力相互勾结与利用，成为“台独”分子最大的保护伞。过去，为了防堵海外“台独”分子回台鼓吹分裂，国民党将其骨干分子列入限制入境的“列管名单”（“台独”分子称之为“黑名单”），并禁止岛内任何公职人员参加已为“台独”分子把持的“世台会”年会，更不允许“世台会”在台举行任何活动。但李登辉上台伊始，便允许“世台会”于1988年8月在岛内召开年会，使得大批长期不能进岛的海外的“台独”分子乘机返台，会议公开通过六项“政治决议”，宣称要在台湾“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此后，这些人更发起了“突破黑名单，争取返乡权”运动。到1991年底，海外“台独”势力的代表力量“台独联盟”即基本实现了“迁盟回台”计划，并集体加入民进党，成为该党内部五大派系之一，“土独”与“洋独”实现合流。1992年5月，台“立法院”通过“刑法100条”修正案，“台独”势力获得言论与结社“自由”，大部分在押的“台独”首要分子陆续获释。
李登辉还以推行“政党政治”为借口，压制党内的反“台独”力量，甚至公开提出“奶水论”，即要为民进党成长壮大提供营养。1990年10月，民进党准备提出“一零零七决议文”，国民党内及社会上均有应对此“依法处理”的强烈呼声，民进党一度陷入被动处境。但李登辉适时派人与民进党“辟室密谈”，为其出谋划策，让该党在“保留原文精神”的前提下，对内容作适当调整，李登辉以此压住台当局内部的反对声浪。
1991年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后，引发了台湾社会普遍的“愤慨、不安与焦虑”。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有人提出对此案的处理意见，但李登辉不仅以“执政党不是法院”为借口表示反对，反而诬称“台独是中共逼出来的”，为民进党搞“台独”百般辩解。这使得台当局内部主张打击“台独”的力量无法下手。
李登辉还积极落实“台独”主张，做了“台独”分子无法做到的事，为“台独”势力壮威打气。民进党很早就推动“实质制宪”运动，李登辉就从1991年起，与民进党联手进行了五次“修宪”，对“民意代表”及台湾当局领导人产生方式进行变更，以“宪政体制改变”为名行改造国民党“法统”、建立与“中华民国在台湾”相适应的“宪政架构”之实。民进党一向主张台湾“加入联合国”，李登辉便从1993年起连续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运动，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民进党主张为“台独”植根，建立“命运共同体”，李登辉就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分裂路线，提出“生命共同体”、“新台湾人主义”等主张。一些“台独”分子公开表示，李登辉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向民进党领导层传话，称他讲的两岸统一都是假话，他“真正的目的与民进党一样，只是所使用的方法手段不同”。这自然让“台独”分子更加猖狂、有恃无恐。
由于李登辉大力推行分裂路线，并对“台独”势力持纵容与怂恿的态度，为民进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因而，90年代以来，民进党及“台独”势力得到恶性膨胀，逐渐发展成为可以对国民党执政权构成严重挑战的力量。去年，李登辉又一手造成国民党分裂，并公开抛出“两国论”，岛内舆论直指李登辉是在“暗助民进党”。在今年3月台湾大选进入关键阶段时，李公开表示要“和平转移政权”，其亲信人马更是一个个地跳出来，声称只有实现“政党轮替”才能延续“李登辉路线”，结果李登辉暗中推动“弃连保扁”的传言在基层广泛扩散，为民进党上台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民进党策略改变并不意味着其“台独”立场的任何实质性调整
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岛内“台独”势力欣喜若狂，声势上涨。在中国政府的震慑下，民进党被迫推动以淡化“台独”主张为核心的“政党转型”。1995年9月，当时的党主席施明德在美国公开宣称，“台湾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进党执政后“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在当年底的“三届立委”选举后，民进党又与主张统一的新党“搁置统独争议”，进行“大和解”，在“台独”势力内部引发很大争议。
1996年选举惨败后，民进党内部围绕败选原因相互指责。彭明敏愤而成立“建国会”，公开表示“台湾要独立建国，不能寄望于民进党”，声称该会的成立就是对民进党的“抗议与出走”。民进党内一批“新生代”则针锋相对地发起了“反对运动大辩论”，并发表《台湾独立运动的新世代纲领》。激进“台独”势力又反击这份纲领“首先贬低台独、模糊台独、俗化台独，甚至丑化台独，然后脱下台独旧衫”，“实际上就是‘反台独宣言’”，导致两派势力的矛盾公开化。此后，激进“台独”势力加快组党步伐，于当年10月正式成立“建国党”，公开与民进党分道扬镳，“台独”势力内部发生分裂。
必须看到，民进党内部虽然多次出现修改“台独党纲”的声音，但该党一直没有对其“台独”立场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整，在政党“转型”过程中也不断出现摇摆与反复，表明该党的政策调整不过是出于捞取选票的策略考虑，有很强的投机性，民进党还是一个“台独党”。吕秀莲充分暴露出“台独”急先锋的真面目
为了实现“台独”梦想，吕秀莲很早就选择了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在国际上制造或“一中一台”作为“突破口”。1991年，她创立“台湾加入联合国促成会”，在岛内外不断举办活动。1992年底，她在当选“立委”并进入“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后，更利用“合法”身份推动台当局开展“加入联合国”活动。此后，虽然李登辉接受民进党的主张，开始推动“参与联合国”，但吕秀莲仍不甘寂寞，频频制定各种计划，策划宣传活动，并为当局出谋划策。
吕秀莲从1992年起就在国际上宣扬“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还异想天开地要到大陆宣传分裂主张。1994年8月，她又在岛内变本加厉地发起所谓“我的国家叫台湾”的“为台湾正名”请愿活动，并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台湾早已不是中国领土”，首次提出了两岸是“历史远亲，地理近邻”的奇谈怪论。
1995年4月，吕秀莲竟然跑到一百年前《马关条约》的签约处———日本下关春帆楼，声称《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虽是中国的大不幸，却是台湾人的“大幸”，发表了一通“幸亏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谬论，不仅背祖忘宗、认贼作父，也是对曾顽强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先民的极大污辱。吕秀莲与五六十年代的“皇民化台独”分子完全是一丘之貉，其丑态不堪入目，即使在当今的“台独”势力内部也属罕见。“台独”即“台湾独立建国”的简称，其产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及国内因素。在台湾岛内外，主张“台独”的分裂势力也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演变过程。90年代以来，由于李登辉逐步推行以“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核心的分裂路线，并利用手中权力对“台独”势力极力纵容与扶持，使得“台独”势力恶性膨胀，发展成为一股阻碍两岸统一的逆流。
“台独”是在二战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个“怪胎”，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当时，日本部分驻台少壮派军官以“天皇投降诏书有假”为借口，纠集一些台湾亲日士绅，共同策划“台湾独立自治运动”，企图凭借日军在台湾尚存的实力，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但是，由于当时日本台湾总督兼驻台日军司令安藤利吉考虑到难以成功而出面劝阻，上述图谋才未能付诸实施。
台湾光复后，尤其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由于国民党在台湾实行高压统治，使得台湾人普遍对国民党政权产生反感。在国际反华势力的鼓动下，一部分人将反对国民党的情绪逐渐转移到排斥外省人以至大陆人上来，岛内开始有了“台独”的温床。
在美国一些人的积极支持与培植下，出生于日据时期“高级台人”家庭、拥有留美博士身份的廖文毅，首先开始在台湾、上海和香港等地散布“台独”思想，组建“台独”组织，成为当时“台独”势力的头面人物。1948年底至1949年初，廖曾在香港向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联合国秘书长赖依等递交请愿书，要求“台湾独立”、“公民投票”及“联合国托管台湾”。但廖的上述活动遭到了在港的台湾爱国组织的坚决反击，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廖无法在港立足，只得转往日本。
廖到达日本后，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暗中支持下，更加卖力地鼓吹“台独”，日本也逐渐成为“台独”势力的大本营。1949年，廖在日本发表《台湾发言》，系统而露骨地抛出“台独”主张。1951年，廖在其原来控制的“台独”组织基础上，大力吸收从台湾岛内逃出来的“台独”分子，拼凑出“台湾民主独立党”。该党公开标榜“亲日”，主张台湾先在联合国“托管”下实行“高度自治”，然后再建立“独立、中立的台湾国”。
1955年，廖又进一步结合其他“台独”团体，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国会议员”，此后又炮制了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任“大统领（总统）”。但是，这个“临时政府”使用日本昭和纪年，“国旗”实际上也只是在日本太阳旗上再加个月亮，“皇民化台独”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60年代，由于在日“台独”势力内部派别横生、互相倾轧，一部分人还脱离廖而另立门户，致使廖处境艰难。国民党情治单位乘机加紧对廖进行“策反”，使其于1965年公开宣布放弃“台独”主张、解散“台独”组织，并返回台湾。廖的上述举动，使得“临时政府”名存实亡，在日本的“台独”势力遭受重挫，并逐步趋于式微。“台独”势力从海外向岛内发展，岛内“台独”势力开始有了立足之地
50年代中期开始，以台湾赴美留学人员为基础的美国“台独”组织就逐渐发展起来。1958年，旅美的台籍人陈以德等在美国正式成立以“台独”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台湾独立联盟”。1961年，陈以该联盟主席的身份，选择“二·二八”当天在纽约召开记者会，公开鼓吹“台独”。
1966年，美国、加拿大的“台独”势力宣布成立“全美台湾独立联盟”。1970年，美、日、加及欧洲等地的“台独”团体共同在美国成立所谓的“全球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简称“台独联盟”），几乎聚集了当时所有的“台独”骨干分子，标志着美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台独”活动的中心。
此后，成立于1974年、曾经拥有10万余会员的“世界台湾人同乡会”（简称“世台会”）的领导层也逐渐为“台独”分子所把持，实际上沦为“台独”的外围组织，使得“台独”思潮通过同乡会的网络、以富有欺骗性的“台湾意识”为包装，在旅外台胞中得到传播与扩散。
70年代起，作为海外“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台独联盟”一直主张“暴力路线”，曾在美国、台湾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1970年4月24日，该联盟派出的杀手黄文雄、郑有才，借蒋经国访美之机向行进中的蒋连开两枪，但因过分紧张而未能击中目标，蒋经国侥幸逃过一劫。这一事件不仅令一直暗中纵容“台独”活动的美国反华势力非常尴尬，也引发了“台独”势力的内部争议，导致当时的“台独联盟”主席引咎辞职，部分狂热分子退出该组织。1987年，基本上停止恐怖活动的“台独联盟”重新进行了一次改组，正式定名为“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并延续至今。
与此同时，台湾岛内的“台独”活动也开始出现。五六十年代，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台独”进行坚决打击，破获了多起案件，使得岛内“台独”势力难以集结，始终不能形成气候。1964年，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彭明敏起草《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1970年，彭刑满释放后在美国特工及岛内“台独”势力的协助下逃出台湾，经瑞典进入美国。彭在美国连续举行演讲会，宣传“台独”主张，对于海外“台独”势力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彭也因炮制出体系较为完整的“台独”理论而被奉为“台独之父”。
70年代之后，随着拥有不少信徒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领导权为“台独”分子所掌控，并相继发表带有“住民自决”色彩的声明，甚至公开提出要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岛内“台独”势力开始有了立足之地。
真正标志着“台独”势力在岛内的集结与发展的则是台湾“党外反对势力”的崛起。“党外”原系对台湾非国民党籍人士的泛称，但是，自70年代初起，随着非国民党籍人士在各级选举中不断得势并开始集结，“党外”一词被大量使用，逐渐成为无党籍人士中“政治异议分子”所共同使用的称号。虽然“党外反对势力”的政治态度、统独观念不尽相同，但其主流派大多具有浓厚“台独”思想。
70年代末开始，部分“党外”人士借选举之机逐步抛出具有“台独”倾向的主张。1978年底，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等五十多名“党外”人士联名发表《国是声明》，声称“反对任何强权支配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1700万人民来决定”，公开提出了“住民自决”的主张。1979年8月，黄信介、施明德、许信良、张俊宏、吕秀莲等又创办《美丽岛》杂志。以后，虽然这股势力在年底的“美丽岛事件”中遭到重挫，但很快便利用岛内外的有利形势恢复起来，并发展成为民进党的前身。
1983年，邱义仁、吴乃仁、洪奇昌等“党外新生代”宣布成立“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该会在成立声明和组织章程中明确载明“台湾未来应由1800万住民决定”。其所出版的《新潮流》杂志更公开宣扬“台湾人民有权选择独立”。该派势力后来也成为民进党主要派系之一和激进“台独”路线的代表力量。民进党逐步发展最终蜕变成不折不扣的“台独党”
1986年9月，“党外”势力正式成立“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该党成立后，即利用其可以进行公开、“合法”活动的有利地位，逐步发展成为岛内“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不过，迫于当时仍处于“戒严”下的政治环境，而且主张统一势力在党内尚有一定影响，民进党仅在创党党纲中延续“党外”时期的“住民自决论”，宣称“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民主、普遍、公平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
此后，在岛内外形势的刺激下，加之海外“台独”分子纷纷返台，民进党内的“台独”气焰越来越嚣张，加快了走向“台独”的步伐。1990年10月，民进党在“四届二全”大会上通过了被称为“一零零七决议文”的“台湾主权决议案”，提出：台湾“主权事实上不及于中国大陆与外蒙古”，未来“宪政体制及内政、外交政策，应建立在事实领土范围之上”。岛内一家报纸就此评论道，“民进党‘住民自决’的纲领已正式化为‘台湾独立’诉求，民进党实际上已脱去外壳，蜕变成了‘台独党’”。
岛内“台独”势力之所以能在近年来得到恶性膨胀，李登辉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李登辉主政后，与“台独”势力相互勾结与利用，成为“台独”分子最大的保护伞。过去，为了防堵海外“台独”分子回台鼓吹分裂，国民党将其骨干分子列入限制入境的“列管名单”（“台独”分子称之为“黑名单”），并禁止岛内任何公职人员参加已为“台独”分子把持的“世台会”年会，更不允许“世台会”在台举行任何活动。但李登辉上台伊始，便允许“世台会”于1988年8月在岛内召开年会，使得大批长期不能进岛的海外的“台独”分子乘机返台，会议公开通过六项“政治决议”，宣称要在台湾“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此后，这些人更发起了“突破黑名单，争取返乡权”运动。到1991年底，海外“台独”势力的代表力量“台独联盟”即基本实现了“迁盟回台”计划，并集体加入民进党，成为该党内部五大派系之一，“土独”与“洋独”实现合流。1992年5月，台“立法院”通过“刑法100条”修正案，“台独”势力获得言论与结社“自由”，大部分在押的“台独”首要分子陆续获释。
李登辉还以推行“政党政治”为借口，压制党内的反“台独”力量，甚至公开提出“奶水论”，即要为民进党成长壮大提供营养。1990年10月，民进党准备提出“一零零七决议文”，国民党内及社会上均有应对此“依法处理”的强烈呼声，民进党一度陷入被动处境。但李登辉适时派人与民进党“辟室密谈”，为其出谋划策，让该党在“保留原文精神”的前提下，对内容作适当调整，李登辉以此压住台当局内部的反对声浪。
1991年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后，引发了台湾社会普遍的“愤慨、不安与焦虑”。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有人提出对此案的处理意见，但李登辉不仅以“执政党不是法院”为借口表示反对，反而诬称“台独是中共逼出来的”，为民进党搞“台独”百般辩解。这使得台当局内部主张打击“台独”的力量无法下手。
李登辉还积极落实“台独”主张，做了“台独”分子无法做到的事，为“台独”势力壮威打气。民进党很早就推动“实质制宪”运动，李登辉就从1991年起，与民进党联手进行了五次“修宪”，对“民意代表”及台湾当局领导人产生方式进行变更，以“宪政体制改变”为名行改造国民党“法统”、建立与“中华民国在台湾”相适应的“宪政架构”之实。民进党一向主张台湾“加入联合国”，李登辉便从1993年起连续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运动，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民进党主张为“台独”植根，建立“命运共同体”，李登辉就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分裂路线，提出“生命共同体”、“新台湾人主义”等主张。一些“台独”分子公开表示，李登辉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向民进党领导层传话，称他讲的两岸统一都是假话，他“真正的目的与民进党一样，只是所使用的方法手段不同”。这自然让“台独”分子更加猖狂、有恃无恐。
由于李登辉大力推行分裂路线，并对“台独”势力持纵容与怂恿的态度，为民进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因而，90年代以来，民进党及“台独”势力得到恶性膨胀，逐渐发展成为可以对国民党执政权构成严重挑战的力量。去年，李登辉又一手造成国民党分裂，并公开抛出“两国论”，岛内舆论直指李登辉是在“暗助民进党”。在今年3月台湾大选进入关键阶段时，李公开表示要“和平转移政权”，其亲信人马更是一个个地跳出来，声称只有实现“政党轮替”才能延续“李登辉路线”，结果李登辉暗中推动“弃连保扁”的传言在基层广泛扩散，为民进党上台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民进党策略改变并不意味着其“台独”立场的任何实质性调整
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岛内“台独”势力欣喜若狂，声势上涨。在中国政府的震慑下，民进党被迫推动以淡化“台独”主张为核心的“政党转型”。1995年9月，当时的党主席施明德在美国公开宣称，“台湾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进党执政后“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在当年底的“三届立委”选举后，民进党又与主张统一的新党“搁置统独争议”，进行“大和解”，在“台独”势力内部引发很大争议。
1996年选举惨败后，民进党内部围绕败选原因相互指责。彭明敏愤而成立“建国会”，公开表示“台湾要独立建国，不能寄望于民进党”，声称该会的成立就是对民进党的“抗议与出走”。民进党内一批“新生代”则针锋相对地发起了“反对运动大辩论”，并发表《台湾独立运动的新世代纲领》。激进“台独”势力又反击这份纲领“首先贬低台独、模糊台独、俗化台独，甚至丑化台独，然后脱下台独旧衫”，“实际上就是‘反台独宣言’”，导致两派势力的矛盾公开化。此后，激进“台独”势力加快组党步伐，于当年10月正式成立“建国党”，公开与民进党分道扬镳，“台独”势力内部发生分裂。
必须看到，民进党内部虽然多次出现修改“台独党纲”的声音，但该党一直没有对其“台独”立场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整，在政党“转型”过程中也不断出现摇摆与反复，表明该党的政策调整不过是出于捞取选票的策略考虑，有很强的投机性，民进党还是一个“台独党”。吕秀莲充分暴露出“台独”急先锋的真面目
为了实现“台独”梦想，吕秀莲很早就选择了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在国际上制造或“一中一台”作为“突破口”。1991年，她创立“台湾加入联合国促成会”，在岛内外不断举办活动。1992年底，她在当选“立委”并进入“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后，更利用“合法”身份推动台当局开展“加入联合国”活动。此后，虽然李登辉接受民进党的主张，开始推动“参与联合国”，但吕秀莲仍不甘寂寞，频频制定各种计划，策划宣传活动，并为当局出谋划策。
吕秀莲从1992年起就在国际上宣扬“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还异想天开地要到大陆宣传分裂主张。1994年8月，她又在岛内变本加厉地发起所谓“我的国家叫台湾”的“为台湾正名”请愿活动，并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台湾早已不是中国领土”，首次提出了两岸是“历史远亲，地理近邻”的奇谈怪论。
1995年4月，吕秀莲竟然跑到一百年前《马关条约》的签约处———日本下关春帆楼，声称《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虽是中国的大不幸，却是台湾人的“大幸”，发表了一通“幸亏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谬论，不仅背祖忘宗、认贼作父，也是对曾顽强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先民的极大污辱。吕秀莲与五六十年代的“皇民化台独”分子完全是一丘之貉，其丑态不堪入目，即使在当今的“台独”势力内部也属罕见。